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10—1793.1)

製憲議會宣布成立立法議會，1791年10月1日立法議會第一次開會。這兩個議會的性質大不相同。教士和貴族離開了立法議會，而在1789年選出的代表中他們占了一半，參加1791年的選舉或者被選上的隻有少數教士和貴族，回來或繼續參加1791年選舉的人數也很少。新選出來的745名代表都相當富有，在他們參加選舉的時候，銀馬克的標準還在起作用，但是幾乎沒有人是靠經商或是手工業致富的。大多數人是有產者，人數最多的是律師。製憲議會的代表們慎重地回避了新議會的選舉。和這些即將離任的人相比，立法議會的代表都是些籍籍無名之輩，經驗不足，多為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不過也有例外，像新聞記者布裏索及數學家、政論家孔多塞即是名望很高的人，但可以肯定，這樣的人並不多。這些新代表之所以能當選，是因為他們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知名度，這是1789年之後在全新的革命環境中樹立起來的。在國民衛隊裏，在雅各賓俱樂部和那些依據新憲法設立的司法機構及行政區中，那些不勝枚舉的選舉產生的職位讓他們在改革中獲得了充分的實踐經驗，這些改革方案後來被那些設計和頒布的人否決，這也使他們明白哪些人是革命的敵人。從1791年開始，雅各賓派、國民衛隊以及當選的地方官員就已經開始應付未宣誓教士的問題了。整個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籲製定新法令，以便讓他們有權更密切監視那些已被剝奪了年俸的頑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絕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當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驅逐或者監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頑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之後這類措施愈發強硬，而立法議會的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舉行的。所以10月1日參加立法議會的代表都認為那些拒絕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10月7日來自奧弗涅地區的跛足代表庫東第一個在議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兩天後議會聽取了關於旺代省大規模反對新頒布的教會法令的報告，在這個地區有九成教區的教士拒絕宣誓。

流亡者是困擾新一屆國家代表的另一個問題。當立法議會召開時，人們對《皮爾尼茨宣言》仍記憶猶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國宣揚憲政的流亡者幾乎沒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一位英國訪客說：“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馬車和穿著考究的人越來越少……通道大開，出逃的現象讓人十分吃驚。”[2]

10月15日，國王正式簽署了一項號召令，請求那些流亡者回國，協助憲政的實施，這一次他是真心誠意的。而王後對國王的詭計多端的表兄弟們懷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場的人士就在邊境另一邊調兵遣將，他們宣稱比國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實際上，雖然國王竭力擺脫各種猜忌，但他們的作為有助於長期維持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將杜伊勒利宮裝飾一新，張燈結彩，燃放煙火，慶賀憲政曆史的開始，而他自己也獲得了民眾支持，剛開始時他和議會還有一些誤解，但很快就冰釋前嫌了。而國王在流亡者問題上的立場也是推動他們關係和解的動力，這讓那些斐揚派的幹將欣喜若狂，自從製憲議會閉會後他們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聽取他們的建議，促成和談，這使他們喜出望外。斐揚派不能參加立法議會，作為先前的製憲議會代表，兩年中他們一直無法進入內閣。但是巴納夫和迪波爾尤其希望通過私人途徑來影響時局，而國王和王後再次讓他們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議會有345名新代表加入斐揚派俱樂部，而被雅各賓派拉攏的僅有135人，這對斐揚派來說是莫大的鼓舞。

但是斐揚派都是私人集會，不接受旁觀者，在那裏誰也不會贏得演說家的桂冠。甚至俱樂部的創辦者也從不拋頭露麵，以免讓人覺得太過公開地議論政治。所以心懷抱負的人自然更樂意參加雅各賓派，在那裏可以聽到掌聲，能夠鍛煉如何去煽動人心，這對他們在立法議會中出人頭地大有裨益。在雅各賓俱樂部裏，他們還能接觸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如羅伯斯庇爾、佩蒂翁和布裏索，他們都沒有參與這個夏天肮髒妥協的交易，也未因此而顏麵盡失。所以雅各賓派越來越有名氣。羅伯斯庇爾當選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訴人，布裏索最後也成為官員。11月13日，佩蒂翁接替退休的巴伊，當上了巴黎市長，比起他最有力的競選對手拉法耶特，佩蒂翁的選票多出了一倍。斐揚派似乎沒有這樣的明星人物，從12月初開始，他們的成員逐漸離去。最後斐揚派孤注一擲，想要贏回他們的支持度，於是也將會議向公眾開放，卻發現旁聽席上頻頻傳來的詰問遠遠蓋過了他們自己的討論。斐揚派俱樂部一片喧囂聲，結果隔壁立法議會中的激進派就抱怨他們國家的立法者的討論。斐揚派俱樂部被驅逐出了這塊地盤，數周後才尋覓到一塊較為偏遠的新集會地。到那時候，情況已經很明朗了，斐揚派已然決定不了什麽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賓俱樂部裏，全國的名人每夜都在討論著那些對於法國大革命未來至關重要的事情。

這一步是由布裏索邁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議會上的第一次講話就是關於流亡者的。他提議沒收那些領頭的流亡者的財產，包括國王的弟弟。但是，如果這個措施不起作用的話，那麽法國將會打擊那些庇護藏匿流亡者的國家。關於解決流亡者問題的最終手段必然是戰爭。雖然許多代表覺得這個提議有些草率，但是他們也決心著手處理流亡者的問題。11月9日，代表全票通過了一項決議，這項決議基本參照了布裏索的提議，決定沒收那些沒有合理的理由而逃到國外的親王和其他公職人員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國公民都是陰謀破壞國家的嫌疑犯，那些截止到1792年1月1日仍沒有回國的人都將被判處死刑。議會要求國王馬上批準這項議案，但是國王在11月11日時拒絕了簽字。

路易十六和立法議會之間的最初一段和諧期至此結束。代表認為根據憲法，國王理應有否決權。應該說直到那時，人們還是很尊重國王的想法的，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將自己的想法展示給巴黎街頭巷尾的民眾。起草這份公告的是斐揚派，公告頌揚了彬彬有禮的美德，喚起流亡者的愛國情緒，勸說他們回國。國王對法案的否決也表明他並不像別人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說話不算數的傀儡。但是對布裏索和他的朋友來說，這個舉動可不那麽單純。自從瓦楞事件後，社會上便謠言四起，一些人認為主導政局的乃是由王後操控的、秘密的“奧地利委員會”，他們和流亡者以及國外勢力結成了聯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國的新體製。而國王的否決便是明證。王後和她在維也納的兄弟之間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對峙而非妥協，想要讓流亡者躲避報複性法令的懲處。那麽為什麽國王會保護革命公開宣稱的敵人呢？這是縈繞在代表心頭的疑問。當討論到非宣誓教士問題的時候，國王的態度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疑慮。

討論於10月21日開始，恰逢阿維尼翁屠殺的消息傳到巴黎。反對阿維尼翁並入法國的人以私刑處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員，10月16日支持兼並的人予以回擊，他們屠殺了被監禁在教皇舊官邸裏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據報告，60名犯人被殺。在立法議會的數場討論中都能聽到關於拒絕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釁的報告。11月14日普羅旺斯的代表伊斯納爾宣稱：“在頑固派教士這個問題上，我唯一堅持的辦法就是把他們趕出這個國家……你們難道不認為應該把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們蠱惑而誤入歧途的民眾劃清界限嗎？”[3]

11月29日議會最後規定所有拒絕宣誓的教士都應作新一輪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絕宣誓的人將會失去撫恤金。雖然前幾年中他們也拒絕宣誓，但是撫恤金還是照樣發給他們。因此兩次都拒絕宣誓的教士被認為是嫌疑犯，將會受到官方的嚴密監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滿宗教爭端地區的人也會被驅逐，而且現在也不再允許他們用多出來的教堂履行職務。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決票，12月19日國王否決了未宣誓教士的議案。

選擇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為國王好像又暫時恢複了主動權，他不願損害流亡者的利益。議會頗感意外，像是遭受了挫敗，覺得國王至少應該打擊那些庇護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個代表團敦促國王呼籲特裏爾和美因茨的選民立即將親王的軍隊趕出他們的領地，“告訴他們……如果德意誌親王仍舊支持那些反對法國人的準備，我們帶給他們的將不是大炮，也不是寶劍，而是自由。讓他們自己去考慮吧，民族覺醒後將是什麽結果，這個問題讓他們自己想想吧”[4]。

實際上，這個計劃對國王很有吸引力。一場針對德意誌小國王們的戰爭可能會把別的帝國也牽扯進來，他們的那些久經沙場的部隊勢必能輕而易舉地擊退那些已經潰不成軍的法國部隊。革命事業就能得到拯救，而整個局麵會徹底改變。軍人也能從戰爭中獲益，拉法耶特現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認為一場戰爭會讓軍隊重新煥發活力，這是恢複國內穩定需要依賴的力量。納爾博納將軍也是這樣想的，據稱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擔任軍事部長一職。於是12月14日國王來到議會，宣布他已經向特裏爾的選民簽發了最後通牒。到1月15日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轄區內還沒能阻止所有懷有敵意的流亡者的活動，法國就會宣戰。議會爆發出一陣歡呼，接連幾分鍾的掌聲都是獻給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釋重負，現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勢力日漸式微的斐揚派分子心頭充滿了不好的預感。

在這樣的情形下，國王對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態度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一旦戰爭爆發，這個問題無疑會自行消解，因為那時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會被當作叛國者。同時布裏索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來自波爾多地區的能言善辯的代表(韋尼奧、讓索納、加代尤其愛出風頭)一直想要通過戰爭使國家獲得新生，恢複尊嚴，挫敗陰謀分子，並向全歐洲展現一個自由的民族所能擁有的偉大力量。國王也被迫支持他們，向他們說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場，正如12月16日布裏索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言所說的那樣。同時納爾博納著手動員三支軍隊，達15萬人之多，部署在東部邊疆地區。在那些被驅逐出境來到法國的外國人中，有自稱是“人類代言人”的克魯茨，他招搖地遊走在巴黎周圍，頭戴一頂猩紅色的自由之帽。克魯茨是一名狂熱的好戰分子，宣稱解放全歐洲已經迫在眉睫。但是解放的時機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為遙遠。接到法國的最後通牒後，特裏爾的選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體，並命令他們離開本地。美因茨的選民也同樣行事。戰爭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臨近時，法國似乎不得不靠自己來解決這些自願承擔的問題。

然而，法國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覺得戰爭是一劑靈丹妙藥。12月初，激烈的討論漸漸在雅各賓俱樂部展開，羅伯斯庇爾指出了戰爭可能導致的所有危險和不確定性，他擔心一旦法國軍隊獲勝，會出現軍事將領的獨裁，尤其讓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鮮恥、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國軍隊沒有取勝，而按照當前軍隊的狀況來說，很有可能宮廷會召集國外軍隊，推翻整個革命事業。不管怎麽樣，真正危險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裝腔作勢的流亡者，而是眼前就在法國國內的一些人，應該在國內把他們處理掉。但是，羅伯斯庇爾發現他的觀點沒人支持。布裏索接連幾個晚上都在反駁，他說為了鞏固革命成果，戰爭是必要的，戰爭甚至能重振不斷貶值的指券。一個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懼封建歐洲的專製君主和貴族，他們會被擊敗的，而受他們統治的那些叫苦連天的老百姓會受到鼓舞，肯定會追隨法國，宣揚他們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議會裏並沒有像羅伯斯庇爾那樣的人來反駁布裏索樂觀的想法，不少人認為戰爭有重生的能力。另外，雖然萊茵河地區的諸位親王也準備匆匆遵守路易十六發出的最後通牒，但彼時他們在維也納的宗主國已經決定前來幹涉，捍衛自己的利益。維也納的外交官相信《皮爾尼茨宣言》已經緩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機，他們建議利奧波德皇帝隻要略加威脅，就會轉危為安。於是12月21日，利奧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國人繼續對萊茵河的選民施加威脅的話，那麽奧地利就會出兵。他補充說他毫不懷疑其他君王會成為他的同盟。當這一消息傳到巴黎時，正是1791年的最後一天，這似乎證實了布裏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關於專製君主的聯盟要摧毀革命的決心。戰爭的鼓吹者們現在已經不把懦弱的萊茵河地區的選民放在心上了，法國應該向他們真正的敵人直接開戰，向羅馬皇帝宣戰。羅伯斯庇爾和斐揚派的領導者們都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最危險的舉措，雖然他們的立場截然不同。王後顯然對巴納夫的和解措施無動於衷，這令他很絕望，他於1792年1月回到家鄉多菲內。議會裏也洋溢著愛國熱情，自1789年以來有增無減，代表們以及那些前來圍觀議會的人都宣誓要為國家獻身，他們似乎有意識地要重演網球場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親王也背上了叛國的罪名。1月25日議會宣布羅馬皇帝因其與其他國王之間的陰謀已經破壞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國關係，議會通告國王，要求他的姻親兄弟們譴責所有反對法國的條約，並公開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國王還沒有給議會一個滿意的答複，他們就要宣戰。實際上，國王給了答複，他已經表明了他的態度，因為外交政策是屬於國王的憲政特權，議會沒有權力。路易十六現在正等待著奧地利的答複。

實際上，維也納得到的國王照會遠比立法議會期望的專橫。這隻不過確認了奧地利的信念，使他們可以備戰。2月7日與普魯士達成正式防衛公約的消息更讓他們不再顧忌，給出了一個十分蔑視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這些國際情報，當即便出現了騷亂。現在人們要求撤換外交大臣德萊薩爾，而且攻擊的矛頭很快轉向了整個內閣政府，在背後唆使的便是時任內閣大臣的納爾博納。當議會投票彈劾德萊薩爾在王宮內搞陰謀並叛變國家時，王室卻千方百計要頂住解職納爾博納的壓力。甚至有人說要控告王後，停止國王的行政權力。正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一個完全出人預料的消息，3月1日羅馬教皇去世，繼位的是一名年僅24歲、毫無經驗的年輕人，他會推行什麽樣的政策，沒人能作出判斷。在此等情況下，法國宮廷認為屈從於議會的喧鬧討論或許更為明智。3月10日國王遣散了整個內閣。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徹底的好戰分子，實際上都是布裏索推薦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銀行家克拉維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羅蘭擔任內務部長，他經驗豐富，是一名失業的工廠監工，他是被異常活躍、頗有野心的夫人拖進革命洪流中的。最重要的是迪穆裏埃取代德萊薩爾負責外交事務。迪穆裏埃是一名職業軍人，從七年戰爭開始就憎恨奧地利，現在通往正式宣戰的道路已經沒有障礙了。迪穆裏埃出現在雅各賓俱樂部，頭戴紅色的自由之帽，沸騰的愛國熱情已發展至頂峰。羅伯斯庇爾和佩蒂翁譴責這種膽大妄為的舉動，但是這種風氣證明了獲得解放的被壓迫人民敢於挑戰步步逼近的專製統治者。不過即便這種姿態也沒有阻止迪穆裏埃在最後時刻和普魯士進行談判的想法，他希望他們保持中立，然而這卻再一次拖延了時間。4月中旬，奧地利開始動員軍隊，時機已經錯過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帶著他的內閣群臣來到手忙腳亂的議會麵前，宣布法國對匈牙利和波西米亞宣戰，因為弗朗茨二世還沒有當選為皇帝。隻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對這次宣戰。

有人說，這將是一個自由民族反對一個侵略者國王的自衛戰爭。戰爭將不會有征服，法國的武裝力量絕不會被用來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謀反對法國的罪人會遭受懲罰。對於那些與法國人並無爭吵的人，法國人將不會忽視任何減輕戰爭對其生命和財產造成損失的舉措。然而，在一場注定隻能與大革命本身一起終結、席卷西歐眾多地區的戰爭進程中，所有這些誓言都一一破滅了。

現在發生的衝突有兩個目的：第一，要教訓奧地利，也要嚇退那些想要幹涉法國內政的外國人；第二，要擊退流亡者，搗毀他們的大本營，讓他們孤立無援，同時驅逐國內的叛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讓他們自己露出馬腳。王室和軍官也都想要通過戰爭達到他們自己秘而不宣且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那個冬天的爭論中，時常能聽到一種更深刻的觀點，認為戰爭可以把法國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國外事務上，從而治愈國家內部的分歧，另外也能把對國內問題的關注點轉移開去。自從1791年10月底這一問題浮出水麵之後，它就必須得到解決，但是直到戰爭爆發，這些問題始終交織糾纏在一起。

這一步邁得太大了。革命並不必然預示著這樣一場戰爭，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戰爭給革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在1791年10月的第三個星期，關於聖多明各奴隸起義的報告傳到了法國本土，11月，起義全麵爆發，但是直到那時，人們才知道殖民地北部的蔗糖莊園早在8月14日就已經出現了奴隸起義，據估計有1000名白人被殺害，200座蔗糖莊園和1200座咖啡莊園被毀，1.5萬名奴隸失蹤，最終演變為世界曆史上規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取勝的奴隸起義。悲觀的人早在幾十年前就預見到了這樣的事情，因為殖民地發展太快，人們對奴隸的要求貪得無厭。關於白種人和有色人種的政治權利問題在1789—1791年間非常突出，而論辯時雙方都有奴隸隨侍在他們左右，毫不在意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麽影響。製憲議會未能就奴隸問題達成一致，奴隸貿易、自由的“有色人種”的權利以及殖民地的獨立本身就讓聖多明各以及法國在西印度群島的其他殖民地陷入混亂。到1791年底，起義演變為複雜的內戰的一部分，發展勢頭是如此迅猛，以至於巴黎作出的任何決定不出三個月就會過時，因為那時事態又有了變化。這些事情讓布裏索很為難，從18世紀80年代開始他就是法國反奴運動的創立者之一，而對於他那群來自波爾多的能言善辯的朋友來說，這座城市的繁榮與哥倫比亞的奴隸經濟息息相關。但是，先撇開那些駭人聽聞的掠奪和種族屠殺不說，奴隸起義帶來的最初影響便是蔗糖的嚴重短缺，巴黎在1792年1月就感覺到了，因為蔗糖的價格漲了3倍。整整一個月，在首都東部的幾個區都爆發了民眾限價運動，大批婦女衝進倉庫和雜貨店，將在那裏找到的蔗糖和咖啡按照原先的價格出售，這場風波一直持續到2月。

這一次民眾擔心的依舊不是穀物、麵粉和麵包。這是因為巴黎當局吸取了1789年的教訓，早在秋初時分就陸續儲備了充足的糧食，而這是從巴黎周圍一大片地區搜刮來的，因此1791年的冬季在法國整個東北地區的集市小鎮爆發了多起搶奪穀物的騷亂。2月，埃唐普市長被人用私刑處死，因為他拒絕降低穀物價格，最後動用數百名國民衛隊士兵才恢複秩序。同月政府想要從敦刻爾克進口糧食，結果引發了持續三天的騷亂，許多港口的倉庫被毀。比糧食價格更讓人們擔心的是法國的裏弗和指券的貶值。從1791年6月到1792年3月間，裏弗在外匯交易中貶值20%。1791年11月在巴黎的行市上指券尚能維持其票麵價值的82%，但是僅僅兩個月後就貶值了63%， 1792年整個春天都在貶值。這兩股趨勢不可避免地推動物價上漲，尤其是那些進口商品。因此即使是在像馬賽這樣很容易從南部歐洲以及北部非洲地區得到穀物補給的港口，穀物價格也迅速攀升。市府暗地裏威脅那些囤積居奇的商人：“會有報複，這些報複不屬於法律。”[5]

實際上，馬賽已經成為政治動亂的代名詞了。製憲議會最後決定將艾克斯定為羅訥河口省的省會，馬賽人對此極為不滿，他們想通過對其他市鎮事務的幹涉來樹立自己地區的名望。1791年7月馬賽的500名誌願者支援阿維尼翁那些支持並入法國的人，大獲全勝。9月他們計劃派出由本省各地的國民衛隊士兵組成的小分隊，前往阿爾勒遊行示威，現在這個地方是由未宣誓教士派別，即襤褸派控製的反革命主要市鎮。唯有來自巴黎的直接命令才能阻止住他們，然而沒有什麽能阻止得了他們接下來在2月向艾克斯進發的步伐，他們解除了艾克斯正規守軍的武裝，因為人們懷疑這些士兵支持薄紗派，隨後他們再次折回到阿爾勒。巴黎的政治家滿腦子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戰爭，3月，一支6000多人的部隊輕而易舉地包圍並攻下了這座城市，趕走了薄紗派的領頭人。這些摩擦激化了矛盾，在整整兩年間，該地區的內鬥十分嚴重。3月25日，69名國民衛隊士兵在羅訥河港口溺死，這觸發了南部農村地區自1789年7月以來規模最大的騷亂。沒有人相信，這些士兵的溺死是偶然事件。但是正如關於這件事情的謠傳所顯示的那樣，那些聽信了謠傳的人認為士兵溺死是反革命陰謀的一部分，是要向那些驅散第二支雅賴斯軍營行為的報複行為，報複阿維尼翁監獄的屠殺，報複其他所有“愛國者”的勝利，在這些勝利中，國民衛隊的士兵都插了一手。加爾省各處的農民都在竭力把那些嫌疑分子和他們的財產一並清除，就包括那些未宣誓教士和貴族。據報道，僅在這一省，1792年4月就有101起攻擊城堡、洗劫城堡裏的東西、清除剩下的封建標記和檔案的行為。騷亂不隻發生在加爾省。在鄰近的阿爾代什省，徹底被毀壞的有最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計劃的合作者——當特雷格伯爵的財產。到了6月，雖然騷亂漸漸緩和，但是波及的地區延伸到普羅旺斯，又向北蔓延至高地，向東遠至上加龍省。這場騷亂引發的後果很難說，但是農民的主要目標是清除封建殘餘，這說明南部農民已經認為無論通過什麽樣的手段，都要保衛1789年的成果，實際上農民這樣做風險很大，如果阿爾勒和阿維尼翁的反動分子取勝，他們的一切都將化為泡影。聖神港口的災難說明一旦對抗陰謀的行動失敗，陰謀者便可能獲勝。中央政府要麽無視分裂的南部地區，要麽缺乏向那個地方下達命令的能力，屢受侵擾的農民隻得自行決定，確保已經瓦解的舊體製再也無法重建，而即將爆發的戰爭最能讓人相信舊社會一去不複返了。

在戰爭開始的數周內，立法議會中大多數人都信心滿滿、熱情洋溢。奧地利的盟軍總是不受歡迎，落敗是他們必然的命運，革命馬上就要正麵遭遇它的敵人了。由魯熱·德·利勒於4月25日和26日為在斯特拉斯堡作戰的萊茵河軍隊譜寫的戰鬥歌曲中生動地傳達了這種不屑的感覺，利勒是個詩人，時任步兵軍官一職。高唱這首歌的法國征服軍隊將會踏著那些罪惡的鮮血前進。同月，邊疆上被處刑的敵人見到了一台新的機器——斷頭台。1789年12月製憲議會提出設計這樣一台機器，初衷是讓腦袋“要在一眨眼的工夫掉下來”。但是在羅伯斯庇爾的提議下，一些代表一度投票要求限製死刑，因此以前的那種野蠻行為不能再用了，而需要一種更為可靠、更加人道的技術。1791年，有人設計出了一種砍頭機械設備。用這種設備砍頭更為迅捷，體現了平等主義，而且如專家所言，砍頭變得毫無痛苦。雖然斷頭台不是吉約坦醫生製造出來的，但最初的想法是他提出來的，所以這台新機器被冠以他的名字。第一個喪命於斷頭台的是一名強盜，他在4月21日被砍頭。

僅僅數日後，戰爭就得到獻祭品。不過，那個人不是受雇於匈牙利和波西米亞國王的軍人，而是一名被自己手下殺害的法國軍官。最靠近的敵國疆界是比利時，那裏的人仇恨1790年前來占領此地的奧地利人，他們肯定會張開雙臂歡迎高揚自由的法國軍隊。4月28日戰爭爆發，戰火沿著東北疆界緩慢推進。但是法國軍隊的陣線一開始就被瓦解了，士兵潰不成軍，紛紛逃離戰場，反而向一名指揮官開槍，他們認為這名軍官是叛徒。逃離陣線的部隊不在少數，騎兵中的逃兵比例幾乎是步兵的兩倍，還能依靠的部隊猶豫彷徨不敢出兵，他們對自己的側翼部隊心存疑懼。不過運氣在法國軍隊一邊，因為奧地利人並沒有準備進軍，他們在等待和普魯士一起發起攻擊。直到5月21日，普魯士人才宣戰，而到6月底他們終於有了一支能夠組織進攻的軍隊。

同時，第一次失敗引起了巴黎的震動，人們相互指責。布裏索派(此時是議會和內閣中那些主戰派的代名詞)失去了理智，強詞奪理，顛倒是非，到處尋找替罪羊，他們對這場失敗毫無準備，隻能怪罪到所有其他人頭上。一名溫和的雅各賓俱樂部成員說：“在所有地方你都能聽到這樣的說法，說國王背叛了我們，將軍背叛了我們，沒有人是可以信賴的。奧地利委員會被當場抓住，巴黎已經被奧地利人攻陷六周了……我們身處一座馬上就要爆發的火山口。”[6]

現在隻要有針對叛國行為的新舉措，很快就能獲得通過。5月18日，巴黎的所有外國人都被監視。5月27日，議會再次討論未宣誓教士的問題，最後頒布法令，流放所有被20名積極公民譴責的未宣誓教士。5月29日，議會決定解散國王身邊1800人的衛隊，衛隊本來是根據憲政而設立的，人們懷疑這支衛隊過於效忠不再受人信任的君主製，取代它的是一支可靠而愛國的國民衛隊。國王批準了解散自己的衛隊，但是他行動遲緩，反倒讓那些本來就對他沒有好感的人更加心生疑慮，他們擔心國王在醞釀軍事政變，因為議會早就決定將駐紮巴黎及其周邊地區的正規部隊派往前線了。為了填補這個空缺，軍事大臣塞爾旺提議設立兩萬多人的國民衛隊組成軍營，就設在巴黎周圍，這次召集來的是一支外省國民衛隊。恰逢一年一度的7月14日聯盟節，這支外省國民衛隊就被稱為聯盟軍。6月8日，召集聯盟軍的法令獲得通過。但是國王對此有更多盤算，兩天後，他瞅準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時機，意欲分化他的敵人。巴黎國民衛隊的軍官嫉妒聯盟軍在這座大都市裏的政治地位，組織了所謂的“八千人請願”活動，反對設立聯盟軍軍營。國王立刻暗示他的大臣們他想要否決新的議案，也要否決關於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內閣危機被公開化了。一方麵有國王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輕王後出謀劃策，另一方麵有塞爾旺和克拉維埃的支持。6月10日，羅蘭給國王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他在批準那些得到議會大多數代表讚成的議案時過於拖遝，還責備國王的行為讓整個國家都忐忑不安：“一個怨聲載道的民族將會在他們的國王身上看到陰謀分子的同夥和共謀者。”[7]

任何一個國王都不會允許如此公開地責難自己的內閣，羅蘭被革職了。6月13日，塞爾旺和克拉維埃也被罷官。迪穆裏埃實際上並不同情被革職的這三位，但國王對他也沒多少好感，於是6月15日迪穆裏埃也下台了，擔任北方軍的指揮官。取代這屆下台內閣的是來自斐揚派的無足輕重的人物，也有人說是拉法耶特在幕後操控。6月16日拉法耶特從前線給議會寫了一封公開信，譴責雅各賓派是現在所有問題和災禍的根由，對下台的內閣他鼓掌稱快，他認為這屆內閣導致了國家的內訌。這一做法導致人們更加相信拉法耶特在幕後操控的說法，使得人們的猜忌愈加顯得有理有據，而當他受命擔任指揮官時，人們的猜忌更深，認為他是要搞軍事政變。那些支持下台內閣的巴黎民眾覺得要先下手為強，他們開始計劃一場截然不同的政變，這是自去年夭折的馬爾斯校場請願以來規模最大的民眾幹涉運動。

春季的經濟危機再次使民眾俱樂部複蘇，自去年夏天以來這些俱樂部要麽關門大吉，要麽在暗地裏活動。春天，巴黎的民眾俱樂部的數量翻了一番，這些社團和正式的區議會的性質不同，後者隻對積極公民開放，到6月，巴黎東部和中部人口密集地區的大部分區域都成立了民眾俱樂部。4月15日民眾政治起義的動力徹底爆發了，上千人參加慶典，為了那些在1790年南錫叛亂後被監禁的人，很多雅各賓派的首腦人物都到場參加集會。新的領袖也浮現出來，比如自稱是“阿那克薩哥拉”的肖梅特，他曾領導科德利埃俱樂部中的激進派脫離該俱樂部。雅克·魯是格拉維裏耶區一教區的宣誓教士，他的名聲建立在號召限價及處死那些囤積商人的煽動言辭上。戰爭開始的失利讓一些區的愛國者十分詫異，他們提高了警覺，起初他們和雅各賓派一樣都陶醉在自己的言辭中。整個5月，各區的愛國者都在抨擊立法議會，要求獲準各區議會的永久會期請求，但是最能讓愛國者們團結在一起的就是清洗內閣的要求。為了展現對他們的支持，巴黎東郊各區和科德利埃俱樂部一起計劃了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要求國王召回先前的內閣大臣。表麵上，示威的時間正值在杜伊勒利宮的花園種植自由之樹之際，次日便是網球場宣言的周年紀念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正如美國大使在他的日記裏寫的那樣：“明天會有一場騷亂。”[8]

6月20日上午，有一兩支起義隊伍從巴黎的西邊會聚到杜伊勒利宮門口，黑壓壓一片，令人恐懼。當起義者拖著大炮走上宏偉的樓梯，準備向國王的寢宮進發的時候，宮殿的守衛並沒有阻止他們。起義者開始喊口號，稱自己是“無套褲漢”，是沒有好衣服穿的普通愛國者，來這兒的目的是為了嚇退暴君。他們發現隻有國王一人在那裏，長達兩小時的時間裏，起義者都在威脅他，要國王召回內閣。可是路易十六第一次表現出驚人的勇氣，這倒給他陰鬱的生活和統治平添了一抹色彩。他拒不服從，宣稱效忠憲政。國王甚至借來了一頂時下流行的新式自由之帽戴在頭上，還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幹了一杯。最後佩蒂翁從市政廳趕來，勸說起義者趕緊解散，各自回家，但是毫無效果。

簡單來說，6月20日的起義以失敗告終。國王保住了他的內閣，而當進攻杜伊勒利宮的消息傳到外地，人們紛紛對國王一家深表同情。很多外省提請國民議會處罰那些起義者，有些省的請願書甚至征得了上千人的簽名。國王公開責備佩蒂翁，說他沒有履行市長的職責，沒能阻止示威遊行，巴黎抓住機會，將其革職。拉法耶特也瞅準了機會，加緊了攻擊激進分子的勢頭，6月28日他來到巴黎，敦促國民衛隊聚集在王宮周圍。但是這些行動都沒能嚇退那些發起組織6月20日示威的人，反倒更堅定了他們再來一次的信念。實際上，6月23日他們就已經嚐試過了，那天他們帶著一份請願書，要求國王退位。但是準備工作不夠充分，未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第二次動員起民眾力量，所以要求並未達成。然而，這足以讓他們更加努力，而佩蒂翁的離職又給了愛國者們再次團結的新借口。此外，議會對拉法耶特的態度很冷淡，這讓愛國者們更有信心了。拉法耶特不僅遭到民眾的詬病，被認為在戰時擅離職守，而且也遭到王室的指斥，他隻得絕望地回到前線。杜伊勒利宮和內閣都在積極準備，蓄勢待發。各種勢力都有自己的想法，這是個關鍵的對峙時刻。6月20日的起義及其教訓都預示著下一場起義的規模和形式。從這點來看，美國大使的說法是對的，他在日記裏寫道：“在這一點上，我想憲政已然是在垂死掙紮了。”

各項周年紀念活動漸漸成了革命日程的主要內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已經迫在眉睫，那就是7月14日紀念攻占巴士底獄。雖然國王否決了塞爾旺關於建立兩萬聯盟軍軍營的提議，但是按照慣例，在馬爾斯校場舉行遊行的計劃仍在籌備中，全國各地的國民衛隊陸續來到巴黎。聞聽6月20日起義的消息，布雷斯特和馬賽這些愛國者的地區就決定增派他們的部隊，因此諸如軍營這樣的建製無論如何都是要設立的。7月5日立法議會在一係列討論後，宣布國家處在危機中，這一做法無疑更加推動了整個愛國運動的大潮。一旦宣布國家處於危機中，那麽所有的政府機構都將進入永久會期的狀態，而且也有權從它們各自的國民衛隊中調派誌願軍，和陸軍一起開赴前線作戰。所以在7月5日之後不到一周的時間裏，人們就要求立法議會頒布永久會期的法令，結果7月14日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聯盟軍都還在源源不斷地湧入巴黎。馬賽的誌願軍直到7月30日才趕到巴黎，一路上都在高唱魯熱·德·利勒譜寫的戰鬥歌曲，因此這首歌自誕生之日就有了《馬賽曲》這個名字。整個7月，巴黎雲集了來自各省的愛國者，他們高舉長矛，雅各賓派和各民眾社團千方百計地想要把他們拉入自己的陣營。早在7月11日聯盟軍的代表團已經在敦促議會控告拉法耶特，廢除國王的否決票，召回佩蒂翁。兩天後佩蒂翁複職，這是對14日所表達的一個善意的姿態。14日當天的節慶活動本身也比以往規模更大、更加壯觀，國王不斷強調自己要再做宣誓。但是，正如一名溫和的雅各賓派所看到的“看上去很不錯，但是他絕沒有一顆愛國者的心”[9]，愛國者現在肆無忌憚地談論著攻打杜伊勒利宮，就好像攻占巴士底獄一樣，他們想要建立共和國。

但是這一次，他們想要施加更大的壓力，讓宮廷再無還手餘地。在某些場合下，愛國者勸阻新來的聯盟軍，不要對宮廷發動準備不充分的攻擊。為了確保勝利，還必須依靠無套褲漢的力量，如果各區的區議會能夠對所有公民平等開放的話，那就最好不過了。但是這是非法的。盡管如此，7月21日法蘭西劇場區投票，還是決定不再理會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區分，領導這次投票的是來自塞納河南岸最足智多謀的政治領袖丹東。在兩周時間裏，另有六個區追隨了法蘭西劇場區，到8月初，參加區議會的人數陡然上升。7月25日區議會獲準進入永久會期，從那時起他們開始同聯盟軍合作，並成立了中央委員會。雅各賓俱樂部現在也公開了他們要起義推翻君主製的計劃。甚至連最謹慎的羅伯斯庇爾也在7月29日站出來，高呼采取直接行動，他放棄了憲政捍衛者的身份，而在此前捍衛憲政一直是他的口號。敵軍跨過東北邊界的消息傳來，陡然增加了人們的危機感。7月25日反法聯盟軍指揮官布倫瑞克公爵簽署了一份宣言，恫嚇巴黎居民，說羅馬皇帝和普魯士君主的戰爭就是為了結束法國國內的騷亂，終結對君權和教權的攻擊。他們想要解放王室一家，重建國王的“合法性”權威。他們會對那些不抵抗盟軍的人給予保護。宣言明確警告巴黎人不要對杜伊勒利宮裏的人采取任何行動，呼籲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對國王的安全負責，如果國王的安全受到侵害，那麽這座城市將會受到懲戒性的且令人難忘的報複。這些威脅的消息在7月28日傳到巴黎，反而助推了立法議會批準把武器分配給所有的公民，不論是積極公民還是其他公民，都要積極行動起來，保衛祖國。於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國民衛隊，這些人的數量遠遠超過至今還支配著巴黎各個組織機構的慎重的有產公民。巴黎各區紛紛請願，要求國王馬上退位。8月3日佩蒂翁代表48個區，也向議會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但是一些區旋即撤回了這份請願。8月6日，聚集於馬爾斯校場這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地方的所有人又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而在外省一些主要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請求。最後，8月9日立法議會在聽取了關於拉法耶特決定放棄指揮官一職的報告後，同意討論國王退位的問題。

但是，事態漸漸超出了代表們的控製，因為民眾警告的就是那些想要從6月20日失敗的起義中獲益的人，即那些被解雇的大臣及其在布裏索派中的支持者，還有來自吉倫特的能言善辯的代表。這夥人希望利用民眾的不滿，迫使國王讓他們重新掌權。他們並不想要一場運動，徹底推翻國王。但是當波爾多的代表韋尼奧、加代和讓索納給國王施壓，要求他在“革命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中任命內閣的時候，卻沒有得到答複，他們的舉動隻能招致巴黎各區及其同伴雅各賓派的懷疑，所以行動一旦爆發，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既反對立法議會，也反對王權的革命。

雖然國王和他的家人沒有受到傷害，但是他的權威和他的宮殿一樣已不複存在。巴黎的民眾瘋狂地摧毀一切帶有王權痕跡的符號和圖像，也更換掉一切帶有“王”字的誡命。立法議會宣布暫停君主政體，由國民公會來決定未來的政府形式。韋尼奧的幾次努力隻不過暫時阻止了廢除君主製。在嚴密的監控下，國王被轉移到唐普勒堡(這是一座位於巴黎東北郊區的中世紀城堡)關押起來，從那一刻開始就沒有人相信他還能再坐上龍椅，除非有外國勢力的介入。

權力並沒有落在議會手中，掌權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議會好像已經聽命於公社的擺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屆內閣這件事上就是如此。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現在全部複職，盡管他們和現在立場不太明朗的布裏索派有瓜葛，名聲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東為新的司法大臣，從1789年以來他的名聲全是靠在巴黎各區的活動建立起來的。參加投票任命丹東的議會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幾周，立法議會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僅人數少，且基本都是籍籍無名之輩，隻能聽從巴黎公社擺布，雖然想反抗，得到的卻是不屑一顧。

8月10日以後，馬拉這位自命為人民之友的人終於如願以償了。因為之前他的觀念太極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他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就是屠殺，殺掉那些關在監獄裏的嫌疑犯，還有一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們還對8月17日設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風表示不滿。為了回應隆維淪陷，丹東呼籲從首都派出3萬誌願軍趕赴前線，很多無套褲漢似乎要準備動身，但是他們不願離開家人，擔心監獄裏的反革命分子發生暴動。8月30日，議會想要動搖公社的控製，頒布法令準備開始巴黎的選舉，無套褲漢們的心裏更加不安了。布裏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圖昭然若揭，羅伯斯庇爾也開始稱呼他們是“吉倫特派”，這讓那些將公社視為國家救世主的人惱羞成怒。公社拒絕解散，聽取了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裏的提議，準備逮捕一大群敵對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將馬拉召入監察委員會，負責監獄事務，這一舉動太有挑釁意味了。丹東出麵幹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行動，也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這些人在9月2日入獄的話，那麽很有可能成為“九月屠殺”的犧牲者。

但是這次清洗肯定讓無套褲漢放心了，家人已經沒有了威脅了，巴黎人開始報名參加誌願軍，他們成群結隊地出發，迎戰普魯士軍隊。9月之後的幾周裏，報名參軍的人數超過兩萬。9月9日一名英國官員說：“參軍人數十分龐大，雖然他們還稱不上是軍隊……報名還在繼續……今天我聽說還有很多人來報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難以置信。底層民眾的積極性遠遠超出我的想象。”[10]這名英國官員很肯定地說“這些誌願者參軍，隻會給正規軍帶來麻煩”，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認為……布倫瑞克公爵應該盡快來巴黎看看”。在這段評述裏，我們已發現對這樣一個事實的朦朧覺醒，那就是18世紀戰爭的正規模式不是不可改變的。10天後正麵的證據就出現了。9月20日在瓦爾密，就在沙隆西麵，法國軍隊發起了最後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裏埃手下的士兵要多於普魯士軍隊的人數。雖然他們的槍支很少，但卻是優質的武器，而且手握槍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讀於射擊學校的優秀畢業生，所以在槍法方麵，他們遠勝於敵軍，這一優勢貫穿於整場戰爭。法國士兵高呼著國家萬歲，向前衝鋒。他們鬥誌高昂、意誌堅決，幾十年來在歐洲戰場上從未見過，法國士兵就這樣阻止了入侵者的鐵騎。歌德目睹了這一切，他是被魏瑪公爵帶來的，想要活躍行軍中的氣氛。在一個陰雨綿綿的夜晚，在驚愕而沮喪的普魯士軍營裏，歌德鼓勵這些入侵的戰士，說：“此時此地，世界曆史的新紀元開始了。新紀元誕生之初你便在場，值得誇耀。”但在聽者耳裏這更像是約伯的安慰之詞。

召開國民公會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現了。巴黎各區以及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分子在整個7月一直說需要一部新憲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議會沒有別的選擇，隻得“邀請”法國人民組建公會，“以確保人民主權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統治”。第二天，立法議會頒布法令，規定新的議會的選舉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選，公民之間沒有區別，隻有仆人和失業的人沒有投票權。但是至少立法議會抵製了各區的要求，後者呼籲直接選舉，廢除兩級複選製度。羅伯斯庇爾再次提出執行自我否決的規定，立法議會覺得這樣做會讓羅伯斯庇爾當選，而所有的現任議會代表都將無法進入國民公會，因此否決了羅伯斯庇爾的提議。初級選舉於8月27日開始，第二輪的選舉於9月2日開始，這時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麽在600萬選民中，隻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參與了初級選舉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關於8月10日及此後巴黎發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證實的，所以在當選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於200人曾是立法議會的代表，對選民來說這些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了，其中就包括布裏索和他的同僚以及來自吉倫特的最傑出的口才家。此外還有83人是前製憲議會代表，這是他們第二次登上國家舞台，包括奧爾良(他頗為驕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個共和國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羅伯斯庇爾，這三位都是由巴黎選出的代表。丹東的當選是意料之中的，盡管他因此不能再擔任司法大臣一職。在報界的名氣同樣會讓馬拉和克洛茲當選。托馬斯·潘恩和約瑟夫·普利斯特利的當選說明法國已經接受了外國友人。從社會構成上說，與先前的立法議會一樣，律師、自由職業者和有產者在國民公會中占有主導地位。雖然大商人、貴族和教士比以前少很多，但在國民代表中出現了不少各色各樣的技工，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年輕的議會，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紀不到45歲。總之，因為國王的頑固且奸詐的行為，這些人會聚到國民公會裏，自1791年初以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他們已經在國家以及地方的各個層麵獲得了豐富的政治經驗。

毫無疑問，國民公會會廢黜國王。8月10日以後，在杜伊勒利宮裏發現的文件也隻能加深人們對國王叛逆行為的懷疑。無論如何，巴黎明確提出要建立共和國，所以9月21日為新憲法打下了基石，法國的君主製被取締了。一年以後頒布了新的革命曆法後，1792年9月22日被看作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廢黜君主製是一回事，而如何處置路易十六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時間就在討論如何處置國王。

路易不能被審判，因為他已經被判決過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國有罪。有人提議路易十六一定要審判，不用在乎手段。這是倒退，退回到立憲專製去了。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為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總之，如果路易還能被審判，就有可能無罪釋放，他可能是無辜的。或者說在被判處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無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無罪釋放，如果結果是路易是無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呢？[11]

然而大多數代表都接受過正式的法律訓練，如果不進行審訊，他們是不願意譴責任何人的。從這年春天開始，佩蒂翁和羅伯斯庇爾分道揚鑣，羅伯斯庇爾建議在主權人民代表，即國民公會麵前審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讚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從唐普勒堡帶出來，走過一條寂靜而擁擠的街道，到處都是趕來旁聽指控的民眾。指控的罪名涉及從三級會議召開以來路易十六的全部行為。但是如果代表們想要脅迫他，他們會感到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慮，舉止落落大方，時而回避聽到的指控，時而否認，有時幹脆說這都是謊言，最後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辯護律師。正像6月20日那樣，國王麵對逆境的坦然而堅決的態度給旁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也讓那些想要砍掉他腦袋的人有點恐慌，而讓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增加了勇氣。

審判的那一天，代表們很不情願地給“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辯護律師。12月26日他們聽取了雷蒙·德·塞茲的辯護陳詞，這是另一名頗具口才的波爾多人，他是吉倫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聲不小。塞茲將他的委托人描述成環境的受害者，並非徹頭徹尾的暴君。他說他的委托人是一名給予民眾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後國王再次重申他無意也無心讓他的臣民流血傷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動了，但是即使國王也很清楚，羅伯斯庇爾有充分的理由宣稱判決隻可能有一個。真正的問題隻能是適當的懲處，是否能複審、能夠緩刑。當國王被護送離開議會廳之後，這個問題又引起了新一輪的爭論。吉倫特派依然堅持不管通過什麽樣的判決，都應由全民公決來批準，即所謂“訴諸民眾”。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交鋒十分激烈。沒有人懷疑吉倫特派想要外省來拒絕國王的死刑，而這一點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們很可能會實現。但是如果那樣的話，很難想象如何避免內戰。最後這些擔心被證明毫無必要。唱票最後於1793年1月15日開始，在國王是否有罪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異議，693名代表投票國王有罪，沒有人投票支持無罪釋放。在是否訴諸全民公決這個問題上，國民公會內部的政治分歧開始凸顯：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決，而424名代表反對。也就是說在次日決定國王的生死問題上，代表們的判決將是最終判決。這一次唱票一直持續到午夜，因為代表們都要對自己的投票給出解釋或理由。其間有可怕的謠言，如果作出的判決不是死刑，那麽無套褲漢將會衝上街頭，進攻唐普勒堡，屠殺關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會本身了。可能出於此種擔心，某些投票者動搖了。即便如此，投票遲遲沒有結果，這讓人愈感不適。根據官方的統計，有288人投票反對死刑，支持某種形式的監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讚成緩刑；但是多數代表，即有361人讚成執行死刑。1月17日他們向路易十六宣布了這一結果。

共和革命從瓦楞事件就已經開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後逐漸激進，最後的結果是自然而然的。舊製度的摧毀是徹底的、全麵的、不可挽回的。弑君意味著沒有妥協的餘地，也沒有回頭路可以走。頭腦清醒的隻有少數人，他們明白當投票讚成處決國王的時候，戰火已然平息，整個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處決路易十六並不意味著勝利，而是一種挑戰。處決國王讓無套褲漢們心滿意足，但是就整個歐洲來說，卻為革命帶來了更多的敵人，盟友的陣營更加顯得勢單力薄，在法國本土可能也是同樣的情況。處決國王的行為讓那些已經成為革命敵人的人力量倍增，他們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的血讓那些質疑法國大革命的成就和大革命方向的人也開始抗拒，所以各種力量在1793年開始挑戰它的時候，這個背負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國幾乎是理屈詞窮。

[1]　1791年9月30日製憲議會在閉幕前頒布的大赦令。——譯者注

[2]　J. M.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38, p. 146.

[3]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 p. 30.

[4]　J. M. Thompso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1933, p. 161.

[5]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33.

[6]　Ruault, Gazette, 284 (24 May 1792).

[7]　Thompson, Documents, p. 177.

[8]　Edited by B. C. Davenport,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Volume 2, London, 1939, ii. p. 453.

[9]　Ruault, Gazette, p. 295 (17 July 1792).

[10]　Despatches of Gower, p. 238.

[11]　H. Morses Stephens, The Principal Speeches of the Statesmen and Orato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ume 2, Oxford, 1892, ii. p.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