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把保護工人的責任還給他們自己
既然說到了公司的發展，我得提一下1892年7月1日發生的一起嚴重的勞資衝突。當時我並不在場，還在蘇格蘭高地。二十六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維護我們和工人之間融洽的關係，這一點是令人滿意的，這是我一生中值得驕傲的一件事。但有人指責我，在荷姆斯泰德罷工期間逗留在國外，沒有立刻回來支持我的合夥人。對此，在1904年1月30號，我主要的合夥人菲普斯先生給《紐約先驅報》寫了封信作為回應。他說我“總是傾向於對工人讓步，不管他們的要求多麽的不合理”，因此，有一兩個合夥人不希望我回來。我倒希望自己完全符合他的描述，拋開雇主和工人之間的友情能帶來的回報不說，光從經濟效益考慮，我相信工人拿到高工資，就會心滿意足地尊重他們的雇主。這是一項很好的投資，讓步其實能產生更多的利潤。
貝塞麥平爐煉鋼法的發明，給煉鋼業帶來了革命性的進展。當時使用的設備已經過時，我們公司意識到這一點後，花費了幾百萬，在荷姆斯泰德重建並擴建了工廠，新機器使我們的產量大概增長了60%。280名計件工人（即這些工人的工資以鋼產量的噸數計算）簽了三年的合同，在最後一年的後半年，他們使用了新設備，因此在合約到期前，他們的收入也幾乎增長了60%。
之後，公司提出要用新的方法來分配這60%的增長額度，這些工人能多得30%的報酬，還有30%會用於補貼公司更新設備的支出。其實這些工人的工作強度並沒有增加多少，新增的機器促進了增產。公司這樣的分配不僅公平，也很慷慨，在一般情況下，工人應該充滿感激接受這樣的條件。這時公司正忙於為美國政府生產裝甲用的鋼（這項工作之前我們推掉過兩次），正是工期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還與芝加哥展覽會簽了合同，為他們提供材料。一些工人的領袖知道這些情況，就堅持要拿到全部60%的新增酬勞，認為公司會被迫讓步。公司當然不可能同意，也不應該同意，這種行為就像是掐住別人的喉嚨說：“留下買路錢。”拒絕是正確的選擇。要是我在國內，我也不會向這種過分的敲詐行為讓步。
在這件事情上，公司的決定是正確的。一旦公司與工人發生爭議，我的做法是耐心地等待，與他們講道理，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絕不會試圖雇傭新的工人來代替他們的位置。然而，荷姆斯泰德的主管卻受到了沒有卷入糾紛的3000名工人的影響，他們保證能讓工廠正常運行，並和那280名工人劃清界限。那些工人組織了一個聯盟，拒絕其他同事加入，隻有“加熱工”和“軋鋼工”有資格加入。
這名主管被誤導了，也誤導了我的合夥人們。他最近才從基層被提拔上來，在此類事件中沒有太多經驗。少數已經結盟的工人的要求很不合理，3000名未加入聯盟的工人也這麽認為。這使得主管認為這些工人們將會遵守他們的諾言，不會有問題。這3000名工人中，有很多人願意並有能力代替那280個工人的位置，至少在他們向我提交的報告中是這麽說的。
回顧當初，公司就不應該輕易作出重新開工的決定。公司應該這麽告訴工人：“現在這裏發生了勞資糾紛，你們必須自己在內部解決這個問題，公司給你們的條件已經很慷慨了，直到你們的糾紛解決，公司才會繼續運作。同時，我們會保留你們的職位。”或者主管也可以對這3000名工人這麽說：“好，如果你們願意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來開工，那你們就來吧。”這樣，就把保護他們的責任推到了他們自己身上——3000人對抗280人。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州政府派出了全副武裝的警察來保護那3000名工人，以防萬一。因為那280名工人都很暴力好鬥，他們有槍支和手槍，能夠威脅數千人的安全，這點很快得到了證明。
我曾寫下一些文字作為我們的原則，在這裏我要引用一下：“我的想法是，應該讓他們知道，公司決心讓所有工廠的工人都停工，並與他們充分協商，耐心等待，直到他們決定回來工作，絕不會想著找其他人代替他們——絕不。”
最優秀的工人不會在大街上找工作，隻有那些沒本事的人才會無所事事地遊**。我們招募的工人很少會允許他們失業，即使是在不景氣的時期。在現代化的鋼廠，要讓新人成功地學會操作複雜的機械，基本上不太可能。我們試圖起用新的工人，這使得原來想要繼續工作的老工人改變了想法，不再支持我們。他們怨恨我們雇傭新的工人，這又怎麽能責怪他們呢？
然而，要是我在國內，我可能也會被主管說服要重開工廠，來測試下那些老工人是否能保持承諾，重新開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我的合夥人重新開工時並沒有起用新人。相反，當我回公司時，他們告訴我，是應幾千名老工人的要求才重新開工的，這是個關鍵。我的合夥人沒理由不采納主管的建議。我們的原則是不雇傭新的工人，等著老工人回來，至此我們還沒違反這條規則。在罷工者襲擊警長的手下後，我們第二次重新開工，關於這點，回顧起來可能會有人說：“要是工廠一直關閉，直到老工人願意回來開工，情況就會好得多。”但是此時，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派的八千名士兵已控製了局麵。
罷工發生時，我正在蘇格蘭高地旅行，直到兩天以後才聽說了這個消息。我一生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其他事情比這件事更讓我受傷，我的職業生涯中受到的最大的傷痛，就是荷姆斯泰德罷工。其實我根本沒必要這麽難過，工人們真是錯得離譜。按照新的計酬方法，那些操作新機器的罷工者每天可以賺到4到9美元，比以前漲了30%。當我在蘇格蘭時，我收到了工會人員給我發的電報：“尊敬的老板，請告訴我們你希望我們做什麽，我們願意為你效勞。”
這讓我十分感動，但是已經太遲了。不幸已經發生，政府已控製了工廠，一切都太晚了。
當我在國外時，我收到了朋友們無數善意的口信，他們都了解發生了什麽，能夠想象到我的不快樂。以下格萊斯頓先生的這份短箋讓我十分感激：
親愛的卡內基先生，
對於你的祝賀，我和妻子早已表達過感謝。但是我無法忽視你目前正在遭受的痛苦。你遭受了許多指責，隻是因為你的做法比其他有錢人更加開明。我希望我能做些什麽，幫助你從那些輕率自負、心懷憎恨、歪曲事實的記者筆下解救出來。我希望自己能為你盡微薄之力，哪怕隻是簡單地說：我確信，了解你的人不會因為這次不幸事件而對你的慷慨大方和工作能力有一絲懷疑（畢竟大家都無法了解大洋彼岸這件事的真相）。
財富就像是一頭猛獸，威脅著吞沒人類的良知。而你則通過訓誡和榜樣，用財富喚起更多良知。為此，我感謝你。
請相信我。
你忠誠的
（簽名）W·E·格萊斯頓
我引用這封信，也是為了證明格萊斯頓先生有著悲天憫人的性格，對任何事物都有憐憫之心——今天他可能同情那不勒斯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明天則會同情一位生病的朋友。
當然，公眾不知道我當時在蘇格蘭，一開始對荷姆斯泰德罷工毫不知情。卡內基工廠有工人被殺害，卡內基是這個工廠的主人，這點就足夠使我的名字經常被人掛在嘴邊。
不過，最終還發生了些讓我滿意的事。參議員漢納是全國公民聯盟的主席，這是一個勞資雙方參與的組織，在融洽勞資關係方麵起著重要影響。當時的副主席，尊敬的奧斯卡·施特勞斯先生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並會見聯盟裏的官員。不久前，我一生的朋友，曾經是克利夫蘭市的代理商，現任主席馬克·漢納先生突然去世了。我參加了晚宴，在結束時，施特勞斯先生起身說，他們已經考慮過漢納先生的繼承人的問題，他建議由我來繼承，所有勞工組織都讚成我繼承這個職位。當時有幾個工人代表也在場，他們一個個站起來，表示支持施特勞斯的主張。
我從來沒有那麽驚訝過，並且老實說，我也從沒有這麽感激過。我感受到工人們對我的理解和同情，我得到了我工廠工人的尊敬。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一切正好相反。因為發生了荷姆斯泰德暴亂，在公眾眼中，卡內基工廠代表著工人正當收入被剝奪的地方。
在施特勞斯家的宴會上，我起身向各位官員解釋說，我不可能接受這麽大的榮譽，因為我必須避開夏天的炎熱氣候，而聯盟的主席必須在任何季節都做好處理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的準備。我十分尷尬，盡管我極力地讓所有人都明白，這個提議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禮物，是一劑安慰我受傷心靈的良藥。最後，我說，如果我能入選執行委員會，我將倍感榮幸。大家一致通過了我的請求。至此，我終於解脫了，不再抱有大部分工人都會認為我要為荷姆斯泰德暴亂和工人之死負責這種想法。
我要感謝奧斯卡·施特勞斯先生為我作的辯解，他早前曾讀過我關於勞工問題的文章和演講稿，常常向工人引用我的觀點和想法。晚宴上，還有兩位來自匹茲堡聯合聯盟的工人領袖，懷特和謝菲爾，他們也積極地向其他成員介紹我之前和工人相處融洽的事跡。
之後，在匹茲堡的圖書館大堂，工人們和他們的妻子舉行了大型的聚會歡迎我，我向他們作了一個發自肺腑的演講。演講中有一句話我一直記得，永遠都不會忘記。我說資本、工人和雇主像一張凳子的三條腿，沒有誰先誰後，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之後，所有人都跟我熱烈地握手，我們的心再次連在一起，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盡管罷工事件已遠離而去，但畢竟我有過一段極為糟糕的經曆。
在荷姆斯泰德事件後，我的朋友，羅格斯學院的約翰·C·範戴克教授告訴了我以下一件事：
1900年春天，我從加利福尼亞海灣畔的瓜伊馬斯出發，去佛得角的一個朋友的牧場，想要在索諾拉山區打一星期的獵。這個牧場十分偏遠，遠離文明城市，我以為在那裏，除了有幾個墨西哥人，大部分都應該是雅基族印第安人。但令我十分驚訝的是，我發現了一個講英語的美國人。沒有多久，我就知道了他到這裏的原因，因為他十分寂寞，迫切地想與人交流。他叫麥克盧基，1892年之前，他曾是一個熟練的技工，在荷姆斯泰德的卡內基鋼廠工作。他當時被稱為“高手”，工資很高，他已經結婚了，有家庭和可觀的財產。此外，他還受到鎮上居民的擁戴，推選他擔任荷姆斯泰德鎮長。
當1892年的罷工發生時，麥克盧基自然是站到罷工者那邊，他以鎮長的身份，下令逮捕那些來荷姆斯泰德保護工人和維持秩序的私人偵探。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公正的。他向我解釋道，那些偵探是一股武裝力量，入侵了他的管轄範圍，他有權逮捕他們，解除他們的武裝。這個命令導致了流血事件，衝突進一步激化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次罷工最後失敗了。麥克盧基被控謀殺、暴亂、叛逆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罪名。他被迫逃離美國，他經曆過受傷挨餓，被法院追捕，隻能躲起來，等待風聲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上了美國所有鋼鐵企業的黑名單，到處都找不到工作。他的錢很快用完了，最慘的是，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家庭支離破碎。幾經波折後，他決心去墨西哥發展，我遇見他時，他正想要去離佛得角十五英裏外的礦場工作。但是對墨西哥人來說，他們隻需要最廉價的沒有技術的勞動力，根本不需要他那樣優秀的技工。他什麽工作都找不到，也沒有錢，他真的是花光了身上最後一文錢。當他告訴我他不幸的經曆後，我自然為他感到十分遺憾，尤其是他這樣一個十分聰明的人，實在不應該受到如此大的打擊。
我記得當時我沒有告訴他，我認識卡內基先生，並且在罷工後不久，就和他在蘇格蘭的克魯尼見過麵。也沒有告訴他，我曾經從卡內基先生的角度聽過這次罷工事件。但是麥克盧基十分釋然，沒有責怪卡內基先生，他對我說過幾次，如果“安迪”當時在的話，可能就不會有這麽多麻煩了。他認為“罷工者”能和“安迪”和睦相處，而不像他的那些合夥人。
我在那個牧場待了一星期，晚上常去見麥克盧基。我離開後，直接去了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在那裏，我抽空寫信給卡內基先生，告訴他有關麥克盧基這件事。我還寫道，我很同情這個男人，覺得他受到的待遇太糟糕。卡內基先生立刻給我回複，他用鉛筆在信的邊緣寫道：“麥克盧基需要多少錢，都給他，但是別提到我的名字。”我立刻寫信給麥克盧基，為他提供他所需的一筆錢。我沒有提到具體數額，但告訴他這筆錢足夠讓他東山再起。但他拒絕了，他說他會自己打拚出一條路，這正是美國精神的體現，這讓我十分欽佩他。
後來我和一位朋友，索諾拉鐵路公司的總經理，J.A。諾格爾先生說起過他，之後麥克盧基在鐵路公司的鑽井隊找到份工作，並且幹得很成功。一年後，或許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瓜伊馬斯再次遇到他。他正在鐵路車間負責一些維修機械的工作。他的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看上去很開心，而且他又娶了一位墨西哥老婆。由於他現在過得很好，我急於告訴他真相，讓他知道我提議的那筆錢，來自於那個曾經被迫與他們作對的那個人。所以在我離開前，我說：“麥克盧基，我想告訴你，我曾經想給你的那筆錢不是我的，是安德魯·卡內基的錢，這是他的提議，他要我轉交給你。”
麥克盧基驚訝萬分，半天隻說了句：
“好吧，這該死的安迪就是那種老好人，不是嗎？”
我願意相信麥克盧基死後能上天堂，我知道他是個好人。據說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財產價值3萬美元。警員被射殺後，他遭到了逮捕，因為他是鎮長，也是荷姆斯泰德工會的主席。他隻能放下一切，開始逃亡。
在這個故事見報後，報紙上又發表了以下幽默故事，因為我曾聲稱，我情願在我的墓碑上隻刻上麥克盧基的評論，因為這暗示了我曾經對我的工人很友善。
隻不過在途中
桑迪論安迪
哦！你們可曾聽說，
當上帝準備用死亡來召喚他，
安迪準備在他墓碑上刻什麽！
不是手邊神聖的經文，而是這句——
“這該死的安迪就是那種老好人！”
這個蘇格蘭人用墓誌銘嘲笑自己，其實是為了奉承自己，
但這不是一件褻瀆的事，也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考慮到他捐贈了自己的財富，是個好人，
我們得承認他有這個權利刻上：
“這該死的安迪就是那種老好人！”
他的墓碑上不再會有一個大大的“D”，
後麵還有一個破折號，
因為安迪不想為了安全起見而濫用這個字，
他不是那種花言巧語或是會說安慰話的家夥。
他隻是一個遲鈍的、直率的蘇格蘭人——
那就是他：“這該死的安迪就是那種老好人！”
所以當他死去，我們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說的，
我們要將它刻上他的墓碑，印上他的棺材。
他說，“那些有錢人都很不體麵”，
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不是什麽有錢人，我沒有像他那樣：
“這該死的安迪就是那種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