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課：戰爭論 導言

對於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美國戰略思想家伯納德·布羅迪(Bernard Brodie)曾經作出這樣大膽的評價：“這不僅是一本最偉大的探討戰爭的書，而且是唯一一本。”對此，人們很難提出異議。任何試圖收集軍事理論文集的人，都會發現他們很難找到可與克勞塞維茨的作品相媲美的著述。其他戰爭學作家幾乎沒有任何一位能像他那樣，成功地超越當時政治或技術環境對他們思想所施加的限製。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戰爭學作家，他們的著作闡釋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思考戰爭的，但能夠深入時代的短暫表象之下，將戰爭視為一項通過使用有目的的暴力來實現目標的政治活動的戰爭學作家，這樣的人卻少之又少。當然，成書於春秋末期的《孫子兵法》也是一部權威之作。在克勞塞維茨同時代人若米尼(Jomini)的作品中，在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及其古怪的同時代人富勒(J. F. C. Fuller)的作品中，也都有一些可圈可點的章節。此外，人們也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發掘出許多有趣的見解。在早期作家修昔底德和馬基雅弗利的附帶說明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發現許多智慧。但是，沒有任何係統的研究能夠與克勞塞維茨的研究相媲美。軍事分析家通常關心的是如何為他們自己的時代和社會提供建議，而不是為子孫後代提煉智慧。

克勞塞維茨表達了一個謙虛的願望，即他的這本書不會在兩三年後就被人遺忘，而是“或許會被那些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的人不止一次地拿起來”[1]。他主要關心的是如何幫助他的同胞和同時代的人。他曾是普魯士軍官團的一員，忠誠於霍亨索倫王朝，但是在麵對法國大革命引發的政治浪潮時，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這個王朝所麵臨的問題。他認為法國的侵略威脅在1814年至1815年雖然被歐洲列強製止了，但卻並沒有被消滅。如果他試圖理解抽象意義上的戰爭，那也隻是為了確保未來普魯士及其盟友能夠更迅速、更有效地對這個“世仇”發動戰爭。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職業軍人，專注於為同僚寫作，而不是一位在政治科學學院作演講的學者。他特意把自己的分析局限於對某個製訂作戰計劃的指揮官直接有用的東西範圍內。他具有實際工作者那種對抽象概念、主張和素材的恐懼，因為這樣的抽象概念不能與實際情況直接聯係起來，這樣的主張不能以例證來支撐，這樣的素材與手頭的問題無關。當然，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試圖深入問題的本質，但是他卻總是把理論和實踐聯係起來，故意忽略研究對象中與自己熟悉的作戰並沒有直接關係的所有方麵。

他寫道：“作戰並非用炭粉、硫黃和硝石製造火藥，用銅和錫製造火炮，而是運用現成的具有效能的武器。就戰略而言，隻需要使用軍用地圖，並不需要研究三角測量；要取得最輝煌的戰果，並不需要探討怎樣建設國家、教育和管理百姓，隻需要了解歐洲各國社會在這方麵的現狀。”[2]因此，在此意義上，克勞塞維茨故意犧牲普遍性，以追求實用性和簡潔性。然而，人們可能會懷疑他是否意識到了自己犧牲了普遍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批評一種不考慮經濟基礎的戰爭理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畢竟是這種經濟基礎導致戰爭成為可能，但這樣做並不僅僅是為了喚起“後見之明”。像克勞塞維茨一樣，人們對拿破侖時期的研究如此深入，卻並沒有考慮到歐洲大陸體係在拿破侖的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試圖利用經濟和軍事手段來鞏固和擴大其戰果)，這需要對戰爭的性質有非常狹隘的認識。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的整個海上層麵的無知令人震驚，但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海洋超出了他的文化視野。普魯士軍事強國地位的確立不僅是通過軍事上的勝利，也是通過經濟管理方麵的技能。作為這樣一個國家的軍事問題專家，克勞塞維茨竟然幾乎完全忽視了戰爭的這一方麵，而自腓特烈·威廉一世以來，在每一個普魯士士兵、政治家的頭腦中，首先考慮的就是這方麵，這是更讓人吃驚的。也許這種片麵性反映了克勞塞維茨個人性格和興趣的局限性。更有可能的是，拿破侖時期的偉大戰役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並主導了他的思想。這些戰爭的戲劇化進程和災難性結果，掩蓋了以前普魯士軍隊一直為之困擾的軍事預算和行政管理問題。此時，真正重要的是軍事行動的成功，克勞塞維茨一生中所經曆的事件也表明，最迫切需要注意的就是這一點，而不是與軍事籌資、預算編製、采購和行政有關的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此，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經濟層麵的忽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為之。他對另一個維度即技術方麵的忽視是無意識的，也是更容易理解的。和同時代大多數聰明人一樣，他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出生在一個革命時代，無論好壞，這一時代都有可能會改變整個歐洲社會的政治結構。但是，他並不比其他人更清楚，他生活在一個範圍更廣的技術變革前夕。戰爭的進行首先取決於兩個因素：現有武器的性質和運輸方式，而前者穩定了一百年不變，後者則穩定了一千年不變。在克勞塞維茨的時代，和在愷撒的時代一樣，後勤是由行軍者和役畜的速度和耐力決定的。和在馬爾博羅公爵(Marlborough)時代一樣，戰術是由有效射程為50碼的火器和射程為300碼的大炮決定的。盡管戰術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有了顯著的進步，克勞塞維茨也在《戰爭論》中十分有趣地分析了這些發展的意義，他還是無從預料自己於1831年去世後的十年裏，運輸和軍備的巨大發展，這些都是隨著鐵路的發展和後膛線火器的發明而出現的。

因此，《戰爭論》的大部分內容隻對軍事曆史學家有意義，因為它探討的是戰術和後勤方麵的細節問題，而這些問題本來應該在克勞塞維茨死後幾十年內就過時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話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軍事環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情況下，《戰爭論》讀者的範圍遠遠超出了他最初主要教育的對象，即普魯士的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