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前半生賺錢：從一無所有到鋼鐵大王
第一章 陽光的性格比財富更重要
有智者斷言：如果能真實地描述某人的一生，那一定很有趣的。那些堅信了解我的親戚和好友，可能不會對這本書感到失望吧。讓我聊以**的是，我確信這樣一本書至少能引起那些了解我的人的興趣。而正是這樣，讓我有動力繼續寫下去。
我的朋友，匹茲堡的梅隆法官多年前曾寫過一本自傳。該書給了我相當多的樂趣，使我愈發同意我在上麵提到的智者的觀點。顯然，他的自傳是帶給他的朋友們無限樂趣的源泉，而且也會繼續鼓舞他的後代，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僅如此，一些他朋友圈子之外的人，也把他列為他們最愛的作家之一。這本書的關鍵價值在於它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人。該書的寫作意圖不是為了吸引公眾的注意，而隻是為了獻給他的家庭。同樣，我也想要這樣來講講我的故事：不是在公眾麵前裝模作樣，而是講給我的家人和朋友聽，他們既可靠又真實。和他們一起，我可以暢所欲言，即使說的是些瑣碎的小事，他們也不會完全失去興趣。
那麽就從頭開始說吧。
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於丹弗姆林穆迪街和普萊歐利路的轉角處的一座小平房的閣樓上。正如諺語所說，我“擁有貧窮卻誠實的父母、友好的親戚和朋友”。一直以來，丹弗姆林都被看做是蘇格蘭錦緞貿易中心。我的父親威廉·卡內基是一個織布工人，他是安德魯·卡內基的兒子，我的名字就是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的。
我的祖父卡內基機智幽默，和藹可親，情緒飽滿，在本地區相當出名。他是當時那些活躍分子的首領，還是他們歡樂俱樂部“帕提爾姆學院”的主席，遠近聞名。當我14年後回到丹弗姆林時，我記得有位老人主動與我攀談，因為有人告訴他我的爺爺就是“教授”——那是我祖父好友們對他的稱呼。這位老人正像別人形容的：
“他的下巴和鼻子透出龍鍾老態。”
他踉蹌著穿過整個房間走向我，顫抖的手摸著我的頭說：“你是安德魯·卡內基的孫子！天哪，我可曾和你祖父一起訓斥過那些一時失去判斷力的聰明人。”
其他丹弗姆林的老人也告訴我一些我祖父的故事，其中一則故事如下：
某個蘇格蘭除夕夜，一個在村裏特立獨行的老婦人，被窗邊突然冒出的一張喬裝過的臉嚇了一大跳。她遲疑地看了一會後，大喊道：“哦，這是瘋癲的年輕人安德魯·卡內基啊！”沒錯，我祖父75歲了，居然還裝成愛玩的年輕人去嚇唬他的老朋友。
我想，我樂觀的天性，排除煩惱和快樂生活的能力，正如我朋友說的能“把醜小鴨看成天鵝”的心態，就是從我這愛喬裝打扮的老祖父身上繼承而來。我為擁有他的名字而驕傲。陽光的性格比財富更重要。年輕人應該明白，陽光的性格是可以培養的。人的身體可以從陰影走進陽光，心靈又何嚐不能。就讓我們走進陽光吧，麵對困難請一笑了之。而通常來說，隻要你有一點哲學家的頭腦就能做到這點，隻要這種自責不是源於你自己所做的錯事。因為這些錯事會一直留著，這些汙點不可能被洗去。你無法欺騙坐在內心深處的最高法庭的法官。因此，彭斯[1]給出了人生的重要法則：“值得畏懼的是你的自責。”
這是我年輕時就恪守的格言，比我聽過的其他所有格言都重要。我聽過的格言可不少，盡管長大以後我會對自己的老朋友貝利·沃克承認它們都大同小異。
在我母親的那邊，我的外祖父托馬斯·莫裏斯就更值得一提了。外祖父是威廉·科貝特的朋友，為他的《紀事報》（Register）作過貢獻，並一直與他保持通信。就在現在，在丹弗姆林，認識我外祖父莫裏斯的老人們都說他是最好的演說家之一，也是他們認識的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先驅者》（The Precursor）的發行人，這可以看做是科貝特的《紀事報》的縮小版本，而且被認為是蘇格蘭第一份激進派報紙。我讀過他寫的一些文章，考慮到了現在職業技術的重要性。在他寫的東西中，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他七十多年前發行的叫做《知識與技術》的小冊子。它強調了後者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如今對於技術教育的支持。這本小冊子的結尾寫道：“感謝上帝，我年輕時學過怎麽做鞋和修鞋。”1833年，科貝特將它發表在《紀事報》上，並以編輯身份評論道：“本期的這一文章是發表在《紀事報》上關於該主題最有價值的通信之一，來自蘇格蘭的可敬的朋友和通訊記者托馬斯·莫裏斯。”因此，看起來我愛塗塗寫寫的習性是遺傳自父母雙方，因為卡內基家族也熱愛閱讀並且善於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裏斯是一個天生的雄辯者，一個機敏的政治家，還是地區激進政黨高級領袖——這個職位後來由他的兒子，我的舅舅貝利·莫裏斯所繼承。不止一個在美國的蘇格蘭名人拜訪過我，為的是和“托馬斯·莫裏斯的孫子”握手。克裏夫蘭和匹茲堡鐵路公司的總裁法默先生曾對我說過：“我所有的知識和文化都是受到你外祖父的影響。”而《丹弗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澤·亨德森曾說過，他生命中的進步，主要得益於他有幸在少年時期接受過我外祖父的幫助。
生活至今，我也收到過一些恭維，但是沒有什麽比《格拉斯哥報》的某位記者寫的一篇文章中對我的稱讚更能取悅我。在聽完我在聖安德魯禮堂作的一個關於美國的地方自治的演講後，該記者提到蘇格蘭流傳著很多關於我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馬斯·莫裏斯的故事，接著他寫道：“當我發現演講台上是托馬斯·莫裏斯的外孫，他從舉止、姿態和外貌都是老托馬斯·莫裏斯的完美再現，可以想象我是多麽的驚訝啊。”
盡管我不記得曾經見過我的外祖父，但我和他長得驚人地相似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記得很清楚，27歲時，當我第一次回到丹弗姆林時，我和我的舅舅貝利·莫裏斯一起坐在沙發上，他大大的黑色眼睛裏充滿了淚水。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徑直衝出了房間。過了一會他回來了，向我解釋說，我身上的某些東西有時讓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親。這種感覺若隱若現，有時是我的一些神態，但是他無法精確地描述。我的母親一直都注意到我身上有一些我祖父的特點，每時每刻，遺傳學說都得到了印證。這是如此的微妙，連神態都可以遺傳，這已經超越了生理。我被深深地打動了。
我的外祖父莫裏斯娶了愛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舉止優雅並有一定地位的淑女，可她在孩子們小時候就去世了。當時，我的外祖父生活條件還不錯。他是一個皮革商人，在丹弗姆林從事著製革業。但和很多人一樣，滑鐵盧戰役後的和平毀了他的生意。隻有他最大的兒子，我的舅舅貝利可以說是在奢侈的條件下被撫養長大，他居然還有一匹小馬駒。而家裏其他年輕的成員則遭遇了另外那些困難得多的日子。
外祖父的二女兒瑪格利特就是我的母親。關於她，我不太相信自己能詳細地講述。她繼承了她母親的高貴、優雅和淑女的氣質。也許某天我會告訴世界關於她的一些事，但我未必能完整勾畫出她的形象。她是如此的神聖，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她——隻有我可以。在我父親早逝後，她是我的全部。我第一本書的致辭提到了這點：“致我最愛的女英雄——我的母親。”
我很幸運出身在這樣的家庭，一個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環境和傳統會讓孩子產生不同的潛在傾向。評論家羅斯金的觀察發現：在愛丁堡，每一個聰明孩子都會受到城堡的影響。丹弗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們受到了高貴的大教堂的影響，這座教堂相當於是蘇格蘭的威斯敏斯特，由蘇格蘭國王馬爾科姆·坎莫爾（Malcolm Canmore）和他的皇後，蘇格蘭的守護神瑪格利特（Queen Margaret）於11世紀（1070）建造。大教堂和國王們出生的宮殿的遺跡依然聳立著，皮坦克裏夫峽穀環繞著瑪格利特皇後的聖地和馬爾科姆國王塔的遺址。有一首古老的民謠《帕特裏克·斯彭斯男爵》如此唱道：
“國王坐在丹弗姆林塔上，喝著紅色的血酒。”
布魯斯國王[2]的墓位於大教堂的中心，聖瑪格利特的墓就在附近，還有許多皇室成員長眠於周圍。那些出生於這個浪漫的小鎮的孩子真的很幸運。這個小鎮位於蘇格蘭福斯橋北麵三英裏的高地，俯瞰著大海，往南可以眺望愛丁堡，往北可以看清奧希爾山的頂峰。所有這些都使人回想起輝煌的過去，那時丹弗姆林是蘇格蘭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有幸在這樣的環境裏成長的孩子一邊呼吸著空氣中的詩意和浪漫，一邊接受曆史和傳統的潤澤。在童年時期，這些就是他的現實世界——這個理想的世界永遠是真實的。其實真正的現實世界還未來臨，在日後，他會進入充滿嚴酷現實的生活。即使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早期的童年印象還依然存在。有時候這些印象會因為逼迫和壓抑而偶爾消失，但它們總是會回到前線來發揮作用，鼓舞他，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沒有一個丹弗姆林的聰明孩子能逃脫大教堂、宮殿和峽穀的影響。這些觸動他的心靈，點燃他心中埋藏的火花，使他與眾不同，超越他貧賤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這個鼓舞人心的環境下出生的。因此，我毫不懷疑他們倆身上彌漫著浪漫和詩意。
隨著我父親在紡織行業的成功，我們從穆迪街搬到了裏德公園一所更為寬敞的房子。樓下放著我父親的四五台織布機，我們住在樓上，需要從人行道上外接的樓梯上樓。這是常見的舊式蘇格蘭房屋的特色。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從這裏開始的，而奇怪的是，最初的記憶把我帶回了我第一次看見美國地圖的那天。地圖攤在滾軸上，大約兩平方英尺。我的父親、母親、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媽正在尋找匹茲堡、伊利湖和尼亞加拉河。不久後，我的姨父姨媽就乘船前往了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
此刻回憶起來，我的表哥喬治·勞德（家裏人都稱呼他“多德”）和我，對當時潛在的巨大危險都印象深刻，因為閣樓上藏著一麵違法的旗子。這麵旗是專門製作的，我父親，我的姨父或是家庭其他激進分子在反穀物法[3]運動中使用過。鎮上曾發生一些騷亂，一隊騎兵也駐紮進了市政廳。我父母雙方的親戚和我父親在各種集會上發言，整個家庭圈子都動**不安。
我還記得一件事，就像昨天才發生過。一天晚上，我被一陣敲窗聲吵醒，那時有人來通知我的父母：因為組織非法集會，我的舅舅貝利·莫裏斯被抓進了監獄。治安官在一些士兵的幫助下，在小鎮幾英裏外的集會地逮捕了他，並連夜把他帶回了小鎮，後麵還跟著一大群的群眾。
後來我們得知，群眾們威脅要救我舅舅，鎮長害怕會鬧出大麻煩，便勸說他走到窗前，俯瞰大街的情況並請他勸群眾離開。他同意了，說：“如果各位朋友今晚是出於善意而來，請抱起雙臂。”群眾都這麽做了。然後，他停頓了一會後說，“現在請安靜地離開！”就像我所有的家人一樣，我舅舅是個有道德的人，並極力支持服從法律，但又十分激進，一直非常向往美國的共和政體。
大家可以想象，當所有一切發生在公眾視線時，私下裏流傳的話語有多麽的令人不快。這些對君主製、貴族政府和各種形式的特權的譴責，莊嚴的共和政體，美國的優越性，一個自由人民的家園，在那裏沒有特權，所有人民都享有公民權——我就在這些令人激動的話題中成長的。作為一個孩子，我覺得自己本來有權殺死國王、公爵，或貴族，並將他們的死看做是為國家服務，是一種英雄之舉。
這就是我在孩提時代最早的聯想給我帶來的影響，當時我遠不能夠謙恭地去談論那些特權階級或者享有特權者，他們並非通過某種高尚的方式贏得被公眾所尊重的權利，而隻是因為他們的血統。那些純粹靠出身的人會受到嘲諷——“他什麽也不是，什麽也不做，隻是偶然，一個靠借來的羽毛支撐的騙子，他最值得稱道的成就就是意外地來到人世，他家人最有價值的產品和土豆一樣，都還埋在地下呢。”我想知道，如果那些生來就有特權的人出生在其他地方，他們會如何生存？我永遠也不會厭倦引用那些可供我合理發泄憤慨的句子：“布魯圖情願讓魔鬼統治羅馬共和國，也不願讓一個國王來統治。”
但在那時，國王就是國王，不僅僅是影子，當然這些都是繼承得來的。我隻是在複述我在家聽到的東西。
一直以來，丹弗姆林都以或許是本國最激進的小鎮而聞名，盡管這裏的佩斯利渦旋紋花呢也很出名。造成激進主義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丹弗姆林的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小手工業者，人人都擁有一台或幾台織布機。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都是計件勞動。他們從大的製造商那裏拿到原料，然後在家完成編織。
充滿強烈政治**的這個時期，經常可以看到，在吃完午飯後，整個小鎮上有一小群一小群圍著圍裙的男人聚在一起討論國家大事。人人嘴邊都掛著休姆（Hume）、科布登（Cobden）、布賴特（Bright）[4]的名字。
盡管還小，我常會被這樣的小圈子吸引，認真地傾聽這些談話，但這僅僅是聽聽而已。大家一致認為應該有所改變。市民們成立了俱樂部，還訂閱了倫敦的報紙。每天晚上都會有人把主要的社論讀給大家聽。奇怪的是，地點是在鎮上教堂的小講壇。我的舅舅貝利·莫裏斯常常負責讀社論，在讀完後，他和其他人會對此進行評論，場麵十分熱鬧。
這些政治集會相當頻繁。可以預期，我和其他家人一樣，對此相當感興趣，也參加了多次集會。我的一位姨父和我的父親常常發言。我記得有一晚我的父親在廣場作了一個大型的戶外演講。我從聽眾的腳下擠了進去，在一次比以往都要熱烈的歡呼聲後，我再也無法抑製我的熱情。我正擠在某人的雙腿間，我抬起頭，告訴那人是我的父親在演講，他把我舉了起來，讓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我父親還帶我去聽過約翰·布賴特的演講，他支持的是斯特靈區的自由黨候選人J.B.史密斯（J.B.Smith）。
我回家後批評布賴特先生的發音不正確，他想說“maan”時說了“men”。他沒有像蘇格蘭人那樣習慣性地發/a:/這個音。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也難怪我會成為一個暴力的小共和黨人。我的格言是“特權去死”。當時我並不知道特權意味著什麽，但是我的父親知道。
我的姨父勞德最精彩的一個故事也涉及J.B.史密斯——他是約翰·布賴特的朋友，正在競選丹弗姆林議員。姨父是他的委員會成員，一切都很順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個“獨神論”者。整個地區貼滿了標語：“你願意為一個‘獨神論’者投票嗎？”這需要慎重的考慮。凱尼·希爾村的史密斯委員會主席是個鐵匠，他就明確表示他絕不會投票。我姨父開著車去抗議。他們在村上的酒館碰上。
“老兄，我可不能為一個‘獨神論’者投票。”主席說道。
“但是”，我姨父說，“梅特蘭（競爭對手）信仰的是三位一體學說。”
“該死，這可是戰爭。”他回應道。
接著這位鐵匠投出了正確的一票，史密斯以小幅優勢獲勝了。
對我們一家來說，手工織布機到蒸汽織布機的轉變是一場災難。我的父親沒有意識到即將發生的變革，繼續在傳統的方法下掙紮。他的織布機大幅貶值，關鍵時刻，在任何緊急情況下都沒有失敗過的——我的母親挺身而出，想辦法挽救家庭的損失。她在穆迪街開了家小店貼補家用。盡管錢不是很多，但在當時足以讓我們維持舒適和體麵的生活。
不久後，我就開始體會到貧窮的含義。可怕的日子來臨了，我父親帶著最後的布料去見大製造商，我看見我的母親焦急地等待著他回來，想知道是否能拿到新的原料，否則隻能忍受一段時間的失業。我當時心急如焚，就如彭斯所說，盡管我父親“既不卑賤低劣，也不無恥”，但還是“祈求上天給他條生路”。
就是這個時期使我下定決心，長大後一定要改變這一切。然而，我們並不像我們的鄰居一樣淪落到貧困。我不知道母親能夠忍受多長時間的貧困生活，她還是想盡辦法讓我們兩個男孩戴白色的領結，穿得體麵整潔。
我的父母曾不經意地承諾過，除非我要求，否則他們不會送我去上學。後來我得知，這個承諾給他們帶來了不少困擾。因為當我逐漸長大後，我沒有顯示出任何要求上學的傾向，於是他們托羅伯特·馬丁（Robert Martin）校長關注我。一天，他帶著我和一些已經上學的同伴去短途旅行，回來不久後，我就要求父母讓我去馬丁先生的學校學習，這讓他們鬆了口氣。不必說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批準了。我八歲入學，日後的經曆告訴我，對任何孩子來說，八歲開始上學已經夠早了。
對我來說，學校生活相當愉快，要是有什麽事阻礙了我去上學，我會很不開心。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為我早上需要去穆迪街頭的井邊打水。而水的供給很少，還不規律。有時候，早上要等到很晚才能打水。有一群老婦人坐在周圍，她們在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排成一排，占好了位置。可以預料，這種情況導致了很多爭執。我是不會對這些因為年長而受到尊敬的老婦人客氣的。因而我得到了一個“可怕的年輕人”的名聲。可能就是這樣，我鍛煉出辯論和好鬥的稟性，一直沒有改變。
因為要幹活，我經常遲到。但校長知道原因後，就原諒了我。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放學後，我還經常去幫商店跑跑腿。每當我回想我十歲的那段日子，能幫助父母，我感到十分滿意。不久，許多商店交易的老主顧都被托付給我接待，這樣我在童年就對商業稍微有所了解。
但在上學期間也有痛苦的事。男孩子們給我起了個綽號：“馬丁的寵物”，當我經過大街時，他們會大聲地喊出這個可惡的綽號。我不了解這個綽號的全部含義，但是對我來說，這是對我最大的侮辱。同時，也阻止了我自由地回報一位優秀的教師，我唯一的校長。我虧欠他許多感激，一直後悔沒有抓住機會在他生前感謝他。
我還要提到一個對我影響極大的人——我的姨父勞德，他是喬治·勞德的父親。我父親必須不停地在織布廠工作，沒有什麽時間照顧我。我姨父是商業街上的一個店主，比較自由。注意下這家店鋪的地址，因為這屬於店主中的貴族了，在丹弗姆林，甚至連店主也有不同的高低等級之分。我剛開始學業不久，阿姨西頓就去世了，我的姨父深受打擊。隻有當他和他唯一的兒子喬治以及我在一起時，他才有所慰藉。他擁有和孩子們打交道的天分，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我還記得，他教我們英國曆史時，要我們想象每一個君主在房間牆上的某個特定位置表演他標誌性的動作。因此，至今我還記得，約翰國王坐在壁爐台上方簽著大憲章，伊麗莎白女王在門背後，膝蓋上坐著她的小孩。
當然，很多年後，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會議廳發現這裏的君主名單比我們的更完整。威斯敏斯特小禮堂的一塊厚板上寫著：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曾躺在這裏。
在從我姨父那裏學習到的這一係列的君主中，提到了這位偉大的共和黨君主曾寫信給羅馬教皇，通知他：“如果你不停止迫害新教徒，梵蒂岡將聽到大不列顛的隆隆炮聲。”不用說，我們對克倫威爾的評價比其他所有君主要高得多。
正是從我的姨父那兒，我學到了一些早期的蘇格蘭曆史——關於華萊士（Wallace）、布魯斯（Bruce）、彭斯（Burns）、盲作家哈裏（Blind Harry）、司各特（Scott）、拉姆齊（Ramsay）、坦納希爾（Tannahill）、霍格（Hogg）和弗格森（Fergusson）[5]。用彭斯的話來說，那時起我骨子裏就形成了一種蘇格蘭偏見（或者說是愛國主義），至死不渝。華萊士當然是我們心中的英雄，他的身上集中了英雄的一切。
一天，學校裏一個淘氣的大男孩告訴我英格蘭比蘇格蘭大得多，這讓我傷心不已，於是我去姨父那裏尋求安慰。
“當然不是這樣，奈格，如果把蘇格蘭像英格蘭那樣展開，當然是蘇格蘭大，但是你能把高地展開嗎？”
哦，絕不！這對受傷的小愛國者來說是一劑良藥。不久後，我聽說了英格蘭的人口比蘇格蘭多，我又去找姨父了。
“沒錯，奈格，七比一，但在班諾克本戰役中比例更懸殊。”我的心中又一次充滿喜悅，英國人越多，我們就越光榮。
有一句評論這樣說道：戰爭孕育戰爭，每一場戰役都為將來更多的戰役埋下種子，因此兩國就此世代為敵。美國人和蘇格蘭人一樣，都有這樣的經曆。他們讀著華盛頓以及福吉穀，黑森雇傭兵殺死美國人的故事長大，因而痛恨英國人。後來我的侄子在美國受過的教育就是如此。蘇格蘭很好，但是攻打蘇格蘭的英格蘭則是邪惡的對手。直到孩子們成年後，才消除了這種偏見。而即使這樣，或許這種思維還會逗留。
勞德姨父告訴我，當時他經常帶些客人到家裏，並向他們保證他可以讓“多德”（喬治·勞德）和我或哭或笑，或是針鋒相對。簡而言之，通過詩歌和歌曲來控製我們的情緒。華萊士被叛徒出賣的故事是他的王牌，每次都能讓我們兩個孩子開始啜泣，到最後完全崩潰。盡管已經聽過很多次這個故事，我們的興趣還是不減。毫無疑問，姨父會不時地潤色這個故事。英雄對孩子們的影響是多麽大啊！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姨父和“多德”一起住在商業街，因而和多德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兄弟情誼。家裏人總是叫我們“多德”和“奈格”。我不會叫他“喬治”，他也不會叫我“卡內基”，我們總是互相稱呼昵稱“多德”和“奈格”。沒有別的名字比這兩個更親昵。
從商業街的我姨父家回到鎮尾穆迪街的我家有兩條路，一條是沿著沒有燈的可怕的教堂的墓地，還有一條是有燈的五月門路。當我必須回家時，姨父總會壞壞地問我走哪條路。想起華萊士，我總會回答我要走教堂那條路。我很自豪自己一次也沒有向燈光妥協，每次到五月門路的交叉處時，我從來沒有轉向那條有燈光的路，總是擔驚受怕地穿過墓地和黑暗的教堂拱門。我一邊吹著口哨壯膽，一邊在黑暗中艱難地走著，想退縮時，就想象如果華萊士遇到了敵人、怪事或怪物時會怎麽辦。
在我表哥和我的童年中，羅伯特·布魯斯國王從沒得到我們公正的評價。對我們來說，他隻是個國王，而華萊士是人民的英雄。約翰·格雷厄姆爵士（Sir John Graham）在我們心中排第二位。正如我一樣，蘇格蘭男孩的強烈愛國熱情一直會持續到他生命的盡頭。如果研究我勇氣的主要來源，我肯定最終結論是蘇格蘭英雄華萊士。英雄對於孩子來說是最可信賴的。
當我到達美國，發現還有別的國家宣揚自己值得驕傲的東西時，我感到可悲。沒有華萊士、布魯斯和彭斯的國家有什麽值得驕傲的呢？我發現沒有到過其他地方的蘇格蘭人至今還有這種想法。但隨著逐漸成熟，知識麵逐漸寬廣，我們明白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傳奇、傳統和成就。而真正的蘇格蘭人不會因此而降低他對自己國家的評價，貶低蘇格蘭在世界各國間的地位。他會找出充足的理由提高對其他國家的評價，因為那些國家都有值得驕傲之處——足以激勵他們的子孫行動起來，不要給養育自己的土地蒙羞。
很多年後，我覺得這塊新大陸隻是一個暫時住所，我的心隻在蘇格蘭。就像彼得森校長的小兒子一樣，他在加拿大時回答過一個問題，說他喜歡加拿大，“這裏非常適合旅遊，但是我無法住得離布魯斯和華萊士太遠。”
[1]彭斯，Burns，18世紀蘇格蘭詩人。他複活並豐富了蘇格蘭民歌，被蘇格蘭人民看做是蘇格蘭的文化象征，在英國文學史上也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2]布魯斯國王，The Bruce，1274～1329，蘇格蘭國王，曾領導蘇格蘭人民進行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並贏得了著名的班諾克本戰役。
[3]穀物法，Corn Laws，指英國1672年製定的限製穀物進口的法律。1815年通過的新穀物法提高了對農業的保護力度。這一新法實施的後果是穀物價格暴漲，工人要求提高工資。1846年，該法被廢除。
[4]都是當時活躍的政治領袖的名字。
[5]以上都是蘇格蘭民族英雄或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