第二十章 成立我的基金會：致力於資助教育、促進和平
1905年6月，我捐出了第四筆錢，為年老的大學教授提供1500萬美元的養老金（卡內基教育發展基金會）。為此，我需要從美國所有的教育機構中，選出25名校長作為基金托管人。除了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哈珀因病缺席，其他24位校長都齊聚我家，商議機構的事宜。我也因此有機會和他們成為好朋友。弗蘭克·A.範德利普先生在最初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華盛頓的經驗十分有用。另外，基金會主席亨利·S.普利切特博士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十分看重這個基金會，我知道，很多人不久後就成為受益者，我確信他們完全有資格得到這筆錢，我們的工作也得到他們的認可。在所有職業中，教師可能是最不公平的職業，他們的工資是最低的，盡管他們本該拿最高級別的工資。教師們把一生都獻給了教育年輕人的事業，但隻得到少量的報酬。當我第一次擔任康奈爾大學的信托管理人時，我震驚地發現，教授的工資這麽低，居然還沒有我們的一些員工高。對這些人來說，靠節約存錢無法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因此沒有養老基金的大學，隻好繼續雇用那些教師，盡管他們已經不再具備能力，也不應該再繼續教學。養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公布的第一批受益者名單也說明這一點。其中包括了幾個享譽世界的名字，他們對人類知識的積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許多受益者或是他們的遺孀寫來了十分感人的信。這些信我一直留著，隻要我感到憂鬱，我就會重讀一遍這些信，它們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
我在丹弗姆林的朋友，托馬斯·肖先生（現在是肖勳爵），為一家英國評論雜誌寫過一篇文章，揭露了許多蘇格蘭的窮人無法負擔他們孩子的大學學費，盡管他們已經為此縮衣節食了。在讀完肖先生的文章後，我又有了一個想法，準備拿出1000萬美元的債券，把每年10.4萬英鎊收益的一半，用於資助值得幫助的貧困生，另一半用於改善大學的設施。
這個基金（卡內基蘇格蘭大學信托基金）受托人的第一次會議，於1902年在蘇格蘭國務卿的愛丁堡辦公室舉行，由伯利的巴爾弗勳爵主持會議。出席會議的都是知名人士：巴爾弗首相、亨利·坎貝爾-巴內曼爵士（後來成為首相）、約翰·莫立（現在是莫立子爵）、詹姆斯·布賴斯（現在是布賴斯子爵）、埃爾金伯爵、羅斯伯裏勳爵、雷勳爵、肖先生（現在是肖勳爵）、來自丹弗姆林的約翰·羅斯博士等等。我解釋道，我邀請他們來擔任受托人，是因為我在讀過近期的調查報告後，無法將基金會交托給蘇格蘭大學的機構管理。巴爾弗先生立刻大喊道：“一分錢也不行，一分錢也不行！”埃爾金伯爵是調查團的成員，他也完全讚同。
在閱讀了基金的各項提議和各項細則後，埃爾金伯爵覺得不夠嚴格和具體，有些猶豫是否要接受受托人這個職位。他希望知道自己的職責是什麽。如果隨著時代的進步，受托人覺得這個基金會的目的和運作方式，已經不再適用於蘇格蘭的教育，那麽他們可以更改受益人和申請基金的方式。我給予大多數受托人這樣的權力。伯利的巴爾弗爵士同意埃爾金伯爵的意見，巴爾弗首相也一樣，他說他從來沒聽說過，基金會創始人會願意給受托人這麽大的權力。他質疑這種做法是否合適。
“沒錯，”我說，“巴爾弗先生，我從沒聽說過誰製定的法律可以沿用到下一代，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為自己這一代製定的法律也不完全適用。”
大家發出一陣笑聲，首相自己也開懷大笑，然後他說：
“你說得對，完全正確。但是我覺得你是個偉大的捐贈者，你足夠聰明，還是第一個擁有這樣的觀點的人。”
我建議，隻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擁有這項權利，但是巴爾弗勳爵建議不要少於三分之二。埃爾金伯爵接受了這項條款，接著全票通過了。我確信這是一條明智的條款，日後將會得到證明。這個基金會和我其他的基金會密切聯係，我確信日後會體現出這點的價值。丹弗姆林的埃爾金伯爵毫不遲疑地擔任了這個基金的主席。當我告訴巴爾弗首相，我希望由埃爾金來擔任這個職務時，他馬上說：“在英國，除了他，你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我們所有人都對此十分滿意。問題是：我們上哪去找他的助手？
巧合的是，我們的基金會中有四個人既是英國議員，又獲得過丹弗姆林榮譽市民的稱號，他們是亨利·坎貝爾-巴內曼、埃爾金伯爵、約翰·羅斯博士和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要加入這個圈子，她就是卡內基夫人，她也是唯一一位獲得丹弗姆林榮譽市民稱號的女性。她和我一樣，一直為這座城市奉獻著。
1902年，我當選為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名譽校長，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筆。從此，我進入了一個之前很陌生的大學世界。第一次與全體教職人員的見麵，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坐的那張舊椅子曆史悠久，自聖安德魯斯建校至今的500年間，無數卓越的名譽校長曾經坐過這張椅子。我讀過名譽校長們的演講集，為我即將要作的演講作準備。我讀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話，是斯坦利院長給學生們的建議：“去彭斯的詩句裏尋找你們的信仰。”作為教會的高層和維多利亞女皇的愛臣，他竟然敢於對約翰·諾克斯大學的學生說這樣的話，這表明神學近年來也在進化。彭斯的詩句道出了最好的行為準則。第一條是：“值得畏懼的是你的自責。”這是我早期生活一直信奉的座右銘。第二條是：“對地獄的恐懼，宛如劊子手手中揚起的鞭子，但你感覺到的榮譽，則成為你的邊界。”
約翰·斯圖爾特·米爾校長給聖安德魯斯學生作的演講也十分精彩。顯然，他想要把最好的都教給他們。他強調音樂在高質量生活中的重要性，純粹的、優雅的娛樂是高貴的，這也是我自己的親身體會。
我邀請了四所蘇格蘭大學的校長和他們的家人，到斯基沃度假一周，這給我和夫人帶來了許多樂趣。蘇格蘭大學信托基金的主席埃爾金伯爵，伯利的巴爾弗勳爵及夫人都參加了首次聚會。後來，“校長周”成為每年固定的傳統，我們也因此成為了朋友。大家一致同意這樣對大學也有好處，因為可以激發大學間的合作意識。在第一次參加完“校長周”後，蘭校長握著我的手說：
“蘇格蘭大學的校長們花了500年也沒學會怎麽開始合作，但大家在一起待上一周就找到解決方案了。”
1906年，我們在斯基沃度過了一個難忘的聚會。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院長，同時也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曾外孫女，愛格妮思·歐文小姐，和我們一起度過了校長周，所有人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大概150年前，富蘭克林在聖安德魯斯大學獲得了他人生中第一個博士學位，他的200年誕辰的慶祝儀式在費城舉行，聖安德魯斯大學和全球其他大學一樣發去了賀詞。聖安德魯斯大學也授予了他的曾外孫女一個學位。作為名譽校長，學校委托我為她頒發這一榮譽。這個儀式在第一個晚上舉行，許多觀眾出席了，當晚共發表了兩百多篇祝詞。觀眾們或許都被深深地打動了。聖安德魯斯大學是第一個授予富蘭克林學位的學校，如今，在147年後，它把同樣的學位授予了他的曾外孫女（這是由於她作為拉德克利夫學院院長的功績）。而且是由從大西洋的另一頭趕來，和富蘭克林一樣出生在英國，卻成為美國公民的名譽校長親自為她授予了學位。這次儀式是在富蘭克林的安息地費城舉行，場下聚集的全是紀念他的群眾。一切都十分完美，我感到非常榮幸，能成為這場得體又恰當的儀式的參與者。聖安德魯斯大學的唐納森校長能有這樣的創意真是太棒了！
在我沒有作續職答辯的情況下，聖安德魯斯的學生們就一致通過由我繼續擔任名譽校長一職，這讓我十分感動。我很喜歡“校長之夜”，沒有其他教職員工在場，學生們可以暢所欲言，我們總是過得很開心。第一次“校長之夜”後，唐納森校長給我看了秘書處提交給他的報告：“某某校長給我們演講，某某校長隻顧自己講，他們都高高在上地站在講台上。隻有卡內基先生是坐在我們中間，和我們親切交談。”
我經常想到要資助高等教育機構的問題，但是我相信，像哈佛或者哥倫比亞這樣主要的大學已經夠大了，它們都擁有5000～10000名學生，沒有必要再進一步擴張了。而小規模的機構（尤其是學院）則急需幫助，因此資助這些院校更加的明智。因此，我把對教育的資助限製在這個範圍內，並對這個明智的決定十分滿意。後來，我們發現洛克菲勒先生的教育基金“大眾教育委員會”，和我們的基金會不約而同地都在這個領域努力，有時候會發生一些衝突。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能加入他的委員會，我同意了。很快，我們發現合作的效果要好得多，至今我們仍保持合作關係。
在給院校的資助過程中，我有很多朋友獲得了像查利·泰勒一樣的榮譽。迪金森學院的康威禮堂是以孟軻·D.康威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傳，被文學協會稱為“文學作品”。具體的評價是這麽說的：“這兩冊放在桌子上的書，是一堆自傳垃圾中的寶石，閃閃發光。”這也影射了許多想要加入寫自傳行列的人。
康威先生自傳的最後一章的最後一段是這麽寫的：祈求和平吧，我的讀者們。祈求和平不是向自然禱告，而是依靠你遇到的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隻是祈禱“請賜予我們和平”，而是自己要盡力去爭取！這樣，盡管世界充滿衝突，至少我們心中充滿和平。
我的朋友一下子點明了人類最深處的恥辱。毫無疑問，戰爭應該在文明國家間消失。
為了紀念埃德溫·M.斯坦頓，我在俄亥俄州的凱尼恩學院設立了斯坦頓經濟學名譽教授一職。在匹茲堡，我還是小信差時，曾給斯坦頓先生送過電報。後來到了華盛頓，我成為斯科特部長的助理時，他對我也十分友好。類似的情況還有，克利夫蘭市的西儲大學的漢納會長之席，布朗大學的約翰·海圖書館，漢密爾頓的第二個埃利·魯特基金會，韋爾斯利的克利夫蘭夫人圖書館。可以用我的朋友來命名這些捐贈，我十分開心。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來紀念我了解、喜歡和尊敬的朋友。我也希望我能捐贈一座道奇將軍圖書館和蓋裏圖書館，但是他們母校已經給了他們這樣的榮譽。
我給漢密爾頓學院的第一筆捐贈，本打算命名為“埃利·魯特基金會”，但是這位最能幹的國務卿，羅斯福總統眼裏“最聰明的人”在處理這件事時，根本沒有對大學高層提到這點。當我指責他為何要放棄這樣的權利時，他笑著回答道：
“好吧，我答應你，下次你再捐贈的話，我不會再騙人了。”
第二次的捐贈終於彌補了這個遺憾。這次我十分謹慎，沒有把這件事直接交給他負責。漢密爾頓的魯特基金會終於成立了，他再也沒能力撤銷了。魯特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既質樸又崇高，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羅斯福總統說過，他願意爬出白宮，隻要這樣做能確保魯特當上總統候選人，並有機會當選。有人認為他過於軟弱，因為他曾經為一些公司辯護，但是不善言辭，無法籠絡人心；有人認為他就是一個謙讓、不善交往的政客，隻能討好一些水準低下的站票群眾。他的政黨作出了愚蠢的決定，沒有將他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我與漢普頓和塔斯克基學院的聯係，提高了黑人的地位，這讓我既滿意又高興。我還有幸認識了布克·華盛頓。他不僅自己擺脫了奴隸身份，還幫助上百萬黑人提高了教育水平。我向塔斯克基學院捐贈了60萬美元，幾天之後，華盛頓先生來拜訪我，問我是否能允許他提一個建議。我說：“當然可以。”
“你十分好心地在基金中劃出一定數目的錢，用於資助我和我妻子未來的生活，對此，我們十分感激。但是，卡內基先生，這個數目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需要，對我們黑人來說，這算是一筆財富了。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已經不再是個窮人，不用再一直想著省錢。你願意更改一下條款，把這個數目刪去，用‘隻提供適當的資助’來代替嗎？我相信受托人的決定，我和夫人隻需要少量的錢。”
我同意了，現在這個條約仍然有效，但是當鮑爾溫先生向他要原件，代替修改後的文件歸檔時，他告訴我，這個高貴的人拒絕了。這份文件本來是要永久保存，並流傳下去，但是他把它放在一邊，用修改後的文件歸檔。
這顯示出這位黑人領袖的高尚品格。他是在世最真實、最具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所有優秀的品質。有幸認識這樣純潔高貴的靈魂，見識到世上人性的最高境界，這已經讓人大開眼界。如果問當今時代，或者算上過去的時代，誰是從最底層奮鬥到最高層的代表，答案肯定是布克·華盛頓。他從黑奴奮鬥到黑人領袖，是現代的摩西和耶和華的結合體，領導著黑人不斷進步。
在和這些機構的聯係中，我接觸到了他們的官員和受托人——比如說漢普頓的校長霍裏斯·B.夫勒瑟爾，羅伯特·C.奧格登，喬治·福斯特·皮博迪，喬治·麥卡納尼和威廉·H.鮑爾溫。（唉，最近才離我們而去！）他們都是為他人工作的人，能夠和他們交心是我的福氣。庫珀協會，技工和零售商協會，事實上我對每個機構都很感興趣，他們許多人都獻出大量的時間和想法。不是“狹隘地為了自己”，而是本著解救他們不幸的同胞的崇高理想。
我在職業生涯早期就向教堂捐贈過管風琴。受益者是我的父親曾在阿勒格尼參加過的一個不到100名成員的史威登堡教會。在我認為這麽少人不必建一個新教堂後，我捐贈了一架管風琴。很快，其他教堂要求管風琴的申請像雪片般飛來，從匹茲堡的天主大教堂到鄉村的小教堂，這讓我忙碌不已。看來，每一個教堂都需要一架更好的管風琴。而且由於新的管風琴是免費的，他們把舊的賣掉還能淨賺一筆。一些為小教堂訂的管風琴幾乎要撐破教堂的屋頂，第一次捐贈的對象史威登堡教會就是個例子。還有一些教堂，在申請前就已經買了新管風琴，卻希望我們報銷這筆費用。最終，我們形成了一套嚴格的捐贈係統。申請的教堂需要填寫一份列有很多問題的文件，然後交還給我們。現在負責捐贈的部門已經係統化，根據教堂的大小，劃分了捐贈的等級。
蘇格蘭高地有人指責我，認為捐贈管風琴給教堂，詆毀了基督崇拜。那些嚴苛的長老教會員還公然抨擊我，說我圖謀不軌，“用裝滿哨子的箱子來代替上帝賜予我們人類的嗓音。”此後，我決定要找人分擔我的罪責，因此，我要求每個教堂承擔一半新管風琴的費用。在此基礎上，管風琴部門仍然生意興隆，對管風琴的需求依然很大。此外，由於人口不斷增長，不斷有新的教堂成立，管風琴也是必需的。
看來這個項目會無窮無盡。我要求教堂支付一半的費用，為的是確保這筆支出是必需和合理的。從我自身的經驗來說，我相信教堂儀式的間隙演奏聖樂是有益的。音樂可以在布道之後，緩慢地幫助人們疏解壓力。我覺得花在管風琴上的錢是值得的，所以我們繼續這樣的捐贈。
在我所有的慈善項目中，我的私人養老基金項目給了我最豐富最高貴的回報。我認識一些一直很善良和友好的人，但由於種種原因，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體麵的晚年生活。我為他們提供了舒服的環境，讓他們不用再為生活費用擔心。這帶給我的滿足感是無法比擬的，而花費的隻是一小筆錢。
我驚訝地發現，有很多人需要幫助才能安享晚年。在我退出商界前，就開始資助一些這樣的人，我也從中獲得了很大的滿足感。養老金名單上每一個人都是完全有資格得到這筆資助的，這實際上是一份充滿榮譽和關愛的名單，一切都是值得的。這份名單是保密的，沒人知道名單上有誰，我也從未對他人透露過任何消息。
我從沒想過這樣的問題：“我做的這些善事有什麽好處？”我想最好的答案，是名單上的朋友們給我的滿意的回複，這才是我需要的。我擁有的財富遠遠超出了我該得的份額，因此，我從不向神明再要求什麽。在普遍規律麵前，我們應該低下頭，遵守內心的指示，不索取，不害怕，做好我們的本職工作，不求回報。
的確，施予比接受更有福。我確信，如果我們的位置對換，這些朋友們都會願意為我這麽做。我收到了很多珍貴的感謝。一些人告訴我，他們每天晚上禱告時都會提到我，祝福我。我經常忍不住表達我的真實情感：
“不要為我祈禱，”我說，“不要為我要求更多。我得到的已經遠遠超過應有的份額了。最公平的待遇就是拿走我大部分的財富。”這不隻是嘴上說說，而是我的真心話。
鐵路養老基金也是類似的性質。許多匹茲堡鐵路的老工人或者他們的遺孀都受到了資助。這個基金會是多年前成立的，已經發展到現在的規模。受益人大部分曾是我在賓夕法尼亞州擔任主管時手下的員工，或他們的遺孀。他們如今都需要幫助。我第一次和這些鐵路工人接觸時，我還是個小男孩，因此我還能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對我十分友善，大部分這個基金會的受益人我都認識，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為工廠的工人設立的400萬基金（鋼鐵工人養老基金），幫助了上百位素未謀麵的工人，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我記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