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有限戰爭與絕對戰爭

克勞塞維茨對“有限戰爭”和“絕對戰爭”(或“全麵戰爭”)所做的區分，被20世紀的政治和戰略思想家視為十分重要的成果，但這一區分並不是任何長期深刻思考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他第一次說戰爭可以分為兩種時，隻有24歲。這兩種戰爭一種是為了摧毀對手的政治獨立性，另一種是為了爭取有利的和平談判條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或當時的任何人意識到這個想法有多麽了不起。但在23年後的1827年，他寫了一份筆記，當時《戰爭論》已經寫了12年，已經完成了四分之三。克勞塞維茨寫道，現在他有必要重新審視戰爭，“在每一點上都更加清晰地提出兩種類型的戰爭”[53]。因此，盡管這兩者之間的區別一直存在於他的腦海中，就像對於任何經曆過18世紀戰爭和拿破侖戰爭的人那樣，但這種二分法的根本重要性，他隻有在寫作時才意識得到。確切地說，他似乎在《戰爭論》第六篇《論防禦》寫到一半時才想到了這一點。他意識到，在這裏，指揮官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知道，他究竟是在打一場“完全由衝動支配或滲透決定的戰爭”，還是一場近似於“觀察之戰”的戰爭[54]。為什麽這一區別在計劃防禦戰役時特別重要呢？我們將在本章後麵看到。

克勞塞維茨認為，他的讀者不僅有必要認識到有這兩種類型的戰爭，還有必要確切地理解為什麽會這樣。事實上，他提供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曆史上的解釋，或者說是社會學的解釋；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解釋；還有一種是實證的解釋。每一種解釋都發生在《戰爭論》的不同部分，並且與其他兩種解釋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它們實際上並不完全相容。

克勞塞維茨指出，從曆史上看，所有的戰爭都是參戰社會的產物。像所有其他製度一樣，戰爭是由當時盛行的思想、情緒和條件決定的。對於這些因素對戰爭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他在一份關於戰爭社會學的考察報告中作了解釋。從最早期一直到他所處的時代，這份調查肯定是最早的關於戰爭社會學的考察報告。他先是描述了韃靼部落、古代共和國、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政權和近代早期的雇傭兵是如何發動和進行戰爭的，然後專注於18世紀歐洲主權國家的發展。他指出，到那時，君主們已經對他們統治的人民有了相對有效的政治和經濟控製，以至於他們能夠創造出與社會其他部分截然不同的、獨立的戰爭機器。正規軍有自己的財政和供給來源，這些都是由君主完全控製的，因此他們的行為“就像他們自己好像已經構成了一個國家一樣”。但是這些資源是有限的。

他們發動戰爭的手段主要就是他們國庫中的錢，以及他們可以在國內或國外找到的那些遊手好閑的流浪漢……如果軍隊被粉碎了，就不能再建立一個，而在軍隊背後什麽也沒有。這就要求他們在一切行動中都要極為謹慎……軍隊，連同他們的堡壘和準備好的陣地，形成了一個國中之國，以至於在國中之國裏暴力逐漸消失。[55]

文明社會風俗的發展與政治製度的發展關係密切，“如果歐洲各國政府都沒有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影響，那麽任何一門大炮都不可能在歐洲打響”。這進一步加強了對進行戰爭的手段和戰爭目標的限製。但是法國大革命改變了一切。“突然之間，戰爭又變成了人民的事情：一個擁有3000萬人口的民族，一個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這個國家公民的民族”[56]。

戰爭不受任何常規約束的束縛，在其最原始的憤怒狀態下爆發了。這是由於人民在這些重大的國家事務中有了新的參與；同時，他們的參與有一部分原因緣於法國大革命對每個國家內部所產生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緣於法國對每個人所構成的危險。[57]

至於這種轉變是否可能是永久性的，克勞塞維茨過於謹慎，或許是在政治上過於精明，這一點他並沒有說明；盡管他警告說：“一旦障礙(在某種意義上隻存在於人類對可能的無知之中)被拆除，它們就不太容易再次被建立起來。”他理論的重點是“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戰爭類型、自己的限製條件和自己獨特的先入之見”。正是這些文化環境決定了戰爭是全麵的還是有限的，以及戰爭的極限是什麽。

然而，當克勞塞維茨開始修訂《戰爭論》時，他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篇的第一章裏——這實際上可能是他寫的唯一一個全章，也是他自稱比較滿意的唯一一章，克勞塞維茨提出了“絕對戰爭”這一概念。這種戰爭並不是某種受文化製約的東西，而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理念。在現實中，大多數戰爭都是對其不完美的接近。它是一種“理念”，也就是說，不是在“好”的意義上，而是在合乎邏輯(在亞裏士多德的意義上)和“自然”的意義上。戰爭的內在本質是全麵的。這是“一種武力行為，而武力行為並沒有邏輯上的限製”[58]。克勞塞維茨的這一陳述以他所謂的“對等行動”的概念為依據，我們今天稱這種“對等行動”為“升級”。戰爭的目的是把你的意誌強加於敵人，是“迫使我們的敵人按我們的意誌行事的一種武力行為”[59]。除非你摧毀了敵人的抵抗力量，否則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因為如果你不徹底摧毀他的兵力，他就會反過來徹底摧毀你的兵力，隻要敵人還有抵抗的能力，從邏輯上講，出於自衛，你就必須設法摧毀他：除了采取極端措施，你別無選擇。

克勞塞維茨認為，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很少發生，與戰爭本身無關。戰爭從來就不是獨立的活動，不是在政治真空中發生的一項單獨的決定性行動或一係列同時發生的行動，與導致戰爭或戰爭的局勢無關。交戰雙方的意圖和戰爭的進程都是由很多因素決定的，其中包括國際環境、交戰國之間在戰前的關係、武裝部隊的特點、戰區的地形，以及人們對戰爭新局勢的看法。是這些因素決定了戰爭應該如何打，而不是任何軍事邏輯的要求。的確，克勞塞維茨否認戰爭有其自身的邏輯，他說，戰爭隻可能有自己的規律。

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戰爭的爆發是由於政治形勢。他寫道：“戰爭的發生總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因此，戰爭是一種政策行為。”[60]政策是指導方針，戰爭隻不過是工具。但即便如此，這也是一個誤導性的類比。戰爭不能被認為是與政策不同的存在，無論它多麽從屬於政策。它是政策的一部分，是政策的一種模式，是政治交往(Verkehr)的延續，外加其他手段。

我們有意使用“外加其他手段”，因為我們還想表明，戰爭本身並沒有中止政治往來，也沒有把它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軍事事件發展所遵循的並受限製的主要路線，是貫穿整個戰爭直至後來和平的政治路線。……戰爭不能脫離政治生活；當我們思考戰爭時，如果連接這兩個因素的許多聯係被破壞了，那我們就隻剩下一些毫無意義的東西。[61]

這一係統闡述是對“兩種戰爭”這一簡單概念的進一步闡述。鑒於政策的考慮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政策的要求可能是無限且多樣的。戰爭當然會有很多種，不僅僅是兩種。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它可能是“一把可怕的雙刃劍”，能夠一下子解決問題；也可能是“一把無害的花劍，隻能用來猛刺、佯攻和閃避”[62]。不過，它也可能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

對兩個範疇之間的明顯區別，克勞塞維茨在有生之年並沒有去探討這種分級的可能性。他從來沒有真正考慮過他的兩個“模型”之間的具體情況。但他確實指出，打一場有限的戰爭事關雙方，對於這一點，參與過耶拿戰役的任何幸存者都心知肚明。如果你的對手準備竭盡全力去實現他的目標，你別無選擇，隻能也這樣做。也就是說，你必須接受“絕對戰爭”的邏輯升級。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出於這個原因，戰略家必須始終牢記“絕對戰爭”的理念。“在你能夠的時候，在你必須的時候”，你必須在意識上去接近這個理念。[63]

根據這一提法，戰爭的性質與其說是由文化環境決定的，不如說是由發動戰爭的政治領導人的理性決策決定的。但是，對於大多數戰爭的有限性質，克勞塞維茨提出了第三種解釋，即這種有限性是戰爭本身所固有的。

克勞塞維茨顯然對戰爭行為中的一個悖論很感興趣，他反複提到這個悖論，他稱之為“暫停行動”。從原則上講，人們可能會認為戰爭是一種持續的、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而在實踐中，即使是在戰鬥的**，軍隊也經常會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無所事事上。正是這些對軍事生活現實的洞見，使克勞塞維茨躋身軍事分析家的行列，因為正是這種枯燥乏味的無所事事，和“摩擦”的因素一樣，將戰爭的現實與戰略理論家的簡潔模型區分開來。正如人們常說的，戰爭是由九分無聊和一分恐懼組成的。

克勞塞維茨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最初與他對進攻和防守之間相互作用的分析有關。他指出，雙方很少同時有強烈的動機采取主動。(這種情況發生的少數幾次之一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時所有的主要交戰國都發動了進攻。)無論交戰雙方的意圖如何具有攻擊性，他們都不可能選擇在同一時刻發動攻擊。一方可能想等到積聚了足夠的力量之後再進攻，因此會保持一段時間的防守。反過來，這種防守姿態可能會顯得十分強大，足以震懾到對手，以為對方在等待一個進攻的好時機，因此他也決定等待一個更好的時機出擊。因此，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什麽也不會發生。

克勞塞維茨接著說，人的本性就是這樣，所以這種情況經常發生。關於敵人的信息是不確定的，人們總是更容易高估而不是低估對手的實力。“人類天生的恐懼和優柔寡斷”壓迫著每個人，形成了一種“精神壓力”……在戰爭的激烈氣氛中，本性往往導致行動遲緩，因此人們需要更有力和更頻繁的刺激，以確保行動的勢頭。[64]無論這場戰爭的政治目標是多麽極端和“絕對”，它本身也無法克服這種“遲緩”。克勞塞維茨指出，“除非有一種進取的戰鬥精神在指揮這支軍隊，否則一個人在戰爭中就像魚在水裏一樣自在……停滯將成為常態，而進步則將成為例外”。

如果沒有這樣的“戰鬥精神”來提供動力，沒有公眾的壓力，沒有遠大的目標，一場戰役很可能會進展得越來越慢。戰爭會成為“半心半意的事情”[65]，就像在18世紀一樣，它變得更像一場碰運氣的遊戲。我們已經看到，冒險和運氣的因素如何使所有戰爭都具有這種性質：如果沒有政治或公眾動機，也沒有勇敢的指揮官，戰爭與其說是一場高風險的遊戲，不如說是一場“為零錢而討價還價”的活動。克勞塞維茨說，正是在這種情況發生時，洛可可時期將軍們的小技巧、假動作、策略和伏擊的重要性才會被誇大，並被錯誤地、災難性地認為構成了戰爭的全部藝術。

因此，根據這個解釋，即使抽象的戰爭本質是某種絕對的東西，參戰人員的本性也會限製它，使它不能達到“完美”(Vollkommenheit)的狀態。也許戰爭應該受到政治目標的限製，或者至少被其政治目標所決定，但它肯定會受到人性弱點的限製，或至少會受到“摩擦”這一內在因素的製約。為了實現即使是“有限戰爭”的目標，也必須作出超乎尋常的努力，以“絕對戰爭”的模式為目標。因此，盡管發動“絕對戰爭”隻是政治家可能對軍隊提出的要求之一，而且可能是最不常見的要求，如果軍事指揮官想有效地進行哪怕是有限的政策戰爭，他也必須把它當作一種理念，“在他能夠和必須的時候去接近這一理念”[66]。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推論，正如俾斯麥所發現的那樣，如果不想讓士兵越界，把一場有局限性的戰爭變成一場絕對的戰爭，那麽政治家就必須密切地去關注士兵。但這是克勞塞維茨並沒有考慮到的一個方麵。

我已經指出，克勞塞維茨並不是在寫作分析性強一些的章節時，才意識到這兩種戰爭之間區別的重要性的，而是在寫作關於防禦的篇章時才意識到的。這部分關於防禦的篇章內容很長，充滿了詳細的地形和戰術信息。出版濃縮版的克勞塞維茨作品的編輯經常會去掉這一篇，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做會妨礙讀者對克勞塞維茨思想精髓的理解。他在最後一篇《論作戰計劃》中為發動一場戰役提出了具體的建議，這是他著作中的原則性因素，而這部分隻能根據他在思考防禦問題時所製定的原則來理解。這一部分他講得太全麵了，以至於在接下來關於攻擊的章節中，他幾乎沒有什麽可以補充的了。

克勞塞維茨首先就防禦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雖然它的目標是消極的，但它是一種比攻擊更強大的戰爭形式。守住陣地比占領陣地容易。兵力較弱的軍隊，除非走投無路，否則是不會攻擊兵力更強的軍隊的：它會始終處於守勢，並通過最大化守勢的優勢來彌補自己的弱點。克勞塞維茨說：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法律上，占領了陣地或財產的人都是有福的。

但防禦不能完全是被動的。克勞塞維茨的第二個觀點是，防禦基本上包括兩個階段：等待打擊和抵抗打擊(Abwehr)。後一種行動，即對攻擊者的反擊，是整個防禦概念所固有的。一支軍隊占據防禦陣地以便在那裏戰鬥。它選擇那些陣地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戰鬥力，尤其是火力。克勞塞維茨說，防禦是盾牌，不過是一種主動的盾牌，是由“有針對性的打擊”構成的盾牌。[67]你不隻是停留在你的防禦線後，等著被敵人攻擊，而是要出手還擊。實際上，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往往是防守方先開第一槍。正如克勞塞維茨在一個得到列寧譏諷式讚同的段落中所說的那樣：“侵略者總是愛好和平的(正如拿破侖一直聲稱的那樣)，他們寧願不被抵抗地接管我們的國家。為了防止他們這樣做，人們必須願意發動戰爭，並為此作好準備。換句話說，弱者，即那些最有可能需要防禦的人，應該時刻武裝起來，以防被摧毀。”[68]

防禦戰略包括在等待和回避這兩種因素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選擇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來亮出那把“閃亮的複仇之劍”，克勞塞維茨稱其為“防守者最偉大的時刻”。這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從敵人一越過邊界就發起反擊，即在最低限度的等待後立即還擊，到撤退到國境線內，直到發動反攻的最後一刻，就像俄國人在1812年所做的那樣，1941年至1942年他們也這樣做過。克勞塞維茨指出，這一切都取決於是要用自己的兵力來摧毀敵人，還是要“損耗敵人的內力”。[69]

在後一種延遲反擊的戰略中，克勞塞維茨假定優勢在防守方，他們安全地沿著自己的補給線撤退，後者越向前推進，供應問題就越嚴重，兵力就越衰弱，環境也越惡劣。最終優勢的平衡將會傾斜，在攻擊者勢力最弱的時候，防守者已經積累了充足的能量。克勞塞維茨將這一時刻描述為應該亮劍、展開反擊的“**”。戰略家的戰略核心便在於對時機的把握。

可以這樣說，克勞塞維茨在作這種分析時，過度地受到了1812年戰爭的影響。畢竟他經曆過幾次這樣的戰役，尤其是在1805年和1806年，向前進攻的軍隊的兵力並沒有減弱，而是士氣大振，撤退的軍隊則因為放棄了越來越多的領土而士氣低迷，進攻者通過撤退者解決了自己的供給問題。然而，當時在歐洲也很少有國家能夠在不放棄對戰爭至關重要的地形或資源的同時，將防禦線拉到內陸深處。不過，在這種機會確實存在的時候，一旦被有效地利用起來，就會頗有成效，正如屢次入侵俄羅斯的侵略者在付出慘痛的代價後發現的那樣。1914年，在法國北部戰場上，霞飛將軍也是通過讓德國軍隊在很大程度上“損耗自己的內力”，自取其敗，然後在馬恩河上亮出他那把“閃亮的複仇之劍”。

不過，克勞塞維茨還是詳盡地闡述了如何通過精心策劃和艱苦卓絕的撤退來延長防禦，從而獲得越來越多的資源。首先，考慮到歐洲現有的政治製度及統治者普遍傾向於維持力量的均衡，中立國很有可能會通過援助被侵略的受害者來維持這種平衡。當然，這是一個樂觀的評估，並沒有被曆史記錄所證實；其次，他還闡釋了有關環境提供的資源方麵的問題，自然的資源和軍事工程師建造出的資源，所有的這些，他都進行了非常專業的分析；最後，他還寫到了人民對軍隊的支持，而克勞塞維茨之前及之後的戰略家大多沒有考慮到這一因素。

在《戰爭論》中，克勞塞維茨還探討了有關正規軍與人民軍之間關係的問題，以及後者的優缺點。他自己的經曆，特別是1812年至1813年冬天在東普魯士組織人民發起抵抗運動這一段經曆，得以讓他在這個問題上有發言權。在《戰爭論》關於防禦的文章中專門有一章討論遊擊戰，即“人民武裝”。他承認，關於這一問題的信息非常少：“這種戰爭還不是很常見，那些能夠觀察到它的人對它的講述還不夠多。”[70]“人民武裝”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軍人認為武裝民兵是浪費資源，而更普遍的觀點則認為“人民武裝”處於“一種合法的無政府狀態，對國內社會秩序的威脅不亞於其對敵人的威脅”[71]。對於前者，克勞塞維茨指出，用於遊擊戰的資源很可能根本滿足不了為其他任何目的的服務。至於後者，克勞塞維茨提醒他們，民眾起義必須被視為常規壁壘遭到侵蝕，“戰爭的發酵過程被擴大和加強”，克勞塞維茨所說的便是當時社會的典型特征。與其他新型戰爭形式一樣，“任何明智地使用戰爭的國家，通常都會比那些蔑視使用它的國家獲得一些優勢”。“如果是這樣，唯一的問題是，人類整體上是否將從戰爭進一步擴大中獲益。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和有關戰爭本身的問題一樣，留給哲學家去探討。”[72]

克勞塞維茨在這裏提出的問題，至今一直被激烈地辯論著。但是，與後來的一些理論家不同，克勞塞維茨從未孤立地考慮遊擊戰。對他來說，這是防禦能力範圍內的另一種資源，隻有在“正規軍所從事的戰爭框架內，在一個包羅萬象、與前者計劃協調一致”的情況下，才能真正考慮遊擊戰的問題。 [73]這樣的計劃可以使人民起義成為決戰前的輔助活動，也可以成為戰敗後最後使用的手段。克勞塞維茨認為，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人們都不應該畏縮不前，不敢使用它。

一個政府絕不能認為國家的命運以及它的整個存在都取決於單獨的一場戰鬥，無論這場戰鬥是多麽具有決定性……無論一個國家同它的敵人相比是多麽弱小，它絕不能放棄這些最後的努力，否則人們就會認為它的靈魂已經死亡。當這個國家可以指望與它有利害關係的其他國家提供幫助時，這些努力就更值得期待。一個政府在輸掉一場大戰後，如果隻關心讓人民盡快回到夢鄉，在被失敗和失望的情緒所壓倒後，因缺乏勇氣和欲望而不去作出最後的努力，那它的行為便構成了一種“自相矛盾”。這表明這個國家不配獲勝，也可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才沒有獲勝。[74]

這段話概括了他許多政治著作的思想，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克勞塞維茨在腓特烈·威廉三世那些謹慎和保守的顧問中如此不受歡迎。

但是，如果敵人不是想推翻你的國家，而是懷有18世紀常見的那種有局限性的目標，比如占領一些邊境省份，要麽把它們當成附庸，要麽把它們當作和平談判中的籌碼，那會怎麽樣呢？如果他的進攻是他的次要行動，是對其他更具決定性的地方進攻的輔助呢？如果他隻是在一個盟友的要求下，半心半意地發動進攻，以至於隻要經過巧妙的安排，就可以使他脫離這個盟友，那又該怎麽辦呢？這將涉及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防禦策略。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撤退到內地，拆除邊防，集中力量進行一場重大而具有決定性的戰鬥，就會成為一項非常不適當的計劃。此時，正確的戰略應該是盡可能久地占據盡可能多的領土。因此，重要的是，在作出部署時，戰略家應該知道他將要打一場什麽樣的戰爭。這是一場“或多或少類似於一場觀察之戰”的戰爭，還是恰恰相反，是一場“完全由決定性衝動所支配和滲透的戰爭”？[75]這種全麵的政治考慮從一開始就將決定指揮官的軍事方案。

其實，直到《戰爭論》第六篇的第二十八章時，克勞塞維茨才開始認識到，這兩種類型的戰爭向指揮官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問題。這是他在本書中還沒有講過的，此時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講。在最後的第八篇《關於戰爭計劃》中，這兩種戰爭被仔細地區分了開來，同時他也對每一種戰爭的適當戰略原則作了一些詳細的規定。這一篇的第一部分是對於我們已經描述過的戰爭政治目標的首要地位的成熟討論，也可能是克勞塞維茨最廣為人知的理論。隻有在對這一基本觀點有了清晰的認識之後，克勞塞維茨才開始重新起草這部在他有生之年都未能完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