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設立公共公園，榮譽比加冕更重要

我很早就意識到和平的重要性，至少在說英語的國家之間要維持和平。1869年，當時最大的軍艦英國“君主號”下水時，不記得出於某些什麽原因，人們都傳說，她能輕易地使美國的城市一座接一座地臣服，她是所向披靡的。當時我就給在英國內閣的約翰·布賴特發了封電報（那條線路剛剛開通）：“君主號的首要及最有意義的任務應該是將皮博迪的靈柩運回美國。”

我沒有在電報上署名。奇怪的事，這件事真的應驗了。“君主號”成為了英美之間的和平使者，而不是破壞者。許多年後，我在伯明翰的小型晚宴派對上，遇見了布賴特先生，告訴他，我就是當年那個匿名給他發電報的人。他說他那時很驚訝，為什麽電報上沒有署名，並表示他當時心裏也正是這麽想的。我相信他說的是真的，值得信任，他才是大功臣。

內戰時期，當聯邦需要朋友時，他是聯邦的支持者。在世的公眾人物中，我最喜愛的一直就是他，他也是我父親的偶像。最初，他曾被人指責為狂熱的激進分子。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主張，直到整個國民都支持他的觀點。主張和平的他，認為克裏米亞半島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索爾茲伯裏勳爵後來承認的那樣，英國押錯了賭注。我有幸得到了布賴特家族的授權，以朋友的身份，將國會裏的舊的曼徹斯特·布賴特塑像換成了新的複製品。

早年對英國的幾次訪問，讓我對英國和平協會產生了興趣，我參加了許多相關會議。後來，我又被克裏默先生創立的議會聯盟所吸引，他是議會中著名的工人代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裏默先生。當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得到8000英鎊的獎金後，他立即把這筆錢都捐給了仲裁委員會，隻留下1000鎊以備不時之需。這是高尚的奉獻精神，真正的英雄視錢財如糞土。克裏默先生靠著做點小生意，每周賺幾美元，來維持他在倫敦的生活，繼續在國會擔任議員。而現在有一大筆錢從天而降時，為了和平事業，他大方地捐贈出去，這就是英雄主義最好的體現。

1887年在華盛頓，我有幸把仲裁委員會引見給了克裏夫蘭總統。他熱情友好地接待了委員會的成員，並向他們保證會真誠地與他們合作。從那天起，我越來越重視怎樣防止戰爭，以致忽略了所有其他事情。第一屆海牙會議的一個令人驚訝的舉動使我相當快樂。會上第一次提到了裁軍問題（後來證明這隻是白日夢），還設立了一個永久性的法庭來解決國際爭端。我見證了人類為了和平跨出的最大一步。而且之前都沒有太多討論，就好似靈光一閃。顯然，卓越的想法能使會議更精彩。

如果霍爾斯先生能活到現在（他的死曾讓我深感悲痛），和他的上級安德魯·D.懷特一起，作為即將到來的第二屆海牙會議的代表，我覺得他們倆可能會促成國際法庭的建立，以用於廢止戰爭。正是這位霍爾斯先生，連夜從海牙出發去德國，帶著上級的指示，會見德國皇帝和外交部長，最終說服他們接受了最高法庭的意旨，不會像之前他們威脅的那樣，撤出他們的代表團。霍爾斯先生這次的舉動值得被載入史冊，他是人類最偉大的公仆之一。哎，可惜他在壯年時期就去世了。

國際法庭成立的日子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它敲響了喪鍾：永遠廢止殘殺同胞這一最深重最黑暗的惡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天到來時，世界各地都將為之慶祝。到那個時代，一些迄今為止被稱為英雄的人會被人遺忘，因為他們沒能推動和平與善行來代替戰爭。

當安德魯·D.懷特先生和霍爾斯先生從海牙回來後，他們提議我提供資金，在海牙建造一座和平教堂。我告訴他們我不會那麽冒昧。如果荷蘭政府向我提出那樣的要求，那麽我會樂於考慮此事。他們反駁說，政府不太可能會這麽做，但我堅持說我不會冒昧地做這件事。

最終，荷蘭政府真的通過在華盛頓的大使基弗爾男爵，向我提出了這個要求，我很欣喜。然而，在寫給男爵的信中，我小心地提到給他們政府的匯票會在適當的時候送出。我沒有寄出這筆錢，荷蘭政府派人直接從我這裏把錢帶走了，這張150萬的匯票被當成紀念品保存了下來。在我看來，能夠行使如此神聖的職責，資助建造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聖的建築，這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夢寐以求的。我甚至認為它的價值超過聖彼得大教堂，或是用於信仰上帝的其他建築。正如路德[1]所說的：“我們無法伺候或幫助上帝，他不需要我們的幫助。”這座教堂帶來了和平，這是人類所急需的，“對上帝最高的崇拜是為人類服務。”至少，路德、富蘭克林和我的觀點一致。

1907年，一些朋友請我出任他們即將成立的紐約和平協會的主席一職，我拒絕了。理由是我十分忙碌，這也是事實。但是後來，我卻因為拒絕這件事而感到良心不安。如果我不願意為和平事業而獻身，那還有什麽值得我犧牲呢？我還擅長什麽呢？幸運的是，幾天以後，萊曼·艾博特牧師、林奇牧師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都前來拜訪我，希望能說服我重新考慮這個決定。我猜到了他們的意圖，並坦白告訴他們無需多說什麽，我的良心一直很不安，我接受擔任主席一職，並將履行好我的職責。接著（第二年四月）就召開了曆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和平協會會議，來自35個州的代表團參加了會議，此外還有很多優秀的外國人士。

此時，我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第一枚勳章。法國政府授予我法國國家騎士勳章。在我主持的紐約和平協會宴會上，埃斯圖內勒·德康斯坦男爵出現在台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並在觀眾的歡呼聲中把勳章授予了我。這確實是一個極大的榮譽，我十分感激。因為這是對我為國際和平作出的努力的肯定。這並不是過高的榮譽，所以我應該享受這個榮譽。這個榮譽也提醒我，必須比以往更加努力，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確保自己更符合他們的標準——他們在授予儀式的演講中，認為我已經達到了這個標準。

我所有的捐贈中，沒有什麽能比得上丹弗姆林的皮坦克利夫峽穀。那裏充滿了孩子氣的情感——最純潔最甜蜜的氣息。我必須講一下這個故事：

我還記得，在我小時候，丹弗姆林曾參與爭奪過部分大教堂的地產和宮殿遺址的所有權。我的外祖父莫裏斯發動了這次爭奪，或者應該這麽說，他是發動者之一。之後，勞德姨父和莫裏斯舅舅繼續著這場爭奪，莫裏斯舅舅還被指控煽動一群人拆了一座牆。最高法庭最終判城市居民勝出，於是地主下令，“莫裏斯家族禁止進入大峽穀地區。”作為莫裏斯家族的一員，我和表哥多德一樣，被禁止進入。好幾代的皮坦克利夫峽穀的地主和居民們都衝突不斷。

在我看來，皮坦克利夫的大峽穀是獨一無二的。它毗鄰修道院和宮殿遺址，西邊和北邊與鎮上的兩條主幹道相接。它的麵積在60到70英畝之間，整個地區都有樹蔭庇護，山上的樹木枝葉茂盛。在丹弗姆林的孩子心中，這裏就是天堂，我當然也是這麽想的。當我聽到“天堂”兩個字時，我腦子浮現出的就是皮坦克利夫峽穀，這是我心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當時，隻要我們能從開著的門、圍牆上麵或是鐵門下麵，不時地偷看上一眼裏麵的景色，我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幾乎每個星期天，勞德姨父會帶著“多德”和“奈格”繞著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可以俯瞰大峽穀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下麵樹林間飛來飛去的烏鴉。在孩子們眼裏，大峽穀的主人是地位和財富的象征。我們知道皇後住在溫莎城堡，但是擁有皮坦克利夫峽穀的不是她！皮坦克利夫的亨特家族，也不會用峽穀和她交換任何東西，或是和任何其他人交換。我們都確信這一點，因為換了我們，我們也不願這麽做。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時期見過的建築物中，沒有什麽能比得上皮坦克利夫的雄偉壯觀。勞德姨父曾對我的未來作過很多預測，但他如果能想到，我會變得如此富有和幸運，成為皮坦克利夫的地主，他可能會對我另眼相看。我能夠把我童年的天堂還給丹弗姆林，作為公共公園開放，這樣的榮譽比加冕還重要。

當羅斯博士小聲告訴我，亨特上校可能會被說服賣掉大峽穀時，我的耳朵立刻豎了起來。博士認為他的要價相當高，之後我就沒有聽到進一步的消息了。1902年秋天，我身體不適，在倫敦養病時，突然想起了這件事，我發電報給羅斯博士，請他來見我。一天早晨，卡內基夫人走進我的房間，讓我猜猜是誰來了，我猜是羅斯博士。當然是他，我們談論了皮坦克利夫峽穀。我建議讓我們共同的朋友和老鄉，愛丁堡的肖先生（丹弗姆林的肖勳爵）去會見亨特上校的代理商。他會讓代理商明白，如不考慮我這個熱心的買家，不和我做這筆交易，他們總有一天會後悔。因為我可能隨時改變主意或者突然過世。肖先生聽完博士的話後說，他第二天早晨和亨特的律師有一個約會，談論另一樁生意，他一定會替我們轉告的。

之後不久，我就坐船回到紐約。一天，我收到肖先生的電報，說地主給出的價格是45000英鎊，可以成交嗎？我回電報說：“是的，隻要羅斯同意就行。”在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複：“向皮坦克利夫的新地主致敬！”因此，我開心地得到了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偉大的頭銜。國王？他隻不過是國王而已，他沒有馬爾科姆國王的高塔，沒有聖瑪格利特的聖殿，也沒有皮坦克利夫峽穀，可憐的男人。擁有這些的是我。如果國王來丹弗姆林遊覽的話，我很願意屈尊帶他遊覽這些勝地。

作為公園和峽穀的所有者，我發現如果能把錢交給具有公共意識的人手中，就能為社區的大眾謀福利。我很放心地把皮坦克利夫公園交給羅斯博士打理，他建議應該要成立一個管委會，於是我們共同同意了一組人，並邀請他們到斯基沃來組織。他們認為應該把它作為公園送給小鎮，甚至沒有對羅斯博士提出任何其他想法。當他們聽說這個公園花費了50萬英鎊，還要承擔5%的利息，而我做這些全部是為了丹弗姆林的利益後，他們都驚呆了。

管委會接手大峽穀已經有12年了，這個公園當然受到了人們的熱烈歡迎。這裏鮮花盛開，兒童狂歡，還吸引了許多附近小鎮的居民。管委會采用各種方式，成功地做到了委托書上提到的要求：

給丹弗姆林的勞苦大眾單調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愉快和色彩”，給他們——尤其是孩子們——帶來一絲魅力和幸福，為他們創造其他地方的居民沒有的美好的生活環境，讓這些孩子日後不管身處何處，回憶起家鄉時都會感到童年是多麽的美好和快樂。如果你們做到這些，你們就成功了，反之則是失敗。

這段文字讓我得到了前加拿大總理格雷伯爵的友誼。他寫信給羅斯博士：“我必須要認識一下今天早上《泰晤士報》上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們在倫敦見麵了，立刻覺得相見恨晚。他有著一顆仁慈的心，很快就把公益放在心上，並留在了倫敦。如今，格雷伯爵是英國一個1000萬美元基金會的受托人。

所以說，皮坦克利夫峽穀是我所有捐贈中最滿意的一次。當年激進的領袖托馬斯·莫裏斯的外孫，貝利·莫裏斯的外甥，尤其是我德高的父親和英勇的母親的兒子，站了出來，成為新主人，將大峽穀和公園永遠交到了丹弗姆林人民手中，多麽富有詩意啊。這是一個真正的傳奇，是任何幻想或小說構想都無法比擬的。似乎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仿佛聽見耳語聲：“你沒有虛度光陰，一點也沒有。”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這和我的其他所有捐贈完全不同，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從我停止積累財富，從事慈善事業，到現在已經過了十三年了。要是我等到賺夠了錢就退休的話，也許我不管是在賺錢還是花錢方麵都不會成功。我有閱讀、寫作和演講的習慣和愛好，在退出商界前，我還認識了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朋友。在退休後的幾年裏，我一直沒有再回工廠看看，因為這會讓我想起許多已經不在的朋友。已經沒有幾個老朋友還在世，還能和我用以前的方式握手了。會叫我“安迪”的老人也隻剩下了一兩個。

然而，不要以為我忘記了我那些年輕的搭檔們，或是以為他們在我適應新環境時起的作用一點不重要。絕對不是！最令我安慰的是，他們迅速組織成立了卡內基老夥伴協會，直到最後一個成員逝世才會解散。我們每年都會在我紐約的家裏聚會，這樣的快樂如此強烈，可以持續到下一年聚會。一些老夥伴們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參加聚會，我們之間的故事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回憶之一。我可以確定，我會一直記得和“我的孩子們”之間的感情，因為我的心裏一直記掛著他們。這是我從上帝那裏得到的眾多恩寵之一，很多次我在沉思時，都會想到這點，我會對自己說：“情願散盡財富，也不做億萬富翁。”

我和夫人都很樂意結識朋友，一些優秀的男男女女。但是這沒有改變我們倆對“孩子們”的共同喜愛。她和我一樣惦念著他們，這讓我很欣慰。她提出，在我們紐約的新家首次舉行第一屆老夥伴晚宴。“夥伴們優先”是她的原話。所以說，卡內基夫人當選第一位名譽會員，我們的女兒當選第二位榮譽會員是有原因的。他們在我們心中的地位是穩固的。盡管我年紀大了，但我們在一起時“都是孩子”。我們有互相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標，都能為彼此著想，而不是想著自己，深厚的感情使得我們就如同兄弟般團結。我們首先是朋友，之後是夥伴。45個夥伴中，有43位維持了一生的兄弟關係。

另外一件年度盛事，是在我家舉行的文學晚宴，由《世紀》的編輯，我們的好朋友理查德·沃森·吉爾德先生主辦。他會引用賓客們一年來的作品中的句子，寫在給賓客們的卡片上。這種做法十分得體，贏得了大家的歡心。之後的見習演講又調動了晚宴的氣氛。1895年晚宴的榮譽客人是約翰·莫立，每個餐盤上都放著印有他作品中引言的卡片。

有一年，吉爾德早早來到晚宴現場，希望能為賓客安排座位。座位已經安排好了。但是他說，幸好他看了一下，他發現約翰·伯勒斯和歐內斯特·湯普遜·西頓的座位排在一起。他們當時正處於一場關於獸類和鳥類習性的激烈爭論中，兩人在評論中都有點口不擇言，處於勢不兩立的關係中。吉爾德說決不能把他們安排在一起，他已經把座位調開了。我沒有說什麽，但是偷偷溜進餐廳，又把座位換了回來。當看見他們坐在一起時，吉爾德相當地驚訝。但最後的結果就如我所願，他們和解了，成為了好朋友。這件事的寓意是：如果你想要當和事佬，就選擇一個必須舉止文明的場合，並安排敵對雙方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西頓都很感謝我為他們設計的陷阱。的確，我們隻會痛恨那些我們不了解的人。尋求和解常用的方式，就是邀請，甚至是懇請你的敵人來共進晚餐。大部分爭吵變得激烈，是因為雙方沒有當麵交流溝通，而是從其他人那聽說了他們的分歧。他們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意見，而這些都是可以說清楚的。明智的人會主動伸出和解之手，消除誤解，多交一個朋友，拒絕和解的人則會一直鬱鬱寡歡。沒有什麽可以補償失去朋友的損失，即使這位朋友已經不像之前那麽親密，但他依然是你的朋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朋友們最終會撒手人寰，離你而去。

一個快樂的人會希望所有人都快樂、長壽、有所成就，他不會在別人前進路上設置障礙，而是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他人。在自己的朋友有一些不名譽的行為時，有的人不會繼續維持友誼。對這些人，隻會感到可憐以及無限的惋惜。同時，你也要為自己的損失而遺憾，因為真正的友誼隻能在美德的土壤上滋長。

友情開始凋零時，

總是會出現矜持的禮貌。

以前的親密無間可能會消失，但是彼此間的祝願還能期盼。

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馬克·吐溫更加支持我的退休。當報紙在談論我有多少財富時，我收到了他的來信：

親愛的先生及朋友：

近來你看來財大氣粗。你能借給我這個仰慕者1.5美元，買本讚美詩集嗎？如果你願意借，上帝肯定會保佑你，我可以確定這點。我也會保佑你。如果還有其他申請的話，這封信就不作數。

你的馬克

注：不要寄讚美詩集，寄錢給我，我想要自己挑選。

當他在紐約臥病在床時，我常去探望他。我們在一起十分愉快，即使他躺在**，他還是像以往一樣睿智。一次我要去蘇格蘭，出發前去和他道別。在我離開後，大學教授養老基金會宣布在紐約成立。為此，馬克寫了封信，寄到蘇格蘭，抬頭是“聖人安徳魯”，我引用一段：

你可以拿走我的光環，如果你來告別的時候就告訴我你做了什麽，你在當時當地就能得到它。它是純錫做的，隻能用“責任”買到。

那些與克萊門斯先生（馬克·吐溫）親近的人都領略過他的魅力。喬·傑斐遜，是唯一一個能在言行舉止上與他的雙胞胎弟弟比肩的人，因為他們具有同一種魅力。“瑞摩斯叔叔”（喬爾·錢德勒·哈裏斯）也是一個有魅力之人，喬治·W.凱布爾和喬希·比林斯也同樣如此。這些人為他們朋友的生活帶來了樂趣，他們走到哪裏，就把陽光帶到哪裏。用裏普·萬·溫克爾的話來說：“他們很相似，都是民主黨人。”他們每一個都是無私和熱心的。

公眾隻了解馬克·吐溫先生幽默的一麵，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有著堅定的信念，是一個反對無秩序的衛道士。例如，在靠欺騙而捕獲阿奎納多一事上，他的評論相當尖刻，相比，朱尼厄斯的評論就很溫和。

為了慶祝他的七十大壽，聚會是獨一無二的。大部分賓客都是文學界的，但馬克沒有忘記把億萬富翁H.H.羅傑斯安排在他身邊。他們曾經是患難之交。毫無疑問，大部分文學界的賓客都在致辭中讚揚了他的文學成就。當輪到我講時，我指出，你們也應該注意到馬克作為一個男子漢的成就，就像他的作品一樣能流芳百世。他和瓦爾特·司各特爵士關係緊密。我的這位朋友，像斯科特先生一樣，因為合夥人的錯誤而徹底地破產了。他麵前隻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平坦輕鬆，也是條捷徑——就是法律的途徑，上交他的所有財產，宣布破產，然後重新開始。這樣他也對所有債主有了交代。另外一條路則漫長而又痛苦，需要一生的奮鬥，需要犧牲一切。在這兩條路麵前，他的決定是：

“這不是我對債主負責的問題，而是我對我自己負責的問題。”

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都會遇到一些考驗，決定他們是純金還是浮渣。在危機關頭中作出的決定才能真正檢驗一個人。我們的朋友踏進了火爐，曆練成了英雄。他在全世界作演講，把收入用來償還債務。“馬克·吐溫是個有趣的家夥”，這是大家對他普遍的評價。但是馬克·吐溫也是個真正的英雄，可以和瓦爾特爵士相提並論。

他有一位賢內助。她就像守護天使一般，一直支持著他，陪著他環遊世界，使他能夠像瓦爾特爵士那樣克服一切困難。他也總向他的知己們說起這些。克萊門斯夫人去世後，我第一次探望馬克時，發現他一個人在家。我握著他的手，誰也沒說話，然後他用力握了下我的手，說出了我一生中聽到過的最讓人悲痛的三個字：“家毀了，家毀了。”接著是長長的沉默。我在寫這段時，已經過了許多年，我仿佛仍然能聽見那三個字，我的心也隨之顫抖。

我們今天的社會比父輩的那個時代更加仁慈。隻要我們內心的法官承認這樣的生活很好，我們就不必害怕其他什麽了。

做忠實的自己，

並長久堅持，

且不要對別人虛情假意。

因為在世幾年的錯誤而受到永恒的懲罰，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連魔鬼撒旦都會退縮。

[1] 指馬丁?路德，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