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專注於實業，規避投機風險
我們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常常需要去東部，特別是紐約出差。紐約就像是英國的倫敦——美國所有大企業的總部都在那裏。沒有哪家大公司不在紐約設立代表處卻能發展得很好。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已經能完全掌控匹茲堡的生意。我主要的職責就是指導公司的整體方針，以及參加重要合同的談判。
我的弟弟十分幸運，娶了露西·科爾曼小姐為妻，她是我們最可貴的合夥人和朋友的女兒。1867年，我們把在霍姆伍德的住所留給了我弟弟，我又一次被迫放棄原有的生活圈子，離開匹茲堡，搬到紐約居住。這個變化對我來說很艱難，對我母親來說就更難適應。但她的身體依然很好，隻要我們能在一起，不管去哪裏，我們都很高興。不過她還是有一種客在異鄉的感覺——在紐約，我們一個人都不認識。最初我們住在聖尼古拉斯旅館，是當時很有名的一家旅館。我在布羅德街上開了個辦事處。
有一段時間，從匹茲堡來紐約的朋友們成了我們歡樂的主要源泉，同時，匹茲堡的報紙也是必不可少的。我頻繁地回匹茲堡，我母親常常陪我一起回去，這樣我們依然維持著和老家的聯係。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們結識了新朋友，培養了新的興趣愛好，也逐漸開始把紐約看作是家了。當聖尼古拉斯旅館的老板在住宅區新開了家溫莎旅館後，我們搬了進去，一直到1887年，那裏成為我們在紐約的家。旅館主人霍克先生成為了我們的好朋友，甚至他的侄子也和我們保持了這種友誼。
在紐約，我從帕爾默夫婦組織的十九世紀俱樂部學到了最多。這個俱樂部每月一次在他們家聚會。大家討論各種不同的話題，不久就吸引了各界的名流參加。我要感謝博塔夫人，她推薦我成為了會員。她是博塔教授的夫人，一位傑出的女性，她家客廳倒像是這個城市的沙龍。一天，我有幸被邀請參加博塔家的晚宴，第一次認識了幾位傑出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安德魯·D.懷特，他成為了我的終身摯友和顧問。當時他是康奈爾大學的校長，之後被派往俄國和德國擔任大使，他也是海牙和平會議美國代表團的主要代表。
十九世紀俱樂部就好像是個競技場。有為之士在這裏十分正式地討論每天的熱門話題，並依次麵對聽眾演講。聚會的人越來越多，很快客廳就容不下了。因此每月一次的聚會改在美國藝術畫廊舉行。我記得,我第一次以演講者身份參加的議題是“美元貴族製”。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森上校是第一個演講者，這是我第一次麵對紐約觀眾。之後，我不時地參加演講。這是很好的訓練方式，因為你必須精心準備每次的演講，閱讀和研究資料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茲堡住了足夠長的時間，對製造業比較了解，它有別於投機性的商業活動，是一種實業，一種精神。我對於公共事件的了解源自於電報操作員的經曆，我知道幾位匹茲堡商人和幾家企業當時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關注著他們。在我看來，他們的運作就像是一場賭博。我那時還不知道，這些商人或公司的信譽都因為熱衷於投機，而受到嚴重的損害（這種影響幾乎無法隱藏）。但當時這樣的公司很少，我一隻手就能數得過來。匹茲堡的石油和證券交易所還沒有成立，而且通過電報與東部的股票交易所聯係的經紀人辦公室也沒有必要。匹茲堡顯然隻是一個製造業重鎮。
我驚訝地發現，投機在紐約完全就是兩回事。幾乎所有的商人都或多或少在華爾街投資過。周圍的人紛紛向我打聽，我接觸過的各家鐵路公司的情況，一些人向我提議，由他們提供資金投資，允許我來管理——他們都猜測我能得到內部消息，能確保他們投資取得成功。還有人邀請我加入他們的隊伍，他們正悄悄地打算買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權。事實上，整個投機市場最誘人的一麵，都展現在我麵前。
我拒絕了所有的**。我收到過的最具**的提議是這樣的：我剛搬去紐約溫莎旅館後不久的一天早上，正處於事業頂峰的傑·古爾德來找我，說他聽說了我，他願意購買下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控股權，並給我一半的利潤，隻要我同意參與管理這家公司。我感謝了他，並告訴他，盡管斯科特先生和我都有各自的公司，但我絕不會與他作對。後來斯科特先生告訴我，他聽說了我曾被紐約公司選中，來接替他的位置。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裏得知這個消息，因為我從沒向他提起過。我再一次向他保證，我隻會擔任一個公司的總裁，那就是我自己擁有的公司。
風水輪流轉，三十年後，1900年的一個早晨，我給古爾德先生講了他父親曾經給我的提議，並說：
“你父親曾提供給我掌控賓夕法尼亞州鐵路係統的職位，現在，作為回報，我給他的兒子提供掌控跨洋國際線路的機會。”
他兒子和我在第一步上達成了一致——就是把他的瓦伯什鐵路接到匹茲堡。我們成功簽訂了合同，同意將我們鋼鐵公司的三分之一的運輸權交給瓦伯什鐵路。我們打算從東部擴張，從匹茲堡延伸到大西洋。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過施瓦布先生找到我，問我是否真的打算退出生意場。我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就這樣我結束了鐵路運作。
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有因為投機而買入或賣出任何股份，除了一次例外。我早年曾購買了賓夕法尼亞鐵路的股份作為投資，我當時沒有付錢，因為銀行為我提供了低息貸款。我一直堅持著這條原則：絕不買任何我買不起的東西，也絕不賣任何我不擁有的東西。然而，在早年的日子裏，我在做生意過程中也得到過一些利息，其中包括一些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證券。每天早上當我翻開報紙，我總是忍不住要先看股市行情。在我決定出售所有不是我公司的股票，把精力集中到匹茲堡自己的公司上之後，我進一步決定，不再持有任何在證券交易所買賣的股票。除了少量通過各種渠道得到的股票外，我一直都嚴格遵循著這條原則。
製造業的每一個人和所有其他職業的人都該遵循這一原則。對製造業者來說，這一條尤其重要。如果要解決不斷出現的問題，他的頭腦必須保持冷靜和獨立。從長遠看，好的決策勝過一切。而被變化莫測的股票市場所困擾的人，是無法作出正確的決策的。股市給了他醉生夢死的感受，他看到的不是現實，無法判斷出事物的真實價值，或者看透事物的本質。他會把小土丘看成是高山，把高山看成是小土丘，而需要周密思考的事，他會輕易地下結論。他的腦子裏都是股市行情，無法保持冷靜。投機是蠶食價值的寄生蟲，無法創造出任何東西。
定居紐約後，我承接的第一項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奧卡克的密西西比河上建造一座大橋。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總裁湯姆森先生和我談下了整個合同，包括結構、地基、磚石建築和上層結構，支付方式是債券和股票。這項工程在每一個方麵都是巨大的成功，除了財務方麵。突降的一場危機使相關的鐵路公司破產了，他們無法支付合同規定的款項。對手在伯靈頓建造了一座橫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橋和一條沿西開往基奧卡克的鐵路。我們預期的豐厚利潤落空了，然而，盡管沒有什麽盈利，好在湯姆森先生和我倒沒什麽損失。
這座大橋的上層結構是由我們在匹茲堡的拱頂石公司修建。施工期間，我需要不時去基奧卡克拜訪，在那裏，我認識了很多聰明和快樂的人們，其中有裏德將軍和裏德夫人，萊頓先生和萊頓夫人。後來我帶一些英國朋友去基奧卡克遊覽，他們對西部社會的印象深刻，感受到不同於文明社會的事物，十分的驚訝。一天晚上，裏德將軍為我們辦了招待宴會，很有英國小鎮的感覺。到會的客人中，不止一位客人曾經在戰爭中贏得過榮譽，並在國會中升到了顯赫的地位。
我們建造基奧卡克大橋時贏得了很好的聲譽，使得負責在聖路易斯建造密西西比河大橋的人來找我洽談。這就涉及了我的第一筆大額交易。1869年的一天，負責這項工程的麥克弗森先生（他是地道的蘇格蘭人）拜訪了我的紐約辦事處，說他們正在籌集建造大橋的資金。他想知道我能否幫忙爭取到一些東部鐵路公司加入這項工程。在仔細審核了這個項目後，我代表拱頂石橋梁公司，簽下了建造大橋的合約。我還獲得了大橋公司第一期400萬美元的抵押債券。1869年3月，我出發去倫敦洽談股份出售事宜。
在旅途中，我準備好了內容說明書，一到倫敦就打印出來。我前幾次來倫敦時，認識了大銀行家朱尼厄斯·S.摩根，一天早上，我去拜訪了他，並開啟了談判。我走的時候留了份內容說明書給他。第二天再去拜訪他時，我很高興地發現，摩根先生對這持肯定態度。我賣了一部分債券給他，在他律師的建議下，在債券的措辭上做一些修改。摩根先生對我說，如果我想去蘇格蘭，最好馬上就動身，我可以寫信去聖路易斯，來確定他們是否同意變動。他說，我可以三個禮拜後再回去，有足夠的時間來結束這件事。
但是我害怕夜長夢多，就告訴他，我早上就能收到電報，確認所有的改動是否都通過。大西洋電纜已經開通了一段時間，但是，我懷疑那天我發的那麽長的私人電報還是史上第一次。我用了一個很方便的方法，給債券的每一行標上數字，之後向他們講解每一行哪裏有改動、刪減或增加。在我發送電報前，我先給摩根先生看了看，他說：
“年輕人，如果你成功了，你理應得到獎勵。”
第二天早上，當我走進摩根先生的私人辦公室時，我發現那張專供我用的桌子上有一個彩色的信封，裏麵就是回複。上麵寫道：“昨晚已召開董事會，批準所有更改。”
“現在，摩根先生，”我說，“我們可以繼續談了，債券已經按照你律師的意見更改。”我們很快就談妥了合約。
當我在摩根先生辦公室時，桑普森先生，《泰晤士報》的金融版主編走進來。
我和他麵談了一會，我清楚隻要他說幾句話，就能使證券交易價格產生變動。當時美國證券安全受到了猛烈的抨擊，因為菲斯克和古爾德與伊利鐵路公司的訴訟，他們被指控製了紐約的法官們，這些法官完全對他們唯命是從。我知道這一點會被提出來作為不利因素，所以我自己先提出來。我向桑普森先生指出，聖路易斯橋梁公司是由國家政府特許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上訴美國最高法院，該機構有自主的高級法庭。他說他很樂意突出這一優勢。我把這座橋比作是大洲之間高速公路的收費站，這點讓他十分高興。我們的交流一帆風順，當他離開辦公室時，摩根先生拍著我的肩膀說：
“謝謝你，年輕人，你今早已經把債券的價格提高了百分之五。”
“不客氣，摩根先生，”我回答道，“現在請告訴我，我該怎麽做才能為你再把債券提高百分之五？”
債券發行相當成功，聖路易斯大橋的修建資金有了著落。這次談判使我得到了可觀的利潤，這是我第一次與歐洲的銀行家合作。幾天後，普爾曼先生告訴我，摩根先生在一次晚宴上告訴他電報那件事，並預測說：“那個年輕人肯定會聲名遠揚。”
在結束了和摩根先生的合作之後，我回到了故鄉丹弗姆林，並捐贈了公共浴室，這是我第一次的大額捐贈。在此之前，在勞德姨父建議下，我曾捐過一筆錢給華萊士紀念碑，那座紀念碑坐落於斯特靈山，俯瞰班諾克本。我捐的錢不算多，但是也算一筆可觀的數目，當時我還在電報公司工作，每月的工資是30美元，還要維持家裏的開銷。母親沒有任何埋怨，相反，她很自豪我的名字會出現在捐贈者的名單上，而我則感到自己真正開始成為一個男人。多年後，我母親和我回到斯特靈，在華萊士塔上為詩人瓦爾特·司各特男爵的半身像揭幕，這是她捐贈給紀念碑委員會的。從早期捐贈到那時，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至少在經濟上如此。但是我們還沒開始大筆的捐贈，對我來說，那時還是積累財富的年紀。
1867年，我在歐洲大陸旅行，被所見所聞深深吸引，但是我還是牽掛著美國的一切，我通過頻繁的信件來指導公司事務。因為內戰，通向太平洋的鐵路交通顯得至關重要，國會通過了議案，支持建造一條這樣的鐵路線路。鐵路剛剛在奧馬哈破土動工，計劃是最終要把這條線路一直推進到舊金山。我在羅馬時的一天，我突然想到這條線路的完工日期可能比預期要快得多。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將領土全部連接起來，有理由相信，在施工期間不會浪費任何時間。我寫信給我的朋友斯科特先生，建議我們應該去爭取這條加利福尼亞大鐵路的臥鋪火車的合同。他的回複中寫到：
“年輕人，你確實又抓住了機會。”
回到美國後，我仍然繼續我的這個想法。我看好的臥鋪車廂行業，發展相當迅速，我已經無法購買到足夠的車廂滿足人們的需要。正是這一狀況促成了普爾曼公司的成立。中央運輸公司無法快速地把業務擴展到全國，普爾曼先生開始在芝加哥建造世界最大的鐵路公司，很快就成為母公司的競爭對手。他也意識到太平洋鐵路將是世界上最大的臥鋪車廂市場，我發現了他也在做和我同樣的事。他的確是一隻攔路虎。從我和普爾曼先生的這件小事上能證明，有時候小事可以起到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總裁正好路過芝加哥。普爾曼先生拜訪了他，並被請進了總裁的房間。桌子上有一封總裁發給斯科特先生的電報，說：“你關於臥鋪車廂的提議可以接受。”普爾曼先生在克製自己之前，就不經意地看到了這封電報。電報的位置讓他忍不住要去看。當達蘭特總裁走進房間時，普爾曼先生向他解釋自己看到了，並說：
“在我提交我的提議前，我相信你不會輕易決定這件事。”
達蘭特先生同意等他。這件事發生後不久，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在紐約召開董事會。普爾曼先生和我都出席了，都很努力爭取得到這份我們倆都十分看重的合同。一天晚上，我們同時走上聖尼古拉斯旅館的寬敞的樓梯。我們以前見過麵，但不是很熟。然而，我們上樓時，我說：
“晚上好，普爾曼先生！我們現在一起，不正好是一對傻瓜嗎？”他並不認同地問：
“你這話什麽意思？”
我向他解釋了情況。我們為了競爭而提出的方案，損害了我們當初希望得到的利益。
“那麽，”他說，“你有什麽建議嗎？”
“聯手，”我說，“我們雙方向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提出一份聯合方案，並成立一家公司。”
“你會起什麽名字？”他問。
“普爾曼皇宮車廂公司。”我回答道。
他覺得這個名字很貼切，我也同樣這麽認為。
“來我的辦公室好好討論一番。”這個臥鋪車廂大王說。
我同意了，最終結果是，我們共同得到了這份合約。
然後我們的公司合並入普爾曼總公司，得到了一些股份。我記得自己一直是普爾曼公司最大的股東，直到之後1873年的金融危機，為保護自己的鋼鐵公司，我才被迫賣掉這些股份。
普爾曼先生的為人處事都是徹底的美國式，在這裏多說幾句也不妨。普爾曼先生最初是個木匠，當芝加哥開始大規模建設時，他接到了許多業務，改造翻新了大量的房屋。當然他獲得了成功，由此開始，他成為這行中最主要最著名的承包商。如果一家高級旅館需要加高十英寸，而不影響旅館的客人，或不幹擾生意，那就該找普爾曼先生。他是一個少見的可以看清事物發展趨勢的人物，或者說，你會發現他永遠處在發展最快的主流前沿。不久，他就和我一樣，發現了臥鋪車廂絕對是美國的必需品。他開始在芝加哥建造車廂，爭取到了附近的鐵路線路的合同。
東方公司缺乏與普爾曼先生這樣的偉人合作的能力，我很快意識到這一點。盡管東方公司擁有最初的專利權，專利人伍德魯夫先生是該公司的大股東，盡管多年的專利訴訟會帶來損失，但在此之前的時間，足以讓普爾曼的公司發展成全國性的大公司。因此我熱切希望能與普爾曼先生聯手，正如我之前和他聯手取得聯合太平洋公司的合同一樣。由於普爾曼先生和東方公司的一些成員的人際關係不怎麽融洽，大家認為應該由我來組織談判事宜，因為我和雙方的關係都十分友好。不久，我們達成一致，普爾曼公司吸收我們的中央運輸公司，這樣普爾曼先生的業務不再局限於西部地區，而是獲得了通往大西洋沿海地帶的賓夕法尼亞州鐵路的控製權。這使他的公司處於不敗之地。普爾曼先生是我見過最能幹的人之一，我很感激他曾經給我講過一個包含哲理的故事。
和其他人一樣，普爾曼先生也會遇到困難，情緒低落，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沒人可以。事實上，隻有他，能成功地克服從臥鋪車廂生意帶來的各種麻煩，同時依然保留一些鐵路公司一定要尊重的應有的權利。鐵路公司當然應該經營自己的臥鋪車廂。一次，我們在聊天時，他告訴我一個能慰藉人心的小故事。西邊某縣，有個老人受盡了病痛和其他各種折磨，他的鄰居相當同情他，但他說：
“是的，我的朋友，你說的都對。我漫長的一生都在經曆磨難，但是很奇怪的是，這些煩憂十之八九不會發生。”
的確如此，人類大部分的憂慮和煩惱都是自己想象出來的，應該一笑置之，杞人憂天是相當愚蠢的行為。隻要天沒塌，一切都好，即使塌了，十分之九的概率是，事情並沒有想象得那麽糟糕。聰明人一定是個樂觀主義者。
幾次成功的談判，使我在紐約小有名氣，我下一個大項目和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有關。1871年，該公司的一個董事找到我說，他們必須籌集到6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幾百萬）才能度過危機，行政委員會裏有些認識我的人也建議說，我也許能夠籌集到這筆錢，同時為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爭取到這條重要的西部線路的實質控製權。我相信普爾曼先生是和那位董事一起來的，或者就是他自己首先提到我的。
我接手了這件事。我想到，如果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願意從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提名的一些候選人中選拔出董事會成員，那麽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就有理由幫助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了。我去了趟費城，向湯姆森總裁提出了這個方案。我建議道：如果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願意信任我，願意為聯合太平洋公司在紐約借到錢，我們就可以控製他們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股份。湯姆森先生一貫的自信在此刻完美地表現出來。他是個保守的人，把鐵路公司的錢看得比自己的錢還緊，但是這次的利潤太豐厚，不能輕易錯過。即使60萬美元收不回來，這對他公司來說也不是太大的投資損失，而且其實風險很小，因為我們準備把證券都交給他，這些證券是由於貸款給聯合太平洋公司而獲得的回報。
湯姆森先生和我是在他費城的家裏見麵的，我起身準備走時，他把手放在我肩上，說：
“記住，安迪，我把這件事交給你了。我信任你，我依靠的是你持有的股份，再說，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也不可能有任何損失。”
我接受了這份責任，結果是大獲全勝。聯合太平洋公司尤其希望湯姆森先生自己能擔任總裁，但是他說這不可能。他提名了托馬斯·A.斯科特，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副總裁出任這一職位。1871年，斯科特先生、普爾曼先生和我，也由此當選為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董事。
貸款讓我們得到了300萬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把這些鎖在保險箱內，待價而沽。正如預期，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的加入，使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價值提高了，股價一路飆升。此時，我要去倫敦，負責談判有關奧馬哈市密蘇裏河大橋的債券發行事宜。當我離開時，斯科特先生決定出售我們擁有的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曾對秘書說，斯科特先生是我的商業搭檔，他有權接觸保險箱。我不在的時候，有必要指定一個人來管理股票。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些股票會被他賣掉，這讓我們失去在聯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
我回來後發現，自己不再被聯合太平洋公司看做一個值得信任的同事，而被看成是為了投機目的而利用他們。我們本來擁有與這家大公司密切合作的最好機會，卻如此草率而魯莽地丟掉了。普爾曼先生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麽，和我一樣憤憤不平。他立刻再次購買了聯合太平洋的股份，雖然我也很想這麽做，但是卻不合適，這樣和我的老朋友斯科特先生劃清界限，有點忘恩負義。
第一次，我們很不光彩地被趕出了聯合太平洋公司董事會。這對年輕人來說，是難以咽下的一劑苦澀的藥。這件事也標誌著我和托馬斯·A.斯科特的第一次嚴重的分歧，雖然他曾經對我有過巨大影響，也是我少年時期和藹可親的雇主。湯姆森先生十分後悔，但他說，他也沒注意到這點，控製權全部在斯科特先生和我手裏，他以為是我覺得最好賣掉這些股票。我一度擔心，我會失去一個好朋友，莫頓與布利斯公司的萊維·P.莫頓，他也有聯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幸運的是，最後他發現我是無辜的。
關於2500萬美元的奧馬哈大橋的債券，談判很順利。但由於聯合太平洋公司的相關人員早在我進入公司前就購買了這些債券，所以我這次的辛苦奔波隻對他們有利，而與公司無關。我離開去紐約前，董事會並沒有向我解釋清楚這點。不幸的是，當我回到紐約，我發現所有的債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潤，都被他們用來償還自己的債務。我自己損失了相當可觀的一筆數額，還不得不把我出差的開銷和時間計入損益。我從來沒有上當受騙過，然後發現，這次肯定是個騙局。我明白自己還年輕，還有很多要學。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但還有一些人則需要小心觀察，謹慎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