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歐洲和大革命(1788—1791)

法國大革命讓整個歐洲感到意外。誠然，在18世紀80年代，所有有文化的歐洲人都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動**的、藐視權威的時代。美國已經擺脫了英國的統治，愛爾蘭也曾反抗英國人的權威。在荷蘭共和國，自稱為愛國黨人的人正在為奪下奧蘭治親王手中的準君主權力而鬥爭。不過，如果說有哪個大君主國不久之後定會崩潰，那不會是法國的波旁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約瑟夫二世，這位躁動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皇帝，正在對他的德意誌領地進行莽撞的大修，以創建一個合理高效的軍事專製主義體製。到18世紀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轉向更為外圍的領地，即匈牙利和南尼德蘭，但這兩個地區很快就陷入動**。

對於所有新出現的動向，法國的外交官們都予以積極的鼓動。沒有法國的援助，美國的獨立可能不會如此迅速地取得決定性的成功。荷蘭的愛國黨人運動同樣給奧蘭治家族與英國人重建長達一個世紀的聯盟造成了障礙，而這個聯盟已於1780年破裂，所以，愛國黨人可以依靠凡爾賽的任何支持。而且，一切迫使約瑟夫二世關注國內事務的做法都會受到歡迎，隻要這些做法能抑製他的國際冒險。但是，作為境外反叛者的朋友，韋爾熱訥在國內卻是個堅定的權威主義者。無論是他本人，還是滿懷信心地看著他施展君主國際影響力的外國觀察家，都沒有發覺他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然而，在他於1787年2月死後僅僅6個月，法國也陷入了動**。

國內危機開始削弱法國的國際地位，第一個征兆出現在1787年9月，當時法國無力恪守對荷蘭愛國黨人的許諾，允許普魯士人進入這個共和國粉碎愛國黨人的運動。歐洲各國內閣都注意到了這突如其來的變化，而且產生了幸災樂禍的自得感。英國駐海牙大使寫道：“如果上帝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懲罰他們的罪過，我該如何讚美神的正義呢!”[1]上帝顯然這樣做了。在隨後的四年裏，法國人越來越致力於國內事務，他們的國際影響力也隨之衰退。許多世紀以來，外交關係的處理可以首次不必考慮法國的想法和做法。法國人無法恢複財政或實際事務的穩定，這種顯而易見的無能讓其他歐洲人感到震驚或高興，至少到1789年夏天還是這樣。直到那時，很少有旁觀者理解整個事態的發展。但是，當巴士底獄被攻陷時，整個歐洲大陸似乎突然同時明白了法國局勢發展的意義。巴士底獄是座國家監獄，它被攻占標誌著臣民推翻了專製主義，而這些人直到此刻還不知道國王統治之下居然還有自由。

這個消息在被渲染之後造成巨大震**。所有歐洲人都湧向書店和讀書室，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著。一位德國女士寫道：“我好想看到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裏找刊登這些消息的讀物。”[2]德國文學界的領袖人物幾乎一致歡呼法國的事件。康德和赫爾德等哲學家，克羅卜施托克、荷爾德林和維蘭等詩人，得知消息後都欣喜若狂。即使那些更具懷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開始也是熱情歡迎來自法國的消息。裏歇爾和更喜歡冒險的德國人還前往巴黎，親自考察那裏的新自由。他們中間至少有一個人後來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魯士貴族阿納卡西斯·克魯茨，他在1785年離開法國時發誓不再回來，除非巴士底獄陷落。巴士底獄被攻陷時，他正在西西裏，隨後他急忙回到法國，投身他一直夢想著的民主政治。類似的反響也出現在意大利知識分子之間，他們很樂意看到一度被視為各國之中最牢靠的國家被群眾起義粉碎，然後全心致力於民族革新。當然，這還不是夢想家期待的全麵改革，或者如美國人那樣，從一片處女地上重新開始。但這是發生在歐洲的中心，發生在大陸的思想首都，這就意味著，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即使遠在斯德哥爾摩的沙龍和咖啡館裏，人們也在議論來自法國的消息。年輕的瑞典詩人凱爾格倫在給兄弟的信中寫道：“告訴我，在曆史上，哪怕是在羅馬或希臘，還有比這更崇高的事情嗎？聽到這個偉大勝利的消息，我像個孩子、像個人那樣哭泣。”[3]

在聖彼得堡，街道上舉行了慶祝活動，消息傳單被散發得到處都是。實際上，有俄國人目睹巴士底獄被攻陷。“自由的呼喊響徹我的耳畔，”其中斯特羅加諾夫伯爵激動不已地說，“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俄羅斯在這樣一場革命中重生，那將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天。”[4]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覺得沒有這種必要。1788年，大不列顛舉行廣泛的紀念活動，慶祝光榮革命一百周年，那場革命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製統治，最終確立了議會製政府和法治。英國人對自己的自由頗為自得，而且習慣於把法國人視為暴政、迷信和貧困之下的奴隸。現在他們正善意地注視著鄰國的追趕。輝格黨反對派領袖福克斯宣稱，巴士底獄的陷落是曆史上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事件。雖然不是所有的英國觀察家都像福克斯這樣，但一開始的確沒有多少敵意。1789年7月28日，一位英國議員在給駐法國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寫道：“你也許感到意外，但這千真萬確，革命……在這裏引起了十分真誠且十分普遍的歡欣之情。所有談話都在議論它，甚至所有報紙都無一例外地爭相歌頌巴黎人，都為如此重大的人類事件而備感欣喜，盡管這些報紙並不受最為自由、最為開明之人的引導。”[5]

與此同時，那些曾目睹最近的革命舉動被鎮壓或流產的人則感到欣慰和鼓舞。很多人已經設法流亡到了法國。日內瓦的民主派曾試圖擴大這個城邦的政治權力圈子，但他們的努力在1782年被鄰國的一個武裝同盟鎮壓，而同盟的領導者就是法國，現在這些民主派希望巴黎的新政權拋棄日內瓦的寡頭傀儡們。1787年，法國的絕對君主製國家在援助荷蘭愛國黨人時遭受失敗，對此有更為真切的恥辱感，但對於遭受奧蘭治派和普魯士報複的流亡者，至少還能善意地收留他們。到1788年底，大約1500個荷蘭家庭獲得了居留權，以及路易十六贈予的小額津貼。當法國的權力落入同樣自稱為愛國黨的人們手中，而且這些人試圖更為廣泛地讓人分享權力時，荷蘭流亡者深感欣慰。這些流亡者大多聚居在法屬佛蘭德斯的少數城市中，到1790年，他們紛紛組建俱樂部，並成立國民衛隊。國民議會在承認這些精神上的盟友的同時，也繼續給予他們資助。當然，國民議會宣揚的是和平，它在軍事上是虛弱的，因此荷蘭人此時要想靠法國人的幫助來扭轉1787年的失敗是沒有多大希望的。

不過，大部分荷蘭流亡者並沒有遠走法國。因奧蘭治反動而亡命的大約有4萬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較近的地方落足，如在奧屬尼德蘭或列日的教會領地。當荷蘭的政治流亡者到來時，比利時國內抵製約瑟夫二世的教會和國家合理化政策的勢力正在積聚力量。流亡者們發現，這裏的反抗氣氛以及語言上的親和性讓他們頗感愜意，但是，比利時的關鍵問題與荷蘭愛國黨人關心的問題大為不同。威廉五世的反對者們曾試圖改變辦事的方式。在比利時，試圖進行變革的是個遙遠的皇帝，但他的弗拉芒和瓦隆臣民隻希望自行其是。1787—1788年，他們更親近法國人而不是荷蘭人。然而，到1789年，法國人已經開始行動，並準備創建以自由為基礎的全新秩序，不過比利時反叛者大體上仍致力於維護現存的自由，即由習慣法和約定俗成的權利構成的龐雜體係，而法國的愛國者們已經譴責這是不公正的、無意義的特權。1789年上半年，上述兩場衝突都到了緊要關頭，然而，在鬥爭的喧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國人的革命與他們所稱的布拉班革命之間的分歧在逐步加深。就在第三等級在凡爾賽自稱為國民議會並唯有它有權批準稅收的第二天，約瑟夫二世要求布拉班的等級會議授予他無限的征稅權和立法權(1789年6月18日)。他的要求遭到等級會議的拒絕，於是他解散了會議，並宣布放棄“快樂入城”協定，這是一份自由憲章，他像自己所有的前任君主一樣，都曾在繼位時宣誓遵守這一憲章。此刻法國正經曆嚴重的糧食危機，這也影響到低地區域人口稠密的城市。像巴黎一樣，這裏饑餓的平民為當局的反對派平添了力量。實際上，“這裏和巴黎一樣”已成為布魯塞爾的群眾口號，一個秘密的革命協會就此誕生，以叩響反奧地利情緒。在18世紀80年代早期，愛爾蘭和荷蘭的準武裝改革組織已經使用過“祭壇與家園”的口號，如今比利時的群眾也以此自稱，並得到教會的慷慨資助，因為這裏的教會也像哈布斯堡帝國其他地方一樣，是約瑟夫二世的改革中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不過，這裏並沒有發生群眾起義，直到流亡者的武裝部隊於當年秋天介入其中。抵抗皇帝運動的公認領袖、閱曆豐富的布魯塞爾律師範德努特自從1788年秋流亡到荷蘭後，一直希望外國當局關注其同胞的困境。由於各國君主都樂於看到約瑟夫二世深陷比利時的泥潭，範德努特受到鼓舞，最後他決心進行武裝自救。他與“祭壇與家園”的創立者、律師同行馮克合作，於1789年10月組織了一次攻擊行動，擊潰了一支自負的奧地利小型衛戍部隊，叛亂者不是穿越荷蘭邊界，而是從南邊的列日發起進攻，當地主教的反對派已於8月中旬奪取權力，這顯然是受了法國榜樣作用的推動。到12月，得到起義群眾支持的比利時反叛者已經控製了整個國家，在布魯塞爾，人人都像法國人一樣佩戴三色徽，不過這裏的三色是黑、黃、紅。1790年1月10日，應布拉班等級會議的邀請，各省代表聚集一堂，宣布成立獨立的比利時合眾國。來自法國的回響是一片讚同之聲。但是，事態的發展很快表明，兩場革命之間幾乎沒有共同之處。

比利時的“國家主權”政府隻是希望延續過去，不要君主。權力仍然掌握在各省等級會議手中，後者實行傳統的代表製，因而大貴族，首先是教會的大修道院院長占據支配地位。就任首相的範德努特對法國並無好感，因為那裏的教會土地已被沒收，修道院即將解散，貴族權力已被摧毀。不過馮克認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時刻也是改革的時機。他在1月底發出的憲法改革號召顯然受到法國榜樣的啟發。他呼籲允許小貴族和教區神父進入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人數翻番，並設立第四等級作為小城鎮的代表。從當時法國的情勢來看，這些要求已經較為保守，但主權主義者和教會仍進行激烈譴責，認為它是法國式的均等化方案。當以馮克為首的“進步派”請求修改“快樂入城”協定時，布魯塞爾人攻擊了那些知名領袖的宅第。而當部分新聯邦軍士兵以兵變來支持馮克時，數千農民湧入布魯塞爾以保護主權主義者。在懷有深刻的保守主義的鄉民中間，馮克等人隻是極少數派別，他們感到孤立並受到迫害，於是馮克和進步派的大多數主要首領逃亡法國，這就證實了其迫害者們最惡意的猜疑。

無論是法國還是法國的榜樣作用，都未對比利時新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危險依然來自奧地利。在引發最初的騷亂之後，約瑟夫二世於1790年2月20日去世。繼位者是他的兄弟利奧波德，此人一開始並無專製野心。利奧波德從1765年起擔任托斯卡納大公，他曾試圖以臣民合作和參與的方式來治理佛羅倫薩。1789年春天，當法國的新聞剛剛傳來時，他積極表示歡迎。“法國的再生，”他在6月14日寫道，“將是歐洲所有君主和政府都必須效仿的榜樣，不管是否願意。無論在什麽地方，這都將造就無限的幸福，不公正、戰爭、衝突和拘押都將終止，這就是法國帶給歐洲的最有益的風尚之一。”[6]

到了1790年，利奧波德已不再那麽樂觀，不過他還不打算追隨約瑟夫對比利時的高壓政策。實際上，在3月的時候，他準備完全承認國家主權體製，以換取對自己君權的認可，但他沒有得到回應。隨後他與流亡法國的馮克接觸，並許諾支持進步派，如果後者能協助他恢複權威的話。進步派顧念他的自由主義聲望，一度與他進行談判，但是法國的氣氛很快讓他們走向激進，於是雙方的接觸中斷。直到此時，利奧波德才下決心訴諸武力。首先，為了清除外交領域的障礙，他與普魯士達成協定。之前約瑟夫去世時，雙方的關係走到了戰爭邊緣。普魯士的軍隊被籲請為列日革命的調停者，此刻他們踏上了前往比利時的征程。不過，利奧波德向弗雷德裏克·威廉二世保證，他的意圖是在全歐洲維持和平，於是列日城撤防，兩個德意誌大國於1790年7月27日締結《賴興巴赫協定》。根據該協定，利奧波德同意終止約瑟夫對土耳其人的戰爭，這場始於1787年的戰爭並未獲得可觀的領土。普魯士在得到保證之後，同意不再支持反對哈布斯堡的叛亂者。奧地利與土耳其人的和平於9月如期到來，於是奧地利軍隊得以從土耳其前線解放出來，轉而開展對比利時的收複工作。這個新國家的軍隊被完全壓製，在所謂“九月十字軍”中起事的農民誌願者的非正規部隊同樣被鎮壓。到12月初，奧地利士兵已橫掃整個國家，列日被迫議和，主教在奧軍的護送下返回列日，範德努特再度亡命荷蘭。比利時合眾國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

沒有什麽人來援助比利時合眾國，英國原本是低地區域的傳統保護者，但它積極協助達成《賴興巴赫協定》。也沒有人與法國人商量，後者隻是若無其事的旁觀者。法國人已經意識到，範德努特的革命與他們的革命幾乎毫無共同之處。直到5月22日國民議會宣布法國放棄進攻戰爭時，法國才從外交上的無所作為提升為原則聲明。但是，當西班牙請求提供外交支持時，問題出現了。一年前，在溫哥華島外側的太平洋上，西班牙海岸衛隊曾試圖逮捕在努特卡海灣活動的英國商人，其理由是整個美洲西海岸都是西班牙的。消息傳到歐洲，英國人拒絕承認西班牙的權利要求，雙方開始進行戰爭動員。馬德裏援引家族條約，從1733年與法國締結聯盟關係以來，這個條約就不斷續訂。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們都打算應西班牙的請求提供援助，即便要冒戰爭的風險，但是，首次麵對外交難題的國民議會拒絕了西班牙人的請求。一個國民代表機構不能承認統治王朝的家族聯係是國際協定的正當基礎，更不用說國際行動了。這樣一來，盡管努特卡海灣爭端使得傳統的反英情緒再度激化，而且派遣艦隊的談判也斷斷續續地進行，但西班牙人沒有得到切實的援助，他們被迫退卻。革命派為自己拒絕延續王朝外交的做法而自豪，兩個月後，他們則為王朝外交的另一個樣本而憤慨。當時利奧波德(名義上仍是法國的盟友)希望奧地利軍隊能獲準穿越法國領土進入比利時，對一場進攻法國、摧毀革命的國際陰謀的恐懼之情漸漸彌漫開來。瑪麗·安托瓦內特和她的近臣也許夢想著這種局麵的出現，但這顯然不切實際。當東方的土耳其戰爭結束後，大陸列強正虎視眈眈地盯著波蘭。它們覺得法國已陷入無可救藥的混亂，對它們而言，任憑法國自己在混亂中折騰可不是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

1772年，俄國人、普魯士人和奧地利人勾結在一起，對波蘭進行了第一次瓜分，掠奪了它三分之一的領土和人口，殘留的部分幾乎成了俄國的傀儡國。但很多波蘭人在策劃民族複興運動，他們在等待時機。機會終於在1788年到來，當時俄國因同時與瑞典和土耳其開戰而牽扯了精力。1788年10月到1789年1月間，波蘭議會擺脫俄國的控製，開始大規模擴軍，以保衛自己國家未來的獨立。這個計劃的倡導者自稱是愛國黨人，當時他們熱烈歡迎來自法國的消息。受過教育的波蘭人知道，法國是波蘭的傳統朋友，很多人講法語並閱讀法文著作，當他們看到華沙報刊充滿了法國新聞時，感到自己已經被卷入一場反對專製主義的共同鬥爭。波蘭的政治生活由貴族壟斷，1789年11月，141個城市聯名上書要求設立非貴族代表，此舉讓議會大為惱怒。自由在波蘭意指“黃金自由”：根據無政府主義的古老憲法，選舉產生的國王無實際權力，一張反對票即可讓立法擱淺，而且不滿者享有合法的反叛權。俄國人出於自身的考慮也支持這種安排，並把自己打扮成波蘭憲法的擔保人。然而，在1790年，愛國黨人主張增強行政權、實行世襲君主製和議會多數表決製，並要求廢除合法的反叛權。他們認為，隻有進行這種現代化，未來的波蘭才有可能獲得抵抗俄國的力量。而當賴興巴赫協定敲響土耳其戰事結束的鍾聲時，事態變得更為緊迫了。直到1791年5月3日，國王和愛國黨人的聯盟才使議會通過新憲法，當時與會人員稀少，而且被軍隊包圍。在5月3日憲法的措辭中，有很多是當時法國人的說法的回響，憲法的支持者組成的俱樂部也自稱憲法之友。然而，這種相似性是表麵的，作為舊憲法支柱的波蘭貴族的認識也是表麵的，更為重要的是，俄國的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看法同樣是表麵的。在她眼裏，波蘭的新憲法純粹是雅各賓主義的產物。葉卡捷琳娜決心從失去對波蘭的掌控的那一刻起恢複控製，她在波蘭發現的法國回聲更使她堅定了決心。令人困惑的是，促使她最終采取行動的卻是1792年法國革命派的行動。

與此同時，西歐各國似乎正在適應法國的新體製。由於動亂局麵在巴士底獄陷落之後一直在持續，人們當初的熱情已漸漸冷卻。10月的時局讓很多偏向穩定和秩序的觀察家感到驚愕，在法國以外的地方，幾乎沒有人認為巴士底陷落的第一個周年值得紀念。大部分歐洲人都是教會的信徒，對他們而言，直到1791年春，大革命與教會的爭吵範圍之廣才全麵顯現出來。而在1790年，普遍的態度是遺憾和迷惑，而不是警覺。人們難以預料事態的發展。然而，在當年的11月，一個響亮而富說服力的聲音開始引導人們，並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埃德蒙·柏克在這個月裏發表了他的《法國革命論》。

一開始，柏克並不比任何人更加確信法國事態的演變趨勢，雖然他從未像自己的某些輝格黨同僚那樣被熱情衝昏頭腦。然而讓他感到憤怒的是，大革命給英國的議會改革運動提供了顯而易見的啟迪。這場運動肇始於18世紀60年代末，目標是重新分配議席、縮短議會任期和擴大選舉權，但是，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皮特提出的政府改革法案未獲通過，此後這場運動走向了衰落。1788年的光榮革命百年慶典複活了改革的願望，尤其是在因宗教原因而不能獲得選舉權的非國教徒之中。在旨在延續這些願望而成立的“革命協會”中，非國教徒是支柱之一，而且促使柏克采取行動的正是著名的非國教牧師理查德·普賴斯博士。1789年11月4日(1688年的英雄威廉三世的生日)，普賴斯在革命協會的支持下發表了一篇布道詞。他指出，法國在追求自由方麵已經超過英國，它的宗教法律更加自由，它的政府製度更具代表性。當時發生在10月的事情仍是人人議論的話題，對此普賴斯說，他感謝上帝，因為“我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3000萬憤怒而剛毅的人民，他們唾棄奴役，以無可抗拒的呼聲要求自由。他們的國王加入勝利的隊伍，一位專斷君主向他的臣民投降了”[7]。

對於上述關於法國事件的解釋，柏克的憤慨無法遏製。1790年2月，他在議會激烈譴責大革命，這讓他的輝格黨同僚們目瞪口呆。接著在11月，怒火又促使他撰寫了一篇偉大的檄文。他爭辯說，1688年的事件不是法國意義上的新型革命，而是保衛英國神聖的自由免受決意顛覆這一自由的君主的侵害。敬重古老的製度和既定的常規是真正的英國式道路，實際上這也是任何自尊的民族的唯一道路。但是法國人擯棄了這一原則。他們拋開祖先的智慧，亦不顧及給子孫造成的後果，走上了斷絕全部遺產的不歸路。他告誡法國人，“你們曾經擁有近乎完美的憲政要素……然而從你們的行動來看，似乎從未構建起公民社會。萬事都要從頭開始，你們一開始就錯了，因為你們以蔑視你們的一切財富為開端”。最溫和的君主以及最美麗的王後統率著生機勃勃、高尚而有教養的貴族，令人起敬的教士和獨立的司法體製，這個君主製是“表麵上而非實際中的專製主義”，隻要進行些調整，三級會議就有可能成為像英國議會那樣的真正代表國民利益的機構。但是，在1789年的選舉中得勢的不是“國家天然的土地利益的代表”，而是“鄉村神父”和“無名的鄉間訟師……地方小法庭的職員、鄉村律師、公證人，市政訴訟機關的各色代理人，鄉村怨氣和爭鬥中的煽風點火之人和操縱者……這些人一直仰賴的生存手段就是千方百計使財產權變得可疑、模糊和不穩定，怎能指望他們關照財產的穩定呢？”當然不可能，實際上，由這樣一批人主宰的議會已經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財產沒收行動。當柏克完成《法國革命論》時，法國教會的土地已經被國有化了，他從中看到了“無知、莽撞、專斷和搶劫的衝動，任何東西都無法抵擋這一衝動”。剝奪來的財產用來發行毫無可靠前景的虛假紙幣，此舉亦使《教士公民組織法》勢成必然，但任何有尊嚴的教士都不會屈從。“在我看來，”他總結道，“這個新的教會製度隻能是暫時的打算，它是為最終廢除基督教——不管采取何種形式——做準備。”

這些想法促使柏克考察大革命的起因。他深信，法國的舊秩序中沒有任何根本性的錯誤，於是他把這一秩序的顛覆歸因於陰謀。一方麵是“財界人物”，這些渴望新利益的貪婪之輩因沒有聲望而心存怨恨；另一方麵，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麵，是所謂的啟蒙哲人，即誌在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摧毀基督教的“文人陰謀集團”。哲人陰謀論並不新鮮。它可追溯到唯一被確鑿證明的密謀活動，這就是所謂的光照派試圖破壞教會主宰的巴伐利亞政府的密謀。巴伐利亞政府公布了一大堆聳人聽聞的文件以證明密謀的嚴重性，柏克就看到過這些文件。柏克不是第一個將法國的事件歸咎於類似於在巴伐利亞被挫敗的陰謀的作者，但是，他將這一說法融入了當時對大革命最全麵的譴責之中，這就賦予陰謀論以前所未有的權威性。不過，基督教的毀滅和無神論的得勝並不是他預見的唯一災難。外省將憎惡“巴黎共和國”及其“豬玀大眾”脅迫政府的做法，它們最終會切斷聯係，法國將分崩離析。指券將驅逐健全的鑄幣，將加速而不是避免破產。對於法國自己導致的混亂，唯一可能的終結方式是出現“某個深孚眾望的將軍，他熟諳安撫軍隊的技巧，具有真正的統帥氣質，將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軍隊也隻服從他個人……當這一刻到來的時候，這個真正統帥軍隊的人也就是你們的主人”。

柏克的《法國革命論》的意圖是要勸說他的同胞，法國的範例並不值得效仿。毫無疑問，他清晰地表達出了很多英國保守派對於海峽對岸事件的朦朧感知。不過，他言辭中的怨憤和怒火也是針對欣賞法國的英國人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做法為英國的國內改革運動吹進了一縷清風，自從皮特在1790年的大選中再次獲勝以後，這場運動也陷於停頓。對於柏克無節製的謾罵，改革派覺得必須作出回應，1791年的前幾個月便有幾份令人信服的答詞麵世。不過，所有這些答詞與托馬斯·潘恩的《人權論》比起來都黯然失色，這部著作發表於當年2月，立即被歡呼為權威性答複。潘恩是共和主義革命的倡導者，1776年，他首次鼓舞北美反叛者在這方麵達成共識。1787年，潘恩返回歐洲，1789—1790年冬天他訪問巴黎，此後便一直等候機會發表他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柏克的爆發給了他機會。

潘恩首先嘲笑柏克對過去的敬重：“每個時代、每一代人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須像此前的時代和先輩一樣自由自主地行動。原則的多樣性和枯朽物還有統治力的論調是所有暴政中最可笑最蠻橫的。”接著他詳細反駁了柏克關於法國事態的描述，斥責柏克是權威的崇拜者而不是原則的擁護者，憐惜舊秩序的羽毛但忘了這隻鳥行將就木。他詳盡地敘述了巴士底獄的陷落(柏克很少提到此事)和十月的日子，試圖以此來糾正有關群眾暴行的惡劣說法。潘恩論證說，這些運動的首要目標是確立人權。他印製了公民權利和人權宣言的完整譯本，並對它作了詳細的注解，以此來駁斥柏克“毫無頭緒的情感宣泄……一篇好似信口而成的政治評論”。法國人走上了一條創建合理、公正、明確的憲政的康莊大道，而柏克極力吹捧的英國憲政無非是一堆不公正的習慣法的隨意而專橫的集體名稱，而這些習慣法的依據最多能追溯到某個諾曼冒險家的征服。現在該是所有人民學習法國人的榜樣的時候了，應該廢除貴族和爵位，取締什一稅，倡導人的再生。潘恩甚至鼓勵英國人更進一步，即拋棄君主製。“就目前我們看到的情況來說，”他總結道，“政治世界中的任何改革都不應被視為不可能的。在這個革命的時代，一切都可以去追求。”

於是一場大論戰開始了，這場論戰將18世紀90年代餘下歲月的英國公共生活推向極端。柏克的《法國革命論》是部暢銷書(兩年內售出3萬冊)，但它輕而易舉地被《人權論》超過，後者可能總共賣出了20萬冊，因為此前陷入沉寂的改革社團已振作精神，積極推動這部作品在倫敦、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傳播。1791年10月，都柏林激進派青年律師沃爾夫·托恩在首次訪問烏爾斯特時說，《人權論》是貝爾法斯特的聖經。巴士底獄陷落的第二個周年紀念與此前大不相同，英倫三島各地的重鎮都舉辦了宴會。在倫敦，人們為柏克而幹杯，感謝他挑起了這場論戰。潘恩當時在巴黎，幫助起草馬爾斯校場的共和派請願書。11月他回到倫敦，並把佩蒂翁作為嘉賓帶到了革命協會。此時各個激進派俱樂部與雅各賓派互致兄弟問候已蔚然成風，有證據表明，到1790年底，辯論正在喚醒此前政治上一直沉睡的團體。12月，“五六個技工”成立謝菲爾德憲法協會，旨在推動成人普選和每年一屆議會。到1792年3月，這個協會已有兩千名成員。同年1月，蘇格蘭鞋匠托馬斯·哈第成立具有相同宗旨的倫敦通訊協會。這一年春天，《人權論》第二卷麵世，文中談論普遍原則較少，更多是關於英國激進主義實踐的討論，大多數外地大城市在同年建立起通訊協會以促進該著作的傳播。但並不是整個英格蘭都走向了激進化。1791年7月，伯明翰的“巴士底獄晚宴”引發了一場針對非國教教徒的騷亂，而非國教教徒是這次聚會的主要參加者。為教會和國王歡呼的群眾洗劫了禮拜堂、會堂和一神派科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裏的家，而當地官員心領神會地袖手旁觀。當體麵人開始反思瓦楞逃亡時，幾十年來徒勞地確立“天佑國王”為國歌的努力終於收獲了成功。1792年5月，政府發表反對煽動性作品的公告，並對潘恩提起訴訟。

柏克在英國開啟的爭論並非沒有在別的地方引起關注。《法國革命論》剛一問世就被譯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法文版4個月內賣出了1.6萬冊，三個德文譯本的銷量遠遠超出這個數字。即使那些不讚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比如他的普魯士譯者弗裏德裏希·根茨，也深受其譴責言辭中思想理論的影響。潘恩激起的反響無法與之比擬。到1791年，大多數德國人，即使是那些兩年前曾激動不已的人，都以日甚一日的憂懼注視著法國持續的混亂局麵，而那位英國人對法國人所作所為的合理性深信不疑，這讓他們難以理解。作為善意且不喜歡戰爭的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國人對法國教會遭受的掠奪深感震驚。對於大量在公法方麵訓練有素、維係著數百個德意誌邦國的官員，大革命看來已經造成了混亂，這讓他們反感。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譯者不用花多大力氣就能讓他們相信，拋棄自己的遺產和傳統以便一切從頭開始的人是不明智的。而德國統治者的態度則完全在情理之中。1789年8月，國民議會在對封建主義發起攻擊的過程中曾作出決議，剝奪眾多德國統治者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中獲得的某些頗有價值的永久權益，但對此沒有任何賠償。於是，當阿圖瓦伯爵於1791年1月決定將自己的宮廷從都靈遷走時，德國成了法國流亡貴族們顯而易見的聚集地。阿圖瓦伯爵在一段漫遊之後落足於科布倫茨，這個城市是他的姑父特裏爾大主教的首府，這件事發生在瓦楞逃亡前幾天。幾周之後，他的哥哥普羅旺斯伯爵跟他會合，瓦楞事件之後數千名逃離法國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這裏，如果他們不想繼續順著萊茵河上行，可以前往另一位教會諸侯——美因茨選帝侯的領地與孔代親王會合。他們剛到德國便開始組織戰爭，為他們提供資助的有皇帝，有普魯士、俄國和西班牙的統治者，還有許多德國小諸侯。備戰引起的混亂以及流亡貴族行為方式中慣常的傲慢，使得萊茵地區的百姓對他們鮮有好感。但即便如此，德國人仍沒有對這場流亡者所反對的革命產生多大的同情。流亡貴族的到來是另一個責怪大革命的理由。

不過，萊茵人所擔心、流亡貴族期盼的戰爭來得很慢。在《皮爾尼茨宣言》之後，唯一一位渴望與他所稱的“歐洲大猩猩”交戰的君主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權自己的臣民菲爾森策劃瓦楞逃亡，他自己則於1791年6月前往亞琛歡迎重獲自由的路易十六。此事失敗之後，他與交戰三年的俄國議和，從而為發起攻擊掃清了障礙。葉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約，但不是因為有機會加入一場反法十字軍。她也要鎮壓雅各賓主義，不過是波蘭的雅各賓主義。她一邊指令外交官持續催促皇帝和普魯士國王對法國采取行動，一邊與兩個側翼的對手締結和約，10月與瑞典，12月底與土耳其。不過利奧波德二世覺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憲法，《皮爾尼茨宣言》的後續行動就沒有必要了，因為國王和革命已經調和。所以葉卡捷琳娜還得等待時機，同時她還要集中精力鎮壓國內的騷亂。

來自法國的資訊具有顛覆性，但大多數政府對這一點遲鈍得讓人吃驚。隻有在西班牙，法國的影響從一開始就受到抵製，因為那裏的宗教裁判所嚴密控製著一切輿論表達。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聞機構就已停止報道法國的事件。9月，佛羅裏達布蘭卡授權宗教法庭取締一切直接或間接鼓勵不服從的作品，盡管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開明態度著稱。1791年，軍隊封鎖邊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須到當地機關登記。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至於一些法國流亡貴族發現，西班牙的一些村莊直到1792年甚至還沒有聽說過法國大革命。歐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這種隔絕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數政府都開始後悔當初的開放。瑞典於1790年實行新聞審查，1792年，這一政策達到頂峰，禁止從法國輸入任何文字材料，不準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國事務。1790年4月，俄國警察獲準監視關於法國的宣傳和看起來可疑的集會。兩個月後，女沙皇因為看到亞曆山大·拉季舍夫的《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而勃然大怒，她認為書中對農奴製的譴責和對自由的頌歌是受到了法國人的啟發，是在號召推翻現存製度。拉季舍夫是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文官，是一位夢想家而非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給他招來了死刑判決，不過後來減刑了。對他的審判給他的作品帶來的名聲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贏得的名聲還要大，盡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毀掉了，但是此後的出版審查日漸嚴厲(該著作通過了審查)。

人們之所以對法國大革命原則的潛在危險性越來越敏感，無疑與首先在英國爆發的思想辯論有部分關係。但在這一過程中，更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隨後遭受的屈辱。所有君主都視之為可怕的，也許還是不祥的先例。君主們的恐懼肯定太誇張了，因為法國之外的革命者表現得很虛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於他們的時候。但是君主們不了解這一點，他們隻知道，歐洲最輝煌的君主已受盡他的臣民的淩辱。瓦楞之後巴黎日益高漲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讓他們安心。法國的革命者雖然發表了和平聲明，但他們始終相信自己堅持的原則是普遍有效的。在1790年6月19日國民議會的一次著名會議上，阿納卡西斯·克魯茨被允許帶領一個自封的國際代表團走上議會講壇，宣稱此刻在法國吹響的號角正在喚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這些人中間還有奇裝異服的演員，一些更為冷靜的旁觀者對此深感不屑。但是也有數千名副其實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們來自日內瓦、荷蘭和比利時，希望法國人能幫助他們重新掌權。瓦楞危機鼓舞了他們，他們極力推動法國人去挑戰歐洲的暴君，後者的權力將在與武裝的法國自由使徒的戰鬥中崩潰。但在即將終結的製憲會議中，沒有人相信這一點，王室也不相信。因為軍隊顯然已經瓦解，數千軍官已逃離軍營，加入流亡行列。幸運的是，軍隊沒有被要求去兼並阿維尼翁，因而製憲會議最後的一個挑戰舉動代價很小。但是，歐洲可以超然地注視法國事態發展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革命者開始逐步以向鄰國輸出難題的方式來解決難題。

[1]　A. Cobban, Ambassadors and Secret Agents, London, 1954, p. 212.

[2]　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pp. 39-40.

[3]　C. Nordmann,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Louvain, 1971, pp. 430-431.

[4]　P. Dukes,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History, 1971, p. 380.

[5]　A. Cobban,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 London, 1950, pp. 39-40.

[6]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9, p. 134.

[7]　A. Cobban, The Debate, 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