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盎格魯-撒克遜時期
(約公元440—1066)
約翰·布萊爾(John Blair)
開拓殖民的時代
有關公元5世紀和公元6世紀這段曆史的資料非常少，甚至我們可以把它們全部列出來；這些資料也無法令人滿意，它們的缺陷必須加以明確說明。一方麵是考古證據，主要來自異教墓地的出土物，這些證據不會說謊，但能回答的問題極其有限。另一方麵是一批文獻資料、編年史和斷簡殘篇。其中唯一重要的當代作品是《不列顛毀滅記》(The Ruin of Britain)，這是一部由不列顛修道士吉爾達斯(Gildas)於公元6世紀40年代寫成的小冊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語言譴責他那個時代的邪惡。享有“可尊敬的”稱號的聖徒比德(Bede)——他是位於賈羅(Jarrow)的諾森布裏亞(Northrowrian)修道院的一名僧侶——在公元731年完成了巨著《英格蘭教會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這本書令有關公元7世紀和公元8世紀初英格蘭史的其他所有資料都黯然失色，雖然不列顛遭入侵時期離比德生活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但他還是提供了一些驚人的有根有據的傳說片段。除此之外，僅有的記載來源於後人匯編的編年史片段、一些詩歌，以及歐洲大陸作家偶然留下的資料。與此非常不同的是撒克遜晚期的年鑒，它被匯編為《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逐年記載了英格蘭南部各王國發生的事件。早期編年史的可靠性遠遠低於後幾個世紀的，公元6世紀後期之前的編年史，其年代結構存在疑點。
因此，關於盎格魯-撒克遜的來曆，沒有接近那個時代的資料。原因很明顯：日耳曼民族在到達不列顛的頭兩個世紀還不識字。因此，要了解他們的早期命運就隻能通過不列顛人帶有敵意的眼光，或通過外國人偏頗的視角，或通過他們自己半真半假的傳說。直到公元6世紀後期，有依據的猜測才勉強拚湊出當時的曆史。
考古學提供了第一條線索，它表明，在公元410年之前的幾年裏不列顛出現過日耳曼戰士。羅馬晚期的墓地，尤其是從牛津郡(Oxfordshire)到埃塞克斯(Essex)海岸的泰晤士河下遊流域，出土了羅馬軍隊當中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雇傭兵所佩戴的腰帶配件。如果這支部隊真的在不列顛駐紮過——就像他們在高盧所做的一樣——那麽公元5世紀中葉的入侵者可能和兩三代人以前就進入不列顛的同族聯合了起來。帶有山牆柱的下沉式小屋是公元5世紀和公元6世紀英格蘭遺民點的特色，在泰晤士河口馬金小村(Mucking)附近的一個巨大遺址發現了二百多個這樣的小屋。據稱，在公元400年，這些房子裏駐紮著雇傭兵，他們保衛通往倫敦的道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盎格魯-撒克遜移民連續的曆史可以追溯到羅馬統治時期。
隨後幾個世紀，當英格蘭人追溯他們祖先的時候，他們認為自己的祖先是在公元400年之後的幾十年裏來到不列顛的。的確，日耳曼移民從公元5世紀30年代起才真正大量湧入不列顛。在考慮這個重大遷徙之前，我們必須問：入侵者是誰？他們是什麽樣的人？比德從一個未知的來源引用了一段信息豐富的文字，正好回答了其中的第一個問題，他的回答幾乎和所有現代學者的回答一樣出色。比德引用的這段文字如下：
他們來自三個非常強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遜人、盎格魯人和朱特人(Jutes)。肯特郡人和懷特島(Isle of Wight)的居民都來自朱特族，懷特島對麵的居民也是如此。懷特島對麵的這片土地屬於威塞克斯王國，如今這裏仍然被稱為朱特人的國家。東撒克遜人、南撒克遜人和西撒克遜人來自撒克遜國，即現在被稱為舊薩克森(Old Saxony)的地區。除此之外，東盎格魯人、中盎格魯人、麥西亞人(Mercians)和諾森布裏亞人(Northumbrian)——那些居住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來自盎格魯部族，該國位於朱特王國和撒克遜王國之間，被稱為“盎格魯”(Angulus)。據說從那時候開始到今天，盎格魯一直荒無人煙。
考古學證實了比德的分析：在英格蘭墓地發現的陪葬品與德國北部和丹麥半島南半部的相似。從東盎格利亞公元5世紀的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缸和德國薩克森州的骨灰缸甚至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而且肯特郡的陶器和珠寶的材料跟日德蘭半島(Jutland)的類似。德國石勒蘇益格(Schleswig)東北部的一個地區至今被稱為昂格爾恩(Angeln)。在比德列出的部落名單裏，我們可以添加弗裏斯人(Frisians)，他們與公元5世紀初滲透到弗裏西亞沿海定居點的撒克遜人混居。比德提到一些家鄉定居點被遺棄，在德國威悉河(Weser)口附近的費德森·維爾德(Feddersen Wierde)的考古發掘證實了這一點。在這裏，一個由大型木結構建築構成的村莊在公元450年前後被遺棄，這顯然是海平麵上升造成的。除了不列顛低地土質肥沃，以及當地居民刻意引進雇傭兵這兩個因素外，發生在沿海附近的移民潮也為從大陸移民不列顛提供了解釋。
比德對王國的種族劃分可能過於純粹。肯特郡人很可能主要是朱特人，而其他主要種族當然認為自己要麽是“盎格魯人”，要麽是“撒克遜人”。但是考古學並沒有顯示他們之間有非常明確的劃分，到公元6世紀後期，當各個王國開始成立的時候，種族間的分界線是很模糊的。因此，東盎格魯人的最精美的金屬製品與肯特郡的金屬製品十分相似，而他們的王室似乎一直是瑞典人。海上交通無疑弱化了種族間的聯係，為了滿足早期殖民者的需要，發展出了新型的定居點和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值得注意的是，費德森·維爾德的大型矩形大廳與英格蘭遺址上發現的無固定形狀的下沉式棚屋群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定居者是盎格魯人、撒克遜人還是朱特人，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屬於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和法國北部地區，廣義上有著相同的文化。他們已知最早的詩歌是以丹麥和弗裏西亞為背景的英雄傳說；公元7世紀初的東盎格利亞國王擁有瑞典和高盧人的寶藏；基督教通過肯特國王與法蘭克公主的婚姻來到英格蘭。不列顛脫離了羅馬帝國，加入了一個非常不同的國際社會。
這些人怎麽樣？顯然，他們遠沒有羅馬人文明，但他們也有自己穩固的體製。公元1世紀的曆史學家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特性大多也適用於他們在英格蘭的遠房後裔。與日耳曼人一樣，在整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曆史中，最強大的社會紐帶是親屬關係和貴族身份。
有親屬關係的群體在家鄉時關係密切，來到英格蘭之後也是如此。一個男子的家屬和侍從有時可能構成一個獨立的定居單位，他們共享資源，有自己的土地分配製度。這些延伸的“親密關係”對定居點性質的影響體現在許多地名的結尾上，許多地名的結尾是-ing、-ingham和-ington。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Haesta人”，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Reada人”，沃金厄姆(Wokingham)是指“Wocca人的農場”，等等。雖然現在認為並非所有這些名稱都來自第一個定居階段，但許多地名起源很早、很重要，並特指大片土地。這些地名表明，給領地取名時，往往依據在這片土地上定居的部落。社會發展了，但家族成員的忠誠仍然至關重要。群體的安全在於他們知道親屬們會為一位成員的死而複仇，忘記複仇意味著永遠的恥辱。然而，在塔西佗的時代，榮譽可能會通過贖殺金(wergild)得到保全，贖殺金是凶手支付給受害者親屬的錢。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典根據受害者的等級列出了贖殺金的額度，國王們越來越多地鼓勵這種非暴力類型的懲戒。
塔西佗還強調指出了日耳曼人對他們的領主的忠誠。有時他們有世襲的國王，但在戰鬥中他們通常由當選的酋長領導：“在戰鬥中，酋長戰死了而你幸存下來，並退出戰鬥，這是一生的恥辱。捍衛他、保護他……是他們宣誓效忠的本質。”九個世紀之後，在公元991年，一支盎格魯-撒克遜軍隊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馬爾登(Maldon)被維京人擊敗。到那時，英格蘭已經是一個文明國家，早就基督教化了；然而當時一位詩人賦詩讚頌其中一名捍衛者在其領袖犧牲之後的表現，恰好驗證了塔西佗的話。詩如下：
我發誓，從這個地方起，我不會放棄一寸土地。
我會繼續戰鬥，為我的朋友兼領主複仇。
我的舉動不會為譴責留下口實。
對在斯托爾(Stour)河畔上頑強的戰士來說，他現在已經倒下了，沒了呼吸。
——我離開了戰場，成了無主之人，無臉回家。
寧願戰死沙場，任由刀槍奪我命，無論是槍頭還是刀刃。
顯然，對領主的忠誠有時可能與對親屬的忠誠相衝突。為了維護良好的秩序和他們自己的權威，後來的國王們傾向於加強領主的權力：阿爾弗雷德(Alfred)國王的法律規定，“如果一個人的親屬受到不公正的攻擊，任何人都可以為他的親屬而戰，但不能針對他的領主，因為我們不允許任何人攻擊他的領主”。基於以上兩個方麵，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一直非常看重忠誠和遵守誓言。
他們的主要神祇來自後來的諾斯人(Norse)的神話，如戰神(Tiw)，主神(Woden)和雷神(Thor)。他們在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以及一些地名——圖斯裏(Tuesley，薩裏郡)、溫斯伯裏(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瑟斯裏(Thursley，薩裏郡)等——中被人們記住，這些地方可能是祭祀中心。即使在皈依後，英格蘭人仍用他們的舊女神厄俄斯特(Eostre)命名了一個主要的教堂節日。像日耳曼人的神社一樣，英格蘭的神社也設立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裏或山丘上：一些地名含有hearg(神社)，如薩裏郡的佩珀哈羅(Peperharrow)和倫敦的山上哈羅(Harrow-on-the-Hill)。由於後來教會理事會禁止對“石頭、木頭、樹木和水井”的崇拜，可以推測這種活動出現在異教徒的宗教習俗中。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這種宗教與羅馬統治下的異教不列顛人的宗教並沒有太大不同。
對大約公元600年之前的事件，曆史記載並不多。吉爾達斯說，受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困擾，在“驕傲的暴君”伏提庚(Vortigern)統治下的英格蘭人雇用了第一批撒克遜人，以保衛東海岸。比德和其他資料來源補充說，撒克遜人由名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薩(Horsa)的兩兄弟領導，他們建立了肯特王國，他們登陸不列顛的時間確定為公元450年前後。雖然這個時間偏晚了，但這個記載與考古證據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傭軍在羅馬統治下就被引入了，羅馬撤出之後的各繼承國完全有可能繼續采用同樣的政策。然而，根據吉爾達斯的說法，雇傭兵發生了叛亂並襲擊了他們的主人；隨後數年爆發了沒完沒了的戰爭，最終英格蘭人取得了重大勝利，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也許發生在公元500年前後，在一個名為巴頓山(Mons Badonicus)的地方，其具體位置現在已經無法考證。與此同時，《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記錄了南海岸其他酋長的到來，他們是後來幾位國王的半傳奇化的祖先：公元477年蘇塞克斯(Sussex)的艾爾(Aelle)，以及公元495年威塞克斯的塞爾迪克(Cerdic)和西恩裏克(Cynric)。
在這段歲月裏，湧現了一位人人熟悉的人物亞瑟(Arthur)。不幸的是，就史實而言，他是最模糊的人物。有關他的兩三個真正的曆史片段是在幾個世紀之後才被記錄下來的，圍繞他的名字的傳說則隻是12世紀後的奇幻虛構。我們隻能說，英格蘭曾經有一位戰爭領袖亞瑟，他與巴頓山戰役及隨後的戰役有關。可能有過一位酋長或超級國王，他是最後一位統一這個前羅馬行省的人，在他之後這個國家又瓦解成不列顛和盎格魯-撒克遜等國家。我們對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知之甚少，進一步推測似乎沒有多少意義。
吉爾達斯說，巴頓山之戰所贏得的和平一直持續到他自己的年代，50年後，出現了五個由邪惡的“暴君”統治的不列顛王國。在未來的英格蘭大地上，他們的力量延伸了多遠隻能靠猜測了。但西南地區的山頂遺址顯示防禦工事得到重建，表明這裏發生過曆時多年難分勝負的小規模衝突。在這段時間裏，正如挖掘出的墓地所證實的那樣，入侵者正在穩步向內陸地區推進，沿著泰晤士河流域向上，從東盎格利亞向西，以及從威塞克斯向北。《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記載威塞克斯的撒克遜人在公元6世紀50年代進入威爾特郡(Wiltshire)，在公元571年占領了南米德蘭茲(South Midlands)的一大塊土地，在達勒姆(Dyrham，格洛斯特郡)贏得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使得他們在公元577年奪取了格洛斯特、賽倫塞斯特和巴斯。與此同時，其他英格蘭王國也正在誕生：東盎格魯人的、東撒克遜人的、麥西亞人的，以及伯尼西亞(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的諾森布裏亞人的王國。到公元6世紀末，我們再次掌握了一些可靠的史實——入侵者牢牢地控製了不列顛島的半壁江山。
本地居民的命運如何？公元6世紀的蘇格蘭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盡管西海岸的愛爾蘭人(未來的“蘇格蘭人”)在定居點創造了一個叫達爾裏亞達(Dalriada)的王國。幾個世紀後，達爾裏亞達的一位國王建立了統一的蘇格蘭。英格蘭北部還有三個王國：以敦巴頓(Dumbarton)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萊德(Strathclyde)、以索爾韋灣為中心的雷吉德(Rheged)，以及利茲(Leeds)地區的埃爾梅特(Elmet)。諾森布裏亞人吞並皮克特人的圖謀以公元685年的重大失敗而告終，而這裏的擴張主要是以犧牲不列顛人的利益為代價。斯特拉斯克萊德幸存了下來，但雷吉德和埃爾梅特在公元6世紀末和公元7世紀被諾森布裏亞吞並。
當然，英格蘭主要的飛地是威爾士。來自東方的難民無疑使其人口膨脹。基督教幸存下來，羅馬文化的一些鮮明痕跡也隨之保留下來。在公元6世紀，威爾士建立了幾十座甚至幾百座小修道院，並且出自威爾士東南部的房契表明羅馬時期的地產仍在運營。圭內斯(Gwynedd)、達費德(Dyfed)、波伊斯(Powys)和格溫特(Gwent)這些王國一直延續到公元550年前後，到公元6世紀末仍存在一些小王國。根據吉爾達斯的記述，至少有兩位暴君統治過威爾士：圭內斯的馬格洛坎努斯(Maglocunus，又名Maelgwn)，他是“冠邪惡之首，比許多人權力更大，比許多人更惡毒”；還有達費德的沃提波爾(Vortipor，又名Gwrthefyr)。沃提波爾的紀念碑仍然矗立在達費德的教堂墓地，它證實了吉爾達斯的控訴：
當你坐上滿是詭計的寶座，你的頭發已經花白。寶座從上到下沾染了各種謀殺和**，你是明君的孽種……沃提波爾，德梅泰人(Demetae)的暴君。你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你像酒徒嗜酒一樣吸吮著罪惡，為什麽你從不感到滿足？倒不如讓罪惡將你吞噬。為了給你的罪行錦上添花，在鏟除你的妻子並讓她榮光地死去之後，你不知廉恥地強奸了自己的女兒。為什麽你用無法擺脫的負擔加重你那已經惡貫滿盈的靈魂？
康沃爾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和薩默塞特郡(Somerset)組成了英格蘭的杜姆諾尼亞(Dumnonia)王國。根據吉爾達斯的說法，它的國王和其他國王一樣糟糕：“君士坦丁，杜姆諾尼亞**的母獅產下的殘暴的幼崽。”雖然康沃爾郡在公元838年之前一直存在，但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當地居民們被盎格魯-撒克遜人驅趕。由於這種征服相對較晚，很多證據被保留了下來。考古發掘表明，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埃克塞特(Exeter)、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爾切斯特(Ilchester)，在公元5世紀和6世紀之間，生活一直在艱難地延續。這些縣的許多主要教堂都源自凱爾特人：1978至1980年在威爾斯(Wells)的發掘出土了一係列宗教建築——從羅馬晚期的大型陵墓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大教堂。這裏和威爾士一樣，較小的教堂通常可以追溯到凱爾特修道院(llan)或殉道者墳墓(merthyr)周圍的墓地。
要估算到公元600年時在盎格魯-撒克遜人居住的地區有多少不列顛人幸存下來，這項任務非常艱巨。事實上，1086年的英格蘭可能隻有不到一半的晚期羅馬人口，這還是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人口增長之後的比率。很明顯，公元5世紀和6世紀的人口減少確實很嚴重。許多人向西逃亡，或者向布列塔尼逃亡，當然人口減少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流行病的傳播。更普遍的情況是，羅馬不列顛人遭受了社會支離破碎的共同命運——人口下降或許是最明顯的跡象，它說明社會的確變得殘破不堪。但這並不是說沒有不列顛人留下來：有跡象表明有些地區的人口中包含不列顛人，特別是在北方和西方。有時(例如在早期的肯特法律中)，不列顛人的身份是農民或半奴隸化的莊園勞工，這一點有助於解釋羅馬土地製度的元素是如何傳入英格蘭社會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單詞“Wealh”〔“Welshman”(威爾士人)，即不列顛人〕的意思是“奴隸”，因此很難知道地名沃爾頓(Walton)的意思是“英格蘭人的定居點”還是“奴隸定居點”。無論有多少不列顛人，他們都處於從屬地位：他們的文化很少傳遞給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的語言也幾乎消失了。
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是非城市民族：他們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由於等級原因而非經濟原因。但有些人認為他們看著搖搖欲墜的羅馬城鎮，心裏隻懷著迷信的恐懼，這種觀點有點言過其實。英格蘭人知道什麽是ceaster(要塞，這個詞的使用一直保持著很好的一致性)，並且他們通常知道它的羅馬名字：Mamucion成為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徹斯特)， Venta成為Ventan-ceaster(Winchester，溫徹斯特)，依此類推。羅馬時期，城鎮處於道路係統的中樞，城牆很堅固。城鎮是酋長們建立總部的好地方，有些城鎮可能永遠不會失去當地的行政職能。當然，這並不等於城市生活：羅馬城鎮並沒有完全被遺棄，但如果按真正意義上的城鎮標準來衡量，那麽它們已經消亡了。
與羅馬高盧相比，為什麽羅馬不列顛被更徹底地抹掉了？其中一個原因是兩地的移民不同：法蘭克人和西哥特人(Visigoths)對羅馬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比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多得多。另一個原因是，在公元5世紀初和6世紀中葉之間，不列顛人自己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早的威爾士詩歌顯示，不列顛是一個非常像撒克遜人的社會，它們由同樣的忠誠所主導，同樣強調財富、饋贈禮物，以及酋長之下的戰士之間的友情。即使撒克遜人沒有涉足不列顛，羅馬文明也可能因為太脆弱而無法延續。
7世紀
公元7世紀初的英格蘭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分為若幹大王國：肯特、蘇塞克斯(南撒克遜人)、威塞克斯(西撒克遜人)、東盎格利亞、埃塞克斯(東撒克遜人)、麥西亞(包括中盎格魯人)和諾森布裏亞〔包括伯尼西亞、德伊勒及稍後的林賽(Lindsey)〕。但實際上，王國的劃分並不是那麽一清二楚。王國隻是從混戰中逐漸湧現出來的：例如，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可能是一個未被記載的更大的中撒克遜王國領地瓦解之後的殘餘。還有數目不詳的較小民族，夾在大王國之間或被它們吞並。有些群族，比如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赫威賽人(Hwicce)和威爾士邊境的麥肯賽特人(Magonsaete)，有他們自己的國王，這些國王逐漸從屬於更大的統治者，成了“次王”(sub-kings)或“高級市政官”。可能還有很多其他民族：薩裏在公元7世紀70年代有一個名為弗裏斯沃爾德(Frithuwold)的“次王”，而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一個獨立王國的統治者。偶爾也有一些地方分裂主義的跡象，以及對大國的怨恨。比德說，在公元643年，林賽的一個修道院拒絕接收諾森布裏亞國王奧斯瓦爾德(Oswald)的屍體，因為雖然他們知道他是一個聖人，“但他來自另一個省，並對他們動用過權柄”。公元600年時英格蘭的國王可能有數十個。
大國也同樣經曆了權力消長和更迭的過程。比德和其他資料來源提到了一係列從王國爭霸中脫穎而出的超級國王〔over-kings(古英語稱Bretwaldas或Brytenwaldas)〕，他們先後統治過所有或大多數盎格魯-撒克遜各民族。無論超級國王是不是一個正式的頭銜(這似乎令人懷疑)，但個別國王完全有可能建立廣泛的、短期的政治大一統。比德列出的清單中前四位超級國王是：蘇塞克斯的艾爾、威塞克斯的查烏林(Ceawlin)、肯特的埃塞爾巴德(AEthelbald)和東盎格利亞的雷德沃爾德(Raedwald)，他們的統治延續到公元7世紀20年代。雖然我們知道雷德沃爾德於公元616年率領軍隊穿過麥西亞，並在自己的邊疆擊敗了諾森布裏亞人，但我們仍不能判斷他們的權威在他們自己的王國之外有什麽意義。第五和第六位超級國王都是諾森布裏亞的國王：埃德溫(Edwin，616—632年在位)和奧斯瓦爾德(633—642年在位)。這些國王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戰無不勝的基督徒國王的楷模。通過他們，我們首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蘭各王國之間的關係。
諾森布裏亞向西擴張導致麥西亞與威爾士人聯合起來。公元632年，卡德瓦龍(Cadwallon，圭內斯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顛國王)和彭達(Penda，麥西亞信奉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國王)在對抗諾森布裏亞的戰鬥中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但次年奧斯瓦爾德卷土重來，卡德瓦龍被殺。威爾士人繼續支持彭達。公元642年奧斯瓦爾德遠離故土作戰，在奧斯沃斯特裏(Oswestry)被殺。這一事實，以及史料中偶爾提及的他與威塞克斯國王的關係，表明奧斯瓦爾德的領主地位和軍事活動遠遠超出了諾森布裏亞。一組早期的威爾士詩歌描述了比德記錄的故事的另一麵：比德的英雄對威爾士人來說是侵略者。在為辛迪蘭〔Cynddylan，來自波伊斯(Powys)的貴族，曾在彭達軍中服役，在抵禦奧斯瓦爾德入侵的保衛戰中犧牲〕寫的挽歌中，我們可以通過不列顛人的眼睛一窺諾森布裏亞人：
我的兄弟們在一次戰鬥中被殺，
辛南(Cynan)、辛迪蘭、辛雷斯(Cynwraith)，
他們在捍衛特倫，一個被**的小鎮
……
田野上布滿鮮血
而不是條條犁溝
……
自從撒克遜人砍倒了
波伊斯的辛迪蘭和艾爾凡(Elfan)
辛迪蘭的府邸，屋頂黑暗……
公元655年，比德筆下的第七位超級國王諾森布裏亞的奧斯維(Oswy)擊敗並殺死了彭達，此後奧斯維在其他王國中擁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盡管如此，後起之秀還是麥西亞。麥西亞的貴族很快就趕走了奧斯維，並選擇了彭達的兒子伍爾夫希爾(Wulfhere)作為他們的國王。到公元7世紀70年代初，伍爾夫希爾似乎已經統治了英格蘭南部的各王國，並且在公元679年，他的繼任者在特倫特(Trent)打了一場勝仗，最終結束了諾森布裏亞人的擴張。然而，在南部，麥西亞的權力突然受到了威塞克斯的凱德瓦拉(Caedwalla)的製約，凱德瓦拉在公元685至公元688年的短暫統治期間吞並了肯特、薩裏和蘇塞克斯。凱德瓦拉及其繼任者伊恩(Ine)在威塞克斯建立了一個穩定的政權，這將決定兩個世紀後英格蘭的命運。
在公元7世紀的政治世界中，雖然國王有可能獲得巨大的權力，但他的統治很難長期保持下去。為什麽國王的更替如此之快？一個原因是權力和征服取決於軍事力量，軍事力量取決於酬禮的多寡，酬禮又以財富為基礎，而財富反過來又可以通過權力和征服獲得。社會充滿了不和，王國的繼承是流動和不確定的；因此，有許多王室和貴族成員逃離了他們自己的親屬，去尋找慷慨仁慈的領主。比德說，德伊勒的奧斯溫(Oswin)國王“高大英俊，談吐和藹可親，舉止溫文爾雅，待人慷慨大方，不分貴賤，於是幾乎所有王國的貴族都競相投奔他，為其效力”。這樣的製度幾乎不可能穩定：一旦國王貧病交加，他的扈從會四處分散，他的繼承人(如果能幸存下來)將成為新領主的次王或追隨者。
1939年，在東盎格利亞海岸的薩頓胡(Sutton Hoo)發現了一個大型皇家墓葬，讓世人見識了什麽是國王的富麗堂皇。由於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20年代，所以它有可能是國王雷德沃爾德的墳墓，他在比德的超級國王名單中排名第四。他被埋在一個巨大的土堆下的船棺裏，隨葬品有他的盔甲、武器和大量無與倫比的珍寶。黃金和鑲有寶石的裝飾品可能是北歐地區發現的最華美的一種，同樣令人驚歎的是隨葬品來自許多不同國家。一塊不同尋常的具有象征意義的磨刀石可能是一根權杖。從薩頓胡王陵來判斷，詩歌裏對皇家財富的描述毫不誇張：王國興亡，皆因財寶。
從一開始，英格蘭社會就存在軍事貴族，他們可能擁有某種領地。但是在早期的幾個世紀裏，國王的追隨者或塞恩(thegns)與他們的莊園的聯係要少於與國王本人的聯係。他們要陪伴國王，見證他的公開行動，住在他的大殿裏，如有必要，為他而戰，為他獻身。貴族生活十分重視集體生活：大禮堂是歡樂的地方，是危險世界的避風港，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字作品中常見的意象。比德淋漓盡致地描繪了這番景象，沒有人比他寫得更好。在描述一位諾森布裏亞貴族如何敦促埃德溫國王接受基督教的文字中，他寫道：
“國王大人，與我們所不知道的那個時代相比，對我而言，這就是一個人的現世生活。冬天裏，你正與你的貴族和塞恩們坐在一起吃飯；大廳中間的壁爐裏生著火，屋裏的一切都溫暖如春，而屋外寒冷的雨雪風暴正在肆虐；一隻麻雀飛掠過大廳，它從一扇門飛進來，又迅速從另一扇門飛走，在屋裏的一瞬間，風雪和寒冷無法觸及它，但在這一閃而過的平靜時刻之後，它飛出了您的視線，再次紮進刺骨的暴風雪。人生也一樣，美好隻是一瞬間；前世和來世發生了什麽，我們根本不知道。”
王室或貴族大廳裏的賓客成為這些反映時代的文學作品(由專業吟遊詩人朗誦的英雄敘事詩)的聽眾。留存的片段中有一部重要的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正如我們所知，這是一部相對較晚、較成熟的作品，也許是為神職人員編寫的。然而它向我們呈現了公元7世紀貴族的英勇的、異教徒為主的世界，這個世界被基督教改變，但沒有被完全抹去。史詩的主人公貝奧武夫是一個流亡者，他為丹麥國王洛斯格(Hrothgar)效力。洛斯格國王仗義疏財，常常把金銀珠寶和精美武器賞賜給手下，於是他的宮廷貴族勇士都擁戴他，他的勢力也變得十分強大。但這首詩描繪的政治世界充滿暴力和動**：一個失去支持的國王將很快滅亡，與之一起滅亡的還有他的王國。詩的精神氣質反映了當時社會所推崇的忠誠和世仇：“與其為死去的朋友長久哀傷，倒不如為朋友報仇……讓他能在死前贏得榮耀。”詩中描寫了貝奧武夫與怪物和龍搏鬥的場景，怪物和龍是前基督時代精神世界的代表。當他被殺時，他的追隨者把他葬在一個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隨葬的金銀財寶無數，就像東盎格魯人在薩頓胡的岬角為他們的國王做的那樣。詩中寫道：
然後戰士們騎著馬環繞墳塚，
……
他們歌頌他的英雄氣魄和蓋世神力，
他們高喊著他的名字，這是對的，
一個男子應該慷慨地把榮耀獻給他的領主和朋友。
……
他們說他是世上所有的國王的一員
他最和藹可親，最宅心仁厚，
最體恤百姓，最渴望流芳百世。
但是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不隻有戰爭、原始的忠誠和虛飾的輝煌，在某些方麵，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有序世界。中世紀中期使英格蘭異常強大的製度就根源於公元7世紀甚至更早：“地方政府”的效率是新霸主能夠如此迅速地建立強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到了10世紀，英格蘭的郡因法律和行政目的被劃分成“百戶區”。在一些早期的王國中，已經存在由較大而有一致性的地區所構成的百戶區，其占地麵積為50到100平方英裏，顯然它們早在公元7世紀中期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早就認識到肯特王國有百戶區的劃分，但最近的研究發現了百戶區也存在於諾森布裏亞、麥西亞、威塞克斯、蘇塞克斯和薩裏等其他王國。這套農村行政區劃分製度令人驚歎，但它的起源是英格蘭早期曆史上最大的謎題之一。它是羅馬-凱爾特人遺留下來的嗎？許多人這麽認為。是由公元6世紀一位鮮為人知的不列顛統治者(Bretwaldas)創造的嗎？還是在各個王國中自發發展起來的(這反映了定居者社會背景中的共同元素)？無論答案是什麽，在一個不穩定的政治世界中，百戶區仍然是一個十分穩固的基礎。
每個早期行政區的中心都是王家莊園或圍場(tun)，它們由當地官員經營，但國王及隨行人員會經常或偶爾地去巡視。每個現代的郡都有幾個這樣的地方，有些地名就能體現出其屬於此類地區，如金斯敦(Kingston)，其他地名則不那麽明顯。這些“中心地區”——而非城鎮甚至村莊——才是早期和中期撒克遜社會的地方焦點。該地區分散的居民圍繞在國王的大殿及其周圍的建築物四周，希望能獲得法律保障和政治管理。在這裏，他們也按照複雜的評估體係繳納稅賦和其他公共支出。土地以“海德”(hides)計量，一海德土地是一戶人家一年可耕之地，這通常是一個真正的農場單位。稅賦多少要根據海德來評估，20個或更多海德組成一個生產隊，生產隊將承擔特殊的稅賦。“中心地區”的國王代理人替國王收實物稅，可能會從一些海德生產隊收取穀物，從其他生產隊收取小牛犢或小馬駒，又從別的生產隊收取蜂蜜、蜂蜜酒或次要農產品。
因此，早期的行政區域劃分既是為了便於管轄也是為了剝削。一個“生產專業化分區”的體製適合欠發達的農村——農村地區的地理特征明顯不同，且有大麵積未開辟的共同牧場。因此，當撒克遜中期的國王們分封土地的時候，這些早期的“莊園”通常保留了它們形成時的內部結構，這並不奇怪。與莊園中心保持聯係的不同的“鎮”(vill)或鄉會分工生產不同的農產品，這些“鎮”或鄉組成的聯盟叫“複合莊園”(multiple estate)。到12世紀和13世紀，“複合莊園”在英格蘭的許多地方仍然很常見。最近一些曆史學家認為，這種類型的組織(類似於早期威爾士的組織結構)起源於凱爾特人。農村的組織形式很可能保持著一些連續性，但這也許隻是從廣泛意義上來說，而不能上升到更大的意義層麵去解讀。最終使“複合莊園”衰落的是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而不是征服。假設不列顛農民沒有全被趕走，而且他們的生活方式可能與入侵者的生活方式差別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適合現有資源的模式沒能延續下去，那將是令人驚訝的。
這種模式也適合於分散、非結構化和相對較小的農民群體。早期資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農民或下層農民〔ceorl，即現代英語中的“churl”(粗鄙之人)，但沒有貶義〕，他們通常耕種一海德土地。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公元7世紀和8世紀的農民都非常“自由”，除了國王之外，他們還有領主。在皈依基督教之後，國王恩賜了大量土地給教會，他們可能在早期——為了培養追隨者(至少是臨時的)——就已經開始這麽做了。作為行政和財政的私人單位的“莊園”(manor)，其起源是模糊的，但是一些曆史學家認為它始於英格蘭社會的最初階段。中世紀時期，地產劃分為“領主土地”(demesne，產權屬於領主)和農民土地，這種劃分方式在公元7世紀末期就有記載，領主土地的大部分人力都是由奴隸提供的。但在早期階段，像國王這樣的小領主，似乎可以從小土地擁有者那裏獲得收入而不會大大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或耕作方法。沒有證據表明10世紀以前存在分等級、完全依附地主的佃農群體；也不存在有組織的“鄉村社區”——它們與12世紀和13世紀強大的領主密切相關。考古證據表明，在撒克遜中期，英格蘭的大多數農莊要麽是孤立的，要麽組成小團體，甚至在地區中心的定居點也看不到任何街道、綠地和地界的標誌——這些在後來的村莊地形圖中很常見。現在看來，中世紀的公地製度(common-field system，租種的土地由分散的帶狀土地拚湊而成)可能是經過幾個世紀的進化而產生的。在公元7世紀的英格蘭，綜合性的“村”還不存在。
公元597年，有一股外來影響力量進入了這個由國王、士兵和農民組成的非常傳統的社會，那就是基督教會。英格蘭人的皈依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發起的，據傳說，他在羅馬見到了英格蘭青年，並宣稱他們“不是盎格魯人(Angles)而是天使(Angels)”。格列高利教皇知道肯特國王埃塞爾巴德有一個信仰基督教的法蘭克人王後；於是他派出一位名叫奧古斯丁(Augustine)的羅馬修道士率領第一個傳教團去肯特王國傳教。起初猶豫不決的埃塞爾巴德很快就皈依了。奧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由於誤認為羅馬-不列顛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完好，格列高利教皇曾計劃在倫敦和約克建立大主教區，但當奧古斯丁在公元601年被任命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時，教皇才認清英格蘭的政治現實。最初，成功似乎來得很快。公元604年，羅切斯特成立了一個教區(see)，東撒克遜人也皈依了，且在倫敦為他們建造了一座獻給聖保羅的大教堂。與此同時，肯特郡也建造了幾座修道院，他們的教堂以羅馬原型為藍本。
但是國王及其家屬隻是表麵皈依，基督教的基礎仍很不穩固。東撒克遜人很快棄教並開除了他們的主教。盡管東盎格利亞國王雷德沃爾德接受了洗禮，但他對基督教的態度仍然十分矛盾，因為比德提到他同時保留了一座教堂和一座異教神社。諾森布裏亞的情形也類似。埃德溫國王接受了羅馬傳教士保利努斯(Paulinus)，並在公元627年與他的塞恩一起接受了洗禮。但是五年後，埃德溫戰敗身亡，他的繼任者們放棄了基督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離。雖然教會能夠在英格蘭的宮廷迅速立足，但如果要超脫於政治命運的潮起潮落，就需要更廣泛的基礎。
令人驚訝的是，傳教最成功的不是格列高利教皇，而是原始的、孤立的凱爾特人教會。威爾士和康沃爾的基督徒可能對英格蘭人有一些影響，但不大。奧古斯丁似乎是一個相當驕傲、無幽默感的人，他冒犯了威爾士的主教，導致他們之間沒有合作。在北方英格蘭人中取得成功的傳教是從愛爾蘭傳到蘇格蘭，再到諾森布裏亞。
由於聖帕特裏克(St. Patrick)和他的追隨者的傳教，公元6世紀初，大部分愛爾蘭人都成了基督徒。修道院的數量成倍增加，以至於整個愛爾蘭教會都依照修道院的方式組織起來。“地方”以修道院為中心，並由修道院院長統治；主教們發揮著正常的信仰功能，但不擁有正式的教區，並且處於修道院院長的管轄之下。因此，典型的愛爾蘭傳教士是從屬於故鄉某個團體的遊走的主教。愛爾蘭人的修道院在富有和複雜程度上遠遠超過了威爾士人的，愛爾蘭人在公元6世紀和7世紀將傳教士派往高盧、日耳曼(Germany)、蘇格蘭和英格蘭。一位名叫科倫巴(Columba)的傳教士去了蘇格蘭，使北部的皮克特人(南部的皮克特人已經是基督徒)皈依基督教，大約公元563年，科倫巴在愛奧那島(Iona)上建造了一個修道院。當信仰基督教的奧斯瓦爾德國王在公元633年控製諾森布裏亞時，他很自然地向愛奧那修道院請求向諾森布裏亞派遣一位傳教士，因為他曾在蘇格蘭西部的愛爾蘭人當中流亡。
愛爾蘭傳教士的熱情取得了很大成就，從長遠來看，羅馬教會的權威必將更加重要。如果教皇格列高利的目標得以實現，英格蘭各王國的凱爾特教會必然要接受羅馬的教規。但這沒能實現，關鍵原因是一個現在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問題——應該在哪一天慶祝複活節。在長期孤立的情況下，凱爾特人采用的計算方法與羅馬使用的計算方法不同。當兩個教會接觸時，結果可能出現矛盾：在諾森布裏亞的宮廷，受愛爾蘭人影響的國王奧斯維有時慶祝複活節，而他的受肯特人影響的妻子仍慶祝四旬齋(Lent)。這個問題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義；對後來的英格蘭教會來說，解決這一問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惠特比宗教會議(Synod of Whitby， 664年)上，諾森布裏亞國王奧斯維支持羅馬一方，而少數凱爾特頑固分子回到了愛奧那。這是一個轉折點——在英格蘭，所有王國的教會現在可以成為一個大主教下的統一、團結的力量。
盡管如此，教會仍在公元7世紀60年代遇到了許多問題。教會組織渙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沒有經過有效的受職儀式。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於一場瘟疫，這使東撒克遜人再次背叛。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奧多(Theodore)的小亞細亞人。這個令人意外的候選人(他被選中是因為其他幾個人都拒絕了)正是英格蘭所需要的——一個堅定的管理者。在西奧多在任的30年裏，他對教區結構進行了合理化改革，原來的結構在各地都不穩定，而且在那些通過愛爾蘭人傳教士而皈依的王國裏，這種結構幾乎不存在。無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處罰，可疑的權力要麽得到批準，要麽被廢除：例如，威爾士主教發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無效。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舉行的宗教會議確立了教會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規。
西奧多擔任大主教的時期，是修道院的黃金時代。一方麵，雖然傳統的價值觀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偉大的凱爾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羅馬化的影響：在聖卡斯伯特(St. Cuthbert)，愛爾蘭傳教士的孤獨和苦修與羅馬人對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態度相結合。另一方麵，在這數年內新建的許多修道院將成為不列顛後來幾個世紀的大修道院。其中最顯赫的是韋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賈羅修道院，這兩座修道院由本篤·波斯哥(Benedict Biscop)創立，波斯哥曾是諾桑比亞貴族，後來成為修道士。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羅馬，他的雙子修道院為諾桑比亞帶來了地中海教會的文化。這兩座修道院裏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盧泥瓦匠“以他一直喜愛的羅馬風格”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內裝飾了大量的繪畫和家具，並建立了一個裝滿歐洲大陸書籍的大圖書館。
雖然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農村，教會的工作仍需要更穩固的基礎——迄今為止農民並沒有完全皈依基督教。令許多人感到驚訝的是，在這裏，傳教的第一階段是由修道士或準修道士完成的。事後看來，傳教工作和教士關懷似乎是神父的活動，而非僧侶。但是在公元7世紀和公元8世紀，即使在凱爾特教會之外，這一界線也沒有很明確。英語單詞“mynster(修道院)”被用來指代從真正的本篤會修道院到小型、鬆散的神父社區等機構。各個修道院的教規差別很大(波斯哥為賈羅修道院製定了自己的教規)，標準也是如此。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們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裏的生活情況。但很明顯，到公元750年，英格蘭已有數百個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它們為最早的英格蘭教區係統服務。
這些“老式大教堂”比普通的當地教堂更古老，服務的區域也更大。大多數後來發掘出的有關“老式大教堂”的資料顯示，它們幾乎處於廢棄狀態，隻能發揮著有限的功能。因此，除了知道它們存在過之外，我們對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據推測，學院派神父或嚴於律己的僧侶代表在一個限定的“教區”內四處行走，向當地社區布道。教堂的“教區居民”向它繳納什一稅，並且被迫帶著他們的孩子來教堂接受洗禮，把死人送到這裏埋葬。如果沒有王室的讚助，如此複雜的係統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保利努斯和艾丹從國王的莊園開始傳道。因此，許多大教堂位於王室村落中就不足為奇了。什一稅可能是根據現有的稅收來製定的，一些國王也將建立大教堂作為一項政策，比如諾森布裏亞的奧斯維國王似乎在公元655年建造了幾座大教堂。國王擁有一個有組織的地方政府體係，教會同樣如此。雖然大教堂最終被成千上萬的小教堂所淹沒，但它們的“教區”塑造了英格蘭鄉村教會未來的整體發展。
通過了解英格蘭最早的教堂，我們可以看到英格蘭早期城鎮的風貌。公元6世紀的統治者可能將管理中心設在羅馬統治下的城鎮和堡壘；自然，到了公元7世紀和8世紀，統治者也喜歡在這些地方建造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坎特伯雷、約克、溫徹斯特和伍斯特的大教堂都建在羅馬時期的防禦工事之內，並且在公元635年，泰晤士河畔多切斯村〔比德稱這是一個羅馬公民社會機體(civitas)〕的羅馬堡壘被交給威塞克斯的第一任主教，以便他在這裏建立教區。王室宮殿和教堂建在荒涼的廢墟上，而沒有建在他們所處的城鎮。盡管如此，這個時代最有組織的社區肯定是主教座堂和大教堂；所有工匠、商人、仆人和乞丐都被吸引到這些地方。城市生活重新煥發生機的早期跡象與主要的教堂有關，無論是在羅馬城鎮還是沒有前史可查的英格蘭的其他地點，這並非偶然。從時間上看，盎格魯-撒克遜人遷移到坎特伯雷的(有考古證據支持的)最早時間，比奧古斯丁大教堂的建設時間稍晚一些。在北安普敦，最近的考古發掘表明，該鎮的核心是一個公元8世紀的大教堂和宮殿，以及與之相關的建築群。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比德的術語“urbana loca”在公元9世紀後期的翻譯不是“城鎮”(towns)，而是“有大教堂的地方”(minster-places)。許多英格蘭城鎮開始時都是大教堂，定居點圍繞大教堂而建。
麥西亞人的霸主地位
公元8世紀初的英格蘭比公元7世紀早期有了較大的發展。雖然一個統一的英格蘭王國遠遠沒有形成，但英格蘭人現在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和文化的統一體。比德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銳地感受到了這一點，他最偉大的作品《英格蘭教會史》的書名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常常被人忽略。正是因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統一的英格蘭教會中分擔的共同命運，他才能設想“英吉利民族”的存在。但有沒有跡象表明世俗政府也變得更加健全？雖然有很多資料可查，但這個問題仍很難回答。一方麵，顯示公元8世紀王權強大一麵的製度和概念可能並不新鮮，它們僅僅是首次被記錄下來而已；另一方麵，顯示其脆弱一麵的王朝動**也並不新鮮——比德和他的同時代人有可能掩蓋了這些事情。但至少可以說，作為舊模式的超級國王，公元8世紀的麥西亞國王和他們的先輩們一樣強大；在他們的國度裏，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法治意識更高，人民的權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這使得這些國王的權力更加穩定，更有發展潛力。
埃塞爾巴德的繼任者奧法(Offa，公元757—公元796年在位)是阿爾弗雷德之前最強大的英格蘭國王。他的地位得到鞏固(這需要幾年時間)之後，他在除諾森布裏亞和威塞克斯以外的所有王國的行為似乎更像是一個直接的統治者，而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霸主。早些時候的國王曾壓製過小王朝，但奧法鎮壓了較大的王朝。他完全控製了肯特(隻有公元8世紀70年代末的短暫時期例外)，並將肯特國王視為他的仆人。有一次他取消了肯特國王埃格伯特(Egbert)的敕封，他說道“(埃格伯特)的大臣在沒有得到他允許的情況下，把土地給了別人，這麽做是不對的”。公元798年，在肯特對奧法的繼任者發動了一次不成功的政變之後，這個古老的肯特王朝永遠滅亡了。蘇塞克斯的最後一位國王似乎成了奧法的一個部落首領；在曾經是西撒克遜人的領地薩裏(Surrey)，我們發現奧法接受了一位麥西亞貴族的進貢。在東盎格利亞(雖然此後這個王朝再次出現)，《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簡潔地記錄了公元794年發生的事件：“今年，麥西亞國王奧法命令砸掉埃塞爾巴德國王雕像的頭。”在威塞克斯，王室權力和傳統更加強大：該王國隻在公元786到公元802年這一時期承認了麥西亞的庇護，但即使在這段時間，麥西亞在威塞克斯的統治也不像在肯特那樣明確。
奧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約中使用簡單、絕對稱號“英格蘭之王”的統治者。偉大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Charlemagne)給他寫了一封著名的信，強化了他的地位。查理曼以平等的身份稱呼他為“他最親愛的兄弟”，並談到“你的王國和埃塞爾雷德(AEthelred)的王國的各種主教教區”，好像麥西亞的奧法和諾森布裏亞的埃塞爾雷德是英格蘭僅有的兩個國王。跟法蘭克人的聯係非常重要(雖然這一篇記錄不能說明太多問題，但高盧和英格蘭南部之間一直有很多聯係)。奧法當然希望被認為是另一個查理曼大帝。無論他的王權的現狀如何，英格蘭因緊跟國外發展的大潮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公元787年，奧法舉辦了一個莊嚴的祝聖儀式，使其子艾格弗裏斯(Egfrith)登基，諾森布裏亞九年後效仿了這一儀式。王權的半神聖化的特征正變得更加明顯。
像這樣諷刺奧法殘暴的記載有很多，但也必須承認，在麥西亞曆屆國王的統治下，一些重要的機構確實開始形成。此時教會已經建立，均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權。教會的集會是莊嚴的事，均以書麵形式記錄。埃塞爾巴德和奧法經常參與教會會議，有時還主持會議；他們的塞恩和大臣們見證了他們的決策。教會開展事業的方式有助於樹立先例、提高合法性。盡管會議是宗教性質的，但這樣的集會必然有助於將圍繞著一個七世紀國王的臨時戰士轉變為我們在撒克遜晚期英格蘭發現的正式的“賢人會議”(Witan)或大議會。
“冊地”(由書麵契約賦予合法所有權的土地)的概念現已確立。大多數公元8世紀的契約(至少是幸存下來的契約)，都是教會的土地贈予契約，它們反映了在這個社會中，土地權利和地方利益正在取代傳統價值觀。公元8世紀的貴族開始顯得不像戰士，而更像是鄉村紳士，有關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的考古證據開始出現。雖然其中一處住宅遺跡已在林肯郡的戈爾索(Goltho)被發掘出來，但人們對這些住宅仍知之甚少。戈爾索的這處住宅是公元9世紀中期建造的，由圍牆包圍，裏麵建有大廳、廚房、臥室和附屬建築。相比之下，關於教堂的證據要多得多——由貴族家庭控製的世襲“私人”大教堂經常出現在公元8世紀的考古資料中。所有這些教堂對萬能的上帝都一樣虔誠。早期的國王曾經有過自己的王室莊園，但奧法似乎試圖讓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住所成為一個國家總部或“首都”。塔姆沃思附近是利希菲爾德(Lichfield)的麥西亞大教堂，奧法花了幾年時間成功地將其提升為了大主教教堂(archbishopric)。雖然這部分是由於政治原因，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位於奧法王國的“大都市”附近——也是重要原因。
土地所有者在建造橋梁和防禦工事時所應承擔的責任，首次出現於公元749年的記載中，並且這一責任通常在後來的土地授予書中有明確規定。在一個產生至少兩個大規模公共工程——一個久負盛名，另一個最近才被人了解——的時代，這一規定非常重要。第一個當然是奧法防線(Offa’s Dyke)，這是一個古老的、可能正確的傳統稱謂。最近的考古發掘表明，這個巨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的連續屏障，從一側海洋到另一側海洋。眾所周知，奧法入侵了威爾士，但奧法防線一定是一個防禦性而不是進攻性的工程：當征服計劃停止之後，該工程旨在阻止威爾士人的反擊。它的存在證明了奧法掌控著巨大資源。
我們已經看到影響城鎮出現的兩個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個因素，從長遠來看也是最大的因素，是貿易。奧法生活在國外和國內貿易都在擴張的時代。最明顯的標誌是貨幣製度的出現。在約六百年之前，隻有外國金幣在英格蘭流通。由公元7世紀和公元8世紀的國王們鑄造的粗銀幣得不到信賴，通常隻在局部地區循環。一種新的法蘭克銀幣是更好的貨幣典範，一位東盎格利亞國王似乎在奧法之前使用過它。但是當奧法精巧的硬幣出現時，它們很快就替代了以前發行的貨幣，成為自羅馬時代以來流通量最大的貨幣。也許最有趣的一點是，考古發掘發現，奧法硬幣不僅以大批量的形式出現，它們還存在於小而分散的群體中。顯然，它們被用於地方一級的小規模交易——貨幣在英格蘭經濟中具有了普遍意義。
公元789年，查理曼與奧法發生爭執，後果是查理曼禁止法蘭克港口向英格蘭商人開放。因此，可以推斷英格蘭人似乎經常使用這些港口——查理曼的王國和奧法的王國都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國際商業世界的一部分。整個歐洲北部都出現了貿易中心。對丹麥赫德比(Hedeby)和瑞典比爾卡(Birke)巨大定居點的考古發掘顯示，在公元8世紀，英格蘭和維京人的領地屬於同一個國際貿易圈。在英格蘭，諸如此類的商業定居點通常與現有的王室和教會中心相關聯，其名稱通常包含-wic〔來自拉丁語vicus(牧場)〕。哈姆威(Hamwic)就是現在南安普敦的前身，位於特斯特(Test)和伊欽河(Itchen)的交界處，靠近一個名為漢普頓(Hampton)的王室莊園，它的名稱“Ham-wic”與“Ham-tun”相關。在這裏，考古發掘工作已經發現了至少三十公頃的定居點，在大約公元8世紀20年代首次有人在此定居，此處出土的人工製品顯示這個地方與歐洲大陸曾有著廣泛的聯係。其他人工製品可能來自伊普斯維奇(Gips-wic，一個主要的陶器生產中心)、桑德維奇(Sandwich)和福特維奇(Fordwich)。羅馬時期的城鎮開始在經濟上和等級上重新變得重要。在約克(Eofor-wic)發現了一個郊區商業場所，有記錄表明弗裏斯蘭商人曾在這裏活動；在坎特伯雷，發掘出了公元8世紀的房屋，以及一個在公元786年的記載中提到的市場。最重要的是倫敦，比德在約公元730年把倫敦描述為“來自陸地和海上的許多民族的商業中心”。在比林斯蓋特(Billingsgate)的羅馬時期和中世紀的港口之間發現了一個撒克遜中期的黏土堤，但這個商業區仍很難找到。無論這個市場在哪裏，它曾經一定規模宏大而且非常重要：公元7世紀後期的文獻提到了倫登維克(Lunden-wic)，而公元8世紀的資料則提到了這個地方的港口的通行稅和收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