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級會議(1788.9—1789.7)
1788年7月13日，強勁的風暴肆虐法國北部，在這慘淡的年景中，一場冰雹又不期而至，不少人和牲畜被砸死。上千平方英裏的糧食在收獲前夜遭到破壞，即便沒有受災的地區，也因持續的春旱、農田幹涸而收獲寥寥。更異乎尋常的是，王國中幾乎所有地區都是如此。夏季災難之後，1789年1月，等待人們的是有史以來最寒冷、最漫長的冬季。從前一年11月到來年4月，整個法國北部被冰雪覆蓋，就連南部的普羅旺斯和朗格多克的葡萄園及橄欖樹林也未能幸免。自路易十六登基以來，經濟極不景氣，穀物、飼料和葡萄產量的大幅度波動多次造成社會混亂，況且好的收成也不一定能使社會重回穩定狀態。1785年的糧食豐收使第二年的穀物便宜而充裕，然而因為卡隆改革計劃中的一條是取消穀物貿易控製——這也是其改革計劃中少數沒有遭到受教育階層反對的項目之一——所有的餘糧都在1787年被消耗殆盡。內克在1788年8月官複原職，立即重新實施控製，但損失已無法挽回。穀物價格已經開始上揚，整個冬天都漲勢不減。在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糧價攀升到路易十四上台以來的頂點。
大部分法國人靠工資吃飯，對他們來說，穀物、麵粉和麵包的價格陡升無異於一場災難。在正常時期，一個普通城市工匠的麵包支出大概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無地的農業勞動力花在麵包上的錢可能更多。糧價一直漲到了1789年春天，情況最好的人都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買麵包，而最差的則要拿出十分之九。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拿不出更多的錢花在其他食物、取暖和照明上。所以，即便對於那些沒有因為河流結冰、封路和磨坊工坊停業而完全失業的人來說，1788年的嚴冬也是非常難熬的。巴黎的多塞公爵在1789年1月8日寫道：“在這個嚴酷的季節，窮人們所遭受的不幸簡直難以用語言形容。”[1]人們沒有閑錢來購置消費品，這大大降低了對工業品的需求。有些地區的產量降幅達50%，而在很多紡織業城鎮如魯昂、裏昂和尼姆則出現了產品大量積壓的情況。在裏昂，估計有2萬~3萬名絲綢工人失業。與此同時，本來紡織對於生活艱難的農村人來說是一項增加收入的副業，而現在產品賣不出去，這項副業也沒人幹了。傳統方法成本較高，人們抱怨新技術搶了前者的市場。魯昂的多軸紡織機完全落伍，用它生產的作坊全被淘汰了。最重要的是，人們還埋怨卡隆的另一項遺產，即1786年與英國簽訂的貿易協定，法國市場從此向英國製造商敞開了大門。這項協定付諸實施是在1787年中期，雖然英國進口產品更加物美價廉，但它們還來不及造成1788年和1789年的所有損失。可英國進口產品明顯加重了業已嚴重的工業蕭條，並和自由穀物貿易一道，成為勞動人民批評政府的又一條理由。從1788年冬到1789年春，幾乎沒有人哀悼一個舊政治秩序的逝去，因為它辜負了太多人，或者說讓太多人大失所望。每個人都認為隻要變革，情況一定會更好。當時劇烈而且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使氣氛愈加緊張，變革就是在這種氣氛中發生的。
巴黎民眾舉行了數周活動慶賀內克的複職。人們點起篝火，把前任的塑像扔進火裏。在新橋上，興奮的群眾攔住路過的馬車，讓車裏人出來給著名的“賢君”亨利四世的雕像鞠躬。而諸如衛兵、哨卡和官員宅邸這樣的權威象征也遭到了襲擊，軍隊幾次被召集肅清街道。在9月第四周高等法院流放歸來時，一係列騷亂達到**。內克清楚，沒有什麽比全盤廢除前內閣大臣們的計劃更能迎合民意，而要這麽做，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完全恢複高等法院原有的權力。在更多的示威和殺戮中，巴黎高等法院於9月24日重新開庭，第一條法令就是禁止所有進一步惡化的騷亂。與此同時，它將開庭並對政府當局的行為進行司法質詢。法官們意識到，隨著麵包價格一漲再漲，公眾的喧囂很容易超出任何人的控製。不過，10月間外省高等法院的回歸沒有引起像巴黎一樣的大**。慶賀受難“元老”們官複原職的篝火、煙花在愉快的氣氛中熄滅，遊行也隨之結束。高等法院恢複之後要注冊的第一項法令就是召開三級會議，內克為了進一步樹立民眾信心，把該項議程提前到了1789年1月。
所有高等法院都毫不猶豫地進行了注冊，畢竟這是他們呼籲了一年多的事情。但巴黎法官們仍對政府的真正用意疑慮重重。他們記得，布裏耶納曾於7月在確保國王地位的前提下，邀請所有人提出關於組織三級會議的意見，但現在擺在他們麵前的法令對會議組織形式或選舉方式隻字未提。很多人懷疑，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像省議會一樣溫馴的架空機構。高等法院宣稱，按照他們的注冊規程，所有希望專製的願望都應被扼殺在搖籃中，三級會議的組織形式應該和最近一次先例一致，應該“按照1614年所遵循的形式召開”。
1614年那屆並未取得多少成果的三級會議分別在三個人數相當的會議廳中舉行，三個廳分別代表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他們分別投票，並按等級計票。人們呼籲了18個月的三級會議，卻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或者覺得這值得研究。幾天之後，大多數人才知道三級會議的情況。而一旦人們知道了，如果確實按照1614年的形式，那麽它的意味顯而易見。無論是人數比例還是占國民財富比例，教士和貴族代表都大大超過其應有份額。他們聯手一定能夠勝過第三等級。
在1778年或1787年建立的外省議會中，沒有一個是按照1614年的組織形式召開的。在這些會議中，第三等級的人數翻番，並且按照人頭計票。即便是古老而活躍的朗格多克三級會議也將第三等級代表人數翻番。而人們頭腦中最鮮活的例證是夏季以來的多菲內三級會議。在幾個省區，反對拉穆瓦尼翁政策的貴族們想要恢複失落已久的省三級會議。事實證明，麵對專製主義，三級會議是比高等法院更有效的盾牌。“拋瓦日”之後，多菲內的106名貴族聯名向國王遞交請願書，要求恢複省區代議機構，他們發現自己得到了格勒諾布爾市三個等級的支持。在這場城鎮運動的非貴族領導人——穆尼耶法官和年輕的新教律師巴納夫的推動下，人們同意召開一個全省代表大會。他們於7月21日在維吉爾的一個貴族公寓聚集，要求召開全國三級會議，讓高等法院重新開放以及恢複省內的三級會議。維吉爾會議中，第三等級代表人數遠遠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人數總和。與會者都同意，在恢複後的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代表的人數規模應該是其他兩個等級的兩倍，所有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並按照人頭計票。8月2日，急於得到支持的布裏耶納同意恢複多菲內省的三級會議。可想而知，沒有三級會議的省份也會提出希望得到相似的待遇。但布裏耶納在下台之前隻有時間推進多菲內一省的進程，他宣布讓該省三個等級召開會議，為重建後的三級會議起草一個章程。此次會議於9月5日在洛曼召開，與會者在月末拿出了一份計劃，內容就是將維吉爾會議的全部原則變成現實。這顯然就是全國三級會議的模板，而它旁邊則是不合時宜的1614年模式。到了10月初，巴黎的小冊子已經在竭盡全力指出這一點。
內克沒有阻撓它們，他在就職不久之後就釋放了所有在押的記者，這些記者在布裏耶納時期因為撰寫反對國家大臣的短文而被收監。內克還表示，自己不會對報刊出版業施加以前的控製。他堅定地相信，公共爭論範圍越廣泛，他在最後決定三級會議形式時就越不受拘束。但他沒有料到高等法院會橫加幹涉，並且他極不願意高等法院在這個問題上占據主動。這就是為什麽內克會在10月5日宣布重新召開顯貴會議，讓顯貴們在相關問題上給國王提建議。但結果適得其反，公眾熱情變得更加狂躁，所有接受過教育的人都在關注同一個問題：什麽樣的方式能最好地代表國民？而自從高等法院極力支持1614年模式之後，這個問題就成了辯論的焦點。從一開始，非貴族群體就明顯不能接受：適用於多菲內省的東西為什麽會不適用於整個國家？高等法院真正的居心何在？它是不是想要確保前兩個等級的不平等特權，同時讓人數最多、最具活力的國民群體在政治上永遠臣服呢？卡隆在1787年3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煽動不起來的敵視“特權等級”的情緒此時開始萌發，而11月6日顯貴會議召開之時，很多顯貴都保持著高度警惕。高等法院的法官們在前不久還是國民英雄，現在卻備受敵視和懷疑，而且所有為1614年模式說話的人都遭到同樣看待。現在，似乎出現了一種全國性的共識，那就是支持第三等級代表人數翻番，按人頭計票。
並不是所有的貴族都反對這一主張。事實上，在顯貴會議召開期間，一個主要由貴族組成的群體就已經在努力促成這種共識。內克撤銷的另一項布裏耶納禁令是對俱樂部的禁令。從9月到10月，巴黎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在11月早期，一個極為高貴的俱樂部開始在阿德裏安·迪波爾的官邸集會，主人迪波爾法官是高等法院激進派的領頭人物之一。這就是後來的“三十人委員會”，但其實際成員人數接近60人。他們都是巴黎法律界、文學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精英，其中包括5位大貴族、24位法官，還有諸如拉法耶特、數學家孔多塞和巴黎法庭著名律師塔爾熱一類的名人。塔列朗也位列其中，他剛被任命為歐坦主教，還有米拉波，他將這個委員會稱作“紳士的陰謀”。十分之九的俱樂部成員都是貴族，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維護貴族利益，而恰恰是反對1614年模式和各種各樣的特權。米拉波在8月份寫道：“向特權者和特權開戰，這就是我的座右銘。特權在對付國王的時候很有用，但對於國家是可鄙的，除非擺脫了特權，否則我們的意誌將永遠得不到任何公共精神的支持。”[2]於是委員會開始有意利用社會焦慮和資產階級的憤懣，竭盡全力激起公共精神，富有的成員們出錢讓人代為印刷小冊子，在首都和外省分發。中等階層的人們看了之後開始相信所謂1614年模式其實是特權等級壓製他們的陰謀。最典型的是來自沙特爾的沙龍常客西耶斯修士的《論特權》一書，他在書中譴責特權是寄生物，造成社會分裂，給人們帶來不勞而獲的幻象，其暗指特權被貴族和教士所壟斷，實際上這本書造成了不小的誤導。與此同時，三十人委員會還在省區周邊散發請願書範本，以便市鎮以此為基礎向內克提出申請，要求加倍第三等級代表人數和按人頭計票，到了11月，一個全國性的請願運動已經初具規模。全國各城鎮政府都感受到了來自資產階級的巨大壓力，因為後者常在當地的文學俱樂部和議事圈子裏討論問題以及協調行動，他們號召組織城鎮會議向國王施壓，呼籲第三等級的平等代表權。截至12月末，各地遞交上了800多份請願書。事實證明這類活動都是“自加速”運動，很快就會超出各類社團的控製能力，例如曾經耗費眾多精力集中催化這些活動的迪波爾的社團。一個匿名的巴黎通信記者在11月24日發往波蘭的信中寫道：“人們隻談論一個話題，那就是第三等級的要求；隻寫一種東西，那就是關於三級會議組織形式的小冊子。”[3]
11月6日，第二屆顯貴會議就在這種背景下召開了。預計會期本來不長，但在公眾群情高漲之中，會議一直到12月12日才結束。相比1787年的顯貴會議，本次會議新添了幾個成員，但他們並不能改變該會議總體上的貴族特質。內克對其提出了54個有關三級會議形式的問題，但迄今為止公眾隻對兩個問題感興趣。在國王兩位長兄普羅旺斯公爵和奧爾良公爵的領導下，一批迫切希望獲得公眾支持的會議成員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勸說顯貴會議拒絕1614年模式。但大多數與會者似乎被9月以來的民眾**嚇壞了，他們擔心如果廢除了1614年模式，教士和貴族就會陷入困境。隻有33名顯貴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級代表的人數，另有111票反對。確實，公開反對按人頭計票的隻有50人，但沒人投票表示支持。大多數人覺得三級會議召開之後會自行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屆顯貴會議中的每句話幾乎都立刻被傳到了外界，而早在散會之前該會議就被譴責為特權等級的喉舌，即便顯貴們一致重申1787年關於財稅平等的承諾，也無人為之感動。顯貴們的會議會期如此之久，唯一的成果就是使來年1月份的三級會議無法召開。在人們懷疑三級會議是否真能召開的氣氛中，三級會議被推遲到了4月或5月。
在不太可能被說通的巴黎高等法院裏，1614年模式的反對者們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迪波爾和德普雷梅尼在12月5日精心策劃了一場遊說活動，而法院在經曆了一個夏天的流放後重回原位，也急於挽回自己的名望。最後在多數法官的勸說下，法院決定對自己在1788年9月25日發表的災難性宣言[4]作一些限定性的說明。它現在宣布，高等法院所說的1614年模式是指：選舉區應該按照舊的司法管轄區——大法庭轄區(法國北方稱為bailliages，南方稱為sénéchaussées)來劃分。但這項聲明背後的“勉強”多數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人們注意到，高等法院也並未接受第三等級的要求。更有甚者，在顯貴會議散會之後，7位親王中的5位聯名上書國王，請求他既不要批準人數加倍也不要批準按人頭計票。即便之前高等法院宣言的推手們產生了一些彌合性效果，現在這種效果也都煙消雲散了。親王們認為，有了財稅平等，第三等級就應該很滿足了。如果麵對公眾強烈呼籲的壓力，就滿足他們其他的願望，那就無異於打開了人們攻擊財產、財富和特權的洪閘。這將使國王忠實可靠的貴族階層完全崩潰。不過，國王還沒忘記去年夏天的“貴族反叛”之痛，在他看來，自己的這群貴族完全靠不住。他無視親王們的請願書(這封請願書印刷出版之後，又引起了新的一輪對貴族頑固立場的強烈抗議)，毫不掩飾地告訴高等法院，自己對高等法院關於公共事務的看法不感興趣，這是他和國民集體之間的事情。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個提示，即國王的仁慈天性會使他站在第三等級這邊。
到12月中旬，內克意識到此時必須作出關鍵性的決定了。與巴黎喧囂的公眾辯論以及滿天飛的小冊子不同，外省對於省三級會議的問題愈發糊塗。在這個問題上，內克明顯沒有前後一致的政策。大多數人希望在沒有三級會議的地方迅速建立起像多菲內省那樣的三級會議，而且大家普遍推測，全國三級會議的代表將由省區三級會議選出，因此省三級會議的形式就是極為重要的。但絕大多數貴族並沒有準備放棄按等級計票，即便他們接受第三等級代表人數加倍，而已有三級會議的地區則沒有放棄原有形式和程序的念頭。布列塔尼的每個貴族都有資格參加三級會議，而如果他們總是成百上千地參加，那當地的第三等級代表人數怎麽可能得到有效的加倍呢？所有現實的改革政策都意味著剝奪貴族們長期以來的政治權利。事實上，對於三級會議中自己代表不足的問題，除了貴族以外的其他布列塔尼人已經抱怨很多年了。他們看到，如果其他省都采納了維吉爾原則，那麽很明顯，他們的處境將更加窘迫。所以，在當局宣布將於1月召開布列塔尼三級會議時，人們在雷恩召開了市鎮會議，要求廢除省區中的一切稅務特權，並擴大第三等級代表的範圍。繁榮的商業城市南特走得更遠，它在11月4日發出呼聲，限製貴族和教士的人數，並要求前兩個等級提前接受這些改變，否則就要麵對第三等級代表的罷會。與此同時，政府已經批準了其他省份召開三級會議。多菲內遵循了9月洛曼會議製定的章程，因為隻有在這個省沒有嚴重的爭執。其他地方有代表特權的人則表現出維持特權的決心，即便要和自己等級的人鬧翻也在所不惜。在普羅旺斯、阿圖瓦和弗朗什孔泰，按照傳統隻有特定類型的貴族能夠參加三級會議，因此他們堅決阻止其他貴族參加，即使是為了選舉全國三級會議代表也不行。與此同時，他們也鄙視第三等級增加代表人數和公開選舉代表的要求。所以大失所望的群體不可避免地向政府投去了雪片般的請願書。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內克作出了關於全國三級會議的第一個重大決定。聖誕節的前一周內克都和國王待在一起，12月27日他發表了一篇題為《禦前谘議會的決議》的文件，終於對9月以來公眾辯論的核心問題作出了回答。全國三級會議中第三等級代表人數將會加倍，因此，顯貴會議的建議被拒絕了，而秋天以來形成的公眾壓力取得了勝利。顯貴會議還認為，某個等級的代表既不能被選入其他兩個等級，也不能由其他兩個等級選出，這一點也被內克略過了。一些第三等級的支持者對此表示擔憂，過分順從的平民會投票給高層貴族或教士候選人，使後者得以勝出。內克隻在一件事上照著顯貴會議的說法做了。他沒有承認按人頭計票，隻是表達了如下期望：在三級會議召開之後，代表們會達成共識，協商投票決定，這個問題必須由他們自由決定。通過這種方法，內克試圖既不疏遠前兩個等級，又和第三等級保持良好關係。這樣，對於他來說至關重要的名望就不會受損，但代價是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根本問題。在來年春天，所有選舉人投票的時候都很清楚，那些被他們選上的代表在考慮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首先麵對這個問題。
《禦前谘議會的決議》給選舉之戰的第一階段畫上了句號。在這段時間內，法國的政治氣氛發生了急劇轉型，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讓所有人為之震驚。自從1788年9月以來，公共輿論已經徹底分成了兩個陣營。在布裏耶納和拉穆瓦尼翁下台以及把內克捧為公眾至高偶像的過程中，反對專製主義的政治共識一度高漲，此時仍然存在。可是社會問題將憲政問題推到了幕後，在社會問題的層麵，人們的共識瓦解了。一直以來，資產階級是公共生活的旁觀者，而現在他們突然意識到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固定的角色，通過努力還能起到主導性的作用。但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心中暗藏的對所謂“特權等級”的不滿與敵對情緒完全宣泄出來，並被煽動起來。並非所有參與這場運動的人都是第三等級，比如迪波爾社團中的大多數成員。但在他們自己的等級中，這樣的人肯定是少數，而且在短時間內有這麽多人表現出反貴族和反教士的情緒，也使他們不會進一步推進自己的立場。恰恰相反，警覺的貴族和教士們竭力捍衛慣例和特權，而這些慣例、特權正是受過教育的平民最反感的東西。麵對特權等級的頑固態度，資產階級的憤懣有增無減。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冊子《第三等級是什麽？》中，資產階級的心理得到了最精彩的表達，書中論證：在一個組織結構合理的國家中，任何特權群體都沒有一席之地。第三等級，迄今為止什麽也不是，但實際上它應該是一切。西耶斯宣稱，國家就是生活在一部普通法之下的人們的聯合體，而按其定義，“特權”處於普通法之外。所謂的貴族階層是一種無所助益的社會等級、壓迫人民的篡權者，完全應該讓貴族作為第三等級代表參加選舉。西耶斯徹底拒絕相信貴族放棄財稅特權所表達出的善意，並指出了一係列他們尚未放棄的特權。他還建議，第三等級的代表一旦當選，就應該省去一切麻煩，直接將自己確立為代表全體國民的議會，不用理會另外兩個等級。確實，在當時將第三等級的事業形容為“國民的”是司空見慣的，而自從1771年危機以來，表示反對專製政府的“愛國主義”一詞，也開始被越來越多地用作第三等級目標的標簽。
自冬天以來，出現了成百上千本控訴特權等級的言辭激烈的小冊子，《第三等級是什麽？》隻是其中最具說服力的一本。某些省區的事態發展似乎正在證實這些小冊子最糟糕的預測。當《禦前谘議會的決議》傳到布列塔尼時，當地的第三等級代表正好趕來參加三級會議，他們迅速決定，除非另外兩個等級接受三級會議改革方案，否則就不參加會議討論任何問題。然而，以前所未有的人數參加此次重要會議的貴族階層也拒絕任何讓步與妥協。1月3日，一道王室命令傳來，宣布暫時休會一個月，以平息局麵。無比憤怒的貴族恨得咬牙切齒，在布列塔尼省各個主要城市發出充滿火藥味的譴責，並繼續進行之前三級會議的商議。由貴族主導的雷恩高等法院頒布命令，禁止不合法的市鎮集會，但遭到無視。而它最堅定的傳統支持者——城市中的法律學生也拋棄了它，轉而加入呼籲改革三級會議的活動之中。針對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富有的資產階級，一些貴族作出不明智的嚐試，為了煽起群眾對前者的仇恨，他們讓自己的轎夫、仆人和其他依附者組織示威遊行，反對改革。1月26日，一大群人在市中心集會，要求維持布列塔尼的憲政，降低麵包價格。他們遭到了一群愛國學生的攻擊，雙方爭鬥了數天。在戰鬥白熱化時，貴族們被圍困於會議廳中，不得不提起手中的劍，殺出一條血路，其中幾人被殺。這場騷亂到2月初基本平息，但三級會議成果寥寥，調和布列塔尼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希望**然無存。全國人民都看到了，貴族已經準備好用武力捍衛自己的特權，絕不會束手就擒。
在這幾個月中，第三等級的領袖已經出現。不過這是1788年11月以後的事情。最初，知名人物隻有格勒諾布爾愛國者——穆尼耶和巴納夫，而呼籲第三等級人數加倍和按人頭計票的活動必須由迪波爾社團中的城市貴族發起的。這樣的活動一旦發動，就超出了社團的控製，平民們開始為自己說話。他們撰寫小冊子，沃爾尼的期刊《人民哨兵》就有力地表達和強調了布列塔尼資產階級的不滿。在南方，多年以來因為被剝奪了民事能力，新教牧師拉博·德·聖-艾蒂安早已用筆作戰。同時羅伯斯庇爾也首次涉足政治，發出了他的呼聲——《告阿圖瓦省人民書》，呼籲廢除阿圖瓦三級會議被特權控製的腐朽結構。他們組織城鎮會議，向地方、省區和中央政府呈交請願書。在布列塔尼、南特和其他城市的愛國者們組織誌願者隊伍到雷恩與“殘酷之劍”鬥爭。在各地組織運動的都是律師。貝桑鬆一位心懷怨恨的貴族在信中吐露了心聲：“隻要絞死10個律師，弗朗什孔泰就會平靜下來。”[5]自第一屆顯貴會議以來，政府企圖震懾高等法院一直是憲政危機的核心議題，沒有一名律師會對此無動於衷。在三級會議的呼聲被采納之後，對於這些律師來說，三級會議的構成給了他們表述政見的良機。另外，第三等級中唯一有公共生活經驗的群體就是低級法官和律師，也隻有他們才能自信地大聲表達第三等級的想法。這類人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認可，並能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發揮作用。對於這些低級法官和律師來說，那些固守政治特權的貴族無異於他們在自己的律師生涯中遇到的貴族法官。這夥人驕傲自負，把持開庭審案，但這完全憑借出身和財富，他們本身沒有任何能力和學養。翻看18世紀後期的司法界記錄，我們會發現裏麵充滿了法官與律師之間、低級法庭和高級法庭之間的爭執與傾軋。以前，對於爭執所留下的怨恨，當事人隻能接受，因為這被認為是該職業不可避免的磨難，而現在，怨恨都浮出了水麵。在1789年春天的選舉中，這樣的敵對情緒得到了釋放的機會。
1789年代表的選舉製度極為複雜。1月24日頒布的選舉條例規定，最基本的選區應該是傳統的大法官轄區。不過，為了確保各選區人數大致相當，一些稍小的(或次級)大法官轄區被並到一起。還有其他例外，8個主要城市，包括裏昂、魯昂和巴黎，被賦予了獨立代表權。一些稍小的區本來沒有獨立代表權，但在經過請願之後也被賦予了此權利。而最主要的特例就是對一些三級會議省區的處理。和人們之前的期待剛好相反，1月24日的條例規定，省三級會議不會被用於選舉國民代表，這有效地平息了改革或恢複省三級會議帶來的**。不過政府為了慎重起見，還是給予了最近成立的多菲內三級會議選舉國民代表的權利，而嚴格意義上的另一個王國納瓦爾中的三級會議，也享受同樣待遇。[6]如果上次召開三級會議的嚐試不是以激烈爭鬥告終，布列塔尼也本應如此。在那之後，政府決定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級在大法官轄區內選舉代表，貴族和教士則在代表全省一、二等級的特別會議中選舉代表。
算上各種例外地區，總共有234個選區，每個選區的每個等級都有自己的選舉會。任何享有完全可世襲頭銜的貴族都有資格參加貴族大會，每個享有聖俸、身居聖職的教士也是如此。不過修道院和聖堂參事會隻被允許派出自己選出的大會代表。第三等級的人數眾多，使間接代表成了唯一的選擇。按照規定，每個年滿25歲的男性納稅人都有資格參加初選會。初選會以每100個家庭選兩人的比例選出代表，參加選舉會，後者再選出最終的第三等級代表。每個選區要為全國三級會議輸送兩名教士代表、兩名貴族代表和四名第三等級代表，而選舉會的主要作用就是選出代表。但按照傳統，選舉會還有義務起草陳情書或“訴苦清單”，用以指引代表議事。在第三等級中，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城市行業協會和社團法人都有資格遞交一份陳情書，並在當地選舉會匯總為該等級的一份總陳情書。在這個過程中，國王貧窮臣民的很多要求被不可避免地刪去了。在很多區，陳情書的最終版本顯然是根據愛國積極分子精心組合與設計的模板寫就的。但不管怎樣，對於這個在20世紀前歐洲獨一無二的民族而言，它的觀念與關注，還是在陳情書中表現出來。而在這個緊要關頭，對於每一個和當下嚴重問題命運相連的人來說，他們也得到了一個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期望的機會，而且他們也覺得自己得到了默許，這些問題必將被糾正，因此所有人都全力以赴，開動腦筋。1788年的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情形前所未有，但仍僅限於幾個主要城市，而起草陳情書吸引了全國人民。1789年選舉是歐洲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景象，能與其比肩的情況要到19世紀晚期才出現。
當時法國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影響其結果。米拉波在1月出版了《柏林宮廷秘史》，有流言稱，大臣們想利用這本書引起的外交尷尬阻止聲名狼藉的作者贏得競選。如果大臣們真是這麽想的，那麽他們顯然沒成功。無論如何，內克認為政府對選舉的任何幹預都弊大於利，將使本應建立於信任基礎上的會議產生嫌隙。但他立下的規矩本身對結果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們導致第一等級的選舉會被教區神父把持，排斥其他教會團體的成員，而後者恰恰是迄今為止壟斷著教會管理的人。所有的新貴族都無緣第二等級選舉會，因為他們的貴族身份還未變成完全世襲的。另一方麵，盡管大量血統純正的、寒酸的小貴族缺乏政治經驗，但他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先前的主導者，比如廷臣和高級法庭法官。而在第三等級采取的間接選舉體製中，農民、手工藝人和其他沒有閑暇時間的人都被排除在國民代表的選舉舞台之外，也就把當選的可能性留給了另外兩個等級。
全國三級會議將於4月27日在凡爾賽召開，政府也命令選舉在此之前結束。最後，三級會議在5月5日召開，而最晚的選舉直到7月下旬才結束。巴黎的選舉就是在5月結束的，稍晚結束的選舉都是因為內部問題的幹擾。不過，大多數選舉都在3、4月間成功舉行，而這段時間的背景是這樣的：小冊子的宣傳攻勢仍在繼續，嚴冬尚未退去，去年夏季的糧食歉收不可避免地抬高了麵包價格，人們的不滿正緩慢上升，伴隨而來的工業危機使失業人口數量劇增。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市集騷亂以及群眾規定糧價的情況，一些被懷疑囤積穀物和麵粉的糧倉、大商店、修道院和鄉村別墅也遭到了洗劫。普羅旺斯出現了拒繳什一稅和其他稅款的情況，馬賽的有產者也對當地政府的維穩不力極為憂慮，於是3月23日三個等級的選舉人聯手奪過城市管理權，建立了由富有居民組成的“愛國守衛者”組織。這個主意在未來產生了全國性的重大影響，不過在當時，很多人還是對推翻合法政府感到震驚。
不管怎樣，日常法律與秩序力量似乎還是能夠防止民眾徹底失控的，盡管時局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4月下旬巴黎出現的騷亂便是當時局麵的一個生動例證。4月21日，巴黎的60個區召開第一輪大會，選出首都第三等級選舉會的成員。選舉之後，人們興奮之情不減，促成了這次騷亂。在4月23日，當聖瑪格麗特區初選會正在討論本區陳情書的時候，牆紙製造商雷韋永指出，麵包價格應該降到日工資15蘇的工薪階層能支付的水平。雷韋永素以對失業者的慈悲之心聞名，但在當時高度緊張的氣氛中，他的話反而被誤傳為呼籲下調工資。而在另一個初選會中一位硝酸鉀製造商昂裏奧類似的呼籲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在接下來的幾天中，降薪的謠言傳遍了巴黎最東邊的聖安托萬產業區，27日昂裏奧的宅邸被憤怒的群眾洗劫一空。當局增加了駐軍，但第二天他們就被數千暴民淹沒了，後者洗劫了昂裏奧的房子和工廠，並砸毀了所有東西。一支人數眾多的法蘭西近衛軍分遣隊來到現場並開槍示警，在近兩個小時的騷亂之後群眾散開了，這次事件造成25人死亡和幾乎同樣多的傷員。謠言將傷亡人數擴大到了成百上千人，還包括更陰暗的陰謀論。這就是三級會議代表們抵達凡爾賽時所麵對的情形。鬧事者為國王、內克和第三等級歡呼，但在洗劫富有市民的財產時也喊出了“打倒有錢人”的口號，政府沒能及時阻止這些人，行動部署過於遲緩。對於代表們來說，首都巴黎肯定比他們的家鄉省區更讓人頭疼。
數月激烈爭論引發了人們的無限希望與期待，那麽這些被寄予厚望的代表到底是些什麽人呢？這場選舉產生出了怎樣的代表？第一等級的代表情況顯示，現有教會統治集團失敗了。303名教士代表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普通的教區神父，隻有46個主教。事情顯而易見，迄今為止控製著教會的貴族教士、大教堂教士和修士沒有得到他們下屬的信任。教士陳情書印證了這種情況，其要求包括提高津貼，廢除什一稅轉交製度，放寬教區行政職務的任職資格，由選舉產生的宗教大會管理大教士團、主教轄區和教會。這個結果讓第三等級的宣傳者們大為興奮，因為他們覺得這意味著三級會議中的教士們將會同情“愛國事業”。而第三等級並沒有注意到，教士等級在某些問題上還是很一致的，比如必須恢複並切實加強教會對教育事業的控製，繼續對“所謂的哲學”中不敬神的思想進行審查，限製新教徒所享有的宗教寬容。而作為承認財稅平等的回報，教會希望新體製能確立並加強天主教在法國的權威。相比教士內部關於教區神父地位的分歧，教士們對於上述問題的共識要重要得多，但在選舉的興奮氛圍中，大多數觀察者都沒能看到這種深層的團結，隻是隨著事態的慢慢發展，這種團結的重要性才顯現出來，這是之前人們未能預見的。
貴族陣營也是一樣，選舉結果排斥了該等級長期以來的領導群體。廷臣自認為能被自動選上。(多塞伯爵在2月19日報告說：“大多數離開首都的年輕貴族都野心勃勃地想成為偉大的全國議會的議員。”[7])一旦他們置身於久違的外省，處在地方的三級會議中，就會發現當地鄉紳對其高傲態度極為反感，總對他們提出尖刻的反對。他們通常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獲勝，盡管他們最後的表現要比主教們好，保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其中包括奧爾良公爵、三十人委員會的幾名成員如拉法耶特。在另一方麵，這場選舉對於高級法庭的穿袍貴族而言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這個驕傲、能言善辯並且自信滿滿的寡頭集團隻有23人成為代表，盡管像迪波爾、弗雷度和德普雷梅尼這樣1788年鬥爭的英雄也當選了。不過，粗野的鄉紳中被選上的人也很少，雖然他們在選舉會上頗為突出。322名貴族代表中最大的團體由世係久遠的外省家族子孫組成，他們居住在城市，並不貧窮，不過要說起政治經驗，他們唯一可以算數的，也隻限於參軍的經曆。和教區神父一樣，他們發現自己獲得了獨一無二的機會，得以宣泄幾代人的不滿和沮喪，很多貴族選舉會的爭執極為激烈。一些選舉會鬧分裂，同一個選舉會產生了分庭抗禮的代表名單，撰寫不同的陳情書。例如布列塔尼的代表不能在該省三級會議進行選舉，當地貴族對此極為憤慨，聯合投票抵製選舉，最終結果就是全國三級會議中沒有一個布列塔尼的貴族。
從貴族的陳情書能夠看出，他們的內部意見雜亂無章，唯一的共識是放棄所有的財稅特權。確實，隻有8%的貴族陳情書呼籲三級會議按人頭計票，但堅持要按等級計票的陳情書也才勉強超過40%，剩下的則做好了妥協的準備。接近40%的陳情書認為，應該按照貢獻和才能，而不是財富，授予貴族頭銜。但在其他的問題上他們都沒有共識。在三級會議召開之後，貴族代表會分成兩派，一派是少數的“自由貴族”，人數在90人左右，他們準備尋求和第三等級達成協議的方法，剩下的則是頑固的多數。自由派貴族大多更年輕、更都市化，見多識廣，也更有學問。但和他們的對手(指多數貴族)一樣，自由派也是從貴族階層中直接產生的。因此，麵對1789年的政治考驗，法國的第二等級其實頗為躊躇。他們準備好了進行變革，也渴望多方麵的變革，但對於自去年秋天擴散開來的敵意，貴族們還是感到很緊張。而且，貴族內部的矛盾不滿與拉幫結派遠比教士複雜，這導致了分裂，他們沒有像第一等級那樣可以依靠的共識與團結。盡管他們的財富、權力和地位總和極為可觀，但相比其對手第三等級想象中的形象，法國貴族實際上是虛弱的、缺乏組織和自信的。這種劣勢在去往凡爾賽的代表們身上顯露無遺。
與此相反，第三等級則明顯更加和睦團結。沒有農民或工匠能夠進入第二級選舉，而真正會去投票的少數(即便在巴黎，在大概5萬選民中，隻有四分之一的人行使了自己的權利)也都是接受過教育的，有閑暇時間，並且偏愛自己同類的人。參加二級選舉的人都要自付差旅費，更不用說最終被選到三級會議的人了。最重要的是，在競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不可避免地是進行過公共演說、主持過會議和起草過文件的人。其中，首先是律師和持官者，他們在1788年9月以來的公眾運動中尤其引人注目。當選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律職業資格，四分之一的人是律師或公證人，其中就包括巴納夫和羅伯斯庇爾。45%的代表(294人)持有可買賣的官職，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大法官轄區法院的高級法官，選舉條例還賦予了他們組織選舉會的權利。與之形成反差的是，隻有99名代表從事貿易或工業。內克允許選舉人選擇自己等級以外的人作為代表，這一決定的獲益者也隻有9人，盡管其中包括教士西耶斯和貴族米拉波。雖然第三等級代表團中有這兩人，還有在前兩年的鬥爭中在公眾麵前嶄露頭角的名人，比如多菲內愛國者的領袖穆尼耶、巴黎律師界的驕傲塔爾熱和像天文學家巴伊這樣的著名科學家，但是大部分代表在自己家鄉之外還是不為人所知，也沒有經曆過風浪。除了相似的社會、教育背景之外，他們都對按人頭計票和民事、財稅平等表示支持，這是最能使他們團結起來的東西。如果有人懷疑他們對以上原則的支持，那麽等到三級會議召開後不久，這種懷疑一定會煙消雲散。
5月5日，在盛大的慶典儀式中，全國三級會議終於開幕了。三個等級在前一天下午進行了莊嚴宣誓，現在他們走進了凡爾賽宮最大的大廳，按照先例，穿上了各自等級的服飾：教士穿著他們的祭袍；貴族則身著絲綢、佩劍、由金線縫製的馬甲，頭戴嵌有白色羽毛的帽子；第三等級穿著肅穆的黑色衣服。熙熙攘攘、充滿期待的人群前來圍觀這場典禮，也許任何開場演講都無法表達人們心中的希望。沒有人料到會感到無聊，這正是掌璽大臣和內克發言的效果。掌璽大臣的聲音太小，根本聽不見；內克本來有3小時的演講，講了半小時嗓子就啞了，剩下的由別人代念。盡管大家時不時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但演講中並沒有明確涉及那些牽動人心的話題。內克說三級會議不應為了財政問題而召開，但他在演講中一直強調的就是財政和預算。他承諾，王室和內閣大臣們將全力支持行政和司法的全麵改革，不過他也提示，作為以防萬一的手段，國王保留否決他不喜歡的政策的權力。在計票問題上他態度含糊。一方麵他建議大家就這一最重要的事務進行全體投票；另一方麵他也宣稱按等級計票也許更合適，而且無論如何，這件事情不能由任何政府權威決定，而應由教士和貴族自由地達成協議，放棄按等級計票。而在這之前，他們還要分開審查各自等級代表的資格。在三級會議召開的前一周，人們盛傳宮廷中存在一個由阿圖瓦伯爵和王後領頭的黨派，他們準備趕內克下台，這傳言絕非沒有根據。而更聰明的內克的支持者們猜測，在起草發言稿的時候，內克受到了束縛。但不論哪一方，大多數人都對內克的含糊其詞感到失望。極端者離開大廳之後決定，必須首先徹底解決代表資格審查的問題，否則一切免談。
真正的革命鬥爭此時啟動了。如果去年12月國王批準了按人頭計票，或者貴族和教士在三級會議一開始就同意一起審查資格，那麽一切還會井然有序，法律的鏈條還能完好無損。第三等級在“切斷纜繩”(西耶斯的說法)之前等待的時間之長，表明了來自法律界的代表們極不願意蔑視合法性。在不征求另外兩個等級意見的情況下，宣布自己是國民代表的唯一合法團體，無異於霸占了法律權威。他們也意識到，沒有回頭路了。這個決定是公開作出的，因為和教士、貴族不同，第三等級從一開始就允許觀察員在場，而且隨著局麵僵持不下，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人從巴黎跑到凡爾賽，旁觀其議事。這些看客中沒人支持貴族或教士，因為“平民”們每次表示強硬態度的演講都得到廣泛的掌聲。少數代表還堅守著達成共識的渺茫希望，每當他們呼籲謹慎和克製，都會引來嘲諷和噓聲。
阿瑟·楊在6月9日寫道：“我到羅亞爾宮去看最近有什麽新的出版物，並將所有出版物編目。每個小時都有新東西出來。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16本，上周29本……從門到櫃台都擺滿了書……這些書刊中的95%是歌頌自由的，大多猛烈抨擊教士和貴族……但羅亞爾宮的咖啡屋的景象更加讓人驚異，不僅屋裏坐滿了人，還有翹首以盼的人群擠在門口和窗戶旁，聚精會神地聆聽某個演說家的講話，演說家一般站在桌椅上滔滔不絕地向聽眾們發表演講。人們傾聽其發言時的期望之高，以及每當他們提議對現有政府采取更普遍的抵抗和暴力時，掌聲之雷動，令人難以想象。”[8]
也許有些事情仍可以想見，比如6月13日，當普瓦圖的代表點名時，三位教區神父遞交了自己的資格書，凡爾賽的興奮程度可想而知。這個舉動受到了極為熱烈的歡迎。教士等級內部的紐帶長期以來岌岌可危，現在終於斷裂了，在接下來的幾天中，又有16名教士脫離了自己的等級。但在點名結束之後，問題產生了：現在代表們到底在代表誰？很明顯他們代表的不僅僅是第三等級。西耶斯順著《第三等級是什麽？》一書的邏輯，認為他們已經是一個現成的代表全國國民的議會，很多直言不諱的代表也同意他的說法。但其他人害怕，現在與貴族以及大多數教士達成和解的前景尚未明了，而西耶斯等人的建議會摧毀現有的希望，6月15日西耶斯試圖與保留意見進行調和，提議把他們自己稱為“法國國民已知的並通過審查的代表議會”。接下來是兩天的辯論，其間還提出了更加冗長的大會稱呼，而議會旁聽席上的公眾已經表現得不耐煩了。這一切都對西耶斯有利，到6月17日，他覺得是時候提出自己一直期望的建議了。此時，絕大多數人都意識到沒有更合理的選擇了，遂以491票對89票通過了“國民議會”的名稱。就在這個眾人已經陶醉不已的時刻，一些頭腦冷靜的激進代表想得更遠。布列塔尼的代表領袖塔爾熱和列沙普利耶提議，宣布所有現存稅種非法，但在設計出新體製之前暫不廢止。如果國民議會中止，那麽它對現行稅種可以暫存的批準也隨之失效。其中的含義再明白不過了，卻得到了一致通過。國民議會正式以主權者自居，並呼籲所有的納稅人藐視任何試圖解散它的政府。現在麵對挑戰的不僅僅是另外兩個等級，王室權威也被扯了進來。就像第二天英國大使(一位公爵)向其外交大臣所匯報的：“一旦國王仍像以前那樣，準許第三等級繼續，那麽他離被後者支配的日子就不遠了。”[9]
禦前會議也沒能挽回這一切，內克整個周末都在煞費苦心地向公眾擔保，政府不會解散議會，他草擬的禦前會議計劃被修改，內克覺得自己有可能會受到牽連，於是有意高調地置身會議之外。當時，禦前會議已經開始被人們稱為“老古董”，而當國王以廢除6月17日決定作為會議開場白的時候，貴族們露出了笑容，三個等級中的所有愛國者都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事實上，國王提出的計劃頗有建設性，當時和後來的觀察者們都認為，如果這項計劃能在5月被提出的話，會受到普遍歡迎。國王一共作出了35點聲明，他承諾在未經三級會議同意的情況下，不再增稅或舉債，廢除或修改幾項不受歡迎的稅種，取消隨意囚禁、道路修築勞役和農奴製，並宣布在各省建立三級會議。但他也宣布封建權利是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而且僅僅敦促——而非命令——貴族和教士放棄財稅特權。而在說這一席話之前，國王首先宣布三個等級都是神聖的。他也確實勸告前兩個等級在一些共同相關的問題上加入第三等級一起討論。對於受自己選舉人委托覺得必須分開議事的貴族，國王希望他們不要如此敏感，因為所有的約束性選舉人委托都被宣布為無效。不過在所有和教士、貴族的特殊利益與特權相關的問題上，這兩個等級被賦予了一票否決權，而鼓舞了第三等級的市民觀察團也被排除在未來所有會議之外。當天，軍隊就圍在會議廳外，人數之多前所未有，國王以公然的威脅作為會議結語。他宣布，未經他的同意，三級會議一切作為均為無效。如果他們拒絕合作，他將獨自照料“我的人民的幸福”，將自己視為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接著他命令代表散會，並於第二天恢複分廳議事。
阿瑟·楊第二天記述道：“巴黎的**簡直難以形容，有一萬人一整天都待在羅亞爾宮……讓我驚訝的是，國王的提議遭到了一致鄙棄……這裏的人們氣憤無比，他們似乎拒絕任何妥協的念頭，堅持要求三個等級的結合……對於內克主動請辭的說法，他們也滿腹狐疑，他們似乎更關心這種事情，而非很多更加本質的問題。”[11]
激動的群眾也擠滿了凡爾賽的街道，他們衝進了王宮，沒有遇到任何軍隊攔截。而內克在現身之後，得到了群眾山呼海嘯般的歡呼，他也放出豪言壯語，說絕不會舍棄人民。但另一方麵，公開反對“愛國事業”的人遭到了圍攻、推撞，其寓所的窗戶也被砸壞。軍隊保護巴黎大主教逃過了絞刑，還吹噓說他們保護主教沒有開“不愛國的”槍。6月24日，巴黎兩個連的法蘭西近衛軍——就是他們在兩個月之前射殺了雷韋永風波中的鬧事者——拒絕履行維持公共秩序的職責。盡管愛國，一位焦慮的巴黎人還是在25日寫道：“誰能阻止混亂？警察既沒這能力，而且也不能依賴他們。”[12]
不過這些事件卻給國民議會帶來了勝利。對於他們的挑戰，國王回應不力。而群眾運動帶來的支持也非常管用，除了少數繼續獨立議事的教士之外，對於絕大多數教士，這些事件都構成了足夠有力的理由，6月24日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加入了國民議會。而自從6月17日開始，奧爾良公爵和其他少數貴族就在勸說其等級同意與第三等級一起審查資格，24日他們進行了最後一次徒勞的努力。第二天共有28名貴族出現在了所謂的“國民議會廳”中，另外還有四五十人即將追隨他們的腳步。顯然，國王不能再指望前兩個等級服從他了，而搖擺不定的法蘭西近衛軍也在暗示軍隊可能會失守。在這樣的情況下，國王最終屈服了。6月27日他致信教士和貴族等級的主席，命令他們加入國民議會。一些人感覺遭到了背叛，並試圖抗議，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很快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在這個消息公開之後，巴黎和凡爾賽都舉行了盛大的群眾慶祝活動和煙火表演。當國王和王後噙著眼淚出現在王宮露台上時，他們得到了群眾山呼海嘯般的歡呼。阿瑟·楊寫道：“所有事情似乎已經了結，革命結束了。”[13]
這次官員換血的時機挑得真是太糟糕了。每個人都被兩周以來的軍隊活動搞得心驚膽戰。而7月12日是周日，沒有人上班。而最關鍵的是，自去年夏天就可以預見到的食物短缺和高價正走向高峰。現在正是危險的夏季中期，原有的糧食庫存耗盡，新一輪糧食的收割時間未到。當然，內克是堅持穀物控製和麵包價格補貼的。整個春天，他都在努力進行一場注定失敗的戰鬥，即保持巴黎的低廉糧價，但這樣做吸幹了其他市場的供應，5月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在佛蘭德斯、阿圖瓦、皮卡第和諾曼底都出現了糧食騷亂。這些消息大大刺激了有良心的、自責的教士們，使其在6月離開自己等級加入第三等級，希望能夠采取一些應對措施。然而就是在各等級融合的時候，騷亂發生的地點逐漸向首都逼近，7月上旬人們聽聞裏昂抗議高糧價的騷亂極為嚴重，最後當地人摧毀了該市周邊所有的稅卡。7月4—7日，國民議會就穀物貿易問題進行了辯論，但未能達成一致結論，因為很多代表相信該貿易應該自由化，但考慮到群眾的情緒，不願說出自己的想法。同時，巴黎的麵包價格正逐漸升到20年以來的最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