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序言

長期以來，英國人的民族獨特性，甚至唯一性，被外國觀察家和本國評論員視為理所當然。從15世紀末無所不在的威尼斯大使，到伏爾泰或托克維爾等知識分子，再到20世紀的美國記者，這些海外來的訪客都對英國社會的特殊性質深信不疑。英國本土的現代編年史家也同樣這麽認為，但是有些人反對這種觀點，就像反對兩位愛國者溫斯頓·丘吉爾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樣。然而，界定英國性的本質或精髓，要比宣稱它的存在困難得多，對它進行解釋更是難上加難。有人試圖概括英國性的屬性，但是幾乎沒有取得一丁點的成功。特裏維廉(G. M. Trevelyan)撰寫的提綱挈領的《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是最著名的嚐試之一，該書僅寫給英國人閱讀，並於1926年首次出版。特裏維廉在書中集中探討了若幹主題，他認為這些主題凸顯了幾個世紀以來英格蘭人的獨特經曆：地理上與歐洲大陸的分離，把英國締造成海上霸主；封建製度消亡得比較早，為工商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也引發了廣泛的社會流動性；從喬叟(Chaucer)和威克利夫(Wycliffe)時代開始，英國文化一直保持著它的延續性；最重要的是政治和法律體係的演變，主要體現在悠久的議會製度和法治體係，這是特裏維廉等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自由主義者尤為看重的主題。英倫島本身是安全的，這個充滿生機、開放的島嶼已開始殖民世界、傳播文明。特裏維廉所提到的每一個主題都不容忽視。同樣，在20世紀末期曆經苦難、充滿疑問的時代，人們對民族和種族的定型觀念充滿著懷疑，以上各個主題沒有一個可以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試圖弄懂英國性本質的挑戰仍然像以往一樣迫切且令人神往。

本書的宗旨在於，提取和揭示從最早的羅馬時期到20世紀後期整個英國曆史中的主要內容。該書並不探究“民族特性”這一變化無常的概念，即使僅考慮英格蘭人的特性，界定起來也絕非易事，甚至可能毫無回報；如果再把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獨特傳統納入進去，要界定英國特性幾乎不可能做到。本書的目的在於，理順不列顛群島的主要政治、社會、經濟、宗教、知識和文化特征，呈現出它們在世世代代的英國人眼中的本來麵目，這也是資深學者試圖揭示的模樣。因此，關於英國人的“民族特性”以及特性的缺失這些問題，答案隱藏在字裏行間，而非一目了然。讀者須得出自己的結論，並形成自己的個人見解。這是一本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史書，由10位專業的曆史學家相互密切合作撰寫而成。合著是不可避免的辦法，因為1914年以後，像特裏維廉這樣有才華、有信心能舉重若輕地處理英國曆史方方麵麵的人，可能隨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消失而不複存在了。既然文藝複興時期的人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憑借一個人的能力完成整個英國史的鴻篇巨著既不現實也不可取。相反，英國曆史上的每個主要階段均由該領域的專家進行深入研究，並將其發現呈現給普通讀者。這本書的基本前提是探討大不列顛(兩個分開的多元文化島嶼)的曆史，而不僅涉及英格蘭。確實，10位作者中有3位威爾士人和2位蘇格蘭人，可能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數世紀以來，隨著曆史的演進，英倫三島出現個多個稱法：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末逐漸形成了“英格蘭”的概念；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並後的名稱是聯合王國；1800年，與愛爾蘭合並後，又稱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1921年12月，英格蘭-愛爾蘭條約簽訂後，又改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不列顛”過去常常是一個藝術術語，或許跟奧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所描述的意大利一樣，隻是個地域名稱。

同樣，盡管英國區別於歐洲大陸乃至世界的獨特地理位置及其他特性會不斷呈現出來，但英國和海外國家之間通過經濟、知識、文化和宗教聯係而相互影響的結果也將不斷呈現。從都鐸時代起，對探索、殖民和征服的強烈欲望，締造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帝國，英國的曆史發展對外界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書中的不列顛仍然是學童們所熟悉的地理意義上的島嶼。但是，從羅馬軍團的首次到來，這個地理上孤立的島嶼總是可以通過歐洲大陸、後來的北美、非洲、亞洲和大洋洲廣泛傳播它的影響力。

本書也有助於說明，在現代研究和學術的探索下，舊的陳腐觀點如何消散。12世紀中葉的“無政府狀態”、玫瑰戰爭的混亂、內戰的必然性，以及維多利亞時代英格蘭的寧靜，這些曆史事實對《1066年及其一切》(1066 and All That)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而它們往往像意大利瓦隆布羅薩(Vallombrosa)的秋日落葉一樣隨風消逝。同樣，與其他不夠幸運的國家不同的是，英國曆史的一個突出標誌是無縫、和平的連續性，這種觀點在這本書中得到體現，但同時需要接受最嚴格的審視。英國人民的曆史錯綜複雜，有時帶有暴力或革命性，充滿了脫節和突變。即使對於英格蘭來說，擁有一個寧靜、不受幹擾的曆史進程也隻不過是一個神話，更不用說充滿動**、支離破碎、反複無常的凱爾特民族的曆史了；有些人認為從亞瑟王時代開始的幾個世紀都是“黃金時代”，但這都是虛構的傳奇故事，這種理想化的觀點應該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

正如彼得·薩爾韋所描述的那樣，遠在公元5世紀初羅馬人最終撤退之前，羅馬不列顛就經曆了社會動**和調整不斷交替的階段。約翰·布萊爾描述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王朝動**和城市生活的蓬勃發展，最後以暴力的黑斯廷斯戰役收尾。約翰·吉林厄姆把中世紀早期描繪成一篇征服傳奇，英軍在法國和英國的土地上屢屢受挫，而在13世紀後期，爆炸性的社會處於極度的緊張狀態，在此被描述為可能處於階級戰爭的邊緣。盡管階級戰爭避免了，但正如拉爾夫·格裏菲思所寫，在中世紀後期，與法國的漫長戰爭之後是15世紀英國貴族的動**，同時國家正在從瘟疫和社會叛亂中恢複過來。約翰·蓋伊寫道，都鐸時代充滿了愛國主義色彩，事實上這一時期的英國社會同樣存在諸多問題，比如人口增長對經濟資源的極端壓力、宗教衝突和外國入侵的威脅。約翰·莫裏爾分析了斯圖亞特王朝所繼承的政治和宗教緊張局勢，在這個世紀中，盡管內部法紀廢弛的現象明顯減少，但兩次內戰、弑君、建立共和製、王室複辟和革命接踵發生，令人喘不過氣來。如保羅·蘭福德所描述，喬治時代的表麵穩定、繁榮和文化發展，被世界曆史上空前的工業、貿易和技術的爆炸性發展所取代，同時還受到來自北美殖民地和法國的新興革命浪潮的衝擊。《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兼編年史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心愛的法國目睹雅各賓派暴徒的肆虐，被迫在歐洲逃亡，這一畫麵具有象征意義。如克裏斯托弗·哈維所解釋的那樣，19世紀初，英國確實避免了肆虐歐洲其他國家的革命浪潮。但是，這股浪潮在英國社會結構和法律界的觀念中引發了巨大的混亂，並造成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馬克思甚至幻想把英國視為革命巨變的前沿。馬修概述道，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英國社會迅速從國際工業博覽會帶來的自豪感過渡到世紀末的焦慮，這一時期社會關係緊張，帝國主義者變得神經衰弱，並意識到了民族的脆弱性。正如本書編者所描述，自1914年以來，英國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30年代和70年代毀滅性的經濟危機，並被迫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因此，英國的曆史並非一脈相承的太平盛世，不是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學者所認識的那樣，英國開創著一個又一個先例，或經曆著從講究身份地位走向契約合作的社會進步。英國的曆史跌宕起伏、五彩斑斕，又常常充斥著暴力，一次次的政治、經濟和智力動**將這個古老的社會和文化撕得四分五裂。在許多方麵，英國一直是人類社會的引領者。

然而，閱讀本書也可能給人留下清晰的印象，盡管這些印象的確含義讓人難以捉摸，但英國性在後羅馬時代和後諾曼時代都幸存了下來。構成英國性的一些因素在幾個世紀裏都留有清晰的痕跡，即使這些因素相互之間不一定緊密關聯。這些因素包括：羅馬人入侵之後幸存下來的凱爾特基督教特性；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後期的彩飾畫和雕塑中看到的藝術繁榮；諾曼王朝和安茹王朝建立的中央政府和教會製度；14世紀的詩歌甚至建築中展現出的一種生動的英格蘭民族性。即使在都鐸王朝末期，莎士比亞的戲劇也證明了不斷增強的民族黏合力。多才多藝的伊麗莎白時代的威爾士人約翰·迪伊(John Dee)，創造了模棱兩可的術語“大不列顛帝國”，從而擴大了英國性的範疇。同樣，1688年的光榮革命，即麥考利(Macaulay)筆下著名的“保守的革命”，革命所體現的思想價值表明，在17世紀高級政治動**的表層下存在著社會和文化的連續性。18世紀和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社會穩定，工業、交通和通信領域全麵發展，甚至本世紀在政治和社會上也取得了民主進步，這些都增強了這股可覺察的民族意識潮流。在英國曆史上的關鍵時刻，社會走向更加融合而不是分裂。無論如何，在中世紀後期，階級戰爭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馬克思預言在現代工業時期將發生暴力革命，幸運的是，他的預言沒有實現。英國早在17世紀就能夠吸收其政治革命的壓力，早在18世紀就能夠吸收其工業革命的壓力，在這兩方麵，英國都早於其他歐洲國家，這證明了英國的體製和文化具有深厚的優勢。除了衝突之外，共識也是我們曆史故事的核心。

25年以前，當首次編寫這本書時，我們更有信心書寫英倫三島上的居民數世紀以來形成的身份認同感，甚至愛國主義。這種身份認同感存在於威爾士人、大多數蘇格蘭人和阿爾斯特人心中，不過從來沒有涵蓋南部愛爾蘭人。1983年，愛國意識的大多數象征仍然很明顯，包括王室、有至高無上權力的議會、法律程序、國教會、帝國的遺產、對個性和家庭隱私的渴望，以及對娛樂、愛好和團隊運動的集體熱情。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在1983年表達了這種意識，當時在國內執政的是強大的統一派，文化上的英國性根深蒂固，而且英國在外交上不願意與歐洲大陸摻和在一起。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態度似乎符合人們的普遍意願。當時，盡管持不同意見的批評家對國家的未來懷有不同的設想，但是他們都讚同英國的價值觀。諸如丹尼爾·迪福(Daniel Defoe)、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威廉·莫裏斯(William Morris)、R. H. 托尼(R. H. Tawney)、喬治·奧威爾這些平等主義者，在他們的時代都是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失衡的強烈反對者。然而，他們每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國家的曆史和命運都懷著近似於宗教信仰一樣的熱忱。

25年過去了，這些早期的確定因素發生了巨大變化。正如在結語中所指出的那樣，英國性的許多重要組成部分(王室、議會、新教、創業精神、對帝國的依戀、福利國家)在不同程度上變得比實際情況更加脆弱。蘇格蘭政府由民族主義者把持，北愛爾蘭政府裏包括主張建立一個全愛爾蘭共和國的新芬黨。1/10的國民不是在英國本土出生。身為蘇格蘭人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試圖強化國家認同感、弘揚“英國價值觀”，但是他所遇到的困難比撒切爾鼎盛時期大得多，因為此時的國情已經發生了巨變：堅定的凱爾特民族主義已經消退，大規模移民的湧入導致文化趨於多元化，大西洋彼岸的消費主義潮流席卷英國，經濟全球化帶來不穩定的影響。然而，這種極不確定的因素或許使得對英國性的曆史探索變得更加必要。正如馬克思所說，它體現了曆史的必然性。因此，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曆史記錄者。縱觀千年，麵對反複出現的破壞和危機，曆史學家們努力去尋找這種持久的國家凝聚力和融合力，敦促英國人去麵對他們的過去和自己的形象，或許這才是曆史學家存在的終極意義。我們希望普通讀者在閱讀本書後，能夠更加清晰、更加敏銳、更加熱情甚至更加親切地去認識自己、自己的社會、鄰居和周圍的世界。

肯尼思·O. 摩根，牛津大學，2008年五一勞動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