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世紀後期
(1290—1485)
拉爾夫·A. 格裏菲思(Ralph A. Griffiths)
對當時的人們以及此後的眾多曆史學家來說，14世紀和15世紀似乎是一個危險、動**和頹廢的時代。英格蘭的國內和國外戰爭(尤其是對蘇格蘭、法國和低地國家的戰爭)持續時間更長、波及範圍更廣、代價更大，參戰人數也是自維京時代以來最多的。在不列顛群島內，盡管愛德華一世征服了威爾士，英格蘭人仍然對威爾士人不放心；以歐文·格蘭道爾(Owain Glyndwr)叛亂(從1400年開始)為頂峰的起義此起彼伏，似乎既證明了這種不信任，也應驗了威爾士要把英格蘭人逐出去的預言。凱爾特人對英格蘭人的偏見進一步加劇，充滿了被征服者或被壓迫者所具有的所有痛苦和怨恨。1442年，一位蘇格蘭人說：“英格蘭人的暴政和殘酷在全世界都是臭名昭著的，他們在與法國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愛爾蘭人和鄰近其他國家爭權奪利的過程中，把這些顯露無遺。”15世紀初，饑荒、疾病和瘟疫(從1348年開始)讓英格蘭的人口可能銳減了一半，這嚴重擾亂了英格蘭社會。接近15世紀末，法國政治家們對英國人廢除和殺害他們國王和國王的子女的習慣(如1327年、1399年、1461年、1471年、1483年和1485年所發生的那樣)表示不滿，在西歐其他任何地方類似事件的發生都沒有這樣頻繁。信仰上的不確定性和異端的傳播，致使脾氣暴躁的牛津大學校長托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認為，他那個時代的英國教會已經腐朽，其主教們和神職人員也沒有履行職責。一位頗受歡迎的詩人描述了1389年前後的情景，他認為這個看似腐朽的時代充分體現在奢華而不雅的服裝上，如墊肩、緊身腰帶、男士緊身褲和尖頭皮鞋。
當然，依當時人的認識來評價那個時代是危險的，特別是如果他們曾經曆過特殊的緊張或動**時期。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戰爭也可以有建設性的一麵，也賦予英格蘭人更加清晰的民族認同感；饑荒和疾病不一定完全摧毀社會，經濟萎縮也不一定意味著經濟蕭條；異端的發展和對宗教機構的批評，可能會刺激人們的個人虔誠；與議會的演變一樣，政治危機具有建設性的一麵；最後，文學和藝術成就很少被民間騷亂或社會動**所消滅。以20世紀後期的視角來看，中世紀後期是個動**和複雜的時代——當然，也是一個充滿活力、雄心勃勃的時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時代。
戰爭中的英格蘭(1290—1390)
以王室和內府為中心的國王和他的宮廷，是英國政府和政治的焦點，也是其支點。兩者的核心是國王與其有影響力的臣民之間的關係：首先是男爵或權貴，還有那些經常渴望加入男爵行列的鄉村騎士和鄉紳、富有的商人、主教和有才氣的教士，所有這些人都尋求王室給他們提供庇護、地位和晉升。成功的國王與所有或大多數有影響力的臣民建立和諧關係——因為隻有這樣才能確保政治穩定、政府有效和國內和平。這不是簡單或容易的任務。國王在其王國中至高無上的權威越來越得到強調，國王去世後王權要傳給他的長子(從1216年)，同時通過國王的秘書和仆人組成的網絡，擴張了王室的統治，這兩條原則強化了王權，但是是以犧牲大地主的封建的、地方上的權利為代價的。然而，這種世襲君主製的原則，雖然降低了皇室親屬爭奪王位的可能性，但卻更有可能是讓不合適的國王(由於他們的年輕、性格或無能)繼承了王權。最重要的是，14世紀和15世紀的持續戰爭，要求英格蘭的國王要盡更重的義務。從愛德華一世的統治開始，每個十年內都會爆發戰爭，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島內。中世紀後期的每一代英國人都知道戰爭的要求、壓力和後果，而且比他們的祖先體會更深。
經曆了亨利三世統治時期的內戰之後，英格蘭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恢複了國內和平，國王和他的臣民也因此可以重新建立穩定的關係——這種關係同時適當地考慮到了雙方的權利和願望。新君主愛德華一世(1272—1307年在位)精明強幹、治國有方，決心強化他的君主權威。但他在島內的所有領土上都不遺餘力地主張自己的主權——即使是那些超越其王國邊界的領土，於是開啟了戰火不斷的時代。
在威爾士，他侵吞了最頑強、最獨立的圭內斯王國；並且隨著1282年盧埃林·阿普·格魯菲茲的去世，他成功地征服了威爾士(在經過200年的斷斷續續的戰爭後)。因此，愛德華一世擴大了其在威爾士北部和西部的領土，形成了覆蓋半個威爾士的公國；在1301年，這個公國被賜予國王的長子，使其成為英格蘭出生的第一位威爾士親王。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盡管代價高昂。戰爭所造成的物質破壞須得到彌補；一個富有想象力的未來安全計劃包括：建立十幾個新的和重建五六個堡壘，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效忠國王的移民居住的、新的、帶城牆的城鎮；並為被征服的土地設計了一個常設政府。這個政府(在1284年的《羅德蘭法令》中宣布成立)開始是一個軍事機構，但很快通過英國創新和威爾士做法的巧妙結合，建立了和平與穩定。由於公平、懷柔、緩和而建立了穩固性，這是新總督與威爾士人之間關係的標誌；1287年、1294至1295年和1316年的叛亂，並沒有構成廣泛或嚴重的威脅。然而，征服的代價是驚人的。英格蘭的每個郡及其他地區都招募士兵和水手、建築師、工匠和勞工，前往威爾士服役。僅在1277至1301年間(當時一名熟練的石匠每周收入不到2先令)就至少花費了75 000英鎊建造城堡，而鎮壓1294至1295年那場反叛的成本約為55 000英鎊。幸運的是，威爾士王室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14世紀中葉，它為皇家財政帶來了收入，同時威爾士的紳士階層在與外來政權的合作中也逐漸富裕起來。
愛德華一世滅了盧埃林之後不久，就把目標轉向依靠威爾士邊區的領主(大多數都是英格蘭權貴)，意圖建立統治他們及其臣民的君主權威；他把威爾士教會和主教們直接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愛德華在征服的整個進程中，表現出了遠遠超出軍事行動的想象力、決心以及對戰略的把握。但是被征服者的教會和國家，被外國人的統治集團所統治——他們心中難以抹去痛苦的感受。如果英格蘭人的統治充滿壓迫，如果穩定統治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枯竭，或者本土和移民之間的關係惡化，都將會給英格蘭帶來嚴重問題，也會威脅到英格蘭對威爾士的殖民統治。
愛德華一世同樣有意對蘇格蘭施加他高高在上的領導權威。這是一項異常野心勃勃的事業，因為蘇格蘭與威爾士不同，擁有自己的君主〔坎莫爾(Canmore)家族〕，而蘇格蘭人的獨立情懷非常強烈，特別是在偏遠的高地。但是，和威爾士的情況一樣，1286年蘇格蘭國王亞曆山大三世去世，4年後他的孫女兼繼承人也去世了，這個時候愛德華看到了霸占蘇格蘭的機會。愛德華接受了蘇格蘭“王國守護者”的邀請前往解決蘇格蘭王權的繼承問題，並利用這個“偉大的事業”(1291—1292)來確立自己為蘇格蘭的“領主”。蘇格蘭的抵抗和愛德華實現其主張的努力，開啟了兩國之間充滿敵意的冷戰時期，且一直持續到16世紀。蘇格蘭人尋求法國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他們在威廉·華萊士(1305年被處死)和國王羅伯特一世，1306—1329年在位)的領導下，激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捍衛了他們的政治獨立。在1296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中，英格蘭的二十幾次入侵成功地在蘇格蘭低地建立了不穩固的軍事和行政存在。但要在貧窮和充滿敵意的國家維持這樣的存在是困難的，維持所需要的資金必須主要來自英格蘭。英格蘭人也沒有掌握北方海域或製服和控製蘇格蘭的北部和西部。因此，英格蘭人在蘇格蘭沒有取得像討伐威爾士時的任何優勢(或成功)，甚至在戰鬥(特別是在1314年的班諾克本戰役)中英格蘭騎兵部隊遭受了來自更加靈活機動的蘇格蘭人的重創，備感羞恥。《北安普敦條約》(1328年)承認了羅伯特國王，並放棄了英格蘭人的霸權主張；但愛德華三世在1330年掌權後很快否認了該條約。此後英格蘭-蘇格蘭關係是一連串令人悲傷的事件：入侵、邊界突襲、英格蘭對蘇格蘭南部郡的不穩定占領、強化法國-蘇格蘭“老同盟”(Auld Alliaunce)的協議，直至在1346年內維爾十字路口戰役蘇格蘭的大衛二世國王被俘。當英格蘭人的主權要求和野心被蘇格蘭人堅定而團結的抵抗挫敗之後，蘇格蘭成了英格蘭持久的、耗資巨大的頭疼事。
在班諾克本戰役之後，羅伯特一世試圖通過利用愛爾蘭的局勢來阻止英格蘭對蘇格蘭的進一步行動。1315至1818年間，他的兄弟愛德華·布魯斯(Edward Bruce)獲得了英格蘭-愛爾蘭權貴和蓋爾人首領們的支持，並於1316年被宣布為愛爾蘭的高級國王。此後不久，羅伯特親自訪問了愛爾蘭，這可能是為了掀起一場反對英格蘭愛德華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凱爾特人”運動。蘇格蘭對愛爾蘭的這一幹預，對英格蘭政府造成了嚴重衝擊，也暴露了其政權在都柏林的弱點。1210至1394年間，沒有一位英國國王訪問愛爾蘭，甚至連號稱“威爾士征服者”和“蘇格蘭人之錘”的愛德華一世也沒有去過。相反，愛德華一世無情地掠奪了這個國家的人力、財力和物資資源，尤其是為了他在威爾士和蘇格蘭的戰爭和城堡建設。嚴酷的剝削和缺席統治，很快導致了行政權力的濫用和秩序的衰退，英格蘭-愛爾蘭的權貴和蓋爾人首領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國王的官員們掌管著日益衰弱和被忽視的政府，而蓋爾人的政治和文化複興已經在13世紀紮根。這有助於愛德華·布魯斯的成功。一位同時代的人說，在他當政期間，愛爾蘭“變成了一股洶湧的浪潮”。英格蘭的領主地位從未恢複，因此無法在整個島上強加其權威。愛爾蘭不是財政資源，而是成為一項財政負資產。1318年後，來自愛爾蘭的財政收入是愛德華一世時期的1/3，因此不足以維持英格蘭在這裏的統治。由次要人物領導的定期遠征，對恢複國王的權威幾乎沒有什麽作用，而直接統治下的地區因此縮小為都柏林周圍的“派爾”(the Pale)。當政府通過包括《基爾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 1366年)在內的一係列法令，強化種族和文化隔離，甚至施加迫害手段時，這等於承認自己的失敗。“愛爾蘭之主”在中世紀後期已經是徒有其名了，這種主權代價高昂、無法可依；愛爾蘭人對英格蘭人的統治充滿敵意，並且蘇格蘭人、法國人甚至威爾士叛亂分子都會利用這一點。
數代英格蘭君主要求威爾士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承認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遭到了加斯科涅的法國國王的拒絕。這些英格蘭國王在加斯科涅的身份是阿基坦公爵，自1204年以後，一直是法國王室的封建王侯。無論在所謂的百年戰爭(1337—1453)之前還是期間，加斯科涅都是英格蘭和法國關係的核心：它取代了諾曼底和安茹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愛德華一世登基後，這個產葡萄酒的富裕省份是英格蘭唯一剩下的法國領土。這裏產的沒有甜味的葡萄酒出口到英格蘭，英格蘭的布匹和玉米通過海路運到波爾多和巴約訥，雙向的貿易加強了加斯科涅和英格蘭的政治紐帶：1306至1307年，公國的財政收入大約為17 000英鎊，非常值得為之開戰。就加斯科涅邊境和當地居民的權利問題，英格蘭與法國國王之間的摩擦逐漸變成了一個更大的、有關國家和主權的問題。具有自我意識、堅定自信的法國，一心要加強對其各省和王侯(包括有阿基坦公爵身份的英格蘭君主)的控製。而愛德華一世和他的繼任者們不願意看到法國王權在加斯科涅得到加強或產生任何實際影響。結果發生了一係列事件：和平會議、“局部”戰爭(法國軍隊攻入加斯科涅，公國經常被占領)、英格蘭的遠征，甚至愛德華一世親自造訪了此地(1286—1289)。
如果沒有其他兩個因素，英格蘭和法國之間的關係可能繼續以這種方式惡化。英格蘭政府對法國-蘇格蘭同盟(自1295年)表示不滿。愛德華三世入侵蘇格蘭之後，法國人(1334年)向蘇格蘭國王大衛二世提供的避難，令英格蘭惱怒。更具有爭議的是，法國王室卡佩家族的成年男性子嗣即將滅絕的後果。1314至1328年間，四位法國國王連續死亡，每次新王登基都需要加斯科涅宣誓表示效忠——這令人惱火。但1328年最後一位卡佩家族成員的死亡，引發了法國王位繼承的問題。在那時，新的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1327—1377年在位)無法通過他的法國母親伊莎貝拉宣稱自己的權力要求；但在1337年，當加斯科涅的情況進一步惡化時，他就這樣做了。他的行動可能主要是戰術性的，希望讓新的法國瓦盧瓦王朝君主腓力六世難堪，盡管英格蘭國王成為法國國王將具有無可否認的好處，即立即解決棘手的加斯科涅問題：加斯科涅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會得到保障。因此，1337年，當英格蘭人在諾曼海岸發現一支法國艦隊正在前往蘇格蘭的路上(英格蘭人認為是這樣)，英法戰爭爆發了，而且持續了一個多世紀(即“百年戰爭”)。
英格蘭的戰爭目標既不恒定，也不嚴格堅持。特別是在14世紀，其戰爭外交主要圍繞一係列眼前的問題，例如，如何在加斯科涅維持獨立統治，以及如何阻止蘇格蘭在北部邊境發動支持法國人的襲擊。即使在愛德華三世於1337年宣布自己才是法國國王之後，他也準備利用在普瓦捷(Poitier， 1356年)戰役中擒獲的法國國王約翰二世索要贖金；並在《布勒丁尼和約》(Treaty of Brétigny， 1360年)中放棄了對法國王冠的主張，以換取法方做出實際的讓步。然而，王朝關係、商業和戰略方麵的考慮，甚至對於從1308到1378年設在阿維尼翁的教皇的不同態度，將英法衝突擴展到低地國家，波及卡斯提爾(Castile)和葡萄牙，以及蘇格蘭、愛爾蘭，甚至威爾士。首先，這些戰爭(因為這是一係列不連貫的戰爭，而不是一場戰爭)是在1338至1340年間在法國北部進行的包圍戰。然後在1341至1347年，在法國布列塔尼省、加斯科涅省和諾曼底省發起了更為激烈的鉗形攻勢(英軍在克雷西獲勝，並奪取了加來)。接下來是愛德華三世的長子“黑太子”愛德華，1355至1356年從加斯科涅出發，發動了大膽的騎兵大戰(chevauchees，以普瓦捷會戰大捷告終)，以及國王本人於1359年也占領了法國國王傳統加冕地蘭斯(Rheims)。1367年戰火在卡斯提爾複燃，隨後一段時期在葡萄牙、佛蘭德斯和法國本土展開了間歇性的、更為溫和的戰爭，雙方逐漸被消耗得筋疲力盡。
戰爭初期，英格蘭占據優勢，因為其更加團結、組織更加嚴密。英格蘭的財富(特別是基於羊毛生產)以及在威爾士和蘇格蘭的戰爭經驗，是其在歐洲大陸進行大規模作戰的寶貴基礎。法國各省份的高度獨立，決定了英國的戰略。愛德華三世在1338至1340年在低地國家開展的戰爭，依賴於佛蘭德斯的織布業城市的支持——這些城市雖然隸屬法國國王，但與英格蘭有著重要的商業聯係。14世紀40年代，布列塔尼的繼承糾紛，為英軍進行幹預提供了借口，甚至進而在一些城堡駐軍；雖然加斯科涅遠在南方，卻是直接進入法國中部的通道。
不列顛群島內部的戰爭，為英格蘭政府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開發出招募大批士兵的新方法。由簽訂契約的隊長招募的、新的雇傭軍，補充並逐步取代了傳統的封建軍隊。他們比組織鬆散、行動遲緩的法軍規模更小、紀律更嚴，更可靠，也更靈活。英格蘭的重騎兵和弓箭手在戰鬥中善於使用長弓和防禦戰術，具有決定性的優勢。在戰爭的最初幾十年，麵對所有不利條件，英軍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尤其是克雷西戰役和普瓦捷戰役)。海上戰爭顯得微不足道，因為當時的海軍戰術沒有什麽新奇或想象力。通常14世紀的指揮官還不能進行海戰，斯魯伊斯海戰(Sluys， 1340年，英格蘭人獲勝)對愛德華三世遠征佛蘭德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英國人從不常備一支艦隊。但是瓦盧瓦人從他們的卡斯提爾盟友那裏學會了海戰的專業知識，後來在魯昂建造了船塢，及時確立了他們在海上的優勢(他們在1372年的拉羅謝爾海戰中獲勝)。
英國在對法國戰爭中的投資之大前所未有。遠征軍的組織非常正規，偶爾規模很大(例如，1346至1347年超過1萬人)。隻要取得勝利，巨大的財政支出都是可以容忍的；但隨著1369年英格蘭軍事優勢的減弱，政府采取了更新、更冒險的權宜之計，包括征收人頭稅。單憑傳統的南部五港聯盟(Cinque Ports)不能為防禦和遠征提供全部的海運工作，因此數百艘商船(例如1334年圍攻加來時征用了735艘)被政府強征，從而退出了正常的商業運營。1369年之後變得更加大膽自信的法國人和卡斯提爾人開始襲擊英格蘭的海岸；英格蘭南部和東部的沿海郡縣開始組織防禦，同時有內陸其他郡縣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也無法阻止溫切爾西(Winchelsea， 1360年)、拉伊(Rye， 1377年)和其他港口的陷落。戰爭的代價確實很高昂。確實，許多幸運的士兵占有了被征服的法國莊園，而且在勝仗連連的年代，贖金的收入也不菲(單單法國國王約翰二世的贖金就高達50萬英鎊)。但成千上萬的英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的生活和職業都因戰時服役而遭破壞；食品、材料和設備的供應被轉用於完全具有破壞性的戰爭；羊毛和葡萄酒貿易受到重創。非同尋常的是，英格蘭在海外戰事不斷的幾十年裏，國內沒有出現嚴重的政治或社會緊張，同時還守住了與蘇格蘭的邊界，穩住了威爾士，以及避免了愛爾蘭人的起義。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愛德華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表率和領導力，他們都體現了貴族們所宣揚並受全社會敬仰的騎士風範。法國編年史作家讓·弗魯瓦薩爾(Jean Froissart)認識他們父子倆，並且記錄了他這個時代最激動人心的俠義壯舉。在他看來，國王展示出“自從亞瑟王時代以來就沒見過的英勇和高貴”。他的兒子也是“一位最英勇的男子和最俠義的王子”。他死於1376年，也就是愛德華三世去世前一年，“‘黑太子’因為他的高貴品質而備極哀榮”。愛德華三世主持的英格蘭政權不像愛德華一世那麽嚴苛，而且其雄才大略遠勝於愛德華二世。
這些戰爭是英格蘭社會變革、憲政發展和政治衝突的催化劑——否則這些進程將發生得更慢。此外，與歐洲其他國家一樣，英國在14世紀經曆了人口和經濟波動，增加了社會緊張和不確定性，結果引發了一係列危機，體現了國王與其臣民(特別是權貴們，他們認為自己代表了整個“王國的大眾”)之間關係的微妙平衡，以及國王本人對個人君主製的重要性。雖然愛德華一世和他的顧問們一直精明能幹、意誌堅定，甚至具有遠見卓識，但國王的頑固和專製的性質，使他與有影響力的大臣的關係十分緊張。在1290至1297年之間，有產階級、商人，特別是神職人員為了滿足國王在法國和島內的戰爭所需，承受了非常沉重的新稅負(是愛德華統治前半期的四倍)。也出現過抵製，但是1297年的財產稅隻比預期減少了一小部分(35 000英鎊)。此外，國王召集軍隊在境外長期服役。愛德華試圖壓製反對之聲，這使神職人員感到震驚，並使商人們感到憤怒。主要權貴(包括威爾士邊區的領主，他們憎恨愛德華入侵他們珍愛的領地)的反應是，恢複他們曆史悠久的、自我指定的王國發言人的角色，並在1297年和1300年分別向國王表達了不滿。他們利用《大憲章》作為反對不經納稅人同意而征稅的旗幟，反對壓迫性的、前所未有的苛捐雜稅。1307年，愛德華一世發動了對蘇格蘭的第六次征討，7月7日，在即將穿越索爾韋灣時，在布魯夫(Burgh-by-Sands)死於侍從的懷抱——而戰時的問題仍然存在。他遺留給兒子和繼任者愛德華二世的，是一場耗資巨大、遠未取得勝利的北方戰爭；同時，因君民之間的信任削弱，英格蘭內部的政治局勢動**不安。在接下來的200年裏，政治穩定和戰爭這兩項當務之急主導著政府事務，對王國的社會和政治凝聚力及其經濟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國王將需要特殊的機製才能避免進一步的權威危機。
老練並不是愛德華二世的卓越品質。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愛，青春時期被父親冷落，並且在登基後要麵對許多待解決的問題。愛德華二世向彼得·加瓦斯頓(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賓塞(Hugh Despenser)等懷有野心的弄臣尋求建議、友誼，甚至親情。但他們其實不值得國王信任，許多權貴也憎恨這些人的勢力。這些事實，以及權貴們決心(在蘭開斯特伯爵托馬斯的領導下)從愛德華二世這裏獲得愛德華一世一直不願做的讓步和改革，把統治英格蘭的艱巨任務(英格蘭當時在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和法國問題上正麵臨挫折)轉化成一場政治改革和個人權利的鬥爭。一份冗長的、更具體的加冕誓言(1308年)，實質上更加嚴格地要求新國王遵守英格蘭的法律和習俗；1311年權貴們製定了旨在限製王權的條例；這些條例在議會宣布，以獲得廣泛支持和批準。愛德華二世擁有他父親的所有固執(雖然沒有他的能力)，同時，加瓦斯頓的被殺(1312年)將這種品質轉化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決心——即不被他朋友的凶手所支配。與此同時，他的戰爭和保護臣民的負擔一點也不比愛德華一世征服時期輕。而且，在1315至1322年期間，一係列災難(莊稼歉收和牲畜疾病等)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和貧困。內戰(1321—1322)和國王的被廢黜(1326—1327)是國王和權貴未達成互利合作的決定性後果。愛德華在1322年再次在議會(在約克)聲討這些法令，並於同年在博羅布裏奇(Boroughbridge)擊敗反對者後，處死了蘭開斯特。到了1326年，取代這個導致內亂的卑鄙、壓迫性和失敗的政權的唯一選擇就是廢黜愛德華，擁立他的同名兒子和繼承人為王。廢黜國王得到了伊莎貝拉王後的縱容、愛德華王子的默許，以及在議會中大批權貴和其他人的支持，此大膽之舉史無前例：自從諾曼征服以來，沒有英國國王被罷免過。因此，在1327年，政府盡一切努力隱瞞真相，為這不正當的事做辯護。在威逼之下，這位可憐的國王淚流滿麵、在半暈狀態下被迫同意退位。事後舉行了一場議會會議，來盡可能廣泛地分擔逼宮的責任。雖然愛德華的兒子的繼位確保了王權世襲原則保持不變，但王權神授的不可侵犯性已經被破壞。
1327年繼位的愛德華三世隻有15歲，很快他就做了父親，並且證明他的能力遠遠超過他的父親，對權貴的態度和願望也比他父親更敏感——事實上，他與他們同甘共苦，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以及在承擔一個貴族社會的騎士義務方麵。與此同時，新國王在對法國的宏偉和受歡迎的計劃中，引發了類似於愛德華一世在不列顛群島和加斯科涅的事業中所引發的問題。若這些計劃最終失敗，那麽對英格蘭的影響可能與愛德華二世統治時期的影響相似。1337年，漫長戰爭的爆發意味著稅收增加的幅度甚至高於愛德華一世晚年的水平；且愛德華三世對商人、銀行家和地主表現出跟愛德華一世同樣的冷酷無情。此外，在國王和權貴們所熱衷的戰爭處於最激烈的時刻，國王卻不在戰場——這給通常在國王個人領導下運作的複雜政府提出了難題。愛德華發回的有關治理英格蘭的法令〔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華爾頓(Walton-on-Thames)發布〕導致了國王和他在法國北部的顧問們與留在英國的議員們之間的摩擦。有些人甚至擔心，如果戰爭取得成功，英格蘭在愛德華的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沒有法蘭西王國重要了。因此，1339至1343年間，又出現了另一場危機，權貴、商人和下議院(此時已經是王室要求征稅的論壇)向國王提出抗議。有人勸說愛德華要對他的權貴、神職人員和普通百姓更加謹慎和體貼。最終的和解和重建對國王的信任(自13世紀90年代以來很難做到了)是可實現的，因為愛德華三世是一個明智、務實的君主，充滿自信心，但不會讓它膨脹成傲慢。他任命了他的權貴們可以接受的大臣，順從了議會對自身重要性的呼籲，並且與他的大臣們建立了非凡的融洽關係，這使他在英國的統治和在法國的野心維持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盡管英格蘭參與了最重大的戰爭，但避免了進一步的危機。
14世紀70年代的情況，與80年代形成了鮮明對比。對於生活在當時的英格蘭人來說，在持續的對法國戰爭(從1369年開始)以及愛爾蘭和蘇格蘭邊境的破壞性小衝突中所遭受的挫敗令人不安；英格蘭享受了10年的戰爭獲利和稅收暫停之後，重新納稅遭人怨恨。南海岸港口經常遭到襲擊；海軍未能完全控製英吉利海峽，危及了貿易和商人的利益；在法國發動的、代價高昂的騎兵大掃**，偶爾也驚天動地，但幾乎無利可圖。然而，1375年英方政策突然發生逆轉，與法國簽訂了羞辱性停戰協議，還向不可信的教皇支付了一筆巨款——這隻會令英格蘭人感到羞辱和惱怒。此外，在模範王後菲利帕死後(1369年)，愛德華三世慢慢陷入了衰老，健康衰減、神誌不清。“黑太子”的身體也受到了長期戎馬生涯的影響；事實上，他在1376年6月先於他父親去世。然而，英格蘭人民承擔的財政、人力和其他負擔卻沒有得到減輕。人們，特別是議會下議院，開始質疑國王的顧問們和官員們的誠實和能力。在教皇和教會的聲譽受到嚴重玷汙的時代，一股反教皇主義的浪潮開始興起，這種強烈抗議於1371年使愛德華三世的神職大臣遭解職，其他人被指控腐敗，甚至叛國。另一場政治危機已經出現。在1376年舉行的、迄今為止最長和最具戲劇性的大會“優良議會”(good parliament)上，腐敗無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國王的有影響力的情人愛麗絲·佩雷斯)被下議院指控，並以一套新穎、高效的程序(彈劾)在上議院受審。從此以後，位高權重人士必須公開解釋他們的公共行為。
當愛德華三世於1377年6月去世時，危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黑太子”唯一幸存的兒子和繼承人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繼位，當時才10歲。英格蘭有了自1066年以來的第二個和自1216年以來的第一個未成年君主。1216年，年僅9歲的亨利三世即位後，出現了一段政治動**時期；1377年之後發生了類似的情況，並在英格蘭東部和東南發生了農民起義(1381年)。1377至1380年間，政府為了資助戰爭而征收了一係列人頭稅。這些稅率高於平常稅率，1379年的人頭稅則通常被稱為“邪惡補貼”。人頭稅在東盎格利亞激發了針對征稅人員和法官的暴力事件，因為他們試圖強迫百姓遵守納稅要求。但是，這些憤怒最終演變成普遍反叛的原因，是戰敗造成國內的滿目瘡痍、瘟疫的複發，以及當時的反教皇主義情緒。反叛者把補救的希望寄托在年輕的理查國王身上——結果是徒勞，盡管他在1381年夏天麵對倫敦反叛者時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勇氣。
到理查14歲時，統治圈中的貴族之間仍在繼續角力，尤其是在國王的叔叔們之間。這一點以及在法國缺少進一步的軍事勝利，使以理查的名義統治英格蘭的顧問們的聲譽下降，甚至影響了國王在其臣民眼中的地位。理查也是一位剛愎自用的君主，他的不安全感導致他依賴於不值得信賴的寵臣，類似於愛德華二世的情形。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自然希望將他的隨從和顧問人員擴大到超過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在他的朋友和幕僚中，有些人是貴族階層中的新麵孔。國王沒收了失寵者(包括他的叔叔格洛斯特)的領地，然後把它們慷慨地饋贈給他的朋友和幕僚。議會和一些權貴於1386年攻擊了理查最親密的幕僚，甚至威脅到國王本人。具有金雀花王朝所有君主的固執的理查，拒絕屈服。這導致他的顧問們被五位主要的“上訴人”貴族(格洛斯特公爵、沃裏克伯爵、阿倫德爾伯爵、諾丁漢伯爵和國王的堂弟德比伯爵)進一步起訴或上訴。1387年12月，在拉多科橋(Radcot Bridge)爆發了一場小規模衝突，國王最親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擊潰。在至關重要的“無情議會”(1388年)上，國王被迫服從貴族們對他的懲戒——如果這一舉措得以持續下去，將會顯著改變英國君主製的性質。但是，戰爭的壓力、個人統治造成的緊張局勢，以及英格蘭權貴的野心，再一次造成了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法危機。經過一個世紀以及更多此類危機之後，世襲君主製的體製基本上沒有受到損害，但對國王顧問們的批評達到了新的效果，更廣泛的意見對事件產生了重大影響。正是這些更深層次的政治變革和個人因素改變了中世紀後期英格蘭的社會和經濟生活。
財富、人口和社會變革
英國在中世紀後期的財富就是它的土地。利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英格蘭人：種植玉米、生產乳製品和飼養牲畜。英格蘭最重要的工業紡織業，就間接地以土地為基礎——這塊土地上通常放牧著大群的綿羊，生產歐洲最細的羊毛。位於格洛斯特的聖彼得修道院到1300年擁有超過10 000隻羊，當時英格蘭綿羊的總數已經在1500萬到1800萬之間。最富裕的地區是低地及中部和南部郡的平緩丘陵地帶，再延伸到威爾士邊境和南部沿海地區。其他行業在創造財富和雇用勞動力方麵的重要性較低，但康沃爾的錫礦業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其生產的錫出口到歐洲大陸。雖然來自泰恩河穀和斯旺西附近的煤炭被沿著海岸線銷售，反映了其日益增長的國內和工業用途，但鉛、鐵和煤炭開采相當有限。至於金融和商業服務，在現代已經成為英國的主要財富來源之一，而在當時對經濟的貢獻甚微。意大利的國際銀行家在倫敦開設分行，盡管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三世在向這些意大利公司償還戰爭貸款時很慢，仍然很少有英格蘭商人〔赫爾的威廉·德拉波羅(William de la Pole)是例外〕能夠與他們相競爭。除了沿海水域外，英國的商業海運通常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的航運；但加斯科涅出口到低地國家的葡萄酒和羊毛，的確越來越多地由英國商人和船隻來承運。英格蘭和威爾士的鄉村，點綴著數以千計的農貿市場和集市(1350年時比過去更多)，主要服務於半徑在十幾英裏左右內的當地社區。大多數這些小城鎮和村莊(比如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德等)都與它們的農村腹地融為一體；農村的富裕居民經常參與城鎮生活、加入行會、購買或租用城鎮住宅，以及在城裏上班。少數規模更大的城鎮，包括一些港口，商業活動範圍更廣：15世紀，什魯斯伯裏的商人定期前往倫敦；來自首都和加來(1347年以後)的商人來到威爾士邊境，尋找細質羊毛。布裏斯托爾因其與波爾多的重要聯係，迅速成為中世紀後期塞文區(Severnside)的轉口港；同時，約克、考文垂，特別是倫敦，更是成為國際貿易中心。
這些財富帶來了個人、機構和王室的繁榮。最大的地主是世俗的權貴(人數不多，好比“平原上的摩天大樓”)、主教、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機構。在1300年，他們仍然受益於上個世紀不斷增長的人口所帶來的市場繁榮。價格上漲，來自土地的收入大幅增加：格洛斯特伯爵在班諾克本戰役中(1314年)去世後，他的地產收益估計每年6000英鎊多一點；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修道院(Christchurch Priory)的地產，在1331年的歲入超過了2540英鎊。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熱衷於開發他們的地產，並對它們的有效管理充滿興趣。他們盡可能地堅持自己的權利，從租戶那裏壓榨出更高的租金；並在莊園法庭中仔細記錄與租借地相關的租地者義務。這種來自土地的財富，是貴族階層在政治、行政和社會上產生影響力的基礎。其中許多人在好幾個郡，以及威爾士和愛爾蘭都擁有地產：例如，漢弗萊、赫裏福德和埃塞克斯的伯爵，繼承了埃塞克斯、米德爾塞克斯、亨廷頓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漢郡的財產，同時還擁有威爾士邊境地區的布雷肯、海伊、亨廷頓和卡迪科特的地產。土地同樣是紳士階層的財富基礎，盡管隻是在更加本地的郡一級；土地給教會的土地所有者帶來了世俗的權威，增加了他們對人類精神和靈魂的控製力。這種財富可以讓一個人在國家舞台上更加自負、更具野心，就像蘭開斯特伯爵托馬斯一樣，他是當時英格蘭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農民，生活在一個土地稀缺的世界，他們提升經濟實力的機會，受限於土地所有者的嚴密控製。物價很高(1270年之後的小麥價格一直高於該世紀早期的價格)，而且農民隻有購買食品、衣服和設備的能力。勞動力過剩導致工資很低，這樣降低了熟練和非熟練技術人員的購買力：木匠一天掙3便士(不包括食物)；勞工一天掙1便士或1.5便士。牢騷、抱怨和暴力都是衝著地主和官員的，也經常發生抗租罷工和拒絕執行法定勞役的情況。
1300年前後，隨著從波羅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市場的擴大，商人(尤其是羊毛出口商和葡萄酒進口商)的業務蓬勃發展，特別是在從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路開通之後。1304至1311年間，羊毛出口平均每年有39 500包(每包至少有250隻羊身上剪下的毛)；這些貨物中隻有30%～40%由外國人運送。英格蘭貿易中，對外國商人越來越排斥，反映了本土(或歸化)商人的自信。愛德華一世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專門立法(13世紀80年代)，特別是保障了依法追討債務，這對擴大貿易至關重要。但是，當戰爭來臨時，商人率先抵製重稅(特別是1294年的惡意稅，或稱“邪惡稅”)和強征他們的船隻。
國王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早在愛德華一世在威爾士獲得公國並且蘭開斯特家族的莊園於1399年與王室的合並之前。愛德華一世及其繼承人的國家稅收增長，使得王室還能夠從富有的私人地主和商人那裏獲取財富。甚至農民也逃脫不了繳稅，那些在愛德華一世統治時唱著流行哀歌“牧人之歌”的人，對此深有體會。然後，在1327年，所有擁有價值至少10先令商品的人都必須繳1先令8便士的稅——毫無疑問，這個負擔會間接地轉嫁給不太富裕的人。戰爭的投入，使國王嚴重依賴於他的臣民的財富和忍耐。如果這種財富不再增長，或者個人和機構的繁榮被打破，那麽國王誇下的海口可能最終無法兌現，臣民的忍耐力會降到危險的程度。
到了14世紀中葉，“高收益農業”(high farming)的繁榮時期幾乎已經結束。物價下跌，使得為農貿市場的種植活動利潤降低。工資上漲，農業勞工的工資比手藝人的增長更多，而且雇用女工並沒有優勢，因為她們的薪酬與男性看齊——實際上，在縱狗逗熊的遊戲中，她們得到的報酬更高!大規模農業失去一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長結束了——相反，人口數在全速下降。隨著可用勞動力的減少，工資開始上漲；隨著人口下降，對食品和其他物資供應的需求也隨之下降，價格也隨之下跌。
在13世紀末，英格蘭的人口達到了頂峰，可能超過了400萬。那時，沒有足夠的耕地以確保所有農民家庭都有足夠的生計。人口多和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地意味著貧困、饑荒和疾病；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增長停滯下來。生活在貧困線上下的人的境況，因一係列自然災害而更加惡化，很多自然災害跟土地過度耕種以及14世紀頭幾十年裏極端惡劣的天氣有關。對於沒有足夠的糧食儲存設施的社會來說，收成不佳是災難性的：吃不飽，也沒有錢購買現在更貴的東西。1315年、1316年、1320年和1321年的收成異常糟糕；1319年和1321年，牛羊的瘟病特別普遍。拉姆齊修道院(劍橋郡)的莊園過了20年才恢複過來；1324至1326年，英格蘭部分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洪水，在肯特郡淹死了數千隻綿羊。饑荒和疾病蔓延，在黑爾斯歐文莊園(Halesowen Manor，伍斯特郡)， 15%的男性在1315至1317年間死亡。農業混亂普遍存在，糧食價格飆升(1315至1316年，黑爾斯歐文鎮的糧食價格從每誇脫5先令7.25便士，漲到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萎縮。然而，這是一場暫時性的災難，英格蘭在14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恢複；但是，窮人的脆弱性已經顯露無遺。
鼠疫造成的影響更持久、更深遠。這場瘟疫，在當時被稱為“大死亡”，自16世紀後期才被稱為“黑死病”。首輪疫情於1348年在英格蘭南部暴發；到1349年底，已經向北蔓延到蘇格蘭中部。同時代的牛津郡神父傑弗裏·勒·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疫情從港口開始蔓延的過程；傳染病是通過孳生老鼠的船隻來到英國的，人們無法診斷其原因，也不知道如何處理其後果。
起初，瘟疫幾乎毀滅了多塞特郡海港的所有居民；然後是那些居住在內陸的人，從多塞特郡開始席卷德文郡和薩默塞特郡，甚至傳到達布裏斯托爾；然後格洛斯特人拒絕布裏斯托爾人進入他們的領地，人人都認為生活在疫區的人的呼吸具有傳染性。但最後疫情還是襲擊了格洛斯特；還有牛津和倫敦；最後整個英格蘭都遭到**，不論男女，隻有不到1/10的人幸存。由於墓地不夠用，人們選擇用耕地來埋葬死人……無數的普通人和眾多的修士、修女和神父都死了——死人到底有多少，隻有上帝知道。瘟疫主要襲擊的是青壯年……這場大規模的傳染病於8月15日傳到布裏斯托爾，9月29日左右開始在倫敦蔓延；它在英格蘭肆虐了整整一年，疫情無比嚴重，以至於許多村莊完全絕戶了。
這場大災難對英格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蘇格蘭人幸災樂禍地認為英格蘭人罪有應得……但幸災樂禍之後，悲傷接踵而至，上帝的憤怒之劍離開了英格蘭人，而使蘇格蘭人陷入瘋狂……第二年，瘟疫除了繼續**英格蘭和蘇格蘭，也開始**威爾士人；最後，瘟神揚帆來到愛爾蘭，奪去了大批生活在那裏的英格蘭人的生命，但幾乎沒有觸及住在山區和高地的純愛爾蘭人。但是到了1357年，疫情出人意料地襲擊了生活在各個角落的愛爾蘭人。
黑死病一下子將英格蘭的人口減少了大約1/3。到了1350年，因為致命的瘟疫和戰爭時期的各種其他逆境，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處於嚴重的財政困境中；同時卡萊爾(Carlisle)也由於較晚傳入的致命瘟疫和蘇格蘭人的頻繁攻擊而荒廢，變得異常蕭條。據報道，錫福德(Seaford，薩塞克斯郡)在1356年“因瘟疫和戰爭而變得荒無人煙，居民又少又窮，以至於繳納不起稅賦，也無力保衛城鎮”。塔斯莫爾(Tusmore，牛津郡)是瘟疫的另一個受害區：1358年獲準將其田地變成公園，因為所有農奴都死了，村裏不再有任何納稅人。然而，黑死病的災難性影響不是立即出現的，也不是永久性的。生活在裏辛(Ruthin)的一個威爾士人的行為具有代表性：他“因為貧困而在瘟疫期間離開了他的土地”；但到了1354年他又回來了，“並且得到了領主的接納，繼續租種原來的土地，支付同樣的租金”。無論如何，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總算有人替代死去的租戶，並且在未來20年內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減少了不到10%。正是因為瘟疫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再次暴發(特別是1360至1362年，1369年和1375年)才產生持久影響，即使這幾次暴發更多的是局部的，集中在城市。到15世紀中葉，人口穩步下降到大約250萬甚至更少。
另一方麵，地主們正麵臨嚴重困難。小麥、羊毛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場利潤較低，導致英格蘭的耕地麵積縮小，農業投資縮減。工資和其他成本攀升，更可取的做法是放棄“高收益農業”，轉而把土地租給有進取心的農民。許多社區整個被遺棄(英格蘭“失落的村莊”)，其中原因是，人口危機和長期戰爭的雙重困境。英格蘭地區“失落的村莊”數量最多的，是靠近蘇格蘭邊境的諾森伯蘭郡和掠奪者垂涎的懷特島。直到15世紀的最後幾十年(15世紀60年代從東盎格利亞開始)，英格蘭的人口才開始顯著上升，直到17世紀才再次達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國的經濟在14世紀晚期顯著萎縮，但並非普遍蕭條。人們在心理上逐漸適應瘟疫的衝擊後，社會做出了出色的調整——盡管並非沒有動**。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種方式，進行了最痛苦的調整——當然並非所有方式都是出於維護國內和平的考慮。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會地主(如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院長)，采取高壓措施，甚至壓迫和勒索他們剩餘的佃戶。為了維持他們的收入，一些莊園主無情地壓榨佃農；像莫蒂默家族這樣的權貴，在威爾士擁有大片地產，他們對佃農的嚴厲態度可能引發了威爾士親王歐文·格蘭道爾(Owain Glynd?r)領導的暴動(1400年)。其他人，例如15世紀後期的白金漢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來提高其莊園的盈利能力。還有一些人認為，把用於放牧和耕種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來成本較低，是支撐不穩定租金的另一種方式；在15世紀晚期，特別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運動步伐加快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作為一個群體都開始采取行動，以“遏製雇工的惡意，他們遊手好閑，在瘟疫之後，沒有高工資就不願意提供勞動”。愛德華三世頒布了旨在恢複鼠疫前的工資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勞動力的流動的法令(1349年)，並很快轉化成議會法規(1351年)。此外，地位顯赫的權貴或紳士有額外的財富來源：以授予土地、金錢和官職的形式獲得的、來自王室的恩賜(正如後來亨利六世的博福特親戚所熟知的那樣)；家庭遺產使約克公爵理查(約1460年)成為他這個時代最富有的貴族；或者有幸與一位繼承了豐厚遺產的女繼承人或富有的寡婦結婚。其他人憑借為國王效力而發跡，尤其是在戰爭中。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國的過程中打了一係列大勝仗，他的手下利用捕獲的俘虜索要贖金，並占領了法國北部的莊園。在1448年之前，白金漢公爵每年從法國的佩爾什省(Perche)獲得的收入超過530英鎊。15世紀中葉，一些人把從為國王效力和戰爭中獲得的財富投入到最宏偉的計劃中，即建造雄偉而優雅的城堡，例如約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諾福克郡)的城堡，赫爾伯特在拉格倫(格溫特郡)的巨大堡壘宮殿，拉爾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蘇德利的城堡。這些手段和資源，催生出了新興貴族，這些貴族在各方麵都與前幾個世紀的貴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區立場，如北部的內維爾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在14世紀的英格蘭，經濟、社會、政治和軍事緊張的累積效應最明顯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農民起義(1381年)中。這**動的強度、時間長度和廣泛的號召力，都是空前絕後的；但它的根本性質與隨後幾年的其他陰謀和造反一致。1381年爆發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種人頭稅引發的。這一次的稅率是一個人頭1先令，3倍於1377年和1379年的標準。人們的反應是逃稅、對征稅者和進行調查的法官實施暴力，並最終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義。來自英格蘭東部和東南部的農業工人的起義隊伍迎來了城鎮居民和倫敦人的加盟；東盎格利亞生產糧食和羊毛的鄉村，已經感受到經濟緊縮和混亂的全麵影響，以及日益過時的封建社會的社會矛盾。此外，起義者對14世紀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國戰爭的慘敗感到失望，他們擔心敵人會襲擊英格蘭的沿海地區。盡管異教徒在反叛中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但他們對英國教會的學說和組織的激進批評，使許多人傾向於譴責一個似乎沒有履行職責的機構。
對政府施壓、向新國王呼籲(“支持理查國王和忠實的平民”是叛亂分子的口號)為不滿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時倫敦的民眾當中有一大批潛在的起義同情者。於是，起義者從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倫敦會師(在這裏，瓦特·泰勒和神職起義煽動者約翰·鮑爾成為領袖)。他們打開監獄大門、砸爛了國王的大臣們的府邸、洗劫了倫敦塔，並試圖恫嚇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讓步——如果這些得以實施，它們將打破農奴製的殘餘束縛，徹底改變教會和國家的土地所有權。但是，起義的策劃和組織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發。到6月15日，起義者已經紛紛散去，各自回家了。
1389年，當理查二世22歲時，他宣稱：“我的年齡足以統治我的王宮、我的內臣和我的王國。我現在所處的狀況，應該比王國中條件最差的人更糟糕，這對我來說似乎是不公平的。”1386至1388年間，上訴的領主試圖左右國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選擇，並規範國王的政治行為——這一係列事件已經破壞了冷酷的國王和他的批評者之間的關係。這些領主當中包括一些國內最顯赫的權貴，他們在英格蘭中部和南部的莊園規模，加起來可以與位於威爾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爾郡的較偏遠的皇家封地相媲美。然而，在1389年之後，理查謹慎地宣稱自己是英格蘭國王，並且憑借他的智慧和勇氣，試圖解決上個世紀前幾任國王的野心和政策遺留下來的問題。在相對政治平靜的時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內臣和偏遠的封地，特別是柴郡和北威爾士，建立了一個忠於他的集團。從阿倫德爾伯爵那裏沒收來的土地，提高了國王在威爾士邊區的王室權威——在那裏，貴族階層的領主是最具獨立性的。理查二世在1394至1395年間對愛爾蘭發動了耗資巨大的大規模遠征，這是自1210年以來英格蘭國王發動的首次愛爾蘭遠征。該活動重振了英格蘭在愛爾蘭的統治，並通過堅定又柔和的手段，使蓋爾人領主和英格蘭-愛爾蘭領主臣服；理查甚至可能有完全征服這個長期沒有被征服的島嶼的想法。這項冒險無疑增強了他在另一個領地的權力，並展示了他的內府機構和資源可以實現的目標——盡管是暫時的。關於蘇格蘭問題，英格蘭在奧特本戰役(Otterburn， 1388年)失敗之後，理查采取了更為傳統的方式，鼓動持不同政見的蘇格蘭權貴，並策劃軍事行動；但在14世紀90年代，他開始意識到和平更為有益。1396年與法國達成的條約，以及理查與瓦盧瓦的伊莎貝拉的婚姻，停止了一場更能削弱國力的戰爭；如果停火協議能夠按照預期的進程(至1426年)得以履行，將在整個百年戰爭中創造最長的和平時期。在國內，國王能夠集中精力恢複王室在14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因個人和政治弱點而受到的嚴重破壞。為此，王室創造性地利用儀式和視覺象征主義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
理查具有想象力、精明、專橫。作為國王，他的其他特性不可取。他的成長和青少年經曆，孕育了一種不安全感，導致他過度自信、缺乏分寸、肆意妄為。他對朋友極其慷慨，但對他的敵人反複無常、神神秘秘、冷酷無情：1397至1398年間，他流放了沃裏克伯爵，處死了阿倫德爾伯爵，謀害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後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諾丁漢伯爵。他無情地揮舞著君主的權柄(“他打倒了任何侵犯王室特權的人”是他為自己題寫的墓誌銘)，他的最後兩年，被稱為“暴虐”——這麽評價是公正的。教皇被誘導，發出威脅，要把任何“企圖損害我們的王權、我們的君主或我們的自由，或惡意誹謗我們的人”逐出教會；理查與法國簽訂的條約得到了法方的承諾，如果需要，法國將援助他鎮壓自己的臣民。他於1399年5月第二次出征愛爾蘭時，給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魯克(Henry Bolingbroke，現任的赫裏福德和蘭開斯特公爵)提供了返回英格蘭的機會，他攻入英格蘭，恢複自己的地位，並收複他父親的莊園——最近被理查沒收的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國王的處事方法，背離了英國的法律和慣例，也超過了地位較高的大臣的容忍度。他於1399年9月29日被廢黜，結束了迄今為止最一貫的努力——讓英格蘭人解除戰爭的負擔。
與此同時，英格蘭無法擺脫早先企圖征服不列顛群島“凱爾特人”的後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敗之後，需要一個更穩定的關係來確保王國的安全，因為王國顯然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進一步的征服和殖民了。在實際做法中，英格蘭的曆任國王放棄了在蘇格蘭和愛爾蘭大部分地區實現其霸權的所有想法。在15世紀，英格蘭對蘇格蘭人處於防禦狀態，部分原因在於與法國的戰爭再次爆發；部分原因是在亨利四世統治時期(1399—1413)和1450年之後英格蘭的內部困難。1419年，蘇格蘭人甚至派出大量援軍來援助法國人。蘇格蘭的詹姆士一世曾短暫地(1406—1424)被囚禁在英格蘭，阻止了跨越國界的重大敵對行動。但此後蘇格蘭人變得更加大膽，希望能夠奪回羅克斯堡城堡(Roxburgh Castle)和貝裏克(Berwick)，並在1460至1461年實施了計劃。突襲、海上衝突和海盜活動，以及無效的停戰協議——共同造成了無休止的“冷戰”狀態。隻有在百年戰爭結束後(1453年)，以及英格蘭的約克派政權(1461年)執政之後，才能真正有目的地尋求與蘇格蘭的更穩定關係。雙方在1475年簽訂了一份條約，並在1502年實現了“永久和平”——盡管法國仍心存疑慮，且英格蘭偶爾在蘇格蘭采取戰爭行動，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於1482年占領貝裏克。但協議標誌著兩國之間的關係出現重大改變，雖然邊境地區繼續依靠搶劫而繁榮，互相騷擾已成了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