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外省叛亂

盡管不少外省的聯盟軍參與了攻占杜伊勒利宮的行動，但是法國君主製的衰落主要還是巴黎公社起義的功勞。召開國民公會，為法國製定一部共和憲法，這一觀念也在巴黎各區萌生。因此可以理解，無套褲漢自視為新生共和國的保護者和守衛者，也覺得有權判斷什麽才是共和國應有的價值。因此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發號施令，這也就很自然了。國民公會坐落在巴黎，它沒有任何可以捍衛自己、對抗民眾壓力的武裝力量。1792年至1793年所有的軍隊都駐紮在邊境，而巴黎的國民衛隊已經不再是那支槍殺馬爾斯校場共和請願者的武裝力量了。從7月底開始所有公民都可以應招加入國民衛隊，這樣一來它差不多成了由無套褲漢組成的民兵隊伍。8月10日以後指揮巴黎國民衛隊的是釀酒工人桑泰爾，他在巴黎東部地區一直很活躍。在立法議會閉會前的幾周裏，麵對巴黎方麵咄咄逼人的態勢，孤立無援的立法議會隻得忍氣吞聲。8月30日它下令解散公社，宣布開始選舉，這是它企圖重整權威的唯一一次嚐試，但是很顯然沒有人理睬，議會的命令很快就被廢止了。在9月初的幾周裏，自稱代表國家良知的無套褲漢屠殺了首都近一半的監獄犯人，議會代表隻能坐視觀望，無可奈何。國家代表非常了解這群性情反複的嗜血暴民，而國民公會也不見得比立法議會更有安全感。沙博以前是名僧侶，他告誡他的代表同僚：“不要忘記，是無套褲漢推選你們當上代表的。”[1]有誰會忘掉呢!但那是否就意味著應該聽命於巴黎呢？代表們的意見分歧很大。在國民公會召開後曆時九個月的討論中，關於巴黎在國家事務中的地位一直是熱門話題。

帶頭詆毀巴黎的是那些曾試圖避免8月10日起義的人，還有那些在監獄屠殺開始的時候羅伯斯庇爾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裏索、韋尼奧，還有“吉倫特派”。吉倫特派曾是立法議會的代表，但是在國民公會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們。實際上，吉倫特派不是一個黨派，也從來不是一個黨派，隻有他們的敵人才會有意識地這樣看待他們；但是吉倫特派代表著外省的選民，在立法議會期間，最主要的幾個吉倫特派成員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樣，他們在羅蘭家中聚會，羅蘭依舊是內務部長。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盡管羅蘭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會上時常會嚴厲責罵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和公會裏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倫特派眼裏，這些人與九月屠殺脫不開幹係，是有陰謀的，他們靠著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奪取國家權力。公會召開伊始，這些人的陰謀就被粉碎了。因為比佐提議建立一支“外省護衛隊”，從巴黎以外的地區招兵，來保護國民公會。比佐是前製憲議會的代表，後來成了羅蘭夫人的情人。他問：“你們不覺得我們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軟禁了嗎？”[2]山嶽派譴責比佐的想法是“聯邦主義”，也就是說是破壞國家統一的。結果國民公會通過了山嶽派的倡議：共和國統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為比佐和山嶽派的兩個議案投了票，他們這樣做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他們不願意卷入派係鬥爭。這兩派的對峙既是人與人之間的，也是原則上的。“平原派”因其總是坐在議會大廳的中央而得名，他們不受坐在左邊的山嶽派和坐在右邊的吉倫特派的派係鬥爭的約束。不久，平原派便發現這兩派在任何一個議題討論中都會爭執不休。10月的大部分時間吉倫特派都在攻擊馬拉，巴黎選出了這樣一位支持屠殺的代表，也有點顏麵無光。馬拉反複提到獨裁者，吉倫特派很清楚，馬拉心中所指的人就是羅伯斯庇爾。10月29日，盧韋公開譴責這位意欲獨裁的“粗野無禮的蠱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議任何主張恢複君主製的人都將被判處死刑，攻擊的矛頭便轉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議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嶽派就想推舉這位臭名昭著而且頗有野心的親王登上王位。事實上與路易十六命運相關的任何事情都會激化兩派的分歧。山嶽派懷疑8月10日之前他們的對手其實想和國王重歸於好。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們沒有證據。羅蘭聲稱發現了鐵櫃，山嶽派便指控羅蘭偷走了與他朋友有關的文件，這類似於幾年前揭發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審判國王，山嶽派再一次要求議會討論關於1792年7月間波爾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宮秘密通信的謠傳。此舉的目的就是要讓吉倫特派曾提出的死刑問題需交人民批準的建議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區斷然決定國王應立即受刑，絕不緩期，吉倫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敗這一決定。山嶽派認為全民公決的做法無異於喚起內戰；而吉倫特派則回應如不讓所有外省一道來決定國王的命運，這本身就會導致戰火。代表也在討論吉倫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這爭執不休的兩派之間，投票的行為會給一名代表貼上永遠的政治標簽，這不僅會影響他在此後法國革命時期的各類事態中的命運，而且也會成為後世的大革命史學家分析的出發點。

戰事告捷，所有的衝突都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會受其影響。迪穆裏埃和現在的所謂吉倫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勝仗，吉倫特派也很高興。正是吉倫特派提出對那些同情法國革命事業的人表達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羅伯斯庇爾警告眾人通過暴力在國外建立自由體製，到頭來必然是一場空。然而布裏索出人意料地變得謹慎起來，他提出國王的死刑要緩期執行，這樣就不會和更多國外勢力結下梁子，但山嶽派嘲笑布裏索膽小怯懦，他們自己搶先提出要對英國、荷蘭和西班牙宣戰。處決了國王，也就等於向大半個歐洲的國家下了生死挑戰書，在此之後，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又展開了殊死鬥爭。現在山嶽派有了一名為了他們的事業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貴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聖法戈因為投票讚成處決國王而被一名貴族謀殺。他的遺體被安置在萬神廟，這裏是供奉國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傑尼耶夫教堂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安置聖法戈遺體的時候，人們正在討論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遺體搬出來，畢竟他是繼伏爾泰之後第一個安葬於萬神廟的人。現在雅各賓俱樂部已為山嶽派掌控，早在10月布裏索就被從這個曾讓自己輝煌一時的地方趕了出去，那些投票讚成全民公決審判國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趕出了雅各賓俱樂部。1月22日，羅蘭厭倦了無休止的對他的攻擊，提交辭呈，而山嶽派卻沒能把握機會，內務大臣一職從他們手裏溜走；但是山嶽派挫敗了建立外省衛隊的提議，也徹底否決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憲法草案，因為這個草案代表著聯邦主義，也會使行政權力陷入癱瘓。

總之，山嶽派覺得巴黎民眾會一直給他們撐腰；但實際上在審判和處決國王的鬧劇過後，首都民眾關心的是一日三餐問題。2月12日，公會聽取了巴黎各區派來的代表團的報告，他們要求對基本生活品實行普遍限價。請願者用“最高限價”來指稱他們的提議。公會的代表極為難得地取得了一致，全體否決了這項請願。他們認為幹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換隻會擾亂市場，並不能保證貨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們已經譴責過所有經濟控製的手段。即使是馬拉也宣稱最高限價的請願是一種危險的誤導，雖然他相信解決食物匱乏的唯一辦法就是把那些囤積居奇的人以及投機商人送上斷頭台。然而國民公會的代表必須想辦法應對首都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騷亂中，指券一直在貶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隻保有其票麵價值的51%，盡管如此，指券被強行規定為法國占領地區的法定貨幣。而另一方麵硬幣越來越稀少。1792年整個秋季，軍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購擾亂了許多基本物資的供給，與海上諸強國的戰事又導致了海路進口渠道的封鎖。西印度公司的產品遭受的打擊更為慘重，所有穩定的貨源都落入了英國之手。商品的價格能夠清楚地反映出破壞程度。到了2月，與1790年同期相比，糖的價格已經達到原來的兩倍甚至三倍，肥皂價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蠟燭的價格也在不斷飆升。正是因為物價的上漲，人們才會提出最高限價，2月22日與24日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價的請願。巴黎的民眾沒有得到答複，於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雜貨店和倉庫。領頭的大多是婦女，民眾像以前一樣，按照他們認為的合理價格給商品定了價，賣掉了那些他們搶來的東西，最後把賣得的錢悉數還給了那些倒黴的店鋪老板。但是明目張膽的打劫和偷竊行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顯，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讓暴力變得平常。2月26日桑泰爾指揮的國民衛隊奉命維護巴黎秩序，但是街頭的騷亂顯然讓公會心驚膽寒。吉倫特派譴責馬拉在背後煽風點火，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事。山嶽派則懷疑是魯策劃的陰謀，自去年秋季以來，魯一直在叫囂要像對待最後的國王路易一樣處置囤積商人和投機分子。讓·瓦爾萊是魯的朋友，每天站在公會院牆外的一個臨時演講台上對過路人發表演講，嗓門很大，他們被稱為“忿激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沒有什麽陰謀，但是衝突爆發的確滋生了陰謀論，在3月新生的危機中，這種陰謀論的聲音被迅速擴大。

國民公會決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礎上再接再厲，那些服役期滿的誌願兵需要替換，而此後的戰爭規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誌願軍。2月24日公會下令盡可能通過自願報名的方式，征召30萬士兵，但必要時也可以動用強製手段，各省定額分配。地方當局如果覺得合適，就用抓鬮的辦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過良好訓練、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這種讓人生厭的辦法已經禁行四年了，因此公會這樣的決定必然招致民怨，實際上它隻招募到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區，民眾的反對怨恨情緒更加強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發了民眾的暴力抵製，此後的幾個星期裏，這又演變為公開叛亂，民眾開始反對整個革命進程。旺代的農民更是不滿，因為當地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都被政府抓了壯丁，派去了戰場。農民和當局之間的衝突不斷，其實這些戰爭與他們毫不相幹。征兵的命令是由當地市鎮的資產階級官員頒布實施的，這些人因為公職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眾對這一點也很不滿。國民衛隊就是一夥身穿製服的資產階級，他們在駐紮的地方就地入伍，可以不用去前線作戰，但同時他們卻是強行拉壯丁的主要力量。農村年輕人和國民衛隊之間的衝突中也夾雜著騷亂。這些身穿統一製服、自詡為愛國者的人，強迫別人為他們打仗，這到底是些什麽人？就是他們，在1791年的時候，趕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強行安插新人；就是他們，在市場上買到了上等的教會土地；損人利己的城裏人總能從革命中得到好處，而周遭的農村和教會總在受罪。和平安詳的過去好像很遙遠了，那時候國王還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那時候教會還凝聚著人們的忠誠。在過去整整一年裏，法國西部地區到處都能聽到這種抱怨，無論是招兵，還是關於未宣誓教士的問題，農民和地方當局總是衝突不斷。8月10日革命後，雙方的情緒更穩定，共和國宣告成立後，國王成了那些愛國者反對派的新的焦點。1792年8月底，旺代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反對者，他們高呼“打倒國會，國王萬歲，貴族萬歲”。在這些騷亂中，貴族其實沒有起到什麽作用，到了1793年，叛亂分子才明確提出貴族做他們的領導，於是貴族們參加了西部的叛亂，但是在愛國者看來，所有的叛亂都是貴族領導的。

1793年3月在布列塔尼農村的很多地方也出現了暴亂，這些暴亂不僅僅是針對征兵。一名布列塔尼的煽動分子叫囂：“我們不交稅了，因為國王沒了，法律也沒了……讓國家見鬼去吧。”[3]但是與盧瓦爾河南部地區相比，布列塔尼有裝備更精良的衛戍部隊。隻用了一個月時間，暴動就被鎮壓下去了。按照2月頒布的法令，各區按照分配的定額，征召軍隊。所以反叛沒有終止，叛亂者反而更堅決，他們用遊擊戰的策略繼續鬥爭，這就是朱安黨叛亂，波及瀕臨英吉利海峽的數省，延續了十多年。而且在旺代地區，大批農民為愛國勢力集中的小市鎮提供補給，但當地的市鎮機關早已沒人辦公了。雖然上層不斷派來增援部隊，但是麵對迷宮一樣的農村地形，他們顯得束手無策。到了3月13日，叛亂者中漸漸出現了一些公認的領袖，其中有退伍軍人斯托夫萊。他指揮著一支萬人左右的部隊，擊退了前來鎮壓的有著絕對數量優勢的正規部隊。而且不久之後叛亂者就佩戴了聖心、十字架，還舉起保王黨的白色旗幟，他們的口號是：“國王萬歲!我們的好神父萬歲!我們要國王，我們要教士，我們要舊製度。”一名看到此幕被嚇得心驚膽寒的共和黨人說道：“他們就是要把愛國者趕盡殺絕。”[4]

到了3月的第二周，關於革命政府所麵臨的前所未有的抵抗的報告陸續傳到巴黎。恰逢此時，國外也傳來了壞消息，奧地利率先在比利時發動反攻，迪穆裏埃向荷蘭進發的部隊被奧軍從側翼包抄。迪穆裏埃堅持除非接到明確的指令，否則絕不撤退，但是一些代表從中嗅出了叛變的味道。因為迪穆裏埃戰功顯赫，吉倫特派一度很看好他。但是此時他的變節也結束了自己和吉倫特派的合作。3月8日有人在公會中宣布法軍部隊倉皇敗退，驚恐彌漫了整個巴黎。丹東得到了比利時戰況的直接情報，他呼籲巴黎的誌願軍趕赴北方前線，扭轉戰局，但巴黎並未因此恢複平靜，任何人都清楚記得去年九月誌願軍趕赴前線引發的監獄屠殺。巴黎的某些情況讓人相信是時候清剿這座城市裏那些潛伏在公會中的奸細了。一些區開始呼籲建立革命審判法庭，審理叛國賊，雅各賓俱樂部接受了這一提議。3月9日公會也接受了這一提議，並在同一次會議上規定選派代表趕赴各省，解釋並加速推行戰時的臨時措施，這些人便是“特派員”。當夜，一股武裝分子衝進一家發行吉倫特派報紙的印刷店，砸碎了印刷機，燒毀了副本。喬裝打扮的武裝分子好像是受到一個自稱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捍衛者指使的，他也是一名記者，名叫雅克-勒內·埃貝爾，他主編的《杜歇老爹報》在老百姓中很受歡迎。次日，這些人想要組織一場全麵的起義，希望國民公會逮捕所有有嫌疑的軍官、大臣和幾名主要的吉倫特派代表。瓦爾萊等忿激派也參與了這一活動。警鍾響起，城門關閉。但是公社拒絕參與，桑泰爾召集了9000名國民衛隊士兵來維持秩序。叛亂分子漸漸散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這樣的情況不是沒有出現過，他們可以利用民眾的力量清除國民公會中那些不得人心的代表。到目前為止，山嶽派還不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對付國民選出來的代表；而吉倫特派卻相信巴黎那些討人厭的代表已經再次卷入到一場要屠殺他們的陰謀中，而且這些代表也是這樣說的。吉倫特派擔心巴黎的威脅，這漸漸演變成一種十分強烈的信念。這本來可以理解，但結果卻是不幸的。

此後數周，吉倫特派一直都在痛罵這次夭折的起義，不放過其中每一個可恥的細節，而與此同時旺代和比利時的局勢日趨惡化。3月12日迪穆裏埃公開譴責法國對比利時的政策失誤，這引起了人們對他的懷疑。一周後，迪穆裏埃在內爾溫登吃了敗仗，人們更加懷疑他。戰役失敗的原因不是迪穆裏埃叛變，他卻因為這次失敗而叛變。他想要向巴黎進軍，重建1791年憲法，把年幼的路易十七扶上王位，但是他的部下不願和他一起行動。4月6日迪穆裏埃倉皇逃入奧軍陣營，而在此前兩周，他的不忠行為已是眾人皆知了。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不受這次危機的影響。吉倫特派因與這位叛國者牽連甚多，也遭到了人們的懷疑；像丹東這樣的山嶽派的主要代表還是不願意放棄最後一線希望，他力勸迪穆裏埃回心轉意，但徒勞無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牽連。但是應付危機的建設性意見還是由山嶽派提出的，雖然國民公會裏不少山嶽派的支持者已經作為特派員去了外省，仍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嶽派的舉措。新舉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國設立監察委員會，監控外國人和嫌疑犯的活動；新成立協調委員會，對備戰實行更有效的立法控製。

君主製瓦解後，行政權力歸屬到一個由各部長組成的委員會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與公會裏的某一專門的委員會之間又有點權限不明。1月1日治安委員會開始負責協調這些問題，但這個委員會龐雜臃腫，缺乏效率，同時3月的危機讓人們覺得有必要尋找一個更強有力的組織。於是25日在代表貝特朗·巴雷爾的建議下，由25名代表組成的救國委員會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員會的位置。巴雷爾總能天才般地設計出折中辦法，因此而聲名鵲起。4月7日救國委員會開始工作，成員減為9人，每月改選一次。巴雷爾被選入救國委員會，成為任職時間最長的委員，而羅伯斯庇爾懷疑委員會的價值，拒絕參選。在起初的兩個月裏，丹東作為委員會的智囊，力圖團結各方麵的力量，協調周旋，以期共渡國家危難，但他的苦口婆心沒有人願意接受。

山嶽派希望設立革命法庭，用於對付他們眼中一直在阻撓備戰的巴黎的宿敵。然而吉倫特派卻認為革命法庭是一把雙刃劍，正是他們在4月1日建議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權。做到這一點以後，對於他們來說攻擊那位最有影響的雅各賓派成員的道路就暢通無阻了，而一些山嶽派的同僚在較為冷靜的時候也覺得他是個負擔。此人就是馬拉。

4月5日，作為雅各賓俱樂部的主席，馬拉簽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護巴黎，抵禦公會中“該受天譴的陰謀集團”，試圖策反那些被吉倫特派視為自己擁護者的人。吉倫特派指控馬拉的行為是在侮辱公會，4月12日他們將馬拉告上了法庭；山嶽派的代表因為出巡外省，支持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倫特派的控訴壓倒性地獲得通過。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擊，巴黎有33個區作出回應，他們號召將包括布裏索、所有波爾多人和佩蒂翁——自從君主製垮台他就不再是激進分子了——在內的22名代表趕出公會。雅各賓俱樂部和公社都簽署批準了這個號召，旋即又收回，因為這項號召受到了羅伯斯庇爾的譴責，他不願看到國家代表受到威脅。無論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馬拉無罪，當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便被欣喜若狂的無套褲漢扛在肩上，抬回了公會。此舉意在標榜他們的勝利，他們已經報仇雪恨了。

在針對馬拉的指控中，有一條罪證是2月雜貨店遭劫的次日，馬拉在他主編的報紙上煽動民眾自行去懲罰那些囤積者和投機倒把分子。從去年9月之後，馬拉的報紙就改名為《法蘭西共和國報》。現在馬拉無罪釋放了，巴黎各區更是信心倍增，他們再次對政府施壓，以求解決經濟問題。其實在馬拉受審之前，他們已再次呼籲控製麵包和穀物價格，而吉倫特派譴責民眾不懂經濟學。2月份山嶽派還在捍衛自由市場，現在他們卻沉默了，這是個不祥的預兆。實際上，山嶽派在2月底就已經徹底改變了方針，支持限價要求，當時就引來國民公會的公共走廊裏的一片歡呼聲。4月30日吉倫特派宣稱議會駐紮在巴黎已經很不安全，需要將會址遷往凡爾賽。他們覺得如果強製推行限價，必將爆發經濟危機。這樣的事情在5月1日果真發生了。聖安托萬郊區8000名示威者圍攻議會，宣稱除非麵包的價格得到控製，否則他們就不離開。那天雙方僵持不下，誰也不肯讓步，由於政府害怕局麵變得不可控製，便於次日通過一項法令，為麵包和穀物限定了最高價格，而且規定地方當局在搜尋和征購糧食方麵擁有很大的權力，這項法令在第三天便頒布實施。山嶽派公開支持這項措施，這成為一個轉折點。他們認識到即便是在反對吉倫特派這一件事情上，要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也是有條件的。一名政治間諜在給內務部長的報告裏這樣寫道：“需要民眾，就不能和他們對著幹，雅各賓派很清楚這一點。”[5]

任何人都很擔心，即便在巴黎，征兵也很不順利，更不用說外省的情況，由此引發的騷亂範圍肯定不隻限於西部地區。弗朗什孔泰、朗多格西部和諾曼底這些偏遠地區也傳來了因抵製30萬征兵令而爆**亂的報告。更令人擔心的是春天一些主要的外省市鎮漸漸脫離了中央的控製。

在這其中，首先動搖的是馬賽，這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因為自1789年以來，這座地中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一直是激進主義的代名詞。無套褲漢依然滿懷敬意地記得1792年英勇好戰的馬賽聯盟軍挺進巴黎的情景。但是從很多方麵而言，馬賽的激進主義隻是少數生活在保守內陸腹地、精力充沛的活躍分子的作為，而他們的周圍都是一些不願將精力和財富浪費在愛國事業上的商人。這種孤立的境地使得當地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分子控製了馬賽的政治權力，1792年8月他們更是違抗立法議會，擅自將本省行政中心遷出艾克斯。就這一立場而言，他們一貫對富人嗤之以鼻，即使在西印度公司的騷亂以及與海洋諸國關係惡化威脅到城市商業基礎時，他們依舊如此。很多堅定的革命支持者都入伍參軍，離開了馬賽，這讓馬賽的雅各賓派更為焦慮，而保王派的陰謀又如漫天烏雲一般久久不散。巴黎成立革命法庭的消息傳來後，馬賽的雅各賓派認為這是他們成立自己的革命法庭的信號，他們也下達了全麵解除武裝的命令。因為各項革命監察活動的開展急需資金，他們便強製對富人征稅，而且將這一措施推廣到周圍的農村地區，並向內陸小城鎮中那些受困的俱樂部提供援助。馬賽雅各賓派的一名代表說：“資產階級就是繼貴族之後，最無情盤剝壓榨民眾的階級。”[6]但實際上局勢不久就明朗了，民眾想要團結在那些被雅各賓派激進分子認定為壓迫者的周圍，來反對雅各賓派。馬賽的32個區出現了聯合抵製運動。曾經作為雅各賓派陣營的各區議會，到了1792年冬天有不少碼頭工人加入，他們的生計問題受到經濟危機的威脅。在這一點上，批發商人情況一樣。所有民眾和商人有一致的目標，在他們看來這個城市遭受的磨難都是因為雅各賓派，這不僅是地方性的問題，更是全國性的問題。3月公會派來的山嶽派特派員抵達馬賽，認可了當地雅各賓派做的所有事情，結果激起了各區肆無忌憚的抗議。他們依照去年8月巴黎的模式，成立了一個核心委員會，防止武鬥進一步惡化。他們取得了成功。4月27日，在“一小撮紈絝子弟無法無天的日子該結束了”的呼聲中，[7]特派員代表隻身逃離馬賽，也顧不上雅各賓俱樂部裏的擁護者，隻能讓他們聽天由命。考慮到蒙特利馬爾的安全，特派員宣告馬賽已是反革命的城市。實際上這隻是派係之間的混戰，核心委員會用了三個多禮拜才將雅各賓俱樂部的成員全部逮捕。但是在巴黎眼裏，馬賽已經叛變了，已經支持聯邦主義，反對這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

的確，馬賽雅各賓派的倒台加劇了南部地區局勢的動**。激進派從去年夏天以來就一直控製著這片地區，但現在卻遭到了民眾的抵抗。而且同樣的情況也在艾克斯、阿爾勒和阿維尼翁等地方複蘇。在尼姆，兩個俱樂部一直都有摩擦，結果較為溫和的一派開始向本市各區尋求援助，以此來抵抗另一個漸漸向巴黎激進派靠攏的對手，5月20日尼姆市的12個區自行宣布進入永久會期。實際上，麵對從春天開始的這場全國性危機，整個南部地區的雅各賓俱樂部的極端作風在早已接受了共和國成立和處決國王的人中也激起了強烈的抗議。年輕的共和國經受著來自法國第二大城市裏昂聲勢最大、最具威脅的抵抗。

絲織業是裏昂手工業的基礎，革命爆發後，這一行業便陷入了危機，而1789年以後發生的各類事件更使其進一步惡化。絲織品本是奢侈品，但是那些革命前的老主顧很快就認識到炫耀在這個新時代是很危險的，因此絲織品的需求大幅縮減。戰爭也削減了海外市場的需求，同時薩沃伊供應的原材料也受到了影響。1792年控製巴黎的那些提倡艱苦樸素的共和派對奢侈品行業的困境深表同情。羅蘭遭到了山嶽派的指摘，1784年到1791年之間他生活在裏昂，也一直是這座城市的捍衛者，但即便如此，巴黎的激進分子也沒有多少人對這地方抱有好感。正如馬賽的局勢一樣，裏昂的地方顯貴都不願卷入政治混亂的新世界中，1792年9月的搶糧騷亂以及民眾的限價運動持續了一周未能平息，裏昂的市府官員信譽掃地，到了11月，約瑟夫·沙利耶領導的雅各賓派的積極分子趁機接管了地方政府。他本是一名手工業者，神誌有些錯亂。實際上，沙利耶領導的這夥人隻不過是照搬巴黎雅各賓俱樂部的那一套做法，想方設法要保證足夠的廉價麵包，但麵臨著缺錢與距離城市較遠的供給網絡破壞這些困境，此外還總有人說要為東南邊陲的駐軍提供充足的補給，所以他們的嚐試都失敗了。5月，巴黎頒布了最高限價令，但很明顯這份最高價目表無法在裏昂實行，因為這裏的麵包價格要比巴黎高出三分之一多，所以在整個5月，裏昂人都為基本物資的供給問題擔憂。5月21日局勢再度惡化，民眾洗劫了倉庫，一群婦女將軍需品搶出，按照她們覺得合理的價格拋售。於是，國民公會將派往阿爾卑斯山前線的軍隊調至裏昂，消息傳來，裏昂各區和市府馬上開始對峙。各區都很清楚，最後肯定由當地的雅各賓派控製軍隊，而到目前為止，他們還不能動用強製武裝力量。各區都害怕屠殺，如果屠殺發生，他們隻能調動歸他們控製的國民衛隊。5月28日羅訥-盧瓦爾省省府不顧裏昂市府的反對，對國民衛隊下達了戰鬥號令。第二天，國民衛隊襲擊了裏昂市政廳，推翻了雅各賓派主掌的市府。現在，裏昂也公開反對國民公會了。

與此同時，西部農村的騷亂也愈演愈烈。3月19日國民公會頒布法令，凡是持有武器的叛亂者一經捕獲，即判死刑。但叛亂者還是無所顧忌，他們接連攻下旺代省高地地區的數個市鎮，而且借每一次勝仗為他們的隊伍補充新鮮血液。1793年整個春天，大概有4.5萬人加入天主教和保王黨的軍隊，他們此時就是這樣公開稱呼自己的。而共和國眼下隻能征到1.5萬到1.6萬人的部隊來對付他們，而且其中有作戰經驗的成員很少，對於即將麵對的那種類型的戰爭毫無經驗。旺代軍能從本地獲得補給，而且一旦被發現，他們能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對“藍軍”(現在共和國的軍隊就叫這個名字)來說，唯一保險的辦法就是聚在一起，大部隊作戰。當叛軍來襲的時候，“藍軍”根本沒有辦法守住那些重要據點。5月25日豐特奈揚言要打通通往海洋的道路，因為從那裏他們能得到英國的援助。6月7日叛軍攻下了杜埃，向北一直推進到盧瓦爾河地區；6月9日他們抵達了盧瓦爾河，攻下了索米爾，趕走了巴黎國民衛隊的指揮官桑特爾，而桑特爾帶領一營的愛國誌願兵，在三周前才抵達旺代。

所以在1793年3月爆發的共和國的新危機，到了5月已經是十萬火急。各條邊界上的軍隊紛紛內撤，形成了一片新的內戰區域，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叛亂旺代”，公會漸漸失去了對主要外省市鎮的控製。巴黎政治家的對策無異於負薪救火，局勢繼續惡化。

在最高限價投票之後，巴黎馬上出現了一種支持吉倫特派的跡象，這出人預料。5月1日公社規定了一項特別的額外征兵令，招募士兵趕赴旺代參戰。這個命令嚇壞了那些有錢人，因為之前專門向他們征收的戰爭稅已經威脅到了他們的財產，更不用說那些包括最高限價在內的控製物價的措施了。這項稅是3月9日頒布的，但還沒有實施，由於得到國民公會裏佩蒂翁的支持，年輕的紈絝子弟控製了幾個區的議會，譴責公社的“群眾專製”。這群塗脂抹粉的紈絝子弟很討厭蓬頭垢麵的無套褲漢的政治作風，他們在香榭麗舍大街遊行示威，要求把馬拉送上斷頭台。在國民公會裏，吉倫特派發言人吵鬧著要譴責那些用來對付這些紈絝子弟的措施。山嶽派本來有能力贏得公會的一致投票，擊敗吉倫特派的辯才，但是越來越多的山嶽派，以及本來支持他們的代表都作為特派員出巡外省，也就無力還擊吉倫特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山嶽派最終改變了想法，打定主意要清洗公會。

這至少要從3月10日那次失敗的事件說起。3月29日來自27個區的代表在原大主教的官邸集會，討論一致行動來“拯救國家和自由”；4月15日33個區簽署了一份列舉最先要被清洗的人名名單。但是直到一個月後，他們才開始落實明確的行動計劃，而吉倫特派在幾個小時內便已經獲知了所有內情。5月16日他們在公會中譴責這些想要清洗公會的人。兩天後，人們呼籲如果國民公會在巴黎已經失去了自由，那麽有必要設立一個履行實權的“非正式的公會”，並遷往布爾日。最後公會同意設立一個十二人委員會，調查巴黎公社起義的活動。提出這個建議的是巴雷爾，而不是吉倫特派，但是5月20日出席公會的代表不多，選出的十二人委員會中有幾人是吉倫特派的，而山嶽派卻一個也沒有。委員會審訊市長帕什，調查各區的登記簿，四天後，終於找到了想要的證據。十二人委員會建議在國民公會四周增派駐防的國民衛隊，並在晚上十點關閉各區議會，另外下令逮捕那些被認為謀劃起義的人，其中包括瓦爾萊和埃貝爾。因為在一期《杜歇老爹報》上，埃貝爾用激烈的言辭煽動無套褲漢消滅吉倫特派“這群陰謀推翻公會的叛國賊”，公社派出代表提出抗議。伊斯納爾時任國民公會的主席，他言辭激烈，態度堅定，毫不理睬公會的抗議。伊斯納爾說：“如果這樣的起義一再爆發，那麽國家代表就會深受其害，我代表法國人，告訴你們，巴黎也會**然無存。”[8]馬拉抗辯說伊斯納爾簡直讓議會丟盡了臉，但是伊斯納爾毫不顧忌這份指控，繼續說道：“不久以後，人們就隻能沿著塞納河畔尋找巴黎的遺跡。”

這隻不過是危言聳聽，並沒有實際效果，但是這讓人想起了去年8月布倫瑞克的可怕威脅，巴黎人被激怒了。幾周來，吉倫特派都在暗示要動用外省的力量，報複巴黎對國民公會的攻擊。就在伊斯納爾慷慨陳詞之前，來自馬賽的一名代表就已經因為譴責山嶽派而被審訊。來自其他外省城市，諸如吉倫特派的大本營波爾多，以及裏昂等的不祥謠傳也開始傳到巴黎人的耳朵裏。這些抗議並不是由吉倫特派煽動的，但是這些衝突在巴黎某些區蔓延開來，另外起義者也相信他們的時間不多了。羅伯斯庇爾雖然很清楚威脅這些國家代表的危險，但他也認識到國民公會的僵局必須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打破。5月26日，在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庇爾“邀請人民”來反對公會裏的“腐壞代表”，他明確宣稱要用起義來對付這些人。所以他們首先要擺脫十二人委員會，緊接著在5月26日深夜，起事各區的代表在一場鬧鬧哄哄的會議之後，衝進了國民公會的會議廳，打成一片，沒有回家的少數幾名代表隻得投票解散了十二人委員會，他們也已經精疲力竭了。之前被逮捕的瓦爾萊、埃貝爾等人獲釋。兩天後，十二人委員會又複職了，但是當委員會無法審訊委員會主席的時候，馬上又被解散了。是否應保留十二人委員會的討論還在繼續中。如果繼續保留委員會的話，那麽其職責是什麽？當最後一場可怕的暴動降臨到他們頭上時，代表們還在討論這些問題。

暴動發生於5月31日的淩晨，瓦爾萊以坐鎮大主教官邸的起義委員會的名義敲響了警鍾。天剛破曉，起義者就已經解散了公社，又自行下令重建公社，關閉城門，搜捕嫌疑犯。前一天晚上，因為桑特爾不在，所以昂立奧擔任了國民衛隊指揮官一職。昂立奧先前是名文書，後來卻投筆從戎。在起義的這一天，無套褲漢沒有馬上響應戰鬥號令。不久後問題就清楚了，不管起義委員會和公社先前如何商量，他們在後續問題上的分歧都很大。瓦爾萊想要解散整個公會，而一些人隻是想要逮捕4月15日那份名單上的22名代表。還有一些人，包括公社的檢察官肖梅特在內，希望謹慎行事，他們隻是想要解散十二人委員會，恐嚇吉倫特派采取更溫和的措施。但是麵對聚集在公會外麵的民眾，受到恐嚇的代表的反應卻讓起義者失望了。他們開始調查這次起義，毫不費力就得到了一張訴狀，這樣就繞過了救國委員會，自己下達逮捕令。很明顯，他們感覺到了對立雙方內部的分歧，因此拒絕投降，還揚言威脅要外省來複仇。到了這個時候，羅伯斯庇爾才提出要彈劾那份名單上的人。起義者最後隻是解散了十二人委員會。

麵對挫折，起義委員會的決心更加堅定，他們要永遠趕走公會中的敵人。6月1日裏昂的雅各賓俱樂部被推翻，而洛澤爾省又發生了叛亂，旺代戰事失利。這些消息傳來，讓他們更加堅定不移。吉倫特派長期以來挑唆的外省複仇看似到來了。山嶽派覺得若要避免內戰，必須立即把那些煽動內戰的人趕出國家代表的隊伍。所以人們一致認為，要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再次對公會施壓，而那天正好是無套褲漢的休息日。周日清晨，公社派出代表，再次要求逮捕30名代表。當這份請願遞交到救國委員會時，又響起了一片歡呼聲，要求簽署關於請願的報告。這一次起義者部署了周密的計劃，爭取做到萬無一失。前一天晚上，昂立奧派了他的人，進駐公會周圍的幾個重要據點。國民衛隊大約有7.5萬到10萬人，另有數千名旁觀者也加入了守衛的行列。代表沒有任何機會逃出議會大廳，一些代表想要逃走，馬上被昂立奧和手持馬刀的衛兵攔住，隻得返回；巴雷爾拒絕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交出榜上有名的代表。但到此時，局勢已經很清楚了，除非公會投降，否則包圍公會的武裝力量是不會散去的，公會別無選擇。因此，當天晚上，公會下令逮捕29名代表——除兩名代表之外，剩下的都是4月15日名單上的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十二人委員會的成員。在同一份逮捕令上，還有兩名大臣的名字，此外羅蘭和他的夫人也是公社的目標。很多代表並沒有參與關於這份逮捕令的投票，顯然他們不願意被迫去威脅國家代表。像以往一樣，山嶽派更為現實，他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便投票讚成逮捕代表，希望能讓公會避免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麵。山嶽派清楚，從此以後，他們便是國民公會中無可爭辯的主宰者了。

趕走吉倫特派，既不意味著一派政黨的瓦解，也不是推翻政府的行動。但是旁觀者卻這樣看待問題，那時如此，後來也是。當他們試圖透過這番迷惑人的花言巧語和指摘非難來理解這些事情的時候，也就不會將清剿吉倫特派看成是瓦解政黨或是推翻政府的行為。政黨這個觀念和這一代人的思想格格不入，他們深受盧梭的影響，尋找代表盡善盡美的公共意誌。在皮特統治的英格蘭，雖然議會製傳統悠久，但是福克斯仍發現讓英國語文學會的大部分會員相信政黨值得尊敬，完全不同於鉤心鬥角、爭權奪勢的朋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吉倫特派和山嶽派都說對方是政黨，但這也隻是比較隨意的說法。盡管如此，兩派都會竭力否認對方的指控。在所謂的吉倫特派中，布利索、羅蘭和其他波爾多代表的朋友圈之間肯定有重疊，這毫不奇怪，但是他們之間卻從未有過一以貫之的合作關係，而且投票上也鮮有一致。隻有當吉倫特派中的22名代表上了清剿名單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才像是事先計劃好的一樣統一。吉倫特派的形成靠的是不妥協的革命精神：不管發生什麽，絕不損害1789年的各項原則，這才是他們的態度。正是出於這種精神，他們毫不在乎與整個歐洲為敵，而當戰火蔓延開來的時候，抵製限價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精神，因為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明白限價必然導致經濟災難。同樣他們堅持認為重大問題，諸如決定國王生死，必須征求全法國人的意見，這也是在堅持捍衛1789年的原則。總之，這種精神抵製了一個由九月屠殺的共謀者掌控的首都的獨裁統治。國家主權的代表們絕對不能受製於無套褲漢那種反複無常、凶殘暴虐的念頭，也絕不能聽命於像馬拉和埃貝爾這些總在迎合無套褲漢的嗜血成性、毫無責任的煽動者。

國民公會中不少代表也有同樣的觀點。局勢較為緩和的時候，這些觀點一般不會遭人譴責，但是現在不太平，而且肯定有很多實際情況是吉倫特派不願意麵對的。沒有了巴黎，共和國也就失去了根基，而國民公會本身也就不複存在。雖然掌控首都巴黎的那些力量令人討厭，但是議會隻有安安穩穩坐鎮巴黎，並和這些勢力攜手共事，才是明智之舉。對議會來說，還有什麽地方能比巴黎更可靠嗎？這就是山嶽派的立場。吉倫特派腦筋死板，不願妥協讓步，也不願審時度勢，從實際出發。山嶽派的核心力量是24名巴黎本市的代表，他們一直都比吉倫特派更像個政黨，而且在處決國王、頒布3月緊急措施、頒布最高限價，甚至減緩先前為了尋求自由而無限製向別國人民輸出援助的措施的這些重大問題上，他們常能爭取到國民公會中的多數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而吉倫特派唯有在大部分代表缺席的情況下才能取勝，故而這種勝利並不長久。雖然他們的口才遠勝山嶽派，但是很明顯吉倫特派沒有能力控製國民公會。

因此吉倫特派也不是一個政府，從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間法國並沒有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政府。行政活動靠的是內閣和國民公會幾個委員會之間的協作，而這些組織都不受吉倫特派或山嶽派的控製。但是就在同一時期，尤其是在1793年3月以後，政府的權力有了實質性的拓展，至少表麵如此。頒布征兵令、設立革命法庭、頒布最高限價法令、按照救國委員會的形式設立的戰時內閣雛形，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權力的拓展。尤其是特派員體製，從1792年秋天開始，政府不定期地向發生騷亂的地區派遣專員，1793年的春天，在41組外省中，這些專員成為常設機構，他們是由議會其他代表任命的中央權力的全權代表，負責法令的落實以及處理戰時的緊急事務。國民公會曾一次派出多達130名該類身份的專員代表。在這幾個月裏，這些人實際上是法國的治理者，他們由國民公會賦予全權，可任意使用。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回到巴黎時，他們會和山嶽派站在一條陣線上，外管省的經曆自然會強化這種傾向，因此到了1793年初春的時候，共和國倒有點像是山嶽派主導的政府。而隻有當這批代表出巡外省的時候，國民公會裏的吉倫特派才有點聲勢。吉倫特派的主要發言人被趕走並不意味著山嶽派就掌控了國民公會，隻是在審判國王以後，國民公會的控製權才有了明確的歸屬。

為什麽要將吉倫特派全部趕出國民公會呢？所有參與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的人並沒有一致的目的。無套褲漢的想法是不惜一切代價讓敵人閉嘴。在他們眼裏，這些吉倫特派將愛國的巴黎人說成是無政府主義者、嗜血狂、九月屠殺者，還三番五次地慫恿外省進軍首都，摧毀巴黎，自己絕不能向這些人妥協讓步。山嶽派則害怕如果巴黎再這樣內鬥不休，國民公會便會遭殃。瓦爾萊、魯以及忿激派並不信任代議製的政府，他們不斷地重複這種觀點。因此，直到最後一刻，丹東等主要的山嶽派還在懇請吉倫特派停止攻擊巴黎，也不要煽動他們背後的勢力。此外戰爭還在繼續，而且不太順利。此時並不是煽動外省複仇、挑起內戰的有利時機。如果吉倫特派願意解散十二人委員會，那麽起義可能就失去了借口，不少人的確是這樣想的，而且也產生了這樣的期望。但是吉倫特派不願妥協，雖然他們和巴黎的矛盾還沒有危及公會的存在，但已經使所有的公共事務都陷入了癱瘓。公會裏大多數人是實事求是、經驗豐富的，麵對這樣的威脅，雖然勉強，但也決定犧牲一些同伴。這樣的選擇到底利大還是弊大，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清剿吉倫特派的消息對波爾多的打擊好像最大。深受加勒比海動亂和英國封鎖的雙重困擾，數年前還是歐洲第二大繁忙港口的波爾多已經沒有理由再接受革命的進程了。然而，1791年吉倫特省已經派出了一批頗有口才的激進分子前往立法議會，像韋尼奧、讓索納、加代，兩年後這些人又當選為國民公會的代表。波爾多也不乏支持山嶽派的人，他們的據點就是與巴黎的雅各賓派有密切聯係的國民俱樂部。但是控製波爾多政治生活的卻是與雅各賓派作對的自由之友俱樂部，在這裏吉倫特派的代表掌控了政治先機，他們的原則是“堅持和強化憲政與自由，討論所有與公共福祉和社會安定相關的問題”。[9]波爾多有28個區，其中大部分為自由之友俱樂部所控製。1792年的整個冬天，自由之友與他們在巴黎的代表來往密切。1793年3月他們甚至成功關閉了國民俱樂部，早在1月份時，他們就在商量要往巴黎派駐外省聯軍，以確保公會不受侵害。5月5日，韋尼奧萬不得已，才接受最高限價，他認為是時候采取正麵行動了。他寫道：“吉倫特的居民們，站起來吧!國民公會勢單力薄，就是因為沒有人支持它。支援它吧，抵製所有威脅它的複仇怒火吧……機不可失。拿出你們的力量吧，平息內戰，讓和平重新降臨。你們偉大的榜樣必為後人敬仰，美德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10]波爾多各區作出回應，準備將國民公會從那令人恐懼的威脅中解救出來。但是與馬賽和裏昂的情況有所不同，直到6月2日清剿吉倫特派的消息傳來，波爾多才采取行動。在清剿的名單中，有5名是波爾多的代表。即便到了那個時候，仍需來自別處的報告和采取集體行動的催促，他們的作為才不僅限於口頭抗議。6月7日當地成立了“救國民眾委員會”，宣告波爾多背叛了那個內訌紛爭的國民公會，直到所有被清剿的代表複職。委員會反複在市民中散布反山嶽派的宣傳，同時也向那些他們認為已經做好反抗準備的城市派駐代表，這其中包括那些因反對巴黎統治而成名的城市。他們帶去的信息具有兩麵性：一方麵，他們敦促外省應該聯合推選布爾日作為非正式國民公會駐地，這個建議是吉倫特派代表在被壓製前提出來的；另一方麵，他們強迫所有不承認被清剿的國民公會權威的地區征召誌願者，進軍巴黎，恢複憲政政府。因為得到密報會得到軍隊支持，他們很樂觀，以為能召集8萬人。6月14日當地宣告成立外省聯軍，其中有來自吉倫特的1200人。

其他南部城市此時也被卷進來了。6月11日蒙彼利埃所在的埃羅省省議會下達征兵令，進軍巴黎。雖然圖盧茲和格勒諾布爾兩個城市都靠近敵軍襲來的邊界，但憂心忡忡的地方市府最後都拒絕了成立布爾日公會以及外省聯軍的提議。土倫在聽到6月2日的消息之初還是很平靜的，但是到了7月中旬就爆發了針對國民公會權威最危險、也可能是最持久的挑戰。馬賽也一樣，1792年夏天以後土倫也由親山嶽派分子控製，7月他們屠殺了一批地方官員，控製了這個地方。這些人上台並不是各區的功勞，因為自1792年秋天各區就已經不再集會了。但是臨近馬賽的幾個區在1793年春天成了推翻雅各賓派的排頭兵，土倫的反雅各賓派也組織了要求重開區議會的運動。與大英帝國及西班牙的戰事讓土倫的港口工人苦不堪言，他們和來這兒務工的外地人已經沒什麽兩樣，而且他們的工資是用指券支付的。此時指券一再貶值，所以他們普遍對國民公會失去了信心。和馬賽的碼頭工人一樣，在當地顯貴與雅各賓平等派的衝突中，他們就是現成的後備力量。如果雅各賓派想要動用武力，阻止重新召開區議會，隻會讓人們把他們視為去年夏天的暴徒。所以不管用什麽辦法，雅各賓派總歸要倒台。7月13日土倫各區重新開始集會，7月14日選出了一個全體會議，協調各區的行動。三天後，總委會關閉了雅各賓俱樂部，逮捕了主要成員，隨後解散了市議會。土倫像馬賽一樣建立了人民法庭，一個夏天就判了30多人死刑，其中大多數是有名的雅各賓派的支持者和活躍分子。7月15日總委會甚至逮捕關押了兩名特派員。與其他南部叛亂城市不同，土倫的宗教活動有了複興，而且背後有市府當局的支持，但是叛亂的社會原因和其他地方沒有區別。8月恢複的各區宣布：“我們想要享受我們的財產，我們的自由，以及我們在和平時期辛苦勞作的果實，但是那些一無所有的人讓這一切都成了泡影。”[11]不是所有反對雅各賓派的叛亂都發生在盧瓦爾河以南，地處邊遠、靠近瑞士的汝拉省也是成立外省聯軍的地區之一。臨近的幾個省紛紛效仿，盡管他們醞釀向遠方的巴黎進軍的計劃根本沒有實行。布列塔尼和諾曼底違抗中央行動的爆發更有威脅，因為這兩個地方離巴黎更近，離旺代保王黨的叛亂地區也更近。直到5月25日，在雷恩開會的伊勒-維萊訥省省總委會宣布它希望存在的是一個統一的共和國，“而不是羅伯斯庇爾，也非葛瓦代，不是丹東，也不是讓索內；不是山嶽派，也不是平原派；不是詆毀神聖的人民代表的任何派係朋黨”。[12]

然而，雖然聯邦黨人看起來是要瓦解這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不論是哪裏的叛亂者都認為巴黎賄賂拉攏其他地區當選的代表，分裂共和國。1789年的革命曾經是反對集權的，而集權是波旁王朝的手段。1791年憲法未能掃**專製，國民公會便由此而生，宗旨是要強化，而不是放棄1789年的原則，尤其是應賦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權力。但實際上被派往外省的特派員盡管代表著體現國家主權的國民公會，但其權力很大，成了新的督辦。而國民公會也隻不過是巴黎各區大批“嗜血者”“無政府主義者”的人質。如果“聯邦黨”願意分離共和派，保王黨是很樂意助他們一臂之力的，但“聯邦黨”並不是這樣想的。正如西南地區的一名指揮官在6月5日報告波爾多局勢時說的：“我覺得這些人好像不想卷入巴黎人的事情，他們更像要捍衛自己的自由，捍衛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富裕……他們不想要國王，他們想要共和國，但那是一個富足而安詳的共和國。”[14]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共和國就能免於戰火，聯邦黨人不隻是對在無套褲漢掌控下當選的代表不滿，他們更不滿於政府在那年春天財政匱乏時期采取的措施，盡管任何政府都可能這樣做。征召並強化警力、控製市場、強行借貸等措施，不管是已然落實的還是政府揚言要采取的，在多年的動**之後接踵而至，而這些動**之所以被容忍，僅僅是因為人們對安寧的幻想。各個邊關要塞則屢遭敵軍騷擾。不管會遭受什麽損失，和一無所有的人比起來，有錢人總能熬過這些劫難；但是1792年夏天之後，積極公民和其他公民之間已經沒有區別了，這似乎把在緊急情況下強化的權力交到了那些最沒有財產可以失去的人手中。馬賽、裏昂和土倫被圍困的雅各賓派都相信隻要威脅有產者，就可以維持君主製垮台後得來的權力，這實在很草率。同樣，他們也希望得到山嶽派的支持，並且相信這一定能實現。但同樣肯定的是，那些反對派的人必然轉而反對另一派。雖然富人用行動作出了表率，但這並不是他們的專利。沒有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聯邦黨”根本不可能掌控局勢，隻不過是曇花一現。對老百姓來說，雅各賓派帶來的就是動**不安，通貨膨脹，以及物資短缺。對於這些，百姓當然心懷不滿，怨聲載道，實際上巴黎的無套褲漢也是一樣，這實在很具諷刺意味。與旺代和布列塔尼的農民比起來，他們也不見得就願意披甲上陣，去和那些毫不相幹的敵人作戰。更有意思的是對於他們支持的抵抗運動來說，這種消極態度是致命性的。“聯邦黨”最慘痛的失敗是外省聯軍的悲慘經曆。如果說在馬賽能召集到一支3500人的隊伍的話，那麽波爾多頂多能征到1200人。第一批布列塔尼誌願軍在抵達卡昂，於村莊行進時，本想吸收一支諾曼底的隊伍。結果願意繼續前進的隻有17人，而菲尼斯泰爾省的部隊幹脆就打道回府。而且那些誌願入伍的人也基本不願意離家很遠。馬賽軍隊從來沒有走出過阿維尼翁，波爾多軍隊也不是向巴黎進軍，反倒向南挺進，最後在加龍河以北20裏的葡萄園紮下營寨。布列塔尼和諾曼底的聯軍情況稍好，7月8日部隊離開卡昂，7月12日途經埃夫勒時還有2000人準備向塞納河進發，但是第二天他們在布雷庫爾一聽到國民公會軍隊的槍聲，就夾著尾巴逃走了。他們一路潰逃，直到卡爾瓦多斯省才停住腳步。

叛軍內部不和，而且沒有統一調度，對於山嶽派來說是很幸運的，因為即便是在巴黎本地，6月2日政變後的數周也非常混亂。幾乎所有人都決定清洗國民公會才妥當，不少代表盡管與這一事件沒有關係，但還是在與其選民的通信中對此加以譴責。6月6日和7日兩天，曾有75名代表簽署了一份秘密抗議書，而這份抗議書此時又成了指控他們是吉倫特派的罪證。其中有29人被捕，但是對他們的看管並不嚴，與此同時國民公會正在決定該如何處置這些人。這兩點都說明公會的代表其實不願意把這些人當成罪犯，隻是在一些人逃走後，才加緊了看押。但在發動5月31日起義的激進派看來，公會這種縱容姑息的態度可能是種陰謀。而一旦摘得勝利果實，山嶽派馬上要和之前的戰友劃清界限。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山嶽派又怎麽可能成功呢？所以起義的激進派更是覺得其中另有蹊蹺。6月3日開始，救國委員會一步步無情地削弱起義各區組建的中央委員會的獨立性，6月8日後者被並入一個由指派的省級當局牢牢控製的機構，變成了一個為各省合法當局牢牢控製的組織。同時，山嶽派準備根除那些還想再來一次激進革命的派係力量，比如忿激派。就在6月2日，趕走吉倫特派的前一天，國民公會投票通過建立“革命軍”的若幹規定。這不是軍事手段，早在4月份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來過，而此後巴黎各區也就這個問題進行過幾周討論。這種性質的軍隊本應該是愛國者——也就是無套褲漢——用來維持治安的隊伍。他們被派往鄉下，以及其他需要他們的地方，搜捕叛徒、囤積商人、溫和派、對革命不關心的人以及其他各類疑犯，並加以懲治。在6月1日，國民公會還投票通過了另一項規定，即在每天下午討論憲法，直到憲法草案獲得通過。代表們態度堅決，進展順利。因此6月10日他們便通過了一份想要贏得巴黎以及農村地區支持的草案。這份草案廢除了孔多塞在2月份的時候提出的旨在平衡製約選舉的各項限製，其實這些限製一經提出就引發了激烈的討論。1789年體製的基本特點是分權以及極端地去中心化，現在這些也被拋棄了。1793年憲法確保的是一院製的立法機構，該機構每年由具備投票資格的成年男子直接選出，然後它再選出行政機構。1793年憲法以一部權利宣言作為導言，其長度是1789年權利宣言的兩倍。除了保障所有公民享有他們的權利以外，宣言還言明隻要需要，公民便可獲得政府的援助、國家提供的義務教育以及通過起義抵抗壓迫的權利。6月24日這份草案得到了批準，副本被送往所有的初選議會。在此之前就是由這些議會選出了國民公會，因為草案需要以某種全民公投的方式獲得人民的批準。此外國民公會還希望利用慶祝8月10日革命推翻君主製一周年的時機通過這項草案，而且他們也想取悅農民。6月3日國民公會下令將流亡者的財產分成可以支付得起的小份額出售。6月10日頒布法令，各公社的公民可以重新劃分本地所有公共用地。7月17日所有名義上還殘存的封建權利馬上被廢除，沒有任何補償。政府搜集所有與之相關的文獻資料，並將其公開焚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