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克勞塞維茨的遺產

克勞塞維茨有一個小小的願望，那就是寫一部“兩三年之後不會被世人遺忘”的作品，起初這個願望幾乎沒有任何能夠實現的跡象。他的遺孀在他去世後的1832年出版了他的作品，這一版作品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影響甚微。1867年，一項對歐洲軍事文獻的調查得出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克勞塞維茨“廣為人知，但很少有人閱讀”。如果不是普魯士對奧地利和法國軍事勝利的締造者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戰爭論》可能早就被人遺忘了。在1871年創建德意誌聯合帝國的俾斯麥取得勝利之後，他告訴人們，除了《聖經》和荷馬史詩之外，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克勞塞維茨的著作。

有了老毛奇的認可，克勞塞維茨的著作立即流行了起來。1873年的一本德國軍事期刊裏便曾宣稱“克勞塞維茨在德國贏得了軍事研究方麵的最高權威地位”。這一雜誌還寫道，1866年和1870年的兩次戰爭表明，“紀律嚴明、武器精良、戰術得當、行軍部署良好，鐵路、供應和通信設施安排得當決定了戰爭中的一切，這種純粹的工匠式精神在軍隊中如此普遍，主要歸功於克勞塞維茨給軍隊帶來的顛覆性的理論”。克勞塞維茨所顛覆的是形式主義的軍事戰略，在1870年之前，參謀學院通常教授的就是這種戰略，其主導地位得益於有影響力的若米尼，他於1869年去世，享年九十歲，他的教材組織良好，已經被翻譯成歐洲所有的主要語言。若米尼的學說直接影響並塑造了法國、俄國和美國軍隊的學說理論，同時通過他對普魯士的W. 馮·威森(W. von Willisen)和英國的E. B. 哈姆利的影響，也影響了這些國家軍隊的許多思想理論。後來的權威人士魯道夫·馮·卡默勒(Rudolf von Caemmerer)帶著接近於恐懼的口吻寫道：“要不是克勞塞維茨，若米尼很可能就成了老毛奇的導師。他把我們從所有理論從裝腔作勢的因素中解放了出來，並向我們展示了什麽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內容。”

在克勞塞維茨執掌柏林軍事學院之際，老毛奇曾是那裏的一名學生，但兩人之間沒有任何聯係。據老毛奇的傳記作者埃伯哈德·凱塞爾(Eberhard Kessel)說，他的日記和信件中，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他曾非常深入地研究過克勞塞維茨的作品。在1815年之後，克勞塞維茨關於精神力量的重要性，尋找敵人並通過戰鬥消滅敵人的可取性、靈活性，自力更生和集中兵力等思想，都已經在普魯士軍隊中相當普遍。這些是那個時代思想更自由、更有遠見的年輕軍官的特征。的確，與保守的形式主義戰略概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老毛奇隻是部分吸收了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並把那些與他自己想法相吻合的思想傳給了自己的門徒。19世紀下半葉，克勞塞維茨的形象通過老毛奇傳遞給了德國軍隊，甚至全世界，就像馬克思的形象通過列寧傳遞給了俄羅斯人民一樣。它並非很不準確，而是部分被扭曲，以及並不完整。

老毛奇自己的著作與克勞塞維茨的觀點如出一轍，甚至到了剽竊的地步。

運用武力取得勝利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隻有勝利才能打破敵人的意誌，迫使他服從我們的意誌。決定戰爭結果的不是占領一片領土或占領一座堡壘，而是消滅敵軍。這就是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

認為可以製訂一個作戰計劃，並從頭到尾按部就班執行這個計劃的想法，是錯誤的。與主要敵人的第一次交鋒將創造一個全新的局麵……參謀部所能做的就是準確地了解事件對局勢所造成的變化，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采取措施，並在作出一切可取的決定之後來執行這些措施。

戰略原則很難超越常識的第一原則……它的價值幾乎完全存在於它的具體應用上。

在戰爭中，做什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做。堅定的決心和堅持不懈地完成一個簡單的想法是最可靠的實現目標的途徑。

在1870年後的二十年裏，德國整整一代戰略作家一直都在傳播這些思想，其中許多人都曾在老毛奇手下工作過。其中最著名的維爾迪·杜·維爾諾瓦(Verdy du Vernois)寫道：“試圖將戰略轉變成預先確定的科學體係，這是對戰略本質的誤解……計劃的構思要精確，計劃的執行要果斷，這些都是最有能力帶領我們穿過所有暗礁的領航員。”這種計劃的簡單性，執行的果斷性，必須建立在軍隊各個級別都願意負起責任的前提下。維爾迪寫道：“每個人都必須堅信，與其無所事事地等待命令，不如主動承擔自己的責任。”所有這些都讓維爾迪和他那一代人得出這樣的結論：“軍事素質根植於性格，而不是知識。”這是一個完美的克勞塞維茨式的表述，自那以後，職業軍人一直在大聲附和這一點。

這就是20世紀初主導德國軍隊的克勞塞維茨的部分思想。法國人花了更長的時間才發現他們敵人的主要導師的優點，但到了1900年，法國軍隊中出現了一股崇拜克勞塞維茨的熱潮。有些人認為，克勞塞維茨隻是以典型的日耳曼人的晦澀表達了拿破侖以更清晰和更有力的方式所陳述的內容，但是，他對“精神力量”的全部強調，不僅完全符合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軍隊自身的傳統(這種傳統又因其殖民地戰爭的經驗而得到強化)，還完全符合哲學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所宣揚的生命衝動哲學。克勞塞維茨在法國最具影響力的追隨者是後來的斐迪南·福煦元帥(Ferdinand Foch)，他在1903年出版的《戰爭原則》(Principles of War)實際上是對克勞塞維茨觀點的一個摘要(不過這一點並沒有總是得到承認)。在這本書中，他指出，失敗“實際上，純粹是精神上的結果，是勝利者同時運用精神和物質因素在被征服者的心中造成的一種沮喪、恐懼的情緒”。這不是一個糟糕的診斷，就像1914年九月的事件即將證實的那樣，霞飛將軍盡管在邊境戰爭中屢戰屢敗，這種大規模失敗使得1870年的戰爭看起來像是小規模的衝突，但他始終保持冷靜，並沒有驚慌失措，而是在馬恩河上發起反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繼任者甘默林將軍(General Gamelin)在1940年就沒能做到這一點。

然而，霞飛將軍最初的失敗主要是由輕率和過早的進攻造成的，在發動這些進攻時，他隻是和歐洲其他所有的將軍一樣。1914年，克勞塞維茨的弟子一方麵對他的教導倍加推崇，另一方麵卻忽視了他明確的原則，即防禦是更強大的戰爭形式。自克勞塞維茨死後，槍支的發展有力地強化了這一理論。他們是怎樣協調這兩個方麵的呢？老毛奇本人甚至在19世紀60年代就認真考慮到了這一點，形成了一種“戰略進攻，戰術防禦”的理論，使他的步兵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新式後膛裝步槍的優勢。

四十年後，當步槍的射程、精確度和射速不僅增加了兩倍，而且還得到機槍的增援時，福煦在《戰爭論》的其他地方找到了論據，來支持他對進攻優越性的信念。

人數上的優勢至關重要。因為隻要我們知道如何使用這一優勢，人數上的優勢就將允許我們就著我們擁有的物理優勢，戰勝敵人猛烈的炮火。有了更多的大炮，我們就能壓倒對手的火力，步槍也是如此，刺刀也是如此，隻要我們知道如何使用它們。

簡而言之，無論是在一般情況下，還是在決定性的時刻，最好的策略是強大。

1914年以前的戰略家認為，克勞塞維茨關於防禦性首要地位的教導並不光彩，應該被忽視或化解。1905年，對於他將防禦定義為“帶有消極目標的更強大的戰鬥形式”，克勞塞維茨的傳記作者馮·卡默勒寫道，對這句話“或多或少的強烈反對從未停止過”。在德國，擁有最廣泛讀者的戰略作家是科爾瑪·馮·德·戈爾茨(Colmar von der Goltz)，在廣受歡迎的《武裝的人民》(The Nation in Arms， 1883)一書中，他指出，如果克勞塞維茨能活著修改他的文本，他就會改變對這一點的看法，因為這與他關於消滅敵人的教導是不相容的。馮·戈爾茨指出：“處於守勢的人不會發動戰爭，他會忍受戰爭……被命運賦予攻擊者角色的士兵是幸福的!”

1914年以前的戰略家十分推崇，甚至是十分著迷於克勞塞維茨和拿破侖關於以決戰推翻敵人的思想，克勞塞維茨曾為此花了不少筆墨。因此，不僅克勞塞維茨關於防禦首要地位的教導被放棄了，而且對於其理論更為核心的兩種類型戰爭的思想也被放棄了。到了1900年，歐洲幾乎沒有考慮過進行“絕對戰爭”之外戰爭的可能性。馮·戈爾茨表達了一種在他的同胞看來十分普遍的觀點，他寫道：

如果兩大歐洲強國發生衝突，他們整個軍隊的力量便將立即行動起來，來決定這場衝突最終的結果。所有孕育於半心半意的聯盟戰爭的政治考慮將會被摒棄……所有的精神能量都將為一場生死鬥爭而集中起來，兩個民族身上的全部智慧都將用於相互毀滅。

不僅僅是德國人這樣想，福煦就曾說過：“從今以後，你必須走到極限，才能找到戰爭的目標。既然被征服的一方在被剝奪了一切回應手段之前從來不會屈服，那麽你的目標就是摧毀他的這些回應手段。”

但是，戰爭是全麵而絕對的，那麽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隻是一種政策工具，軍事領導人的決定必須從政治領導人那裏得到暗示的教條理論又是什麽呢？這是克勞塞維茨的教導中十分明顯的一個方麵，讓任何人都無法忽視。1870年，老毛奇和俾斯麥在戰略方向上的競爭，便為克勞塞維茨理論中的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戈爾茨並沒有忽視這一點，但他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解決辦法：

戰爭永遠是政策的仆人……沒有明智穩妥的政策，戰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因此，戰爭的重要性絕不會降低……隻要三軍統帥和主要政治家都同意，在一切情況下，徹底擊敗敵人，戰爭對政治的目的最有利。

這讓政治家別無選擇。幾十年後，萊茵河對岸的法國軍事曆史學家讓·科林(Jean Colin)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在1911年出版的著作《戰爭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中寫道：

現代戰爭的相互條件不再容許避免戰爭的激進決定。占領整個戰區的兩支軍隊互相進軍，不為別的，隻為勝利。因此，一個政府應就戰爭的政治目標將給一位將軍作出的指示減少到非常小的程度。一旦決定發動戰爭，就絕對有必要讓一位將軍自由地運用他自己的判斷。當然如果他沒有精力和能力的話，就必須解除他的指揮權。

所有這些預言都將自我實現。20世紀初歐洲的社會和物質條件確實造就了這樣的武裝部隊，對他們來說，打“有限戰爭”根本是不可能的。雖然這些軍隊的活動容易受到政府對其微調的影響，但是在克勞塞維茨卓越的“三位一體”中，第三個要素“人民的**”會使其成為不可能的事。民主思想使各國更加好戰，正如克勞塞維茨所預言的那樣，民主思想增加了各國戰爭的絕對性，使其更接近於他所說的“絕對戰爭”。後來，克勞塞維茨的批評者，如利德爾·哈特，將第一次世界大戰毀滅性的作戰方式(尤其是在西方戰場前線)歸咎於他的影響：他認為戰爭中的軍事領導者打仗不惜代價，非但不將傷亡慘重視為軍事上無能的表現，還將其視為一種精神力量的體現。克勞塞維茨的辯護者可以回應說，考慮到那些利害攸關的問題，戰爭隻能通過精神力量和武力來解決，再強大的軍事力量也無法以更低的代價實現下麵這些政治目標：哈布斯堡帝國的存亡，德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的建立，英國海上霸權地位的維護以及法國領土完整的維持。克勞塞維茨本人就曾提醒我們將戰爭行為與其社會環境聯係起來，他指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戰爭類型、限製條件和獨特的先入之見……因此，每一個時代的事件都須根據其自身特點來判斷。因此，一個人隻有置身於過去的指揮官所處的時代，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賞他們。[76]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如此慘烈，並非因為當時主要的軍事人物都碰巧讀過克勞塞維茨的著作，而是因為這場戰爭是由那個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所決定的。老毛奇和其弟子筆下的克勞塞維茨對戰爭行為的指導的合理性確實有待商榷，然而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的描述性分析幾乎是無可挑剔的。

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的描述性分析正是他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之後這些分析又影響了列寧和托洛茨基。戰爭是政策的工具，而政策是社會基本因素的產物，若想形成有效的軍事理論，就必須先充分理解這些因素。過去和現在的人們都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使科學地分析和洞察這些“客觀因素”成為可能。列寧的著作中就經常有對克勞塞維茨的溢美之詞，目的是讓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能夠接受克勞塞維茨的思想，盡管他有資產階級軍事家的背景，就像阿奎那對亞裏士多德的敬意使這位異教徒哲學家被中世紀教會所接受一樣。因此，在革命和內戰後由蘇聯重建的新型軍隊都是以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與政策關係的學說作為其軍事思想的基礎，幾乎所有的蘇聯軍事教科書中都會提到這一學說。

然而，1918年後的西方，克勞塞維茨在這方麵的教導卻被認為是邪惡的，就像他的戰略學說在西方被認為是災難性的一樣。對英美自由主義者來說，“戰爭是政策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這句經常被引用和被錯誤引用的格言，並沒有被視為嚴肅的政治分析，而是被視為令人震驚的、軍國主義和犬儒主義的證據。尤其是他的戰略學說受到了英國思想家的強烈譴責，他們認為自己發現了一種更有效、更人道的戰爭手段，而不是像歐洲大陸理論家那樣，不加批判地接受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從而導致了大規模的殺戮。

克勞塞維茨在作品中絲毫沒有考慮過有關海上或經濟戰爭方麵的問題。在1914年前，這一點在英國就已經受到了注意和批評。然而，在20世紀初，英國與德國開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英國軍隊開始在精神層麵和物質層麵上為參加歐洲大陸的大規模戰爭作準備，如此作準備也是英國自1815年以來的第一次。在對法國和德國關於大陸戰爭的著作進行研究後，斯賓塞·威爾金森(Spenser Wilkinson)和F. N. 莫德(F. N. Maude)等英國軍事作家又回到了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戰爭論》於1873年首次被翻譯成英文，1908年再版，其中多了許多溢美之詞。到1914年，英國的軍事領導層與歐洲大陸的同時代人一樣，認為精神力量中至高無上的信念堅不可摧，並且認為有必要找到敵軍的軟肋，不惜一切代價在決戰中擊敗他們。與同時代的其他歐洲人一樣，英國人也相信這場戰爭雖然血腥，但肯定是短暫的。然而，在事實證明他們錯了的時候，英國人還是像克勞塞維茨筆下的指揮官們那樣，以一種冷靜的堅定，坦然地接受了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當然，確實有些人認為，通往勝利的道路不需要那麽痛苦，可以“用一種巧妙的，直接對敵軍造成輕微損害的方法，導致重大的間接破壞”，但這種誘人的建議卻被忽視了。[77]

因為這一建議正是當時，以及在那之後對英國西線戰略提出批評的人士提出的主張。1914年前，海軍曆史學家朱利安·科貝特(Julian Corbett)就曾提出，在過去的幾百年，英國已經形成了一種與克勞塞維茨的大陸戰略截然不同的“海上戰略”。這種戰略中除了有利用海軍力量對大陸對手施加直接的經濟壓力外，還有對大陸進行有限的軍事幹預，就像威靈頓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對半島所做的那樣，影響可能與戰爭的規模不成比例。這就是戰前海軍當局提倡的戰略，和陸軍讚成的、全麵的大陸幹預戰略完全不同。這種戰略並沒有被接受，而是到了1914年年底，隨著西線戰爭陷入僵局，才被采納，在達達尼爾海峽戰役中被運用。這一戰略的提出者認為，這是“一種巧妙的，直接對敵軍造成輕微損害的方法，導致重大的間接破壞”。

達達尼爾海峽戰役在戰術上的失敗讓人們無法判斷，這場戰役服務的“間接”戰略是否能讓最終結果達到預期。無論如何，恢複“大陸”戰略所付出的代價給人留下了一種普遍的印象，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加深，即必須用一種更加人道和經濟的方式來取得勝利。B. H. 利德爾·哈特的著作《間接路線戰略》(Strategy of the Indirect Approach)和《英國的戰爭方式》(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就是這種想法的具象和結晶。20世紀30年代，兩本書被廣泛閱讀，對英國政策的製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在蘇聯和德國，克勞塞維茨被尊為戰略先賢，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事實上，在納粹時期，他幾乎被奉為偶像)，他在英國卻備受忽視，直到最近才開始被重視。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主要戰略創新是空軍力量的發展。推動其發展的理論家主要拿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來支持他們的論據，但他們很少有人會提到他的名字。他們從他的“重心”概念開始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表明，一個交戰國的重心並不在其武裝部隊中，而在其平民的士氣裏。是國內戰線的解體，而不是其武裝力量的失敗，導致了俄羅斯的崩潰，然後是同盟國的崩潰。如今，空中力量使直接攻擊這一重心成為可能。因此，“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應該指向這一所有力量和運動的重心”。[78]

舊軍種對這一主張的拒絕，以及其隨之引發的爭議，增加了盟軍在二戰期間作出的決定的複雜性。這一場衝突在每一個層麵都驗證了克勞塞維茨的分析。除了日本，其他各方對戰略決策都擁有完全的政治控製。克勞塞維茨可能會讚同希特勒在早年把武裝力量當成政策工具的努力，但他同樣也會注意到，希特勒的目標是無法被滿足的，這使得這場戰爭變成了一場全麵戰爭，遠遠超出了希特勒發動這場戰爭的能力。克勞塞維茨或許會對民意在製定盟國戰略的重要性方麵作出評論，也或許會指出，無論其強度如何，這種力量一旦被激發，就會使“無條件投降”政策變得幾乎不可避免，使希特勒在戰爭最後一年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蘇聯侵害而對西線的政策作出調整變得困難。民主政府並不善於進行腓特烈大帝時代所特有的“政策”微調。克勞塞維茨會饒有興趣地指出盟軍在確定敵人的“重心”時所麵臨的問題，以及1941年美國最高司令部決定不把重心放在他們的直接敵人日本身上，而是放在這個敵人更強大的盟友德國身上。

最重要的是，克勞塞維茨會找到充足的理由來證明自己的論點，即自己要非常強大，先是在一般情況下，然後才是在決定性的時刻。戰爭最終還是要靠部署壓倒性的優勢才能取得勝利。

核武器的出現起初並沒有給戰略思維帶來任何根本性的轉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空中力量的倡導者和更傳統的戰略家之間的衝突最終因地麵力量的部署而被調和，後者被用來奪取領土，並從那裏對德國和日本發動空襲，這些空襲的威力如此之大，最終不僅摧毀了這些國家的意誌，也摧毀了它們抵抗的能力。陸上和海上的部署對於空中力量的運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在核武器時代的頭幾年也是如此。美國用來對付蘇聯的核武器聯隻能通過勢單力薄、有人駕駛的轟炸機來運輸，而這些轟炸機的基地，尤其是位於西歐的基地，隻有在受到保護後，才能抵禦地麵攻擊。令人難以想象的大規模殺傷性熱核武器的發展，以及後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展，為戰爭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即先徹底摧毀敵人的抵抗意誌，而非首先擊敗其武裝部隊。

這便意味著克勞塞維茨所定義的“絕對戰爭”不再隻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理念，而在現實世界中有了可能性。戰爭現在可能就隻是“一次短暫的痛擊”。用克勞塞維茨自己頗具預言性的話來說：

如果戰爭的主體主要由一個極具決定性的動作，或一組同時作出的決定組成，那麽準備工作就會趨於無所不包，因為任何遺漏或疏忽都不可能得到糾正。現實中衡量準備工作充分與否的唯一標準便是敵人自己所采取的已知措施，剩下的則將再次被簡化為抽象的計算。[79]

這一段話是對1949年至1989年“冷戰”期間的核戰略令人沮喪的準確描述。克勞塞維茨認為，這種情況將永遠不會發生，因為“(可用於戰爭的)資源及其本質意味著它們不可能被同時部署。這裏提到的資源除了戰鬥部隊之外，還有國家的自然特征、人口及其盟友”。正是由於各種複雜資源的部署，才使戰爭成為一項漫長和不可預測的活動，其中的摩擦和不確定性因素，可能使所有努力都無法達到絕對的效果。

現在，對“絕對戰爭”的所有限製都已消除，它的徹底實現成為一種切實的可能，但它不像克勞塞維茨所期望的那樣，是通過民眾**的釋放(盡管正是這一點使得兩次世界大戰最終發酵成了“全麵戰爭”)，而是得益於他和他那個時代其他的嚴肅思想家都沒有考慮過的因素——技術。在克勞塞維茨的時代，人類需要努力擺脫現實中有限條件對戰爭行為施加的限製，而現在正相反，人類需要努力施加這種限製。

我們應該記得，克勞塞維茨本人曾指出過“絕對戰爭”的兩個限製因素。一個是由摩擦產生的內部製動機製；另一個則是政治目的對其強加的外部因素，既包括促使戰爭發生的政治環境，也包括為發動戰爭要滿足的政治條件。因此，就像在其他類型的戰爭中一樣，在核戰爭中，克勞塞維茨的建議依然適用。“任何人，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在達到目的之前或對戰爭如何進行這一點胸有成竹之前，就發動戰爭。”[80]

因此，戰爭的政治目的在今天比其在克勞塞維茨的時代更為重要。克勞塞維茨把政治目標想象成這樣一種如果足夠宏偉，就可以使指揮官跨過通常會限製戰爭的人類弱點所構成的障礙的東西，但是在核時代，人們必須牢記政治目標，對那種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其破壞性將迅速升級到克勞塞維茨從未設想過的極端的活動加以限製。

這就是核威懾理論的實質。這一理論的前提假設是，沒有任何一個政治目標的滿足可以補償一個國家所遭受的核破壞。因此，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以“高得令人無法接受的代價”而達到的勝利成為可能。[81]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影響方麵，未戰之戰與戰之戰同樣重要，也與核威懾概念相關。核威懾幾乎是完全在考量未戰之戰的影響。因此，一種有效的威懾姿態會給對手施加非常嚴格的限製，限製他可能通過軍事手段實現的政治目標，以及他可能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使用的手段。

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在另一方麵也與核戰爭問題相關。任何國際衝突中，最直接的政治目標很可能就是控製領土。即使衝突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意識形態對抗或對勢力均衡的恐懼中尋找，有關對領土方麵的目標建議幾乎肯定會被采納(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英國對比利時的爭奪一樣)，因為“其服務於政治目的，並在和平談判中成為其象征”[82]。因此，這場戰爭很可能會演變成一場爭奪領土控製權的衝突，即使它一開始並不是對領土控製權的爭奪，即使這場戰爭背後可能有什麽更廣泛的含義。因此，領土和武裝部隊等傳統因素不得不重新被納入戰略考量中來，並和克勞塞維茨提出的“摩擦”概念一同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克勞塞維茨分析的所有因素在一百五十年前或一千五百年前都一樣重要。

誠然，對領土的控製自然也包括對居住在那裏的人的控製，在這方麵，克勞塞維茨的洞見有著永恒的價值。他關於民眾參與戰爭這一方麵教導的精髓，在著名的《人民武裝》這一章中是找不到的，這一章總是被斷章取義地引用，而在他關於“長期政治進程少不了民眾參與”的論述裏，卻能找到諸如此類的教導。人民越來越不可能讓他人來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毛澤東和其他革命戰爭理論家把這一社會層麵的問題看得比什麽都重要，也許隻有在民族解放戰爭的背景下，這個問題才會被如此重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戰略家忽視這一點都將麵臨危險。在這方麵，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家對核心問題的理解要比與他們同時代的西方人現實得多，後者已經被技術和地緣政治催眠了。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在必要時沒有作好保家衛國的準備，那麽從長遠來看，他們也無法真正地得到保護。如果他們並不打算無限期地默許異邦的征服，那麽從長遠來看，異邦對他們的這種征服是無法持續的。

因此，我們不妨在克勞塞維茨本人收筆的地方為本書正文畫上句號。克勞塞維茨將戰爭描述為由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敵意組成的“非凡的三位一體”：

可以將這三者視為一種盲目的自然力量；一場由偶然性和可能性組成的、人類創造精神可以在其中自由發揮的遊戲；一種政策工具的從屬，隻受理性支配。這三個方麵的第一個方麵主要涉及人民，第二個方麵主要涉及指揮官及其軍隊，第三個方麵主要涉及政府……

這三種不同的傾向就像三種不同的法典，各自獨立，但彼此之間的關係卻各不相同。如果三者之一忽視了其他任何一個元素，或者試圖任意建立一種關係，那麽這樣的理論就會有悖於現實，僅憑這一點，這一理論便失去了適用性。[83]

這就是克勞塞維茨的結論。這對當代每一位戰略思想家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