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穩定勞資關係是獲利最多的投資
在這裏，我想要記錄下一些我曾經處理過的勞工問題，作為說明資本家和勞工之間道德標準的例子。
一次，我們的鋼軌廠高爐部的工人們發出了聯名信，聲稱如果公司在星期一下午四點前不給他們加工資，他們就會罷工。這些工人和工廠簽的協議到年底才到期，還有幾個月的時間。我覺得如果這些工人打破了協議，那我們與他們簽第二份協議也沒用，但我還是從紐約乘坐晚班火車，第二天早晨趕回了工廠。
我要主管幫我召集了三個部門的委員會成員——不僅有高爐部委員會，還有軋鋼部和吹煉部委員會。他們來了，我當然很客氣地招呼他們，不是因為禮貌是一種禮節，而是因為我總是很享受和工人們在一起。我一定要說，我了解我的工人越多，我對他們的評價也越高。但是和他們在一起，就像巴裏說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覺差不多：“多特羅斯勳爵能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他和女人在一起時，總是有些奇怪的舉動。”工人們也有自己的偏見和“被激怒的點”，這點值得我們尊重，因為衝突的主要根源是無知，而不是敵意。委員會成員們坐在我麵前，形成一個半圓，他們都把帽子脫了，當然我也脫了，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集會形式。
我對軋鋼部委員會的主席說：“麥凱先生（他是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戴著眼鏡），我們是不是簽過協議，你要工作到年底？”
他慢慢摘下眼鏡，拿在手裏，說道：“是的，卡內基先生，如果你想與我們毀約，也沒有足夠的錢賠。”
“這是真正的美國工人說的話，”我說，“我為你自豪。”
“約翰遜先生（他是吹煉部委員會的主席），我們和你是否也有一份相似的協議？”
約翰遜先生是一個瘦小的人，他從容不迫地說：“卡內基先生，當我簽一份協議時，我會仔細閱讀，如果我不滿意這份合約，我不會簽名，如果我滿意，我才會簽名，當我簽了名，我就會守約。”
“這也是一個自尊自愛的美國工人說的話。”我說。
輪到高爐部委員會的主席了，他是一個叫凱利的愛爾蘭人，我問了他同樣的問題：“凱利先生，我們是不是簽過協議，你要工作到年底？”
凱利先生回答說他不清楚，他收到過一份協議，他簽字了，但是沒有仔細地讀過，也不知道裏麵寫了什麽內容。這時，我們優秀但又衝動的主管瓊斯上校突然大聲喊道：“凱利先生，你知道的，我為你讀了兩遍協議，還和你討論過呢！”
“安靜，安靜，上校！凱利先生有權給出他的解釋。我們律師和合夥人也給我簽過很多文件，有很多我也沒讀就簽名了。凱利先生說他是在這種情況下簽字的，我們必須接受他的說明。但是，凱利先生，我一直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履行這次粗心簽下的協議中的條款，下次簽字時一定要更加謹慎。你能不能再堅持四個月，到協議期滿，等你再簽協議時，再好好看清楚協議的內容？”
他沒有回答。我站起身來說：
“高爐部的先生們，你們已經威脅我們工廠要撕毀協議，並要離開高爐部（這意味著災難），除非你們能在今天四點前得到對你們有利的答複。現在還沒到三點，但是你們已經得到回複了。你們可以離開高爐部，在我們屈服於你們的威脅之前，高爐旁會長滿雜草。在這世上，一個工人最糟糕的一天，就是他不尊重自己，撕毀協議的那一天。你們已經得到我的回複了。”
委員會的成員們魚貫而出，合夥人們一片沉默。一位與我們有生意來往的外來人員剛好在走廊遇到了委員會那群人，他告訴我們：
“我進來時，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把一個叫凱利的愛爾蘭人推到一邊說：‘你們這些人現在都明白了吧，在這些工廠裏可不能瞎胡鬧，也許現在已經晚了。’”
這說明我們搞定了。後來，我們從一個職員那裏聽到了發生在高爐部的事。凱利和他的委員會成員向他們走去，當然，工人們都在等待，都想看委員會怎麽說，人群很快聚集起來。當到達高爐時，凱利向他們大喊道：
“都去幹活，你們這群無賴，都杵在這裏幹嗎？真是的！小老板剛剛隻是稍微表示了下，他不會發飆，他說他會坐著，可天哪，我們都知道他站起來前就會很恐怖。都去幹活，你們這幫無賴。”
比起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更加古怪，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和他們相處，就能與他們相處得很好，成為最好的朋友。後來凱利就成了我最忠誠的朋友和支持者，他本來是最暴力的一個人。我的經驗是，你總是可以依賴大部分工人，他們會作出正確的選擇，隻要他們還沒有明確承諾支持他們的領袖。但是他們對領袖的忠誠，即使是錯的，也值得我們驕傲。對於那些心存忠誠的人來說，他們願意做任何事情，需要的隻是公正的待遇。
還有一次，我們解決鋼軌廠罷工的方式很有趣。我要遺憾地說，有個部門的134個工人秘密結盟，要求我們在幾個月後的年底給他們漲工資。但第二年的經濟不景氣，全國其他鋼鐵工廠都受到影響，普遍在降薪。然而，這些幾個月前就秘密宣誓的工人則堅持他們的要求，除非給他們漲工資，不然就不會開工。我們不可能在競爭對手都在減薪時還給我們的工人加薪，因此工人們就罷工了，工廠的其他部門也都積極響應，在預定日期的前一兩天就離開了高爐，我們陷入了很大的麻煩。
我去了匹茲堡，很驚訝地發現高爐被封爐了，這違反了協議。我到達匹茲堡後，本來打算早上和工人們見麵，但是他們給我送來字條說，他們已經“離開了高爐，準備明天來見我。”這招可真不錯！我的回複是：“不，他們不會得逞。告訴他們我明天就不在這裏了。任何人都能停工，又是這套老把戲。總有一天，這些工人會想要開工，想要找人談判，那時候我會告訴他們我現在說的話：工廠不會開工，除非他們接受我們按照產品價格比例製定的浮動薪酬。這個薪酬標準要實行三年，不會再對工人們讓步。他們已經迫使我們讓步好幾次了。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也要他們讓步。”
“現在，”我對我的合夥人們說，“我準備下午就回紐約去，不用再多做什麽了。”
工人們收到我的信息後不久，就問他們是否能在我下午離開前來見我。我回答：“當然可以！”
他們來了，我對他們說：
“先生們，你們的工會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們保證過，我會出麵以某種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一貫的做法，這是事實。他還告訴你們我不會大動幹戈，這也是事實，他是個真正的預言家。但是他搞錯了一件事，他說我不能大動幹戈。先生們，”我直視班尼特先生的眼睛，握緊並提起我的拳頭，“他忘記我是蘇格蘭人了。讓我告訴你們，我絕不會和你們爭鬥，我知道比爭鬥更好的方法。我不想，也不願與你們鬥。但是我有能力擊敗你們。工廠不會開工，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願意開工，到那時，就像我今天上午和你們說的那樣，我們會采取浮動薪酬製度。我的話說完了。”
他們都退了出去。二周以後，當時我在紐約，一位仆人走進我的書房，手裏拿著一封拜帖，我看見上麵寫著兩個工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紳士。仆人說他們從匹茲堡的工廠來，想要見我。
“問問這些人中有沒有違背協議，封爐的高爐工人。”
仆人回來告訴我：“沒有。”我回答道：“這樣的話，下去告訴他們，我很樂意請他們上來。”
當然，他們受到了我真誠熱情地歡迎，我們坐下來聊了一會紐約，這是他們第一次來紐約。
“卡內基先生，我們來這裏其實是想和你談談工廠的事。”
那位紳士終於談到了正題。
“哦，是的！”我回答道，“工人們投票了嗎？”
“沒有。”他說。
我的回複是：
“請你不要再與我提起這個話題，我說過，除非三分之二的工人投票願意重新開工，我不會再談論這個問題。先生們，你們從沒遊覽過紐約，讓我帶你們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園，然後一點半時回來吃午餐。”
我們這麽做了，一路談論了很多事，但我絕口不提他們希望談到的那個話題。我們玩得很開心，我知道他們也很享受那頓午餐。美國工人和其他國家的工人有一點很大的不同。當美國工人坐下來，和他人共進午餐時，他們會把自己當做紳士（一般來說，他們本身也是紳士），這點很棒。
他們回匹茲堡去了，一個字都沒有再提工廠的事。但是工人們很快就投票了（隻有少數人反對開工）。我再次回到了匹茲堡，我把新的浮動薪酬標準拿給工會看，這個標準是根據產品的價格浮動的。這樣的標準使勞資雙方真正成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共擔風險。當然這個標準有一個最低限製，以保證工人們的基本生活。由於工人們之前就看過這個標準，我們沒有必要再多作解釋。工會主席說：
“卡內基先生，我們願意同意所有條款，現在，”他有些猶豫地說，“我們隻有一個請求，希望你不要拒絕。”
“先生們，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肯定會同意的。”
“是這樣的，請你允許工會成員來代表工人簽署這些合同。”
“為什麽不呢，先生們！我很樂意這麽做！不過既然我同意了你們的要求，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你們不要拒絕。在工會成員簽字後，請讓每個工人也簽上自己的名字。你看，班尼特先生，這份標準要使用三年，有些工人或者很多工人可能會爭辯道，說你們工會無權束縛他們這麽長時間，但是如果我們有了工人們自己的簽名，那就不會發生誤解了。”
接下來是一片沉默，然後班尼特先生身邊的一個人對他耳語道（其實我聽得很清楚）：
“天哪，一切都完了！”
所以這不是一次直接進攻，而是迂回婉轉地平息了風波。要是我不允許工會代表簽字，他們就會憤憤不平，找到挑起爭端的理由。既然我同意了他們這麽做，他們又怎麽能拒絕我這麽簡單的要求呢？每個自由獨立的美國公民都應該自己簽署文件。在我記憶中，後來工會成員沒有簽字，他們也不需要簽字，如果每個工人都自己簽字了，為什麽還需要他們簽字呢？另外，工人們接受了這份協議後，就明白了工會無法再為他們做什麽，於是拒絕付費，工會就這麽荒廢了。我們再也沒聽說過工會的消息。
（當時是1889年，距今已經27年了，這個工資標準一直沒變過，工人們不願意更改，正如我告訴他們的，這個標準對他們都有利。）
引入浮動工資製度，是我對勞工問題作出的最大貢獻。這是解決勞資問題的好方法，因為這使雙方成為合作夥伴，患難與共。早年，匹茲堡地區實行的是一年一變的工資製度，但這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工人和雇主們總在為注定爆發的糾紛作準備。對雙方來說，較好的方法就是，對於達成的協議，不限定實現的時間期限。經過六個月或一年的實踐，如果雙方都沒意見，就可以沿用這種標準很多年。
為了說明小事也可以解決勞資糾紛，下麵讓我舉兩個通過小事友好解決問題的例子。一次，我去會見一個工人組織，他們提出了一些我們看來很無理的要求。有人告訴我，他們是受到一個工人的煽動，這個人在工廠工作，但私下擁有一間小酒館。他是個十足的惡霸。那些老實巴交的工人們都害怕他，去他那裏喝酒的人都欠了他的錢。他是這次事件的真正煽動者。
像往常一樣，我們在友好的氣氛中見麵。我很開心能見到那些人，許多人我早就認識，還能叫出他們的名字。我們在桌邊坐下，我坐在桌子的一頭，他們的領袖坐在另一頭，因此我們麵對麵。當我在會上提出我們的條件後，我看見那個領袖從地上拿起帽子，慢慢地戴到頭上，暗示著他即將要離開。我的機會來了。
“先生，在場的都是紳士！請好好表現，脫下你的帽子，或者離開這個房間！”
我的眼睛緊緊地盯著他，我們意識到了一陣沉默。這個惡霸猶豫了，但我知道，不管他怎麽做，他都輸了。如果他選擇離開，說明他在會上戴著帽子不是紳士之舉；如果他留下，摘掉帽子，他就已經被我挫了銳氣。我不在乎他選擇哪條路，他隻能二選一，無論選哪條路都是死路，他落到了我手裏。他慢慢地脫掉帽子，放回地上。之後，在會議上，他一個字都沒有說。後來有人告訴我，他不得不離開領袖的位置。工人們因為這段小插曲而高興，這次糾紛得以順利解決。
當我向工人們宣布了三年的浮動工資製度後，工人們選出16人的委員會與我們商議。最初的進展十分緩慢，然後我宣布因為我的婚約，第二天我必須回紐約。之後工人們詢問我們，是否願意與一個32人的委員會見麵，因為有一些其他的工人想要加入委員會——這說明他們內部產生了分歧，我們當然同意了。委員會的成員們從工廠趕到匹茲堡的辦公室來見我。首先發言的是我們最優秀的工人之一，比利·愛德華茲（我對他印象深刻，他之後升到了很高的職位）。他認為總體來說，這個提議是公平的，但是還有些問題，一些部門覺得很不錯，另一些部門覺得不公平。大部分人都是這麽想，但當到了讓他們說明哪些部門吃虧時，就開始有爭議了，這就和我們預期的一樣。不同部門的人都無法達成一致，比利說：
“卡內基先生，我們都認為按產量付報酬是公平的，但在我們之間的分配卻不合理。現在，卡內基先生，你可以解雇我——”
“安靜，安靜！”我大喊道，“絕不可能，比利。我卡內基先生不會解雇任何人。在高級工人中解雇某人是不可饒恕的冒犯之舉。”
大夥哈哈大笑，接著是掌聲，然後笑得更開懷了。
我和他們一起笑。我們贏得了比利的心，當然，爭端很快就解決了。有時候，工人們在乎的不僅僅是錢的問題。賞識、尊重、和公平——這些都是美國工人強有力的動力之源。
雇主也可以花很少的錢，為他們的工人做很多有價值的事情。在一次會議上，我問工人們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麽。我記得還是比利·愛德華茲站起來說，因為我們是按月發薪，大部分工人不得不在商店賒賬。我還記得他的原話：“我有個好老婆，能打理好一切。每月第四個周六下午，我們去匹茲堡批發我們下個月的生活用品，這樣能節省三分之一的開支。但不是所有工人都能這麽做。這裏商店的東西都很貴。還有，店裏煤的價錢也很高。如果你能半個月發一次工資，就相當於給工人們漲了10%多的工資。”
“愛德華茲先生，我們會解決的。”我回複道。
這個改變涉及增加工作量，多聘用幾個文員，但是這是小事一樁。關於商店的標價太貴的評論促使我開始思考，為什麽工人們不能自己開個合作社呢？我們開始安排這件事——公司同意支付房租，但是堅持要求工人們來管理庫存和經營商店。就這樣，布拉多克的合作社開張了，這個機構的價值體現在很多方麵，至少工人們能體會到做生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煤炭問題也很快得到解決，我們同意公司以成本價賣煤給工人們（這個價格大概隻有市場上的一半），並安排人手把煤運送到工人家裏——工人隻需要出運費即可。
還有一件事，我們發現工人們為了儲蓄問題而煩惱，因為他們很謹慎，不相信銀行，而美國當時也不像英國，開設了郵政儲蓄銀行。我們主動提出為工人們保管積蓄，如果數字達到了2000美元，那我們會支付6%的利息，為的是鼓勵節約。他們的錢和公司的錢分開存放，用這些錢成立了信托基金，借給那些希望自己建房子的工人。我想，這對節約的工人來說，算是最好的事情之一。
後來證明，做這些事是公司獲利最多的投資，即使是站在經濟學角度也是如此。為你的工人做一些合約以外的事情是值得的。我的兩個合夥人，就像菲普斯先生說的，“知道我總是過分地滿足工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回顧我一生在這個方麵的失誤，我希望自己為工人做得更多——更多一點，與工人們的友誼是無法用金錢買來的。
很快，我們就有了一支無與倫比的工人隊伍，我由衷地相信，他們都是最好的工人，也是最好的人。爭吵和罷工成為了過去。要是荷姆斯泰德的工人也是我們的老工人，而不是我們不得不新招的工人，那麽1892年的衝突就基本不可能發生。在鋼軌廠，1889年引入的浮動工資製度一直沿用至今（1914年），而且我記得這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勞資糾紛。正如我前文所說，這些工人解散了舊的工會，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簽了三年的合約，沒有必要再交會費了。盡管工人們解散了工會，但另一個更好的組織取代了它的位置——勞資友好協會，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雇主為了自己的利益，應該確保他的工人能夠賺到足夠的錢，擁有穩定的工作。浮動工資製度使得公司能滿足市場的需要，有時還能穩定秩序，保持工廠正常運行，這是對工人們最重要的事情。報酬高是很好，但也比不上穩定的工作。在我看來，埃德加·湯姆森鋼鐵公司在勞資關係上是理想的楷模。有人告訴我，我們那時的工人，甚至是現在（1914）的工人都願意選擇二班製，不願選擇三班製，盡管三班製的時代肯定要到來。在我們進步的同時，工人們的工作時間在縮短。八小時工作製會成為規則——八小時工作，八小時睡眠，八小時休閑娛樂。
在我的商業生涯中，很多事件都證實，勞工問題不僅僅隻是因為報酬。我相信避免糾紛最好的辦法是真誠地讚美工人，真心地關心工人，衷心地為工人的成功感到快樂。關於這點，我可以真誠地說——我總是很享受和工人們的見麵，（見麵不僅僅是解決薪資問題）。我對工人們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喜歡他們。他們的優點比雇主們多一倍，而且彼此之間十分慷慨。
麵對資本家，勞動者總是很無助。雇主可能決定關閉店鋪，在短時間內暫停盈利。他們的習慣、飲食、穿著、娛樂並不會有多大改變——不用苦惱地擔心什麽。相反，他的工人則會因為收入減少而飽受折磨。他無法安逸地生活，他健康的妻兒沒有生活用品，他生病的孩子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我們要保護的不是資本家，而是無助的工人。假如我明天回到商界，我不會擔心勞資糾紛，我會用充滿柔情的心去麵對那些貧困的勞動者，盡管他們有時候會被誤導，但是他們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溫暖他們的心。
1892年，當我在荷姆斯泰德衝突發生後回到匹茲堡，我去了工廠，見了很多沒有卷入糾紛的老工人。他們認為，如果我在國內的話，這次罷工就不會發生。我告訴他們，公司已經開出了很優厚的條件，我在的話也不會有什麽改變。我在蘇格蘭接到電報時，州政府已經派出武裝力量，要靠法律解決問題，這件事超出了我的合夥人能控製的範圍。我補充道：
“你們都被嚴重地誤導了，應該接受我的合夥人的提議，條件已十分的慷慨。如果是我，不一定能開出這麽優厚的條件。”
其中一個工人對我說：
“哦，卡內基先生，這不是錢的問題。那些工人情願你踢他們，但不願讓其他人摸他們一根頭發。”
這就是感情因素在實際事務中產生的影響，即使在工人階級中也是如此。那些不了解工人的人一般不會相信這點，但是我確信，薪資問題在勞資糾紛中占的比例還不到一半。部分雇主沒有對雇員表示應有的感激，對待他們也不夠友善。
之前有許多罷工者被起訴，但是我回來後，很快撤銷了這些訴訟。所有沒有參與暴亂的老工人都被找回來了，我曾從蘇格蘭發電報，敦促施瓦布先生回到荷姆斯泰德，他是近期才被提拔到埃德加·湯姆森工廠。他回去了，“查理”（工人們對他的愛稱）很快就讓工廠恢複了秩序與和諧。要是他留在荷姆斯泰德工廠，很可能就不會發生這麽大的麻煩。“查理”喜歡他的工人們，工人們也喜歡他。但是在荷姆斯泰德，還是有一個不利因素，有些工人因為一些原因，被我們其他一些工廠開除了，但他們在我們買下這裏的工廠前，卻又在這裏找到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