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戰爭的目的與手段

克勞塞維茨認為，隻要理論家知道戰爭理論的局限性，隻要他充分重視所涉及的不可量化的精神因素和可量化的物質因素，把戰爭理論化便是合理且有用的。的確，精神和物質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他整個理論方法的基礎。對他來說，戰爭是它們之間永恒的辯證關係，彼此滲透，相互作用。

這種既對立又相互聯係的概念之間的辯證關係模式顯然吸引了克勞塞維茨，也吸引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德國思想家。在這方麵，對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之間關係的處理就是一個例子。另外一個例子是我們前麵提到過的曆史知識和批判性判斷之間的關係。在他那個時代，在“理念”和它的表現形式之間，在“絕對”和“真正”的戰爭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進攻和防守之間的辯證關係也是如此，而最重要的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辯證關係。這種辯證法並不是黑格爾式的，它完全沒有導致產生與自己對立麵的綜合。相反，它是對立兩極之間的一種持續的相互作用，每一極隻有在參照另一極時才能完全被理解。如果不理解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之間的辯證關係，就不可能理解戰爭的本質。但是，如果不了解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辯證關係，特別是戰爭的政治目的和為達到這一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軍事手段之間的關係，就不可能概括出戰爭行為的實際理論。

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克勞塞維茨才得出了他著名的結論，即“戰爭隻不過是用其他手段來延續政策”，或者更明確地說“不過是用其他手段的混合來延續政策”[27]。我們已經看到，在1804年至1805年他最早的著作中，他提到過戰爭的政治目的，卻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所說的觀點是標新立異或富有爭議的。這個想法在當時沙恩霍斯特的圈子裏可能已經司空見慣。在同一時期，克勞塞維茨提出了兩種類型戰爭的理論，這同樣是老生常談，即“戰爭要麽徹底消滅敵人……要麽以條款的形式讓對方接受一些條件”。他重點強調的，不僅是戰爭本身，更是其作為實現特定目的的手段，而對此的評價應根據其效力本身加以評估。正是出於這一點及其他原因，他才批評了比洛(Bülow)。克勞塞維茨認為，比洛根據“是否在敵人勢力範圍內進軍”對戰略和戰術所下的定義，“最不符合哲學”，因為它沒有抓住要點。他堅持認為，任何藝術行為都是“為實現既定目的(Zweck)而利用的手段(Mittel)”。他對戰術和戰略的定義很明確：“戰術是在戰役中，利用武裝力量的原則；戰略是為了實現戰爭的目的，而利用個別戰役的原則。”

這種手段和目的的兩重性貫穿了克勞塞維茨的整部作品。然而，他進一步區分了戰爭的最終目的和實現最終目的的中間階段。後者是下級軍事指揮官的目標(Ziele)，但它們是戰略家達到自己最終目標的手段。任何軍事上的成功都不能孤立地加以判斷，因為它本身隻是戰略家總體計劃中的一個階段。分配給下級單位的目標，無論是奪取一座橋梁、堡壘，還是占領一個省，或者是摧毀一支敵軍，都是將軍實現其更高目的的手段。最終，這些目的根本不是軍事目的，而是政治目的，“直接通向和平的目的”[28]。

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政治訴求可能會為戰略家提供各種各樣需要實現的目標，但實現這些目標的方法隻有一種，那就是戰鬥。這就是比洛的錯誤之處。指揮官所使用的工具，即他發揮其創造才能的物質方麵的因素，並不是武裝部隊本身，不是他們的活動，而是他們的戰鬥行為。克勞塞維茨提醒我們：“招募一個士兵，為其提供衣服、武裝和訓練的最終目的，也是他睡覺、吃飯、喝水和行軍的全部目的，隻是為了使他能夠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作戰。”[29]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目的。在許多軍事作家的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供應機構的存在，隻是為了使戰鬥成為可能。當有人陳述這一點時，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許多戰略理論家往往會忘記這一點，過去如此，今天偶爾也會如此。

克勞塞維茨有時會用“der Kampf”(鬥爭)這個詞來指代這種對抗行為，但更多的時候，他會用“das Gefecht”(戰鬥)這個詞，這讓人有些困惑。“das Gefecht”的問題在於它可以表示兩種不同的含義。它可以表示一般的戰鬥活動，也可以表示一種特定類型的戰鬥，一種在時間上和範圍上有局限性的戰鬥，這在英國軍事術語中通常被稱為“交戰”(engagement)。更為準確的是美式英語中的“combat”一詞，“combat”一詞準確地表達了原文的模糊性，既可以是一般的活動，也可以是具體的活動。但是這種模棱兩可對我們有利，“交戰”這個詞很好地表達了隊伍之間精確鮮明的對抗，而這正是克勞塞維茨通常所指的，在範圍上，受到個體控製的局限；在時間上受到爭端的不同解決方式的局限——或達到了，或拋棄了其原有的目標(Ziel)。

克勞塞維茨認為，這些交戰是構成戰略的組成部分，是構成戰爭整體的基石。它們都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們是目的，為了與敵人作戰，而在戰場上集結、維持和部署部隊。它們是手段，是達到進一步目標的跳板。這就是戰術與戰略之間的真正關係。戰術與交戰、計劃和執行有關，而戰略是協調這些交戰，以達到戰爭的目的。克勞塞維茨寫道：“在戰術上，手段是為戰鬥而訓練的戰鬥部隊，其目的就是勝利。”戰略家的手段就是打勝仗，他的目的是達到“那些直接通向和平的目標”[30]。因此，最輝煌的勝利本身毫無意義，除非它是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無論這一政治目的是徹底摧毀敵國，還是製定可能需要的和平條款。

因此，在最高級別上，戰略和治國之術之間沒有區別，戰略家的成就最終不是以軍事成就而是以政治成就來評價的。但是評判其表現的標準和評判其他藝術的標準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自己已有的手段來達到期望的目的。克勞塞維茨寫道：“一位君主或將軍最能展示其天才之處，就是經營一場與他的資源完全相符的戰役，這樣，他既不會做得太多，也不會做得太少。”[31]按照這些標準，他可以為拿破侖和腓特烈大帝這兩位技藝迥異的大師鼓掌。前者無限的目標隻能通過他無情地運用他所掌握的沒有窮盡的手段來實現。他的政治目標也許會受到譴責，但他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采用的方法卻不會被譴責。至於腓特烈大帝，他有限的目標是保持他1741年在西裏西亞的征服戰果，他的軍事表現是大師級的，然而，這不在於他優雅的行軍和軍事行動，而在於他以有限的資源追求一個主要的目標，“他並未嚐試去做任何力所不能及之事，但總是使出足夠的力剛好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他的整個戰爭行為……顯示出一種克製的力量——這種力量始終處於平衡狀態，從不缺乏活力，在危急時刻會上升到驚人的高度，但隨後立即恢複平靜狀態，為隨時準備適應政治局勢而平靜地波動著”[32]。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侖的例子表明，在理想情況下，戰爭應該由君主來打，他們可以把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集於一身，可以不理會他人的意見。顯然，在一般情況下，這是一種奢望，而戰爭的方向很可能是一個更加煩瑣的過程，就像克勞塞維茨時代的普魯士一樣。但是，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無論事情如何處理，政治領導人都必須擁有最終決定權。政治領導人並非絕對正確，但是“隻有當政治家期望某些軍事行動產生與其本意無關的影響時，政治決定才會對行動產生更壞的影響。就像一個沒有完全掌握一門外語的人有時不能正確地表達自己一樣，政治家們經常發布與其目的背道而馳的命令”[33]。

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政治領導人既需要對軍事政策有良好的總體把握，又需要經常同軍事指揮部協商。克勞塞維茨寫道，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有兩種：第一，“讓總司令成為內閣成員，這樣內閣就可以共同參與總司令的主要活動”。第二，正如普魯士內閣在1813年至1815年那樣，讓內閣確立自己在戰場上的位置和存在。1853年，當《戰爭論》第二版出版時，編輯把上麵這句話改成了“這樣他(總司令)就可以在重要場合參與會議和決策”。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改寫是對克勞塞維茨的故意曲解，目的是要讓軍方在決策中擁有並非克勞塞維茨本意的更大的話語權。但是這同樣可以被看作是試圖澄清一段話的錯誤嚐試，畢竟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認為這段話有些晦澀。

政策的性質決定了戰爭的性質，相應地，政治環境決定了戰略環境。克勞塞維茨解釋了以上這些是如何發生的，或者至少根據他的理論，應該如何發生。“這裏理論家不得不說的是：必須牢記交戰雙方的主要特征，從這些特征中產生出了某種重心，即所有力量和運動的重心，一切都依賴於此，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應該集中在這一點上”[34]。克勞塞維茨舉了三個像這樣的“重心”的例子：對手的軍隊、首都，以及他盟友的軍隊，如果他有一個更強大的保護者。克勞塞維茨說，由於所有這些都容易受到攻擊，“擊敗和摧毀敵方的戰鬥部隊仍然是最好的開始方式，而且無論如何這都將是這場戰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35]。但是，政治上的考慮可能會迫使對這一目標的修改或推遲。他承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必須願意發動最低限度的戰爭，僅僅是威脅敵人，而把談判作為保留”[36]。當我們談到克勞塞維茨的“有限戰爭”學說時，我們將考慮這種情況。但克勞塞維茨明確表示，他認為這種戰爭並不令人滿意。他指出，理想的戰略是確定敵人的重心，然後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對付它。如果重心就是對方的軍隊，那就更好了。

如果敵人失去了平衡，就不能給他恢複的時間，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必須朝著同一個方向進行。換句話說，勝利者必須全麵出擊，而這不僅是針對敵人的一小部分兵力——不是采取簡單的方法，用強大的力量奪取某個省份，寧願取得小的勝利，也不爭取得到大的成功；而是要不斷地尋找敵軍兵力的重心，隻有敢於動員全部力量取得全麵勝利，才能真正打敗敵人。[37]

可以這樣說，這種戰略學說陳腐到了野蠻的地步。也許我們不應該責怪克勞塞維茨沒有考慮使用軍事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來實現他的戰略目標。例如，使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來應對敵人的盟友，或者利用宣傳來顛覆或影響其觀點。克勞塞維茨可能會回答說，用這種方法是政治領導人的事，而不是軍事指揮官的事。此外，我們還可以對他列出的可能的“重心”名單提出批評，因為上麵根本就沒有提到讓敵人能夠進行戰爭的經濟能力。畢竟，在過去的200年裏，在英國、西班牙、荷蘭和法國之間幾乎持續不斷的戰爭中，這一直是一個主要目標。此外，盡管克勞塞維茨對軍事史很感興趣，他卻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在海上發生的戰爭。

然而，對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說進行公正和全麵的總結並不容易，因為它的表述令人憤怒地前後不一。與之相關的關鍵段落幾乎隨意地散布在《戰爭論》全書中，這充分體現了他悲觀的預言，即他的讀者會發現這是“一本需要從中提煉出一套戰爭理論的材料集”。題為《總體戰略》的這一節隻是關於各種主題的章節的匯合，而這些主題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共同點。一個隨意的讀者可能會非常合理地認為，與克勞塞維茨近乎偏執的、對戰略家主要工具的關注相比，他對總體戰略問題的興趣不值一提。《戰爭論》全書所圍繞的主題是作戰，尤其是主要戰役，這也許是書中寫得最有力、組織得最好的一部分。

在全麵介紹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說時，我們可以從他經常被引用、帶有嘲諷意味的觀察開始，“最好的戰略總是非常強大，首先是在一般情況下，然後是在決定性的時刻”[38]。這一論點更為微妙。克勞塞維茨指出，優秀的部隊總是為贏得戰鬥提供最佳機會。顯然，指揮官的技能、對軍隊的訓練和士氣都應該超過對手，但這些事情並不一定在控製之內。因此，默認雙方在這些品質上勢均力敵總是最明智的——即使並非如此，戰術技巧和高昂的士氣也不能彌補人數上的劣勢，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如防守山口。人數上的優劣遲早會表現出來，因此，指揮官帶領的軍隊規模越大，他就越有可能讓下屬單位在各自的戰鬥中取勝。

克勞塞維茨說，如果人數上的優勢是不可能的，那麽“必須精心部署可用的部隊，即使沒有絕對優勢，在決定性的時刻也要能取得相對優勢”[39]。這就是需要戰略家施展才能的地方：用“靈光一閃”確定戰略決定點，集中一切力量來打擊它，這需要從次要戰線撤出部隊，忽略次要目標。這曾是拿破侖成功的秘訣，但這並不需要克勞塞維茨去發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若米尼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並對其進行了更為詳盡的闡述，可是這卻遭到了克勞塞維茨的蔑視，“將戰爭藝術的全部奧秘歸結為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人數上優勢的公式，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做法，根本不可能經受得起現實的考驗”[40]。乍一看，若米尼的公式與克勞塞維茨的公式並沒有太大不同，即“最好的戰略總是非常強大，首先是在一般情況下，然後是決定性的時刻”[41]。但是，若米尼用了很多章節來分析決定性的點在哪裏，以及可能是什麽，克勞塞維茨卻把主要問題視為精神層麵上的問題，即指揮官能夠抵製一切**，維持他的決心，集中隊伍來對付那個決定性的點。

克勞塞維茨對戰略的討論即使沒有被扭曲，也確實被他想反駁這一觀點的願望所主導。這種觀點在18世紀非常流行，即巧妙的戰略組合可能會使戰術對抗變得不必要，戰略家可以有各種手段來實現他的目的，而不是僅僅進行艱苦卓絕的戰鬥。

我們怎樣才能反駁這樣一種高度複雜的理論呢？這種理論認為，用一種特別巧妙的方法對敵軍造成輕微的破壞，就有可能導致重大的間接破壞，或者通過有限而巧妙的打擊，就能使敵人的力量癱瘓，掌控其意誌力，這是取得勝利的重要捷徑。誠然，某些時候的衝突可能比其他時候的衝突更有價值，在戰略上，這就可能有一個巧妙的優先次序。的確，這就是戰略的全部內容，我們不想否認這一點。然而，我們必須承認，直接消滅敵人的部隊永遠是首要考慮的問題。我們必須確立這種破壞性原則的主導地位。[42]

這個克勞塞維茨隨意提到的“戰略的優先次序”和對於“這就是戰略的全部內容”的承認，就是他對其他戰略作家長篇大論所要說的全部內容，其中便包括對若米尼和英國作家愛德華·布魯斯·哈姆利(Edward Bruce Hamley)的評論。但這必須與《戰爭論》另一部分的一段話一起來讀，克勞塞維茨文稿的編輯認為這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是克勞塞維茨戰略思想的核心。在冗長的標題《考慮到後果，可能發生的交戰應被視為真正的交戰》之下，克勞塞維茨進一步解釋了他所說的“交戰的優先級別”是什麽意思。他指出，即使不交戰，也能實現目的。

如果派部隊去阻截撤退的敵人，敵人在沒有進一步戰鬥的情況下投降，那麽敵人的投降決定完全是由於我方部隊對其構成威脅。如果我們僅僅一部分軍隊占領了一個沒有防禦的敵人省份……那麽，我們的部隊能夠守住該省的一個因素是，如果敵人試圖奪回該省，他們就必須和我們交戰。在這兩種情況下，結果都是僅僅由於交戰的可能性而產生的。可能性已經轉化成了現實性。[43]

此外，為了使自己在敵軍麵前處於有利地位，可能需要進行一係列的前期戰鬥，例如奪取道路、橋梁、補給站、城鎮，甚至整個省份。克勞塞維茨說，這些占領“應該始終僅僅被視為獲得更大優勢的一種手段，以便最終我們能夠在敵人承受不起這種我方擁有的壓倒性優勢的情況下與其交戰”(克勞塞維茨對這點進行了著重闡釋)。

這一點似乎表明了克勞塞維茨急於否認的那種可能性，即通過巧妙的軍事行動，可以獲得不流血的勝利。但是，隻有當戰略家準備好流血的時候，準備好不惜一切代價向敵人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時候，勝利才有可能是不流血的。正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另一處所寫的那樣：“所有的行動都是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如果最終的武力較量真的發生，結果還將是有利的。”[44]他接著用了一個後來讓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感興趣的比喻：“對於戰爭中的所有首要和次要行動，武器的決定性作用就像現金支付在商業中的作用一樣。無論雙方的關係多麽複雜，無論結算多麽罕見，它都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同樣，無論軍事行動、組合和行軍多麽巧妙，這些都毫無價值，除非最後將軍能把仗打起來，並取得勝利。

因此，在這些“現金結算”中所發生的事情比導向它的計算和運動更重要。克勞塞維茨寫道，每一次這樣的“結算”都是“對肉體和精神力量的血腥而毀滅性的考驗。最後兩者之和更大的一方就是勝利者”[45]。正是因為這些考驗對任何戰略的成功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克勞塞維茨才將其寫成了一本書。

關於交戰的目的，克勞塞維茨講得很清楚，那就是敵軍的毀滅(Vernichtung)。也許還有其他目標，例如上文所述的目標：控製地形、資源或通信，以便最終能夠向敵人提出打一場他承受不起的戰鬥。但是，即使在邊緣和輔助性的交戰中，消滅敵軍也是十分重要的。這不僅有利於戰略家的最終目標，其本身也是這個目標的一部分。最後，用另一個商業類比來說，這是戰爭最終“資產負債表”上唯一會出現的東西。

在他的深入分析中，克勞塞維茨緩和了他嚴厲的陳述。他更準確地將“敵軍的毀滅”定義為“相對於自己，敵人在力量上的削弱”[46]。他再次使用了他的“商業類比”：“隻有在相互毀滅的過程中獲得的直接利益才可以被認為是目標。利潤是絕對的。它在整個戰爭活動的‘資產負債表’上一直是固定不變的，最終將永遠被證明是純粹的收益。”但是他強調，真正重要的毀滅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即摧毀敵人的抵抗精神，“殺死他的勇氣而不是他的士兵”。隻有在敵人的士氣被摧毀之後，天平才會傾斜，這樣就有可能給敵人造成比自己更大的損失。戰鬥過程中的損失主要由人員傷亡組成，通常由雙方平均分擔。但戰鬥結束後的損失由繳獲的槍支和俘虜組成，“這就是為什麽槍支和俘虜總是被視為勝利的真正戰利品；這些也都是衡量勝利的尺度，因為它們是勝利規模的有形證據”[47]。

無論大小，所有的戰鬥都是如此，但是重大戰鬥帶給敵人的損失對敵人士氣的影響會更大，這是不言而喻的。的確，如果消滅敵軍主力是戰略家的目標，那麽，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無論是簡單的“最好的開始方式”，還是“直接導向和平”的目標[48]，這最好通過一場集中的大戰來實現。克勞塞維茨用一個可怕的名字“die Schlacht”(會戰)來區分這種戰鬥，而這個詞在德語中也有“屠殺”的意思。對於這種戰鬥及其後果，即對戰敗敵軍的追擊，克勞塞維茨連續寫了五章。正如他所描述的，在這種**迭起的戰鬥中，所有的交戰都集中起來，都在總司令親自指揮下進行。會戰是一場集中的戰爭，是一麵把所有的破壞力集中在一個時間和空間的凸透鏡。與其他的從屬**戰不同，它不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包含在它自己的目的之內。

在描述這種戰鬥時，克勞塞維茨放棄了冷靜、超脫的分析口吻，以一種在書中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寫作。這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戰鬥是拿破侖戰爭的核心特征，而他本人至少參與了三場這樣的戰鬥：耶拿的災難、波羅底諾的血腥平局，以及佳姻莊(La Belle Alliance，英國人更熟悉的名稱是滑鐵盧)所贏得的艱苦卓絕的勝利。這是戰爭最激烈的時刻，舊式的正統戰略家(以及新戰略家)從來沒有理解這一點，克勞塞維茨決心把它講清楚。這部分寫作很多顯然是自傳體的，例如描述一位指揮官意識到敗局已定的這一段：

己方炮位全部喪失，卻沒能攻占敵人的一個炮位，敵人的騎兵擊潰了他的營，而敵人自己的營卻仍然牢不可破。他的射擊線不由自主地從一個點撤退到另一個點，試圖占據某些位置，但這種努力是徒勞的，結果是突擊部隊被精準的榴彈和槍彈驅散。相對於敵人的火力，他的槍炮火力減弱，隨著一群身強力壯的士兵護送傷員到後方，在敵人的火力之下，他的士兵異常迅速地減少。由於戰線被打亂，隊伍被切斷並被俘虜。有證據表明撤退路線受到威脅，所有這些都將向指揮官表明他自己及其指揮的戰鬥的結局。[49]

克勞塞維茨謹慎而公正地提醒我們，盡管會戰是一場戰爭或戰役的決定性因素，但它“未必是唯一的因素。由一場戰鬥決定戰役結果的情況直到最近才變得相當普遍，而一場戰役就解決了整場戰爭的情況是非常罕見的例外”[50]。盡管如此，他對會戰的強調，對其在篇幅上的投入，以及他對作品投入的情感，這些都表明了他認為，一場最終以這樣一場會戰告終的戰役，在精神上要優於一場沒有這種會戰的戰役，因為不流血的勝利隻屬於閹人。“我們對那些不流血就能取得勝利的將軍不感興趣。屠殺是一種可怕的景象，這一事實使我們必須更加嚴肅地對待戰爭，但這並不能為我們以人性的名義逐漸鈍化我們的劍提供借口，因為遲早會有人拿著一把利劍來砍斷我們的手臂”[51]。

在他整個論點的框架內，在與他戰略學說相反的理論給他自己的國家帶來災難的背景下，克勞塞維茨的**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推理也是完美無缺的。如果脫離上下文來看，這樣的段落會讓人對克勞塞維茨的教導產生一種可怕的印象，但凡經曆過拿破侖戰爭的人，都不會對他所說的“戰爭的本質是屠殺，其代價是流血”提出異議[52]。他下定決心，絕不讓他的讀者忽視這個可怕的現實，在他之前和之後的很多戰略家所撰寫的那些彬彬有禮的、抽象的技術性論述背後，就是這樣可怕的現實。這些貢獻與他作為士兵和平民所做的其他貢獻相比，簡直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