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789年原則與改造法國

王室日漸式微，誰都明白國王撤軍意味著什麽。早在7月17日，阿圖瓦伯爵就離開凡爾賽逃往東北部邊境，在接下來的數周，不少朝臣也步其後塵。這意味著在那個時候，他們已然認為王室輸了。就在當天，國王在少數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市政廳，宣布軍隊正在撤離，內克已經官複原職，巴伊就任巴黎市長(這是個新頭銜)，拉法耶特成為新民兵組織(現被稱為國民衛隊)的指揮官。據說當天有15萬武裝市民聚集在巴黎街道上，他們都戴著藍紅相間的帽章，這是象征巴黎市和奧爾良公爵的顏色。當月拉法耶特把象征波旁王朝的白色也加了上去，紅、白、藍三色的“愛國色”從此誕生。國王接受了這個帽章，並佩戴著去了市政廳，首次得到人民的歡呼。與此同時，有一個包工頭開始讓工人拆除巴士底獄。

但這一周的興奮與緊張並未就此消散。麵包價格仍居高不下，各種供給難以保證，饑荒即將到來的流言四處散播。7月14日，群眾砍下了巴士底獄要塞司令的頭，殺死了延誤武器輸送的巴黎市長弗萊塞勒，這讓決心捍衛愛國主義事業的暴力行為蠢蠢欲動，前兩者的腦袋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22日人們抓住了準備外逃的巴黎督辦官貝爾捷·德薩維尼，他和他的嶽父富隆剛剛上任就被群眾砍了頭，按照布勒特伊的說法，很不幸隻當了“一百個小時的官”，原因是涉嫌在前幾周切斷巴黎補給。一些興奮過頭的公眾人物試圖給殺戮一個說法，巴納夫拋出了他一生中的名言，他問道：這些人的血能有多純潔呢？但在有教養的旁觀者看來，這種野蠻暴力令人心驚肉跳。拉法耶特覺得新成立的國民衛隊本應該製止這些殺戮，自己想要引咎辭職，但是迫於各方壓力留了下來。盡管民兵組織非常脆弱，但它是愛國者們唯一信任的武裝力量。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他們必須依靠它，它也必須組織有序。從各省傳來的不利消息隻能讓他們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

阿瑟·楊在6月28日離開了巴黎，他確信革命結束了。7月15日他在南錫聽說外省市鎮不會輕舉妄動，除非他們弄清楚巴黎到底做了什麽。但很多其他地方政府由於處理麵包緊缺不力已經受到了衝擊。南方很多城鎮模仿凡爾賽建立起了國民衛隊，在6月的最後幾天，正當凡爾賽的憲政鬥爭懸而未決的時候，很多市政府沒能及時采取措施應付來自群眾暴力和專製主義報複兩方麵的威脅，因而壓力倍增，而這種壓力來自選舉人和某些自封的顯貴。內克被撤職的消息更是火上澆油，在7月的第三周，王國中的大多數主要城鎮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員會，它要麽取代了舊權威，要麽與舊權威並駕齊驅，並密切監控後者。它們大多是在暴動中奪權的，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大廳和魯昂穀物倉庫被洗劫一空，紡織工人掠走了珍妮紡紗機。雷恩的士兵拒絕守衛城市，反而加入了群眾隊伍，將長官驅逐出城。要求麵包降價的呼聲不絕於耳，有些地方的人們甚至要取消所有賦稅。這些自封的市鎮革命委員會把保持革命熱情高漲作為第一要務，各地爭相建立了國民軍。而接下來它們便忙於保障穀物供給，並給國民議會發賀詞，慶祝它們幸運地逃過一劫。在這些運動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在春季選舉中就已經舉足輕重的律師階層了。所有的有產者都因為害怕出現無政府情況而聚到一起，在商業和工業中心，商人們紛紛加入政治活動，而在這之前他們多是模棱兩可的旁觀者。教士和貴族也時常提供協助，但人們覺得這兩者和已被取代的市政機關關係密切，而且之前教士和貴族代表強硬的態度也讓選民心生疑竇。在第戎，教士和貴族就遭到了預防性的軟禁。在這幾周中，特權階層不僅被清除出地方權力機構，而且在鄉村遭到了更加嚴重的打擊。

自從春天以來，糧食短缺越發嚴重，很多鄉村地區的不安和**與日俱增。起草陳情書所帶來的無限希望和隨後進行的選舉至關重要，它們阻止了焦躁與饑餓的農民大規模地劫掠穀倉以及對征收什一稅和地租人員的對抗。農民明顯希望能夠大幅度減輕負擔。但流言四起，人們紛紛傳言凡爾賽已陷入僵局，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有所上升。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即將發生騷亂的謠言更加劇了農村的焦躁不安。國王向民眾妥協的消息就像是取消了所有限製，他默認了特權階層的失敗，傳達給所有臣民一個信號，即大家可以對公眾敵人任意發落。持續的政治危機使陰謀論四處散播：有人想以饑荒整治人民，阻礙愛國行動；修道院和貴族的穀倉被前幾季的什一稅和地租撐得滿滿當當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同樣可疑的還有城市商人，他們不走一貫的商路，到農村市場四處采購，把麵包賣給饑餓的市民。此外，由於這次蕭條，道路上擠滿了找工作的人。農民原本就害怕四處遊**的流浪漢的劫掠，現在極易相信貴族雇傭盜匪到處搶劫。1788年7月的風暴剛過去一年，莊稼馬上就要成熟收獲了，農民更加緊張。這一切造成了所謂的“大恐慌”，7月的最後一周，一場群體性恐慌席卷大多省份，隻有最外圍的省區得以幸免。農民們聚在一起，武裝起來，準備和貴族殘忍的傭兵作戰。而從遠處看，這些武裝人員本身就很像盜匪，於是恐慌就傳播開了。

在很多地方，村民們害怕為時過晚，不等劫匪到來就試圖先發製人，攻擊貴族。他們覺得自己不過是在執行國民議會必然會下達的命令，就像一位鄉村牧師所說：“當居民得知一切都將改變的時候，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在新的法律頒布之前拒絕支付什一稅和其他地租。”[1]他們襲擊糧倉，洗劫了之前上繳的糧食。在某些地區，例如諾曼底西部、勃艮第、埃諾、阿爾薩斯、弗朗什孔泰和多菲內，領主莊園和城堡遭到了進攻。但即便如此，毀壞和搶劫活動也並非全部，隻有在領主與之對抗時才會發生。進攻者瞄準的是封建製的象征物，例如鴿舍、領主窯爐、榨酒間和風向標。他們對存放著契據證書的房間興趣尤甚，地籍冊和其他封建義務的文件記錄都保存在此。這些房屋都被洗劫一空，文書被一燒而盡，焚毀法律文書的篝火遠遠地冒著黑煙，讓恐慌感有增無減。如果領主正好在家，他們通常會被逼迫宣誓放棄特權。如果他們拒絕放棄，或者人們找不到封建文書，那麽整幢建築就可能被付之一炬。7月19日，在沃蘇勒附近，一群人侵入了弗朗什孔泰某位特別令人討厭的領主在昆西的莊園，他們被一次摧毀了整幢建築的大爆炸送上了西天。沒人將此歸咎於侵入者，人們覺得任何領主一旦抓住機會都會采取這樣的報複行動。消息很快傳遍了法國東部，人們不斷添油加醋，引發了新的一波搶劫城堡和富裕修道院的浪潮，一直持續到8月。

城鎮居民感到十分驚恐，因為城市裏也同時發生了暴動，暴動波及農村，但城市很快就平息下來，國民衛隊似乎把事態控製住了。在一些地區衛隊甚至覺得後方無虞，可以派兵到周邊鄉村維持秩序了。盡管自身既無訓練也無經驗，但他們還是不相信正規部隊，因而比較偏遠的農村幾乎完全失控。由於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搶劫和縱火報告，巴黎和凡爾賽當局認為情況更加糟糕。8月3日，國民議會的新聞委員會發言人稱：“從各省發來的通報看，最卑劣的匪徒正席卷人們的各種財產，城堡被焚毀，修道院被推倒，農場被搶劫一空。領主收取的賦稅**然無存，真是無法無天，所謂的公正僅僅是法庭廢墟上的一縷青煙。”[2]他要求公民們保持冷靜，繼續繳納稅款、什一稅和其他地租，直到國民議會頒布新的法律秩序為止。但更加激進的代表認為，如果政府無法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激勵，這樣的呼籲百無一用。來自布列塔尼的代表因為定期聚會共商對策而被稱為“布列塔尼俱樂部”，他們覺得應該采取更徹底的方法，即一種他們稱為“魔法”的方法來平息民眾**。他們認為封建製應該被一舉廢除。一切注定會發生，國民議會的另一個委員會正在分析的陳情書明白無誤地顯示了這種要求。當時，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富裕大臣艾吉永公爵在三十人委員會中很活躍，委員會成員便勸說他提出廢除封建製，作為原始提案的修正案。他們預估在8月4日周二晚上的參會議員較少，與此同時布列塔尼俱樂部的激進派列沙普利耶將主持會議，便把公爵發言安排在了當天晚上。曆史證明，這次會議成了整個法國革命史中最徹底、最激進的一次。

本次會議的開端和議程都亂作一團。就在艾吉永公爵發言之前，另一位貴族諾瓦耶子爵看出了端倪，搶先提出廢除封建製的建議。艾吉永公爵隻能表示支持，但接連兩個內容相似的提案導致接下來的發言提出了越來越徹底的要求。前兩者呼籲取消地租、農奴製和勞役，但其他人覺得封建製不止這些，他們很快開始控訴貴族的狩獵權利、私人法庭和路橋稅。提案本意是安撫農村，但迅速淹沒在控訴譴責和棄權聲明中，每次控訴和聲明都引發陣陣歡呼。整晚議程的最大特點就是無限的利他主義，正如一位情緒激動的貴族所言：“沐浴在愛國主義的時刻。”[3]但在激昂之餘，議員們也沒忘記宿怨。鄉村貴族提出，如果廷臣剝奪了他們的莊園權利，那麽廷臣自己的年金和閑職也應該取消。據說一個教士首先譴責了狩獵特權，導致一位公爵憤然反擊要求取消什一稅。教區會費和神職兼任也經曆了同樣命運，到破曉時分，教區教士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剝奪了。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會議演化成一場對各種特權的大控訴。市鎮和省區代表宣布放棄近500年間傳襲下來的權利和免稅權，法官們也放棄職務特權，宣稱要提供免費的正義，當買官問題(這是他們職位的基礎)被提上廢除議程的時候，他們毫無異議。人們達成了共識，所有的公職都應該完全開放，實行有能力者居之的選拔製度，法國人從此享有完全的權利和地租平等。淩晨兩點多的時候，議程大致結束了。這時一方麵是代表們建議在全國大唱感恩讚歌，打造紀念章以記述他們自己廢除所有封建權利；另一方麵，路易十六則讚揚他們是“法國自由的重建者”。

拉博·德·聖-艾蒂安後來回憶，當時不在場的人簡直難以想象會場的情況，即便在場者的回憶也是互相衝突的。人們隻記得一些不足掛齒的瞬間，而將當晚所有的決議形成書麵法令花了大概一周的時間，進一步解決各種技術細節問題又花了6個月。當決議以冷冰冰的法律語言呈現出來時，一切遠不如在那個夏日夜晚的燭光中那樣豪邁慷慨了。8月11日法令有一個響亮的開頭，即國民議會廢除封建製。而它實際上規定，封建租金可以通過贖買解除，但在支付賠償金之前，還是要繼續征收的。它們畢竟是財產，就像買來的官職一樣，隻是可以贖買。不過盡管教士表示抗議，但什一稅確實被廢除了。一些代表頗有預見性地提出了所有的教會財產都應該收歸國有。但真實情況是，贖買的辦法不起作用，到8月11日全法國的農民都停繳了封建地租和什一稅(更別提政府稅款了)，他們把8月11日法令當作護身符。他們不準備重新繳稅了，即使稅金再少也不繳。真正廢除封建製的，與其說是國民議會，不如說是農民，他們拒絕配合以一種漸進的方式終結封建製。所以這項法令最重要的影響是安撫了農村，當然部分原因是農民也需要回地裏收割糧食。8月結束之時，最糟糕的鄉村騷亂終於平息下來了。

但8月4日之夜廢除的不僅僅是封建製，還有特權，即長期以來的社會和製度基礎也被拋棄了。從省、地方到市，它根植於各層政府之中，在近三個世紀中，買官製構成了法國社會流動的主要通道，但現在它也遭到了批判。鄉村教士賴以為生的體製麵臨同樣的命運，盡管當時教會的不動產(屬於較次要的封建特權)尚未動搖。自1789年以來，法國人還沒有經曆過這樣的洗禮。很多代表確實尊重選舉人的要求，未支持廢除地方和外省特權的措施。在這一過程中，還出現過聲勢浩大的增加教區教士收入的呼聲，而不是一並取消其收入。但現在凡爾賽的代表們所做的事情遠遠超出了選民的要求。如果貴族和教士代表嚴格遵守了選舉人的委托，那麽三個等級的合流根本不會發生。而國民議會的第一次正式決議中就有一項投票，廢除了所有限製性的委托指令。這使代表們放開了手腳，不需要請示匯報就能根據自己的判斷頒布廢除封建製的法令，這也使他們能夠自由地以一條全新的思路重塑國家。

1789年5月聚集在凡爾賽的所有代表都認為他們的任務是賦予法國一部憲法。早在7月7日他們就投票決定稱自己為“國民製憲議會”，三個等級都對此毫無異議，而陳情書也表明人們對於憲法內容有一定共識。大多數代表認為應該效仿美國的一些州，在憲法之前先頒布一個權利宣言(盡管一些代表反對冒這樣的風險)。在7月9—28日之間，代表們紛紛遞交了各自擬寫的草稿。8月4日下午，就在那場著名的通宵會議之前，議會同意當務之急是發表宣言。8月26日，在人們花了一周時間討論教士不願承認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問題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即《人權宣言》)得以投票通過。議會保留了自己在憲法公布之後對《人權宣言》進行增補或修改的權利，但實際上等到兩年後憲法出台之時，沒有人膽敢改動《人權宣言》。《人權宣言》已經成為大革命的奠基性文件，同樣也是大革命奉為圭臬的文件。

《人權宣言》的核心在於法治，在17條條文中有9條明確提到了法治。第6條將法律定義為公共意誌的表現，認為它是由所有公民直接或者間接製定的，這毫無疑問是對舊秩序下國王立法權威的否定。第3條則規定無論如何主權本質上是屬於國民的，任何團體或者任何個人(包括國王)都不得行使國民沒有明確授予的權利。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條所言：在權利方麵，人生來而且永遠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聯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權利，包括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暴政的權利(第2條)。該條款的潛台詞就是，迄今為止，在法國這些權利都被忽視了。這也正是《人權宣言》有必要廢止任意拘捕和監禁(第7條)、有罪推定以及譴責瀆職官員(第15條)和確保財產安全(第17條)的原因。第16條明確提出：“凡是權利無保障、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法律麵前的平等意味著特權的終結。所以“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攤”(第13條)，而公職應該“根據個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標準”向全體公民開放(第6條)。《人權宣言》隻是在思想自由方麵語焉不詳，盡管思想意見的自由交流被明確規定為“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第11條)。但《人權宣言》同時強調，法律會規定某些情況是對這種自由的濫用。盡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見，甚至宗教意見(這意味著革命者斷然拒絕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領域維持天主教壟斷地位的意見)受到幹涉，但意見發表仍要以不擾亂公共秩序為底線(第10條)。《人權宣言》中將義務與權利並舉的情況並不多，這是它的一個特點。其實起草者曾試圖列舉出各項義務，但這樣做毫無疑問會削弱《人權宣言》的力度。而正是因為《人權宣言》的紀念價值如此之高，作為憲法的前言，它的壽命超過了憲法本身。作為這場革命的首次偉大的宣言，後世所有受到法國大革命激發的人都將之奉為圭臬，視其為1789年的根本原則。

草擬宣言的人隻有一點要求，這一點他們在開始就已經意識到了，為了賦予《人權宣言》最大限度的正當性，他們還需要另一樣東西，即國王的同意，8月11日法令也是一樣。如果王權不能公開且自主地站到舊製度的對立麵，那麽議會的所有工作都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然而沒有否決權的國王能算得上自主的國王嗎？這個問題讓代表們一下子陷入了製憲的亂麻之中。

主導製憲委員會的代表是英國監督與製衡式憲政的擁躉，他們相信國王也應該和英國王室一樣擁有否決權。他們同時也認為選舉出來的國民議會中的民主因素應該受到另一個議會，即終身製的第二議會或者參議院的製衡。在穆尼耶和馬盧埃——一群富有而善辯並得到米拉波有力支持的城市貴族(例如拉利-托倫達爾和克萊蒙-托內爾)的領導下，王政派在9月的前兩周一直敦促議會接受他們的方案。但是7月愛國英雄穆尼耶、米拉波和臭名昭彰的保守派馬盧埃的組合讓很多人感到既吃驚又疑惑。當富有的前任宮廷大臣鼓吹某種疑似為上層俱樂部的貴族議會時，他很難取信於外省貴族代表。而普通的第三等級代表則認為，把經過幾個月艱苦鬥爭才換來的統一立法院又分開毫無意義。9月10日，兩院製以89票對490票被徹底否決了，王政派主掌的製憲委員會也宣告解散。對於國王否決權討論的激烈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國王似乎要拖延簽署8月法令，這讓人覺得賦予他絕對否決權太過危險。但另一方麵，隻有西耶斯和囉唆的羅伯斯庇爾(他當時影響力尚小)等少數代表認為，一旦國民議會作出了決議，國王就不能否決。大多數人，包括愛國者們的領袖巴納夫、迪波爾和貴族拉梅特兄弟在內，都心儀所謂的暫時否決權或者“擱置性的”否決權。而當內克表示國王也傾向這種否決權的時候，他們發現這暗示著如果暫時否決權能夠獲得通過，那麽國王就會簽署8月法令。9月15日，暫時否決權以673票對352票的壓倒性優勢獲得通過。

這是議會第一次有負眾望，不論是在巴黎還是外省眼中，任何形式的否決權都讓人疑竇叢生。否決權問題剛被提出，羅亞爾宮一片嘩然。就在8月30日，一個常在那裏活動的“進步”貴族聖-於呂古侯爵就準備組織人馬到凡爾賽遊行。遊行者聲稱，國王和議會應該遷往巴黎接受全麵監督。盡管遊行者僅有數百人，並受到了國民衛隊的阻止，但沒有人或者機構能夠阻止小冊子和期刊反對否決權，自7月以來，後者儼然成為首都政治生活的標簽。議會就否決權問題閃爍其詞，招來一片罵聲，其間一家全新的報紙於9月12日誕生了。它一開始被命名為《巴黎政論》，後來改名為《人民之友》。通過這份報紙，到處招搖撞騙卻多年不得誌的弄潮兒讓-保羅·馬拉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在陰謀論和懷疑論甚囂塵上時，馬拉如魚得水，他呼籲議會清除不可靠的議員。7月的經驗告訴人們，他們絕不能在眾目睽睽下執行停止行動。這不僅僅是馬拉一人的看法，根據當時一位心存疑慮的書商記述，巴黎的言論中充滿了“私刑”和“路燈柱”等語匯，任何被稱作“貴族”的人都受到其威脅，而任何不招人喜歡的人都會被稱作“貴族”。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特定的社會圈子有多麽恐懼，他們擁有財富、頭銜或者能力，曾經讓大眾懼怕或者嫉妒。對於“路燈柱”的恐懼確實嚇住了一些想給革命搗亂的人，但是很多老實人被誤認作新社會的敵人，他們也被嚇壞了。[4]巴黎持續的經濟困難更為大眾的偏執心理火上澆油，繼7月下旬和8月的降價之後，麵包價格持續走高，供應也很不穩定。這本應該是糧食豐收之際，一年來人們對糧食的擔憂本應一掃而光，但正常平靜的天氣不僅使糧食成熟了，也使河流進入了旱季，水力磨坊無法轉動。巴黎周邊的市場頻頻傳來穀物騷亂的消息，到9月中旬，吵吵嚷嚷的婦女們又開始在市內攔截穀物車，並向市政府請願嚴格控製糧食價格和供應。國民衛隊要守住麵包房，拉法耶特和他的部下麵對不斷發生的事故隻能疲於奔命。

除了軍事威脅，7月上旬的情況幾乎又迅速地重演了一遍。由於國王一直聽傳言稱自己將會被強行帶往巴黎，他在9月14日就把以訓練有素著稱的佛蘭德斯軍團從東北前線召回了凡爾賽。軍團於一周後抵達，受到了熱烈歡迎。軍團帶來的安全感使國王有了底氣，他打破了8月法令的僵局。9月18日，在一封由內克起草的長信中，國王表示自己準備接受8月11日法令的部分條款，其他的概不接受。代表們覺得遭到了背叛，他們請求國王不作修訂，即刻頒布法令。國王表示他可以“發表”法令，但不會“頒布”法令，又在10月4日對《人權宣言》提出了保留意見。而當時巴黎滿城都是關於10月1日國王護衛隊如何款待佛蘭德斯軍團的傳言，據說軍官們多次舉杯致意，但沒有一次是向國民的，在一片反動口號中，軍官們還踐踏了三色帽章。在麵包如此短缺的時候，他們居然還大快朵頤，被認為是極不愛國的表現，到10月4日全巴黎人都認為凡爾賽的反動酒宴意味著新一輪讓首都挨餓的行動。第二天早上，巴黎市的幾個街區被教堂傳來的鍾聲叫醒，而自7月份以來，這鍾聲就被認為是武裝信號。大量的婦女集聚在市集，向市政廳行進，在蜂擁向市政大樓以示決心之後，臨近中午時她們又拖著大炮、舉著武器向凡爾賽進發，一路上隊伍不斷壯大。7000多人在傍晚抵達了凡爾賽，衝入國民議會，要求政府提供麵包，懲治那些褻瀆了三色帽徽的人。手無寸鐵的代表們別無他法，隻能一邊表示歡迎，一邊平息眾怒。在看到一個代表團前去麵見國王之後，他們才如釋重負。大多數議員發現，也許民眾幹涉是讓國王無條件批準法令的唯一辦法，而當成群結隊的婦女到來時，國王也確實這麽做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目標達成之後遣散示威者，重建秩序。維持秩序的力量，即拉法耶特和兩萬國民衛隊，頂著一場傾盆大雨於當日後半夜抵達凡爾賽。拉法耶特本不願意前來，因為他離開意味著巴黎的警衛就空了，可能會連累他背上和示威者沆瀣一氣的罪名。但他的部下堅持要來，而且市政廳外的群眾叫嚷著如果他和巴伊再有拖延就把他們絞死。當他真正到了凡爾賽之後，他隻能盡量確保民眾在秩序允許範圍之內提出訴求。同時，他以巴黎的名義請求國王和他一起回去，舉家搬往杜伊勒利衛隊宮。當晚國王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早上一群巴黎人摸進了王宮，遭到國王貼身侍衛槍擊。於是憤怒不已的民眾湧入王宮，殺死了兩名護衛，差一點就衝進了王後的寢宮。幸好幾隊來不及請示的國民衛隊反應及時，控製住了他們，拉法耶特把王室人員集合到王宮陽台上親自保護。這對於下麵撕扯扭打的激動人群來說是有力的威懾，但不絕於耳的“到巴黎去”的喊聲表明，隻有一件事能夠真正讓他們平靜下來。10月6日上午，國王宣布，他將去巴黎。

當天下午，國王和王後用了9個小時回到首都，一支6萬人的隊伍浩浩****地跟隨在他們左右。為了表示友好，國王從王宮倉庫運來了滿車的麵粉，而民眾們則邊走邊唱讚歌“麵包師，麵包師的老婆和麵包師的兒子”，這是指法國太子，他正坐在父王的馬車中一起駛向巴黎。事實上，國王對於由天災和行政機構動**引起的麵包短缺無能為力，即使有了便宜以及穩定的糧食供應，市集騷亂的結束也要等到11月才能實現。但對於革命而言，“10月事件”才是決定性的。路易十六再也未能回到凡爾賽。從此以後，他和家人被迫留在巴黎，就像一位英國觀察家所言：“與其說是國王，不如說是囚犯。”[5]幾天之後，國民議會也隨之遷往巴黎，11月他們在剛翻修的騎術大廳安定下來，與杜伊勒利宮僅一牆之隔。這意味著新生的法國中央政權將接受巴黎的支配，而在接下來的五年中，巴黎人民以革命的守護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直接幹預國家政治。

在1789年的時候沒人能看那麽遠。人們認為，如果不通過這種方式，8月法令將很難得到王室的批準。隻有少數王政派覺得大勢已去，其中包括穆尼耶(他在10月事件時擔任國民議會主席)，他現在已經回到了家鄉多菲內，告誡人們大城市的群體暴政極其危險。當然，10月事件還催生了一批流亡貴族和軍官，這批人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感到心驚膽戰，遷離凡爾賽以及國王批準議會法令更讓他們認為事態已經無可挽回，他們的看法或許是對的。國王對法國改革的所有公開反對到此為止，21個月之後他也將嚐試出逃。不過在1789年10月到國王出逃這段時間內，議會將徹底改造這個國家。

製憲議會著手製定1791年憲法，其本質是削弱行政權力。專製的魔盒絕不能在法國打開，所以法國國王(這是一個新頭銜，意思是國王並不擁有法國)的所有權力幾乎都在立法機構的監督之下。他不能提出法案，隻能動用暫時否決權來阻止他不喜歡的立法，阻止時間最長不能超過兩屆立法院，也就是3年。王室年俸由立法院投票決定，盡管國王可以任命政府內閣，但內閣成員都有可能接受立法院的彈劾。而且國王選擇內閣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內閣成員既不能從立法院產生，也不能入選立法院。這完全符合孟德斯鳩的權力分配原則，《人權宣言》也是將其作為一部憲法的基本標準。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在議會遷往巴黎之後的早期辯論中米拉波一次不合時宜的幹擾，這項原則不一定會在1791年憲法中被如此鮮明地強調。11月6日，米拉波提議效仿英國，國王應該從議會選拔內閣部長。但他在前段時間對王政派的支持就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懷疑，而且人們風傳，米拉波自己就想進入政府內閣。因此結果恰恰相反，沒人相信他的話，而且此次辯論的最後結果是任何代表都要在卸任3年之後才有資格擔任部長官職或者進入政府。

製憲議會的繼承者——未來的立法議會，將包括745個議席，任期兩年。他們通過間接選舉產生，而遠非全民普選。在7月和10月的前幾周裏，代表們顯然不願意在一個憲政政府中給群眾過多發言權，雖然後者幫了他們的大忙，但同時也是難以控製的力量。因此在1789年10月29日的法令中他們引入了著名的“積極公民”概念。隻有積極公民有權投票，而積極公民是指年逾25歲、納稅額相當於三天非熟練技工工資的男性(當時幾乎沒人想到女性)。據估計，這項法令在1790年的情況下能夠賦予430萬法國人投票權。但是積極公民在選舉過程中所做的僅僅是以1%的比例在他們中間選出下一級選舉的選舉人，而下一級選舉人需要繳納相當於10天工資的稅款。這一輪選舉將產生4.5萬有效選民，盡管也許近一半的積極公民從財產上看都是合格的二級選民。接下來，選民們在各地議會自行推選議員，議員的財產標準為繳納1銀馬克的稅金，相當於54天的工資，實際上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積極公民都能達到這個要求。盡管新體製能夠讓60%左右的法國男性在政治生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它的選舉資格規定比三級會議更加狹窄，而且似乎與《人權宣言》的國民平等原則背道而馳。這種體製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極大爭論，特別是銀馬克的條款引來大眾報刊口誅筆伐。卡米耶·德慕蘭在他創立的一份將最廣為傳播的激進報紙——《法蘭西和布拉班特革命報》創刊不久後的某期中控訴道：“首都內隻有一種聲音，不久在各省就會出現一致抵製銀馬克規定的聲音，它把法國變成了貴族政府……所謂的積極公民到底是指誰？真正的積極公民應該是攻克巴士底獄的人。”[6]但是積極公民不僅僅和議會選舉有關。在這套新體製中，除了王室內閣，所有的政府官員都由選舉產生，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長官、審判官、大法官，甚至教區神父。權力的賦予即便不是來自最底層，也是來自下層，擔任公職人員的合格公民隻能通過其他公民選舉產生。這一切都摧毀了舊的司法體製，當然人們已經取消了買官製和審判費，在原則上為它判了死刑。早在8月5日就有人提出廢除高等法院，8月17日憲法委員會將之作為正式建議提了出來。舊的高級法庭的政治特權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原則，而且愛國者們堅持懷疑，高等法院會成為阻礙革命的貴族們棲息的巢穴。11月高等法庭永久休庭，10個月之後被徹底廢除。更下一級的整個司法係統也隨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治安審判長、轄區民事和地區刑事法庭組成的係統，單一的上訴法庭對法庭業務進行評估，但它並不針對案件具體內容。新法庭不具備任何行政職能，而盡管代表們最終重新修訂了民事和刑事法律，並開始建立陪審團審判製度，他們卻沒有設置任何形式的警察力量來執行法庭裁決。公共秩序是地方行政的責任，不歸司法權威管轄，而他們能支配的唯一強製力量就是國民衛隊。

整齊劃一和分權是製憲議會改革行政體製的關鍵詞。所有原來的省、行政區、公國和市鎮極為豐富的多樣性被一掃而光。全國被劃分成人口、麵積和富裕程度都大致相當的83個省，省下麵又有區和公社，全部都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和官員管理，沒有任何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因為過去作為專製主義工具的督辦官還讓人記憶猶新。新體製中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千千萬萬低薪地方官員(級別最低的官員是沒有薪水的)的熱情和努力維持，而實際上每個地方官員的能力不同，對於這場席卷全法國的改革的執行辦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諒解度，革命委員會大多數人是毫無經驗的。在最早的選舉中，確實有大量舊製度下的官員和律師重回職位，但麵對革命立法交給他們前所未有的責任，即便是他們的經驗也很難提供參考。隨著時間流逝他們逐漸從地區和公社官職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人、小販和工匠，在地方層麵當個積極公民就足夠了。1790年5—7月間的首屆地方政府選舉不僅標誌著和舊秩序一刀兩斷，實際上還標誌著1789年7月市政革命階段所形成的秩序的終結。因為1789年改革旨在創立的體製並不比舊製度簡單多少，但是現在每個公社選舉一名市長、一名檢察官和一個議會。居民人數超過2.5萬人的公社，也就是事實上的大城市，會根據選舉需要被劃分成很多區。因此裏昂和馬賽各有32個區，波爾多有28個區，圖盧茲有15個區，巴黎則有48個區。首都被重新分區，代表們非常慶幸原有的60個選區被取消了，因為它們當時成為民眾激進主義的發源地。例如在新橋區南邊的科德利埃區，在其野心勃勃、機會主義的主席喬治·雅克·丹東的領導下就非常突出。德慕蘭的報紙就是在那裏印刷的，其他的還有他的老對手盧斯塔洛的《巴黎革命報》等。1790年春季，他們共同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運動，要求維持巴黎原有區劃不變，但沒有成功。但立法者們也低估了丹東建立的政治機器的精巧和組織化程度。它很快就像原來一樣控製了新的城區，而且它通過其作為向其他區展示了如何延續自己對國家和巴黎事務的影響力。

國民議會下定決心要使市鎮革命時期形成的民兵組織規範化，而在第一次市鎮選舉時它終於付諸行動。1789年8月，議會將所有民兵編入國民衛隊，接受地方當局指揮，卻認可地方有權創建民兵組織。隻有在巴黎，因為有像拉法耶特這樣的職業軍人坐鎮指揮，而且軍隊一開始就吸收了很多原來的法國官兵，軍隊才能做到組織紀律嚴明，並在夏末完成了武裝和機構建製。而且即便是巴黎的國民衛隊，也不會完全服從指揮，這一點拉法耶特在10月4日就發現了，當時自己的部下強製要求前往凡爾賽。但是，衛隊是愛國者們覺得唯一能夠依靠的力量。國家軍隊的長官都是對國王無比忠誠的貴族，就算舊的軍銜紀律已經開始崩潰，軍官外逃的情況也日益增多，甚至心懷畏懼的佛蘭德斯軍團都選擇加入了拉法耶特的軍隊，大多數的代表(包括其中最保守的人)還是認為用國家原有軍隊來維持公共秩序的想法太危險了。相反，他們在10月事件之後頒布的《懲治騷亂的戒嚴令》(10月21日)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們依靠國民衛隊的意向。該法令準許地方當局宣布戒嚴，戒嚴信號為懸掛紅旗。地方擁有了召集國民衛隊，並賦予其向不解散群眾開槍的權力。顯而易見，這支武裝力量必須是完全可靠的，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一些不確定因素開始浮出水麵。出現了統一的國民衛隊製服，衛隊成員必須購買，但是較貧窮的人買不起，而且隻有積極公民才能參加國民衛隊，參軍者必須向國民、法律和憲法反複宣誓效忠。盡管衛隊軍官不能兼任市政官職，但他們也被鼓勵去和鄰近地區的國民衛隊交流，以便建立一致的軍隊精神和統一服裝。從1790年春季開始，國民衛隊的區域集團軍(或者稱之為“聯合軍隊”)開始形成，7月14日人們慶祝攻占巴士底獄一周年，在巴黎西部郊外的馬爾斯校場舉辦盛大的“聯盟節”。各地國民衛隊也來到現場會聚一堂，就在將軍和國王的注視下，他們再次宣誓，並歡慶一年以來的成就。國王在大約3.5萬名與會者麵前主持了宣誓儀式。當天下著雨，但澆不滅人們的熱情，這次節日也許標誌著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們會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共識頂點。搭建舞台的人們通過一首新的流行歌曲表達著他們的樂觀精神——《就這麽辦!》意思是一切終將實現，這首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唱遍了法國。

然而同樣是在1790年7月，有很多征兆表明並不是一切都會實現。相對於愛國貴族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爾、拉梅特兄弟以及擔任聯盟節民眾慶祝主持人的歐坦主教塔列朗，更多的人對時局感到悲觀。相對於教士和非貴族代表，大多數的貴族代表步了穆尼耶的後塵，選擇放棄自己在議會中的席位，流亡海外者也連綿不絕。一個駐守在阿爾薩斯的士兵在1790年5月記錄道，每天都有遷往瑞士的貴族馬車經過。在新時期能夠留任官職的貴族少之又少，被選上的貴族就更稀少了，他們幾乎是被新製度一腳踢開了。貴族身份也被無償取消了，包括所有的附屬物，頭銜、等級、緞帶、盾徽等(1790年6月19日)，他們成了社會異類。大多數人對他們疑心重重，典型例證就是人們很快在《就這麽辦!》中加上了一句“讓我們把貴族們都吊在路燈上”。而對於很多貴族而言，最糟糕的莫過於鄉村的持續混亂，如8月11日法令所言，在贖買之前，地主們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收取地租，但很多騷亂就是衝著地主來的。不斷有人闖入領主林地和獵場，拒交地租的情況時有發生，而在去年7—8月得以幸免的領主象征物也不斷受到攻擊。那年秋天的一大風景就是教堂墓地中燃燒領主家具的熊熊篝火。西部中央高原的農民們在領主土地內種滿了自由樹。他們之所以把這些樹稱為自由樹，源於一種古老的傳統，他們給樹木掛上領主製的象征物，並聲稱如果這些樹能夠屹立一年零一天，那麽領主的權利就將消失。但進一步發展，植樹節往往會演變成民眾代表勒令領主放棄其剩餘權利。1790年1月，在布列塔尼北部又爆發了新一輪的焚燒城堡現象，22座城堡被焚毀，有著同樣遭遇的還有很多其他城堡中保存的所有權證書。1789年末一位絕望的貴族婦人寫道：“在奧弗涅，我們被農民們嚇得六神無主。有一個村莊的所有人都非要見到所有權證書才肯交租，其他村莊則按兵不動。如果我們拿不出所有權證書，他們不會交租；如果我們拿出來了，他們就會把證書燒掉。”[7]幾個月後，在更往西的地方——皮卡第和昆西，地方當局簽署命令鏟除新種的自由樹，造成了嚴重的暴力事件。成百的農民聚集在一起阻擋伐樹，而他們一旦聚在一起就會跑去攻擊領主宅邸。很多城區躲過了這樣的騷亂，但這些事件通過新聞報道傳到國民議會，令很多地主感到恐懼。盡管國民衛隊或者偶爾出現的正規軍會趕去維持秩序，但等他們趕到也為時已晚。而且騷亂群眾中常常混雜有穿著國民衛隊服裝的農民。確實，在7—8月間他們絕不是任何人都搶，是有針對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行為合法，而且國民議會中的律師和地主們可沒工夫詳細區分各種性質不同的“目無法紀”。議員們在1790年春天對封建租金的贖買價格進行了細致規定之後，下定決心不能向鄉村農民的直接行動屈服。但一再出現的窘境是：在關鍵時刻，政府沒有執行力，而地方群眾一邊反抗領主要求，一邊毀掉給予領主要求合法性的封建契約，這一切一直持續到1791年。

當立法者們在修改憲法維持國家機器運轉的時候，對他們而言，更加可怕的是，群眾的反抗對象不僅僅限於封建義務。革命的第一年就出現了大麵積的逃稅現象。收費站和報稅局在7、8月關門大吉，一直沒能重建，而教士和稅務員也不願麵對可能會被激怒的群眾，即便上司一直敦促他們去收稅。人們就是不想再繳稅了，這個規矩一旦被破壞就很難再建立起來。試圖征稅的官員要麽受到人身威脅，要麽家裏被搶，特別是在大家都知道你住哪兒的小地方。在皮卡第，類似的行為造成當地間接稅的稅收下降80%，人們在1790年春季組織起抗議間接稅的自覺請願活動，領導者是一名因為封建製廢除而丟了飯碗的地產商——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不久之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格拉胡斯)。他隨後被逮捕了，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入獄。但諷刺之處在於，現在正在改造法國的代表們也和他一樣，覺得間接稅糟糕透頂。他們能清楚地看到，陳情書一致反對間接稅。他們也和重農學派一樣，認為隻有對歲入淨利潤征直接稅，才不會對經濟造成傷害。因此，在1790—1791年間，所有的間接稅、商品流通稅、入市稅、鹽業和煙草專營權以及數不清的地方貿易和消費稅都被廢除了，隨之被取消的還有管轄這些稅款的各種盤根錯節的財政監管部門，以及個體商人管理稅款的包稅局。傳統的直接稅也被廢除了，例如軍役稅、人頭稅和廿一稅。取而代之的是議會製定的三種新的直接稅：土地稅、動產稅和商業盈利稅。沒有任何特權或者特殊免稅的情況。公民按其能力納稅，而且既然這種稅製和1789年的平等精神是一致的，那麽公民就應該非常樂於納稅。於是，議會也沒有設置任何強製收稅的機關。代表們沒能意識到任何官僚都會本能地想到的事情，即恢複直接稅的阻力要比間接稅大得多，尤其是在正常的納稅過程被多年的抗議和行政騷亂攪亂的時候，而抗議和騷亂可以一直追溯到1787—1788年間高等法院拒絕注冊財政改革的時候。

之前通過政策想要解決的財政危機並沒有消失。代表們沒有忘記國民議會產生的最初原因，即龐大的國家債務。米拉波說，這堆債務是“國民的錢”，是必須償還的。國民代表們可不想一上來就宣布法國破產了，即便內克在三級會議一開始就敦促大家立刻解決財政問題，他們還是選擇了忽視。但就算是內克也沒有能力無限拖延財政危機，實際上到1789年秋，內克也自身難保。他個人聲望的頂點是7月29日從第二次放逐勝利回歸巴黎，當時他在歡欣鼓舞的議會麵前流下了熱淚。但第二天他極力幫助釋放7月14日被囚禁的軍隊長官貝桑瓦爾，這讓本來準備迎接他回歸的民眾倒了胃口。9月，在國王消極回避8月法令的問題上，內克似乎也采取了默認態度，這引起了廣泛不滿。即便是他的財政能力也開始受到懷疑，他於8月提出的兩項舉債計劃在議會的一片罵聲中被否決了。9月晚些時候，他提出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愛國稅”，該稅將收取每個公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以用現金或者貴重物品支付，議會很不情願地接受了這個想法，但是沒有設置任何用於報稅的審核機構。內克個人拿出了10萬裏弗的啟動資金，但這項稅金運轉了三年，收益遠遠達不到預期金額。當時改善財政狀況刻不容緩，在1789年10月，光是短期借債就需要還7.07億裏弗，而隨著議會不斷地廢除各種各樣的政府官職和財產，它必須配套發放賠償金，這意味著到第二年的夏天，它要還近20億裏弗的債。在這種情況下，議會轉向了內克做夢也不會采取的方法，他們決定將教會地產收歸國有。

但是，對於國家如何使用這塊新到手的“蛋糕”，尚需斟酌。事情似乎從一開始就要被擱置，因為在這個國家的這麽多人裏麵，這一切偏偏隻能由新教徒內克來啟動，而他是反對此次征收的。內克提議，清算短期貸款的第一步應該是由國家銀行發行一定數量的紙幣。這裏所說的國家銀行，是指將金融行業協會在1776年建立的貼現銀行國有化之後的產物，後者自建立起一直是政府信用的來源之一。但法國以前也發行過紙幣，有著慘痛的教訓。1720年蘇格蘭冒險家約翰·勞曾經以國家海外貿易收益為擔保，建立法國國家銀行，以鈔票償還國王債務。一開始情況還好，但後來整個方案出現問題，數以千計的家庭財產貶值成一文不值的廢紙。後人對這次災難心有餘悸，很多議員都準備舊事重提以警告大家。另外，人們也不太喜歡掌管貼現銀行的“資本家”們，何況後者在國有化後還會繼續把持銀行，在很多人眼裏，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國家財政問題的罪魁禍首。金融界也產生了分化，天主教金融家本來是通過買官製來操控公共資本的，現在買官製被廢除了，他們也丟掉了老營生，他們不願意看到一群新教和瑞士銀行家來取而代之。當米拉波在反對內克的時候，他充當了上述所有懷疑、恐懼和嫉妒心理的代言人，他提出，國家發行的紙幣應該是以全國人民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為擔保的債券，那就是國家的土地。難道由國民議會擔保的國家信用，會比不過某個銀行？在辯論過程中，人們為這種債券起了個名字：指券。當天，米拉波的主意最終勝出。在12月19日和21日，議會頒布一係列法令建立了所謂的“特種金庫”，用於儲存愛國稅和價值4億裏弗國有土地的收入。憑借這些措施，國家能夠發行與基金總價相等、單張麵值為1000裏弗、付息為5%的指券。國家向債權人支付指券，指券可以用於換取國有土地。

在1789年春天，所有人都期盼從三級會議中重生的法國能夠煥然一新。即便反觀革命前的陳情書，仍幾乎沒人能夠預見這場變化的深刻程度。代表們聲稱自己是根據陳情書來著手改革的。至少，他們賦予了法國君主立憲製、地方分權的代議機構、民事和財稅平等以及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從上述意義上講，他們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數陳情書的意思辦的。然而，盡管陳情書都措辭精準，經過反複斟酌，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民意，但即便是在這些文獻中，也從未提起過要廢除省製、市鎮、貴族製或貴族頭銜，而對於封建製、買官製、高等法院和教會財產，也隻有一些含混不清的要求。沒人提過權利宣言，更沒人想過國民衛隊和紙幣。換句話說，製憲議會製定或者簽署的大多數改革措施，都是革命進程自身的產物。這些措施是對各種史無前例的事件和具體情況的回應，而不是為了滿足法國國民已經表達過的要求。但是，這些影響深遠的革命措施在第一年剛剛出台的時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們的執行過程可能是混亂無序的，但人們確實懷著良好的願望甚至熱情來執行這些政策，就算它們威脅或者損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前朝大臣也許會流亡國外，心灰意冷的代表會放棄席位，高級教士會抱怨政治劫掠，領主蒙受了損失，被剝奪了官位的人得不到賠償。但以上各類人也構成了革命中鮮明的派別。不論是貴族、教士還是官員，他們對議會立法活動的參與程度都大大超越了他們在議會中的人數比例。而且普遍說來，法國上千萬的民眾都對封建製和間接稅的終結表示了歡迎，同時成百上千的資產者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新政體下的機會，參與到了公共事務的實踐中。法國大革命前12個月的工作之所以能夠完成，是因為全法國形成了廣泛共識，在巴黎之外的每個公社也舉辦過聯盟節，這是對革命共識的慶祝。但等到攻占巴士底獄第二周年來到的時候，共識開始迅速地瓦解。

[2]　J. P. Hirsh, La Nuit du 4 ao?t, Paris, 1978, pp. 128-129.

[3]　H. Carrè, Marquis de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789, 1790, 1791, Paris, 1932, p. 114.

[4]　Ruault, Gazette, 170 (16 Sept. 1789).

[5]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268. Fitzgerald to Duke of Leeds, 15 Oct. 1789.

[6]　L. G. Wickham Legg,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Volume 2, Oxford, 1905, i, pp. 173-174.

[7]　S. Herbert,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 London, 1921, pp. 12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