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盎格魯-撒克遜時期2

對於英格蘭教會來說，公元8世紀是一個相當不穩定的時期。教堂的世俗基礎和讚助來源本身就存在問題。世襲利益並不一定是壞事：在一個負責任的家族手中，修道院可以保持安全和繁榮。但並非所有業主都有責任心，如果我們能相信比德的記載，有些教堂就隻是逃稅的“掩護”。比德並不是唯一擔心寬鬆標準的人。埃塞爾巴德、奧法和他的繼任者科恩伍爾夫參加了一係列急需的改革性教會會議。僧侶被禁止像貴族一樣生活，修道院裏的酗酒和世俗歌曲受到了譴責。公元786年，奧法舉行了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唯一一個由教皇使節參加的理事會。但如果說教會的發展增強了王室的尊嚴，那麽它同時也助長了主教們的自負。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那麽融洽，尤其是像埃塞爾巴德這樣的國王，他在改革修道院的過程中，剝奪了教堂的財產並誘奸了修女。國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間的交易，往往因肯特郡強烈的反麥西亞情緒而變得複雜。當奧法把利奇菲爾德提升為大主教教區時，大主教詹伯特(Jaenbert)感到憤怒，奧法死後這個計劃被取消了，因為該計劃是出於對肯特人民的敵意。

從積極的方麵來說，英格蘭教會確實造就了一位傑出的學者——阿爾昆。他在約克大教堂的學校受過教育，是查理曼大宮廷裏的知名人物，並在查理曼複興古典學問和教育方麵發揮了核心作用。在查理曼寫給奧法的信中，他提到，公元8世紀晚期歐洲最卓越的知識分子是一個英格蘭人。但必須記住的是，像他之前的比德一樣，阿爾昆也是諾森布裏亞人。我們對麥西亞文化知之甚少，可能隻是因為很多東西都亡佚了。遺憾的是，沒有像比德這樣的人來記錄麥西亞的成就，而且它最偉大的修道院也被維京人破壞了。一些裝飾藝術的殘跡，如丘上布利登(Breedon-on-the-Hill)大教堂的雕塑，暗示著周圍的建築曾無比恢宏氣派。埃塞爾巴德和奧法時期的著名遺跡是北安普敦郡布裏克斯沃思(Brixworth)的大教堂。關於這所教堂，我們隻知道這裏曾舉行過麥西亞宗教會議，除此之外，這所教堂再也沒有出現在任何早期文字記載中，這暴露出我們對這個時期的了解十分匱乏。

關於公元8世紀教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是，此時英格蘭人將基督教帶到了其在歐洲大陸的發源地。奇怪的是，這項傳教開始於聖威爾弗裏德(St. Wilfrid)與大主教西奧多的爭吵。公元678年，聖威爾弗裏德開始在羅馬陳述自己的主張，他走過了信奉異教的弗裏西亞(Frisia)，並花了一年的時間講道。英格蘭人熟悉弗裏西亞人，因為他們接觸過許多弗裏西亞商人，聖威爾弗裏德為更加雄心勃勃的傳教工作開辟了道路。公元690年，一群諾森布裏亞人在弗裏西亞登陸。其中包括威利布羅德(Willibrord)，他於公元695年被任命為弗裏西亞大主教，他在烏得勒支(Utrecht)建立了自己的大教堂，隨後組織化的法蘭克人的弗裏西亞教會迅速發展起來。由聖波尼菲斯(St. Boniface)領導的西撒克遜傳教團完善了威利布羅德的工作。從公元718年抵達歐洲大陸開始，直到公元754年被異教徒謀殺，波尼菲斯一直在向弗裏西亞人、日耳曼人和法蘭克人傳教，並在法國曼恩(Maine)建立了一個教區。除了轉變異教徒的信仰外，波尼菲斯還對整個法蘭克教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使其規範並將其置於教皇的領導之下。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依靠來自英格蘭的書籍、隨從及其建議，他跟家鄉友人來往的大量書信被保留了下來。將蕭條的法蘭克教會改造成加洛林複興(Carolingian revival)時期不斷擴大的教會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英格蘭男女完成的。

維京人的入侵與威塞克斯王朝的崛起

奧法去世後，麥西亞的霸權並沒有維持太久。他的繼任者科恩伍爾夫繼續控製肯特和蘇塞克斯，甚至在威爾士北部獲得了一些新的領土，但威塞克斯在公元802年脫離了他的掌控。一個新的霸主即將出現，這就是西撒克遜。公元825年，威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溫頓(Swindon)附近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將肯特的一位次國王驅逐出境，並吞並了肯特、艾塞克、薩裏和蘇塞克斯。四年後，麥西亞本身也被埃格伯特吞並，甚至諾森布裏亞也承認了他的霸主地位。這一驚人的逆轉表明奧法的王朝沒有使英格蘭政治變得穩定，而埃格伯特同樣沒有做到——在他於公元839年去世前，麥西亞再次取得了獨立。古老的朝代更替遊戲似乎仍在繼續。但《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記錄了公元789年發生的一個不祥的預兆——這是一場風暴的第一聲呼嘯，一場將掃除威塞克斯王朝的對手，同時摧毀英格蘭文明的一些最佳成就的風暴：

這一年，貝奧赫特裏克(Beorhtric，威塞克斯國王)沉迷於與妻子伊德布爾(Eadburh，奧法國王的女兒)的生活。在他的時期，第一次出現了三艘來自霍蘭達的挪威人的船。當地的長官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於是騎馬上前，試圖把他們趕到王室莊園。後來挪威人殺了他。這些是首批前往英格蘭的丹麥船隻。

這次維京人登陸隻是一件小事，盡管此後不久還有其他資料記載“海上異教徒”襲擊了南海岸。更嚴重也更令人不安的是發生在北方的襲擊，因為他們相繼掠奪了林迪斯法恩島(公元793年)，賈羅(公元794年)和愛奧那島(公元795年)。兩個世紀以來，英格蘭一直沒有受外國襲擊，而此時三個最神聖的地方突然遭到褻瀆，可以想見英格蘭人對此會做何反應。然而，這些隻是孤立的事件，在一代人之後，維京人的滋擾才成為主要威脅。公元835年維京人對肯特進行的一次大規模襲擊開啟了長達30年的戰爭，在此期間，幾乎每年都有襲擊發生，直到維京軍隊全麵入侵才結束。

挪威人和丹麥人的急劇擴張是一種歐洲現象，對英格蘭和愛爾蘭的襲擊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一現象涉及兩個種族(維京一詞有“海盜”的意思，是由受害者創造的詞匯)和若幹動機。他們遠遠不是純粹的野蠻人，到公元9世紀40年代，他們已有數代人從事貿易了。事實上，這種貿易開辟了與西方和南方國家的定期聯係。隨著人口增長，他們很難在國內找到維持生計的機會了。許多冒險家一定聽說過這個傳說：海外土地肥沃，修道院裏滿是唾手可得的財寶。令人驚訝的是，在早期襲擊事件之後，並沒有緊跟著發生更多的襲擊。這是因為在公元854年，丹麥王朝的垮台留下了權力真空，沒有強大的國王可以團結戰士並阻止他們分散到外國去掠奪財富。

這些因素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從公元9世紀50年代開始維京人對歐洲國家的襲擊次數大幅下降，以及為什麽隨意掠奪被征服和定居政策所取代。征服和移民似乎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條圍繞蘇格蘭北部到西部群島，再向南；另一條路線前往英格蘭東部和南部海岸以及高盧。因此，那些襲擊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康沃爾並在那裏建立定居點的人主要是挪威人，而攻擊英格蘭和法蘭克地區並在那裏定居的主要是丹麥人。

公元865年，由哈夫丹(Halfdan)和“無骨者”伊瓦爾(Ivarr the Boneless)率領的丹麥“大軍”登陸東盎格利亞。停留幾個月後，大軍向北侵入諾森布裏亞(恰好因一場王朝爭端而處於分裂狀態)，並在公元867年占領了約克。兩位敵對的國王都死了，丹麥人扶植了自己的候選人來統治諾森布裏亞，並將其當作了一個附庸國。隨後丹麥軍隊進入了麥西亞，但在遇到抵抗時，他們沒有公開戰鬥就撤回了約克，並於公元869年再次登陸東盎格利亞。當地居民戰敗，他們的國王埃德蒙(很快就被尊稱為烈士聖埃德蒙)在祭祀儀式上被處死。三年之內，曾經偉大的諾森布裏亞和東盎格利亞王國已不複存在。

公元870年，丹麥軍隊在雷丁紮營並準備入侵威塞克斯。但這裏的反抗力量組織得更好。在埃格伯特去世後，西撒克遜由他的兒子埃塞爾沃夫統治，他是一個沒有野心但非常能幹的人。埃塞爾沃夫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摧毀其他王朝的那種家庭爭鬥：他的四個兒子按年齡順序和平地繼承王位。當維京人來襲時，第三個兒子埃塞爾雷德在位；埃塞爾雷德的弟弟兼繼承人阿爾弗雷德後來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

埃塞爾雷德和阿爾弗雷德兄弟在伯克夏當斯(Berkshire Downs)合力抵禦丹麥人，並使他們首次遭受了重創。但英格蘭人的成功隻是短暫的。丹麥人撤退到雷丁，但幾乎立即重振旗鼓，並在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附近擊敗兄弟倆。公元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麥軍隊登陸。此時守軍無處尋求援助，威塞克斯的陷落似乎近在眼前。在這場危機中，埃塞爾雷德去世，他的弟弟成了西撒克遜人的國王。

眾所周知的阿爾弗雷德大帝(公元871—公元899年在位)在近乎絕望的危急關頭拯救了英格蘭。但是跟他同一時代的人並不這麽認為。至少在政治方麵，“英格蘭”仍然沒有多大意義。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麵意思是“英格蘭民眾的土地”)的是阿爾弗雷德本人，而“Englaland”這個詞要在一個世紀後才出現。其他王國或是接受西撒克遜人的統治，或是更喜歡丹麥人，這並沒有定論。他們可能選擇了自己的國王，而威脅一直存在——英格蘭的對手、流亡者或心懷不滿的團體跑去尋求維京人的支持。其他王朝的滅亡並沒有使阿爾弗雷德自動成為所有英格蘭人的王者，他和他的繼承人是通過軍事占領、機智的外交和好運氣才實現了這一目標。

阿爾弗雷德統治初期，情況很糟糕。在吃了一年的小敗仗後，他不得不花錢與丹麥人求和。此後五年，丹麥人沒有侵擾威塞克斯，在此期間他們入侵了麥西亞，驅逐了國王伯格雷德(Burgred)，並扶持了他們自己的傀儡——第三個古老的王國永久滅亡。此時，丹麥大軍分成了兩半。其中一半由哈夫丹率領，轉向北方，瓜分了約克郡，在那裏建立了永久定居點。另一半由古斯魯姆(Guthrum)，奧西泰爾(Oscytel)和阿南德(Anund)領導，轉向南方，並於公元875至公元876年發動了對威塞克斯的又一輪攻擊。起初他們的戰果有限，公元877年，他們再次撤回，轉而去瓜分麥西亞，其中一支部隊前往殖民林肯郡、諾丁漢郡、德比郡和萊斯特郡。

因此，公元878年第三輪攻擊威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數大大減少了的軍隊。然而，對奇彭納姆(Chippenham)的突然襲擊使他們占了上風；威爾特郡和漢普郡的大部分地區都屈服了，阿爾弗雷德被趕回薩默塞特沼澤地的阿瑟爾尼(Athelney)庇護所。局勢似乎毫無希望，但阿爾弗雷德在他的堡壘中等待時機，並開始招兵募馬。當時的編年史作者寫道：“5月初，他騎馬前往埃格伯特之石(Ecgbrihtesstan)……薩默塞特郡和威爾特郡的所有人以及漢普郡的一部分人前來迎接他……他們很高興見到他。一天後，他從那些營地前往艾利·奧克(Iley Oak)，一天後去了愛丁頓(Edington)；在那裏，他奮擊敵軍，並將他們趕跑。”

勝利來得出人意料，但具有決定性意義。丹麥統帥古斯魯姆和他的幾位將領接受了洗禮，兩位國王簽署了和平條款。這些條款承認丹麥人占領英格蘭的大部分地區的既成事實。邊境大致從倫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切斯特，古斯魯姆將他的部隊退到這條界線以外，在那裏他被擁戴為一個獨立王國的國王。到公元880年秋天，丹麥人已經離開了威塞克斯，並開始有條不紊地定居於東盎格利亞。

衝突並沒有就此結束。公元886年，阿爾弗雷德擊敗丹麥駐軍後占領了倫敦。公元893年，一支丹麥大軍在泰晤士河口登陸，並在接下來的三年裏襲擊了英格蘭，但這次襲擊對威塞克斯的影響不大。阿爾弗雷德一直很忙，無論是為了確保自己王國的安全，還是為了鞏固他在丹麥人邊境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區的統治。對於首要任務，他似乎已經提高了陸軍和海軍的戰鬥力。以往的國王們一直按照土地的稅賦來征兵。阿爾弗雷德對軍隊進行了重組，使得在任何時候隻有一半的軍隊在服役，這預示著後來的“精選民兵”或民兵製：它必定會產生一個規模更小但戰鬥力更強的軍隊。打擊海上襲擊者的一個明顯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船隻，據說阿爾弗雷德建造的船隻比維京人的大得多，能攜帶60支或更多的槳。

阿爾弗雷德的計劃中最重要的元素(肯定是使威塞克斯免遭進一步內陸襲擊的部分)使他成為英格蘭曆史上第一個城鎮規劃師。到了公元9世紀80年代末，威塞克斯全國上下建立了許多百姓生活的據點，其中一些有著規則的街道網格，這些據點可以被稱為有規劃的設防城鎮。一份名為市鎮稅收表(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其中30個這樣的盎格魯-撒克遜山丘堡壘，其中三個可能是後來添加的。也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溫徹斯特，它在羅馬城牆內規劃了一個無視羅馬街道的新街道網格。在牛津、奇切斯特(Chichester)、韋勒姆(Wareham)及其他城鎮，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線性布局。這些城鎮的規劃非常係統化，測量員似乎使用了標準的66英尺長度來規劃街道。較大的山丘堡壘不僅僅是堡壘，它們很快在當地農村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供防禦所需的人員是鄰近土地所有者的責任，作為回報，他們能夠耕種受保護區域內的土地。他們經常在山丘堡壘內建造“城鎮住宅”來儲存用於銷售的農產品——《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記錄了城市住宅和農村莊園之間的幾種聯係。商人和工匠隨之出現，於是公元9世紀後期的據點在10世紀成為了繁榮的城鎮。防禦恰好與經濟增長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阿爾弗雷德並未料到，這幾個現代城鎮的道路係統，成了他永恒的紀念碑。

阿爾弗雷德長期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待鄰國的策略。特別是在麥西亞，傷害當地人的自豪感是危險的。阿爾弗雷德將麥西亞的事務交給原來的王室議會來處理，該議會由一位名叫埃塞爾雷德的麥西亞貴族來領導，這名貴族後來成了他的女婿。當阿爾弗雷德於公元886年占領倫敦時，他立即將其移交給麥西亞人來控製。因為受到如此厚待，埃塞爾雷德堅定地忠於王室，在阿爾弗雷德去世後，他和他的妻子埃塞爾弗萊德(AEthelflaed)領導著麥西亞人抗擊丹麥人。如果說阿爾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符合“英格蘭之王”的稱號，那麽這不僅僅是通過軍事力量實現的，也不是因為沒有競爭對手——人們發自內心地擁戴他，因為他們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都是公正且體恤百姓的統治者。

丹麥人的問題和他們所造成的破壞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是無法彌補的——無論現在的情況如何，比德和奧法的世界都永遠消失了。關於丹麥大軍的規模可能存在爭議，但以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三個王國被摧毀，教區遭到破壞，無數修道院被掠奪，英格蘭東部大部分地區的契約和其他文件幾乎完全丟失。對修道院的破壞也許是最嚴重的，因為大教堂是知識和文化的主要儲藏室，而小教堂仍然主要負責農村的教會事務。

在丹麥區(Danelaw，古斯魯姆之後丹麥人統治的區域)，丹麥士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社會。約克郡、林肯郡、萊斯特郡以及較小程度上的東盎格利亞都充滿了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元素結尾的地名。這種影響令人吃驚，它表明丹麥軍隊非常龐大，而且在鄉村地區分布廣泛。即使丹麥區被基督教化並受到英格蘭統治，它也保留了驚人的特點——具有自己的莊園組織、土地測量、法律和社會分化的係統。10世紀的國王們遇到一個難題，即如何調和聯合王國的種種要求，因為它們的要求與英格蘭人的習俗截然不同。

英格蘭亟須複興文教事業，而阿爾弗雷德在最後的10年一直致力於此。像查理曼一樣，他通過一群宮廷知識分子實施了他的教育計劃。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教育事業的貢獻是他所有成就中最了不起的一個。他是亨利八世之前唯一能夠著書的英格蘭國王。他對手稿遭到毀壞和學術墮落感到惋惜，於是他開始學習拉丁文，並將作品翻譯成英語，以使其臣民受益。在他的學者圈子所完成的許多翻譯作品中(其中包括具有深遠意義的比德的《英格蘭教會史》)，有三本可能是阿爾弗雷德親自翻譯的。人們還認為，我們現在看到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可能最初是在阿爾弗雷德的宮廷裏編寫的。對於神父而言，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為擔任高級職位的必要條件。很難知道阿爾弗雷德的文化複興有多麽成功，但它一定培養了更有文化的神父和更有學識的平信徒，這為兩代以後的修道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阿爾弗雷德很幸運，未來的事態使得他的大部分計劃都結出了碩果。即使考慮到這一點，他仍然是英格蘭早期曆史的傑出人物。

長者愛德華(公元899—公元924年在位)、埃塞爾斯坦(AEthelstan，公元924—公元939年在位)和埃德蒙一世(公元939—公元946年在位)的統治期間，其主要任務是重新征服丹麥區。這半個世紀是國家王權的形成時期。王朝內的紛爭被避免，一方麵是因為阿爾弗雷德謹慎的王位繼承規定，另一方麵是因為一些幸運的機會。公元902年，愛德華的堂弟尋求丹麥人的幫助來篡奪王位，結果被殺，避免了王國分裂的危險。埃塞爾斯坦在公元924年順利即位，因為他既是威塞克斯的合法繼承人，也曾在他的麥西亞姑母家中受過教育。到10世紀中葉，麥西亞已不太可能恢複舊王朝。至此，威塞克斯的王室就成了英格蘭的王室。

愛德華統治時期的戰役主要由國王親自指揮，同時與他的姐姐埃塞爾弗萊德(“麥西亞人的女領主”)聯手。公元910年，當丹麥人的襲擊被挫敗時，英格蘭人開始了反攻。在接下來的八年裏，愛德華率軍推進到丹麥區腹地，同時他的姐姐讓丹麥人在麥西亞的邊境上疲於奔命。由於來自愛爾蘭的挪威維京人已經開始攻擊西海岸，此時埃塞爾弗萊德受到了兩個方向的威脅。她的主要成就是建造了一係列新的麥西亞堡壘：在東部邊境對抗丹麥人，在西部邊境對抗威爾士，在西北部阻擋挪威人從迪河(Dee)和默西河(Mersey)襲擊塔姆沃思。公元917年，埃塞爾弗萊德占領了德比(Derby)，趁敵人無法分身之際，愛德華入侵了東盎格利亞。到了公元918年，盡管孤立的丹麥軍隊仍占據著斯坦福德(Stamford)、萊斯特、諾丁漢和林肯，但丹麥區南部的所有地區都已落入了愛德華之手。埃塞爾弗萊德降伏了萊斯特，但不久之後她就去世了，迫使愛德華在接手麥西亞的時候停止了征戰。隨後他迅速返回攻打斯坦福德、諾丁漢和林肯，到公元920年底，亨伯河被確定為英格蘭邊境。

與此同時，愛德華與其他非英格蘭人的鄰居建立了聯係。公元918年，他收到了威爾士圭內斯王國和達費德王國的“歸順書”。《編年史》(Chronicle)稱，公元923年，“蘇格蘭國王和整個蘇格蘭國家奉他為族長和領主；雷格納爾德(Raegnald)和埃德伍爾夫(Eadwulf)的兒子們以及諾森布裏亞的所有居民，包括英格蘭人、丹麥人、挪威人和其他人都奉他為主；斯特拉斯克萊德的國王威爾士(Welsh)和他所有的臣民也是如此”。這是一係列此類“歸順書”中的第一批，這股“歸順潮”最終在公元973年達到頂峰，當時出現了一場奇觀：八位“不列顛國王”宣誓效忠愛德華的孫子埃德加(Edgar，公元959—公元975年在位)，並在迪河上列隊覲見。

必須強調的是，這隻是他們個人對國王的臣服——接受國王的領主地位及庇護，而不是永久地放棄獨立。事實上，蘇格蘭和威爾士都在爭取自己的內部統一。在約公元850年，蘇格蘭國王肯尼思·麥克·阿爾平(Kenneth Mac Alpin)吞並了皮克特王國，並且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蘇格蘭在蘇格蘭人(而不是皮克特人)的統治下發展起來。在威爾士，圭內斯王國從公元9世紀末開始突然擴張，政治局勢發生轉變，較小的王國中隻剩下達費德沒有被吞並。盎格魯-撒克遜人從未征服過威爾士或蘇格蘭，1066年之前，這兩個地方都出現過占主導地位的本土力量。盡管如此，威爾士還是受到了英格蘭和維京人的巨大影響。

在10世紀的爭奪不列顛土地的眾多群體中，有一個是新來的——來自愛爾蘭的挪威人。他們對丹麥人沒有任何好感，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控製丹麥區的北部。公元918年，雷格納爾德領導的一支部隊襲擊了蘇格蘭，並在諾森布裏亞駐紮。次年，雷格納爾德占領了約克，並在此稱王。這個挪威王國維持了35年，中間曾出現過中斷。在此期間，貿易增長，約克和都柏林這兩個挪威人的城市迅速擴張。約克的考古發掘工作揭示了由丹麥人規劃的木屋和商店組成的街道，這些街道後來由雷格納爾德的追隨者重新建設。在埃塞爾斯坦和埃德蒙一世統治時期，英格蘭人的敵人中挪威人比丹麥人更多。

公元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納爾德的效忠，繼而承認了他的地位。但是當一個新的挪威國王試圖在公元926年繼承王位時，埃塞爾斯坦襲擊並占領了約克，摧毀了它的防禦，並最終使蘇格蘭和斯特拉斯克萊德國王臣服。六年後，埃塞爾斯坦與蘇格蘭人之間的關係破裂。由於擔心入侵，英格蘭的不同對手都遞交了歸順書。但是在公元937年，埃塞爾斯坦仍率領英格蘭軍隊擊敗了挪威人、蘇格蘭人和斯特拉斯克萊德的威爾士人的聯合部隊。此時埃塞爾斯坦處於他權力的頂峰，他是英格蘭人和丹麥人的國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不列顛的霸主。埃塞爾斯坦受到外國的尊重，並與法國和德意誌王室聯姻。他的契約顯示威爾士王子經常出席他的宮廷活動；在埃塞爾斯坦統治時期，達費德國王海威兒·達(Hywel Dda)仿製了英格蘭銀幣，並頒布了以英格蘭法典為藍本的法律。

但是，這一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王個人。在公元939年埃塞爾斯坦去世後不久，一支挪威軍隊在奧拉夫·古斯弗裏特生(Olaf Guthfrithson)的領導下卷土重來。新國王埃德蒙被迫承認奧拉夫是約克及其附屬領土的國王。奧拉夫於公元941年去世，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埃德蒙收回了丹麥區北部，並掠奪了斯特拉斯克萊德。有趣的是，當時流傳一首詩歌，該詩將埃德蒙塑造成一位把丹麥人從挪威人的壓迫中解救出來的解放者：阿爾弗雷德的敵人的曾孫們竟然認同英格蘭王室，而不認同他們的斯堪的納維亞同胞。但是在埃德蒙去世後的第一年裏，約克再次淪落到一位挪威國王“血斧”埃裏克(Eric Bloodaxe)手裏。接下來的六年裏，埃裏克、新的英格蘭國王埃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奧拉夫·西裏克森(Olaf Sihtricson)的挪威對手陷入了混戰的局麵。公元954年，埃德雷德入侵諾森布裏亞，約克的最後一位國王被驅逐出境並被殺，從而徹底消除了來自約克的威脅。

威塞克斯的王室從近五十年的複雜戰爭中脫穎而出。埃德加的太平統治證明，與純粹的軍事力量相比，和平創造了更多的東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曆史學家寫道，“他在曆史上的角色是維持早期國王在英格蘭建立的和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成就無足輕重，恰恰相反，這個王國還很年輕，正因為有埃德加的努力，撒克遜晚期王權的發展才成為英格蘭曆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埃塞爾斯坦開始，國王們更頻繁地製定法律並且條文也更加詳細。法律涉及廣泛的主題，例如維持和平、打擊小偷、教堂的等級、商人和市場的行為等等。重點在於團結——埃德加的法典給當地習俗留有餘地，特別是在丹麥區，但他堅持認為“在每個民族裏，世俗法律都應該確立”。到11世紀初，最嚴重的罪行的審判要交給王室，當時還形成了這樣一種概念，即維護國家和平是國王的職責和權利。與其他規模相當的歐洲國家相比，英格蘭王室權威的影響範圍更廣、更深入。

法律和契約是在賢人會議或王室委員會上發布的。通過附在契約後麵的見證者名單，可以追溯賢人會議的發展曆程。在10世紀，它比早期國王的委員會規模更大，可能也更正式，並且參會者包括許多被稱為“大臣”或者塞恩的人。一些19世紀的曆史學家過於努力地將賢人會議視為“原始議會”，但事實上，它絕不是一個民主機構，也沒有對國王施加“立憲”限製。但它依然很重要。賢人會議會選出新的國王，批準莊嚴的公共法案，以及討論若幹事務。會議的成員包括貴族、主教和許多在自己的地盤有影響力的人。從埃塞爾斯坦的統治起，擴大的賢人會議成為一個固定的機構，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國王的意誌將通過一個大幅改善的地方政府體係來運作。10世紀，英格蘭的區域劃分逐漸從雜亂無章發展到單一的“郡”框架。在此之前，有些郡已存在一個世紀或更長時間，而且許多郡是以更古老的邊界來劃分的。但在埃德加統治時期，英格蘭各郡的形式基本穩定下來，並一直延續了整整一千年，直到1974年。這些郡被委托給一群知名的權貴來治理，他們也被稱為高級市政官(aldermen)。在公元9世紀的威塞克斯，每個郡都有一個高級市政官，但似乎從埃塞爾斯坦統治時期開始，高級市政官的人數逐漸減少，不過他們的地位也在不斷提升。在埃德加的統治下，高級市政官變得不像當地官員，而更像是他的繼承者，也就是11世紀的伯爵。但高級市政官仍然經常與他所管轄的郡的政府保持聯係。

出於法律和行政目的，這些郡被分解為更小的單位，這種細分單位在大多數郡被稱作“百戶村”(hundred)，而在丹麥區的北部被稱作“小邑”(wapentakes)。每個百戶村都有自己的法院來解決當地的糾紛，百戶村還負責評估提供部隊和劃槳手的集體義務。不過百戶村不是行政階梯的最底層，為了加強法治，人口被組織成由十個相互負責的家庭組成的小組或“聯保十戶”。當時還存在一種非常複雜的機構，這一機構將王室政府的重擔轉嫁到每個農民身上。以上這些很難說有多少是10世紀出現的新事物。百戶村的概念在更早的法典中已經出現了——在撒克遜晚期，百戶村很可能是基於舊有的領地——但這個係統經過阿爾弗雷德的繼承者們的改進，而在埃德加時期發展成形。

王室力量的另一個標誌是鑄幣。甚至在阿爾弗雷德之前，三個貨幣發行權威(威塞克斯和麥西亞的國王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標準的銀幣達成了一致。埃塞爾斯坦在公元924至公元939年之間發布法令：“整個大地應該使用一種貨幣。”他和他的繼承人成功地保持了貨幣的一致性，並且所有的硬幣都由受嚴格控製的鑄幣者在山丘堡壘中鑄造。在約公元973年，埃德加設計了一套新的硬幣，這套硬幣一直是英格蘭貨幣的基礎，即使在諾曼征服後很久，人們仍然在使用它。硬幣的精致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控製程度，這在當時的歐洲也是獨一無二的。

埃德加的主要個人成就是鼓勵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篤會修道院似乎在10世紀初的英格蘭已經消亡。丹麥人摧毀了幾座大教堂和無數小教堂，而那些幸存下來的教堂則越來越傾向於放任、世俗的生活方式，對此比德早已公開譴責過。大教堂的神父們和他們的老婆孩子住在不同的房子裏；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會成員，而不像修士。英格蘭教會的成功重建需要樹立新的修道院生活的榜樣，以及建造新修道院的資金。偉大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提供了榜樣，英格蘭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貴族則提供了資金。宗教改革運動最主要的推動者是三位偉大的主教：聖鄧斯坦(St. Dunstan)、聖埃塞爾沃爾德(St. AEthelwold)和聖奧斯沃爾德(St. Oswold)。

英格蘭的修道院改革開始於公元940年初，是在王室的讚助下進行的。埃德蒙國王把格拉斯頓伯裏(Glastonbury)修道院交給鄧斯坦，埃德雷德國王把阿賓頓(Abingdon)修道院交給埃塞爾沃爾德，這兩座修道院都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但是埃德蒙和埃德雷德對此都不太熱衷，而下一任國王埃德威格(Eadwig，公元955—公元959年在位)則對鄧斯坦抱有個人怨恨。這種怨恨無意中產生了積極後果，因為鄧斯坦被流放到國外時，廣泛了解了歐洲大陸的修道院生活。隨著埃德加於公元959年即位，時代發生了變化：鄧斯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埃塞爾沃爾德被任命為溫徹斯特的主教。奧斯沃爾德是三人中最年輕的，他曾在法國的弗勒裏(Fleury)修道院度過了一段時光。鄧斯坦說服埃德加授予奧斯沃爾德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職位，不久之後，奧斯沃爾德在韋斯特伯裏(Westbury-on-Trym)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在格拉斯頓伯裏、阿賓頓和韋斯特伯裏修道院的影響下，英格蘭建造或重建了大約五十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的修士遵循基於聖本篤準則的生活方式，儀式和日常生活的細節都效仿歐洲大陸的做法。在約公元970年，各種傳統被匯編成《修道院規章》(Regularis Concordia)，這是所有英格蘭修道院必須遵循的規則之一。埃德加的角色至關重要，他利用自己的權威推動這項運動，而且所有新修道院都由他直接讚助。舊教堂裏的世俗神父被驅逐，取而代之的是修士，這一運動首次發生在公元964年的溫徹斯特，如果沒有王室做後盾，取代工作將會很困難。埃德加慷慨地捐贈，並期望其他人也這樣做，但到了10世紀70年代，有證據表明強製貴族捐贈引起了不滿。盡管如此，建立修道院再次成為一項具有社會聲望的行為。

新修道院富裕、受人尊敬，並擁有珍寶和精美的建築。文學作品曾提到埃德加時代英格蘭藝術之豐富。許多裝訂精美的插圖書籍保留了下來，但隻有黃金、琺琅和象牙飾品的碎片留存至今，且幾乎沒有一棟主要建築物幸存下來。命運對盎格魯-撒克遜晚期的建築極其不利，因為所有最偉大的教堂都是在諾曼征服之後重新建造的。例如，溫徹斯特的舊大教堂在10世紀被擴建，教堂長250英尺，有小禮拜堂、精致的西方塔樓，以及帶雕刻和彩繪的中楣。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精神和物質層麵的革新隻能觸及舊社會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到10%的人口)，其他人繼續過著跟以前一樣的生活。因此，在諾曼征服時期，本篤會的修道院與未知數量的小世俗教堂(維京人到來以前英格蘭教會的遺物)共同存在。

雖然新的修道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歐洲大陸的影響，但它與國家和整個社會的關係具有鮮明的英格蘭特性。到1000年為止，大多數英格蘭主教都是修士，主教和修道院院長都在賢人會議中與世俗權貴共同議事。重要的教會人士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最後幾位國王身邊最有價值的顧問。同樣，教會的改革能夠為國王增光添彩，這位國王可能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看重王位的神聖性。埃德加的加冕禮被推遲到他30歲，也就是公元973年才舉行，因為30歲是聖職授任所要求的最低年齡。儀式的**不是加冕儀式，而是使用聖油的受膏儀式，它賦予國王近乎神父般的地位，並使國王淩駕於人類的判決之上。正如布道者恩舍姆的埃爾弗裏克(AElfric of Eynsham)所說的那樣，“沒有人可以自封為王，但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最令他們滿意的國王。但是，一旦他被加冕為國王，他就擁有了統治人民的權力，他們可能無法擺脫脖子上的枷鎖”。溫徹斯特新大教堂奠基章程的卷首插圖是埃德加的畫像，這是他希望展示給人們的形象——頭戴王冠，站在兩個聖徒之間，並將他的禮物送給天國的君王(人間君王依靠天國的君王進行統治)。

埃塞爾雷德二世和克努特：英格蘭君主製的衰落

接下來的兩任國王的統治表明英格蘭的君主製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位新國王在贏得忠誠之前不能指望別人自動對他忠誠，這一點在隨後就得到了驗證。埃德加於公元975年去世，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兒子。長子愛德華不受歡迎，許多貴族更喜歡他的弟弟埃塞爾雷德。愛德華登基四年後在科夫(Corfe)遇害。毫無疑問，這是埃塞爾雷德的支持者幹的。謀殺是多災多難統治時期的開端。“倉促王”埃塞爾雷德(979—1016年在位)總是得到糟糕的評價(雖然他的著名綽號已經失去了它的原始意義，而成為有雙關意義的AEthelred Unraed，意思是“無主見者”或“昏庸者”)。可能他確實缺乏對王權仍然至關重要的品質——信任該信任的人並且博得他人信任。另一方麵，在學識淵博的大主教伍爾夫斯坦(Wulfstan)的指導下，法律和司法在他的統治下繼續發展。如果不是因為一個新問題的出現(維京人卷土重來)，此時的英格蘭可能已經像埃德加時期一樣實現了統一。

新的襲擊者甚至比他們的公元9世紀的祖先更危險。到了10世紀70年代，丹麥國王“藍牙”哈拉爾(Harald Bluetooth)獲得了丹麥和挪威的控製權，並建立了一支由訓練有素的專業士兵組成的強大軍隊。公元988年，哈拉爾被他的兒子斯汶(Swein)廢除，後者保留了他父親的軍隊並建造了大規模堡壘來安置軍事社區。其中一個堡壘已在丹麥特瑞堡(Trelleborg)被發掘出來。這座堡壘由巨大的圓形土方圍牆包圍，裏麵建有幾組巨大的船形大廳，這一切都設計得非常精巧。特瑞堡的考古發現和丹麥傳奇都表明丹麥軍人擁有高度的協調能力和紀律性，這是英格蘭軍隊無法相比的。

丹麥人的襲擊發生在埃塞爾雷德二世即位後的一兩年內。起初是小規模攻擊，但是在公元991年，一支龐大的丹麥軍隊在莫爾登(Maldon)擊敗了高級市政官百利特諾思(Byrhtnoth)和埃塞克斯民兵，失敗者不得不支付巨額賠款以求和。公元994年、公元997年和1002年遭到的幾次大規模襲擊，都以這種方式收場。埃塞爾雷德二世的統治如今如此臭名昭著正是因為這些賠款。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出土了大量埃塞爾雷德二世發行的硬幣，還有一些瑞典雇傭軍的墓碑，這些墓碑記載著他們前往英格蘭，因為立功受獎而發了財。在10世紀90年代，與1066年一樣，英格蘭的財富也是其危險所在。

埃塞爾雷德二世是如何應對的？他采取的一項措施是阻止鄰國給維京人的船隊提供停靠的港口。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新建立不久的諾曼底公國在這些鄰國中最重要。諾曼人的祖先就是維京人，相隔隻有幾代人的時間，因此他們有時會向從英格蘭返回的襲擊者開放港口。但是在公元991年，埃塞爾雷德二世和查理公爵簽署了一項不幫助對方的敵人的協議。十年後，埃塞爾雷德二世與公爵的女兒結婚，從此開始了諾曼底和英格蘭的致命聯盟。

1002年，他和他的臣僚下令對居住在英格蘭的所有丹麥人進行大屠殺，這反映出政府所承受的巨大壓力。這項不同尋常的命令不可能得到充分執行，因為一些地區的人口主要是丹麥人，但它反映出某種近乎民族主義的歇斯底裏的狀態。我們知道，當牛津的丹麥人在聖弗麗德絲維德(St Frideswide)的大教堂裏避難時，英格蘭市民把它燒毀了。這次大屠殺無疑招致了丹麥人第二年的入侵，這次入侵由國王斯維因親自率領。斯維因撤掉了諾威奇(Norwick)，但他在東盎格利亞戰役損失慘重，並於1005年撤回丹麥。次年他又殺了回來，帶領軍隊掃**了伯克郡、威爾特郡和漢普郡，英格蘭不得不再次以巨額賠款求和。在隨後的喘息時間中，英格蘭政府建造了一支新的艦隊，但在1009年初，80艘船被一名叛變的英格蘭船長燒毀。在這次不幸之後，另一支丹麥軍隊在“高個子”托爾基爾(Thorkill the Tall)和海明(Hemming)的率領下登陸英格蘭。1010年他們火燒牛津，然後來到東盎格利亞，次年他們從這裏出發突襲肯特郡。這輪戰爭在1012年意外結束，當時托卡爾改變了立場，他對自己的軍隊殘忍殺害大主教埃爾夫赫亞克(AElfheah)的行徑感到厭惡。這使得45艘船轉而為埃塞爾雷德二世效力，其餘的陸軍則離開了英格蘭。

此時所有人都看清了英格蘭防守的弱點，當斯維因於1013年再次來到英格蘭時，他的意圖是征服這片土地。丹麥區的人民不再對埃塞爾雷德二世抱有任何幻想，他們歡迎丹麥國王並立即接受了斯維因。到當年底，斯維因已經占領了牛津、溫徹斯特和倫敦，埃塞爾雷德二世已經逃往諾曼底，開始了流亡生活。1014年2月，斯維因去世，他的兒子哈拉爾繼承了他的斯堪的納維亞帝國，但在英格蘭的丹麥軍隊擁戴哈拉爾的弟弟克努特(Cnut)為他們的國王。與此同時，埃塞爾雷德二世回來了，到了春天，他發動了對丹麥人的遠征。克努特毫無防備，吃了敗仗，被迫撤回丹麥。1015年，克努特率領著一支龐大的軍隊殺了回來，而此時埃塞爾雷德的兒子“剛勇者”埃德蒙二世(Edmund Ⅱ Ironside)違抗父親，控製了丹麥區北部。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克努特重新占領了諾森布裏亞，然後班師到了倫敦。但是在丹麥軍隊抵達之前，埃塞爾雷德二世已經去世，埃德蒙已經被立為國王。然而，在威塞克斯內部，許多男人不戰而降，接受了克努特的領主地位。埃德蒙集結了他的軍隊，有一段時間，似乎仍有可能將丹麥人趕出去。但是在1016年秋天，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辛敦(Ashingdon)贏得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戰後簽訂的條約隻給埃德蒙留下威塞克斯，不久之後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為整個英格蘭的國王。

當然，克努特的很多追隨者都獲得了獎賞。雖然沒有發生1066年之後出現的全麵替代英格蘭地主階級的現象，但很多丹麥人加入了貴族階層。作為一個外國人，克努特的王位不是十分穩固，因此他保留了一支家族軍隊或“家族軍團”，這對國家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負擔。在過去的30年裏，英格蘭地主們向自己的國王納稅，希望國王把丹麥人拒之門外，但是現在他們不得不承擔維持一支丹麥常備軍的重擔。

克努特長期在國外，為了使英格蘭政府正常運作，1017年，他將王國劃分為四塊伯爵領地：諾森布裏亞、東盎格利亞、麥西亞和威塞克斯。這顯然有恢複當地分裂主義的風險，尤其是因為諾森布裏亞和東盎格利亞的伯爵都是丹麥人。到了政權末期，最重要的人物是諾森布裏亞的西沃德(Siward)伯爵、麥西亞的利奧夫裏克(Leofric)伯爵〔他的妻子是著名的考文垂戈黛娃(Godiva)夫人〕，以及威塞克斯的戈德溫(Godwin)伯爵。戈德溫的祖籍不詳，但到了11世紀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經成為國王之下最富有、最有權勢的非神職人員。克努特的伯爵封邑製度是導致盎格魯-撒克遜最後30年曆史中政權爭鬥的主要原因。

盎格魯-撒克遜王國的終結

當克努特於1035年去世時，有幾個可能的接班人。威塞克斯王朝的代表是埃塞爾雷德二世的小兒子愛德華和阿爾弗雷德(此時在外祖父的諾曼底的宮廷裏)，以及“剛勇者”埃德蒙的兒子，他被流放到匈牙利。克努特有兩個兒子：一位是北安普敦的哈羅德，另一位是埃塞爾雷德二世遺孀艾瑪所生的哈代克努特(Harthacnut)。克努特希望哈代克努特能夠繼承他的整個帝國。但當哈代克努特滯留丹麥時，賢人會議任命哈羅德為英格蘭的攝政王——艾瑪和戈德溫對此都表示反對——並且在1037年為他舉行了登基儀式。1036年，英格蘭王子阿爾弗雷德不明智地訪問了英格蘭，並因戈德溫的煽動而被哈羅德害死。哈代克努特在哈羅德於1040年去世後被召回，但兩年後他也去世了，丹麥王室斷了血脈。此時幾乎每個人都希望恢複威塞克斯的古代王朝。埃塞爾雷德的兒子愛德華在英格蘭宮廷生活了一年，並在1042年當選為國王。

自埃德加時代以後，地方政府一直在發展。一方麵，在克努特當政期間，伯爵封邑給了少數人巨大的領土權力。一個權力不穩固的國王現在不得不麵對過度強大的臣民。另一方麵，一種極有用的新官員誕生，這些官員在地方負責執行王室政策。在埃塞爾雷德二世統治期間，每個郡都設有國王的當地法警(城鎮長官)，後來被稱作“郡法官”(shire-reeve)或郡督。他是國王在郡中的首席行政代理人，逐漸承擔了越來越多的高級市政官的職能。郡督負責征收王室稅賦和司法盈利，但他也屬於不斷壯大的當地權貴集團。在郡法院，他可以向紳士宣布國王的意旨，在日常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增加王室權威的分量，以對抗壓迫性的權貴。郡法院和郡督是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留給後來中世紀政府最重要的遺產。

埃塞爾雷德二世統治時期，英格蘭的軟弱帶來了一個直接結果——一個高效的稅收製度發展成形。10世紀90年代給丹麥人的巨額進貢必須從英格蘭籌集。這筆進貢被稱為“丹麥金”(Danegeld)，它基於古老的以海德為單位征收土地稅的方法，以每海德固定的稅率繳納丹麥金。1012到1051年間，曆代國王每年都征收這項稅，但此時這項稅是為了維持他們的常備軍隊。為此目的而開發的複雜的評估體係是後來的《末日審判書》的基礎，這也為11世紀初英格蘭官僚體製提供了大量貢賦，在諾曼國王征服之後，征收丹麥金的政策又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官方文件——王室令狀。埃塞爾雷德二世可能發布過，當然克努特肯定發布過，但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令狀原件來自愛德華時期。令狀的最初形式是發給郡伯爵和郡督或主教的簡短通知，表示一次土地贈予已經完成並應在郡法院得到認證。一份典型的王室令狀內容如下：

國王愛德華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哈羅德伯爵和他的郡督托菲以及他在薩默塞特的所有貴族。我宣布阿爾弗雷德已經和平地、悄悄地把盧頓(Lutton)的土地賣給了主教吉索(Giso)。這份交易在帕裏特(Parret)完成，在場的見證人包括我、我的妻子伊迪思(Edith)、哈羅德伯爵和其他許多人。我們也希望這位主教能夠持有這塊土地及其所有附屬物，主教可以和他的前任一樣自由地處置這塊土地。如果有什麽東西被不公正地從這塊土地上拿走，我們會要求物歸原處。其他形式的破壞也被禁止。

在下達稅收令或簽發令狀時，國王會谘詢他的秘書處。與阿爾弗雷德以來的其他國王一樣，“懺悔者”愛德華擁有一批由教士組成的文職人員，他們由一位首席文書領導。首席文書這個職位後來發展成了大臣。文職教士的職責之一就是記錄，從盎格魯-撒克遜晚期開始，就有非常詳細的土地普查，記錄土地使用權、海德數量和納稅額。比德的一些評論表明，即使是公元7世紀的諾森布裏亞的國王們也有足夠精確的信息，使之能以準確的海德數來授予土地；從公元8世紀開始，一份名為《部族藏書》(Trib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依賴麥西亞的民族、外省和部落的名字及土地的海德數。因此，我們可以確信，公元9世紀和10世紀的國王有某種財政記錄，盡管無法詳細說明。在“懺悔者”愛德華統治時期，王室秘書處擁有很多案卷，這些案卷列出了各個郡和百戶村土地的海德數、王室土地的數量，以及每一個莊園的名字、業主和價值。我們不是從原始文件本身(盡管有一些殘片存留下來了)，而是從《末日審判書》了解到這些的。如果沒有早期的案卷，那麽1086年的土地大普查幾乎不可能進行得如此迅速、如此徹底。諾曼征服以前的公共記錄的遺失令人痛惜，但僅僅知道它們存在過就足以說明愛德華政府的管理能力。

如果說英格蘭政府在阿爾弗雷德和愛德華的統治之間發生了很大變化，那麽英格蘭社會也是如此。公元1世紀中葉到11世紀中葉，英格蘭的人口和經濟迅速增長。在《末日審判書》之前沒有統計數據，但書麵、考古和地形證據表明後來英格蘭社會的許多方麵都是在這一時期成形的。毫不奇怪，更多的人意味著更大的城鎮。在諾曼征服之前，英格蘭出現了現代意義的城鎮——大批人口聚居，有市場和商人，不同的工匠群體生活在專門的小區，同業行會和行規形成，教堂眾多，還有在某些情況下迅速擴張的郊區。撒克遜時期末的法律法規承認交易中心或“港口”(不一定是沿海地區)和大型自治市鎮，並根據城鎮被允許擁有的鑄幣人的數量來征稅。這些城鎮包括大部分的山丘堡壘和許多大教堂中心，但它們並不一定是古代重鎮。我們甚至無法猜測當地市場的數量，但許多13世紀開始繁榮的市場可能比它們看起來的更古老。

之所以出現這些發展，原因之一是莊園和莊園主越來越多。除了發展緩慢的地區之外，大多數舊的“複合莊園”在11世紀被分割為與現代鄉村教區相對應的更小單元。人口增長了，種植麵積擴大了，過去“鬆散的”農業體製的組成部分如今成為完整獨立的實體。10世紀留存下來的土地租約比公元8世紀和9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加起來還多；大多數租約都是關於出租較小的土地單位，而租給平信徒的比例更高。塞恩階層的範圍擴大，包括了農村的鄉紳，《末日審判書》顯示，1066年英格蘭有數百名莊園主。

這是大多數教區教堂建立的背景。正如國王們和主教們在公元7世紀和8世紀建造大教堂一樣，塞恩在10世紀和11世紀建造了莊園教堂。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有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過公元7世紀90年代一名在私人教堂裏任職的主教)，但是文件和考古資料都表明大多數私人教堂是在公元900年之後甚至公元950年之後建造的。教士組織一定十分混亂：大教堂教區正在慢慢腐朽，越來越多的莊園正在收購對他們的教堂構成競爭的教堂，這些教堂由莊園神父主持。11世紀的教堂(諾曼征服之前和之後)實際上都歸它們的領主所有，它們的功能取決於土地所有者的態度而不是神父的態度——教會的職能是為領主、他的家族和佃農服務。盡管有很多證據表明1700年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教區教堂都是在1066年之前建立的，但我們還不能稱其為正式的“教區體係”。

因此，我們所熟悉的英格蘭鄉村的地標(村莊、莊園主的住宅、教堂)主要形成於撒克遜晚期。根據大主教伍爾夫斯坦在約1010年的記載，莊園主的住宅和教堂是塞恩身份的標誌：“如果一個底層自由民(ceorl)富有了，擁有五海德屬於自己的土地、一座教堂、一個廚房、一口鍾和一個堡壘門，並在國王的大廳裏有一個席位和特殊職位，這樣他才配被稱作塞恩。”這個著名段落中的“堡壘門”引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不必要的爭議——英格蘭在諾曼征服之前是否有城堡？一位將私人城堡與封建主義等同起來的作家確信撒克遜晚期英格蘭不是封建社會，他認為這時期的英格蘭除了共有的山丘堡壘之外沒有城堡。但是，如果一座固若金湯的莊園主住宅被視為一座城堡，那麽有沒有城堡幾乎說明不了一個社會的性質，隻能說明這樣的社會包括一個以土地為基礎的貴族階層。事實上，現在的考古發掘證明，加固的住宅確實存在過，在北安普敦郡的蘇爾格雷夫(Sulgrave)和林肯郡的戈爾索，都發現了約1000至1020年的被河岸和壕溝包圍的複雜莊園建築群。這些遺址表明撒克遜晚期塞恩的普通住宅可能與12世紀和13世紀初的大多數莊園一樣壯觀。

到了埃塞爾雷德二世統治期間，修道院改革已經失去了動力。位於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伯頓修道院(Burton Abbey， 1004年)和位於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Eynsham Abbey， 1005年)是最後建造的大修道院，普遍的政治動**和資源枯竭很快阻止了大規模的資助和建設。然而，愛德華的虔誠使他實施了一個修道院建築項目，這是英格蘭有史以來最宏偉的項目。大約在1050年，他開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老教堂，其規模與強大的英格蘭王國相稱。英格蘭的建築業一片蕭條，但在諾曼底，在過去的40年裏，建築業的發展突飛猛進——與法國貝爾奈(Bernay)和卡昂(Caen)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時期最氣派的建築也要黯然失色了。因此，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愛德華自然地向諾曼建築師尋求幫助。最終建造的教堂即使按照諾曼底的標準也稱得上極其宏偉、富於創新了，它的精美絕倫可能歸功於英格蘭的裝飾傳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威塞克斯家族最後一座偉大的紀念性建築居然是諾曼文化的產物。

盎格魯-撒克遜曆史的最後歲月主要是關於戈德溫家族及其王位繼承問題。愛德華娶了戈德溫的女兒，但到了11世紀50年代早期，很明顯他永遠不會生下繼承人了。愛德華是“剛勇者”埃德蒙二世的兒子，他於1057年帶著他出生不久的兒子埃德加從匈牙利回到英格蘭，但這個幼兒不幸突然死了，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繼承人，但沒有人看好一個孩子能夠登上寶座。挪威國王馬格努斯(Magnus)以及他的兒子哈拉爾·哈德拉達(Harald Hardrada)將自己視為包括英格蘭在內的克努特帝國的繼承人。愛德華對這兩位候選人都不太滿意，如果說他的目光轉到了其他地方，那一定是英吉利海峽對岸。他曾在諾曼底公國——諾曼底迅速崛起，內部組織嚴密——度過了25年的流亡生活。1035年，諾曼底公爵羅貝爾七歲的私生子威廉繼承了公爵之位。我們永遠無法確定愛德華是否許諾過將王位傳給威廉，但我們期望他這樣做。

愛德華因為兄弟被害而無法原諒戈德溫，他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1051年達到頂峰。愛德華的一位諾曼朋友卷入了多佛的一場鬥爭，幾名男子被殺。愛德華命令威塞克斯的伯爵戈德溫率軍攻打多佛，以示報複。戈德溫拒絕了，並舉兵反對國王。國王召集了麥西亞伯爵和諾森布裏亞伯爵的全部軍隊，戰爭一觸即發。但衝突最終得以避免，其原因正如同時代的一個人所說的那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參加戰鬥將是非常愚蠢的，因為幾乎所有英格蘭地位最高的貴族都加入了兩派，並且他們深信，一旦開戰，外國敵人將乘虛而入”。戈德溫失去了支持，他和家人被迫流亡。在接下來的一年裏，愛德華不斷地在宮廷裏起用諾曼人，但是在1052年，戈德溫帶著一支龐大的艦隊殺了回來，國王不得不妥協。諾曼籍的大主教逃回了諾曼底，他的幾個同胞也在戈德溫的要求下被驅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