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羅馬不列顛時期

(約公元前55—約公元440)

彼得·薩爾韋(Peter Salway)

不列顛曆史的開端

羅馬統治時期，不列顛的人口與其在中世紀人口高峰時期差不多。羅馬帝國幅員遼闊，從土耳其延伸到葡萄牙，從紅海延伸到泰恩河畔以及更遠的地方。不列顛是統一的羅馬政治體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情況持續了400多年。在克勞狄烏斯(Claudius)於公元43年對不列顛發起征服之前，不列顛已經受到了羅馬帝國的影響，即使在擺脫羅馬統治後，這一影響力仍然存在了一段時間。我們要闡述的是羅馬統治下的不列顛整整500年的曆史。

不列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羅馬時期之前。羅馬人在不列顛所發現的社會特征，是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開始出現的。在被羅馬征服的時候，不列顛的文化似乎已經發展了1500到2000年，盡管史前史學家在細節上有很大的分歧。在羅馬人到來之前的鐵器時代末期，不列顛社會已經形成了羅馬人在西北歐其他地方所遇到的相似的組織形式，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語言，我們不準確地稱之為“凱爾特文化”和“凱爾特語”。在羅馬帝國邊疆之外的不列顛，這種文化和語言基本被完好地保留了下來；然而，在帝國統治下的不列顛，處於底層的凱爾特語言和文化雖然在堅守，但還是被羅馬以不同於現代殖民帝國的方式所同化和修改。

那麽，為什麽我們既不從羅馬人到來之前開始撰寫不列顛史，也不像一些現代作家所要求的那樣，把羅馬統治下的不列顛劃歸成“史前史”呢？答案在於羅馬時期不同於之前的時期。有人說，研究羅馬統治時期的不列顛是史前史，因為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必須嚴重依賴考古學，研究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初期的曆史也是如此，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我們的研究資料來源絕不僅僅是考古發現，而且對文物本身的解釋也不可能脫離對文字材料的研究。確實，當時或接近當時的文字材料的數量與後來的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們也足以產生舉足輕重的意義。此外，我們能夠看到一個有文字的社會的常規批量文字輸出活動留下的數量可觀的殘餘，而且它們沒有像希臘文本和拉丁文本那樣走樣；數世紀以來，這些希臘文和拉丁文材料大部分都是通過手抄複製和再複製的方式保留下來的，因而不可避免會出現走形。在不列顛發現的文字(主要是石碑上的碑文，但也有其他形式)構成了研究羅馬時期不列顛曆史的主要一手資料。它們包括製成品的商標，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以各種材料製作的為數不多但越來越多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文件，甚至塗鴉(普通人日常讀寫的東西)。我們也不能忽視對羅馬錢幣的專門研究，雖然研究過程困難重重，但是大有裨益，因為羅馬錢幣在羅馬帝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流通貨幣本身不僅是政府操縱的財富，而且硬幣上的文字和圖案也一直被用作大規模政治宣傳的強大媒介，其效果如同今天電視上反複播放的廣告。不可否認，在羅馬時期的不列顛，城鎮居民的閱讀能力要比農村居民普及得多；不過，在羅馬軍隊中，識字是強製性的，而且在許多其他行業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與其他時期一樣，這一時期的識字能力當然不限於某個小眾或特殊的階層。

羅馬時期的不列顛與之前的關鍵區別在於，這個時期的社會是有文化的，文化水平可能比中世紀結束前的任何時候都更高。與此同時，這也是個法治社會，法律規範了個人與國家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無論這種治理曾經多麽腐敗、多麽低效。羅馬時期的不列顛社會越來越受官方的規章製度和辦事程序主導，使之與鐵器時代末期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鐵器時代，除了製作精美但數量有限的錢幣上刻有文字外，即使是上層社會也完全沒有自己的文字，雖然他們擁有從羅馬進口的奢侈品；而且錢幣上的文字幾乎統統都是拉丁文，連鑄幣人也通常是羅馬人。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尤利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的遠征為後來的羅馬征服不列顛拉開了序幕，羅馬對不列顛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羅馬人從不認為有什麽東西能限製他們擴張的權利：事實上他們視擴張為神聖的使命。從愷撒遠征之後，不列顛便在羅馬人的意識中占據了特別重要的地位。羅馬時期是不列顛曆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但這與其說是不列顛島上從此有了定居者，不如說是把不列顛從史前帶入了曆史。

一個國家的自然地理特征對人的生活方式有極大的影響，不列顛也不例外。不列顛島的地理環境大體可以劃分為“高地”和“低地”，粗略地說，本島北部和西部多山地，而南部和東部地勢平坦，但是在曆史分析中，這一差別的重要性被誇大了。而且，在不列顛，人們已經顯示出改造環境的強大能力，有時是有目的的改造，通常是為了追求某一目標，例如獲取燃料。這裏的物理條件也發生過重大變動，特別是海平麵的升降，其對海岸線及內陸河流的形態和水位有相當大的影響。氣候因素或地質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類的活動尚不確定。總的來說，我們對羅馬時期掌握的證據表明，當時的氣候與當今的不列顛大致相似。在公元1世紀，有一段時期海平麵相對較高，隨後又出現了“海洋倒退”，露出了可開發的新土地。在公元3世紀，歐洲氣候條件相當濕潤，許多地區暴發洪水，對低窪地區、河流和港口構成了嚴重威脅。所以看起來在整個羅馬時期，氣候條件並不是恒定不變的。

曾經流行的一種觀點認為，不列顛的大部分領土原本叢林密布，隻是後來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砍伐殆盡，這種觀點現在已經站不住腳。到被羅馬征服時，雖然不列顛仍然有大片天然林，但其人口已經增長到羅馬人統治時期的水平，比征服者威廉統治時期(1066—1087)高兩倍或三倍。森林與開闊的人類定居點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中世紀後期的水平。自公元前1300年前後，鐵器時代典型的土地結構已經開始形成：山間堡壘、單獨的或多個莊園組成的村落(通常有柵欄環繞)、麵積較大的永久性耕地、林地及開闊的大牧場。在愷撒到來之前的600年裏，歐洲大陸鐵器時代的各個階段的諸多社會形態在不列顛都有所體現，當然不列顛的社會形態經常帶有海島的特征。這在史前史學家之間引發了未有定論的爭議，即彼此銜接的社會化是否主要是由大規模入侵造成的，還是由旅行和貿易產生的思想交流形成的；大規模入侵，指的是相對來說數量不多但具有影響力或前來征服的新來者(如後來的諾曼人)的到來。但無論它是通過什麽機製實現的，事實就是愷撒時期的不列顛已經發展到與歐洲大陸同等的水平，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在所到之處——不列顛的南部和東部——遇到的部落與他在高盧見到的部族非常相似。除此之外，考古學揭示出在不列顛還有一些欠發達的民族，但他們似乎都使用統一的不列顛版本的凱爾特語，其文化也大致相似。

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克勞狄烏斯時代所發現的部落體係在愷撒時代還沒有發展成熟，而且在兩次羅馬入侵之間還發生了一些其他重大變化，這些問題我們將在後麵討論。當愷撒來到高盧時，位於南部地區的大部分當地部落，已經從國王統治過渡到由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和部落議會治理，但在北部，王權統治仍然很普遍。在不列顛，王權統治一直延續到克勞狄烏斯時期，盡管存在著幾對國王聯合執政或分而治之的情況。社會階層大體上分為軍事貴族和從事農業的平民。祭師，或者叫“德魯伊”是第三個群體，對於他們的地位和職能還存在爭論。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他們在政治上地位顯赫，但至少在不列顛，有證據反駁了這種觀點。無論是處理部落內部矛盾還是部族間的衝突，凱爾特人向來爭強好鬥。在高盧，有各個部落的傑出人物定期聚會的傳統，但在不列顛，隻有在極少數情況下，如麵對重大威脅時，各個凱爾特部落才會聯合推選一位領袖。在不列顛，“民族”情懷淡薄，或完全不存在。

愷撒時期，不列顛南部與高盧北部之間已經建立了緊密的關係。考古發現，兩個地區之間的貨物和人員往來主要通過兩組路線。當時最重要的路線連通布列塔尼(Brittany)和下諾曼底〔古代統稱為阿莫裏卡(Armorica)〕與不列顛西南部，途經一個位於多塞特郡(Dorset)亨吉斯特伯裏角(Hengistbury Head)的港口。另一組路線從上諾曼底和低地國家(位於塞納河河口和萊茵河河口之間的領地)，延伸到不列顛的南部和東部。此外，愷撒還報告稱，“在世人的記憶中”，高盧的統治者不僅統治著本土，還曾掌管著不列顛。愷撒在入侵不列顛時發現，與不列顛的特遣隊並肩作戰的不僅有高盧人，還有來自羅馬的逃亡者，這些逃亡者帶著他們的親戚朋友橫跨英吉利海峽來不列顛避難。

要理解愷撒為什麽征服高盧，以及是什麽東西促使他入侵不列顛，我們需要簡要地了解一下當時的羅馬國情。公元前3世紀和公元前2世紀，羅馬從意大利的一個城邦擴張成地中海地區最強大的帝國，並一直實行其自己的傳統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體設有公民大會和每年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理論上似乎很民主，但實際上政府公職由少數貴族家族把持，世代相傳。名義上作為顧問機構的元老院主導著政治，其成員由所有現任和前任的地方行政官組成。執政官執掌最高權力，由推舉出來的兩名貴族擔任，一年選舉一次，幾乎完全由元老院階層內部一個更小的集團把持，執政官的家族聲名顯赫。緊密交織的宗教和社會觀念十分看重對祖先的尊敬和對家族榮譽的維護。古典世界的一個特點是，一個人的聲譽——同行對他的評價——至高無上。在羅馬，貴族個人往往壓力重重，既要履行家族使命又要實現個人野心，要通過獻身公共事業、為最高職位而奮鬥來光宗耀祖。

一個人的聲望主要取決於兩個領域的成就——法律和軍事。進入元老院通常意味著可以在這兩個領域任職。兩者中，憑借軍事能力贏得的聲望要更高。擔任某些要職(即使低於執政官)意味著既有資格指揮軍隊也有權治理外地行省。什麽成就能讓一個人贏得最高地位？愷撒時代的演說家、政治家兼道德家西塞羅(Cicero)對此直言不諱：為帝國開疆拓土比治理帝國能贏得更大的榮耀。

在古代，征服之戰通常為勝利者帶來豐厚的經濟利益。一次次的征服為羅馬帶來了巨額財富，也為這個地中海帝國帶來了無數機會和**，這一切給原先僅適用於意大利小國的政治和社會製度施加了無法承受的壓力。到公元前1世紀中葉，羅馬共和國開始瓦解。統治階層內部的舊協議已無法應對新局麵。他們變得心胸狹隘，過去他們謀求進入極少數執掌最高權力的人之列，現在則追求獨享權力和榮譽。

長期以來，羅馬大貴族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依附於他的人數。事實上，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他的“附庸”。對像不列顛這樣的行省來說，這種“庇護”是極為重要的社會特征，若沒有這樣的機製，不列顛將遠離權力中心。到公元前1世紀，職業軍隊取代了為某一場戰爭而臨時征召的公民軍隊。元老院允許這些新的職業士兵依靠自己的將軍而不是國家來獲取兵役報酬，尤其是極為重要的退役金，這可是致命的錯誤。這種情況導致內戰不斷，羅馬共和國注定走向滅亡。立場、行動和社會關係已經確立，這些因素將困擾著羅馬剩餘的曆史。對於不列顛來說，影響她命運的不僅是帝國後來的重大曆史事件，還有羅馬人的價值觀。羅馬人把他們的價值觀成功地傳遞給了他們新吸納的人口，特別是當地的統治階層。確實，創造共同的上層階級文化是帝國本身成功運作的關鍵，但在許多方麵也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列顛在羅馬時代的曆史反映了這種基本模式。

要考察愷撒大帝為什麽征服高盧，必須了解當時的背景，此時已是羅馬共和國末年，國內陷入權力爭鬥中。我們或許永遠不知道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對不列顛發動兩次遠征的確切原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征服不列顛的企圖——他曾跨過萊茵河對日耳曼人發動突襲，以示懲罰，入侵不列顛可能如出一轍。入侵不列顛的更大意義在於其對未來產生的影響。盡管從此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說有不列顛人在高盧戰鬥，但是此次軍事行動在短期內收效甚微。由於高盧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愷撒既未能繼續推進他在不列顛取得的勝利，也未能利用不列顛各部落臨時聯盟的投降之機擴大戰果。事實上，在公元1世紀，有一位羅馬的曆史學家曾記述，一位不列顛領袖在演講中對聽眾宣揚，愷撒是被他們的先輩們“擊退”的。

不過，愷撒對不列顛的遠征在羅馬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在羅馬人看來，不列顛是一個遙遠的、差不多僅存在於傳說中的島嶼，要抵達那裏需要渡過浩瀚的“大洋”，羅馬人尚未習慣於地中海之外的驚濤駭浪，這個“大洋”令他們心生畏懼。不列顛是個未知的世界。兩次短暫的戰役之後，愷撒把不列顛納入了羅馬的版圖。不列顛籠罩著神秘的光環，因此在那些懷著軍事野心的羅馬人心目中，這是一個充滿**力的地方——愷撒已經為尤利烏斯家族的後人樹立了目標和創下了先例。此外，他的經曆——他幾次死裏逃生，幸免於不列顛人之手和惡劣的天氣——為後來的遠征指揮官提供了實用的經驗教訓。

愷撒還樹立了幹預不列顛事務的多項重要先例。他接受了幾個強大國王的投降，也接受了其他人的友誼。羅馬開始對不列顛征收貢品或年稅。愷撒在高盧的時候，有一位年輕的不列顛王子投奔了他，這位王子的父王已經被卡西維勞努斯(Cassivellaunus)殺害；卡西維勞努斯正是不列顛部落聯盟推選出來、領導他們反抗愷撒的頭領。愷撒立這位年輕王子為埃塞克斯郡特裏諾文特部落(Trinovantes)的國王，迫使卡西維勞努斯不得幹涉該部落的事務。因此，羅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霸主，如果他願意，他有索取錢財的權利，也有保護朋友的義務。(事實上，除非出於他自己的利益，否則羅馬很少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名義上受羅馬保護的眾多小國沒有認識到這種古代的基本法則，因而遭遇了不幸。)我們知道，先例對羅馬人來說十分重要，而愷撒為他們留下了很多先例。

在愷撒之後的20年裏，羅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內戰上，一係列內戰導致共和國的滅亡，並將愷撒的養子屋大維(Octavian，後來稱奧古斯都)推向權力中心。愷撒曾在高盧立好友康謬(Commius)為阿特雷巴特人(the Atrebates)的國王，後來這位昔日的高盧朋友加入大叛亂，愷撒本人對此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叛亂被鎮壓後，康謬逃往不列顛(他曾在那裏當過愷撒的代理人)，並在那裏的阿特雷巴特人中建立了一個王朝。這個時期羅馬人不太關注不列顛也在情理之中。對我們來說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現在開始考察各個部落，勾勒各個王朝的曆史。康謬的王朝尤其令人著迷。他不僅統治著羅馬人設計的高盧阿特雷巴特人的“附庸”王國，還統治著居住在塞納河以北的英吉利海峽沿岸的莫裏尼人(the Morini)；許多從“比利其人(Belgae)”的主要聚居地出發、跨越默茲河(the Meuse)、通向不列顛的路線都要穿越他所掌控的領地。在愷撒到來之前，似乎已經有人從高盧的比利其人定居地來到不列顛，隨著愷撒不斷推進他的征服事業，並在不列顛建立相應的權力機構，這一遷徙進程可能加速了。

公元前1世紀，比利其文化在不列顛南部占據了主導地位，甚至在非比利其部落裏也是如此。生活方式正在發生變化。社會分工變得更加明顯，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如製陶業)，而非家傭工作，成了手工業者的職業。不列顛的藝術達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這尤其體現在金屬工藝方麵，金屬製品帶有渦卷圖案和精美琺琅，但主要用於裝飾軍事首領的裝備和神殿。在大多數比利其化的地區，平原上的大規模定居點取代了山坡堡壘，有時候通往這些定居點的道路上還築起了土壘防禦工事。這些定居點一直被視為羅馬式城鎮的雛形，不過其中一些更像是王公府邸，而非當時地中海沿岸意義上的城市。但對於後來的不列顛地形而言，最耐人尋味的變化在於永久性農村定居點的廣泛湧現，特別是在愷撒和克勞狄烏斯(公元前54年—公元43年)統治期間。這些定居點的田地具有規則的邊界，這意味著土地的所有權是固定的。考古學家們越來越覺得，這一時期可能標誌著一直延續至今的土地劃分框架的開端。土地的耕種者和所有者變換了無數次，但是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測，當時的地形輪廓保留至今，沒有太大變化。

在發動第一次遠征的頭一年，愷撒在海上與布列塔尼的威尼蒂人(the Veneti)遭遇，並摧毀了他們的艦隊；威尼蒂人的船隻曾經控製著阿莫裏卡與不列顛西南部之間的貿易。考古發現表明，大約在這個時候，貿易重心轉移到了比利其高盧與不列顛南部和東部之間的線路上。從此以後，從塞納河到南安普敦地區的海上通道，從布洛涅(Boulogne)到肯特(Kent)的短途航線，以及從萊茵河和低地國家到埃塞克斯港口的航線，都變得舉足輕重。因此，最富有和最發達的商業活動出現在今天不列顛的這些地區，就不足為奇了。從公元前12年開始，當奧古斯都率軍征服荷蘭和日耳曼時，歐陸北部地區與不列顛的聯係急劇增強。盡管從長遠來看，奧古斯都沒能將帝國延伸到易北河，但從此以後，大規模的羅馬軍隊長期駐紮在萊茵河畔。不列顛向帝國出口穀物、獸皮、牲口和鐵器，這些物資對羅馬的軍事行動至關重要。最近的研究表明，技術先進、生產效率高的不列顛農業，不僅能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還有了大量盈餘，至少在糧食方麵是這樣。我們可以合理推測，駐紮在萊茵河畔的羅馬軍隊需要物資補給，同時海峽對岸的新羅馬行省裏出現了新興的民間市場，這些因素為不列顛提供了發展機遇，刺激甚至促進了不列顛的財富增長、社會變革及新的農業模式。

奧古斯都從一開始就敏銳地意識到愷撒的功績是留給他的遺產，他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軍事聲望。在他最終擊敗馬克·安東尼之前，他似乎已經開始計劃入侵不列顛了；而且在付諸行動之前，他至少進行過兩次嚐試。所有的嚐試都因其他更迫切的事情而被迫放棄。不過，在公元前26年之後，他很樂意讓人們保持原先的印象，即他將很快征服不列顛，這樣可以在羅馬為自己做政治宣傳，同時通過談判而與不列顛發展外交關係，或者恢複愷撒對那裏的征稅，據我們所知，這樣的談判已經在進行當中。活躍在奧古斯都王朝後期或其繼任者提比略(Tiberius)統治時期的作家斯特雷波(Strabo)證實，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不列顛人須向羅馬繳納高額關稅。他寫道，羅馬耐著性子不去征服唾手可得的不列顛，是因為不用占領照樣可以征稅，這樣更劃算。他的話似乎反映了一條黨派方針，即努力為放棄入侵不列顛的政策辯護。他意味深長地補充道，不列顛人不會對羅馬構成軍事威脅。

康謬的兒子廷康謬(Tincommius)繼承了他父親在不列顛的王位。公元前15年前後，新國王對羅馬的態度似乎出現了逆轉，這個位於塞納河至南安普敦貿易路線上一端的重要王國與羅馬建立了友好關係。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另一個不列顛部落卡圖維勞尼人(Catuvellauni)的日益壯大，這個部落的中心位於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這個部落是最近由若幹小氏族合並而成的，還是早就是卡西維勞努斯背後的支持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在克勞狄烏斯征服不列顛之前，這裏的曆史主要是卡圖維勞尼部落的擴張史。然而，當時的羅馬對卡圖維勞尼人的擴張視而不見。即使在廷康謬和另一位不列顛國王被驅逐、不得不向奧古斯都尋求庇護時，羅馬也隻是視其為對奧古斯都的主張(即在不列顛實行統治)的支持，奧古斯都認為可以借此在羅馬國內做政治宣傳。事實上，所有證據都表明卡圖維勞尼人處事謹慎，不會公開對羅馬的敵意。這種和平的狀態對雙方的統治階層來說都有利。不列顛的貴族享受著從帝國進口的商品，而為了換取這些奢侈品，他們會出口相應的商品。羅馬作家羅列了出口商品的清單，清單顯示，不列顛人不僅給羅馬軍隊提供重要的物資，如黃金、白銀、奴隸和獵狗，還為羅馬皇帝本人和羅馬的富人提供他們感興趣的商品。公元9年，在羅馬軍隊於德意誌遭受重創之後，奧古斯都和他的繼任者提比略確立了不幹涉帝國之外事務的政策原則，這與他以前的做法截然相反。然而，這一做法一定令卡圖維勞尼人和羅馬都滿意，因為即使卡圖維勞尼人的國王庫諾比林努斯(Cunobelinus，莎士比亞戲劇裏的辛白林)侵占了從前愷撒庇護的特裏諾文特人的領土，並把王國的中心遷到了科爾切斯特(Colchester)，也沒有遭到羅馬的報複。庫諾比林努斯現在已經控製了通往萊茵河的富庶商路。在不列顛，他可以任意切斷其他不列顛國王的財路，而財富是他們地位的象征。他或通過征服，或通過其他手段，不斷擴大王國的實力和影響力。

羅馬征服

相互寬容的狀態對羅馬和卡圖維勞尼人來說無疑皆大歡喜——不過也許其他不列顛人不樂意——但當反複無常的蓋烏斯〔Gaius，卡利古拉(Caligula)〕繼承提比略的皇位之後，這種和諧的狀態開始瓦解。在這個時期的某一天，庫諾比林努斯驅逐了他的一個兒子，這個兒子最終逃到了羅馬皇帝那裏，並正式向他表示臣服。蓋烏斯不僅口頭上宣稱要降伏不列顛，還頒布了入侵的命令。隨後他取消了這些命令，但隻在最後一刻才取消，而重要的恰恰是這一點。人馬已經備齊，大規模的備戰已經完成，這可不是演習，而是真正的戰鬥，這使羅馬公眾憶起了他們的未竟之業。萬事俱備，隻待一聲令下。

蓋烏斯被刺殺，皇位意外落到他叔叔克勞狄烏斯身上。克勞狄烏斯以前被誤認為智力有缺陷，皇室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裏。但事實上，他集常識、異乎尋常的創新思維、對曆史的專業級興趣以及對羅馬傳統的崇拜於一體。克勞狄烏斯登基不久就麵對一係列重大軍事叛亂，他急需在軍隊中樹立威望，並在羅馬贏得尊重。懷著這種想法，他自然不會放過在不列顛建立軍功榮耀的機會。奧古斯都和蓋烏斯都曾取消了入侵不列顛的計劃，但克勞狄烏斯不會錯失良機，他甚至決心要超越愷撒大帝的功績。這是為個人和家族爭光的最佳方式。

入侵的借口也有了，這個借口有先例可循，也符合當時的戰略意義。國王庫諾比林努斯此時已經去世，他的王國落入兩個好鬥的兒子卡拉塔庫斯(Caratacus)和托葛杜努斯(Togodumnus)手中。因此，從東部入口進入不列顛並不是理想選擇。在不列顛南部，重壓之下的廷康謬的舊王國已經被削弱成海岸邊一塊彈丸之地，現在一場內部政變又使廷康謬的兄弟維瑞卡(Verica)被驅逐，這導致南部入口也關閉了。跟以往的情況一樣，維瑞卡也逃到了羅馬皇帝那裏。這樣一來似乎整個不列顛都開始敵視羅馬，不列顛與帝國之間的寶貴交通也受到了威脅。克勞狄烏斯可以效仿愷撒，應這位不列顛國王的要求采取行動。

愷撒的戰鬥力靠的是卓越的指揮能力，以及長期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的忠誠。奧古斯都和他之後的幾位皇帝所創建的新常備軍隊，雖然仍然需要指揮能力，但越來越多地依靠嚴密的組織和訓練，以及長期穩定的體製。在這個時期，作為精銳部隊的羅馬軍團隻從羅馬公民中招募，其中大部分人來自意大利。漸漸地，在意大利以外的較老行省建立的羅馬公民殖民地，男子們也有了從軍的機會。每個軍團有五千多人，主要是重型步兵，還配備騎兵小分隊、投石器和其他戰爭武器。羅馬軍團還配備各種熟練技工和行政人員。每個士兵都被要求能讀會寫，因此他們可以勝任各種政府職位。在公元1世紀的前50年裏，地方酋長手下的非正規軍發展為各行省的常規軍，它們成了羅馬軍團的“輔助”部隊；其中的大部分成員不是羅馬公民，但是指揮官是羅馬人。一支“輔助”軍團通常有五百多人，包括騎兵、步兵或混合兵種，士兵的地位和軍餉要低於羅馬軍團。不過，無論是羅馬軍團的士兵還是輔助軍團的士兵，都享有定期工資、職業保障及退伍金，這在古代極為罕見。士兵有教育、培訓和自我提升的機會，還能發財致富，軍隊自然成為推動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力量。無論是現役士兵還是退伍士兵，在自己的社區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輔助軍團的士兵在退伍後自動獲得羅馬公民身份，他們的兒子也有資格參加羅馬軍團。因此，羅馬軍隊不斷地將目不識丁的野蠻人變成有文化的羅馬公民，並將新民族融入帝國。

在公元43年，羅馬集結了四個羅馬軍團和大約相同數量的輔助軍團，約四萬餘人，浩浩****揚帆駛向不列顛。與這支訓練有素的軍隊相比，不列顛的武裝力量沒有什麽變化：常備軍成員來自貴族，他們最得意的武器是雙輪戰車，這是他們在戰場上快速進退的工具，駕車人操控起來極其嫻熟。騎兵的確切身份不得而知，或許是能夠提供馬匹的人，但不清楚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職業是否就是打仗。大部分不列顛士兵是從農場招募來的。羅馬軍隊穿戴著鎧甲，而不列顛人很少有或壓根兒沒有任何身體防護，他們僅依靠速度、鬥誌和手中的長劍。在他們能夠靠近羅馬人進行搏鬥之前，許多人已經倒在羅馬人如雨的標槍下；並且在與敵方步兵肉搏時，麵對羅馬人的短劍，他們的長劍在近戰中處於劣勢。凱爾特軍隊有時也能取得勝利，不過通常是通過突襲、伏擊，或憑借絕對人數優勢對脫離大部隊的小股部隊發動攻勢來實現的。他們在陣地戰中根本無法與羅馬軍團相匹敵，而羅馬指揮官的戰略是迫使他們進入開闊戰場，或者將他們包圍在城牆內，羅馬的攻城兵和大炮可以消滅他們，或者斷絕他們的糧草，迫使他們出城投降。麵對羅馬人，也許他們最大的劣勢在於他們都是農民軍，一年中能夠戰鬥的時間非常短暫。如果他們不回家種地，全民就得挨餓。相反，羅馬軍隊的供應係統可以保障軍隊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一直戰鬥，他們建造了堅固、物資儲備充足的營地，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熬過去。這種係統使得羅馬人可以年複一年地進行戰爭，並為實現永久占領的駐軍提供根據地。麵對如此強大的對手，不列顛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持久戰，的確了不起。

這次入侵遭到了一部分當地部落的頑強抵抗。毫無疑問，另一些部落一直盼望著不列顛南部的卡圖維勞尼人的霸權被摧毀，他們輕易就投降了或加入羅馬人與他們並肩戰鬥。最終，羅馬大獲全勝，11位不列顛國王向羅馬皇帝臣服，克勞狄烏斯高奏凱歌挺進科爾切斯特；為攻下這座城池，他曾禦駕親征，甚至動用了象隊。他誌得意滿，舉辦了共和國勝利者曾經用過的古老儀式來慶祝勝利。在慶典上，他自豪地宣告帝國領土又得到了延伸，繼地中海後，“對海洋的征服”再次取得了豐功偉績(這不是空洞的誇耀，軍隊起初拒絕出海作戰)。

到公元47年，克勞狄烏斯的軍隊對不列顛的占領已經延伸至塞文(Severn)和特倫特(Trent)。眼下需要做的就是使不列顛成為羅馬的一個常規行省。不列顛的總督享有很高的地位。這個職位是留給卸任的執政官的，總督擁有指揮多個羅馬軍團的權力。在不列顛作為一個行省的頭一個半世紀裏，在此地任職的羅馬人都是定期篩選出的傑出男子。對羅馬人而言，不列顛不僅是一個可以通過戰爭建立功勳的地方，到公元4世紀時，它還被看作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地方，盡管我們沒有數據來對比來自不列顛的收入與羅馬的防禦和行政方麵的支出。到了公元47年，羅馬人開始開采不列顛的礦產資源，這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例如，在這一時期，羅馬開始開采曼迪普斯(Mendips)的含銀鉛。如果羅馬滿足於她已經控製的地區，那麽她可能節省很多麻煩和費用；但是羅馬人沒有克製自己繼續擴張的野心，雖然北部和威爾士的好戰、不安分的當地部落對南部的和平發展並沒有構成威脅。接下來兩三年裏發生的事件讓羅馬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在各個行省，羅馬總是盡可能快地將更多的行政負擔轉移到效忠帝國的當地人身上。克勞狄烏斯打算盡可能地使用“附庸”國王——若他們可靠，這種治理策略最經濟。在南部，包括維瑞卡的舊王國在內的一大塊領土，被交給國王科吉杜努斯(Cogidubnus)治理，這位國王可能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不列顛人。諾福克郡的愛西尼人(Iceni)繼續被當作“盟友”。在統轄地區之外，羅馬與布裏甘特人(Brigantes，盤踞在英格蘭北部大部分地區的一大群氏族)的女王卡蒂曼杜(Cartimandua)達成了和解，此舉確保了該行省不受來自北部的襲擊。這項政策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當時的卡蒂曼杜女王將逃亡的卡拉塔庫斯(Caratacus)移交給了克勞狄烏斯；另一個成功案例是科吉杜努斯國王的持續忠誠，後來當羅馬在不列顛麵臨種種危機時，他的效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督主要借助當地部落來管理不列顛行省的其他地區，這些地區被重組為羅馬地方政府單位〔城市(civitates)〕，地方貴族成立了議會，並擔任地方行政長官——這些體製是羅馬體製的縮影。實際上，這些地方機構常常是現有政府機構改組而成的。此外，全行省都要聽命於不列顛首席財政大臣，也叫省級財務官。這些財務官直接向皇帝匯報。這很自然，因為他們對皇室領地(除了通過繼承或沒收獲得的土地以外，皇帝自動獲得敗敵的王室地產)和皇家壟斷權負有特別的責任；但他們也製衡皇帝的軍事和司法代表總督的權力。財務官和總督之間經常發生摩擦，且並非完全無意。

自公元47年開始，一係列事件證明不列顛行省的疆土不會一直局限於不列顛南部。羅馬人對來自外部的襲擊做出了回應，他們不僅反擊，還解除了不列顛人的武裝。除了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平民不允許在帝國境內攜帶武器——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羅馬時代的日常安全狀況，但那些自願順服羅馬的人並沒有預料到這一條規定對他們也適用，他們對此難以接受。愛西尼人發動了起義，但被武力鎮壓，附庸王國的真實身份現在已經昭然若揭。下一步是調動駐紮在科爾切斯特的軍團，並在公元49年用一批羅馬軍團的退伍老兵取代這支部隊。此舉的目的在於培養帝國崇拜(Imperial Cult)——對羅馬和皇室的正式崇拜，旨在培養行省內人民的效忠；這些老兵是防止叛亂的堡壘。實際上，此時的科爾切斯特是一座沒有駐軍的城市。也許在同一時期，倫敦正被打造成一座物資供應港。從一開始倫敦就有可能成為不列顛的行政中心。這極有可能是羅馬人有目的的行為，而不是像以前所認為的那樣，倫敦隻是因為商人在此定居而發展成中心。此時，埃塞克斯海岸的優勢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戰；羅馬正在鋪設四通八達的交通幹線，而倫敦恰好處於交通網絡的中心，出於官方的目的，它很快就成為該行省的商業中心。

公元1世紀50年代是城市地區蓬勃發展的10年。隻有以農業為主的內陸地區大體沒有變化，至少在表麵上是如此，這些地區的貨幣經濟普遍發展緩慢直到公元60年，隨著總督蘇埃托尼烏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征服不斷爆**亂的北威爾士各部落，該行省才走上穩步發展的道路。問題出在什麽地方？為什麽這些外省人在羅馬的老朋友愛西尼人和特裏諾文特人的領導下，變得如此憤怒，決心抹掉羅馬的一切痕跡？

我們隻有羅馬的記載，但足以揭示其治理不善——小到麻木不仁的玩忽職守，大到堂而皇之的犯罪行為。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對不列顛人的性格做出了精辟的評述：“不列顛人毫無怨言地承擔著兵役、進貢及對帝國的其他義務，但前提是要公道。他們最憎恨的就是不公道；他們可以忍受被人統治，但不能接受被人奴役。”公元61年，愛西尼人女王布狄卡發動了不列顛人起義，雖然財務官是一貫的禍首，但這件事不能僅歸罪於他一個人，總督也有責任。不過這件事不隻是他們兩人的過錯。我們也難以直接指責年輕的皇帝尼祿(Nero)，因為他受到他的“優秀”顧問們的影響，包括禁衛軍長官布魯斯(Burrus)，還有哲學家兼劇作家塞內卡(Seneca)。其中，塞內卡很可能知道不列顛發生了什麽事情，因為他突然毫不留情地收回放貸給不列顛貴族的高利貸。從不列顛傳來的報告很可能表明，那裏爆發的動亂可能使他的投資麵臨風險。結果，回收貸款的舉動給叛亂火上澆油。對羅馬的不滿主要來自兩股勢力，分別是愛西尼人和特裏諾文特人。布狄卡的丈夫普拉斯塔古斯(Prasutagus)是愛西尼人的國王，他的王國是羅馬的附庸國；他去世後，把一半遺產獻給了羅馬皇帝，希望這樣可以換取羅馬對他的王國和家族的保護。然而，羅馬財務官和總督的代理人卻把這看作是敵人的無條件投降。他們沒收了普拉斯塔古斯國王的財產，把貴族逐出他們的莊園，向百姓強製征稅、征兵。特裏諾文特人也遭受了侮辱：旨在推動對皇帝效忠的帝王崇拜的主要負擔落在了他們的貴族身上，而羅馬殖民者(顯然是在士兵的支持之下)霸占了他們的土地，且全然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他們(也可能是其他城市的貴族階層)當時正麵臨財務危機，而引發叛亂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羅馬要收回克勞狄烏斯的贈款和塞內卡的貸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帝王崇拜——以科爾切斯特的克勞狄烏斯神廟為代表——恰恰是不列顛人仇恨的焦點。

為了回應布狄卡的反抗，羅馬人對她施以鞭刑，強奸她的女兒。布狄卡號召自己的部落和她的鄰居特裏諾文特人，並聯合其他城市(但顯然不包括科吉杜努斯國王)，橫掃了不列顛南部，焚燒了科爾切斯特、倫敦和維魯拉米恩(Verulamium，聖奧爾本斯附近)，折磨她抓獲的每一個羅馬人或羅馬的同情者，給駐紮在這一地區的小股羅馬部隊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總督差一點丟掉了整個行省。最後他還是鎮壓了叛亂，抓獲了布狄卡，並對不列顛施以極端懲罰。有一段時間，不列顛行省似乎要毀在羅馬自己手裏了。事實上，尼祿曾一度(可能在起義之前，也可能在起義期間)傾向於完全放棄不列顛。最後，有兩個因素拯救了這個行省：新任命的具有高盧血統的傑出省級財務官朱利葉斯·克拉西奇亞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來到了不列顛；另外，羅馬召回了那位作惡的總督保利努斯。

雖然內戰分散了羅馬的注意力，但布裏甘特人內部爆發了新一輪的紛爭，使卡蒂曼杜女王失去了自己的王國，這樣又把羅馬軍隊卷入進來。不列顛北部從此不再平靜。羅馬扶植附庸王國的舊政策已經被布狄卡和以前的布裏甘特人的叛亂所動搖，因此這項政策最終被擯棄。幾年之後，甚至連國王科吉杜努斯也被辭退了，住進菲什本的豪華別墅裏養老。到公元83或84年，連續幾任卓越的總督已經把羅馬的軍隊推進到蘇格蘭最北部，並駐紮在高地邊緣，同時對當地社會進行羅馬化。塔西佗在描述他的嶽父阿格裏科拉(Agricola)的功績時，所使用的語言可以反映出弗拉維王朝的總體特征：

為了鼓勵一群居住在分散定居點的好鬥的(因好鬥容易與人發生爭鬥)居民過上和平、寧靜的生活，享受這種生活方式給他們帶來的怡樂，阿格裏科拉私下裏敦促並公開地幫助他們建造廟宇、環繞公共建築的公共廣場及私人住宅。他表揚那些積極的響應者，痛批落伍者。這樣，人們會為了贏得公眾的認可而競相努力，強製手段就顯得多餘了。此外，他還讓上層不列顛人的子女接受教育，學習文明的技藝；他公開聲稱，無論高盧人接受多好的培養，其稟賦都不如不列顛人。結果是，那些曾經對拉丁語退避三舍的人現在為能說一口流利的拉丁語、能用拉丁語辯論而努力。羅馬人的服裝也開始流行起來，穿托加袍的人隨處可見。他們逐漸為一些使人墮落的器物設備——如花廳(porticus)、浴池和風雅的宴會等所迷惑。懵懂無知的不列顛人把這一切稱為文明，但實際上這是他們被奴役的一種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弗拉維王朝下的這種城市化並不算成功。公元122年，哈德良(Hadrian)皇帝巡幸不列顛，才促進了城市化的穩固發展；哈德良到來後，原有的建設計劃被重新啟動或被取代，大規模的新工程開始動工。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從公元70年到公元2世紀60年代，不列顛才被真正羅馬化，並體現出與帝國融為一體的持久特征。使不列顛融入羅馬體係的核心因素在於，羅馬將日常行政管理權或多或少地下放到取代附庸王國的當地貴族階層。贏得當地貴族的心是這項政策的關鍵；在尼祿統治時期，這些貴族曾對羅馬完全失去信心。閱讀塔西佗撰寫的曆史必須了解這樣的曆史背景。

當然，城市的發展不能僅僅依賴於少數接受了羅馬生活方式的本土貴族。事實上，隨著城鎮生活方式的推廣，農村地區出現了許多“別墅”——當然，這個階段的別墅主要是簡陋但舒適的羅馬式住宅，常常取代了當地的農莊——表明不列顛紳士保留了與土地的聯係。很可能他們仍然主要居住在他們的莊園裏，許多普通農民也生活在裏麵。在這一時期，羅馬軍團的退伍軍人主要集中在特意為他們打造的若幹城市，如科爾切斯特、林肯(Lincoln)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因此，從整體來看，一支由官員、職業人士、商人和技術熟練的工匠組成的充滿活力的人群，同樣起著推動城鎮蓬勃發展的作用。

其中一些人，特別是手工業者和商人，是來自帝國其他地區的移民或訪客；許多官員被派駐到不列顛短期任職。盡管如此，羅馬時期絕大多數不列顛人仍然是凱爾特人。羅馬軍隊的士兵也越來越多地從部隊所駐紮的行省進行招募；跟他們的大多數戰友一樣，這些不列顛士兵在入伍時沒有特殊的羅馬公民身份，但在退伍的時候，他們獲得了公民資格和可觀的退伍費，這說明他們已經逐漸成為羅馬化社會的中堅力量。在城鎮裏，奴隸主允許奴隸從事商業活動；在羅馬統治的世界，使用職權來釋放奴隸或允許他們贖買自由的行為，壯大了熟練的勞動力人口，也增加了商人的數量。無論農業勞動者的狀況如何悲慘，在掌握熟練技術和受過教育的人群中，社會流動性都很高。毫無疑問，不列顛的絕大多數普通百姓仍然留在土地上勞作——工業也主要集中在農村，但早期帝國的城鎮為農村地區提供了公共生活、交流和服務的中心，也為不同社會階層提供廣泛的發展機會。

哈德良決心複興衰落的弗拉維王朝的舉措，意義非凡。但是他對不列顛行省的重大影響還體現在其他方麵。哈德良是個永不安分、膽識超群、精力旺盛的人；他在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走訪各個行省。他是為數不多的反對帝國擴張的帝王，因此他本人不受羅馬貴族的歡迎；他的許多宏偉事業隻完成了一部分，但很難搞清楚這是由於遭到內部的反對還是計劃本身的缺陷。這些未完成的事業，至少能在不列顛找到三個例證。第一個例證是修建哈德良長城。羅馬擴張達到頂峰之後的30年裏，軍隊開始分階段撤退，在撤退後的新陣線修築防禦長城，部分原因是由於其他地區對部隊的需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當地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倒戈。這項政策也符合哈德良一向打算限製帝國擴張的想法。城牆的設計別具一格。然而對其早期建設曆史的詳細研究顯示，正因為其設計新穎，在哈德良統治時期，設計方案經過了一係列重大修改；建造成本和工期一定比原來的預算高出了許多倍。第二個例證是在東盎格利亞的沼澤地進行農業開墾的計劃，該計劃需要大規模的水利工程，但許多開發的農場僅在短短幾年後就衰敗了。第三個例證是倫敦的改造工程，弗拉維王朝時建造的廣場和大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比過去規模大兩倍的建築群。在高盧和其他地方，哈德良插手了幫助城市興建公共建築的工程。改造倫敦可能與皇帝在公元122年巡幸不列顛有關，在此期間倫敦豎立了一座永久性的堡壘——這在羅馬之外的帝國城市中幾乎絕無僅有。但是，在哈德良王朝統治後期，倫敦遭受了一場大火，城區被燒毀，重建工程曇花一現，於是在公元2世紀後期，倫敦出現了衰敗跡象。

在安東尼王朝(公元96—公元192)初期，城鎮和鄉村的發展達到了第一輪高峰。人們普遍認為，帝國的其他地區處在和平安寧、繁榮昌盛的黃金時代。在經濟上，不列顛已經全盤接受了帝國早期基於貨幣經濟和大規模長途貿易的經濟體係。在文化方麵，羅馬時尚處於主導地位，其古典藝術和裝飾風格被廣泛采用。也許從曆史上看，對當時的不列顛人來說，羅馬征服帶來的最重要的藝術影響是引入了具象化風格，特別是在雕塑、壁畫和馬賽克工藝，以及五花八門的小型工藝和手工業領域——例如珠寶、陶器、家具，以及各式各樣的家居用品。與高盧南部相比，來自羅馬不列顛的一流藝術品相對較少，但確實存在。不過，中流水準的商品相當豐富，而且很明顯到處都有批量生產的物品。正是這些遺留下來的中等層次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那些稀有的高級藝術品，揭示了自羅馬之前的鐵器時代以來，不列顛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所發生的變革。僅羅馬陶器就揭示了當時的“浪費型社會”，這與之前或之後時期的情況完全不同。

因為宗教影響著最深層次的意識，所以羅馬人和當地人同化的最有力證據來自宗教。羅馬時期的不列顛是一個宗教萬花筒：從羅馬國家的正式儀式(尤其是朱庇特星、朱諾和密涅瓦)到最近被嫁接過來的帝王崇拜；從鄰近的西部和東部引進的各種宗教，到當地的凱爾特人的崇拜。來自海外的移民經常保留他們自己最喜歡的崇拜方式：生活在科布裏奇的希臘女祭司迪奧多拉(Diodora)用自己的語言把祭壇獻給提爾(Tyre)的半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來自荷蘭的士兵們在哈德良的豪斯特茲(Housesteads)為他們的本土眾女神阿拉希亞戈(Alaisiagae)、伯迪西利亞(Baudihillia)、福利伽畢斯(Friagabis)、貝達(Beda)和菲迷勒那(Fimmilena)設立了祭壇。但對不列顛人來說，最有意義的是羅馬人崇拜的神靈和凱爾特人崇拜的神靈的“融合”。這是一個充滿困難、變化無常的過程，因為凱爾特人的宗教所認定的神比羅馬人的神模糊，但是這種宗教融合非常普遍。這種融合不僅僅停留在表麵上，例如，在巴斯的神廟和浴池中的一個祭壇上豎立了莎麗斯·米娜瓦(Sulis Minerva)的雕像，這是當地的溫泉治愈女神與羅馬智慧女神的結合體，出自羅馬占卜師(haruspex)盧奇斯·馬爾奇斯·梅莫爾(Lucius Marcius Memor)之手。占卜師的功能是從祭牲的內髒中占卜未來。這種古老的崇拜享有最高的榮譽，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宗教中早期伊特魯裏亞人的信仰，但它在這裏與一位半凱爾特人崇拜的神靈相結合。同樣，在海靈島(Hayling Island)上，羅馬人到來之前的鐵器時代的一個主要神殿(更可能與維瑞卡的王權相關聯)是用羅馬的材料重建的，建築師可能是國王科吉杜努斯委任的羅馬高盧人。這是一大類獨特神殿的一個典型範例，考古學家把這一類神殿稱為“羅馬-凱爾特神廟”，這類神廟在不列顛、高盧和羅馬統治下的日耳曼各地均有發現，很明顯這是用羅馬建築風格來表達凱爾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這些神殿一眼就能被識別出來，它們呈方形、圓形或多邊形結構，通常像個帶有同心“回廊”的大盒子，並且常常建在封閉的圍牆內，牆內有時可能會保留羅馬時代之前的神聖樹林。

入侵蘇格蘭之後，安東尼·庇護在帝國的任何地方都不再發動侵略性戰爭，但在公元2世紀60年代，局勢開始發生變化。公元158年前後，不列顛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有證據表明羅馬迫不得已要鎮壓布裏甘特人。為了占領蘇格蘭南部，羅馬過早地抽調了駐紮在奔寧山脈(Pennines)地區的部隊，布裏甘特人趁機發動了叛亂；當時，安東尼長城一度失守。可能是在一場懲罰性的戰役之後(盡管這段時間內有關北部地區的年表沒有明確的記載)，羅馬重新短暫地占領了蘇格蘭，隨後羅馬軍隊又退守哈德良時期的邊界。在下一位皇帝馬庫斯·奧勒留斯(Marcus Aurelius)統治時期，蠻族對帝國邊境施加的壓力變得嚴峻起來。羅馬的統治力在逐漸削弱，盡管數世紀來羅馬自己不願意承認。

在來自歐洲大陸的旅行者眼裏，不列顛有一項獨特的做法似乎與高盧北部地區截然不同。高盧北部的發展在很多方麵與不列顛並駕齊驅，使得它在羅馬統治下的時間比不列顛少了一個世紀。歐洲旅行者不難發現，羅馬在不列顛永久駐軍，說明不列顛的總督們最關切的始終是防禦。在這裏共有三個羅馬軍團，其中兩個在西邊，分別駐守在南威爾士的切斯特(Chester)和卡爾裏恩(Caerleon)的堡壘裏；另有一個在北部的約克；還有大量的輔助部隊，其中許多輔助部隊通過由堡壘和巡邏路線編織成的網絡占領了行省內名義上恪守和平的山間部落。但不列顛南部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那裏的城牆。建造這些圍牆並不是(除一個時期以外)針對某個特定危機的普遍應對方式。修建城牆的進度十分緩慢，從公元1世紀溫徹斯特(Winchester)和維魯拉米恩等城鎮開始，到公元3世紀70年代仍在進行中。公元2世紀初，三個有名望的殖民地有了城牆；其他地區不甘落後，競相效仿。羅馬皇帝不讚成這項工程，因為他考慮到敵人或叛亂分子可能會利用城牆作為防禦工事，所以修築城牆的主要理由必須足夠重大，以打消皇帝的顧慮。修建的費用由當地人承擔，但需要得到皇帝的明確許可。建造過程非常持久，即使不列顛多次對羅馬權威構成重大挑戰，建設進程也不能中斷。鄉村別墅沒怎麽設防，說明農村地區秩序井然或不用擔心農民起義。為什麽在全行省內保留羅馬軍團？為什麽讓輔助軍隊駐紮在他們所在的位置？兩者的理由肯定是一致的，那就是擔心外部蠻族的侵犯和內部山區的起義。對於行進中的部落或軍隊來說，坐落在主要道路上的城鎮都是顯眼的攻擊目標。在古代世界，如果攻城部隊缺乏先進的攻城機械和維持長期圍城所需的後勤支援，或者在城內沒有可以裏應外合的盟友，那麽城牆可以說是堅不可摧的。因此，城牆是市民抵禦部落入侵的最佳防禦工事；城牆在不列顛的流行說明這裏的人對威脅的認識比高盧人更加深刻。

然而，圍繞阿爾賓努斯篡權而發生的一係列事件標誌著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代。在這段時期，不列顛走上與鄰近的高盧截然不同的道路。羅馬皇帝馬庫斯·奧勒留在多瑙河上發動了幾場大規模戰爭(此後西部蠻族開始不斷地給羅馬施加壓力)，如果他沒有死，或許可以實現征服多瑙河以北的中歐的目標。相反，公元180年，提名皇位繼承人的製度瓦解，這一套體製曾在一個世紀裏選擇了一批性格溫和、能力卓越的皇帝。馬庫斯暴虐的兒子康茂德(Commodus)繼位的時候，正值不列顛北部爆發上述提到的嚴重戰爭之時。在不列顛及其他地區，羅馬試圖加強軍隊紀律，但是結果事與願違。數位皇帝相繼被刺殺，新的內戰爆發，盡管這一局麵很快就結束了，但這不僅導致軍隊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強化，而且羅馬的體製也發生了其他深刻的變化。極其粗暴的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在高盧擊敗克羅迪烏斯·阿爾賓努斯，成為最終的勝利者。但是，塞維魯遠沒有把軍隊的紀律和忠誠恢複到幾百年前的水準，為了維持自己的王朝，他的策略是一味討好軍隊。

公元3世紀的皇帝們摘掉了“基於同意的統治(rule by consent)”的政治幌子。公元2世紀的皇帝們曾設有元老院，他們懷著不同程度的熱忱，試圖參與民事和軍事方麵的政府管理。到了公元3世紀，元老院議員的地位被職業軍人取代，這些軍人正在向軍隊輸送越來越需要的專業軍官。隨著越來越多的外省人獲得了羅馬人的身份，羅馬公民和沒有公民身份的外省人之間的差別已經逐漸弱化，甚至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依法劃分的新階級結構：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屬於前一類。根據舊的經濟模式，羅馬的主要生產中心通過以貨幣經濟為基礎的長途貿易，把產品輸往帝國的大部分地區；但到公元3世紀中葉，惡性的通貨膨脹嚴重打擊了人們對貨幣的信心，這種舊經濟模式正在被更加本地化的產業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