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克勞塞維茨及其時代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職業生涯恰好跨越了1792年至1815年的法國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他生於1780年，父親是一名普魯士半薪的陸軍中尉。十二歲時，克勞塞維茨在第34步兵團(當時由其遠親指揮)謀取了一個軍官的職務。他並非出身軍官世家，更不用說是貴族世家了。他父親的祖上是中產階級的學者，在七年戰爭的危急時期被腓特烈大帝封為軍官——當時普魯士軍團的排他性壁壘不得不降低，以接納中產階級。他在那場戰爭結束後便退役了，正如他和家人所說的那樣，這並非因為他在服役期間受了傷，而是因為腓特烈裁減了軍官隊伍，僅僅保留了原來的那些核心人員，即出身名門的容克貴族。因此，即使克勞塞維茨進入王室，成為王室隨從，他在氣質上仍然是一個局外人。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宮廷裏的其他人對待他的方式表明了人們是如何看待他的。

克勞塞維茨一直有點內向，性格孤僻而羞怯，書生氣十足，氣質有些高傲。他自學成才，對任何可以涉足的領域都如饑似渴，這些領域除了軍事、哲學、政治之外，還有藝術和教育。在所有的這些領域裏，他都是一位多產的、幾乎有些強迫症的作家。從他二十歲到1831年去世，克勞塞維茨的寫作僅因為軍事活動的需要而短暫中斷過。同時，他的著作至今都沒有完整的版本。但是，在克勞塞維茨孤僻的性格、書生氣十足的外表下，卻燃燒著一顆追求榮耀的野心，這樣的野心與司湯達筆下的於連·索雷爾不相上下。這份野心被他深埋在心底，隻有在給妻子寫信時才會表露出來。他的上司授予了他一連串的職位，因為這些職位最適合發揮他的才智，這些決定或許是對的，但是他在這些職位上，卻始終都沒能實現自己的抱負。然而，正是因為有了這一野心，他對戰地指揮官所具備的素質、必須承受的道德上的巨大壓力及對血腥的戰鬥場麵的分析，才有了一種特有的力度。戰爭中的這些血腥場麵是他所有寫作中最為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折服的最精彩之處。克勞塞維茨所有的作品都帶有一種**氣質留下的印記，他富有**的性格經常與其強大的分析式的頭腦相互鬥爭，前者有時也為後者服務。

克勞塞維茨絕不是一個紙上談兵的人。他在年僅十三歲時就接受過戰火的洗禮，當時的普魯士軍隊在第一次反法聯盟的左翼，控製並擊退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軍隊，他們先是在萊茵河上作戰，然後在孚日河上作戰。他們穿過寬闊的河穀，在那些樹木繁茂、陡峭的山路上艱難跋涉。克勞塞維茨就是在那時獲得了對這些地形真切的了解。在《戰爭論》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這段經曆對他的影響。1795年《巴塞爾條約》(Treaty of Basel)的簽訂結束了這場戰爭，普魯士退回到極不穩定的、自欺欺人的“不結盟”狀態，直到十一年後，它才從這種狀態中被殘酷地喚醒。在這段時期的頭五年，克勞塞維茨在一個名叫尼奧魯賓(Neuruppin)的小鎮駐防。聰明的士兵從來都不會浪費和平時期服役特有的長時間閑暇。克勞塞維茨充分地利用了腓特烈大帝弟弟亨利王子的圖書館，這座圖書館對他所在軍團的軍官開放。他對教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可以猜到，他的同僚對他感興趣的這些活動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克勞塞維茨在1801年被調往位於柏林的新開辦的軍事學院，在格爾哈德·約翰·達維德·馮·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的指導下學習，這對他來說或許是一種解脫。

沙恩霍斯特被尊稱為創建德國的偉人之一，這是實至名歸的。他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軍人。他出生於漢諾威，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炮兵，這兩點便使他有別於主導普魯士軍隊的容克貴族騎兵和步兵軍官。他在第一次反法聯盟戰爭中的出色表現為他贏得了尊重，因此執政者任命他為第一所普魯士參謀學院的院長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戰爭伊始，他就對法國革命軍的表現感到困惑。在他看來，這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受過訓練，沒有受過管教，軍官數量不足，將領也多是新提拔的軍士，甚至沒有充足的供給係統，更不用說嚴整的行政結構。那麽這支非凡的軍隊是如何抵抗歐洲列強的職業士兵，甚至打敗了他們的呢？誠然，他們巧妙地利用了革命前皇家軍隊發展起來的、全新的、靈活而分散的步兵隊形，在物資、戰術和炮兵訓練方麵，他們也首屈一指。然而，他們在軍事上取得成功的原因遠不止這些。沙恩霍斯特注意到，法國軍隊的成功與他們背後的社會變革，以及法國民族觀念的出現密切相關。要學習如何打敗法國人，僅僅學習他們的軍事技術是不夠的——盡管這可能也是必要的，還必須考慮政治背景，以及這些軍事技術產生的曆史背景。柏林軍事學院的教學大綱是自由的，也是專業的，沙恩霍斯特還成立了一個研討小組，名為軍事學會(Milit?rische Gesellschaft)，鼓勵暢所欲言，考慮到當時正在進行的軍事革命，組內的發言不受任何限製。

這就是年輕的克勞塞維茨當時所處的環境，他很快就把自己和沙恩霍斯特聯係在了一起，成為一名崇拜他的弟子。在導師給他的和煦的陽光下，他的思想開始生根發芽。沙恩霍斯特以同樣的喜愛之情回報了這位才華橫溢、求知若渴的年輕人。這為兩人後來的夥伴關係奠定了基礎，直到1813年沙恩霍斯特英年早逝，這一夥伴關係才被迫結束，同時克勞塞維茨也被納入了軍事改革家團體的核心，這些人中便包括格羅曼(Grolman)、伯恩(Boyen)、格奈瑟瑙(Gneisenau)等人，他們改造了普魯士軍隊，也致力於重建普魯士國家。但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機會仍然沒有到來，克勞塞維茨眼下的前景雖然很光明，卻更為中規中矩。1803年，他以全年級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被任命為所在團名譽團長斐迪南親王(Prince Ferdinand)的兒子奧古斯特王子(Prince August)的侍從官。同年底，在他導師沙恩霍斯特的家裏，他遇見了瑪麗，並愛上了她。瑪麗是馮·布流爾伯爵(Count von Brühl)的女兒，性格活潑，受過良好的教育，深受路易絲王後的喜愛。由於其家人對這段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的反對，再加上克勞塞維茨又要去服兵役，因此他們的婚姻被推遲了七年。這期間，克勞塞維茨得以通過充滿**、自我表露的長信來表達自己的許多想法。結婚之後，瑪麗全心全意地投身於丈夫的事業，成為他的抄寫員，並在他死後擔任他的編輯，主持整理了至今他作品中最完整的版本，於1832年至1834年將其出版。

在1803年至1805年，克勞塞維茨寫了大量的文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二十年後，在他開始《戰爭論》的寫作時，這些思想最終成形。1806年，謹慎的腓特烈·威廉三世想竭力避免的與法國的戰爭還是發生了，克勞塞維茨和其他大多數愛國的年輕軍官一樣，對這場戰爭充滿了急不可待的熱情。他的主人奧古斯特王子受命指揮一個營，克勞塞維茨陪同他前往奧爾施塔特的戰場。在那裏，他參加了人生中第一次偉大的拿破侖戰爭，以及緊隨其後的災難性撤退。這一次的經曆和他年少時期參加的枯燥乏味的行軍和演練截然不同，以至於他很難把兩者理解為是同一件事，即戰爭。最終，他和奧古斯特王子被切斷了聯係，並都淪為俘虜。第二年，當沙恩霍斯特和同僚在埃勞戰役中挽回了普魯士軍隊的名譽時，克勞塞維茨卻與他的皇室主人在法國流亡，他在痛苦中飽受折磨，雖然現實條件並不算太糟糕。直到1807年簽署《蒂爾西特和約》之後，他們才被遣返回國。這是一次恥辱的經曆，點燃了克勞塞維茨的愛國熱情，使他終生厭惡一切與法國相關的事物。

俘虜生涯結束之後，克勞塞維茨重新回到了沙恩霍斯特身邊。沙恩霍斯特此時在哥尼斯堡，遠離法國控製的首都柏林，致力於重組普魯士軍隊。在接下來的四年裏，克勞塞維茨協助他完成了重整普魯士軍事機構的任務，研究並撰寫了相關課題。課題包括了可以想到的方方麵麵，小到戰術的細節，大到政治忠誠的問題。後者對他來說成了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1812年春，普魯士國王與他深惡痛絕的法國敵人結為同盟，他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對國王的忠誠，然而這一次國王實在是太過分了。克勞塞維茨和其他約三十名軍官一起辭去了職務，在法國及其衛星國的軍隊入侵俄羅斯帝國時，再次離開了他的妻子，到亞曆山大一世手下服役。

盡管克勞塞維茨不會說俄語，但他還是在俄軍中謀到了顧問的職務。在博羅季諾，他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二場大戰役。他目睹了撤退的法國軍隊渡過別列津納河(Beresina)時的災難性場麵，並寫了一篇可怕的記述文章。1812年12月，拿破侖指揮下的普魯士軍團司令路德維希·約克·馮·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erg)作出了曆史性的決定，他在陶羅根投降，率部投靠了俄國人，克勞塞維茨在中間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後來，約克在哥尼斯堡建立起了普魯士民族抵抗中心，克勞塞維茨負責組織人民武裝。1813年春，普魯士國王最終拋棄了拿破侖，克勞塞維茨返回柏林，再次回到沙恩霍斯特身邊，幫助他組建新的軍隊，調動起霍亨索倫王朝臣民的熱情和自我犧牲精神，讓這些人開始以德國人自居。

當1813年的戰役開始時，克勞塞維茨同軍隊一起前往戰場，但他依舊沒有獲得他迫切需要的指揮權。國王仍然沒有原諒克勞塞維茨之前離開他的不忠行為。又過了一年，他才重新允許克勞塞維茨為他效力。所以，在萊比錫戰役期間，克勞塞維茨在擔任普魯士陸軍司令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元帥(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的顧問時，身上穿的仍是俄羅斯軍官的製服。1814年，當他被普魯士軍隊重新接納時，他隻負責指揮一支不起眼的名為“德國軍團”的部隊，駐紮在遠離法國主戰場的德國北部。直到1815年，他才最終被普魯士總參謀部接納，被任命為約翰·馮·蒂爾曼(Joham von Thielmann)將軍第三軍團的參謀長。這支部隊位於盟軍在比利時的最左翼，在埃曼努爾·格魯希元帥(Emmanuel, marquis de Grouchy)的指揮下頑強地抵抗一支於其兩倍規模的部隊。當時的拿破侖曾在滑鐵盧戰役前試圖突破盟軍中心，卻沒有成功。在並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第三軍團對盟軍勝利的貢獻毫不亞於威靈頓或布呂歇爾麾下的任何一支隊伍，但克勞塞維茨再次感到自己受騙了。他沒有參與追擊法軍，他在戰場上贏得榮譽的希望永遠地破滅了。

沙恩霍斯特已經去世，但他普魯士軍隊改革派領袖的地位和克勞塞維茨主要讚助人的身份，被另一位名叫奧古斯特·馮·格奈瑟瑙的非普魯士人取代。格奈瑟瑙被任命為普魯士駐西方部隊的總司令，克勞塞維茨成為他的參謀長。他們位於美因茨的總部在柏林有著民族主義(甚至激進主義)盛行的名聲，當然這主要歸功於危險的思想獨立性。首先是格奈瑟瑙被召回柏林，1813年克勞塞維茨也被召了回去，以便當局能將兩人置於更嚴密的監視之下。在柏林，克勞塞維茨被任命為柏林軍官學校(Allgemeine Kriegsschule)的校長，但他在那裏對普魯士軍官團的政治甚至軍事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他的職責完全是行政方麵的，在他最初提出有關改革的建議遭到拒絕後，他就再沒有作出任何努力來實現和發展自己的這些提議了。

十二年來，克勞塞維茨一直過著不受打擾的生活，撰寫有關拿破侖戰爭的研究報告，為他早在1816年就計劃寫作的《戰爭論》撰寫草稿。1830年，在克勞塞維茨被派往布雷斯勞的一個炮兵大隊擔任指揮時，這些草稿都還沒有完成。後來，巴黎和波蘭同時發生了起義，似乎有可能會爆發一場新的戰爭，他便又回到了當時指揮普魯士軍隊的老上司格奈瑟瑙那裏擔任參謀長。戰爭的危險過去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名更為可怕的對手——從東方蔓延而來的霍亂。克勞塞維茨的最後一項任務是組建並嚴守一道警戒線，防止疫情進入德國，但如何防止疫情的傳播是他的戰略洞見無法解決的問題。1831年11月16日，他自己也不幸染上了這一疾病，患病後的24小時內便死於布雷斯勞，享年五十一歲。

盡管克勞塞維茨從未獲得他所渴望的獨立指揮權，但是他與他同時代許多的軍官一樣，獲得了幾乎史無前例的戰爭體驗。他在1792年加入的軍隊是腓特烈大帝的一支小規模人員組成的單純的專業部隊。1813年至1815年，他服役於一支以義務服役為基礎的強大的國民軍(他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這支國民軍由以地域為單位的誌願軍組成，有一個憤怒的、自我意識已經覺醒的民族國家作後盾。他早期經曆的是18世紀的運動戰和攻城戰。在40歲之前，他就已經參加了戰爭史上一些最偉大的戰役，目睹了拿破侖的軍隊橫掃歐洲，直抵莫斯科，最終又被擊退，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值得期待的希望。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於軍事行動而產生的結果，然而，克勞塞維茨在年輕時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軍事行動的成功或失敗不能隻用戰場上的表現來解釋。軍事分析若想給後世留下任何實際的價值，就必須做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入。

思想背景

在克勞塞維茨提出他的戰爭理論之前，並不乏將科學原理應用於戰爭行為的努力。在整個18世紀，隨著宇宙中越來越多的秘密被科學探索所揭示，隨著理性逐漸取代了風俗和迷信，人們開始對當時死板、浪費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戰爭越來越不滿。18世紀偉大的薩克森王國的莫裏斯王子寫道：“每一門科學都有原則和規則，隻有戰爭例外。”在職業軍人中，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遺憾——原因我將在稍後探討，“開明的”平民思想家哀歎，戰爭應該作為野蠻的曆史遺留物而存在下去。這種意見在整個歐洲十分普遍。但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這種意見在普魯士更加強烈。

首先是七年戰爭(1756—1763)的經曆，當時普魯士的領土不斷地被侵奪，國家和人民的財富消耗殆盡。普魯士的知識分子都對戰爭深惡痛絕，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法國和英國一樣，而腓特烈大帝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阻止這種情緒的蔓延。他的一生都與戰爭相伴；其次，腓特烈大帝有意恢複其祖先的軍事政策，將中產階級從軍官隊伍和軍隊裏排除出去，讓他們自由地賺錢，因為自然資源匱乏的普魯士迫切地需要這些資產來維持其在歐洲的地位。因此，普魯士的中產階級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認為國王的戰爭與他們無關，而這種印象很容易變成這樣一種認識：如果不是國王帶著貴族打仗，這些戰爭根本不可能發生。從1780年起，許多普魯士作家都認為，隻要國家的事務掌握在充滿理性、有人道的人手中，世界就會享有永久的和平，伊曼努爾·康德便是其中一位。這一觀點在普魯士大學和知識界占主導地位，直到耶拿的災難震驚了他們，喚醒了他們的政治意識，由此便引發了一場新的民族主義運動，並在後續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專業的軍事作家自然不讚同這些觀點。盡管如此，人們越來越普遍地認為，在專家手中，戰爭可以運用種種技巧和節製，可以做到不再有傷亡。軍事思想家尋求的是建立在堅實的、可量化的數據基礎上的理性原則，這些數據可以把戰爭的行為歸結為自然科學的一個分支，一種完全消除了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的理性活動。對一些人來說，這些數據是通過對地形的測量而得出的；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們是通過計算供應需求和行軍表而得出的；對還有一些人來說，是通過補給線與前線或軍隊與其基地之間的幾何關係提供的。用威爾士軍事冒險家亨利·勞埃德(Henry Lloyd)的話來說，所有人都相信：“隻要懂得這些道理，就能精確地發動軍事行動，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發動戰爭。”

但是，當人們在軍事領域尋求科學確定性的時候，研究人類活動的其他思想家卻開始質疑科學確定性的概念，即牛頓宇宙中的一個客觀事實是由人類之外的力量和原則所支配的。英國哲學家貝克萊和休謨認為，人不是被動地觀察和吸收知識，而是通過觀察的過程創造知識，並通過自己的意識塑造世界，這一觀點在德國已根深蒂固。克勞塞維茨不需要閱讀其同時代人康德的著作(也沒有證據表明他讀過)就能熟悉構成康德哲學基礎的這些思想。他還吸收了那些隨著希臘主義複興而重新被納入哲學的思想，這些思想對年輕的黑格爾的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便包括蘇格拉底對理念和表現的區分，對絕對的、不可達到的理念和現實世界中不完美的、靠近它的事物之間的區分。年輕的克勞塞維茨無論走到哪裏，都會遇到這樣的思想：18世紀90年代，當他在尼奧魯賓讀書時，康德的弟子基澤威特(Kiesewetter)正在他就讀的軍事學院闡述康德的哲學；在他移居柏林之後，當地的知識分子圈子裏也充斥著這樣的思想。他對教育的興趣使他接觸到像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這樣的作家的觀點，即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而是利用知識來發展個性，使其最終達到完美的實現。對美學理論的研究讓他意識到，藝術家不僅僅是通過學習和應用一套既定的規則而取得成功。相反，這些規則隻有在偉大藝術家創作出實際作品，成為標誌後，才有意義，而且這些規則和觀念肯定會隨著新一代創新的藝術家對其主題的理解和修改而豐富。所有的藝術，所有的思想(正如克勞塞維茨本人所表達的一樣，思想就是藝術)，都是一種創造性的，而不是模仿或衍生的活動。同樣的道理完全適用於戰爭。

在思想上，克勞塞維茨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那個時代的孩子。對他來說，戰爭不是一種受科學規律支配的活動，而是意誌或精神力量間的衝突。成功的指揮官並不是知道遊戲規則的人，而是通過自己的天才來創造規則的人。戰爭不可預測和無法控製的不確定性因素和危險不是需要消除的障礙，而是要抓住和利用的機會。當時的環境可能會把戰爭簡化成一種荒謬的、洛可可式的形式，但從本質上來講，戰爭與之完全不同。拿破侖已經表明了這一點，而克勞塞維茨則將開始對此加以解釋。

軍事背景

克勞塞維茨小時候加入的軍隊由腓特烈大帝塑造而成，直到1806年軍隊被摧毀之前，沒有一位領導人認為有任何理由需要改變這種模式。這種模式主要是為了適應18世紀的戰爭形式，而這種形式本身則是由參戰軍隊的性質決定的。這樣的軍隊有兩個主要的特征。首先，這一組織形式的目的是在戰場上盡可能地集中火力。騎兵雖然幾乎成了輔助部隊，但仍然必不可少。步兵憑借其訓練有素的火力贏得戰鬥，同時需要借助火炮這一圍城戰中主要的武器。因此，即使軍隊在糧食、馬匹和飼料方麵能夠自給自足，他們也會因為對彈藥不間斷的需求而被拴在補給線上。雖然軍隊隻要不斷前進，就可以從村莊征用補給品，但隻要他們停止一段時間，就要完全依靠僅存的資源。無論如何，他們的軍官都沒有讓部隊自己去覓食的打算。軍隊由被征召的農民或被強征的“誌願者”組成，因此他們很可能會利用這種覓食的“自由”當逃兵。

因此，軍事行動與少數幾條承載龐大補給的車隊的道路相連，而這些道路大部分都有堡壘把守。因此必須先包圍並攻克這些堡壘，才能進一步向前推進。同時，對役畜和騎兵馬匹飼料的需求，實際上把戰役的時間長度限製在了六個月，即從五月到十月。在戰鬥中，因為需要發出最大的火力，從而產生了線性戰術，即把隊伍部署成細長的線形，近距離互相開火，使得戰鬥變成了一種被嚴密策劃的屠殺遊戲。然而，考慮到正規軍的寶貴，指揮官們會盡可能地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毫不奇怪，機動戰被軍事理論家視為理想的戰爭，戰役最好是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從敵人的村莊劫掠資源，並逐漸將其拖垮。

這就是克勞塞維茨想推翻的教條。他在最早發表的作品裏便有對同時代理論家海因裏希·馮·比洛的批判。在《新戰爭製度的精神》(Der Geist des neuren Kriegssystem， 1799)和《純粹與應用戰略》(Reine und angewandete Strategie， 1804)中，比洛製定了一項根據供應係統的需要，軍事行動跟著供應走的戰略方針。比洛把這種戰略定義為“在雙方炮彈射程之外的軍事行動的科學”；與戰略相反，戰術是“在敵人麵前進行軍事行動的科學”。比洛認為，巧妙的戰略可以減少戰術，甚至有可能直接免除戰役。年輕的克勞塞維茨認為這是荒謬的。他寫道：“沒有戰鬥，戰略什麽都不是，因為戰鬥是戰略使用的材料，是戰略使用的手段。”和所有的創造性活動一樣，戰爭的目標是“為了既定的目標而使用的可用的手段”。因此，克勞塞維茨將戰略定義為“為了戰爭的最終目的，而將單獨的戰鬥聯係在一起，形成整體的連接(Verbindung)”。

在克勞塞維茨25歲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前輩們沒有注意到的兩項原則：第一，軍事演習除非是為了戰鬥，否則便毫無意義；第二，除非是為戰爭的最終目的服務，否則這樣的戰鬥毫無意義。

政治背景

“任何戰爭的最終目的都應該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克勞塞維茨1804年在對戰略的第一次有記錄的反思中提出的觀點。此時，克勞塞維茨使用的是一種直接而簡單的寫作方式，這與他後期作品的精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簡潔地寫道：“戰爭的政治目標可能有兩種：要麽徹底消滅敵人，摧毀其國家建構，要麽以條款的形式讓對方接受一些條件。”

當克勞塞維茨寫下這句話時，他對即將在兩年後感受到的全部憤怒還沒有切身的體會。兩年後，拿破侖幾乎打垮了普魯士。但是克勞塞維茨已經經曆了十二年的戰爭，在此期間，戰爭的整個節奏都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法國革命軍，他們在1792年至1795年占領了低地國家(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並逼向萊茵河；隨後，波拿巴又於1796年至1799年分別在意大利發動了兩次閃電戰，這兩次閃電戰的能量和目標都遠遠超過了之前幾十年戰爭中單薄而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克勞塞維茨，而是他的導師沙恩霍斯特首先意識到，法國人的軍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他們的政治轉型。早在1797年，沙恩霍斯特就在一份分析法國成功和盟軍失敗原因的報告中寫道：“盟軍在法國革命戰爭中所遭遇的一連串不幸，與他們自己的，同時也與法國的國內狀況密切相關。”法國軍隊之所以能夠打破所有的軍事規則，是因為政治家拋棄了所有常規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約束。在人力方麵，他們並不依靠訓練有素、費用高昂的正規軍，而是依靠愛國誌願軍，他們後來還征召了數量上明顯不受限製的義務兵，這些義務兵實際上是在免費服役。法國士兵要為自己尋找食物，如果他們逃跑，會有更多的人來代替他們。在戰鬥中，由於缺乏線性戰術的訓練，他們用散兵和密集的攻擊縱隊相結合的戰術來替代：他們首先把敵方的精力耗盡，然後再壓倒性地攻擊對方寡不敵眾的防線。有了這些不惜自我犧牲的步兵，波拿巴又給自己的軍隊增添了數量越來越多的大炮和訓練有素、可迅速追擊的騎兵。

這就是拿破侖征服歐洲的可怕的工具，但也隻有這樣的政府才能使用這樣的工具，他願意毫不吝惜地投入人力和金錢，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認同他的目標，毫無怨言地服從他，並按照他的要求作出犧牲。事實上，必須先有一個國家。除了像法國人那樣，推翻君主製，以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建立全民公投獨裁政權之外，還有其他的建立起一個國家的可能嗎？如果沒有，那治療的方法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

這就是克勞塞維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都在困擾的問題，它既是一個抽象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個人道德的問題。1806年，他在軍事協會上辯論的這個抽象的問題變成了可怕的現實。耶拿的災難不僅表明了普魯士軍隊無法與法國人抗衡，還表明了霍亨索倫王朝統治下的人民認為這整個事件與他們無關，他們對皇家軍隊的失敗漠不關心。克勞塞維茨在被囚禁法國期間，開始為本國人民身上那種可鄙的冷漠而感到焦慮。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寫道：“我要用鞭子把這個懶惰的畜生打醒，教它掙脫開那出於懦弱和恐懼而將自己束縛起來的鎖鏈。我將在整個德國傳播一種精神態度，這樣的精神態度就像一針解毒劑，它將以毀滅性的力量消除腐蝕國家精神的瘟疫。”普魯士所麵臨的問題不是軍事問題，甚至不是政治改革問題，而是重振士氣的問題。

然而，對這種士氣的重振，是否能與原先保留下的君主專製製度，以及一個對所有這些自由主義都持懷疑態度的王朝相容呢？就克勞塞維茨而言，他從未懷疑過這一點：他對這個王朝的忠誠是不可動搖的。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個王朝卻懷疑他，也懷疑那些和他誌同道合的人。他和同僚所期待的解決方案是讓王朝成為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的領導者，並將這種民族主義發揚光大，而不是被其所拋棄。1813年至1815年，他提出的這個方案得到了短暫的實現。但在這之後，民眾和君主的情緒再次分化，當局在壓製民族主義情緒方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厲害。德國的政治問題仍未解決，軍事問題也一樣沒有解決。

如果可以把法國革命戰爭看作戰爭中一種獨特的現象，那它與戰爭本身並沒有多大關係，但是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不會這麽認為。克勞塞維茨當然也沒有。大概在19世紀20年代末，他寫道：

不受任何常規束縛的戰爭，伴隨著人們最原始的憤怒而爆發了。這是由於人民參與到了這些重大的國家事務中，而他們的參與，一部分緣於革命對每個國家的內部條件產生的影響，另一部分則緣於法國對所有人都構成了威脅。

將來還會是這樣嗎？從現在開始，是否歐洲的每一場戰爭都將動用國家的全部資源？由此說來，戰爭是否隻能圍繞影響人民的重大問題而展開？又或者，我們會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間的逐漸分離嗎？這樣的問題很難回答，我們也是最後敢於回答這些問題的人。但是，當我們說，一旦障礙(在某種意義上隻存在於人類對可能的無知之中)被拆除，它們就不太容易再次被建立起來時，讀者應該會同意我們的觀點。至少在利益攸關時，雙方相互間的敵意將以與我們今天同樣的方式表現出來。[3]

因此，克勞塞維茨認識到，拿破侖戰爭的模式很有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戰爭模式，沒有做好戰鬥準備的軍隊將再次被徹底地摧毀，就像奧斯特利茨戰役中的奧地利軍隊和耶拿戰役中的普魯士軍隊一樣。他指出，如果要使人們成功地參與這樣一場戰爭，那政治改革便是必需的，這是任何有自尊的人都必須準備付出的代價。

《戰爭論》的寫作

1818年，克勞塞維茨在接受軍事學院院長的任職時，隻有三十八歲，但是他在戰爭方麵已經有了二十五年的豐富經驗，並且他也有數百頁自己撰寫的關於戰爭各個方麵的文章。他已經開始把這些東西整理出來，希望能夠從中提煉出一些精辟的戰略見解，以供專業的讀者參考，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

我的本性(一直驅使我對信息進行係統化和向前推進的本性)最終占了上風。我寫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屈從於自己偏向於分析的精神，也越來越回到了一種更加係統化的方法，於是一個接著一個的章節被加了進來。最後，我打算把它們全部重新修改一遍，加強一下前期文章之間的因果關係，也許在後期的文章中，再把幾個分析歸納成一個結論，從而整合出一個合理的整體。[4]

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十二年後，當離開軍事學院時，他寫道：“在我死前這些隻會被看成是一套有關重大軍事行動的手稿，理應從這些重大的軍事行動中提煉出一套戰爭理論。”[5]在過去的十二年裏，他一直在修改、重新起草文本和收集新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對拿破侖大部分戰役的原創性的研究和撰寫。大約在1827年，按預定計劃，他已經起草了八篇中的六篇，他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把他所有想法聯係在一起的線索。這不是什麽新的想法。他在二十五年前寫的第一篇文章裏就已經闡述過這一點，當時他強調政策的製定在確定戰爭目標時的重要地位，並解釋了由此產生的戰爭的雙重性質，即戰爭可能是有限製性的，也有可能是絕對的、極端的。

克勞塞維茨決心把這一點寫成他開始重新起草的整部作品的主題，他已經滿意地完成了第一章。但就在他重新開始起草的時候，他又產生了另一個想法：戰爭是一個“卓越的三位一體”，在這個“三位一體”中，政府的指導政策、軍隊的專業素質和人民的態度都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他的腦子裏各種各樣的想法和類比是如此之多，他對精確的要求是如此之嚴格，即使他完成了修改，也未必對其感到滿意。無論能活多久，他留給後人的很可能隻是“一堆可以用來提煉戰爭理論的材料”。

但他仍有理由聲稱：

一個沒有偏見、尋求真理和理解的讀者會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這些材料的形式並不完美，但其中包含了他多年來對戰爭的反思和勤奮研究的成果。這位讀者甚至還會發現，其中包含的基本思想可能會引發一場有關戰爭理論的革命。[6]

這些就是我們在後麵即將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