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雇傭小夥伴們為我服務
我的好姨父勞德在教育方麵強調背誦的重要性，因此多德和我受益匪淺。我倆經常在同學或是大人麵前，穿著禮服或襯衫，卷起袖子，帶著紙製頭盔，臉上塗得黑黑的，拿著木條充當劍，扮演成戲劇中的人物，背誦諾沃爾和格雷納溫[1]，羅德裏克·度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2]的台詞。
我清楚地記得在諾沃爾和格雷納溫著名的對話中，我們對於一個重複出現的詞——“該死的虛偽”充滿了顧慮。一開始，我們說到這個不雅的詞時，就微微地咳嗽一聲，這常常會逗樂觀眾。一天，我姨父勸服我們，說“該死”這個詞不是罵人。這是個偉大的日子，之後我們就練習了很多次說這個詞。我總是扮演格雷納溫的角色，會說到這個詞很多次，對我來說，這個禁忌的詞語充滿了魅力。我可以充分理解瑪喬麗·弗萊明[3]的故事。一天早晨，她正在生氣，瓦爾特·司各特遇到了她，問她怎麽樣，她回答說：
“我今天早上非常生氣，司各特先生。我就想說‘該死’，但是我不能。”
從此以後，一個髒詞的表達有了轉折。牧師可以在布道時說“該死”而不承擔罪惡，我們也是，可以在表演中自由地使用“該死”這個詞。還有一段文字讓我印象深刻，在諾沃爾和格雷納溫的鬥爭中，諾沃爾說“我們再次交鋒時，我們的傷害都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寫給《北美評論》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表達，我的姨父剛巧讀到。之後他立刻坐下從丹弗姆林寫信給我，說他知道這個表達的出處。他是所有在世人中唯一會這麽做的。
因為我姨父的教育模式，我的記憶力大大地提高了。我認為應該鼓勵年輕人記憶並反複背誦自己喜愛的文章，沒有比這更有益的方法了。我能快速地記住任何能取悅我的東西，我的一部分朋友對此感到驚訝。我可以記住任何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但如果不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幾小時後我就會忘記。
我在丹弗姆林上學時，有一項測試是要求每天背誦兩首讚美詩。我的策略是直到去上學時才開始看讚美詩。路上隻有五六分鍾的時間，但我能在這段時間裏迅速記住。因為第一節課就是講讚美詩，我能胸有成竹地通過這個考驗。要是讓我三十分鍾後再重複一次，恐怕結局會一塌糊塗。
我人生中從家人以外得到的第一枚便士是來自我的老師——馬丁先生。因為我在全校麵前背誦了彭斯的詩歌《使人類哀痛》。寫到這裏，我想起來在許多年後，當我在倫敦和約翰·莫立一起共進晚餐時，我們聊到了華茲華斯的生平，莫立說起他曾搜索過彭斯的詩歌《年長》，他一直很欣賞這首詩，卻總是找不到標題後的內容。我有幸為他背誦了一部分，他立刻給了我人生中第二枚便士。啊，盡管莫立很偉大，但他不是我的老師馬丁先生。馬丁先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偉大”的人，對我來說，他是真正的偉大。而正直的約翰·莫立則是一個英雄。
在宗教問題上，我們沒有太多的束縛。當其他在校的男孩女孩被迫學習《簡明教義問答手冊》時，出於某種我一直沒有弄清細節的協議，多德和我則可以免修。毫無疑問，我家所有的親戚，莫裏斯一家和勞德一家，對神學的觀點和他們的政治觀點一樣激進。我們家族沒有正統的長老派[4]成員。我的父親，艾特肯姨父和姨媽，勞德姨父，還有卡內基叔叔，都不信仰加爾文教義。不久，他們大部分都在史威登堡學說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我母親總是不願對宗教話題發表意見。她從未對我提起過宗教，也不去做禮拜。因為那時我家沒有仆人，她包攬了所有家務，包括在周日做飯。作為一個愛好閱讀的人，獨神論教派信徒錢寧（Channing the Unitarian）的作品是她當時的興趣所在。她真是個令人驚訝的人！
我的童年時期，籠罩著不安和騷亂的宗教和政治氛圍。在政治世界引起爭議的最先進的思想有：廢除特權，公民平等，共和主義。我聽到了很多關於宗教話題的爭論，受到的影響程度之大，長輩們完全意想不到。我清楚地記得，嚴苛的加爾文教義如同噩夢。但多虧我上文提到過的影響，這種狀態很快就消失了。我心中一直珍藏著一份記憶。一天，當牧師在布道時宣揚嬰兒詛咒理論時，我的父親起身離開了長老教會。
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剛參加長老教會後不久。父親無法接受這種理論，他說：“如果這是你們的宗教和你們的神，我情願尋找一個更好的宗教和一個更高尚的神。”他離開了長老教會，再也沒有回來。但他沒有停止參加各種其他教會。
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他走進禱告室禱告，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名真正的聖徒，總是保持虔誠的心態。所有宗教對他來說都是行善的途徑。他發現，宗教理論有許多，但是宗教信仰隻有一個。我很自豪我的父親比牧師懂得還多。牧師描繪的不是天父，而是舊約中殘酷的複仇者——正如安德魯·D·懷特在自傳中所稱呼的一個“永恒的拷打者”。幸運的是，這種無知的理論已經過時了。
我童年最大的樂趣之一是養鴿子和兔子。每當想起父親不嫌麻煩地為這些寵物建造合適的住所，我都心存感激，我們家成了小夥伴們的總部。母親總是認為家庭影響是保證她兩個孩子走上正道的最好方式。她過去常說，要做到這點，首先要讓家裏充滿愉快。為了能讓我們和圍著我們轉的鄰居家的孩子們開心，她和父親什麽都願意做。
我的第一場商業冒險是雇傭我的小夥伴們為我服務一個季度，報酬是生了小兔子後，能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般來說，我們利用周末為小兔子收集食物。今天回想起這一段，我有些良心不安。我迫使我的玩伴和我定下了條件苛刻的交易，他們都心甘情願地和我一起收集了三個月蒲公英和三葉草，然後得到了這個特殊的回報——少得可憐的回報。唉！我還給了他們什麽呢？一分錢都沒有。
我很珍惜這次經曆，這是證明我組織能力最早的證據。組織能力的發展和我日後在物質上的成功聯係緊密。成功不一定是要我知道什麽或者做了什麽，而是擁有這樣的才能：能發現並選擇比我做得更好的人。這點是任何人都該掌握的寶貴知識。我不理解蒸汽機，但我試著理解比它更複雜的東西——人。1898年，我們坐車旅行之時，停留在一家蘇格蘭小旅館，一位紳士走過來作自我介紹。他是麥金托什先生，蘇格蘭一位大的家具製造商。之後我發現他是一位很不錯的人物。
他說他冒昧的自我介紹是因為他是為小兔子找食物的男孩之一，而且也有一隻兔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想象我能遇見他是多麽開心——唯一一位在後來遇到的一起養小兔子的男孩。我希望和他的友誼能一直維持下去，能夠常常見麵。（今天是1913年12月1日，當我正在讀這份手稿時，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珍貴的短箋，回憶了我們一起度過的童年時光。他現在應該收到我的回信了，相信能溫暖他的心，正如他的短箋也溫暖了我的心一樣。）
隨著蒸汽機的使用和改良，丹弗姆林小製造商的生意每況愈下。於是，我們給我媽媽在匹茲堡的兩個姐妹寫了封信，表達了在深思熟慮後，我們想要去投靠她們的想法。我記得曾聽父母說過，這不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兩個孩子。她們的回信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答案。父母決定拍賣掉織布機和家具。父親常常對著母親、弟弟和我唱一首悅耳的歌：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地，
那裏有廣闊的密西西比河奔流入海，
那裏的人們即使辛苦卻有做人的權利，
窮人也可以收獲大地賦予的果實。
拍賣的過程非常令人失望，織布機幾乎沒賣幾個錢，而我們一家去美國的路費還差20英鎊。這裏我要介紹我母親的終身好友——亨德森夫人的仗義之舉。我母親總能結交忠實的朋友，因為她自己也是這樣的人。
亨德森夫人本來的名字是埃拉·弗格森，我們家都這麽叫她。她冒險借給我們所需的20英鎊，我姨父勞德和舅舅莫裏斯為我們做了擔保人。姨父勞德也給了我們一些幫助和建議，為我們打理了所有細節問題。在1848年5月17日，我們離開了丹弗姆林。當時，我父親43歲，我母親33歲。我13歲，我的弟弟湯姆5歲。他是個漂亮的受人寵愛的男孩，有著一雙晶瑩烏黑的眼睛。無論走到哪裏，都是眾人的焦點。
我就此永遠離開了學校，除了曾在美國時上過為期一個冬季的夜校，以及後來跟著一位法語老師學習了一段時間。好玩的是，這位老師是個演說家，我從他那裏學到了如何演說。我能讀能寫能算，並開始學習代數和拉丁語。在航行中，我給我姨父寫過一封信，後來被退了回來。但這封信表明我那時的書法比現在好。我努力學習英語語法，也大致達到了孩子應該掌握的程度。除了華萊士、布魯斯、彭斯，我很少讀其他讀物，但我能背誦很多篇詩歌。兒時我也讀過童話，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把我帶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故事時，我像進入了一個夢境。
那天早晨，我們離開了心愛的丹弗姆林，坐著汽車沿著運煤鐵路向查爾斯頓駛去。我無法忘記自己站在窗邊，眼淚汪汪地看著窗外，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視線內，最後消失的景象是古老又神聖的大教堂。離開丹弗姆林的14年裏，我幾乎每天早晨都會想，“我什麽時候才能再回去？”很少有日子我不曾想起大教堂塔上寫的有魔力的大字——“羅伯特·布魯斯國王”。我童年所有的回憶，我熟悉的樂園，都集中在古老的大教堂和晚鍾周圍。每天晚上八點，鍾聲響起，這是要我在鍾聲停下前上床的信號。在我的《美國的四駕馬車在英國》一書中，寫到大教堂時曾提到這口鍾，現在我最好來引用一下：
當我們駛下通道時，我和沃爾斯牧師正站在馬車的前排，當聽到大教堂的鍾聲為我和我母親敲響的第一聲時，我的膝蓋一軟，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麵。我轉過身去告訴牧師，我必須放棄。有那麽一刻，我覺得自己快要昏倒了。幸虧我看見前方沒有人群，我還有時間來恢複情緒，我把嘴唇都咬出血來了，我對自己低聲說：“無論如何，保持冷靜，你必須繼續。”世界上再也沒有一種聲音像鍾聲一樣，如此悅耳、優美，讓人陶醉，深深地植入我的靈魂。
曾經，伴著晚鍾，我被抱進小小的睡椅，進入無邪的夢鄉。每晚，父親或者母親會彎下腰，深情地看著我，告訴我鍾聲的含義。經過他們的翻譯，我聽到了許多美妙的語言。這是從天堂和聖父那裏傳來的聲音，在我入睡前，這聲音會慈祥地告訴我，白天做了哪些錯事。鍾聲平和，我知道敲響它的神靈看到了一切，但是並不生氣，從來不會生氣，隻會感到遺憾——非常非常遺憾。今天，當我聽到鍾聲，它仍然並不隻是一種聲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義，聽上去就像在歡迎被流放的母親和兒子再次回到它珍貴的庇護下。老天不會賦予我們任何東西，隻有晚鍾在敲響時能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榮耀。我的弟弟湯姆本應該也在這裏，這是我那時的想法。在我們向新大陸出發時，他也開始領悟鍾聲的奇妙之處。
盧梭希望伴著悅耳的音樂死去。如果我能選擇，我希望在我彌留之際，耳邊伴著大教堂的鍾聲，告訴我人生的賽跑已經結束，就如同哄著備受寵愛的孩子最後一次入眠。
我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提起書中的這一段描述，一些人甚至告訴我，他們在閱讀這段時流下了眼淚。這種感情來自內心，也許這就是為什麽能引起這麽多人的心靈共鳴的原因。
我們坐著小船來到了蘇格蘭福斯橋，坐上了愛丁堡輪船。正當我要被從小船抱到輪船的那一刻，我衝向了勞德姨父，抱緊他的脖子，哭喊著：“我不能離開你！我不能離開你！”一個好心的水手把我從他身上拉下來，舉到了輪船的甲板上。當我回訪丹弗姆林時，我親愛的老朋友來見我，告訴我這是他目睹的最悲傷的一刻。
我們乘坐八百噸的帆船“威斯卡塞特”號，從格拉斯哥的布魯美樂港口起航。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種繩索的名字，還能指導乘客如何應對水手長的命令。因為這艘船的人手不足，迫切地需要乘客們的幫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被水手們邀請享受他們的佳肴——葡萄幹布丁。離開輪船時，我真是戀戀不舍。
剛到紐約時，我很困惑。我曾被帶去愛丁堡拜見女皇陛下，這是我移民前去過最遠的地方了。長途航行前，我們也沒有時間參觀格拉斯哥。紐約是我見過的第一個繁忙的工業區，我得和那裏的人打交道，這種忙碌和興奮使我應接不暇。
停留在紐約期間，一件小事讓我印象深刻。當我在穿過城堡公園的草地保齡球場時，威斯卡塞特號上的一名水手抓住了我的手臂。他是羅伯特·巴裏曼，穿著常見的製服，藍色的夾克，白色的褲子，當時我覺得他是我見過的最帥的男人。
他帶我去了一個飲料攤，點了一杯沙士請我喝。我覺得它就仿佛是神釀的花蜜一樣美味。至今都沒有任何場景比得上我記憶中的畫麵，裝飾精巧的黃銅容器流出了充滿泡沫的佳釀。我路過那個地方時，常常看見那個老婦人的沙士飲料攤。於是我就會想：那個親愛的老水手現在過得怎麽樣了？我曾經嚐試著去尋找他，希望發現他可能正在享受晚年生活，而我能出一份力，使他在遲暮之年多幾分樂趣。但是卻一無所獲。他是我心中的湯姆·鮑林[5]的完美形象，當唱起這首感人的老歌時，唱到“男性美的化身”時，眼前就會浮現我的老朋友巴裏曼。唉！隻是他早已步入天堂。他在航程中的友善之舉，使一個小男孩成為他忠實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紐約，我們隻認識斯隆夫婦，他們是大名鼎鼎的約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婭·道格拉斯）是我母親在丹弗姆林兒時的玩伴。斯隆先生和我的父親曾是紡織業的同事。我們拜訪了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款待。值得高興的是，1900年威利從我那買了一塊地，就在我們紐約房子的對麵。他把地送給了兩個結婚的女兒，這樣我們的第三代子孫又可以成為玩伴，就像當年我們的母親在蘇格蘭時一樣。
紐約的移民代理人勸說我的父親取道伊利運河，經由布法羅和伊利湖到達克利夫蘭，然後再沿著運河到達比弗縣。這段行程在當時花了三周時間，而現在隻需要坐十小時的火車。
當時匹茲堡沒有通火車，西部其他城市也都沒有。伊利鐵路當時還在修建中，我們在旅途中看到成群的工人正在施工。年輕人從不挑剔。當我回顧這三周運河之旅時，隻有純粹的快樂。所有不愉快的經曆早就從我的回憶中淡忘，除了有一個晚上，在比弗縣，我們被迫留在躉船上，等待將送我們去匹茲堡的蒸汽船。這是我們第一次領略到蚊子的凶猛。我的母親被叮咬得相當嚴重，以至於第二天早上幾乎無法看清事物。我們看上去都很可怕，但那個晚上，即使是被叮咬的痛苦也沒有打擾到我的熟睡。我一向能睡得著，從來不知道：“可怕的夜晚，地獄裏的孩子。”
我們在匹茲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我們的消息，他們熱情親切的問候讓我們忘記了所有煩惱。我們和他們一起，在阿勒格尼（Allegheny）住下。霍根姨父的一個兄弟在麗貝卡街尾開了家小織布店，有二層樓，樓上有兩個房間，我們就在那裏住下了（不需要付房租，房子是艾特肯姨媽的）。我的姨父放棄了織布業，我的父親代替了他，開始製作桌布。他不僅織桌布，之後還像商人一樣，走街串巷去推銷。因為沒有商人願意大批地進貨，他被迫自己挨家挨戶地推銷，收入相當的微薄。
像往常一樣，我母親又挺身而出，沒有什麽可以打倒她。年輕時，為了賺零花錢，她曾跟她父親學過給鞋子鑲邊。而這項技能如今得為家庭增加收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的父親，和我的外祖父一樣，也是一位鞋店老板。他是我們在阿勒格尼的鄰居。我母親從他那裏接到了工作，此外她還要做家務——我們當然沒有傭人。這個偉大的女人一周能賺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半夜。白天和晚上如果有空，沒有什麽家務時，她會讓我弟弟坐到她膝蓋上，讓他幫忙穿針、蠟線。她會給他背誦蘇格蘭歌謠的精華，或是給他講一些寓言故事，就像她以前給我講的那樣。
比起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這是正直的窮人家的孩子最珍貴的優勢之處。我的母親是護士、廚師、管家、老師；我的父親則是榜樣、向導、顧問和朋友。我和我弟弟就是這樣被撫養長大的。與這樣的遺產相比，那些富家子弟或貴族子弟又能得到什麽，能與其相提並論？
我的母親一直很忙碌，但這沒有阻礙她成為鄰居心目中智慧和善良的化身。他們要是有了麻煩，總能得到我母親的建議和幫助。許多人曾告訴我很多我的母親為他們做過的事情。所以後來，不管我們居住在哪，富人和窮人都會來找她，詢求合理的建議。我的母親總能在鄰居中脫穎而出。
[1]Norval and Glenalvon，蘇格蘭詩人約翰·霍姆的戲劇中的人物。
[2]Roderick Dhu and James Fitz-James，蘇格蘭詩人司各特的長詩《湖上夫人》中的人物。
[3]Marjorie Fleming（1803～1811），蘇格蘭神童女作家，詩人。
[4]長老派是英國清教徒運動中的一派。蘇格蘭曾於1560年進行宗教改革，廢除羅馬天主教，主要采納下文提到的加爾文教義，是蘇格蘭國教，故作者會這樣說。而史威登堡的宗教學說則更為激進。
[5]當時流行歌曲裏的一個水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