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共識的破裂(1790—1791)
一旦法國開始改革，教會很難毫發無損，這一點所有人都很清楚。在1789年春季的陳情書中，三個等級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組織和運作要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軌道。教士作為法國的第一等級，本想在這個過程中充當領導角色。一開始他們確實走在前麵。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權等級”的身份，從而開啟了三級會議向國民議會轉變的過程。他們這麽做是以上帝之名回應第三等級的訴求，而且饑餓的民眾正飽受煎熬得不到救濟，他們希望解除發放救濟的障礙。沒有證據顯示，作為國家的一個單獨等級，他們會放棄教士的地位，也沒什麽可以證明，對於任何可能傷害到教會或者宗教的行為，他們準備放棄否決權。但就在短短幾周的時間中，他們喪失的東西遠遠超過了原有的優勢。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許沒有哪個團體比教士遭受的損失更慘重了。巴黎的神父不僅失去了什一稅、教區會費，而且也不能再通過兼職將可憐的俸祿積少成多。當時教士提出過賠償金的問題，但是被拒絕了。主教們和各色教會組織，包括慈善和教育機構，都失去了他們原來可能得到的封建稅費，這筆錢往往數目可觀。後來議會投票通過了賠償金，但是最終並沒有支付。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俸祿，這本來是所有信徒都應交給羅馬教廷用於維持其運作的年獻金，這次斷絕讓人們回想起16世紀所有的新教國家和羅馬斷交的情景。在就如何將這些改變寫進法典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對教會的進一步威脅出現了，這次針對的是教會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稱所有的教士都應當滿足於充當國家的有薪仆人。8月的後幾周對教會打擊更大。《人權宣言》的起草者拒絕將天主教作為法國國教，拒絕限製言論和意見的自由表達，並宣布公職和公民權利為每個人所享有，這意味著對新教徒、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視同仁。議會中教士發言人總會遭到來自旁觀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議會再次提起將教會不動產充作國有的時候，人們並不驚訝。教士們竭盡全力進行了鬥爭，不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剩下的東西，更因為他們意識到，教會剩餘的資源必然會引來議會的進一步行動。為了安撫人心，愛國者們表示，國家將會取代教會的慈善和教育職能，承諾每位教區神父的收入不低於1200裏弗。三分之一的教士仍拿著“合理提成金”，對於他們來說，這意味著收入大漲，他們當然會很高興。但對於大量教士而言，1200裏弗比原來少，而且什麽時候開始發錢也未可知。議會規定在這之前可以繼續征收什一稅，但是隨著封建稅費的解除，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也不再繳什一稅了，而強製征收則非常危險。換句話說，到1789年末，這場本來受到眾多神父友好而熱情對待的革命，帶給教士們的卻是巧取豪奪和空頭支票。
這一進程在1790年仍在繼續。2月13日，修道院修士的處境也發生了變化。除了致力於教育和慈善事業的修道院之外，所有的男女修道院都被解散了，而且禁止新的僧侶宣誓入會。誠然，前段時間的立法已經取消了這些機構的財產和收入，但是議會的用意更加深遠。很多代表，包括很多教區神父，都認為這些修道士是百無一用的寄生蟲，是社會的負擔，國家教會無法為這些人的存在正名。在歐洲有大規模解散修道院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約瑟夫大帝二世在哈布斯堡家族領土上進行的理性化改革。自18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本身也關閉過修道院。但在經過了前6個月對教會的重重打擊之後，這項新政策看上去更像是令人擔憂的改革計劃的一部分。4月12日，一名憂心忡忡的天主教僧侶多·熱爾勒提出了一項令人吃驚的議案，宣布天主教為國教，並規定由天主教主導公眾信仰。實際情況是，他原來一直以來都是跟隨愛國派投票的。有300名代表對他表示支持，但這個議案最終還是被否決了，否決它的正是在前幾周選了新教牧師拉博·德·聖-艾蒂安做主席的國民議會。
確實有人懷疑這整場革命是新教徒的陰謀。在議會中，已知的新教徒隻有15人，包括巴納夫和拉博這樣的激進領袖。他們強烈要求，在各方麵給予那些在1787年之前完全沒有公民權利的團體平等待遇。拉博和其他5名議員代表尼姆地區，在尼姆的選戰中，新教資產者打敗了自負的天主教勢力，在第三等級中占據了大部分席位，這些新教徒在紡織品貿易領域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財富劇增。在7月尼姆建立國民衛隊的過程中，新教徒同樣占據了主導地位。對於天主教徒而言，他們的權力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轉移到了新教徒手中，而在此之前對方的力量僅限於經濟領域。蒙托邦的國民衛隊也主要由新教徒構成，同樣引起了當地天主教徒的憂慮。天主教的對策是在1790年春的市政選舉中凝聚起自己的絕對力量，以保證地方權力還在自己手中。他們成功了，但這使新教徒下定決心要保住國民衛隊的控製權，不征召天主教新兵。因此，整個春季兩個城市都籠罩在宗派衝突的陰影之下，終於在5月10日，蒙托邦爆發了可怕的騷亂。當時，由一群虔誠的婦女領頭的群眾極力阻止官員征收本已充公的寺院財物。他們很快就把矛頭指向了國民衛隊，國民衛隊被打敗了，還有5人被殺。驚慌失措的新教徒逃出了城，一直等到沒有宗派糾葛的波爾多國民衛隊全副武裝趕來之後，當地才恢複了秩序。一個月之後，比這次騷亂更加血腥的一幕在尼姆發生了。6月13日，天主教和新教都在為第一次省選舉拉票，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新教國民衛隊向競爭對手開了槍。在人們的記憶中這似乎隻是一場“鬥毆”，但“鬥毆”二字完全不能概括雙方四天巷戰的激烈程度。在聽聞城裏發生火並的傳言之後，周邊鄉村兩個教派的農民也分別前來增援，雙方的戰鬥毫不留情。但由於新教徒一邊有更多的火器，這次“鬥毆”最終變成了對天主教徒的屠殺，大概有300名天主教徒死亡，新教徒死亡20名。在這場鬥爭結束之後，當地新教徒有史以來第一次完全控製了整個城市。可想而知他們在省選舉中也大獲全勝。因此加爾省由他們代表革命政府執行政策，包括教會政策。而對於當地虔誠的天主教徒來說，革命意味著他們長期以來的可怕敵人的勝利，世界顛倒了。
隨著法國時局的發展，天主教日漸衰落，哪怕是教會的最高層——教皇也很快被卷了進來。第一年俸祿的取消僅僅是一個開場。到1789年末，居住在羅馬教廷飛地阿維尼翁和孔塔-弗內森的15萬教眾要求脫離已經維持了長達441年的羅馬教廷統治，並入法國。在阿維尼翁，合並論者經過長期的爭取贏得了市議會，他們開始跟隨法國正在進行的改革修訂當地的法律。庇護五世拒絕承認這些改變，同時在3月29日的羅馬紅衣主教秘密會議上，發言譴責《人權宣言》以及到此時法國實施的所有宗教政策。阿維尼翁的反合並論者受到己方統治者強硬態度的鼓舞，展開了奪權的努力，這一係列的努力在6月10日的騷亂中達到頂點。他們被國民衛隊鎮壓下來，很多教皇擁躉被殺。阿維尼翁的親法國派很快將阿維尼翁並入了法國，當月晚些時候，孔塔的部分地區也這樣做了。議會很清楚直接合並會帶來的國際爭端，因此並沒有急著接受這些地區的合並聲明，但在辯論此事的過程中很多人強調這是人民意誌的決定。然而在孔塔情況並非如此，這片土地緊接著經曆了12個月的內戰。當時，教皇和革命之間的裂痕已經無法修補，但雙方關係的徹底破裂並不是因為阿維尼翁或者孔塔，決定性的事件是《教士公民組織法》。
自從1789年8月以來，議會中就有一個教士委員會致力於製訂一套全麵的改革計劃，恢複教會的活力，使其和革命原則相容，並為教會的未來提供有保障的財政和組織基礎。原委員會中的15人中隻有5人是教士，而當國民議會中其他人的想法完全顯現出來之後，他們便開始消極拖延了。於是議會又給委員會增加了15個非神職人員，其中有幾個自由作家，啟蒙時期寫過反教士文章；但大多數人是真誠的天主教徒，其主要目的是克服教會的弊端，使教會更加精簡、更加健康。他們中有人表示，其目的“僅僅是讓教會回歸早期的原則”[1]。但這實際上意味著改變幾世紀以來的做法，而且這是按照一個和法國現實情況完全不同的教會理念來比照當下情況。委員會還表示，他們製訂改革計劃時並不準備聽取教會首腦的意見，或者任何外國王朝的意見。沒人否定教皇在靈性或者教義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法國國民要如何在自己領土上開展宗教生活與教皇無關，能知會教皇一聲就很不錯了。在5月29日議會展開對《教士公民組織法》的辯論時，國王被要求中止1516年法國和羅馬教廷簽訂的博洛尼亞政教協議，該協議一直規範著羅馬和法國教會的關係。沒人提出取代性的協議。國民議會已經大刀闊斧地重塑了法國的世俗生活，將教會的經濟基礎釜底抽薪，也沒碰到什麽抗議，它覺得沒有必要和任何人協商政策。在一開始，主教們曾建議，要通過一個教士的全國委員會來求得法國教會對《教士公民組織法》的同意。但他們被擱置在一邊，因為不能讓作為社會或者國家的獨立等級的教士再度複蘇。很多教區神父也同意這個觀點，在1789年之前教士大會完全是等級製的喉舌。但這是過去的危險，而現在不通過建立全國委員會來實施改革的危險在於，如果教皇站出來反對他們，再沒有任何的教會權威能夠挑戰教皇的決定。
但是教皇有可能反對嗎？比起哈布斯堡領地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教士公民組織法》並不算太激進，而前者業已為教皇所接受了。當議會辯論正酣的時候，阿維尼翁和孔塔的消息傳來，這意味著如果教皇堅決反對，那麽法國則可以威脅將把這些領土並入法國，這會脅迫教皇屈服。因此7月12日，在辯論數周之後，教士委員會提出的計劃幾乎未經修改就通過了。計劃中的大部分內容也能讓大多數教士滿意。盡管比起原來有土地和什一稅的日子，不少主教和教區長收入減少了，但它製定的薪資頗為豐厚。同時，對每一個等級的教士也有嚴格的住宅規定，這是陳情書中的一致要求。甚至教區行政區劃的理性化也被提上了日程，這是很自然的，隻有83位主教，每個省一位，10個大主教區。同樣，教區的數量也大大減少，任何居民人數少於6000人的市鎮隻能算一個教區。所有的聖堂參事會都被廢除了，任何沒有醫治俗人靈魂職能的有俸聖職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例如修道院和修女院，它們就被認為是百無一用的寄生蟲。教士的存在是為了救助信徒，除此之外別無理由。按照這樣的邏輯，主教必須先在教區中服務超過15年，教區神父必須當過5年的助理神父，這都是很明顯的改善。因此，除了由精簡有俸聖職所必然造成的教士失業問題，《教士公民組織法》所產生的重組效應對大多數牧師沒有太大的影響。真正的問題在於職務的任命方式。所有的教士都由世俗民眾選出，就像其他公職人員一樣。主教由省議會選出，教區神父由區議會選出。主教要和一個谘議委員會一起行使權力。谘議委員會的設置讓人們想起了某些冉森派教徒長期以來呼籲的教區神父會議，冉森派則是受了17世紀巴黎大學的宗教法規學者埃德蒙·理查的啟發。“理查派”提倡教會通過選舉進行治理，但不是世俗選舉，更不要說由一群可能包含新教徒、猶太人和無神論者的積極公民來選舉了。因為救治靈魂是一項極為嚴肅的工作，不能轉交給尚未被教會接納的人。最後，教皇的地位和權力也是一個問題。法令明文規定禁止所有的法國公民和任何外國主教或其代理人接觸，然而這絕不是對所謂“信仰的團結，以及人們通過基督教世界可見首腦維持的聯係”懷有偏見，在第一版草案中，教皇被稱為羅馬的主教。但後來被認為實在是大不敬，畢竟尊敬是教皇現在唯一能享有的東西了。一直以來，主教的任命都要得到羅馬教宗的首肯，而現在羅馬教宗僅僅是得到通知，主教已經被任命了。
教皇暗中的反應要早於議會對《教士公民組織法》的最終通過。7月10日他致信路易十六，勸其不要簽署一份會導致法國教會分裂的文件。但當信被寄到路易十六手中的時候，國王已經初步批準了這份文件。他采納的是主教們的意見，而教皇本以為主教們會采取反對立場。主教們也擔心教會分裂，但他們認為恰恰是羅馬方麵掌握著是否決裂的主動權。極少有教士代表願意反對新法令，不論他們私底下有什麽保留意見。他們都相信教會必須接受這項法律。既然教士的全國委員會沒戲了，現在隻能等教皇發話。由於他們沒有意識到教皇已經表態，因此整個夏季都極力勸說羅馬不要譴責新製度，而要尋求共存之道。當8月24日國王正式公布《教士公民組織法》的時候，教士們作出了錯誤的推測，這一點不難理解，雙方已經就廢除博洛尼亞政教協議達成了共識，一切即將平息。庇護五世對法國主教的軟弱感到震驚，決定采取拖延戰術，並和他的紅衣主教商議，緩慢地尋求避免教會分裂的方法。表麵上他一聲不吭，但隻要他繼續保持沉默，法國教士就很難自信地接受法國現在的新法律。
法國教士不是唯一著急的人。現在全國的教會土地都已經被列入出售目錄，修道院和修女院相繼被關閉，愛國者們在呼籲大家支持《教士公民組織法》，就像指券一樣，這也是對一個人是否支持新製度的考驗。事實上，宗教所帶來的一係列複雜議題很快分化了人們的意見，這種分化從1789年春天以來還從未發生過。1789年人們一直意見不一，從未協調行動過的保守派報紙第一次聯合起來，齊聲指責《教士公民組織法》是對天主教信仰的攻擊。愛國派的報紙則以當時特有的反教會態度予以回擊。而在1790年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雅各賓俱樂部的數量越來越多，沒有什麽比這件事帶來的刺激更大了。
在國民議會搬到巴黎之後，激進領袖們組織起了一個“革命俱樂部”來討論和協調改革政策，就像起先在凡爾賽出現的鬆散的“布列塔尼俱樂部”一樣。他們在議會旁的雅各賓修道院議事，並在1790年1月更名為“憲法之友社”。在1789年的激烈變革中，很多外省中心也建立過政治俱樂部。一些俱樂部產生在諸如波爾多和第戎這樣的大城市，但更多都湧現在偏遠的、難有作為的市鎮。起初他們試圖相互呼應，1790年春則試圖加入巴黎雅各賓的會議社團。雅各賓的聲名日隆，又吸引了新的入會者。2月時他們僅有24人，到了8月變成152人，11月人數已經超過200。這些人悠閑自得，受過良好教育，被國民議會視為積極公民，他們建立組織和社團的愛好遠遠超過前兩代人，而現在這種愛好轉移到了政治上。截至1790年7月，巴黎的雅各賓派有大約200名議員成員，還有1000多名其他身份的成員，甚至在國民議會宣布某項國家事務之前，雅各賓俱樂部已經開始討論了。而外省的俱樂部則把保持對新製度高漲的熱情視為自己的職責。他們組織節日和遊行示威，敦促低效率的地方政府，傳閱愛國報刊，而且不斷向其他市鎮俱樂部發送消息。很多日後參加革命的大人物都是在俱樂部中獲得了早期政治經驗。這些俱樂部建立的具體情景或有不同，但它們通常是由某次事件或某個議題引起的。而在這些事件和議題中，宗教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貝爾熱拉克和蒂勒，建立俱樂部是為了控訴支持多·熱爾勒4月13日議案(該議案注定失敗)的代表。在尼姆和蒙托邦，宗派鬥爭之後，新教徒將當地天主教領袖視為反革命，當地俱樂部正是由新教徒組成的。阿維尼翁的合並論者在9月建立了俱樂部，以表示他們並入法國的決心，其建立受到了鄰近市鎮如艾克斯、馬賽、尼姆和塔拉斯孔雅各賓派的熱烈歡迎。米迪地區的俱樂部在夏季建立，也是受到了第一次公然的反革命武裝遊行的刺激。8月，一支國民衛隊聯軍在亞雷的加爾北部的一個偏遠山穀集會。一開始，這次集會是絕對愛國的，但在尼姆“鬥毆”中被打敗的天主教領導人把會議主導權奪了過來。他們宣布自己就是造反者，並起草請願書，控訴新教徒對省政府的控製。他們控訴道：“利用本來意在保護我們的政令，新教徒們正竭力把他們的法律強加到我們頭上。從省到區，再到市政，到處都是他們的眼線。他們占盡升遷、官職和榮譽，法院對我們的懇求視而不見。”[2]盡管這支隊伍後來被解散了，卻留下了一個籌劃委員會，和阿圖瓦伯爵的部下共同謀劃下一步共同行動。彼時阿圖瓦伯爵正在都靈的流亡之中，他正夢想著武力勤王，反轉革命。
對於這些團體而言，《教士公民組織法》簡直是天賜良機。議會對待教士的猶疑不決的方式反過來加重了後者的不悅。10月30日，議會中的30位主教投票反對該法律，並發表了《說明原則》一文來解釋他們為什麽這麽做。文中絲毫沒有號召武力的意思，他們隻是表明，在尚未征得委員會或者教皇同意的情況下，自己很難默認這項法律。然而，愛國者們將其舉動視為鼓動大家違反《教士公民組織法》，而嚷嚷著支持雅各賓俱樂部的地方政府開始強製執行該法律。在一些采取了鎮壓行動的主教轄區，主教被趕走了，聖堂參事會也被解散了。在10月和11月上旬，法國選出了第一屆省主教。但這一次教士沒有逆來順受，抗議出現了。在色內一個被廢除的主教轄區，一位教區神父宣稱：“我不能再進一步放棄自己和教會的聖契，就像我不能放棄在受洗時許下的承諾一樣……不論生死，我都是屬於我的信眾的……如果上帝要試煉他的兒女，那麽18世紀也會和第一個世紀一樣出現殉教徒。”[3]議會代表埃斯比耶利被選為菲尼斯泰爾省第一位主教，雷恩的大主教卻拒絕批準該項任命。蘇瓦鬆的主教則因為譴責《教士公民組織法》而被省政府革職。然而南特的104名神父也譴責了該法律，要將他們集體革職是不可能的，但他們的薪俸被停發了。顯而易見，向新教會秩序的和平轉變難以實現，憤怒的地方政府紛紛要求議會采取行動。議會終於在11月27日采取了行動。在經曆了兩天的激烈爭論之後，代表們決定：任何教士，隻要不明確接受新製度，就要被立刻解除聖職。為了檢驗教士的接受情況，議會設置了宣誓環節。所有有俸教士都必須在即日起第一個周日的彌撒之後宣誓：“忠於國家、國王和法律，支持憲法賦予議會和國王的權力。”任何拒絕宣誓的教士都按照《教士公民組織法》中既定的程序予以革職替換。
法國大革命中有很多轉折點，教士宣誓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轉折，也是其中之一，這毫無疑問是製憲議會最致命的錯誤。革命者首次強迫公民進行選擇，強迫他們公開表明自己是否支持新製度。盡管拒絕意味著公民無法在新生的法國中擔任公職，但悖論之處在於他們有拒絕的權利，這等於承認了他們有否定革命的權利。革命者本來是為了尋找持不同意見者，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使“不同意見”合法化了。代表們覺得這無關痛癢，因為他們預期拒絕宣誓者充其量隻有一小撮高級教士及其下屬。議會原本預計宣誓在幾周內就能搞定，但是在幾個月之後，教士宣誓的局麵才逐漸明朗，全國近半數的教士不願屈從。在羅馬仍舊一言不發的情況下，國王於12月26日頒布了新的法令。因此，在1791年1—2月間，宣誓問題主導了法國的公共生活。議會中的教士們就是一個典型，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徹底分成了兩派。隻有109名教士宣了誓，其中僅有兩位主教，一個就是塔列朗。隨著宣誓截止日期逐漸臨近，1月4日人群包圍了議會，叫囂著絞死拒絕宣誓的教士。而愛國者們——由新教徒巴納夫做他們的領頭人，顯得毫無說服力——磨破了嘴皮子，使盡了各種手段，想要說服那些猶豫不決的教士，但沒有任何人被說動。有了議會中教士們的榜樣，可想而知農村的廣大教士會更“頑固”(大家很快就開始這麽形容未宣誓的教士)。不過不同地區存在顯著差異，在反教士的巴黎，極少有神父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宣誓。
當時一位觀察家在1月11日寫道：“出於好奇，上周日我在聖日耳曼朗克敘瓦觀看教士宣誓的儀式。教堂裏座無虛席。教堂神父和第二助理神父拒絕宣誓，其他的15名神父則在群眾經久不息的掌聲中欣然宣誓。當天在每個教區都有醜聞傳出，例如在聖瑟韋然就傳出神父和他的助理逃跑的消息。人們辱罵那些逃跑者，追捧對新法律效忠的神父。你們應該聽聽人們的議論，甚至在教堂裏他們都會說：‘天下哪會像他們說的那樣，有兩種道德？有人宣誓，有人不宣誓!彌撒有變化嗎？沒有，完全沒有，他們懷念的是錢，是美味佳肴。’……還有很多我不敢說出口的汙言穢語。”[4]
巴黎周邊的平原地區宣誓率也很高，比如比利牛斯地區。另外，東南部地區也特別高，例如普羅旺斯和多菲內，當地拿不到薪水的“提成金教士”曾在18世紀80年代教士反抗“主教專製”的運動中非常突出。但在很多大的外省城市，拒絕宣誓的人還是很多，和邊遠地區一樣。在佛蘭德斯和阿爾薩斯的大多數地區(當地人的思想文化和法國核心地區頗為不同)仍隻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有俸教士選擇了宣誓。在朗格多克充滿了想要利用革命達成自己目的的新教徒，但宣誓支持新製度的教士少之又少。總而言之，在西部有大量教士拒絕宣誓，隻有從魯昂到拉羅謝勒一線形成了一小塊兒孤立地區，這裏的宣誓教士超過了四分之一。此處的教士原來依靠什一稅和教會土地過得很好，他們需要爭取當地農民的信任，這比物質上的考慮更加重要。從各地情況看，俗眾的壓力是教士作出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和俱樂部花了大力氣來推動教士接受法律，而凡是有群眾支持的地方，他們都成功了。但在法國西部的田園鄉村裏，當地政府掌權者因為從革命中獲益太多，已經備受詬病，當地神父們會選擇站在教區居民一邊。事實上，在很多地區，宣誓變成了對截至目前的革命政策的民意調查，教士選擇成為頑固分子或者“支持憲法者”，實際上反映了教區民眾對於各項事務的看法，其範圍遠遠超過了《教士公民組織法》。最後，54%左右的教區教士進行了宣誓，這也意味著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革命太過激了。
不僅僅是教區神父要宣誓，任何教士，隻要想要在新的憲政教會體製中通過選舉謀得聖職，都要宣誓。由於主教管轄製被清除，他們在教會金字塔中升遷的機會大大提升了(盡管並未得到7名主教的首肯)，這在1789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塔列朗則擔保教徒傳統不會斷絕，憲政教會將會向所有有才能的人敞開大門。很多僧侶和修士盡管被迫走出了修道院，但他們也宣了誓，借此獲得從事醫治靈魂事業的資格。相比過去可以忽略不計的定期補貼，他們還能得到更加豐厚的薪水。另外，盡管《教士公民組織法》導致教區數量劇減，但教士的拒絕宣誓率卻表明有俸聖職其實很多，事實上供大於求。一開始，教會甚至不得不請求未宣誓教士暫時留職，等待合適的繼任人選，這使教會顏麵掃地。更糟糕的是，3月10日教皇終於打破了沉默，以私人名義致信給簽署了《說明原則》的主教們，全麵批評《教士公民組織法》。4月13日，他正式要求主教不要宣誓，5月4日這些文件被公布於眾，盡管公布的文件沒有涉及明確譴責的段落，但在各方眼中，這就是譴責。很多已經宣誓的教士收回了誓言，大概占總人數的10%。在巴黎，人們焚燒了教皇的塑像，充滿敵意的群眾不允許未宣誓教士及其集會實行自由崇拜，而這恰恰是《人權宣言》賦予人的權利。議會又開始對是否合並阿維尼翁進行辯論。在5月的尾聲，羅馬教廷大使離開了法國，革命的法國和羅馬教會之間徹底決裂了。
從此時起，除被宗派傾軋搞得烏煙瘴氣的地區之外，反革命勢力開始謀求建立自己的民眾基礎。在1790年春以前，除了阿圖瓦伯爵頭腦發熱的想象和他在都靈陳腐的流亡宮廷之外，並沒有什麽真正的反革命勢力。在10月事件之後，穆尼耶退居到多菲內，曾試圖組織當地三級會議，譴責當時的革命形勢，但被同鄉斷然拒絕。早在1789年9月，米拉波就在玩兩麵派的把戲。他一邊在議會的講台為激進主義煽風點火，另一邊卻作為顧問為國王和王後提供秘密建議。自1790年5月起，盡管國王和王後對米拉波的人品頗為不屑，他們還是開始為他按時提供的秘密建議付錢。米拉波想停止革命，而不是扭轉革命。他支持強有力的王權，也認為國王應該離開巴黎，卻不願意摻和都靈的陰謀和他們重奪貴族權力的計劃。不管怎樣，路易十六沒有采納他的任何建議，米拉波在1791年4月鬱鬱而終了，盡管他的愛國者的聲譽絲毫未變。國王也沒有過多關注有關阿圖瓦伯爵的小道消息。伯爵自1790年起對卡隆大加倚重，他曾對卡隆說：“我們必須侍奉國王和王後，無論他們本身是怎樣的人。”[5]
當時，伯爵的手下正在和加爾的天主教首領進行接觸，他們收到了關於東南部局勢不穩的報告，備受鼓舞，當年秋天他們決定在羅訥河穀計劃一場反抗運動。但是從此地的安全工作來看，反革命派將戰略地點選在這裏很不現實，由於書信泄露了整個陰謀，密謀者12月在裏昂被捕。1791年2月，有人組織吹響了第二次“雅賴斯集結號”，目的是召集大量的天主教國民衛隊向尼姆進軍，卻也以失敗告終。一支主要由新教徒組成的武裝隊伍抓捕了這群烏合之眾，整個過程非常血腥。阿圖瓦伯爵對此類活動的支持讓薩迪尼亞國王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後者開始明確表示都靈不歡迎流亡宮廷。1791年1月，這群顏麵無存的流亡者決定離開，6月他們在德國科布倫茨找到了新的總部，這塊領地很合適，它屬於一個天主教國王，後者是特裏爾主教的選舉人。
路易十六對裏昂陰謀倍感不安，他曾請求自己的兄弟不要實施該計劃。這次計劃的成功完全依賴於王家軍隊的協助，而在1790年夏天，軍中是否有一支部隊可以信賴尚不可知。很多士兵受到等級鬆散的國民衛隊的影響，和他們的貴族軍官之間形成了嚴重的敵對情緒，這導致裏爾、埃斯丹、佩皮尼昂和梅斯等地相繼發生軍隊嘩變。這一係列兵變的**是三支駐紮在南錫的軍隊於7、8月間發生的嘩變，並得到了當地雅各賓俱樂部的積極支持。西部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布耶將軍決心殺一儆百，一舉攻占了南錫。23名反叛士兵被處決，100多人受到了嚴酷的刑罰。除了議會裏有人鼓噪說這是舊製度暴政的再現之外，殺一儆百的做法似乎起了作用。到了冬天，軍隊的**基本停息，國王覺得布耶似乎是一個能倚重的將軍。從1789年夏天開始，王後就在幻想她的奧地利兄弟會來搭救他們，但此時已經快要到1790年底了，就連國王也開始敦促他流亡的兄弟趕緊製訂救援計劃，他開始認真考慮逃跑方案了。
不過，國王此時動逃跑的心思多少有些諷刺，因為人心也許正向王室靠攏。而更加諷刺的是，國王的出逃和人心向國王的靠攏都出自同一個原因，即宗教分裂。國王確實正式批準了《教士公民組織法》和教士誓言，但他的心中疑慮重重，而隨著大量教士拒絕宣誓，教皇也保持著不祥的沉默，國王的疑慮更深了。路易十六的懺悔神父宣了誓，但從此之後國王再也不和他商議任何事情。國王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女人(排在王後之後)，即他的未婚姑媽也極為鄙視宣誓教士。1791年2月教士們請求獲準到羅馬麵見教皇，在沒有外界幹擾的情況下，國王自己貿然安排讓他們離開法國。成群的婦女成為首都遊行群眾的主力，可她們沒能來得及阻止教士們。在雅各賓派、公共報刊和比以前更加激進的科德利埃俱樂部(他們現在的正式名稱為“人民權利之友社”，不是憲法之友。特別指出。)的鼓動下，婦女們聚集在其他王室成員的宅邸外進行恐嚇，她們懷疑這是一次分批出逃的計劃。1791年的整個春季，拉法耶特和他的國民衛隊都在巴黎疲於奔命，忙著驅散反王室和反教士的遊行示威。拉法耶特招來了大眾報刊的謾罵，還有大眾政治社團的記恨，因為科德利埃俱樂部想讓這樣的社團遍布巴黎；另一方麵，拉法耶特也沒得到國王及其追隨者的感謝，他把自己看作王室的保護者，後者卻把他看成“監獄長”。在國王看來，拉法耶特甚至不能確保自己手下的安全，因為他似乎每次都到得太遲了。2月28日，拉法耶特趕赴萬塞訥，試圖阻止一群暴民拆毀當地要塞，像攻占巴士底獄那樣。為防國王無人保護，上百名貴族帶著刀和手槍在杜伊勒利宮周圍守衛。這看起來很像圖謀出逃，拉法耶特急忙趕回去解除了王宮周圍的武裝，結束了這場名為“匕首日”的騷亂。在4月的複活節周，人們對這些裝模作樣、充當“宮相”角色的王黨的蔑視達到了頂點。就像1790年一樣，王室準備到位於巴黎西邊聖克勞德的森林高地度過複活節。但就在周日複活節的前一天，國王公開接待了一位未宣誓教士，很快消息傳遍了全城。第二天，當王室成員準備出發前往聖克勞德的時候，一大群民眾攔住了馬車，不允許它行駛。拉法耶特和平時一樣再次遲到，他命令國民衛隊清開道路。士兵們拒絕執行命令，大約僵持了兩小時，國王不得不回到王宮。沒有什麽證據可以證明這次去聖克勞德的遠足是逃跑計劃的一部分，但最終被迫放棄此行，使國王確信他已經成為這座無神論都城的階下囚。關於國王即將出逃的謠言和預測實際上反過來促成了他的想法，從此他開始製訂自己周密的出逃計劃。
與此同時，大眾對未宣誓教士的迫害日益加重。比如，有的學生參加宣誓教士主持的彌撒，遭到了修女的懲罰，結果整個修道院的修女都被拉出來，在集市上被婦女當街鞭笞。未宣誓的教士團體本來租用了廢棄的教堂，用於進行私底下的崇拜，由於害怕會受到同樣的對待，也不敢開展活動。法紀崩壞的背景下，巴黎的失業率也在逐步上升。由於貴族逃亡或者生意削減，聖堂參事會和修道院的全麵關閉，大量仆人和從事奢侈行業的工匠都流散到了大街上。公眾慈善工坊倒是吸收了一些失業人員，其中最有名的工坊正在拆除巴士底獄，正是這件事給了人們拆毀萬塞訥要塞的靈感。市場上的勞動力如此之多，而工資自從1789年以來就沒有漲過。隨著指券逐漸進入流通，驅逐了鑄幣，物價也開始上漲。1791年3月2日，國民議會宣布了一項在1789年8月被擱置的議題，廢除行會和團體組織，因為後者是一個建立在特權基礎上的社會的殘跡，特權社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但是行會也曾經是雇工的聯合組織，其消失導致各色工人團體要求提高工資。其中最突出的是木匠和鐵匠，他們在6月上旬暗示有一個包括了8萬名工人的“大聯合會”決意要求雇主漲工資。木匠們強調通過罷工來確保最低工資，很多人民社團也很支持他們。市政當局為了抵製雇工運動，采取了越來越強硬的措施，但最後議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幹預。6月14日，經列沙普利耶提議，議會投票禁止所有的工人組織和任何形式的集體工人活動。地方政府不得接受來自此類團體的代表，也不能為此類團體中的成員提供工作，這條法律將用於管理法國產業工人關係長達73年。
作為該議案的提出者，列沙普利耶非常關鍵。他在革命早期是激進派的領袖人物，雅各賓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而且長期在議會中扮演左派首領的角色。但1791年他開始相信，革命如果想要繼續前進，就必然會傷及1789年以來所取得的成果。鞏固革命成果的時候到了，要完善憲法，在它被民眾**完全淹沒之前，使憲法運轉起來，很多激進派領袖到了這個時候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前王政派的一個團體感覺到了風氣的變化，在1790年的最後幾周他們建立了“王政俱樂部”，想要挑戰雅各賓派。很快其成員達到了上百人，它作出了原則性的讓步，但其爭取民眾支持的方式太明顯了，即在寒冷的冬季銷售大量的補助麵包。雅各賓派於是借機敦促市政府將其關閉，因為他們擾亂了市場。巴納夫領導了這次活動，但到了第二年夏天，和他原來的激進派盟友迪波爾和拉梅特兄弟一樣，巴納夫也開始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們意識到，如果國王逃走了，整部憲法的基石就沒有了，這將帶來無法想象的後果。另外，在製憲議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後，剩下的就是權力分配問題，而每個人在夏天都打著類似的算盤。這兩年中，代表們扮演著國家領導的角色，對於回到偏僻的外省，他們毫無興趣。把國王爭取過來意味著打開了仕途之門，更何況現在米拉波已經死了。但是巴納夫、迪波爾和拉梅特的“三巨頭”向政權核心的轉移很快引起了大眾的懷疑，而一直默默無聞的一群左派議員開始博得人們的歡心，米拉波在自己的最後一次演講中(1791年2月28日)將他們稱為“30副嗓門”。對於這群人的目標，英國大使有更加直率的描述，他在4月15日報告說：“有一派人，其目的是徹底消滅王權，不論後者已經受到了怎樣的限製。”[6]他發現這群人的領袖是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現階段是不是共和主義者尚需存疑。誠然，他4月10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否認了這一點，但另一位英國觀察家則從中看出了更多。
邁爾斯當時加入了雅各賓俱樂部，並將其情況匯報給倫敦，他這樣描述羅伯斯庇爾：“他從骨子裏就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並不是為了討好大眾，而是從自己的觀點出發，認為這即便不是人們應該接受的唯一政體，那也是最好的政體。他根據這個原則行事，大眾則堅定地支持他的那一套。他是一個刻板的人，固守原則，待人接物簡單呆板，衣著樸素，明顯不會腐化墮落，輕視錢財……我每晚都在觀察他，我盯著他，分析他的每一個表情。他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人物，他正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但說起來奇怪，整個國民議會都輕視他，覺得他無足輕重，我曾跟一位議員說起我的猜測，我認為他很快就會上位，統治成千上萬的人，結果遭到了嘲笑。”[7]
這段話寫於3月1日，5周過後，也就是4月7日，羅伯斯庇爾有了第一次實實在在的“成就”。米拉波的仕途曾因遭人懷疑而在1789年11月毀於一旦，如今羅伯斯庇爾舊事重提，提議所有的製憲議會成員在本屆議會結束4年之內不得擔任公職，該項議案獲得了通過。他的下一項議案是在5月16日提出的，內容是所有的製憲議會議員不得進入立法議會，也獲得了通過。這兩項議案都對革命日後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在當時看來僅僅是一個策略性的勝利。右派議員之所以支持這兩項議案，是為了整治“三巨頭”，他們樂於見到左派的分裂。
這次分裂從5月到6月上旬一直在繼續。當議會再次討論阿維尼翁問題的時候，羅伯斯庇爾一幹人要求立即合並，但這次他們沒有成功，因為大多數人開始權衡進一步和教皇交惡的利弊。大家花了大部分時間討論殖民地問題，該項議題自從1789年6月8日以來還未曾被真正提上議程，當時是一隊來自聖多明各的代表團要求獲得承認。1790年3月代表們廢除了奴隸製，這是由一個巴納夫主持的委員會提議的，顯然黑人還未享受到人權。但自由的其他人種怎麽辦？聖多明各大概有4萬白人，他們堅持自己對政治權利的要求。1790年10月，一小群當地白人試圖通過武裝力量來表明自己的訴求，遭到嚴酷鎮壓。現在其他人則向議會請願，巴納夫警告說滿足他們的要求很危險，而羅伯斯庇爾則控訴奴隸製，要求無論膚色種族一律賦予其政治權利。羅伯斯庇爾的提議再一次通過了。他現在也開始掌控雅各賓俱樂部，他還在6月11日當選刑事法庭的公訴人，這顯示了他在巴黎的民望。
估計這一切都無法讓王室安心，在議會辯論期間，他們的出逃計劃也正在一步步實現。現在，國王對於任何拉攏他的努力都不感興趣了，他正集中精力草擬一份挑戰性的聲明，他準備在出逃之後留下這份聲明，其中控訴了自1789年10月以來甚至在之前發生的各種事情。出逃是由王後的忠實崇拜者、瑞典冒險家阿克塞爾·馮·費爾森伯爵安排的，王室通過他聯係上了布耶將軍。他承諾為王室難民提供護衛隊，保護他們趕往鄰近盧森堡邊境的蒙梅迪。護衛隊士兵會以為自己是前去偵察國境對麵奧地利皇帝集結的軍隊，無論如何，王室成員的行動都是非常隱蔽的，而且他們帶著特別準備的護照。6月20日晚他們溜出了杜伊勒利宮，最近因為國王出逃的傳言日盛，王宮四周的護衛增加了一倍，但國王還是躲過了他們的視線。盡管有些延遲，但他們還是全身而退。不過延遲意味著在皇家馬車抵達之前，第一支護衛軍已經撤退了，因為他們認為行動已經失敗。這同時也是候補護衛軍補上的信號。與此同時，各種軍隊調動引起了沿途市鎮居民的懷疑，國民衛隊出動了，6月21日晚在聖梅內勿勒，國王被認出來了，辨認者是當地的郵政局長德呂埃，他火速趕往下一個城鎮瓦楞，這件事情也讓他走上了激進政治的生涯。在瓦楞，國王一行被攔截下來，全鎮的人都出來了，軍隊也無計可施。第二天早上，21名從巴黎趕來的信使帶來了命令，將這些“逃跑嫌犯”帶回首都。
議會的大部分議員對國王的背叛感到十分惶恐。但反常的是，在危機爆發之時，公共事務似乎能夠在沒有國王的情況下運作得很好。行政官員被召集起來，軍隊控製權也得到了確保，辯論也在繼續，就像糟糕的事情沒發生過一樣。一個貴族代表驚詫地說：“你絕對難以想象，此時的法國其實沒有國王。”[8]但是，罷免國王充其量隻是讓法國進入攝政王統治，這種統治太冒險，在法國曆史上名聲極差。最糟糕的結果則是重新起草幾近完成的憲法。如果強調共和，無疑民眾將會登台亮相，並且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自春天以來越來越多的代表覺得需要警惕群眾。在出逃消息曝光的一天時間之內，議會想到了擺脫困境的方法。它將無視所有證據，假裝國王是被綁架的。議會在6月22日發表的勸人民保持冷靜的聲明中表達了這個意思。至於國王留下的控訴狀，則是居心叵測的謀士強迫不情願的國王擬寫的。反對如此捏造事實的議員被壓倒性的票數否決。國王也被架空了，製憲議會從此同時掌握了行政權和立法權。但毫無疑問的是，絕大多數的議員都想保住王權，即使說再多的謊話、編再多的故事也在所不惜。7月15日，議會以頒布政令的形式將所有的罪責都歸結到了布耶及其部下身上，他們將被依法提起訴訟。其實議員們心知肚明，當時大多數受到指控的人都已經跑到國外了，安全地待在奧地利境內。
在這個過程中，自1791年6月以來一直衝突不斷的拉法耶特和三巨頭開始了合作。巴納夫作為議會派去瓦楞護送王室家庭回來的專員之一，深深地為王後所傾倒。他帶頭在最後時刻對憲法進行了修改，使國王更樂於接受憲法。他們取得了一些勝利。《教士公民組織法》被從憲法中刪去了，這意味著是否宣誓效忠憲法與是否接受新的教會體製無關，也意味著該法律可以像普通法律一樣被修改甚至替換，而不用經過被刻意設置得異常繁雜並長達十年之久的憲法修改程序。與此同時，有議員提議未宣誓教士不得跨入曾任聖職地區方圓30英裏之內的範圍，這項提案也被否決了，因為挑釁意味太重。議會頗為虛偽地廢除了將“銀馬克”作為代表選舉資格的規定，事實上這在當年春季被證明是籠絡巴黎群眾社團的絕佳辦法。但是二級選舉會議的投票門檻被大大提高了，這裏才是真正選出議會代表的地方，提高選民資格的目的在於確保最重要的權力杠杆被掌握在富有的地主手中。無論如何，在8月27日這些修正案通過的時候，下一屆的立法議會選舉已經開始了，而所有立法議會議員都還要通過銀馬克這一關。最後，斐揚派得以通過限製報刊自由的法律。議會(終於)認為報刊的責任是調節控製群眾大量的不穩定情緒，不顧羅伯斯庇爾孤零零的反對，8月23日頒布法令，任何“有意煽動人們違抗法律，(或者)藐視政府權力，對抗政府行動”的作者都將遭到起訴，而任何正直或者誠懇用心受到抨擊的官員可以就其損失提起訴訟。拉梅特兄弟和馬盧埃(後者與前者不同，他一直都相信這些保障政體安全的程序)還夢想賦予國王絕對否決權，讓議員有資格擔任政府部長，甚至還想設置第二議院，但現在想要重拾1789年王政派的計劃已經太晚了。將要讓國王接受的這部憲法，自從1789年人們為憲法奠基時起就已經定型了，隻是在細節上有些不同。
在貴族圈子裏，斐揚派以立憲君主為核心重建國家共識的努力也沒得到任何褒獎，大家想盡各種辦法阻撓他們。在議會中，貴族們——他們現在被稱為黑皮膚的人或前貴族，要麽投棄權票，要麽故意乖張地支持羅伯斯庇爾和佩蒂翁。盡管右派的目標明顯是保守的，但他們中極少有人加入斐揚俱樂部，而且斐揚俱樂部最失敗之處在於，它沒能拉攏大多數的外省俱樂部。隻有72個外省分部脫離了雅各賓，而且72個分部中還有很多在夏末又收回了自己脫離雅各賓的決定。8月上旬戒嚴令被取消之後，報紙又重新出現了，而巴黎沒有一份重要的報紙是向著斐揚派的。沒有什麽比戰爭的謠言更能分化革命陣營了，它在整個夏天都沸沸揚揚。左派認為瓦楞事件是一場摧毀革命的國際陰謀的一部分，而王後和流亡者們確實也是這麽打算的。當出逃行動失敗之後，所有人都認為德國方麵將會加緊努力，而搖搖欲墜的法國軍隊肯定無法抗擊。事實上，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在7月10日發表了《帕多瓦公告》，邀請諸王和他一起，重新恢複法國王室的自由。但隻有普魯士國王積極響應，響應的結果無非是這兩個國王8月27日在皮爾尼茨會見並進一步呼籲要協調行動。
《皮爾尼茨宣言》表示，法國國王的處境關乎歐洲所有君主的利益。該宣言邀請其他各國一道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加強法國國王的力量，在最完美的自由狀態下，君主政府的基礎既是君主的權利也是全體法國國民的幸福安康”。這兩位國王表示，如果其他國家同意，他們就將“迅速行動”。但至少奧地利的私下想法是，其他國家組成聯合軍隊不會有太大的作用。此時此刻奧地利正在解散軍團。對於他們來說，《皮爾尼茨宣言》僅僅是王政和家族榮譽的需要，這也許會促使法國國內局勢稍有緩和，但難以構成真正的威脅。既然如此，那麽宣稱這份宣言是在流亡王公的請求下發布的，或者允許流亡者們聯名寫煽動信給國王，力勸其拒絕憲法，就都是毫無意義的刺激性做法。對於製憲議會而言，關於外國將支持流亡者反攻法國的流言結束了，而作為對國際意見的蔑視，議員們於9月14日投票決定合並阿維尼翁和孔塔。
[1] A. Aul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7, p. 59.
[2] G.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1978, p. 28.
[3] P.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 Volume 5, Paris, 1902-1923, i. p. 203.
[4] Ruault, Gazette, p. 217.
[5] R. Lacour-Gayet. Calonne: Financier, réformateur, contre-révolutionnaire 1734-1802, Paris, 1963, p. 290.
[6] Edited by O. Browning,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 Cambridge, 1885, p. 79.
[7] Edited by C. P. Mi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7, Volume 2, London, 1890, i. p. 245.
[8]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pp. 362-363.
[9] G.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pp. 8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