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危機與崩潰(1776—1788)
自“七年戰爭”[1]的災難以來，法國人一直渴望目睹英國的傲氣受挫，希望看到這個“現代迦太基”強權的瓦解。在路易十六即位的時候，事情的進展似乎很順利，因為大不列顛與其北美13個殖民地的矛盾日益加深。法國觀察家們則興致勃勃地觀望著這一切，到1776年春天，外交大臣韋爾熱訥確信“英格蘭蒙羞的時刻來臨了，此乃天意”[2]。他勸說國王，此時介入英國和美國的衝突對法國有極大的好處。4月份，秘密補給開始運往美國，法國海軍也開始行動。法英關係從此惡化，並在1778年2月法美簽訂同盟條約時跌入最低穀，隨後則是長達5年的全麵戰爭。當戰爭結束時，不列顛帝國的實力確實被削弱了，法國終於報仇雪恥，國際聲望也得以恢複，但這一係列舉措也將國家推到了財政虧空的邊緣。
這並非不可預見，杜爾哥早就意識到前幾次戰爭造成的財政負擔。他在1774年任財政總監的時候就警告過國王，厲行節儉對於恢複財政健康至關重要，否則“第一聲槍響將把國家打入破產的深淵”[3]。1776年，在離職的前一個月，杜爾哥指責韋爾熱訥關於介入美國事務的建議，他認為：戰爭的開銷將使財政改革的希望徹底破滅，卻不見得能真正削弱大不列顛。時間證明杜爾哥的兩個判斷都是正確的。但在1776年，杜爾哥手下的大臣們對他的政策和判斷都失去了信心，況且在接下來的6個月中，人們找到了一個自信能解開亂麻的繼承者。1776年10月，內克被任命為國庫總管。他並非在默默無聞中被提拔起來的，而是非常用心地將自己塑造為一個有影響、有能力、能在杜爾哥的嚴苛政策之外提出新思路的人。人們對他的就職寄予了厚望。內克下定決心不增稅，他相信通過節儉和調整預算結構，製止私人金融家牟取暴利，國家日常收支就能實現平衡。井井有條的財政秩序能夠喚起人們的信心，而民眾的信心又使國王能夠舉債以保證非日常的開銷——其中最不同尋常的就是戰爭經費。
內克幾乎完全靠借債籌措了法國介入美國戰爭需要的錢。他在職期間沒有增加任何新的直接稅，債務利息被算作日常開支的一部分，他聲稱通過節儉和“改善措施”能夠支付這筆錢。自1777年上任到1781年5月離職，依靠這套體製，內克通過舉債籌到了5.2億裏弗。絕大多數國債很快就被認購一空，巴黎高等法院隻在第一次發行債券的注冊問題上設置過障礙。借貸的成功要部分歸功於較短的還款周期和高額利率，然而內克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大眾對他理財能力的信心。1781年2月，由於敵對大臣和心懷不滿的私人金融家的政治誹謗，內克備受困擾，他企圖采取一種前所未有的行動來捍衛人們對他的信心。在獲得國王批準之後，他出版了《上疏》，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公開的法國王室財政狀況資產負債表。報告顯示，在三年的戰爭和不增稅的情況下，國家的正常收入比正常開支多出1000萬裏弗左右。《上疏》十分熱銷，公眾對內克心悅誠服。沒有人詢問非正常開支是多少，而戰爭的花銷正是算在非正常開支裏的。在接下來的7年中，每當大臣抱怨財政困難，人們就會說，在內克時期一切都在控製之中。這種信任使內克在1788年得以重返原職，但在1781年，《上疏》卻導致了他的下台。靠著《上疏》帶來的民望，內克試圖迫使國王批準他進入樞密會議，他之前因其宗教信仰而一直被排除在外。國王聽從了莫勒帕和韋爾熱訥的建議，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內克辭職離任。
《上疏》將內克的個人信用和國家信用等同起來，他的辭職使國家信譽受到巨大打擊。其繼任者儒裏·德·弗勒裏[4]覺得有必要增稅，當然，這惹來了高等法院的反對，不過這些反對都被輕鬆克服了。不管怎樣，新的收入使國王能拿出進一步舉債所需的利息。因此，從1781年5月到1782年底，政府又籌到了近2.52億裏弗。美國獨立戰爭總共花去了法國近10.66億裏弗，而且這筆開支並沒有隨著1783年和平的到來[5]而結束，1782年開征的第三輪廿一稅[6]在戰爭結束3年之後就會停收，而1783年11月上任的新財政總監卡隆發現他也不得不繼續借債。
在闊別13年後，1778年卡隆回到故鄉佛蘭德斯省任總督。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但落了個油滑世故、野心勃勃、趨炎附勢的名聲。卡隆和宮廷顯貴的關係很好，並且博得了彼時的重臣韋爾熱訥的信任。凡爾賽對卡隆就職持歡迎態度。與杜爾哥和內克不同的是，卡隆完全沒有要在宮廷推行節儉的意思。確實，他相信為了“有價值的奢侈”而揮金如土能夠增加信用度。這似乎比較有效，從1783年到1787年，卡隆借到了6.53億裏弗。但到了1785年，逐漸有人質疑這樣的政策是否能夠長久。同年，內克出版了《財政管理》一書，他在書中既為自己過去的做法正名，又含蓄地指責了卡隆的做法。而自從1777年以來就從未猶豫過注冊國債的巴黎高等法院，卻在1785年強烈反對注冊新債，以致其成員被集體召至凡爾賽。國王明確地告訴他們，他對自己的財政總監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即便如此，此次的國債雖然條件優厚，但認購仍然非常緩慢，而且1786年的春天整個巴黎一直在謠傳卡隆將被免職。盡管王後及其親信大力支持卡隆的政敵，但有韋爾熱訥為他撐腰，卡隆還是安全的。“現在看來，這個王國的財政不會向節儉發展。”1786年8月24日，目光敏銳的英國事務專員心懷嫌惡地寫道：
繼續購買大量奢侈品，在各種的王家場所大興土木。靠著他的“慷慨大方”和諂媚功夫，卡隆在他最關鍵的時刻得以屹立不倒。但和他前任各屆中最腐敗墮落的人一樣，完全沒有意識到要減輕人民的負擔和降低國家需要償還的利息。[7]
這位專員並不知道，就在4天前，卡隆向路易十六遞交了卡佩王朝有史以來最激進、最全麵的改革方案。卡隆聲稱，在遞交之前他已經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研究《財政改進計劃》。毫無疑問，路易十六用了好幾個月才弄明白並認可該方案。一開始，卡隆必須說服國王改革是非常必要的。1786年，這位財政總監解釋道：該年將會有1.12億的財政赤字，接近預期歲入的四分之一，可是在年底第三次廿一稅就到期了，於是，在接下來的10年中，政府每年都將承受巨大的債務負擔，該負擔來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法國發行的短期債券，而來年收入的一大半都已經被預支了，這筆錢又是以預期的稅收收益為擔保、以短期借貸的形式從金融家們那裏籌措來的。這樣的做法本身司空見慣，但數額之巨大卻前所未有。
(卡隆總結道)進一步舉稅是不可能的，總是借債也不是辦法，僅限於經濟層麵的改革也是不夠的。事已至此，通常的手段已經不足以達成我們的目標。唯一有效的措施是糾正整個國家體製內的一切弊端，這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也是使財政秩序重回正軌的唯一方法。[8]
這次改革有三個部分：首先，是一係列的國家財政和行政改革計劃，目的是“確立更一致的秩序”。它們主要圍繞廢除現存的三個廿一稅及其各種附加稅而展開，另外還針對特權階層和特權團體享有的免稅權、複利以及專門供給品。“領土稅”取代了這套複雜結構。它是一種針對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的永久實物稅，在收獲季節上繳，無人可免。此項新稅將由省代表集會中的納稅人與地方總督合作征收和管理。卡隆估計新稅帶來的收入會比廿一稅多3500萬裏弗，而且通過一係列其他改革措施的推動，諸如新開征印花稅以及更有效地管理王室領地等，新稅製將會帶來更多歲入。
如果納稅者生意興旺，政府甚至還會有更大的收益。卡隆希望通過改革計劃的第二部分著眼於經濟刺激。卡隆聽取杜爾哥前任助理杜邦·德內穆爾的建議，采納了因杜爾哥1776年下台而擱淺的幾項重農主義政策。他提倡取消對穀物貿易的控製和國內關稅壁壘，在未能將徭役折算成稅金的地方推行“以稅代役”。1786年9月，韋爾熱訥和英國達成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將有利於法國農業的發展。但這些措施和財政改革都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隻能通過繼續借債來爭取時間，避免眼前的危機。卡隆方案的第三部分旨在樹立發行新國債的信譽。卡隆還建議，在將改革計劃送往高等法院注冊之前，首先應該獲得舉國上下的一致認可，這樣能提前打退批評者，並告訴債權人，他的這套使國家財政重回正軌的做法已經獲得了全體國民的支持。顯然，尋求這種支持的平台應該是自1771年政治危機以來大家一直都在討論的三級會議。卡隆考慮過三級會議，但他覺得其太難以預料，也太不受控製，因此放棄了這一選擇。來自高等法院的抗議已經夠糟糕了，而那些自視為民選代表的人所製造的阻力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之前還有另一種代議體製——顯貴會議，與會者全都由國王提名，因此可以精挑細選。他們必須都是“有身份地位、值得公眾信任的人，他們的認可將會極大地影響輿論”[9]。僅被選為代表這一無上的榮耀就足以使他們俯首帖耳，更何況有王國精英對該計劃的公開支持，卡隆確信實施計劃的貸款肯定能到位。
路易十六最終在1786年12月29日認可了改革計劃。而顯貴會議將於1787年1月29日在凡爾賽召開，旨在討論國王就“減輕人民負擔，恢複財政秩序以及關於各種奢侈消費的改革”等問題的看法。政府並未泄露更多的細節，於是人們議論紛紛。顯貴會議一直拖到1787年2月22日才正式召開，因為卡隆和韋爾熱訥先後患病，而且唯一毫無保留支持改革的韋爾熱訥在2月13日去世了。在1月29日到2月22日這段延滯期，144名提名人有足夠的時間互相接觸了解，而64個外省代表則能夠探知首都的政治氛圍。代表中的非貴族不到10人，另外有18位教士、7位親王，每人被指派去主持一個小組會議。36位公爵以及其他貴族和領主中的大部分人是將軍、省區長官或有執政經驗的人，他們之中還有自封的美國戰爭英雄、野心勃勃的名流拉法耶特。此外還有12位高級行政官員、38位高等法院法官、12位稅區代表以及25位大城市市長。當這群顯貴共聚一堂聽到財政總監的提議時，顯然不會像卡隆預料的那樣唯命是從。卡隆對於管理政治會議毫無經驗，完全錯誤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也不知如何駕馭它。
在他備受爭議的政治生涯中，卡隆樹敵無數，而這些人都列席了顯貴會議。高等法院早在18世紀60年代就對他懷恨在心，因為他和當時針對高等法院中央集權的改革關係密切。和外省高等法院法官一樣，巴黎高等法院的第一任法官也是卡隆的仇人。自1783年以來，卡隆就將帶頭的高級教士們強行離間拆解，以此威脅教士向王室交更多的錢。但在挑選教士代表團時，他卻滿足於聽從圖盧茲主教洛梅尼·德·布裏耶納的建議。布裏耶納掌控教士議會和朗格多克的三級會議多年，辦事老到，而且善於隱藏自己的執政野心，這也是眾所周知的。在卡隆的同僚中，隻有韋爾熱訥對他的計劃了然於胸，而其他人覺得並無義務支持卡隆。有的人想利用顯貴會議扳倒卡隆，剩下的人則是內克的擁躉。盡管這位來自瑞士的“奇跡先生”本人不在顯貴會議中，但自從會議開始，他就成了議論焦點。在會議上，他有很多崇拜者，當卡隆在開場演講中提到當前國家正經曆一場嚴重赤字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疏》。如果內克能在三年戰爭之後仍能做到盈餘而且不加稅，那為什麽在三年的和平之後會有赤字和廿一稅呢？卡隆的揮霍無度和大舉放債成為眾矢之的。人們完全有理由作出以下推論：且不說他尚未拿出數據證明危機的存在，如果當前有危機，那麽理當由他負責。
假使提議不是由卡隆提出的，那麽它在顯貴會議上將會更受歡迎。正如塔列朗所言：這份計劃“畢竟是眾多聰明人研究了多年的結果”[10]。其實計劃的大部分內容都得以順利通過，批評主要集中在“領土稅”、外省議會和強迫教士償還團體債務的提案上。當時的顯貴們毫不含糊地宣稱自己支持最基本的納稅平等以及按納稅額度、比例來確定代表的原則，但是基於其地主身份，他們質疑將一種永久的、可變的稅金完全加諸他們身上是否公平，征收實物稅是否可行。此外，顯貴會議的所有成員都屬於本國的第一和第二等級，他們認為應當確保貴族和教士在外省議會中占有相當比例，而且如果要做到具有代表性的話，這類組織的決議不應屈從於督察的否決權。最後，主教們將償還教士債務看作大臣們攻擊教會行為的延伸。教士們很清楚，假如他們支援政府的債務被還清了，那麽他們長期以來的自我征稅權將得不到保證。他們表示，如果沒有教士大會的允許，他們無法批準這些改革。與此類似，法官們也表示不能預先決定高級法庭的意見。實際上，絕大多數顯貴也不知道自己在為誰說話。拉法耶特後來給華盛頓寫信說，“我們並非這個國家的代表”，“我們聲明，盡管無權阻止任何事，但如果我們認為某事不合時宜，我們有權建議不做此事，除非我們知道政府開支所產生的成效以及財政計劃，否則新稅對於我們就是不可想象的”[11]。這確實是顯貴會議召開第一周時的代表性觀點。卡隆在開始時主張，既然國王已看過賬目，那麽大家就應該相信國王。顯貴們則針鋒相對地說這和征求他們的意見是兩碼事。最後，在3月2日，卡隆極不情願地公開了他的估算，並同時明確指責1781年的《上疏》是虛假和具有誤導性的。內克一派因此勃然大怒，而其他心懷疑慮的人則要求看到更多詳細的賬目以便下定決心。3月3日第一次有人公開聲稱顯貴會議無權批準新稅。如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檢察長勒布朗·德·卡斯蒂隆所言，這項權利隻屬於三級會議。
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公眾非常渴望獲知顯貴會議的消息，一時間流言四起，好在大量還算可靠的消息泄露了出來。小冊子被四處發散，其中大部分對卡隆懷有敵意。當時眾人皆知的筆杆子——放縱的米拉波伯爵指責卡隆專製蠻橫、奢侈揮霍、瀆職無能，甚至還涉嫌倒賣股票的罪行。這種氣氛刺激著顯貴們進一步要求公布詳細賬目，並對卡隆的計劃吹毛求疵。因此，當3月12日卡隆在一次全體會議上宣布國王很高興看到顯貴會議取得了一致時，顯貴們對他的怨憤就更深了。麵對激烈的抗議，卡隆還是發表了講話，這預示著其策略的第一次重大改變。既然在私下裏未能恫嚇顯貴，那就利用公眾關注的壓力來迫使他們就範。3月18日，卡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提議將顯貴會議的議程完全公開。3月31日，基於前段時間的鋪陳，他發表了整個改革提案的原稿，並且還附上了一個簡介(即《通告》)。《通告》是單獨印刷的，在教區教士手中自由傳閱，並敦促他們在布道壇上誦讀，其目的顯然是引導公眾質疑那些批評卡隆者的動機。文中暗示，顯貴們的所謂疑慮，全都是借口：
我們要付更多的錢!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誰是“我們”？隻是那些付得不夠的人。他們要按照公正的比例繳納稅款，沒有人會負擔過多。
特權會被犧牲!是的，這是公正的需要，是當下境況的需要。難道將負擔加諸無特權者的身上會更好嗎？
將會出現強烈的抗議!這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如果不犧牲少數個人的利益，怎麽實現大眾的利益呢？世上哪次改革不會招來怨言呢？[12]
但是這次針對批評卡隆者的大膽舉措徹底失敗了。顯貴們向國王發出更加憤慨的抗議，而公眾則對卡隆的呼籲無動於衷。大家將此舉視為一個毫無信譽可言的政治投機家的最後一搏，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即使是國王本人也開始感到氣餒了，會議議程毫無進展，他的總監看起來也沒有辦法讓他人信服自己的誠意和好意。廷臣、政敵和野心勃勃的人都想落井下石。路易十六為了改革堅持到了最後。4月8日早上，他將侍奉其時間最長的司法部門首長米羅梅尼爾革職，因為後者明顯沒有支持卡隆。但就在當天晚些時候，財政總監本人也被罷免了。國王已經表明，隻有新人才能全力推進改革，而大家對卡隆下台的慶賀也預示著政治氣氛會有所改善。
然而，找到接班人並非易事。米羅梅尼爾的後繼者是顯貴會議成員——拉穆瓦尼翁，他一直是巴黎高等法院較有能力的法官，也是司法改革的倡導者之一。這次任命受到普遍歡迎，但國家麵對的問題是財政困難，一時間無法找到願意擔負前任免職總監的改革計劃的人才。內克仍然是公眾的首選，可是國王並不喜歡他。就在卡隆被罷免當周的周末，國王輕蔑地指示，內克的《上疏》遭到卡隆的抨擊，王室不應替他說話。內克因其厚顏無恥而被逐出巴黎。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候選人是布裏耶納，他從一開始就想利用顯貴會議作為自己升遷的墊腳石。國王也不喜歡他，但在將財政交給一個官僚氣十足的庸才[13]打理了3周之後，他還是妥協了。國王獲知王室股票正一路下跌，如果再不采取應對措施，信用度必會一落千丈，於是在5月1日任命布裏耶納為王室財政總管，信用度便立刻回升了。麵對這場一錯再錯的改革試驗，除了顯貴中最有能力、最聰明也最靈活的布裏耶納，似乎沒有其他人能夠力挽狂瀾。
布裏耶納自己也相當有信心。他認為領土稅可以用現金繳納，預先固定稅額，在一定年限內征收，如果能保證教士和貴族在各省議會中占有席位，顯貴們必然會心滿意足。5月9日，他向會議的頭麵人物提交了修正方案。但在上個月官員更迭的時候，顯貴會議除了檢查賬目什麽也沒幹。隨著過目的賬目越來越多，他們也越來越困惑。他們沒有批準卡隆計劃的修正方案，首先要求毫無條件地公開國家財政狀況。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要做到賬目公開，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由審計員構成的常設委員會。布裏耶納並不反對這項提議，但國王認為這侵犯了他的權力，否決了此項建議。他的決定終結了顯貴會議一切有建設性的行動。顯貴們現在表示：他們不具備同意或者批準新稅的權能。5月21日拉法耶特在會議上說：“在我看來，為了賦予國王各種必要的手段，以及確保其結果的良善，現在是我們懇請他召開一場真正的國民會議的時候了。”[14]“什麽，先生？”國王的兄弟阿圖瓦伯爵喊道，“你難道是說三級會議？”“是的，閣下，”這位年輕的榮譽追求者回答道，“甚至比那更好。”
這一呼籲變成了普遍的呼聲。布裏耶納立刻意識到顯貴會議不可能再有進展了，必須在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之前將其了結，於是，5月25日顯貴會議被解散。在一場毫無爭議的閉幕演講中，布裏耶納宣布他將全力推行修正後的領土稅、省級會議和卡隆原方案中的各種舉措。由於已經高調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顯貴會議也不得不隨之解散。蒙托邦的市長解釋道：“至少，沒人能說我們投票讚成過任何稅製。”[15]無論如何，顯貴會議都是一個轉折點，它標誌著一場隻能靠革命解決的政治危機的開始。召開本次會議旨在解決一係列迄今尚未弄清的財政問題，而3個月的議程極為清晰地向全法國乃至全世界表明了問題的嚴重程度。其結果就是使公眾懷疑絕對王權管理國家事務的能力，並鼓勵人們反對王權的政策提案。布裏耶納把這一切看得很明白：
如果到顯貴會議解散時還沒有達成收支平衡(4月16日他需要向國王匯報)，那麽在解散之後，就隻能重回征稅的老路，屆時我們會遭遇巨大的阻力。召開本次會議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會上達成的意見能克服各種障礙，但若達不成意見，其效果和直接的反對無異。[16]
反對的聲音已經存在，並且通過呼喚三級會議達到了頂點。在本來的策略中，卡隆認為三級會議是一項危險的舉措，未將其考慮在內，但對於日後反對政府政策的人而言，呼籲三級會議卻構成了他們的基本政治態度，且廣受群眾歡迎。顯貴會議史無前例的政治場麵將公共輿論推向了1771年以來的又一個**，而這一次的**再沒退去。由於判斷失誤，卡隆向顯貴施壓的《通告》最終為公眾輿論的發酵推波助瀾。在公眾眼中，他的離職使其信譽掃地，又反過來為顯貴會議做了絕佳的辯護。高等法院很清楚，公眾正期待他們態度堅決地對即將在高等法院注冊卡隆計劃的修正版表示反對。
布裏耶納內閣(他在8月份被任命為首相，該頭銜自1726年以來從未被啟用)也覺得改革迫在眉睫。畢竟，最初迫使卡隆製訂改革方案的難題——第三次廿一稅即將終止，巨額債款即將到期——仍然存在。5月上旬樞機主教的就任又使王室恢複了一點信譽，借到了一筆新債，但這也隻是權宜之計。另外，國際環境在當年春天急轉直下。荷蘭共和國已經在內戰邊緣風雨飄搖了4年之久，因為國內自稱“愛國者”的人意圖剝奪奧蘭治總督威廉五世的政治地位。韋爾熱訥時期法國的政策一直是支持愛國者的，英國和普魯士則正在煽動威廉五世展開猛烈的反撲。進一步支持愛國者可能意味著軍事幹預，也就意味著龐大的開銷，因此，想辦法解決預算危機的任務愈加迫在眉睫了。
6月底，政府內閣將改革計劃送往高等法院注冊，其中一些政策得以通過，例如穀物的自由貿易、以稅代役，甚至建立省議會的法令都在巴黎高等法院輕鬆通過了。隻有自1779年以來一直倡導吉耶納省三級會議的波爾多高等法院在省議會權能不清的問題上持保留意見，它拒絕注冊該法令，除非議會的具體權能得以厘清。但公眾的目光聚焦在巴黎高等法院上，因為它具有貴族法院的地位，有不少於21位前任顯貴會議成員在其中列席發言。大家都知道真正的鬥爭集中在稅收問題上，這是政府計劃的核心所在。首先是7月2日的印花稅增加，高等法院對此的基本態度非常明確，它拒絕注冊，除非政府先拿出賬目說明增稅的必要性。國王回應道，有足夠多的前任顯貴是知道具體情況的，高等法院無論如何都無權幹預王室財政。他下令立刻注冊。但與此相悖的是，高等法院決定提出進一步的抗議，聲稱無權批準永久稅，這項權力隻屬於三級會議。政府沒有在這個議題上糾纏，進而要求注冊領土稅。在經曆了長時間的討論之後，高等法院依然拒絕注冊，雖然並非全體否決，但大多數人都采取否決的態度。7月30日，三級會議呼聲再起，法官們的立場深得民心。每逢高等法院開會，就會有大量人群聚集，上流社會的沙龍幾乎一致要求法官們堅守立場。巴黎的政治俱樂部和討論小組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他們在一起閱讀報刊，有時甚至會引發小冊子和大字報的風潮，這些團體以每天一個的速度迅速出現。8月6日，政府決定啟用禦臨法庭，強行注冊稅令。注冊儀式在凡爾賽舉行，避開了首都巴黎的忤逆氣氛。在儀式上，政府宣布了全麵縮減開支的計劃，希望能夠緩解強行注冊帶來的衝擊。而全場出奇地安靜，以至於路易十六的鼾聲都清晰可聞。然而在第二天回到巴黎後，當高等法院在盤算如何應對時，大量人群湧入了司法廳，其聲勢之大，令人難忘。高等法院宣稱強行注冊是無效的，也是不合法的，三天之後，法官們投票決定著手處置卡隆，因為後者對公共資金管理不善。8月13日，法官們再次譴責強行注冊的法令，博得了民眾的陣陣歡呼。大臣們開始警覺，即便是那些懷疑過如此之快就動用禦臨法庭是否明智的人，也覺得國王必須馬上重新掌握主動權，使沸騰的首都冷靜下來，因此，他們接下來全都支持采取針對高等法院的一貫手段。8月15日，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到特魯瓦。
盡管高等法院的領導者們富有挑戰精神，但從沒有人想過和國王命令相抗衡。曆史表明，類似的放逐從來都不是永久的，而且大多數是以王室方麵的妥協甚至屈從告終。年長且相對猶豫的法官遵從了王室意願，期望能給政治氣氛降溫。然而開始時巴黎還是出現了抗議騷亂，這主要是由因司法活動移交外省而丟掉飯碗的法官助理帶頭發起的。國王的兄弟到巴黎其他高級法庭強製注冊稅令，引來了陣陣噓聲和推搡，人們還和親王的貼身護衛發生了衝突。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人們公開蔑視巴黎的治安管理人員，並揚言要遊行示威，進軍凡爾賽。一位英國觀察家寫道：“對國王、王後以及圖盧茲主教[17]的謾罵簡直令人難以置信。”[18]但政府依舊幹勁十足，關閉了所有俱樂部，嚴禁書商經銷未經授權批準的出版物。部隊清理了司法廳，在街道上晝夜巡邏。同時，處置卡隆之事也被壓了下來(盡管他已逃往了英國)，波爾多高等法院也被放逐到遠離其原址的小城利布爾訥。截至9月的第一周，盡管巴黎高等法院不允許下屬法庭注冊或發布稅令，外省高等法院對整個王室政策的反對之聲也不絕於耳，政府似乎還是重新控製了一切。然而政府未能控製荷蘭共和國的局勢。6月底，由於奧蘭治的霍亨索倫公爵夫人和愛國者之間的對峙，普魯士下了最後通牒。9月13日，在英國的縱容之下，普魯士軍隊跨過了荷蘭邊境，10月初他們就攻占了整個共和國。大家都認為法國會支援愛國者。阿瑟·楊9月16日寫道：“在和每一個友人的政治談話中，我們都更多地談論荷蘭事務，而非法國。”[19]但到了9月28日，當時的法國外交大臣蒙穆蘭承認法國不可能幹涉荷蘭事務，財政危機意味著整個夏天法國都沒能為之做好準備。這和韋爾熱訥時期法國說一不二的局麵形成了鮮明對照，又一次打擊了政府威望。對國內問題的持續爭論隻是向人們揭示了解決問題暗淡的前景。
拉穆瓦尼翁誌在深入改革法國的法律體製，他準備像當年的莫普一樣，大舉鎮壓高等法院的抵抗，試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而布裏耶納想要和特魯瓦的流放者們談判，他感到很多法官受到了首都激進政治氛圍的裹挾，其實他們自己也知道這種氣氛是不理智的。另外，在9月中旬布裏耶納拿出了一個新方案。自從王室的頭號批評者——顯貴會議將公開賬目和厲行節儉作為批準新稅的前提條件以來，他就一直在醞釀這套方案。現在，布裏耶納試圖在一個五年計劃中做到顯貴會議的這兩點要求，該計劃預計在1792年恢複財政秩序。他表示既不征收印花稅，也不收領土稅，隻要延長現存的兩個廿一稅，並能更加公平地征收，那麽這項計劃就能成功。所以他現在的做法是終止放逐高等法院，撤回兩項新稅的注冊，延長舊稅期限。大部分法官都被說服了，於是，9月20日放逐被取消，高等法院即刻進入了正常的秋季休庭期。在11月重新召集之時，高等法院會收到一份新的國債法令，用於保證政府順利度過五年的財政緊縮期。
公眾對此既懷疑，又厭惡。盡管高等法院在注冊廿一稅延期的同時再次聲明，隻有三級會議能夠批準新稅，但這次注冊在事實上背棄了該原則。曾經團結起來支持被放逐同僚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覺得受到了背叛，特別是波爾多高等法院的法官們，他們仍在放逐之中。巴黎的法官助理在焚燒卡隆塑像的地方燃放煙花，生起篝火，慶祝了三天三夜。但是各種小冊子並沒有這些阿諛奉承，其對政府的敵意絲毫不減。
阿瑟·楊10月13日在巴黎寫道：
似乎每個人都覺得大主教無法解除國家當前負擔。有人覺得他不想這麽做，另一些人則認為他沒有能力；有人覺得他隻顧一己私利，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財政秩序過於紊亂，任何體製都無力回天，現在就缺一個王國的全國議會，但如果下一屆政府不進行一場革命，這樣的議會是不可能召開的。[20]
不管怎樣，布裏耶納的樂觀心態似乎很難動搖，即便是三級會議的想法也沒辦法給他敲響警鍾。確實，他在五年計劃中消解了這個問題。他設想，到了1792年，該計劃的成功會極大地提升政府實力，屆時召開三級會議隻會是為了慶祝財政複蘇。盡管計劃尚未付諸實踐，但現在就承諾這一點，能促使高等法院大開綠燈，保證借債發揮作用。
盡管如此，大主教布裏耶納仍想盡量保證萬無一失。在將國債交給高等法院注冊之前，他仔細地確證了高等法院中的大部分人對其會持歡迎態度，為了賦予高等法院注冊更高的權威，他決定要讓國王親臨現場，組織一場史無前例的禦前會議。這不同於一般的禦臨法庭，因為在場者可以自由發表意見。在這種場合下達成的一致意見會具備顯貴會議般的意義。這場會議於11月19日召開，有大量的貴族出席。會議以一條醞釀已久的法令開始，該法令給予了法國新教徒公民權利，目的在於創造和諧的氛圍。因為奧蘭治地區的報複行為，荷蘭新教難民大量流入法國北部，為這條法令創造了極佳的宣傳時機。但這次集會的真正目的是確保政府在1788—1792年之間籌集不少於4.2億裏弗的資金，借款將逐年遞減，從第一年的1.2億裏弗到第五年的0.6億裏弗。這些資金將用於償還將在五年內到期的短期國債，減少財政預支。同樣會在未來五年施行的還有厲行節儉計劃，包括王室家族消費、軍隊和財政官吏的理性化改革。布裏耶納表示他是在恢複曾被卡隆拋棄的泰雷、杜爾哥和內克的政策，抹殺私人金融家在預算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將整個操作集中到單一的、官僚化的王室財政體係之中。高等法院的成員們花了8小時15分鍾來闡述他們的意見，即使是公認的法官中較年輕的激進派領袖杜瓦爾·德普雷梅尼也支持舉債。盡管他要求在1789年召開三級會議，而其他人更傾向於在1788年召開。有人反對舉債，但似乎絕大多數人持讚成態度。可是這一共識還是沒能成為現實。在會議的最後，國王重申將於1792年召開三級會議，並以禦臨法庭的方式宣布通過了國債注冊。全場所有人大吃一驚，老一輩王室家族成員的領袖、繼承了悠久的反抗傳統的奧爾良公爵突然起身抗議，認為此乃非法之舉。就在這個國家最和睦的一刻，國王被打了個措手不及，“我不在乎……”他結結巴巴地說，“這要看你了……是的……這是合法的，因為這是我的意願。”
在一個如此擔憂專製主義的威脅與罪惡的國家裏，這個回答糟糕透頂。人們認為，就是在這個朝令夕改的政府才會出現諸如卡隆瀆職的惡果，隻有三級會議才是解決之道。因此，國王的話把政府本已在握的勝券變成了一場災難。國債通過了注冊，但是當國王(在沉默人群的注視中)離開後，高等法院繼續辯論了3個半小時，奧爾良公爵也參與其中，他正式和本次注冊劃清了界限。翌日，一道密劄頒下，奧爾良公爵和另外兩個反對派代表——弗雷度和薩巴蒂埃都被流放到了鄉下。在接下來的日子裏，貴族不能到高等法院履職。宮廷和高等法院之間已經公然交火。國王宣布19日在他離開之後的會議議程無效。法官們要求取消放逐，卻被擱置一邊。與此相應的，法官們以搪塞注冊新教法令作為回應。之前禦前會議沒有討論該法令，一直等到1788年1月29日，該法令才得以通過。而此時高等法院已經想出了對付專製主義的新策略。1788年1月4日，他們宣布所有的密劄均為非法，有悖於公意和自然法。國王親自抨擊了這些注冊員，但3月13日他的抨擊本身又遭到了抗議。外省高等法院也加入了聲援行列，仍流放於利布爾訥的波爾多高等法院也強烈控訴密劄，並拒絕處理任何事務或注冊任何法令。其他高等法院則推遲注冊延長廿一稅的法令，有些幹脆拒絕注冊，有些法院發出了諍諫書，而所有法院都要求召開三級會議。此外，雖然除了波爾多，所有高等法院都已通過了省議會的注冊，但不少法院都追隨加斯科尼法院，表達了對省三級會議的偏好，因為它的選民覆蓋麵更廣、權力更大。去年夏天之後，省議會的運作情況加深了人們的疑慮，因為議會議員多是提名產生，而沒有進行選舉。其中大多數人都同意延長廿一稅，而拒絕妥協的人都須進行嚴格的資產評估，以示懲戒。這些都說明了波爾多高等法院的疑懼，而其他高等法院雖然是半信半疑，也認為這不無道理。毫無疑問，在每個抗議者心目中，隻有三級會議才能使地區有能力和政府討價還價。
11月19日，注冊的借債獲得了成功，更助長了這種觀念。第一波債券很快被搶購一空，主要是因為還款周期相當短。此次政府有了償還債務的信心，便開始一門心思處理高等法院問題。有謠言稱，自1月份起，政府就在醞釀一場比1771年還要徹底的全麵改革。到了4月，謠言已經傳播到最偏遠的省區，所有人都信以為真。因此，整個4月，巴黎高等法院都在毫不含糊地強調自身的憲政地位以及它為之飽受折磨的正義事業是不容置疑的。4月13日，高等法院遞上了諫諍書，指出去年11月的禦前會議操作不當，29日又開始禁止納稅人為廿一稅呈交新的資產評估表，30日投票決定對國王就13日諫諍作出的回應再次抗議。國王當時的回應是一套老論調，他指責法院的剛愎自用使王國陷於一種法官貴族製。高等法院則反駁道，他們對三級會議的長期呼籲足以反駁國王的指責：“不，陛下，法國並沒有貴族製，但也沒有專製主義，有的隻是憲政。”然後他們開始列舉憲政擔保的各種權利：
王位繼承人是由法律任命的，國民有其權利，貴族亦然。不可革去法官職務。各省有其風俗以及與政府的協議。每個臣民皆有其天然判斷力，每個公民皆有其財產，如果他貧困潦倒，至少還享有自由。在此，我們鬥膽發問：這些權利中的哪一條，這些法律中的哪一款，能夠和大臣們以國王陛下名義下達的旨意抗衡？[21]
這些抗議於5月4日被呈交，前一天在德普雷梅尼的倡議下，高等法院公布了一項嚴正聲明，提出了它眼中的王國根本法，這包括：“通過定期召開且有定製的三級會議，國民得以擁有自由批準財政津貼的權利”、高等法院享有注冊新法律的權利、所有法國臣民擁有免於因莫須有罪名而被非法逮捕的權利。由此，法院成員勠力同心，對抗所有試圖對其不利的措施。即便是在1771年，如此激進的語調也是聞所未聞。5月4日國王下令逮捕聲明的發起人古瓦拉·德·蒙薩貝和德普雷梅尼。此二人在高等法院找到庇護，後者投票決定法院將一直開庭到危機解除。5月5—6日夜間，法院拒絕將兩人交給前來執行逮捕任務的軍官，雙方僵持了11個小時。法官們喊道：“逮捕我們所有人吧!”直到第二天早晨，當武裝部隊包圍司法廳的時候，古瓦拉和德普雷梅尼才出來自首。不安的人們再次擁堵在高等法院的門口，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被押往南邊的國家監獄。由此可見，凡爾賽蓄謀對付高等法院已久，這不是沒有道理的。5月8日，法官們被召集到凡爾賽，出席禦臨法庭。
這次宣布的司法改革成為法國王朝試圖保持“絕對性”的最後一次嚐試。高等法院一直利用注冊權和諫諍權阻礙政策實施，改革意在一勞永逸地解除其權力，這些權力現在被移交給了全權法庭，該法庭由一群選拔出來的名人組成，有點像顯貴會議。高等法院被降級為單純的上訴法庭。與此同時，47個低級法庭被升為“大法庭”，高等法院的司法權也隨之被削弱。權能的削弱必然導致法官人員的冗餘，因此大量職務遭到廢止。然而，就像前年11月19日一樣，在極具爭議的政策之前，會有一項意在贏得民心的政策打頭陣。這次是一係列的改革，旨在消除濫用和誤用刑法問題。自1785年以來，由於幾起特別的司法誤判，此類問題異常突出。此外，政府還承諾了進一步的改革。而在這之前的幾天，經過高調宣傳，政府發布了新的《上疏》，旨在告知公眾財政改革一切順利。布裏耶納和拉穆瓦尼翁很清楚，他們的政策若要成功，必須贏得民意。
一時間，他們似乎十分成功。巴黎似乎被改革搞蒙了，就像英國大使在匯報中提到的：巴黎保持著“徹底的安靜”[22]。在國王兄弟的管轄下，巴黎高等法院以及首都其他高級法庭即刻休庭，等待進一步通知。在外省，5月8日總督們也靠著軍事委員會執行了相同的法律，其中包括很多自去年以來沒有通過注冊的法律，軍隊的在場則保證了秩序。但幾天過後，再次出現了小聲的抗議，到了6月初，它已經變成了全國上下震耳欲聾的咆哮。
布裏耶納和拉穆瓦尼翁覺得隻要有足夠的魄力，就能挺過這場風雨，在1771年的莫普時代這招極為有效。這位大臣已被放逐了14年，人們對他還記憶猶新，曆史似乎正在重演，像幽靈一般縈繞著當前的危機，揮之不去。莫普在1771年的訣竅之一便是分化反對陣營，這似乎也是布裏耶納的下一步棋。7月5日他宣稱國王歡迎人們討論未來三級會議的組成形式，其表麵目的是要以最優方式來確立國家的政治團體，暗地裏卻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司法改革的注意力，分化出新的意見派別，在王國中的不同利益集團和等級之間播撒不和的種子，甚至催生出使會議更易於控製的新主意。他最終向公眾保證，盡管最近權能部門有些調整，三級會議還是會如期舉行。各省的市鎮官員開始梳理會議先例，但在5—9月之間，有534種小冊子集中在外省出版，這些充滿敵意的小冊子依舊大量發行，絲毫不受影響。直到布裏耶納和拉穆瓦尼翁下台，公眾的目光才真正轉向了三級會議的改革問題。
布裏耶納的政策是拯救舊製度的最後努力，他失敗了，全部計劃和他本人一起消失了。拉穆瓦尼翁也是一樣。內克從一開始就很明確，在三級會議召開之前，他隻將自己看成一個臨時看守者。因此，王朝的破產不僅僅是財政上的，還是政治和思想意識上的，它的崩潰是全方位的，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
[1] 七年戰爭發生在1756—1763年，這場戰爭由歐洲列強之間的對抗所驅動。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在貿易與殖民地上相互競爭。同時，普魯士——這個日益崛起的強國與奧地利正在神聖羅馬帝國的體係內爭奪霸權。——編者注
[3] D. Dakin, Turgot and the Ancient Régime in France, London, 1939, p. 131.
[4] 儒裏·德·弗勒裏(Joly de Fleury， 1718—1802)，莫赫巴任命的財政總監，1781年5月就任，1783年3月離任。——譯者注
[5] 1783年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譯者注
[6] 1749年法國政府確立的稅收項目，征收地產收入的5%稅金。國家曾在1749年和1756年征收過兩次廿一稅，於1782年開征第三次廿一稅。——譯者注
[7] O. Browning, Despatches from Paris 1784-1790, Volume 2, London, 1909-1910, i. p. 134.
[8]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51.
[9]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7.
[10]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8.
[11] L. Gottschalk, The Letters of Lafayette to Washington 1777-1799, Philadelphia, 1976, p. 322.
[12] Avertissement, in Calonne, De l’ état de la France, présent et à venir, London, 1790, p. 439.
[13] 此人是卡隆的合作者富爾科(Fourqueux)。——譯者注
[14]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59.
[15]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60.
[16] Journal de l’ Assemblée des Notables de 1787, ed. P. Chevallier, Paris, 1960, p. 79.
[17] 即布裏耶納。——譯者注
[18] H. Swinburne, The Courts of Europe at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Volume 2, London, 1895, ii. p. 22.
[19] Travels, p. 75.
[20] Travels, p. 80.
[21] Edited by J.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Volume 3, Paris, 1888-1908, iii, pp. 738-739.
[22]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44.
[23] A. F. Bertrand de Molleville, Private Memoirs Relative to the Last Years of Lewis the Sixteenth,Late King of France, Vol. 3, London, 1797, i.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