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都鐸王朝
(1485—1603)
約翰·蓋伊(John Guy)
人口變化
在前工業社會，變革的最大推動力往往是人口或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16世紀，黑死病肆虐後不列顛群島的人口開始迅速恢複，但當時的農業生產能力足以養活增加了的人口。饑荒和流行病多次擾亂都鐸王朝的經濟，並沒有徹底摧毀經濟發展。當然也有積極的一麵，耕地麵積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刺激了農業商業化和企業家的崛起，鼓勵了城市和住房的更新，進口的奢侈品也提升了人們的物質文化追求，刺激了商人的野心。商人們在新大陸和東印度群島開拓投資，並開始在土耳其、俄羅斯、非洲、歐洲大陸和波羅的海地區的傳統市場開展貿易。
1485年之前的一個世紀裏，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英格蘭人口稀少，經濟落後，閉關鎖國。黑死病肆虐後，英格蘭恢複緩慢，基本上是人口恢複的過程，下麵的數字就是有力的證據。在黑死病(1348年)前夕，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00萬到500萬之間。到1377年，人口因持續瘟疫銳減到250萬。英國(不包括威爾士)人口在1525年仍然不超過226萬，從黑死病暴發到亨利八世即位，英國人口統計史的顯著特征是人口沒有增長。但是這一趨勢在1525年之後突然發生逆轉。從1525到1541年，人口增長迅猛，這是一次長期停滯後出現的爆炸性增長。這輪增長在1541年後有所減緩，但人口仍持續穩定增長，僅在16世紀50年代末出現短暫的逆轉；1601年達到410萬。另外，威爾士人口從1500年的21萬增長到了1603年的38萬。
數據來源： E. 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英國人口史，1541—1871》)1981
雖然地主和中間商從商業化農業中獲利，然而其他方麵出現了嚴重問題。對一個農業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來說，需求突然增加，給衣食的供給造成了壓力，這既有積極的一麵也有不利的一麵。16世紀90年代，社會普遍貧困，無數農民家庭和城市居民備受貧困折磨，須依靠教會救濟或民間慈善來維持。通貨膨脹、投資者的土地投機行為、圈地運動、失業、流浪和城市貧民區都是沉屙宿疾，都是人口增長和糧食市場化的常見症狀。在15世紀，農場租金降低——因為很難找到佃農；地主被迫放棄直接利用土地，而以優惠條件把土地租給佃農。農民按慣例租種的土地所繳納的租金，一直比較低；勞役已被現金取代，因為農奴製在1485年基本消失。與此同時，由於1348年以後勞動力緊縮，導致貨幣工資上漲，市場需求下降，糧食價格下跌。
1525年以後，需求增長刺破了由於人口增長停滯所帶來的虛假繁榮的泡沫。對土地的渴求導致土地租金飆升。企業家地主驅逐了農場佃農和公簿持有農[1]。外部投機者以犧牲現佃農利益為代價，把幾個相鄰的農場連接起來，聯合經營以謀利。瘠薄的土地被改造成牧場，以發展更有利可圖的牧羊業。地主或者擅自占地者們圈占公共用地、開墾荒地，導致公共放牧權名存實亡。常見的觀點認為，都鐸王朝時期活躍的土地市場孕育了一個欺壓窮人的、貪婪的資本家階級——雖然這麽說稍顯誇張，但確實沒有幾個地主心慈手軟：在土地所有權不全的代理商中躍然興起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市場，侵擾了眾多合法土地所有人的利益。
通脹和失業給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困難最大。不斷上漲的食品價格，刺激著農民把糧食和飼養的牛拿到城鎮上售賣——尤其是在倫敦地區——而不是用來滿足農村的基本生活。小麥和大麥可以囤積長達三年，或者運到價格最高的市場上賣掉；為了賣個好價錢，趕牛群上市的人可以行走放牧上百英裏。不斷增加的人口，特別是城市人口，給市場帶來了巨大壓力：商品往往供不應求，尤其是在流行病或惡劣天氣導致歉收的年份。以現金計算，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速度開始快於工業品，1525年以後上漲速度更快。按實際價值算，價格上漲比看上去的波動更劇烈——因為人口增長使得勞動力充足而廉價，工資很低。到16世紀90年代，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平均工資和生活水平相應下降，工人一天的工資僅夠支付食宿。身強力壯的人(其中許多是因為地租上漲或公共土地被圈占而流離失所的農民)如潮水般，一批一批湧向衛生條件惡劣的城鎮去找工作。
總的來說，從亨利八世即位到伊麗莎白一世去世，必需消費品價格上漲了5倍。年化價格指數高達100左右，直到1513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20。到1530年，這一數字已經逐漸上升到169。到1547年，即亨利八世去世那年，該指數進一步增長到了231。1555年該指數達到270；兩年後竟達到了驚人的409——盡管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一係列貨幣貶值的延遲效應所造成的。伊麗莎白於1558年即位時，該指數已恢複至中位數230。隨後再次攀升，但升幅更為平穩：1570年為300， 1580年為342， 1590年為396。但16世紀90年代末，雨水過多，莊稼歉收；同時發生的區域性流行病和饑荒，導致1595年指數達到515， 1598年為685， 1600年才降到459。
若把人口數當作x軸，同期購買力指數作為y軸，建立一個關聯坐標，顯然這兩個因素之間的相關性是負的。隨著人口增長，生活水平逐漸下降；1556到1560年間，人口增長先放緩，隨後驟然下降，這時期生活水平開始恢複。之後生活水平再次穩步下降；直到1586至1597年和1594至1598年暴發的短暫自然災害，才打破之前的相關性。盡管自1570年以來，累積增加的雇傭勞動力多少緩衝了這種負麵效應。
換句話說，人口趨勢是決定16世紀不列顛群島命運的關鍵因素，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資本主義企業家、歐洲從美洲進口的白銀、更快的貨幣流通或貨幣貶值。王室戰爭支出、大量借款以及貨幣操縱，加劇了通脹和失業。但經濟生活主要與人口增長有關。
鑒於此，最大的成功即避免普遍的生存危機。在16世紀50年代後期和1566至1571年間，生育率出現下降。伊麗莎白統治時期，結婚的人口比例較低。每隔15年左右就會發生至少一次糧食歉收，導致較高的死亡率——其中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1555至1556年和1596至1597年。任何年份收成不佳所造成的影響，往往要持續到下次豐收或莊稼收割。最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有兩次：從1555年持續到1557年，從1596年持續到1598年。然而，盡管饑荒和疾病對受災區特別是對16世紀90年代的城鎮帶來毀滅性打擊，但是並沒有發生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死亡。無可否認，除了其他困難之外，瑪麗女王政權麵臨著黑死病以後最嚴重的死亡危機：人口在若幹年內減少了20萬，相當於總人口的6%。但是，由於一些地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就地理範圍而言，這不是一場全國性的危機，但人口增長暫時受挫。事實上，16世紀饑荒的年份、強度及其有限的地理範圍表明，饑荒危機正在減緩，而不是隨著時間發展而惡化。同時，相對於更大的人口，死於流行病的人也比以前減少了。在伊麗莎白統治的三分之二時間裏，農村沒有被危機波及，農村人口總是過剩。而且，當這些城鎮的死亡率高得離譜時，農村中的剩餘人口既可以增加務農人口，又能移民到城鎮來、填補城市勞動力的短缺。
都鐸時代也有許多積極的方麵，即使富人變得更富、窮人(尤其是沒有土地的雇傭勞動者)變得更窮，但不同群體之間也有很多不同。例如，農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比建築工人的工資水平低了很多，而一些處於優勢地位的工薪階層，如金屬工人或門迪普(Mendip)的礦工的實際收入，可能略有增加。在大多數地區，工薪家庭並不完全依賴他們的工資來維持生活。多種職業，如國內個體戶和家庭手工業蓬勃發展，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除了住在倫敦內城的居民以外，城鎮居民也種植蔬菜、養豬、養綿羊、養山羊、釀造啤酒。貴族和紳士的家庭傭工，除了少量的現金收入外，還獲得食物和飲品——雖然實物支付到16世紀90年代越來越少了。
建立新王朝
現在看來，長達30年的內戰(玫瑰戰爭)僅僅是斷斷續續的動亂——包括存在短暫的流血；而且，亨利·都鐸在博斯沃思原野戰役(1485年8月22日)大獲全勝，不應僅僅歸功於運氣和時機恰當。博斯沃思原野戰役是決定性戰役，因為理查三世及眾多貴族大臣在戰鬥中被殺；因為理查提前鏟除了最合法的王位繼承人；因為亨利在戰爭前一天機智地宣稱自己為國王，宣布理查餘黨是叛徒。通過迎娶愛德華四世的女兒——約克的伊麗莎白，亨利維持住了那些在一開始就與他一起反對理查的約克王朝背叛者對他的效忠。隨後，他們的孩子陸續出生：1486年亞瑟出生，1489年瑪格麗特出生，1491年亨利出生，1496年瑪麗出生——這樣他就以和平的手段實現了“蘭開斯特和約克兩個顯赫貴族家族的聯盟”。親都鐸王朝的編年史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對此大加讚賞，後來的莎士比亞的曆史劇，對此也備加稱讚。
亨利七世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他能否建立一個新的君主政權，還有待觀察。關鍵在於他能否統治貴族並將王權置於派係之爭之上。國王不應隻是做君主，而應治理國家。長久以來，英格蘭國王一直是“平等者中的領頭羊”，而不是“國王和皇帝”。玫瑰戰爭對農業或貿易造成的損害不大，但卻破壞了對君主製的信心：人們認為國王沒有能力或不願意保護所有臣民的權利。特別是，王室政權已經不再是政治中立者，而是被一些人轉變為派係鬥爭的工具。君主製的所有方麵——特別是法律製度——都深受家庭忠誠、貴族爭鬥、裙帶主義和人際關係網絡的影響。
托馬斯·莫爾認為，愛德華四世去世的時候，他的王國處在“太平盛世”——替愛德華說句公道話，國家重建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就已經開始了。愛德華四世沒有過多建樹，是因為他過於樂善好施，並與伊麗莎白·伍德維爾婚姻破裂，沉湎酒色。他英年早逝預示著理查三世即將篡權。相比之下，亨利·都鐸謹慎、狂熱、機敏、儉樸，有些人認為，他在財務上小心翼翼，到了近乎貪婪，甚至愛財如命的地步。他對君主政權和治國之道的看法，與前幾任國王迥異。亨利將精簡的歐洲政府作為典範，尤其是他在流亡期間接觸過的布列塔尼和法蘭西的行政管理。這位之前沒有執政經驗的國王，對貴族價值觀毫不同情，甚至不惜冒險短期內破壞王國的穩定來反對貴族勢力。15世紀的統治者一般樂意與貴族結盟，但亨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貴族效力於國王的君主政權。為了確保貴族處於從屬地位，他無情地顛覆了他們在當地及其領地的影響力，並把支持他們的鄉紳變成自己的次等侍臣。他決心通過中央集權的宮廷親自統治英格蘭，而不是通過中間機構。這裏仍然存在一種危險，那就是：當亨利遭到謀反的時候，那些擁兵自重的貴族也許會袖手旁觀。
在幾次約克黨鼓動的政變中，得到北方和愛爾蘭支持的冒牌國王蘭伯特·西姆內爾(Lambert Simnel)在1487年發動的叛亂最具威脅力。15世紀90年代珀金·沃貝克(Perkin Warbeck)的叛亂同樣威脅力巨大；直到亨利采取機智的外交手段使支持沃貝克的蘇格蘭、佛拉芒和法國保持中立，叛亂才得以平息。西姆內爾在斯托克(Stoke)戰役(1487年6月16日)中被擊潰，他的擁護者被殺或被赦免，這位年輕的冒充者被納入禦膳房工作。沃貝克於1497年8月落入亨利手中，不久他因仰仗國王的仁慈胡作非為而被絞死。然而他的擁護者深深滲透進了亨利的核心圈子：國王繼父的兄弟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爵士是秘密策劃者之一。對於亨利來說，1497年是決定性的一年，因為他麵臨著接連不斷的事件：康沃爾發生抗稅叛亂；蘇格蘭邊境的動**使得戰爭一觸即發；沃貝克入侵，導致埃克塞特被占領。
消滅了沃貝克後，亨利開始醉心於確保王朝的安全，勇於承擔政治和財政上的義務，以及恢複法律和秩序。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用人時，依據這個人的賢能及對朝廷的忠誠，不在意他的社會地位。在運用王室任免權和搭建樞密院時，這一原則體現得最為明顯。王室任免權是指王室授予官員及其家眷職位、土地、養老金、年金或其他津貼，是政治控製的主要武器。所有臣民，無論是尊貴的貴族還是卑微的騎士、紳士，都會為了從國王那裏分得更多利益而相互競爭。無論地位多麽高的貴族，都加入了有失尊嚴的爭搶。亨利根據有限資源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王室任免權製度，還對具體授予情況進行審查，以確保其支出能有預期的回報。《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頒布前的歲月，王室資源有些捉襟見肘；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也是如此。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由亨利七世設定分配王室任免權的頻次和標準；這種做法的危險之處在於，如此嚴苛的條件，不但會顯得過於吝嗇而且資金額度太少，又不能及時下發，極大地削弱了王室仆人和追隨者的士氣甚至忠誠。
1497年的危機過後，亨利的辦法成了“胡蘿卜加大棒”的有機結合。在他的龐大且活躍的樞密院，他推廣會議磋商——這種方式一方麵鼓勵了委員們經常參會，但另一方麵使得會議變得枯燥無味。在16世紀30年代重建樞密院之前，所有貴族都可能是樞密院委員，其政治身份取決於參加樞密院會議的頻次。在威斯敏斯特，樞密院設在“星室法庭”(又稱“星座法院”，其大廳的蔚藍色天花板上裝飾著帶金箔的星星)，這裏既是樞密院開會的地方，也是一個法庭。在議會休會期間，星室法庭成為國王、大臣們和貴族的主要聯絡點，一直到大法官、樞機主教沃爾西(Wolsey)1529年垮台。在亨利七世當權期間，星室法庭討論的問題(如內部安全、國防及外交事務等)必須得到權貴的支持，因為他們也是軍隊的集結人和首領。龐大的樞密院從未討論過亨利七世的財政或執法政策，這些議題要交給那些精通法律的樞密院成員和附屬審計法院的成員。但是，亨利把出席宮廷節日以及樞密院會議作為大貴族身份的一部分，這大大消除了關係疏遠的貴族帶來的威脅——這種威脅源於可能缺乏溝通以及貴族們在政治圈裏的孤立地位。
接下來，亨利下定決心把城堡和駐軍的指揮權，甚至對軍事活動的監督權，都集中到他的內臣手中。如果他覺得貴族行使權力時藐視王室利益，他會對領地的貴族勢力發動直接攻擊——這種攻擊發生過若幹次。攻擊通常是，要麽通過法律對其不法行為進行指控和罰款，要麽采取更為嚴厲的懲罰：剝奪公民權和沒收財產。
例如，伯加韋尼勳爵喬治·內維爾(George Neville)於1507年在王座法庭受審，罪名是非法保留一支私人軍隊。他認罪(人們在亨利七世統治下都會認罪，因為認罪會罰得少點)，被罰款70 650英鎊。按當時每人每月5英鎊的平均薪酬算，相當於他從1504年6月10日至1506年12月9日的30個月裏雇用了471名男子。這支所謂“軍隊”似乎包括25名鄉紳、4名教士、440名自耕農、1名修鞋匠和1名補鍋匠——朝廷對細節掌握得太精確了。在原則上，亨利當然不反對保留私人武裝：他尊重伯加韋尼的“軍隊”，下至最後一名肯特郡的補鍋匠，就像尊重其真正的領地主人一樣(更美妙的是由伯加韋尼承擔這支隊伍的開銷)——前提條件是這支軍隊首先要服務於國王。盡管亨利采取了防禦性外交政策，還是讓英格蘭卷入了歐洲事務的紛爭中。1501年其子亞瑟王子(Prince Arthur)與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閃電式婚姻，提升了亨利在歐洲的聲望；而他與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的協議，迫使他於1492年率領26 000人的大軍短暫入侵法蘭西。除了從王室自己的領地上招募的士兵和要求貴族提供的士兵之外，英格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英格蘭國王——擁有的士兵數量很少。因此，伯加韋尼的案件頗具懲戒性和警告性，其罪行並非如判決所述。事實是，這是一支私人軍隊，其主人的忠心受到亨利的懷疑，他出身約克黨，而且此人與1497年發生的康沃爾叛亂有很大牽連。
剝奪公民權和沒收財產這一懲罰手段要嚴厲得多。剝奪公民權指議會法令判定嫌疑人犯了叛國罪，並宣布沒收其財產，歸國王所有，且宣告其血統已“腐化”。該手段實施的結果往往是受害人被執行死刑，但並不一定完全沒收其土地。多數剝奪公民權的案件後來都被撤銷了，做出有利於其繼承人的判決——但並不是全部的財產都得到歸還。亨利七世執政期間，共有138人獲此罪名，其中86人自始至終未被平反。亨利七世隻平反了46人，亨利八世平反了6人。與亨利六世、愛德華四世，甚至理查三世執政時期相比，這些數字相形見絀，反映了都鐸王朝政策的嚴酷性。
這位新王朝的開創人在執政後期，政策嚴酷過了頭。1506年，他委任一位外來的教會稅征稅者波利多爾·維吉爾(Polydore Vergil)來撰寫英國史。正是波利多爾寫道，1502年後，都鐸王朝的第一位君主變得貪得無厭：
他用比以往更嚴厲、更苛刻的手段對待人民，以便(正如他自己聲稱的那樣)讓人民更加徹底地服從於他。人民對他的做法有另一種解釋，他們認為自己遭受痛苦不是由於自己的罪孽，而是由於君主的貪婪。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一開始就是出於貪婪，但後來貪婪已經昭然若揭了。
圍繞亨利的意圖的爭論仍然激烈。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有三點是明確的。首先，他的罰金額度從100英鎊到10 000英鎊不等，根據他認為被罰款人可接受的程度而具體實施。這些罰金旨在讓政治國家——特別是貴族——任由國王擺布，並避開正當的法律程序。如果任何人被認為行為不端，他隻會因拖欠罰金而被起訴：無法就被指控罪行的性質或程度提起訴訟。換句話說，亨利七世用收罰金代替法律，而約翰王和理查二世用空白憲章代替法律。其次，亨利的兩位重臣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達德利(Edmund Dudley)賄賂了法官，以做出對國王封建權利有利的裁決。最好的例子是威斯特摩蘭伯爵莊園一案。在案件中，議會要展開調查，以糾正亨利八世執政時期的問題。最後，亨利七世出售重要官職，包括法律要職。他兩次高價出售了普通訴訟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職位，還出售了司法大臣、主事法官和下議院議長的職位。
通過這些手段，亨利七世在玫瑰戰爭之後恢複了王朝的穩定。他建造了新的宮殿，並將宮廷變成了政治熔爐，將貴族的地位降格為侍從。他開始建立一個由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權國家，並通過確保唯一幸存的兒子的繼承權而企圖使自己的王朝不朽。但是人們高估了他的財力。盡管從罰款和勒索中積累了大量資金儲備，但在執政後期，外交上浪費了大筆資金，而且由於亨利過於吝嗇，未能足額支付主要官員的薪資，迫使他們去壓榨地主和富有的商人，達成私下交易，中飽私囊。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亨利·懷亞特爵士(Sir Henry Wyatt)，他以超低價從王室債權人，特別是肯特伯爵那裏購買土地。是國王明知他們所作所為卻又故意佯裝不知？還是為了能在他們犯錯時有理由剝奪其財產？還是說，國王並未盡其治國之責？
年輕的亨利八世
亨利七世於1509年4月21日晚11點駕崩，兩天秘不發喪，而他的議員們在進行著緊張的運籌帷幄以保飯碗。亨利八世在差兩個月18歲時成為國王，大張旗鼓地開始了他的“盛世”。獲得教皇朱利葉斯二世(Julius II)允許之後，他首先迎娶了哥哥的遺孀：阿拉貢的凱瑟琳——這場聯姻勢必產生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影響。接著他逮捕了恩普森和達德利，把他們在倫敦塔囚禁了一年之後以叛國罪處決。年輕的亨利已經開始並打算繼續用一個又一個無恥的手法。他的性格富於魅力，咄咄逼人，有時甚至有些病態。他的唯我獨尊、剛愎自用和焦躁不安，都是他能幹但二流的頭腦和被嬌慣的童年的產物。和他的父親一樣，亨利旨在擴大王權——但更多的是出於個人原因而不是出於政策和治國的理想。
年輕的亨利渴望征服，自視為“勇士國王”，欲模仿“黑太子”愛德華和亨利五世在法國的輝煌戰功。盡管法國瓦盧瓦王朝成功鞏固了領土，並將歐洲政治重心轉移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亨利仍渴望再次發動與法國的百年戰爭。他的騎士夢及代價高昂的戰爭(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一再打擊了議員們提出建議的努力。然而，雖然人們都知道像鹿特丹的約翰·科利特(John Colet)和德西德裏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抨擊戰爭，但不要忘了，在文藝複興時期，為了捍衛“榮譽”，是不惜發動戰爭的。“榮譽”是貴族文化的基石；統治者認為，與他們的臣民不同，他們沒有可以替他們伸冤的“上級”，因此在外交失敗時別無選擇，隻能接受戰爭的“仲裁”。此外，戰爭是“國王們的消遣”。亨利八世與他的歐洲對手，特別是法國弗朗索瓦一世在王權和領土上進行爭奪，又被迫承認了簽訂的條約，甚至接受了民眾的要求。亨利八世統治時期，遭到了自亨利五世以來來自法蘭西的、最肆無忌憚、最大範圍的入侵。事實上，隻有少數同代人認識到文藝複興時期的戰爭會造成嚴重的短期經濟損失。
亨利選擇了紅衣主教沃爾西擔任他的第一任首席大臣。在這位驕傲且高效的主教掌權期間，亨利國王顯得平易近人。已故國王的兩位遺囑執行者被亨利八世逮捕、處決之後，沃爾西一路高升。亨利八世執政初期，這兩人就已是老議員，他們曾策劃決定：當這位年輕的國王以自己的名義行使王室任免權，就必須由他們中一人或經常兩人的聯署簽名。熱衷於王權不受約束的亨利，很快開始抵製這一做法。由於沃爾西(當時仍是一位宮廷神父和施賑員)經常被議員們派去向亨利匯報，他就有機會私下向國王提出建議。正是由於這些交流，亨利(根據沃爾西的首席門役的敘述)發現，他的這位施賑員“是議會中能幫助實現國王意願和樂趣的、最誠懇、最合適的、唯一的人選”，沃爾西因此得到提拔重用。
國王早期的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沃爾西組織的。特別是1513年亨利親自率軍入侵法國北部，馬刺戰役(8月16日)後占領了泰魯阿訥(Thérouanne)和圖爾奈(Tournai)。占領的城鎮沒有什麽戰略價值，但國王卻很高興。另一次入侵已經計劃好了，但亨利的盟友不可靠，於是沃爾西試圖與法方談判達成一份英法協議(1514年8月)。但是隨著路易十二駕崩、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1月1日)，談判破裂。但沃爾西於1518年與法國達成了新的條款，將這些條款轉變為一份耀眼的歐洲和平條約。教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班牙、法國、英格蘭、蘇格蘭、威尼斯、佛羅倫薩及瑞士都分別與其他國家簽訂了一份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包括一則戰時互助條款。沃爾西一下子將倫敦變成歐洲的中心，亨利八世成為其東道主。這一出重頭好戲本可以更加引人注目，因為這也是教皇的如意算盤，卻被沃爾西搶了頭彩。1520年，在所謂的“黃金穀”〔位於加來附近的兩個小鎮基尼斯(Guisnes)和阿德爾(Ardres)鎮之間〕，亨利與弗朗索瓦一世在一場令人矚目的、名為“金布圍場”的體育盛會上比武，被人們譽為世界第八奇跡。1522年和1523年的更多戰役，讓亨利的軍隊挺進巴黎不足50英裏的地方。在那之後，最好的時機出現了：亨利的盟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帕維亞戰役中擊敗並俘虜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2月24日)。但若不能利用這個機會，亨利會再次與法國握手言和。
沃爾西在1515年聖誕節前夕被任命為大法官，他聲稱自己在國外是個調解人，在國內是個社會改革家；但若發生什麽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於利他主義動機之前。他最大的資產是他在英國教會中獲得的特殊地位。對亨利和沃爾西來說，要強迫教皇授予沃爾西“終身全權使節”頭銜，這意味著他將成為英國教會的最高權威，並可以自己召集教會理事會和宗教會議。利用這些權力，沃爾西設法讓整個英國教會和教士都服從都鐸政府和稅收製度。看上去好像暗地裏艱難地達成了妥協，即亨利同意教會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仆人的教士來掌控，而教士們也接受了這一事實：服從神職領袖要比服從世俗統治者更好。因為毫無疑問，沃爾西上台會保護教會，避免教會裏充斥著平信徒的觀點。
麻煩的是，隨著國家穩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複，英格蘭又受到越來越多其他力量的衝擊。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批判中世紀的經院主義，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學術和簡單的“基督哲學”；他的思想迅速席卷北歐。作為托馬斯·莫爾的密友，伊拉斯謨多次前往英格蘭，於1511年至1514年間在劍橋編著了聖傑羅姆(St. Jerome)的書稿和《希臘文新約聖經》。他的追隨者們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戰教會當局了。那一年約翰·科利特在宗教會議上布道時，抨擊了神職人員的胡作非為，並要求教會實行內部改革。伊拉斯謨的布道激怒了教會，但他繼續呼籲宗教複興，用犀利、詼諧而機智的言辭批評教士和修士以及教會迷信，甚至批評羅馬教皇製度本身，讚美科利特的傳道。在德意誌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公開挑戰教皇權威之前，伊拉斯謨出版了《基督教騎士手冊》(1503年)、《愚人頌》(1511年)和《一個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臘文新約聖經》的最終版本時，學者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異常喜悅，因為最後他們喝到了來自源頭的清泉。
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年)更為複雜。這本書妙趣橫生地描繪了一個虛構的社會，一群異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則生活在一個偏遠的島嶼上。烏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啟示。該書隱晦地將他們良好的社會風俗和開明的態度，與現實中歐洲基督徒低劣的行為標準進行比較，無聲而震聾發聵地控訴了後者。書中諷刺並挖苦說，基督徒需要從異教徒那裏學習很多東西。
但伊拉斯謨和莫爾的世界觀是不堪一擊的。即使沒有路德的挑戰，他們的觀點也不會長久立於不敗之地，因為在其體係中信仰和理性存在矛盾。莫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信仰優越於理性，且天主教的信仰必須得到捍衛——因為這是來自上帝的戒律，但伊拉斯謨相信人的理性，不能接受上帝通過讓人們相信那些已經被有識之士質疑的東西來檢驗他們的信仰。路德(至少在開始時)十分感激伊拉斯謨，但是他們因為對信仰和理性持不同意見而激烈爭辯。很快，路德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伊拉斯謨。路德和他的追隨者宣揚，單憑優秀的作品和天主教會的聖禮是不夠的。恩典，也就是救贖，完全是按照公正仁慈的上帝的意誌：善者(或“上帝的選民”)收到信仰這份禮物，信仰與他們自己的行為(或自由意誌)、教皇或教士的行為(或自由意誌)無關。路德說，這才是基督真正的福音。
這種“新學問”的興起，正如其名，成為16世紀二三十年代最有力的力量，那時路德的思想和許多書籍開始滲透到大學、倫敦市、倫敦四大律師學院，甚至進入了王室宮廷。在劍橋大學，受影響的人包括牧師羅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托馬斯·比爾尼(Thomas Bilney)，他們在倫敦和東盎格利亞傳播了“神的話語”。沃爾西在托馬斯·莫爾的協助下，堅定地消除異端，但沒有成功。他的批評者指責他不願采取火刑——因為沃爾西會燒書和監禁人，但是每當想到自己要把人扔到火裏時，他體會到了伊拉斯謨所說的“人的恐懼”。然而，路德呼籲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了個人的宗教主觀性，滿足了人們聆聽《聖經》的願望，表達了他們對教皇和教會的不信任。
受過教育的平信徒的期望，反映了文藝複興時期人們的普遍願望，人們越來越多地尋求在《聖經》文本和《聖經》故事(最好帶插圖的)中找到信仰，但是英文《聖經》一個多世紀以來在英格蘭一直是非法的：主教認為，英文《聖經》——即使是官方版本，也會通過允許人們形成自己的宗教觀點而鼓勵異端邪說。但是，印刷術的發明，給歐洲的思想傳播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包括新教思想的傳播。流亡海外的英國人開辦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宗教書籍和受路德派啟發的《聖經》，它們湧入英國，特別是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翻譯的英文《聖經》。民眾對英文版《聖經》有持久廣泛的需要。亨利八世本人十分開明，讚同這一需求，於是1535年科威德勒(Miles Coverdale)翻譯的官方英文版《聖經》終於出版了。
亨利的離婚和英國的“帝製”王權
雖然阿拉貢的凱瑟琳生了五個孩子，但她的婦科病史是她不幸的根源。存活下來的隻有瑪麗公主(生於1516年)。到了1527年，凱瑟琳已經過了更年期，而亨利卻迷戀上了安妮·博林，甚至背著沃爾西，將他的秘書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派到羅馬，尋求迎娶安妮·博林所需要的教皇豁免。盡管解除王室婚約並不罕見，但亨利沒有一開始就堅持隻提離婚，所以問題就不能很快得到解決。實際上，他告知當時的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當初允許他與凱瑟琳結婚的豁免一直是無效的，從而將爭論的焦點從婚姻法轉到了教皇權力的敏感區——這就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如果尤利烏斯二世(Julius II)當初的豁免是無效的，那一定是因為聖彼得的一位繼承人犯了錯，或者一開始就無權製定這樣的法律文件，這豈不是顯得教皇的地位還不如一個世俗權力比他大的立法者？
亨利意識到，西方基督教世界少數人的觀點也正是這個意思。他是十足的自大狂，沉迷於自己的說服力：認為他和上帝的意誌是一致的；教皇的至上權威是偽造的，是人類發明的一種伎倆，用來剝奪國王和皇帝的合法頭銜和遺產。他開始回顧英國“帝國”過去的黃金歲月，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和盧西烏斯一世(Lucius I)統治時期，亨利崇拜的統治者擁有神聖強大的權力，就像《舊約》裏的國王們一樣——事實上，沒有盧西烏斯一世這個人，他隻是一個神話，是中世紀編年史家虛構出來的。但亨利的英國“資料”表明，這位盧西烏斯是一位偉大的統治者，是英國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國王，曾把自由和財產賜予英國教會，然後寫信給教皇聖愛琉德理(Eleutherius，他曾經是個真實的存在)，要求他傳授羅馬法。然而，教皇答複說，盧西烏斯不需要任何羅馬法，因為他已經有了《不列顛法律》(lex Britanniae)，這就足夠了：
在你的王國裏，你是上帝的代理人，讚美詩作者說：“上帝啊，請賜予國王你的判斷力，賜予國王的兒子你的公正”(讚美詩lxxii：i)……國王有統治的名義，但不等於擁有一個王國。若統治得好，你將成為國王；反之，你將不再是國王……上帝授權你統治英國，你可以永遠與上帝共同治理；在這個王國，你就是上帝的代理人。
“上帝的代理人”(Vicarius Dei)——“基督的代理人”。難以置信的是，亨利的離婚讓他相信自己的王權可以淩駕於英國教會之上。
1529年10月，亨利驅逐了沃爾西，沃爾西絕望地做了妥協，因為作為紅衣主教和教皇終身全權使節，他的權力來自教皇。他任命托馬斯·莫爾為新大法官——但這一舉動適得其反，因為莫爾不支持亨利離婚，還很快辭了職。與此同時，亨利召集議會——這是英國曆史上第一次，議會作為一個全權立法機構與國王合作。亨利和議會為讓英格蘭逐步脫離羅馬教廷，頒布了一係列革命性法案：《上訴法案》(1533年)、《繼承法》(1534年)、《至尊法案》(1534年)、《叛逆法》(1534年)和《反教皇權力法》(1536年)。《上訴法案》宣布了國王作為神聖“帝王”的新地位：所有英國司法管轄權現在都來自國王而不是教皇，無論世俗的還是宗教的。《至尊法案》宣布，英格蘭國王是“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頒布《繼承法》是解決王位繼承順序的第一項措施，即使是托馬斯·莫爾也同意，其原則上合法，但他憎惡法案的序言指責亨利和凱瑟琳的婚姻。托馬斯·莫爾、羅切斯特主教費舍爾(Fisher)及倫敦卡爾特教團(London Carthusians)——這些最苦行、最受人尊敬的教皇權威和阿拉貢公主婚姻合法性的監護人，因“拒絕接受”亨利八世的王權至尊而遭到《叛逆法》的審判。剝奪國王或王後(現安妮·博林)的“尊嚴、頭銜或皇室地產”，即否認亨利的至尊王權，依據《叛逆法》的條款，這些都是叛逆罪。1535年夏，該法案的受害者，所有被亨利懷恨在心的殉教者都被絞死或處決。一年以後，《反教皇權力法》的頒布，讓英格蘭完全脫離羅馬教廷，消除了教皇在英國的殘餘宗教權威。
安妮本人出乎意料地成了亨利惡行的受害者。亨利秘密迎娶了她之後，她很快就懷孕了，於1533年9月7日生下了未來的伊麗莎白一世。但亨利痛苦地發現孩子不是他預期的男孩，很失望。後來安妮兩次流產，第二次，據說死胎是一個十五周大的男嬰。這時亨利愛上了珍·西摩(Jane Seymour)。亨利深信上帝詛咒了他的第二次婚姻，於是很快在1536年5月的宮廷政變中處決了安妮，好讓他在不用離婚、不用拖延地迎娶第三任妻子。
亨利隨後任命第二任首席大臣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協助他治國。克倫威爾是普特尼(Putney)一家旅館老板的兒子，也是沃爾西的前法務官，崛起之初是博林家族(the Boleyns)的門客。到1532年1月，他已經開始管理議會了。克倫威爾擔任過掌璽大臣、國王秘書、樞密院議長及亨利的(世俗)攝政官或宗教事務代理人等職務，一直活躍在政治中心。當亨利後來意識到他是個隱藏的路德派教徒之後，他於1540年6月倒台。當然，克倫威爾作為攝政官致力於改革，用《聖經》原文淨化教會。他與博林家族的神父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密切合作，克蘭麥被亨利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倫威爾並沒有否認基督真實存在於聖體聖事中，也沒有用過多言語來教授路德的“因信稱義”。但他頒布的針對教士的禁令(1536年，1538年)，抨擊了對聖徒和聖像的盲目代禱，否認了天主教徒對煉獄的信仰，是禁聖像運動的先聲。有人向亨利告發，克倫威爾在加來秘密保護一群激進的新教徒，所以亨利收回了對克倫威爾的支持，並以異端邪說和叛國罪的指控，剝奪了克倫威爾的公民權。
但這發生在克倫威爾第一次解散修道院之後。較小的修道院在1536年就消失了；兩年後更大的修道院也消失了，因為亨利決定將修道院作為“天主教”的堡壘。大規模的民眾(並與之相關的)叛亂打斷了這一進程。叛亂主要發生在林肯郡和約克郡，並持續了長達六個月之久。鎮壓者們用戒嚴、絞刑示眾、不斷背棄亨利八世對叛亂分子所做的承諾等手段，對叛亂進行了殘酷鎮壓。但是掃**很快就完成了。截至1539年11月，共查禁560所修道院。到此時，年價值13.2萬英鎊的土地、價值7.5萬英鎊的金銀器和其他貴重物品，都落入了“王室歲入增收法庭”——這是一個由克倫威爾設立、用來管理教會財富的新部門。
人們經常爭論解散教會的長期影響，可以很方便地將這種影響分成意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的結果是，亨利消滅了最後抵抗王權至尊的核心力量。他在原教堂的幸存建築物和捐款基礎上建立了六個新教區：彼得伯勒(Peterborough)、格洛斯特、牛津、切斯特、布裏斯托爾和威斯敏斯特。最後命名的教區在1550年遭遺棄。亨利給大學提供很少的資金，為基督堂、牛津大學、三一學院和劍橋大學提供新的員工和修訂後的章程。最重要的是，王室的固定收入幾乎翻了一番。但是維持了多久？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通過解散教會所聚斂的財富，很快被蠶食殆盡。因為一方麵亨利在16世紀40年代肆意揮霍，另一方麵，平信徒要求通過提高國王任免權來分一杯羹，以及提高侍臣的薪水(這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
意料之外的後果包括：精美的教堂建築遭大規模破壞，中世紀的金銀珠寶被熔化，圖書館遭洗劫——這些都是“合法的”破壞行為。教士的士氣立刻大減。聖職授任的候選人數急劇下降；很少有人相信亨利的宗教改革與宗教生活、與上帝有任何聯係。在上議院，主教的消失意味著教會投票已經逐漸失效，使得兩院中平信徒占了優勢地位。主教曾擁有任命五分之二教區神職人員的權力，當原宗教地產被出售之後，這些權力被轉移到平信徒手中。至於解散修道院的社會影響力，北方郡縣受到嚴重衝擊，因為北方的修道院比南方提供了更多就業和貧民救濟，在國家經濟中占據了更為關鍵的地位。
卡爾特教團在審判中稱亨利是一個殘忍的敲詐勒索者，但他們的裁決卻忽視了一個更大的格局。亨利革命的影響涉及之廣，將遠遠超出英格蘭和教會，因為王權至尊的理念誘使他企圖在不列顛群島建立領土更遼闊的“帝國”。他貪婪地盯著北方邊陲、威爾士、愛爾蘭和蘇格蘭，渴望恢複前任君主們開啟的更宏偉的殖民進程。他的方針政策沒有宏大的建國理論支撐，部分是出於對“教皇主義”的恐懼。不可否認，除了蘇格蘭之外，所有這些地區都已在都鐸王朝統治之下——即使有名無實。國王的令狀傳到特倫特河(Trent)以北地區，受到不同程度的輕視，邊境地區、威爾士和蓋爾族人居住的愛爾蘭更是對之視而不見。盡管亨利七世壓製了“權力過大的”臣民，但在邊遠地區，真正有影響的人仍然是擁有當地土地的貴族。
英格蘭與蘇格蘭的邊界，在地圖上仍然沒有劃分清楚，長期以來一直是個問題：治安很差，小偷出入頻繁。當地的權貴維持著邊境地區的和平，但他們的職務幾乎都是建立在世襲的基礎上，於是被敵手視為罪犯。雖然這種批評有失公允，但亨利卻聽信敵手的話，特別是開始質疑吉爾斯蘭的達克雷勳爵(Lord Dacre of Gilsland)的忠誠，指控其犯有多起叛逆罪。
越來越偏執的亨利開始相信一群地方貴族正在策劃推翻他。愛爾蘭構成了最大的威脅，因為在帕萊(the Pale，英國在愛爾蘭的管轄區，位於都柏林附近)以外，蓋爾人的貴族是堅定的天主教徒，他們要麽拒絕納稅，要麽放棄古愛爾蘭習慣法布裏恩(Brehon)或習俗。亨利七世曾把王權授予一個值得信賴的權貴家族：菲茨傑拉德家族(the Fitzgeralds)的基爾代爾伯爵，以期獲得他們的忠誠。該家族憑借在蓋爾人社區的實力，在帕萊地區擁有大批擁護者。
威爾士距離更近，那裏的紳士也更順從，但仍然存在威脅。多年來，威爾士公國和領主管轄區域均無視英國法，管轄權衝突讓嫌疑犯從一個領地逃竄到另一個領地。陪審團成員的腐敗很常見，在法庭甚至出現過動槍的事件。亨利視威爾士為“天主教”叛亂分子的避風港。他對威爾士極為關切，因為從威爾士征來的稅收和馬匹，對王室軍隊越來越重要；而且，將部隊派往愛爾蘭的最佳路線，是通過威爾士的切斯特港。
1534年，克倫威爾派遣一支特遣部隊進入威爾士，奉命鏟除“教皇黨人”，依據英國法判處他們叛國罪和其他重罪。1536年和1543年的《聯合法案》讓他的行動登峰造極。該法案將中世紀公國和領主管轄區域納入12個受英國普通法管製的郡，在威斯敏斯特有議會代表，並且建立以英國巡回法庭為藍本的法律體係。威爾士接納了英國的法律和郡縣行政管理模式，並成立了更新的威爾士地方議會和高等民事法院，來管理該地區的國防和司法體係。威爾士完全接受了王室令狀以及英國租地製度的原則。
與此同時，在一次鉗形攻勢中，亨利突襲了達克雷勳爵和菲茨傑拉德家族。1534年，達克雷以叛逆罪受審——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證明無罪，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亨利執政時期被無罪釋放的貴族。但亨利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再次逮捕了達克雷，向他開出1萬英鎊的天文數字的罰款，並且禁止達克雷到距倫敦10英裏之外的地方。
亨利憑借一支龐大的軍隊，於1535年8月才將愛爾蘭叛亂平息，付出的代價是1500名英國士兵的生命和4萬英鎊。亨利對如何處理叛亂分子頭目問題猶豫不決。他曾經處決了一些人，但導致反抗愈演愈烈，險些使鬥爭變成蓋爾人的獨立戰爭——這迫使他采取代價高昂的“愛爾蘭英國化”幹涉主義政策。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在1541年，他將自己的官方頭銜從愛爾蘭的“領主”改為“國王”。他被愛爾蘭人的嘲笑所激怒——因為愛爾蘭人嘲諷他的“王室財產”是由教皇授予的。這位教皇是阿德裏安四世(Adrian IV)，他頒發的《褒揚令》把愛爾蘭的領主權授予了盎格魯-諾曼人，意味著亨利“擁有的”愛爾蘭是教皇的封地。
至於蘇格蘭，亨利一再試圖阻止詹姆士五世與法國或西班牙結盟——因為這樣的話，可能導致蘇格蘭繼續支持教皇。亨利的幾位天主教反對者已經逃到蘇格蘭去了，包括詹姆斯·格魯菲茲·阿普·鮑威爾(James Guffydd ap Powell)。這位威爾士反叛者能言善辯，憑借他的三寸不爛之舌，擺脫了在倫敦塔的囚禁，攜帶妻兒一起逃往蘇格蘭——在那裏他請求詹姆士五世幫助威爾士起義，反抗亨利。
亨利對詹姆士終於失去了耐心，因為詹姆士允許蘇格蘭人加入愛爾蘭叛亂。亨利知道自己不能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所以起初他嚐試過和解，授予他的外甥詹姆士嘉德勳章，並給他寄了一封要函，替自己的王權和王權至尊理論辯護。遭到詹姆士的冷遇後，亨利轉而威脅他——這激怒了詹姆士，他提出自己的“帝國”主張，並於1537年迎娶了一位法國公主——盡管這位公主悲慘地去世了。詹姆士很快又娶了另一位法國公主，吉斯(Guise)家族的瑪麗。此後，亨利征服蘇格蘭的野心，讓他在16世紀40年代發動了對法國和蘇格蘭的戰爭，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索。
亨利這樣有恃無恐的原因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生下了合法的男性繼承人，盡管她於1537年生下愛德華王子十二天後就去世了。亨利的第四任妻子是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 1540年1月的這場婚姻是為了贏得歐洲盟友。安妮雖然性子溫和，但相貌平平，不適合當王後；離婚很容易，因為亨利和她從未圓房。接下來是凱瑟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一位意氣風發的女性，曾是安妮的伴娘，並於1540年7月成為亨利的第五任王後，也就是在掃除克倫威爾的政變一個月後。凱瑟琳於1542年2月因通奸罪被處決。最後，亨利在1543年7月娶了溫柔可人的凱瑟琳·帕爾(Catherine Parr)。凱瑟琳兩次喪偶，溫柔賢惠，虔誠信教，幕後做了許多保護福音派改革者的工作；直到她的繼子執政，他們才得以再次出人頭地。
盡管如此，亨利還是將優勢轉化為危險：對內幹預蘇格蘭，對外與法國開戰，兩頭作戰、壓力重重。1543年，他利用索維莫斯戰役的戰俘作為蘇格蘭親英派的核心，迫使蘇格蘭簽訂《格林尼治條約》。該條約計劃讓愛德華王子和瑪麗·斯圖亞特結婚，實現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聯姻。接下來，他與查理五世正式結盟，計劃在第二年春天聯合入侵法國。但可以預見，這次行動並未協調一致。亨利被輕易占領布洛涅的勝利所迷惑，而查理則在克雷皮(Crépi)單方麵與法國締結合約後撤兵，讓英軍側翼暴露無遺。這場耗資巨大的戰爭一直持續到1546年6月，當時弗朗索瓦一世同意英格蘭可以統治布洛涅八年——前提是布洛涅回歸的時候要附帶亨利花巨資修建的新堡壘。作為回報，弗朗索瓦放棄了蘇格蘭，並含蓄地簽署了《格林尼治條約》，但為時已晚。亨利對蘇格蘭的“粗暴求婚”(後人都這麽認為)事與願違。他在蘇格蘭的親英派已崩潰，蘇格蘭人拒絕了《格林尼治條約》：赫特福德伯爵(珍·西摩的哥哥，也是亨利優秀的指揮官)支持亨利的立場，被迅速提拔，率領12 000名英軍前往北方征討。軍隊在邊境地區和蘇格蘭低地造成巨大破壞，但遭人憎惡、效果適得其反。通過對愛丁堡燒殺搶掠，他用英國人的恐怖主義統一了蘇格蘭。
亨利於1547年1月28日淩晨去世。他蔑視教皇，擴大了王權，建立了英格蘭教會，並確立了英格蘭教會可以維係400年的大框架。在沃爾西和克倫威爾的輔佐下，他一門心思關注如何與更強大的對手較量。宗教戰爭得以避免，叛亂被鎮壓。神職人員受製於這個世俗國家，議會的權力增加，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正在成形。同時，亨利操縱法律，對忠誠的仆人和敵人同樣殘酷無情，近乎暴政。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就像是一條擱淺的鯨魚：在天主教和新教兩個對抗的信仰體係的中間擱淺。他抵製教皇和有關煉獄的天主教教義，同時也沒有接納新教作為替代品，聲稱尋求“中間道路”，並將自己描繪成教會和國家的最高“仲裁員”。他選擇在同一天燒死三位新教福音派成員和三位“天主教”神父，就為了表示他對兩派信仰“不偏不倚”。
王室少數
亨利八世之死，在帝國權力中心留下了真空。根據1554年通過的第三個《繼承法案》的條款(這一法案由議會在亨利離開英格蘭、率軍占領布洛涅不久前通過)，瑪麗公主和伊麗莎白公主的繼承順序在愛德華王子之後，並且若國王在愛德華成年前去世，那麽權力將被授予亨利在最後的遺囑中提名的攝政委員會。
1547年，愛德華9歲。人們議論紛紛，是未成年男性，還是女性繼承人來統治國家？這樣的話題常常引發非理性的恐懼和16世紀典型的衝動。未成年男性的統治，比成年女性的統治更容易被人接受，有不少先例可循：由攝政委員會執行政府職能，直到年幼的國王長大到被宣布為“成人”。此外，可以指定護國主或攝政總督與攝政委員會協商，“宣布”(或在行政上執行)國王的遺囑。這樣的框架，提升了樞密院在政治中的作用，並且可能刺激宗派之爭，因為主要樞密院委員競相擔任護國主或攝政職位(兩個職位可能由兩個人分別擔任，或者由一人兼職)。例如，亨利六世在15世紀50年代精力不濟時，約克公爵努力抬高自己及其政策，而不考慮給王室造成的損害，這威脅到了君主製的慣例以及貴族和議員的利益。實際上，約克公爵的行為是玫瑰戰爭的導火索。
根據遺囑，亨利八世任命了一個由16名成員組成的攝政委員會，負責治理國家，行使王權，直到愛德華年滿18歲。該委員會成員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進行統治。遺囑中沒有條款說要任命一位攝政王。在這種情況下，亨利八世駕崩時的情形，與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的情況類似。他的死訊三天後才被公開，而赫特福德伯爵挾持了年幼的國王，並侵奪了已故國王存放在秘密珠寶屋裏的財產。1547年1月31日，攝政委員會聽別人宣讀亨利八世的遺囑，表麵上一致同意任命赫特福德為護國主和愛德華的攝政。不到一周，赫特福德仗著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的縱容，推翻了亨利的遺囑。佩吉特是亨利八世的最後一位秘書，也是都鐸王朝中期法院的幕後操縱者。赫特福德自封為薩默塞特公爵，以(法律上)相當於代表王權的護國主攝政王身份自居，有權發布政府公文，並有權挑選和任命樞密院成員。為了獲取支持，他進一步授予攝政委員會成員貴族地位，並贈給他們大片土地。
然而薩默塞特越來越像是在為獲得最高賭注而玩政治撲克遊戲。他冷落了貴族和紳士(他們是令人妒忌的傳統社會權威和政治權威的監護人)，反而向普通民眾示好。簡而言之，他“追求”人氣。這是沃爾西采用過的手法；在伊麗莎白統治的後期，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也采用了這種策略，隻不過他們運用的範圍更窄，政治基礎也比薩默塞特穩固。薩默塞特很快發現，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物價的上漲，人們對經濟的不滿已經變得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對百姓的友好姿態幾乎引發了社會革命和一場階級戰爭。他取悅大眾而事與願違，貴族和紳士無法遏製因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引發的大規模暴力和叛亂。從1548年到1550年，除了北部外，騷亂和暴動幾乎無處不在。在北方，1536至1537年反抗亨利八世的起義以失敗告終，慘痛的後果仍使人們記憶猶新。為了支付戰爭開支，貨幣貶值，大大加劇了通貨膨脹；而且在貨幣購買力突然下降的同時，薩默塞特開始征收圈地傭金和羊稅，這證實了貴族的最大擔憂：他在劫富濟貧。最嚴重的起義發生在德文郡、康沃爾郡以及東盎格利亞。**的時候，叛亂分子和抗議者正式占領了埃克塞特和諾威奇。由於薩默塞特猶豫不決，未能終止這場國內危機，導致沃裏克伯爵非常不滿，並於1549年10月發動了一場議會政變。
薩默塞特最大的敗筆是他繼續堅持已經廢除的《格林尼治條約》。他渴望實現亨利八世在蘇格蘭壓製法國的影響並實現王室聯盟的計劃，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在平啟戰役(1547年9月10日)打了勝仗，是為了將蘇格蘭從羅馬和天主教中解放出來；但他的政策沒有促進蘇格蘭宗教改革，而是將蘇格蘭進一步推向法國的懷抱。1548年6月，6000名法軍在利斯(Leith)登陸，瑪麗·斯圖亞特被送往法國。薩默塞特繼續威脅蘇格蘭時，法國的亨利二世向英格蘭宣戰，封鎖布洛涅，向蘇格蘭派遣援軍。蘇格蘭人同意瑪麗嫁給法國王太子(法國王位繼承人)——這等於給薩默塞特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甚至他最親密的盟友佩吉特現在也拋棄了他。
沃裏克自封諾森伯蘭公爵(1551年10月)，成功扭轉了薩默塞特默許或不加製止的不穩定局麵。他通過招募外國雇傭軍和一群“憲兵”而恢複了國內和平，英格蘭的財政狀況也重新走上複蘇之路。最重要的是，薩默塞特對法國和蘇格蘭的災難性戰爭很快結束了。諾森伯蘭用屈辱的讓步作為代價尋求和平：一個委曲求全但結果頗有吸引力，而替代了耗資巨大的戰爭。布洛涅立馬回歸了法國；在蘇格蘭的英國駐軍也撤了回來，《格林尼治條約》不知不覺被人遺忘。於是，瑪麗·斯圖亞特與法國王太子的婚姻水到渠成——但考慮到年齡問題，婚禮被確定為不早於1558年4月。
新教改革
薩默塞特第一次成為攝政王時，他同時也是新教領袖，年輕的愛德華六世也被培養成了新教徒。1547年7月，薩默塞特重新發布了克倫威爾對神職人員的禁令，隨後又頒布了體現新教教義的《布道書》或布道範本。他解散了附屬小教堂(為施主亡靈做彌撒的小機構，有自己任命的神職人員)，用掠奪的財富來支付對蘇格蘭的戰爭開銷。接下來，樞密院寫信給大主教克蘭麥(Cranmer)，下令拆除教區教堂的大量聖像和十字架龕。王室迅速占有了所有剩餘的神殿、裏麵的珍寶和聖盤：曾經把英國教區教堂裝點得富麗堂皇的雕像和壁畫被砸碎或被塗上石灰。1538年，亨利八世破壞了作為朝拜中心的聖堂，特別是坎特伯雷的聖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聖堂，但允許其他聖堂保留下來。薩默塞特完成了已經開始的破壞行動，全麵毀滅與天主教禮儀和儀式相關的繪畫、雕塑、金屬製品和刺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