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羅馬不列顛時期2

以前人們認為，是由於不列顛總督克羅迪烏斯·阿爾賓努斯在歐洲大陸與塞維魯開戰的時候抽調了不列顛的軍隊，才導致蠻族乘虛而入，致使不列顛也遭到了同樣的破壞。但考古結果否定了這種假設。在塞維魯去世之前，北部邊境以外的部落不斷來犯，塞維魯有理由在不列顛發動新的征服戰爭。羅馬的野心從未收斂。這時，羅馬人的意圖是征服蘇格蘭全境，完成對整個不列顛島的征服。事實上，我們有理由認為，正是塞維魯王朝對不列顛的興趣，使一個已經開始衰落的行省得以複興起來。或許是因為皇帝即將前來巡幸，倫敦被收拾得幹幹淨淨，並修建了幾棟新的公共建築和不列顛最長的圓形城牆；倫敦的海濱曾修築了不間斷的碼頭，綿延半英裏多。戰爭策劃期間，皇室成員可能就住在約克。羅馬已經著手加固北方長城沿線的堡壘；但自從公元2世紀80年初成功挫敗蠻族入侵以來，其中許多堡壘的修繕工作都被忽視了。我們有理由認為，約克承擔了以前設在倫敦的一些政府職能，也許因為安東尼重新占領蘇格蘭之後，交通路線又向北延伸了。公元3世紀初，與羅馬軍團的堡壘一起發展起來的約克，成為羅馬殖民地當中的榮譽之城。因此，在塞維魯王朝某個不完全確定的時期，倫敦和約克被選定為雙都城，不列顛被分為兩個行省，這就不足為奇了。這也符合旨在減少任何一位總督掌控羅馬軍團數量的新方針，由此降低誘發叛亂的可能性。

由於塞維魯去世，繼任者又麵臨多重壓力，征服蘇格蘭的計劃被迫取消——但是在取消之前已經取得了一係列實質性勝利。然而，邊疆的安全已經得以確保。所有跡象都表明，整個不列顛避免了這個時代其他地方所遭受的災難。新的發展放緩，但城鎮仍然欣欣向榮；雖然鄉村別墅沒有增多，但至少沒有衰敗。不列顛的工業(如果陶器業也算是一種指標的話)因歐洲大陸的競爭對手出現了危機而受益。但是人們所期待的一些公共事業沒有完成，例如，英格蘭芬蘭茲(the Fenlands)沼澤地遭受嚴重洪災之後，沒有開展重建工作。但不列顛的防禦工事繼續進行翻新，在南部和東部海岸也修建了多個新堡壘，如在東岸的布蘭克斯特(Brancaster)和裏卡爾弗(Reculver)，這可能是為了對通往大陸的路線進行政治控製，因為還沒有跡象顯示蠻族會從海上對羅馬構成嚴重威脅。公元260年，日耳曼人在高盧製造了更多麻煩——但還沒有嚴重到使羅馬中央政府失去對那裏的控製。其時，日耳曼、高盧、西班牙和不列顛依附於一位“分裂”的皇帝波斯圖穆斯(Postumus)，組成所謂“高盧帝國”。在克羅迪烏斯·阿爾賓努斯統治時期，這個小集團已經初露端倪，後來發展成獨立的政權。然而，高盧帝國對和平繁榮的不列顛——那裏有強大、完好的軍隊以及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的宣傳價值——的占有，對高盧帝國諸帝來說肯定是一種莫大的欣慰。

帝國後期的不列顛

公元3世紀70年代，帝國避免了立刻崩塌——立刻崩塌的說法隻是後見之明。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羅馬人的行為看起來就像羅馬永遠不會垮台一樣。皇帝和即將上台的皇帝或皇帝的製造者並沒有停止相互謀殺，但是一批士兵出身的偉大皇帝扭轉了針對蠻族的軍事局勢，平定了敵對政府，並開始修複國家的建築和體製。這樣做的結果是帝王製度能夠在西羅馬繼續維持兩個世紀(本可能延續更長時間)，在東羅馬維持12個世紀。公元274年，奧勒良皇帝滅了高盧帝國，不列顛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統治之下。但是，不列顛的直接命運與高盧帝國的其他地區截然不同。根據文獻記載，公元276年，高盧城池仍然沒有城牆，蠻族入侵最猖狂的時候掠走了五六十個城鎮，當然這些城鎮後來被羅馬人重新奪回。考古證據表明，公元3世紀後期，在法國東北部存在大型鄉村住宅和莊園非常密集的地區，但眾多鄉間別墅先後被遺棄。這些房屋後來再也無人居住。

不列顛的情況大不一樣。在公元250至公元270年期間，有證據顯示不列顛的建築數量有限，但沒有被普遍遺棄的跡象。考古學家傾向於將越來越多的新建築，特別是鄉間別墅或別墅的擴建和改建工程追溯到公元270至公元275年，例如坐落在科茨沃爾德山(the Cotswolds)西側邊沿的維科姆(Witcombe)和弗羅斯特-考特(Forcester Court)別墅。有人提出一個有趣的假說，即當時出現了從高盧到不列顛的“資本外逃”。雖然目前還沒有支持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但倘若稍加修改，這種假設就很有吸引力。當然，可以確信的是，羅馬不列顛別墅的偉大時代一定起始於公元2世紀70年代，並在公元4世紀達到頂峰。然而，也有人認為土地所有者可能從他們被摧毀的高盧莊園中“提取他們的資本”(換句話說，就是以不錯的價格賣掉他們的莊園)，但這似乎不大可能。公元3世紀末，這些莊園裏重新住上了人，但隻是作為被遺棄的土地移交給政府引進的定居者。然而，這一觀點背後是對土地所有權狹隘的認識，這種狹隘的觀點認為，典型的外省土地所有者隻擁有一個莊園，而且在大多數時間裏居住在莊園的別墅裏。在羅馬帝國的上層階級中，許多人擁有不止一個莊園，因為地產是財富和地位的典型標誌，有時在帝國的不同地區同時擁有多處莊園。在極其危險的時代，在海峽兩岸都擁有土地的地主更有可能決定將他們在高盧的財產轉移到非常安全的避風港；那些謹小慎微的地主在高盧帝國統治時期已經開始這麽做。有少數間接證據表明，高盧的城市在公元276年後終於建成了圓形城牆，盡管這些城牆很堅固，但一般都比較短(與不列顛的很不一樣)，這些城牆更像是固若金湯的堡壘的圍牆。當一個城市沒有足夠多的富豪願意出資建設整個城區的防禦工程時，建造更長的城牆就不太可能了。

在建築風格上，這些高盧要塞的圍牆確實與差不多同一時代的不列顛城牆很相似，但這些要塞算不上城鎮。不列顛南部建有大量新的沿海要塞——采用了相同的風格，高高的石牆和凸出的巨大城樓——布蘭克斯特和裏卡爾弗等地的更古老的堡壘是在此風格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在更晚的時候(公元5世紀)，這些要塞被歸入一位“撒克遜海岸”指揮官的管轄之下，因此人們一直認為建造“撒克遜海岸要塞”的初衷是為了防禦撒克遜海盜。但這可能弄錯了時代背景。我們有理由認為，奧勒良的繼任者普羅布斯(Probus)通過在不列顛和高盧建立一連串類似的沿海堡壘，對海峽兩岸實施更有力的控製；但其主要目的尚未得到證實。普羅布斯在不列顛不止一次平息重大叛亂，這可能表明“撒克遜海岸”在這個階段更多的是為了確保帝國內部的政治安全，而非邊防。不列顛的地位舉足輕重——在羅馬帝國的危機時期更是如此，要保住不列顛，控製英吉利海峽是關鍵。

一次特殊事件證明了這一事實。公元287年，一位名叫卡勞修斯(Carausius)的高級羅馬軍官負責剿滅出沒於海峽一帶的海盜。他涉嫌縱容海盜洗劫，然後出動艦隊緝拿海盜，並私吞繳獲的贓物。卡勞修斯預料到要被判處死刑，於是提前造反並控製了不列顛。不列顛再次被土皇帝統治。這一事件已經被染上了傳奇色彩，但事實是，無論是卡勞修斯，還是在他之前或之後的其他自立為皇的羅馬人，都沒有視不列顛為獨立的王國。與統治著帝國其他疆域的地方首領一樣，卡勞修斯隻是要求平等的鑄幣權和恩惠，他的傳奇意味著他與羅馬皇帝共同統治著整個大帝國。在大海的保護之下，卡勞修斯政權堅不可摧。公元293年，卡勞修斯在布洛涅(Boulogne)被君士坦提烏斯一世(Constantius Chlorus)擊敗，失去了他在歐洲大陸的立足點，他本人被他的財務大臣阿勒克圖斯(Allectus)推翻政權並殺害；但是又過了三年，羅馬中央政府才再次占領不列顛。這再次證明英吉利海峽是難以逾越的強大屏障。

在打敗阿勒克圖斯的過程中，盡管先進的航海技術及一係列的好運氣幫了大忙——更不用說阿勒克圖斯自己缺乏日常防禦的積極性——但事實上，到了公元296年，不列顛的反叛政府所麵臨的羅馬中央政府比以往更加強大了。在短短幾年間，羅馬發生了幾個重大變化，導致羅馬進入了為我們所熟知的“羅馬帝國晚期”。這些變化背後的推動力來自戴克裏先(Diocletian)皇帝。他效仿諸如奧古斯都這樣的羅馬先帝，實施了一係列改革，開啟了一段變革時期，在半個世紀裏改變了羅馬。為了解決長期的政治不穩定，戴克裏先創建了“四帝共治”製度，設立兩位稱謂為“奧古斯都”的主皇帝和兩位稱謂為“愷撒”的副皇帝，主皇帝去世後，副皇帝自動繼位。單個行省的規模被進一步縮小，並且以“教區”的形式分組，由一批被稱為“代理官”的新文職官員治理，統治行省的總督(不再有軍權)對他們負責。戴克裏先擴軍一倍，並任命新的指揮官，加強了邊防。為了預防陰謀和軍事叛亂，他特意加強了對皇帝身邊的人的監督。這一時期政府明顯增加了各項公共服務。同時，對藝術、時尚和禮儀方麵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公元3世紀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為了解決人力短缺問題，羅馬對勞動力流動實施了嚴格的控製，使得許多職業變成世襲產業。農業上的勞動力不足問題尤為嚴重。在農業方麵，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莊園製度依賴從對外戰爭中所掠奪的廉價奴隸，而到了羅馬帝國早期，地主普遍把土地出租給簽訂短期租約的大批自由佃農。帝國大部分地區在公元3世紀經曆了災難性的經濟困境，促使很多勞動力離開了農田。為了應對這一問題，戴克裏先製定法律創造了一群被捆綁的農民(隸農)。詳細的價格立法——例如，給不列顛的粗呢大衣、毛毯和啤酒的價格立法——沒能有效解決通貨膨脹。為了保障公務員的利益，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實物來支付他們的部分或全部薪水。以往的軍人不得不動用自己的工資來購買個人裝備，現在這些裝備都由國營工廠供應，同時官員的津貼與工資相等。為了支付改革成本，不得不大幅提高稅收；由於政府向不同社會階層征收的稅賦不同，因此有人會為了偷稅漏稅而投機取巧，為此，社會階層的劃分必須進一步固化。

公元296年，在西部愷撒，即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的父親)重新征服不列顛之後，新的秩序很快全麵建立起來。當時，阿勒克圖斯花錢雇來的法蘭克雇傭兵在撤退途中襲擊了倫敦，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及時拯救了倫敦，這是一場極具宣傳效果的勝利，在很多方麵預示著未來的情形。

大部分動**似乎集中在南方，經過短暫的戰鬥，阿勒克圖斯就被打敗了。在北方，考古證據顯示，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大肆重建軍事設施，不僅僅是為了修複敵人造成的破壞，更多的是為未來做打算。有證據表明，長期的和平使得軍事設施的維護和士兵的補充沒有得到重視。君士坦提烏斯一世誌向遠大。實際上，我們相信，如果時機成熟，他絕對會對蘇格蘭發起又一輪浩大的戰爭，蘇格蘭似乎令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羅馬皇帝都垂涎三尺；當代有些人試圖反駁這種揣測，但是缺乏說服力，反而讓我們更加堅信上述的判斷。當然，在君士坦提烏斯一世成為奧古斯都之後，他馬不停蹄地開始備戰，並且在公元306年親臨戰場。資料顯示他打敗了皮克特人(Picts)——作為羅馬的蘇格蘭敵人，“皮克特人”這個名稱第一次在資料中出現；從安東尼長城東端的克拉蒙德(Cramond)和泰河(Tay)上的舊塞維魯堡壘出土的陶器表明，他計劃沿著蘇格蘭高地東邊再掃**一次。跟塞維魯一樣，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回到約克，並在那裏去世。跟塞維魯一樣，他的繼任者就在身邊。

軍隊擁立他的兒子君士坦丁為皇帝，約克城見證了這一重大的曆史轉折點。這是一個偶然事件，起因於日耳曼國王克羅庫斯(Crocus)，作為君士坦提烏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克羅庫斯曾陪伴在皇帝身邊，並且他反對戴克裏先製定的“四帝共治”的原則。隨後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以君士坦丁成為唯一的皇帝而收場，君士坦丁獲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他與戴克裏先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墨守成規，相同之處是他的雄韜大略。在戴克裏先的保守但宏大的改革基礎上，君士坦丁大帝的革新為帝國在未來幾個世紀的發展建立了模式。

人們早已一致認同，公元4世紀上半葉是羅馬不列顛的“黃金時代”。我們現在可以看清，這是基於上個世紀打下的良好基礎，上世紀70年代萌發的發展勢頭還在延續。這個偉大的繁榮時期一直延續到公元4世紀40年代，甚至到公元4世紀中葉之後。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一最輝煌的階段應該歸功於君士坦丁大帝。我們猜想，跟他父親一樣，他也回到了不列顛，並在這裏取得軍事上的輝煌。我們當然知道，在他統治期間，他把卡勞修斯設立的倫敦鑄幣廠升級為帝國鑄幣廠。正是他將倫敦的名字改為“奧古斯塔”(Augusta)，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約克堡壘朝河的一麵牆建造精美，我們確信，這是為了特意體現在這裏稱帝的君士坦丁的至高權力，他和哈德良一樣，都喜歡大興土木。

這個時代的精神以公元4世紀不列顛的偉大別墅為代表。在社會和經濟上，末日西羅馬帝國出現了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一方是大土地貴族，另一方是皇帝、法院和軍隊。這些勢力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但逐漸趨於融合。他們留給老的城市中產階級和人數較少的紳士的財富寥寥無幾。在羅馬帝國，一般來說，新稅的最重負擔落在地方議會(庫裏亞大會)成員的肩上。作為地方議員，曾經的榮譽現在成了世襲的負擔，而且出路也被立法一步步堵死。

那麽住在大型羅馬不列顛別墅裏的富有居民是誰呢？有些居民可能是從別處遷徙過來的富有公民。如果是元老院成員或者地位較高的帝國官員，他們將免於繳納庫裏亞議員所承擔的稅賦。令人好奇的是，雖然在不列顛人們長期使用拉丁文來表達文雅的談吐，但這種拉丁文帶有本地的特色，這表明本土貴族仍然是社會中的中堅力量。在上個世紀，他們很可能沒有受到太大衝擊。這同樣不禁讓人好奇，君士坦丁是否給過他們特別的恩惠。

跟18世紀的英格蘭鄉間別墅一樣——兩種別墅在許多方麵可以合理地進行比較——這些別墅的設計、複雜程度和規模各不相同。某些特征現在仍然存在，比如采用永久性建築材料、集中供熱(燒木柴或有時燒煤的熱空氣係統)、上釉、鑲嵌地板，以及經常帶一個或多個完整的浴室套間。農村建築物通常相互毗鄰，而且和喬治時代的農舍一樣，多數農舍周圍是耕地。從羅馬文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任何一棟別墅的占有者來說，別墅“經濟”活動的程度和重要性可能會有很大差異——有的是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有的隻是娛樂場所。值得注意的是，像伍德切斯特公館(Woodchester)、切德沃思(Chedworth)羅馬別墅或北利(North Leigh)羅馬別墅這樣的大房子並非孤立，而是底座廣大的別墅金字塔的頂端。鐵器時代的農場裏所建造的簡陋別墅幸存了下來，有些經過翻修，有些被新的中小型別墅所取代。這是證明不列顛堅實的紳士階層幸存下來的最好證據。的確，有一些別墅消失了，但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時代，這也是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現如今，別墅日益成為不列顛風貌的顯著特征。

據觀察，各個別墅的主要設施往往比較類似。這引發了一種有點複雜的假設，根據保留下來的凱爾特人的習俗，可能兩個家庭或兩個業主普遍共同(或分開)使用一座別墅。一個極其簡單的解釋是，在羅馬社會，有地位的紳士出行時常常帶著相當多的仆人和朋友，相互拜訪各自的鄉間別墅是常規社交活動的一部分。客棧的名聲很差，所以任何有一定社會關係的人出行的時候，都更喜愛住在熟人的別墅裏。大多數羅馬不列顛的別墅都建有一條通往公共道路的車道，而且大部分別墅距離城鎮差不多不到10英裏。因此，別墅與城鎮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可能與其經濟影響同等重要。

大型別墅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景觀，我們無從知曉。人們發現，早在公元2世紀就出現了一種臨時的別墅和村莊的雛形，它們似乎與以後的莊園和鄉村沒什麽不同。在公元4世紀的不列顛，或許是因為戴克裏先界定的“隸農”數量相對較少，或許是因為法律的變化沒有對不列顛產生什麽影響，由於不列顛相對來說未受幹擾，因此當地的局勢得以長期保持穩定。雖然出現了部分小農場合並成大農場的苗頭，但本土風格的小型農場仍占絕大多數。大型別墅的裝潢需求，刺激了各種裝潢行業的蓬勃發展，這是更大的變化。其中最著名的是當地的馬賽克工匠“群體”，他們是由多家工作坊組成的商行，或者多家商行形成的集團，主要集中在賽倫塞斯特、切斯特頓(Chesterton)、沃特牛頓(Water Newton)、多切斯特〔Dorchester，即多塞特(Dorset)〕、亨伯河畔的布拉夫(Brough-on-Humber)和南部中央地區。其他從事易腐材料生產的行業也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例如，濕壁畫家(他們留存下來的作品足以證明這一行業的重要性和卓越品質)、家具製造商及其他為富裕家庭供應大件商品的商人。

古代農村不隻有農業，也不僅僅是富人休閑娛樂的地方。公元3世紀，長距離貿易的衰落刺激了不列顛許多產業的發展，例如寧河穀(Nene Valley)的大規模製陶業。在公元4世紀，我們發現漢普郡也有類似的大規模陶瓷業，該產業是在公元3世紀迅速壯大起來的，大部分製瓷作坊集中在後來的愛麗絲霍爾特(Alice Holt)皇家森林裏。當時，漢普郡的瓷器占領了倫敦市場，生意十分興旺。

在羅馬晚期的頭幾年，行政係統大體已經成形，它與新行省的總督們非常匹配。帝國最終的決策可能來自米蘭——皇帝們一度發現米蘭比羅馬更方便——或者在公元324年之後，來自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但是從君士坦提烏斯一世時代開始，中央政府就在摩澤爾河畔的特裏爾(Trier)進行日常工作。不列顛的民事行政負責人是高盧人的禁衛軍長官，在特裏爾辦公，有遠在不列顛的行政代理人(Vicarius)對他負責。不列顛、西班牙、高盧的北部和南部一起構成一個大行政區(prefecture)。不列顛的行政代理人總部幾乎都設在倫敦，他下麵設有四位行省總督，這四個行省分別是：馬克西姆·愷撒裏恩西斯(Maxima Caesariensis，總部可能在倫敦)，第一不列顛(Britannia Prima，總部在賽倫塞斯特)，弗拉維亞·愷撒裏恩西斯(Flavia Caesariensis，總部可能在林肯)和第二不列顛(總部可能在約克)。每位總督手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員。除了正常的民事職責外，這種行政結構還負責軍需物資供應，掌管著新的國營工廠——例如，在不列顛有一家為晚期羅馬軍隊提供製服材料的織布廠。一份公元5世紀的文獻顯示，不列顛人的行政代理人有不同尋常的徽章，可能表明至少在那時，他手下有一些士兵供他指揮。更重要的是，由於平民手中控製著物資供應，他們對軍隊有一定程度的隱形製衡。在社會上，這個新行政體製的高級官員來自羅馬社會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上層階級。對高度職業化的行政官員來說，不列顛行省可能是一個重要舞台，我們所知道的每一位不列顛行政代理人都不是平庸之輩。一個行省的高級職位不得由本省人擔任，這項政策一直延續到公元5世紀初，大多數人都希望在帝國朝廷裏謀得一官半職。

各行省的財政管理與帝國早期迥然不同。雖然金融總部同樣設在倫敦，但原來的省級財政官已經不複存在。不列顛各行省的總督對行政代理人負責，他們負責征收實物稅——市政議會迫於壓力從納稅人那裏征收實物稅。然而，還有另外兩個獨立於行政代理人之外的財政部門，每個財政部門都有一名長官，他最終直接對帝國秘書處負責。其中一個財政部處理現金稅，控製貨幣發行，管理采礦業和其他一些業務。另一個負責不列顛全境的皇室財產，並負責向皇室報告那些作為皇室代理人的地方財政官的情況。不過，這兩個部門經常密切合作，而且可以請求分省都督協助它們在各自的領域履行職責。

軍隊的指揮機製不再與各行省保持一致。與此同時，羅馬軍團和輔助部隊被兩種新部隊取代：一種是駐守軍或邊防軍(limitanei)，另一種是機動野戰軍(comitatenses)，後者地位和報酬更高。但仍有許多老部隊保留了他們原來的特征，這種情況在不列顛尤為突出。在不列顛，即使軍隊的內部結構發生了變化，但大部分舊邊界仍基本保持不變。此時，駐紮在不列顛的部隊被歸類為邊防軍，此舉強調了不列顛是需要防禦的地區，而不是需要迅速發展野戰軍的地方。駐守軍團的指揮官被冠以公爵(dux)頭銜——不列顛公爵(dux Britanniarum)就屬於這個級別。另一方麵，機動部隊一般由軍銜更高的伯爵(comesrei militaris)來領導。由君士坦丁親自指揮的時期，隻有一個中央野戰軍。但在他的幾個互相爭鬥的兒子麾下，有數支大規模的機動部隊，它們由軍銜更高的將軍統帥。其中一些野戰軍成了常備軍，從中抽調出來的小股特勤部隊由伯爵指揮。

野戰軍團既包含被保留或改造的老部隊，也包含許多支新部隊。其中的新部隊很大一部分來自日耳曼各部落，到公元4世紀，仍然有許多日耳曼新兵。在帝國西部，近一半的正規軍隊是日耳曼人，另一半是羅馬人，軍官團的人員構成也是如此。例如，公元367年，被蠻族擊敗的不列顛公爵的名字叫富洛法茲(Fullofaudes)。到公元4世紀末，日耳曼將軍們日益占據更多最高軍銜的席位。雖然日耳曼軍官不再流行使用羅馬人的名字，但他們完全吸收了本地出生的羅馬軍官的理念和野心。然而在文化上，公元4世紀的軍官往往與同級的文職官員差距明顯。在某些皇帝及其官員與上層平民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偏見，甚至是不喜歡和蔑視；皇帝、皇帝的法院和新首都與仍然仰望昔日羅馬光輝的舊貴族之間也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對社會和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

君士坦丁大帝治國方略的最後一個要素是教會。羅馬政權的傳統公共宗教足以應付公共事務，但無法滿足個人需求。安東尼和平時期的崩潰以及公元3世紀的危機，引發了人們對建立一個更加個性化的宗教——為個人的今世帶來慰藉和意義，為來世帶來一個更美好的生活——的普遍渴望。同時，與帝國東部的密切接觸引入了各種東方“神秘宗教”，這些宗教給予信徒神秘的啟示及與神的親身接觸。哈德良本人曾在希臘的古代神殿中崇拜厄琉息斯秘儀(Eleusinian mysteries)，於是形形色色的神秘宗教得到了推崇進而被接受。波斯人所崇拜的密特拉(Mithras)在軍界和商界備受歡迎，因為這種信仰主張高標準的正直和紀律，強調緊密的兄弟情誼，這恰好迎合了商人和軍官們的理想和利益。與基督教不同，密特拉教在政治上不受猜疑，因此沒有遭到迫害。在不列顛，密特拉寺都清一色建在軍人或商人偏多的社區，如哈德良長城沿線的羅徹斯特(Rudchester)、卡洛堡(Carrawburgh)或豪斯戴德(Housesteads)，還有倫敦。密特拉教的缺點在於嚴格的排他性，不對女性開放，且主要限於單一社會階層。由於其禮拜儀式與基督教的儀式十分接近，因此它被認定為褻瀆基督教的神靈。例如，在基督教強盛時期，倫敦和卡洛堡的密特拉寺有可能遭到了基督教徒的襲擊。公元4世紀，密特拉教逐漸銷聲匿跡。

關於羅馬基督教在不列顛的生存狀況的最近研究表明，羅馬統治結束後，基督教的傳播範圍比以前人們所認為的更為廣泛，也更加根深蒂固。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在讀完公元5世紀、6世紀的曆史之後，再去讀公元3世紀、4世紀的曆史。人們普遍認為，公元4世紀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顛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力。公元3世紀的不列顛確實出現了基督教的殉道者——聖奧爾本(St. Alban)在維魯拉米恩殉難，朱利葉斯(SS Julius)和艾倫(Aaron)可能在卡爾裏恩(Caerleon)殉難。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其前妻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聖海倫娜(St. Helena)——在他所管轄的地區，保護基督徒不受迫害，因此最後一次對基督教的大迫害隻不過是拆毀了幾座教堂。這樣，不列顛就沒有形成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崇拜，另一方麵，這也可能吸引了富有的基督徒從帝國更加危險的地區遷移到不列顛，居住別墅的人口也因此增加。

在“米蘭赦令”將教會合法化一年之後，不列顛出現了主教，主教的頭銜表明不列顛的四個行省的首府是他們的主教區。與此同時，不列顛製作出了羅馬帝國時期教堂用的已知最原始類型的金銀器皿(發現於沃特牛頓)，其年代幾乎可以肯定是公元4世紀早期。這些事實使我們注意到君士坦丁大帝所帶來的根本性變化。當專製主義在公元3世紀興起時，帝國曾屢次嚐試引入一神教國教。從君士坦丁時代開始，羅馬政治中的核心因素——私人領域也日益如此——就是意識形態。遵守傳統國教的慣常禮儀已經不足以表明虔誠，因此作為新國教的基督教成為人們的新信仰。對異教行為的寬容持續了很長時間，在整個公元4世紀裏，一部分很有權勢的羅馬貴族也一直強烈要求寬容，但這種寬容最終逐漸消失。這些貴族一方麵認為舊宗教對羅馬本身至關重要，但另一方麵也承認它與宮廷對立。當信奉異教的皇帝在位時，甚至短暫出現過對異教徒表示同情的時期。然而，在教會內部，君士坦提烏斯二世(Emperor Constantius II)決定帝國有義務確保教義上的統一，這對基督教未來的發展有著重大意義。從公元4世紀中葉開始，國家對異端的追捕成為促成百姓對統治者忠誠的新手段。

因此，讓我們吃驚的，不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紀不列顛的基督教化程度相當高，而是其基督教化程度居然沒有更高。這將引導我們去審視不列顛教會顯而易見的性質。認為基督教在城市、異教在農村的舊觀點當然站不住腳。君士坦丁大帝統治時期，城市社區由主教主持宗教活動。在西爾切斯特(Silchester)的城牆內發現了一個非常小但不尋常的教堂，在維魯拉米恩、坎特伯雷和其他地方，普通的教堂墓地裏埋葬著殉道者和其他著名基督徒，這些證據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但是，公元4世紀羅馬-不列顛基督教的宏偉曆史遺跡與別墅有關：例如弗蘭普頓(Frampton)和欣頓聖瑪麗(Hinton St. Mary)的馬賽克，或者肯特郡路林石(Lullingstone)的壁畫。從考古證據的分布來看，基督教的傳播十分零散。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一座墓地周圍發現的別墅群，表明那裏曾經生活著一個龐大、富有的基督教社區；位於其他地方的類似墓地周圍則沒有任何東西。大量出土的鉛質洗禮盤並非來自城市，而是來自鄉村地區或小規模定居點，它們很可能由地主紳士看護。其中很大一部分洗禮盤是在東盎格利亞發現的，有證據顯示帝國晚期時這裏的居民很富有。

君士坦丁大帝把寺廟的捐款和財富分配給教會，並從市政財政中抽取資金挪作他用，這給異教和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公元4世紀，越來越多的財富落入了大地主和國家及其機構的手中。在不列顛，鄉村別墅是這個時期的突出特點，所以別墅的主人走在基督教發展的前沿就不足為奇了。在這種背景下，有證據顯示基督教在各地的傳播不均衡，也很正常。我們推測，一個地區的基督教力量取決於當地的地主是不是熱忱的基督徒(或者在政治上有雄心)。如果建造教堂和其他基督教紀念碑——就像在早期建設公共寺廟和其他公共設施一樣——要依賴活躍的市政府，那麽這種資源分配可能會相對更平均。公元359年，在意大利裏米尼市議會上，來自不列顛的參會主教明顯要比來自其他地區的多得多，但他們的名號沒有留存下來，因此不知道他們是否都來自城市。不過，至少我們知道有些主教很難籌集這筆差旅費，這項信息也許意義重大。那麽，如果城市基督教社區比較薄弱(或者說在君士坦丁時期有過一段時間的興起，然而在之後的一個世紀裏衰落)，這對於羅馬統治結束後基督教的生存意味著什麽呢？結論是羅馬西部其他地方的整個地主階級與基督教達成了和解，情況跟公元5世紀時期的不列顛類似。公元5世紀，基督教在鄉村人口中的傳播相當均勻穩定，這種情況與公元4世紀時完全不同。由於大多數人都依靠土地生存，所以我們可以設想基督教能夠廣泛傳播，至少是作為一種亞文化延續下去。事實上，在羅馬末期，鄉村神職人員與城市牧師不同，他們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也沒有顯赫的社會地位——在鄉村，主教甚至要靠地主生活——這可能有助於他們與農業人口緊密聯係在一起，從而確保信仰和教會的延續，無論後來地主階層本身的命運如何。

公元4世紀以別墅為基礎的不列顛社會與帝國的其他許多地區非常不同，這種社會的早期繁榮能維持多久呢？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博學多識的曆史學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描述了公元360年不列顛邊境地區遭到蠻族一係列襲擊的情形，他寫道，當時“恐懼的煙雲籠罩著各省”，他還特別指出，各省“已經被多年來的災難消耗得筋疲力盡”。此外，根據對城鎮的考古，可以得出這樣一種觀點：城鎮到公元350年前後已經“完蛋”了(我們稍後會解釋這條觀點)。然而，除了細節之外，這幅畫麵與公元4世紀早期的情況截然不同。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後沒有延續太長時間。在他於公元337年去世後，帝國被三個兒子瓜分：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二世。不列顛屬於年輕的君士坦丁二世的統治範圍。他不滿意他所得的份額，於是在公元340年對君士坦斯一世發動戰爭，但被徹底擊敗。在此之前，不列顛的軍隊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打仗了。公元343年冬，君士坦斯一世親自率軍穿越英吉利海峽，進行了一次最不尋常也最令人出乎意料的遠征，軍隊常年無戰事的弱點——也可能是將士的不滿——可能就此反映了出來，幸存下來的簡短記載暗示了帝國的不列顛北部邊境正麵臨壓力。到公元360年，邊界問題必然十分嚴峻，曆史學家阿米阿努斯的記載提到了當時的情況，當時來自愛爾蘭的斯科特人(Scots)和來自蘇格蘭的皮克特人撕毀了與羅馬簽訂的協議，這表明在此之前羅馬已經通過外交手段解決了來自他們的威脅——可能采用的是通常的方式，也就是支付黃金。公元364年，他們反複來侵擾，而且現在阿塔科蒂人(Attacotti，可能也來自愛爾蘭)和撒克遜人(Saxons)也加入了進來。公元367年的蠻族大入侵是長期外部騷擾中最嚴重的一次，這次入侵我們稍後敘述。但在羅馬統治的領土內部，至少發生了同樣糟糕的一些事件。

公元350年，君士坦斯一世在一場宮廷陰謀中被殺，日耳曼血統的軍官馬格嫩提烏斯(Magnentius)篡位，成為帝國西部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僅存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統治著帝國的東部，他揮師西進，平定了馬格嫩提烏斯的叛亂。馬格嫩提烏斯是對異教徒持寬容態度的基督徒，他的統治持續了三年半，給帝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如我們所知，君士坦提烏斯二世視鎮壓基督教異端為己任，不僅如此，他也憎恨異教。事實上，他重新引入了死刑來打擊異教崇拜，他還從元老院挪走了古老的勝利祭壇，此舉惹怒了元老院。在他戰勝馬格嫩提烏斯、重新統一帝國之後，不列顛受到了特別審查。他任命了一位帝國機構檔案局局長保盧斯(Paulus)來追捕島上的異見人士。不列顛人發揮他們的黑色幽默，給保盧斯起了個“鏈子”的綽號。保盧斯收到的指示是逮捕曾經支持馬格嫩提烏斯的軍人，但他的權力不受約束，迫害很快擴大了範圍，演變成恐怖統治。捏造證據、相互構陷成了家常便飯，使得最忠誠的軍官也人人自危。君士坦提烏斯二世自己的不列顛代理官馬蒂努斯(Martinus)挺身而出，試圖阻止保盧斯迫害無辜，但沒有成功，自己反而獻出了生命。人們不禁認為，除了那些參與當時權鬥的人之外，過去半個世紀中，各個事件所牽連的眾多大家族也都被卷到這場旋渦中。皇帝不對任何證據提出質疑就批準了沒收財產、流放、監禁、酷刑和處決。僅沒收財產這一項決定就沉重打擊了地主階層的興旺，而平民和軍隊的士氣也遭到重創，使得他們沒有多少鬥誌去抵禦迫在眉睫的蠻族侵擾。

公元367年是最糟的一年。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阿塔科蒂人入侵不列顛，法蘭克人和撒克遜人襲擊了高盧海岸。無論是帝國的中央指揮官〔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皇帝本人當時在高盧北部〕——還是不列顛的高級將領，都猝不及防。指揮不列顛邊防軍的“公爵”被殲滅，負責海防的“伯爵”被殺。這次入侵最顯著的特征是這些不同的蠻族協調一致、共同行動。有證據顯示，北方邊境的有些本地偵察兵叛變了，但要弄清整個行動，我們必須假設入侵的未知蠻族具有非凡的軍事和外交能力。要詳細了解羅馬的軍事部署和作戰方法並非難事，因為羅馬軍隊中有許多日耳曼人——盡管很少有人認為他們是有意識地對羅馬不忠。各個蠻族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家鄉相距較遠，但是他們之間能巧妙地分配攻擊目標——也許最重要的是做到嚴格保密——協調一致、同步作戰，這不得不令人佩服他們超凡的領導力。羅馬人自然稱他們為同謀，我們很難反駁這種觀點。

蠻族人一進入不列顛，就分成小分隊肆無忌憚地掠奪、打砸、抓俘虜或濫殺無辜。靠近公路的村莊特別容易遭到攻擊，而且一部分有圍牆的城鎮似乎也沒有抵抗。羅馬的民事機構和軍事紀律都瓦解了。一些士兵開小差，有些聲稱在度假——理由無法令人信服。政治機會主義者伺機而動。不列顛曾被用作高級罪犯的有尊嚴的流亡之地，當時這些人在策劃一場陰謀；有明確記載，羅馬收複不列顛之後，陰謀被扼殺在萌芽狀態。但也有一些證據表明，不列顛行省(已從四個分省變成五個分省)的一個分省暫時落入叛亂分子的手中。

為了應對蠻族入侵，瓦倫提尼安派遣了一支小而強大的精銳部隊——特遣部隊，指揮官是狄奧多西(Theodosius)，他是後來的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的父親和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的祖父。在君士坦斯一世當政期間，狄奧多西自己的父親曾是不列顛的一名伯爵司令。這種特遣部隊已經成為帝國晚期處理緊急情況的常用手段：特遣部隊至少出征過不列顛一次(公元360年)，也可能不止一次。這個時期的特遣部隊通常由野戰軍組成。從公元4世紀末開始，越來越多的蠻族戰團，甚至整個部落，在自己的國王的率領下，加入了羅馬軍隊。此後的特遣隊往往由正規部隊和蠻族盟友混合組成，有時為了某一次戰役或軍事行動，羅馬與蠻族會單獨簽訂合作協議。隨著公元4世紀軍事慣例不斷發展，到了公元5世紀，“蠻族”不再像來自外太空的一群敵對外星人，而是變得司空見慣。為了平息內部叛亂，羅馬經常雇用蠻族戰士來對抗其他蠻族，甚至參與羅馬內戰。

狄奧多西的戰爭和隨後的不列顛重建似乎既輝煌又徹底。倫敦的壓力得到大大緩解。狄奧多西重新集結邊防軍，赦免逃兵，並重建了一支精銳的軍隊。陸地上的各支蠻族被各個擊破，撒克遜人在海上吃了敗仗。從各分省盜走的物品被追回，並物歸原主。在新代理官的領導下，政府的民事權威得到恢複；被叛亂分子占領的省份被重新奪回，並被重新命名為瓦倫提亞(Valentia)，以紀念瓦倫提尼安和他的東部同僚兼兄弟瓦倫斯(Valens)。此外，堡壘得到重建，受破壞的城市得到修繕。

根據考古資料，公元4世紀中期，不列顛城鎮的防禦設施進行了廣泛的改造，添加了突出的外部塔樓；更令人信服的說法是，這種改造歸功於狄奧多西的主張。不過從五花八門的設計和布局可以看出，地方議員也承擔了改造的費用和責任。然而，投入使用的往往是四周的城牆，這一事實對於了解公元4世紀中後期城鎮的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麽厚的圍牆，不可能僅僅為了軍事要塞的防護，或是作為危險時期為逃難的鄉村人口提供的避難所。這些永久性的工事說明裏麵有值得保護的東西。有些人認為不列顛的城鎮在公元350年前後已經“完蛋”了，我們如何解釋呢？有種心照不宣的假設，認為公元4世紀的城鎮與公元2世紀的差不多，這種假設明顯有誤。當然，我們必須謹慎，不要預先假設所有城鎮都以同樣的方式發生變化。然而，中央政府搜刮了市政財政，導致市議員們怠政懶政，在此背景下，公共的民用建築的腐朽或廢棄並不令人驚訝。公元4世紀的立法一再試圖阻止承擔世襲納稅義務的階級成員搬離城鎮，而社會地位更高的階層卻免於市政義務。迅速擴張的官僚階層是社會中的新元素，我們應該關注一下這群人的情況。五位都督、他們的工作人員、家屬、警衛及與他們有關係的許多人都需要住房；臃腫的政府機構裏還有許多其他官員，他們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津貼來維持浮華的生活方式。羅馬宮廷窮奢極欲，這種欲望向下滲透到每一個階層。公元4世紀的省府，如曾經是普通城市的特裏爾或阿爾勒(Arles)，劃撥出大麵積土地用來建造宮殿和其他相關的官方建築。我們可以推測，這種情景同樣發生在不列顛的許多城鎮，隻是規模小一些而已。事實上，考古資料顯示，不列顛的很多地方性大城鎮有著與倫敦和卡馬森不同的建築，聖奧爾本斯的城鎮發展一直持續到公元5世紀中葉，羅克斯特(Wroxeter)也是如此，隻是風格不同。考古發掘顯示，這一時期的城裏有很多耕作過的開闊地，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新式建築的花園和地麵，而非衰敗的廢棄建築遺跡。事實上，根據考古資料，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至少在倫敦和約克，皇帝會時不時地巡幸這兩個地方。

實際上，這個時期還有兩個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不列顛發起了兩次推翻皇帝的重大嚐試。公元382年，一位名叫馬格努斯·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威爾士傳說中的馬克西穆斯(Macsen Wledig)〕的將軍打敗了皮克特人，從此聲名鵲起，最終他篡位稱帝，並統治了高盧自治區五年之久——帝國的高盧自治區包括不列顛、高盧和西班牙。這一時期，不列顛的一些堡壘被廢棄，特別是在奔寧山脈和威爾士地區的堡壘；第20羅馬軍團從切斯特(Chester)撤出。馬克西穆斯的篡權最終被皇帝狄奧多西大帝平定，但仍然不能完全確定這件事對不列顛軍隊的防禦能力有什麽重大影響。公元392至公元394年，不列顛被連帶卷入了又一場宮廷政變。政變期間，狄奧多西一世失去了對帝國西部的控製權。但這一事件的更大的意義在於一位將領的出現，這位將軍是一位法蘭克人，他的光輝蓋過了俯首帖耳的西部皇帝。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之死使帝國西部政府內部實現了新的權力平衡，並且這種平衡成為一種常態，而非特例，這一平衡一直延續到西羅馬的滅亡。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共同繼位，西部歸霍諾裏烏斯(Honorius)，東部歸阿卡迪烏斯(Arcadius)，由此開啟了帝國西部政府和東部政府從根本上分化的時期。至此，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西羅馬帝國(首都羅馬)和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在東羅馬帝國，政權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或他的首席文職大臣手中。而在西羅馬帝國，紮根於莊園的強大地主貴族階層與控製軍隊的專業士兵爭奪權力；大約75年後，這兩個派別都得出結論，他們可以在沒有皇帝的情況下管理西羅馬。

羅馬統治的終結

已故皇帝狄奧多西的大統帥弗拉維斯·斯提裏科(Flavius Stilicho)是汪達爾人。在有效控製了西羅馬之後，他開始統治東羅馬。斯提裏科、霍諾裏烏斯、西羅馬的元老院和阿拉裏克(Alaric)統治下的哥特人(Goths)之間的陰謀、反陰謀及內戰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羅馬統治在整個西部的瓦解。公元5世紀初，在斯提裏科的指揮下，羅馬在不列顛取得了對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撒克遜人的初步勝利，並且修複了防禦工事，隨後又派遣部隊到其他地方。我們無從得知這些調動的規模，但是在公元402年，不列顛停止大量進口新貨幣，這一定意味著羅馬中央財政不再支付不列顛的正規部隊和文職官員的薪俸。在他們當中出現極度不滿的情緒就不足為奇了。從公元406年開始，不列顛的軍隊先後擁立了三位短暫執政的篡位皇帝。那年的最後一天，大批蠻族越過萊茵河。中央政府對高盧地區的統治收縮到阿勒斯，此時帝國中央政府已無暇處理不列顛的篡位者了。

我們對不列顛脫離羅馬統治的過程知之甚少，但根據曆史片段可以拚湊出大體的樣貌。公元408年，君士坦丁三世的大部分軍隊都不在西班牙，使他無法應付蠻族對不列顛的襲擊。公元409年，擁有不列顛血統的指揮官——他還故意煽動高盧的蠻族叛亂——統領下的一支軍隊發生嘩變，恰逢包括撒克遜人在內的敵人重新攻擊不列顛。此時，不列顛與部分高盧地區一道發生叛亂，驅逐了君士坦丁三世的政府。不列顛成功地抵禦了蠻族的入侵，從此決定性地中斷了羅馬的統治。

不列顛是如何驅逐入侵者的？當時的國家狀況如何？我們隻能根據資料進行猜測。有少量跡象表明斯提裏科和霍諾裏烏斯采取了一些措施來鼓勵地方組織進行防衛或為防衛提供資金。君士坦丁三世的軍官們被罷免後，保留正規軍隊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不可能投入人力和資金來維持支撐正規軍的複雜行政架構。在帝國末期，地主階層強烈抵製正規軍征召農業勞動力和納稅。公元5世紀，在其他地方，停薪的部隊解散了，他們或各奔東西，或在土地上定居了下來。事實上，從公元455年起，西羅馬帝國的正規軍開始衰落，並最終走向消亡。在不列顛，由於沒有中央政府，在公元409年之後的幾年裏，很有可能一些蠻族人受雇承擔戰鬥任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已經被招募到君士坦丁三世甚至斯提裏科的麾下。

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不列顛人又擁立了皇帝，或者重新創建了中央政府機構。不僅因為他們中很少有人擔任過高級職位(不同於當時的高盧-羅馬人)，而且因為他們一旦擺脫了支撐帝國政府體製的重擔——如果他們跟公元5世紀西羅馬其他地方的地主階級有著共同感受的話——無論如何也不會希望重新承受這種負擔。公元1世紀，弗拉維王朝時期不列顛的總督取得成功的關鍵，就是說服本土貴族，使他們相信與羅馬建立關係是有益的。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公元409年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已經破壞了地主階級的地位。然而，他們此時很可能確實對皇帝、官僚和軍隊組成的體製失去了信心，不相信這套體製能確保他們繼續過上富裕的生活。君士坦丁三世駕崩之後，霍諾裏烏斯手下的軍官在高盧地區實行了殘酷的政治迫害，這也打擊了不列顛人的熱誠。

《羅馬百官誌》(Notitia Dignitatum)為不列顛的文武官員列出了完整的官階表，這表明，到了公元5世紀，帝國的各部門都認為能夠收複不列顛——過去已經收複好幾次了。事實上，隻有在公元425年到公元429年這個短暫的時期內，才存在羅馬對不列顛再次采取重大軍事幹預的可能性。但那時，羅馬其他行省的富裕人群，特別是在高盧的大片地區，開始舒適地安頓下來，他們或與蠻族結盟，或接受其統治。

在與羅馬割裂之後，據說不列顛人生活在一個個“篡位者”(tyranni或usurpers)的統治之下。對這些篡位者最恰當的解釋是，他們是填補合法權力撤出後所留下的真空的當地統治者。他們的背景可能迥然不同，有些是地主，還有一些是軍人、羅馬人或蠻族人，他們曾被邀請去控製局麵或奪取權力。在格洛斯特，一個勇士的豪華墓葬是不列顛風格的，而不是撒克遜風格，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篡位者”，或者是拿當地薪水的“羅馬領導者”(condottiere)。在羅克斯特，幾座耗資巨大的公元5世紀時期的木結構建築可能是此類領導者的總部。

公元429年，一位著名的高盧羅馬主教聖日曼諾斯(St. Germanus，他已進入羅馬上層圈子)，為了反對異端來到不列顛。在聖奧本斯，他與當地權貴公開辯論，這些貴族“炫耀他們的財富、華麗的衣著，以及周圍簇擁著的一群趨炎附勢之人”。約公元446年或公元447年，這位主教再次造訪不列顛，但顯然當時的情況更糟了。因此，至少在公元5世紀40年代之前，不列顛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羅馬帝國其他地方的“後羅馬”或“後帝國”生活方式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