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科學管理，平穩渡過金融危機

回顧四十年前（1870年），在美國的生鐵製造業中，人類竟然不知道化學的重要作用，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而這本該是最為重要的一環。在當時，高爐經理往往是粗魯又恃強淩弱的外國人，時不時地將他手下那些桀驁不馴的工人打倒在地，以示教訓。他還被認為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能夠憑直覺診斷高爐情況，就像他的一些同鄉，據說他們僅憑借一根榛樹枝就可找到油井或水源的位置。這就和庸醫一樣，想到用什麽藥，就給他的病人用什麽藥。

露西高爐時常會出現一些問題，因為我們對各類礦石、石灰石和焦炭的成分了解很少，或者說根本不知道，我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狀態。最終，辭退了僅憑經驗和直覺行事的高爐經理，尋找一位年輕人接替他的職位。運輸部的享利·M.柯裏脫穎而出，我們選定了他做經理。

菲普斯先生特別關照我們的露西高爐，他每天都要去看看，這免去了我們不少麻煩。這不是說，我們的高爐運行得不如其他的高爐好，不能產生較好的效益。而是因為，它比其他的高爐更加龐大，一點小小的偏差都可能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周日早晨，當我的合夥人的父親和妹妹去教堂做禮拜時，菲普斯還是雷打不動地去看管露西高爐。我擔心他會因此受到指責。但即使他跟他們一起去了教堂，他最虔誠的祈禱也隻會與露西高爐有關，祈禱它的運行一切正常。

下一步，我們要找一個化學家，來做柯裏先生的助手和顧問。我們找到了一位博學的德國人弗裏克博士。他向我們揭開了許多秘密，以前被認為質量優良的鐵礦石，其鐵含量要比原先想象的低10%至15%，甚至是20%；而那些原來被認為劣質的礦場，卻能產出優質的鐵礦石。先前好的現在卻變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顛倒了。在化學知識之光的照耀下，我們解開了生鐵製造中的大部分困惑。

在為了公司的聲譽，必須煉製出最優產品的關鍵時期，我們的高爐卻被迫停產了，原因是我們使用了一種含量很高很純的鐵礦石，來代替另一種次等的鐵礦石，這種鐵礦石的出鐵量比其他的鐵礦石要高出三分之二。但是，這種高純礦石需要太多的石灰來溶解，所以使我們的高爐受損嚴重。優質原料的優勢反而讓我們陷入了嚴重困境。

我們真是蠢啊！但我們依然有一點能聊以**：與我們的競爭對手相比，他們顯得更蠢。我們已經聘請化學家指導生產好幾年了，而其他高爐的經營者則說，他們無法負擔雇傭一個化學家。假如他們當時知道真實情況的話，他們會明白沒有化學家的指導，才是他們真正無法負擔的。回首過去，我們的這一行為被指責成過於奢侈，無怪乎我們是第一家雇傭化學家的企業。露西高爐成了我們盈利最多的部門，在科學管理上，我們幾乎處於絕對的壟斷地位。發現這個秘密後不久（1872年），我們就決定再建一座這樣的高爐。這一次節省了許多資金。那些名聲不好的礦產出產的許多公司不要的礦石，在我們這兒找到了銷路，而那些高價的所謂優質礦石，我們完全不再理會。密蘇裏州著名的派勒克諾布礦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的產品可以說是飽受質疑，據說如果不進行精煉，就隻有小部分有用。化學知識告訴我們，這種礦石磷含量少，矽含量高，如果正確地加以提煉，它的鐵含量相當高，極少有其他礦石可與之匹敵。於是，我們大量購入這種礦石，而礦山老板還對我們感謝萬分。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好多年來，我們竟然能以高價賣掉含磷量高的爐渣，然後用低價從對手那裏買入鐵含量高但含磷量少的爐渣。有時候，我們還試著用高爐冶煉煙道爐渣，它們的純度已經很低，高爐很難再提高它們的純度。因此多年來，我們的競爭對手都認為它們缺乏價值，從而扔在匹茲堡的河堤上。有時候，我們甚至能用劣質的原料交換到優質的原料，並從中獲利。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事，當時有一種偏見，認為氧化鐵皮無法再提煉，而事實上，這是一種純鐵氧化物。這使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同是丹弗姆林的老鄉奇澤姆先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經常開玩笑，有一天，我去參觀他在克利夫蘭的工廠，我看到有人正將這極有價值的氧化鐵皮裝車運走，我問奇澤姆先生準備如何處理。他回答說：“扔到河邊去，我們的高爐經理總是抱怨這些東西無法熔化。”

我沒有多說什麽，回到匹茲堡後，我決定跟他開個玩笑。當時我們公司有個年輕人叫杜·普維，他的父親是個發明家，正在匹茲堡試驗自己的一種煉鐵方法。我派杜·普維去克利夫蘭與我的朋友洽談，購買所有的氧化鐵皮，最終他以每噸50美分的價格買入。這樣的收購持續了一段時期，我一直希望奇澤姆先生能夠意識到我的這個玩笑，但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他這件事，奇澤姆先生已離開了人世。不過，他的繼任者很快就跟上我們的步伐。

我始終密切關注貝塞麥煉鋼法的進展，我知道一旦成功，那麽鐵的重要性毫無疑問將讓位於鋼。鐵的時代將會過去，我們將迎來鋼的時代。我的朋友，約翰·A.懷特，是賓夕法尼亞州，萊維斯頓市自由鐵廠的總經理。他曾經專程到英國調查這一新工藝。他是我們之中最傑出、也是最有經驗的製造商之一。他極力促使自己的工廠建立貝塞麥煉鋼廠。他的思路沒錯，隻是有點為時過早。所需要的資金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況且，這項貝塞麥煉鋼法在英國尚處於試驗階段，更別說引入到美國並一舉成功，這確實有點不太現實。這個試驗階段會經曆漫長的過程，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我的朋友負擔不起。

後來，這一方法在英國試驗成功後，很多資本家在哈利斯堡投資興建賓夕法尼亞鋼鐵廠。同樣，他們也得經曆試驗階段，如果在關鍵時刻，這個鋼廠沒有得到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資助，可能已經失敗了。正是湯姆森總裁高瞻遠矚，向董事會建議，向鋼廠投資60萬美元，保證了日後鐵路所需的鋼軌供應。事實證明了他這一決斷的正確性。

用什麽來做鐵軌的替代品，是困擾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鐵路公司的一個大問題。我發現，連接賓夕法尼亞和韋恩堡的匹茲堡鐵路，彎道的鐵軌容易變形，每隔六個禮拜或者兩個月就要更新。在貝塞麥煉鋼法還鮮為人所知前，我曾提醒湯姆森先生關注英國道普斯先生的這項發明，他將鐵軌的頂部碳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趟英國，購買了道普斯的專利權，然後建議湯姆森先生投資20萬美元在匹茲堡進行試驗。我們重建了熔爐，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碳化了數百噸鐵軌，經過比較，證明效果非常好。這是美國首次使用頂端碳化的鐵軌，我們在一些最容易磨損的路段換上這些鐵軌，結果發現，湯姆森先生的投入得到了很大的回報。如果貝塞麥煉鋼法沒有被順利推廣，我堅信，隻要我們改良道普斯工藝，這項技術也會被廣泛地采用。但是，這還是比不上貝塞麥生產出的堅固鋼材。

離匹茲堡不遠的約翰斯頓市，坎布裏亞製鐵公司是全美最大的鐵軌生產企業，他們決定建立一個貝塞麥工廠。在英國，我已經看到令人滿意的結果，這項工程無須冒險和花費太多的資金就能成功。威廉·科爾曼先生也注意到這種新方法，和我達成了一致。我們都認為應該介入匹茲堡的鋼軌製造業，於是，他和大衛·麥坎德利斯先生成為了我的合夥人。後者在我父親過世後幫助過我母親，是我的好朋友，我永遠都不會忘掉他。約翰·斯科特和大衛·A.斯圖爾特先生，還有其他一些人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正副總裁，埃德加·湯姆森和托馬斯·A.斯科特也成了股東。鋼軌製造公司於1873年1月1日成立。

廠址的選擇是我們要嚴肅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我不看好他們推薦的廠址，於是跑到匹茲堡和我的夥伴們商議此事。我反複想著此事，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躺在**，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好的地點。我趕緊從**爬起來去找弟弟：

“湯姆，你和科爾曼先生是對的，就在布拉多克，在賓夕法尼亞鐵路與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之間，那裏還有河，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讓我們用好朋友埃德加·湯姆森的名字來命名我們的公司。我們這就去找科爾曼先生，然後出發去布拉多克。”

我們當天就出發了，第二天上午科爾曼先生已經開始工作，試著買下這塊地。土地的主人麥金尼先生要價很高，我們目標價是每畝500～600美元，結果卻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後，我們需要擴建時，每畝已經漲到了5000美元。

這裏曾經是布拉多克戰場.我們開始建設自己的鋼軌廠。在挖地基的時候，我們發現了許多戰爭的遺物——刺刀、劍等等。丹弗姆林的總督亞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兒子便喪身此地。他們是怎樣來到這裏的？這是很自然就會想到的一個問題。那時候，英國一些城市的市長都是貴族成員，他們享有榮譽卻不履行他們的責任。沒有人認為商人有資格當市長，即便是現在，英國依然殘留著這一貴族觀念。鐵路公司裏極少有人壽保險，但在有些情況下，在製造企業中，公司的高層必須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總裁的榮譽，卻絲毫也沒有履行他們應盡的職責。亞瑟·豪克特爵士曾是丹弗姆林的市長，但他響應號召入伍，最終在此地戰死沙場。真是巧合，兩個丹弗姆林人就在這塊土地上戰死，而如今，又有另外兩個丹弗姆林人要將這裏變成一個工業區。

最近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有趣的現象。1904年，約翰·莫立在匹茲堡卡內基學院的校慶演說中，提到了福布斯將軍攻占了杜肯堡，並且在寫給匹特首相的信中，把該地的地名改成了匹茲堡。這個福布斯將軍就是當時皮坦克利夫的領主，他出生在當地的一個峽穀中，1902年我就是將這個峽穀買了下來，捐給了丹弗姆林，改建成一個公共公園。因此，兩個丹弗姆林人都曾是皮坦克利夫的領主，並且他們的主要工作地點都在匹茲堡。

出於對埃德加·湯姆森的敬意，我們決定用他的名字給我們的鋼廠命名。但當我們向他申請姓名使用權時，他意味深長地回答說，就目前美國的鋼軌生產水平來看，現在還不是將他的名字與之聯係的時候，因為可信度還遠遠不夠。確實，當時美國尚處於試驗的階段。但是，我向他保證，美國是完全可以造出與國外各個方麵都一樣好的鋼軌來，我們生產的鋼軌會享有拱頂石公司的橋梁和克洛曼的車軸一樣的好聲譽，他終於接受了。

湯姆森先生迫切地希望在我們選址建廠的時候，能夠靠近賓夕法尼亞鐵路沿線，他總是最先想到自己的公司。這樣，賓夕法尼亞鐵路將壟斷我們所需要的運輸。幾個月後，他來到了匹茲堡。我的繼任，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匹茲堡分部主管羅伯特·皮特克恩告訴他，新廠址在布拉多克，那裏不僅有他們的鐵路線，還有巴爾的摩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鐵路線，而且還有一個比兩者更大的競爭對手——俄亥俄河。羅伯特後來告訴我，當時湯姆森先生直盯住他看，說：“安迪本應該選一個往東幾英裏的地方。”但是，湯姆森先生完全清楚，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選擇這個地點。

當1873年9月的金融危機來臨時，我們的企業發展正猛。然而之後不久，我進入了商業生涯中最焦慮不安的日子。開始，一切還都很順利，直到一天早晨，我們在阿勒格尼山的避暑小屋收到了一封電報，告知我們傑·庫克銀行倒閉了。之後幾乎每小時都會傳來一些壞消息，一家又一家的銀行倒閉了。每天早上，我們都在想，接下來會輪到哪家倒閉。銀行的倒閉切斷了其他公司的資金來源，公司的損失越來越多，直到最後整個商業係統都癱瘓了。這次危機暴露出很多問題，本來應該是實力雄厚的銀行都被迫倒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國家缺乏健全的銀行機製。

我們不需要為我們的負債擔心。麻煩的不是我們需要支付的債務，而是我們收賬變得越來越困難了。我們操心的不是要支付的賬目，而是別人需要向我們支付的賬目。不久，我們就及時與雙方同時進行接觸，開始將二者對衝抵消。即使是我們自己的銀行，也懇求都不要動用其中的結餘。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我們的發薪日快到了，需要十萬美元的小麵額鈔票。我們在紐約多付了2.4萬美元傭金才搞到這筆錢，然後把錢快遞到匹茲堡。當時是不可能借到錢的，即使是用最有價值的資本擔保，但通過賣掉我擁有的證券，我籌集到了可觀的數目——公司承諾日後會贖回這些證券。

一些匹茲堡周圍的鐵路公司欠了我們一大筆材料費——韋恩堡鐵路公司欠的最多。我還記得我去拜訪了韋恩堡的副總裁索先生，告訴他我們必須要拿到那筆錢。他回答說：

“你應該拿回你的錢，但就目前的情況，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不會付任何錢。”

“很好，”我說，“你的運費賬單也屬於這一行列，我們會學習你的好榜樣的。我準備下命令，我們不會付你們一分錢的運費。”

“好，如果你這麽做，”他說，“我們就停止你們的運輸業務。”

我說我們願意冒這個險，鐵路公司不會這麽極端。事實上，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付運費，但鐵路公司還是幫我們運貨。當他們的客戶停止付賬時，匹茲堡的製造商自然也無法償還銀行的貸款，銀行被迫要續約合同。銀行對我們一直很照顧，這次也是，我們安全地度過了這段時期。但是在這段危機時刻，我想的最多的就是，盡量多籌集點資金，把錢留在我們企業裏，這樣不管出現什麽情況，我們都可以免受煎熬。

在這場危機中，一開始我是合夥人裏最緊張最焦慮的一個，我幾乎無法控製自己。但當我最終看清我們的財政實力後，我平靜了下來，並作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在必要時，我會到與我們有來往的幾家銀行，把我們的整個狀況告知銀行董事會。我覺得這麽做不會損害我們的名譽。我們公司的股東沒有人過著奢侈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方式十分節儉。公司的錢沒有被用來建造昂貴的住宅，最重要的是，沒有股東投資證券市場，或是投資與主營業務不相關的其他企業。我們也沒有與別人互簽背書。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年年賺錢，蒸蒸日上的企業形象。

因此，我能夠對合夥人的擔心一笑置之。後來，事情終於沒有到非要開口談我們財政狀況的地步，我又是所有合夥人中最開心的一個。科爾曼先生是我們真正的好朋友，他有著各種辦法和極好的信譽，一直主動給我們提供擔保。在這場危機中，我們獨自支撐，威廉·科爾曼先生的名字是我們唯一的力量之源。我寫作時，眼前仿佛又見到這位偉大的老人。他的愛國心十分強烈。一次，他在參觀他的工廠，當時是七月四號，照慣例應該放假，但他發現一小隊工人在修理鍋爐，他把經理叫來，問他是怎麽回事，他命令所有工作都停止。“居然在國慶日工作！”他大叫道，“我們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來維修嗎？”他氣壞了。

當1873年的金融風暴來臨時，我們立刻收縮各個領域的投資。我們極不情願地決定，暫時停止新鋼廠的建設。一些入股的投資人拿不出繼續投資的錢，我被迫接手他們的股份，並將錢全數還給他們。這樣，鋼廠的控製權到了我手裏。

這場風暴的首次爆發影響到與證券市場直接相關的金融業，沒過太久，又波及了商業和製造業。事態發展得愈來愈糟，最終導致了得克薩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閉，還連累了我的朋友。這對我來說是最嚴重的打擊。我和得克薩斯公司的人們有著親密的關係，人們很難相信我沒有卷入他們的債務危機。

我們和匹茲堡匯兌銀行有大量的業務往來，當這家銀行的總裁舍恩貝格先生得知，斯科特先生和湯姆森先生陷入困境後，立刻從紐約火速趕回匹茲堡。在第二天的董事會上，他說我不可能沒有被牽連。他建議銀行應該拒絕給我們賬單折扣。他驚訝地發現我們背書和折扣的款項居然如此巨大。我迅速地行動起來，以避免更多的麻煩。我乘坐第一班到匹茲堡的火車，抵達那裏後向相關人員宣布，雖然我是得克薩斯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股東，但我已經付清了購買股份的所有款項，他們任何未償貸款合約上都沒有我的名字。我與他們的債務沒有絲毫的瓜葛。我唯一的債務與我們自己的企業有關，我準備用我擁有的每一塊錢抵押，保證公司會償還每筆債務。

直到那時，我在商界給人的印象是大膽、無畏，或許還有點魯莽的年輕人。我們的公司不斷擴展，迅速增長。盡管我還年輕，我已經經手過數百萬的資金。匹茲堡的老一輩認為，我的事業將會比現在更加輝煌。我認識的一位經驗豐富的人曾這麽斷言：“如果安德魯·卡內基的腦袋不會幫助他，他的好運也會幫助他。”但我認為事實勝於雄辯。其實我極少為自己和夥伴冒險，我確信，如果大家發現這點的話，會十分的驚訝。當我作出重大決定時，都會得到像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這樣的大企業的支持。我一直保持著蘇格蘭式的謹慎，但是對匹茲堡的老一輩製造商來說，我有時的行為顯然就像是魔鬼。他們年紀大了，我還年輕，這就是差別。

匹茲堡的金融機構對我和我們企業的態度，很快從驚訝轉變為無理由的信任。我們的信用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機時期，銀行願意提供給我們的貸款反而增加了，而不是減少。就像其他銀行的存款都減少時，曆史悠久的匹茲堡銀行的存款卻達到頂峰。這是美國唯一一家用黃金作為流通手段的銀行，藐視用鈔票作為支付手段。沒有太多的海報傳單宣傳，但我想這一決定本身便是一個很好的廣告。

除了我的朋友斯科特先生、湯姆森先生和其他人陷入困境外，不久我們又經受了更為嚴峻的考驗，我們的合夥人安德魯·克洛曼先生在一幫投機者的**下，加入了埃斯卡納巴鋼鐵公司。他們向他保證，這家公司會成為上市公司，但在做到之前，他的同事們已經為此背負起了巨額債務——大概是七十萬美元。克洛曼先生別無選擇，隻能宣布破產。

這件事讓我們措手不及。作為一個合夥人，在沒有通知其他合夥人的情況下，克洛曼先生是無權投資其他鋼鐵公司，或是和任何其他公司發生債務關係。在商界有一條強製性的規則——合夥人之間沒有秘密。克洛曼先生不顧這條規則的舉動，不但使他自己陷入困境，也使我們公司陷入危險。就像當我得克薩斯太平洋公司的朋友遭到危機時，也牽涉到我們公司一樣。我一度懷疑世界上是否有真正可靠的事。哪裏有我們可以依靠的根基？

要是克洛曼先生是個商人的話，此次事件後我們不可能再次允許他成為我們的合夥人。然而，他不是商人，他是個略具商業才能的機械師。克洛曼先生的誌向是在辦公室發展，但是他卻沒有這方麵的能力，他還是適合在工廠設計和操作新機器，這方麵他的才華無人能及。我們很難幫他安排一個合適的職位並留住他，這可能導致了他另謀出路。他也許是受到社區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他們讚揚他了不起的商業才能和機械天賦，而如前文所說，這些都是他的合夥人沒有認識到的。他們就是這樣接近他，之後牽著他的鼻子走。

在克洛曼先生通過了破產法庭的審查重獲自由後，出於善意，我們提出以原始股的價錢轉讓公司10%的股份給他。我們會為他保留這些股份，而這筆錢可以用它的紅利來進行支付，也不需要承擔公司責任。當然這是有條件的，他不能參與其他任何商業活動，或者為他人擔保，必須把他所有精力和時間投入到機械中，而不是公司的管理事務中。要是他聽從我們的勸告接受了這項提議，他早已成為一個百萬富翁，但是他的自尊，尤其是他的家族榮譽，讓他拒絕了這項提議。他決定靠自己創業，不顧我和同事的懇求，他堅持與自己的兒子開設了新公司與我們競爭。結果他失敗了，而且過早去世了。

我們無法認識到自己既能得心應手，又能享受樂趣的才能，這是多麽愚蠢啊！我所認識的能幹的人不止一個，雖然他們在機械方麵很有天賦，但都將自己困在辦公室，他們的生活就是不斷經受痛苦，最終的結果還是失敗。克洛曼先生的離開是我最大的遺憾。他有一顆善良的心，一個擅長機械的頭腦，倘若他沒有離開，我相信他會很高興和我們在一起工作。一些人答應為他提供資金，這使他衝昏了頭腦，但是他需要資金時，這些資金卻沒有兌現。很快，這個偉大的機械師就以不善管理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