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戰爭的理論與實踐

克勞塞維茨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怎麽可能會有戰爭“理論”？這不僅僅是一個與士兵在性情上傾向的粗魯實用主義相對立的問題。這樣的實用主義認為建立理論是無稽之談，認為所有不單純是技術問題的軍事問題都可以通過勇氣和常識的結合來解決。克勞塞維茨確實對這種態度表示了極大程度的理解，我們即將看到，他的著作為這樣的態度提供了一些辯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解釋為什麽在過去，甚至在他那個時代，他提出的所有理論雖然不具有誤導作用，卻也是不充分的。此外，他還要解釋，為什麽盡管有如此慘淡的記錄，理論仍然可能是正確的。

除了回憶錄和敘事史的作者之外，此前的戰爭學作家可以被分為三類。絕大多數的戰爭作家探討的問題純粹是關於軍備、供應、訓練和部署的實際問題，但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說，這些問題與統兵之術的關係同劍匠的技藝與劍術的關係一樣。在普魯士軍隊中，他無疑在許多高級軍官身上看到了這種狹隘的、對於細節的關注，而這是他最急於避免的。他寫道：

總的來說，軍事活動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所有的這些都是在戰場上部署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所必需的。在達到戰爭的最終目的之前，這些知識和技能會先匯合成一些偉大的成果，就像小溪在流入大海之前先匯合成河流一樣。想控製它們的人必須熟悉那些融匯到戰爭大洋的活動。……隻有掌握了這一點才能解釋為什麽在戰爭中，有些人往往能成功地出現在高層，甚至成為最高指揮官，即使他們以前從事著完全不同的工作。事實上，傑出的指揮官從來都不是從最博學的學者型軍官中脫穎而出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一種社會地位不可能給他們帶來高學曆的人。[7]

對於那些被他輕蔑地說成是“專家”(Gelehrte)和“學究”(Pedant)的“博學”軍官，他隻有不屑。他們是必要的苦力軍，必須牢牢地守在自己的下屬位置上。然而，問題是，他們的專業知識與真正的指揮藝術之間存在明顯的不相幹性，導致第二類作家產生了一種特有的、相反的謬誤，即這些唯信仰論者“拒絕相信一切理論，認為戰爭是人類的一種自然機能，他們隻能做到天資允許他們做到的最好程度”[8]。按照這種思想流派的說法，不可能有什麽“戰爭原則”，一切都是個人天賦的問題，既不能模仿，也無從分析。腓特烈和波拿巴的出現就像莎士比亞或莫紮特的出現一樣，是不可預測的。他們是非同尋常的超常存在，尋找他們成功的秘訣純屬浪費時間。在格奧爾格·馮·貝倫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的《戰爭藝術的省思》(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1797)一書中，就可以找到對這一觀點最引人注目的表述。

克勞塞維茨對這一觀點表示了一些同情和理解，稱其隻是“言過其實”而已。其實，他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了人數眾多的第三個流派，這一流派相信他們有可能把戰爭當成一門科學來研究，從而為戰爭行為製定出一些不可更改的原則。克勞塞維茨承認，在有限的攻城戰範圍內，這或許是可行的，因為其中很多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如槍的射程和破壞力，視線和射擊角度，特定規模的駐軍所需要的物資，挖掘和完成戰壕所需要的時間。但正如我們所見，亨利·勞埃德和他的繼任者曾試圖將這種精確性擴展到整個戰爭行為，而在克勞塞維茨看來，他們的這種想法是非常具有誤導性的。

也許這一類中最極端的，肯定也不是最受尊敬的作家是海因裏希·馮·比洛，他的作品我們之前已經提到過了。他相信供應的因素是首要的，這使他假定，軍事行動成功的秘訣在於確保從軍隊作戰的基線末端所畫的線在物鏡上形成的角度不小於90度，他在這個假設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係列深奧的計算。安東尼·德·若米尼是這一觀點的另一位令人敬畏的倡導者，他和克勞塞維茨同時代，也是克勞塞維茨的競爭對手。若米尼是一位軍事分析家，他軍事分析的深度、範圍與可讀性使他成為19世紀末德國以外最具影響力的軍事作家。若米尼認為，拿破侖和腓特烈大帝的成功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公式，都可以概括為“在戰場的決勝點上連續指揮自己的隊伍，並盡可能地幹擾敵人的通信而不中斷自己的通信”，實現這一目標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掌握他所說的“內線”。

克勞塞維茨否認這些公式的有效性，並不是因為它們過於簡單化，而是因為它們忽視了他所認為的戰爭的本質。它們的目標是固定的值，但是在戰爭中，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必須用可變的量來計算。這些公式隻研究物質的數量，然而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與心理力量、各種影響交織在一起。他們隻考慮單方麵的行動，而戰爭是由對立的各方在不斷地相互作用下構成的[9]。

他認為，如果不考慮這些相互聯係的因素，即所有信息的不確定性、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不可預測的反應(強調了前兩個因素)，任何理論都是毫無價值的。不確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緣於人們無法衡量敵人的意圖和反應，尤其在沒有壓倒一切的政治動機來決定其軍事決策的情況下，這是特別困難的。最好的情況下，人們隻能計算概率，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無論一個人的判斷有多準確，其中仍然會有大量純粹運氣的因素。即使是最優秀的將軍也都是成功的“賭徒”，他們有勇氣堅信和堅持自己的判斷。在危急時刻，再多的理論也無法告訴他們究竟應該做什麽。

在克勞塞維茨看來，這便是精神力量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天平的一邊是不確定性，必須把勇氣和自信放到另一邊，才能達到平衡”。但精神力量如此重要還有另外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這也是所有理論家都忽略了的因素，即戰爭是危險的；它是如此危險，以至於沒有一個未參與過其中的人能夠想象它究竟是什麽樣子。正如他在一篇經典的文章裏輕描淡寫的那樣，“理性之光是以一種與正常的學術猜想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戰爭的領域裏折射出來的”[10]。與其說戰爭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的領域，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個充滿了痛苦、困惑、疲憊和恐懼的領域。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摩擦因素，而這些就是所有軍事行動所發生的環境。

戰爭中的一切都很簡單，但最簡單的事情卻很困難。……無數的小事件(你永遠無法真正預見的那種)結合起來，會降低總體的發揮水平，因此這會造成人們總是離預期的目標很遠……軍事機器……基本上很簡單，也很容易操控。但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它的任何一個組成部分都構不成一個整體：每一個組成部分都由零部件組成，而每一個零部件都可能會有摩擦……一支隊伍是由一個個人組成的，即使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人也有可能會耽誤事情，有時還可能會壞事。[11]

這種事情出錯的內在趨勢是由外部因素，甚至是不可控因素(比如天氣)所造成的。對所有軍隊來說，這些都是不言自明且令人畏懼的因素：英軍稱其為“墨菲定律”。

濃霧可能使軍隊無法及時地發現敵人，無法在應該開槍的時候開槍，無法及時把報告送到指揮官的手中。同時下雨天也可能導致援軍不能及時到達，行軍的時間由三個小時延長到八個小時，等等。

簡而言之：

戰爭中的行動就像電阻元件中的運動。即使最簡單、最自然的動作，也如在水中走路一樣不容易做到。在戰爭中，正常的努力很難達到哪怕是一般的效果。

克勞塞維茨說，正是這種摩擦“將真正的戰爭與紙上談兵區分了開來”。然而，對其重要性的理解必須是任何理論家的出發點。戰場上的指揮官很少能確定敵人的確切位置或兵力，更不用說他可能會做些什麽了。有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部隊的位置和情況。他很可能疲憊不堪、饑腸轆轆，即使沒有受到實際的驚嚇，也會感到憂慮。(他手下的人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不是參謀們的後勤計算，而是至關重要但又無法估量的精神上的因素。歸根結底，所有的軍事行動都取決於人的精神而不是體力。“一切戰爭都假定人類有弱點，並設法利用這些弱點。”[12]他還這樣說過：“戰爭是一種通過體力的形式對人的精神和體力的考驗。”“可以這樣說，體力隻不過是木質的刀柄，而精神道德方麵的因素則是貴重的金屬，是真正的武器，是打磨精良的刀刃。”

因此，《戰爭論》的第一篇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闡述精神力量的問題，其中便包括了指揮官的精神、軍隊的精神和人民的精神(並沒有完全地被考慮在內)。關於後者的重要性，克勞塞維茨自然十分清楚，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曾寫過大量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章。在《戰爭論》中，他也沒有忽視這一點：他在其中探討了軍事專業性和民眾支持之間的關係，以及對誌願部隊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期望之間的關係。但在實際的軍事行動中，關鍵的因素必然是將軍的才能和他指揮的部隊的素質，而這些都是克勞塞維茨在文中探討最多的因素。

在《論軍事天才》這一章中，克勞塞維茨探討了指揮官的素質。“軍事天才”一詞是他那個時代經常被使用甚至被濫用的一個術語，他曾試圖消除圍繞這個詞所積累的虛構。對他來說，“天才”並不是超自然的，或上帝賦予的東西，而是“在某一特定職業上高度發展出的智力和才能”。軍事天才和其他所有的天才一樣，由“多種因素的和諧結合構成，其中的某一種能力可能占主導地位，但並不與其他的能力發生衝突”[13]。這些因素便包括高智商(他認為，隻有先進的文明才能造就真正偉大的戰士)，以及身體上和道德上的勇氣。但是，克勞塞維茨特別強調從這些品質衍生出來的另外兩個品質。第一個是直覺，即法國人說的“靈光一閃”(coup d’ceil)的品質。這幾乎是一種本能，可以透過戰爭中的迷霧辨別出正在發生什麽，以及需要做什麽。這是一種對於事物本質的把握能力，使指揮官幾乎不需要思考就能選擇正確的路線，自然也不需要通過複雜的過程來計算各種可能性，而這些繁雜的可能性也許會使一個才能不足的人感到無所適從，陷入癱瘓的狀態。

克勞塞維茨說，第二個品質便是堅持已經作出的決定的能力，即決心。一切都似乎在合謀使將軍相信他的決定是錯誤的：相互矛盾的情報，或者更糟，根本就沒有任何情報；下屬的懷疑；逐漸精疲力竭的軍隊，必須由他自己投入更多的努力來彌補逐漸低迷的士氣。

隻要一個小單位能夠精神飽滿、鬥誌昂揚地戰鬥，那便不怎麽需要偉大的意誌力，但是一旦情況變得困難，每當麵臨重大危險時，事情就不再像一台運轉良好的機器那樣了。機器本身會開始抵抗，指揮官需要巨大的意誌力來抵禦這種抵抗。隨著每個人的力量耗盡，不再聽從自己的意誌時，這樣的全體的惰性就隻能逐漸取決於指揮官的意誌了。[14]

決心的性質不等同於單純的固執。它根植於富有智慧的洞察力，由智慧、道德和勇氣組合而成。關於決心、堅定、固執和意誌力之間關係的問題，以及關於“性格”和“智力”這兩個在教學上引起了很多爭論的(過去如此，現在有時依然如此)常見對立麵之間關係的問題，克勞塞維茨以他敏銳和精準的筆觸對其進行了深入討論，使其具有遠遠超越其軍事背景的內在價值。

在“軍隊的軍事美德”這一章中，克勞塞維茨討論了部隊所需要的道德品質這一問題。他在這一點上，把激勵專業部隊的精神與激勵武裝人員的品質區分了開來，後者包括勇敢、毅力和熱情等品質。

無論我們多麽清楚地能在同一個人身上看到公民和士兵這兩個身份，我們多麽堅定地認為戰爭是整個國家的事情……戰爭這件事永遠都是個別而獨特的。因此，隻要士兵們參與了這種活動，他們就會認為自己是某種組織行會裏的成員，而在這種行會的規章、法律和風俗中，戰爭精神都是最重要的。[15]

任何軍隊的核心都會有一批專業人士，他們參加戰鬥並不是出於愛國主義，而是像18世紀的軍隊那樣，純粹出於一種職業的自豪感。對於這樣“專業”的美德，克勞塞維茨毫不掩飾他的讚賞之情：

一支在極其殘酷的炮火下仍然能保持凝聚力的軍隊；一支不被想象中的恐懼所動搖，並竭盡全力麵對那些不言自明的恐懼的軍隊；一支為自己的勝利而自豪，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失去服從命令的意誌，不會失去對軍官的尊重和信任的軍隊；一支像運動員鍛煉肌肉那樣，在艱苦的訓練中鍛煉出了力量的軍隊……一支對自己的武裝有著強大的榮譽感而銘記自己所有這些責任和品質的軍隊：這樣的一支軍隊才是真正充滿了軍事精神的軍隊。[16]

克勞塞維茨說：“這種軍事精神與軍隊的各個部分之間的聯係，和將軍的能力與整個隊伍間的關係是一樣的。”將軍隻能給出總的方向。“在各個部分都需要指導的時候，軍事精神必定會發揮主導作用。”[17]如果因為某種原因，沒有這種精神，那就必須用其他的方法來彌補，以將軍的卓越才能或人民的“尚武精神”來彌補。這種尚武精神隻有通過頻繁的戰爭或非常嚴格的訓練才能形成，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尚武精神的外表也可能具有欺騙性，正如1806年克勞塞維茨在觀察了普魯士軍隊遭遇的厄運之後，再清楚不過地認識到的這點。

我們應該小心，不要把一群受過戰爭創傷和洗禮的老兵所擁有的那種被擴大的精誠的團結，與正規軍的自尊和虛榮心進行比較，正規軍僅僅是被服役製度和訓練拚湊起來的整體。戰鬥的嚴酷性和鐵一般的紀律也許能維護一個戰鬥單位的軍事美德，卻不能創造出這些美德。……這樣一支軍隊要想取得勝利，隻有靠它的指揮官，而不是靠它自己。[18]

因此，精神因素是戰爭獲勝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任何理論如果不能充分地考慮其內在的價值，便都是站不住腳的。然而，它們是如何與物質因素相互作用的呢？所有的這些平凡的因素，比如後勤、武器、地形和戰術，都是早期的軍事作家所關注的。怎樣才能把那些無形的品質理論化呢？克勞塞維茨指出，這個問題並非軍方獨有，在許多活動中都很常見，特別是在藝術領域。在這裏，人們發現了物質世界和無形世界之間非常相似的相互作用。畫家、雕刻家或建築師用物質元素來表達精神世界那無形的、不可量化的品質。他們所用到的材料可能會限製他們這種表達，但是，至少在一位大師手中，材料並沒有限製住這種表達。在美學中，理論家沒有製定過任何必須遵守的規則，但天才卻能以某種方式跳出這些規則。相反，理論家研究、分析並在一定範圍內解釋了天才的所作所為。的確，這些天才才是從事這些活動的大師。

戰爭也是如此。克勞塞維茨認為，隻有不斷地學習和借鑒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人們才能學會如何應對戰爭；不是研究抽象的戰爭，而是研究現實中的戰爭。隻有這樣，人們才能提出一套真正全麵的戰爭理論，使人們不僅能夠理解(就像理解繪畫或建築那樣)大師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能夠欣賞他們的成就是如何成為創造行為，而不是模仿行為的，他們的成就是獨一無二的，同時還擴大了繼承者的表達範圍。

克勞塞維茨指的這些便是對戰爭史的研究，因為“在戰爭藝術中，經驗比多少抽象的事實都重要”[19]。但對戰爭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對批判性思考和判斷的鍛煉，因為人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曆史學家的敘述就一定是可靠的。克勞塞維茨警告說，大部分的曆史敘述其實非常不可靠，幾乎毫無用處。大多數從古代或中世紀流傳下來的東西都太不完整，即使它們不完全是虛構的，也都太不準確，以至於毫無價值。克勞塞維茨準備隻接受那些他能夠從中獲得全麵和準確知識的戰役作為研究素材，這實際上就將他的研究限定在過去兩個世紀發生在歐洲，主要是西歐的戰役上。

這些曆史數據必須經過三個不同的過程。首先是曆史研究本身，要從謠言、假設和虛構中篩選出事實，為實際發生過的事件建立可靠的記錄。正如他年輕的同時代人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說的那樣，要“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對嚴肅的軍事史學家來說，這有時是相當棘手的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始終是他的首要任務。其次是建立因果關係的複雜過程，這一過程解釋了發生了什麽事及原因。隻有到那時，研究者才有可能繼續應用他批判性的判斷，對指揮官所使用的手段作出評價。但是，除非已經發展出某種理論和概念，不然對於在特定情況下，什麽是將軍應該采取的最適當的行動，這種判斷是不可能的。一個理論的形成和應用，實際上是一個連續的、相互作用的活動，曆史知識塑造了理論，而理論則闡釋了曆史判斷。但克勞塞維茨堅持認為：“如果評論淪為對理論的機械應用，那麽評論的作用將完全失去意義。……評論家永遠不應該把理論的結果當作規律或標準，而應該像士兵那樣，把它當作判斷的輔助工具。”[20]

如果說評論家在應用理論時必須謹慎，那麽士兵在應用理論時，也必須謹慎。他不能指望評論家為他的問題提供所有的答案，“就像從真理機器裏打印出的戰爭計劃一樣”[21]。克勞塞維茨承認，在最高領導層，理論隻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幫助。不確定性太大，可能性的範圍太廣，必須考慮的各種因素太多。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偉大指揮官的“靈光一閃”使他能夠自己分析形勢，並找到解決方案。先例不太可能成為可靠的指南，因此他必須創造屬於自己的先例。不過，命令等級越低，偶然的、不可預測的因素的數量就越有限。隻有在小戰術的層麵上，才真正有可能規定具體的程序來處理特定的情況，來編製手冊和演練。如果順從的、缺乏想象力的下屬嚴格執行這些命令，成功率就會非常高。無論如何，這樣的規定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想在較低級別找到完全可以信賴的、有足夠判斷力的天才軍官的可能性確實非常小。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必須被確切地告知該做什麽，隻有這樣，當他們在有限的指揮範圍內遇到情況時，才能夠作出及時的常規反應。事實上，對廣大士兵來說，理論逐漸落實下來，就僅僅變成了操練。在戰場上，它便成了思想的必要替代品。

但克勞塞維茨卻堅持認為，即使是在最高層次，隻要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理論家也能作出重大貢獻。他的職責是教育指揮官擁有判斷力，而不是告訴他應該做什麽。至少，理論應該幫助他厘清思路：“理論的存在，使人們不必每次都重新挑選素材，並仔細對其研究一番，而是會發現它早已準備好了，井井有條。它的目的是教育和指導未來指揮官的思想，或者更準確地說，指導他進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上戰場。”[22]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克勞塞維茨早期的教育對理論研究的影響。他當時就認識到，聰明的老師並不把教授課程內容本身當作教學最終的目的，而是把它當作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即教學的作用是充分發掘學生的潛能。如果理論家的研究推導出了一些原則，他可能會由此製定出指導原則。(至於理論家是否會或應該這樣做，克勞塞維茨持不可知論的態度。當然，他本人並沒有製定過任何“戰爭原則”。)但是，沒有任何原則或扮演的角色是有價值的，除非它們被徹底吸收。指揮官必須遵守的原則是他自己判斷出的結果，而不是別人判斷出的結果，當然，也不是一種客觀的科學“法則”。克勞塞維茨認為，一個理論“從科學的客觀形式發展到技能的主觀形式”的程度越高，它就會被證明越有效[23]。這不是“知不知道”(wissen)的問題，而是“知不知道如何做”(k?nnen)的問題。

這是否意味著戰爭是一門藝術而不是科學呢？克勞塞維茨對此毫不懷疑。他宣稱，“‘科學’一詞應該留給數學和天文學等學科，因為這些學科的目標是純粹的知識”[24]。但這種二分法是一種誤導。所有的藝術都涉及一些科學知識的應用，而所有的科學都要運用判斷，而這就意味著藝術以及任何戰爭根本就不屬於這些需要運用判斷的範疇。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一種社會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部分。戰爭通過流血的形式解決主要利益之間的衝突，這是它區別於其他衝突的唯一一點。我們可以更準確地將其與商業進行比較，而不是將戰爭與藝術進行比較，因為商業也是人類利益間的衝突。戰爭更接近政治，而政治反過來又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規模更大的商業活動。[25]

因此，任何戰爭理論都是社會和政治理論的一個分支，必須在政治的背景下對其加以考慮。政治是“孕育戰爭的子宮，戰爭的輪廓已經以隱藏的、原始的形式存在其中，就像生物在胚胎中的特征一樣”。

克勞塞維茨關於政治與戰爭關係方麵的理論，我將在下一章作進一步的探討。在此，我可以恰當地把他作為理論家對實際戰爭所做的貢獻進行概括總結。

當理論被用來分析戰爭的構成要素，被用來準確區分乍一看似乎融合在一起的東西，被用來充分解釋所使用手段的性質及其可能達到的效果，被用來明確界定目標的性質，並在徹底的批判性調查中闡明戰爭的各個階段時，它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務。理論就成為想從書本上了解戰爭的人的指南，它將照亮他的道路，促進他的進步，訓練他的判斷力，並幫助他避免陷阱。[26]但是，它永遠不能確切地告訴他該做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