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軍與民

法國戰爭帶來的恐怖，在西班牙藝術家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陰鬱悚然的版畫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雕刻於1810—1820年間的《戰爭的災難》(The Disasters of War)凝結了西班牙遊擊戰中殘忍痛苦的瞬間：婦女正遭到淩辱，絞架上懸掛著平民綿軟的屍體，一位神父被絞殺，一名士兵將被斧頭劈開頭顱。這裏已不存在善惡的分際：在某些版畫中，根本無法從施暴者與受害者中區分誰是西班牙遊擊隊員，誰是法國士兵。暴力不分皂白，不作區別，而這正是恐怖之處：任何時間，任何人都可能淪為犧牲品。(參見圖7)

圖7　戈雅1810年的版畫捕捉了拿破侖戰爭期間令人震驚的大規模人員傷亡。人們並不知道受害者的國籍，其中有些是士兵，還有些是平民。這些都強烈暗示了戰爭的恐怖特性及其濫殺濫傷的本性

法國戰爭幾乎顛覆了18世紀關於戰爭存在“規則”的觀念。瑞士法學家艾默瑞奇·德·瓦特爾(Emmerich de Vattel)1758年的作品《萬國公法》(The Law of Nations)是一次具有影響力的嚐試——它企圖勾勒出戰爭與和平期間國際關係的行為準則，包括“正義戰爭”的定義及如何對待平民與財產，書中寫道：“歐洲國家幾乎始終以極大克製和寬容來進行戰爭。”上述理念得到了18世紀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包裝——後者認為人人都具備關於理性、某些權利的基本共識並且遵循相似的自然法則。然而，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的全麵戰爭並非如此，它以其野蠻殘暴戳破了上述幻想。在啟蒙運動的人道主義中也存在著一種危險的矛盾之處。表層之下，暗流湧動：不遵守有限戰爭準則的那些人會如何？那些采取與18世紀法學家設想的那種“按部就班”模式不同的叛亂者、遊擊隊、土匪或非歐洲“野蠻人”又如何？那些被對手認定違背了戰爭法則或發動不義戰爭的國家怎麽處理？瓦特爾本人給出了答案：它們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怪獸”。

士兵的戰爭

苦難與死亡的最終代價是由火線上的士兵、水手、平民承擔的。在歐洲各處，一名士兵和軍隊最初的交集是募兵，或者是更常見的征兵。服役的重擔落在了窮苦階層肩上，因為有錢人可以雇人替自己參軍。唯有法國依據1793年《全民動員令》和1798年《茹爾當法》周期性地禁止替代服役。但拿破侖認為富人和受過教育之人作為納稅人和官員對自己更有用，便恢複了這種做法。法國征召兵將服役至和平來臨，這意味著多年艱苦的征戰生涯。

在英國，平民並未普遍參軍：雖然政府試驗過短期服役、終身服役，但官員們認為征兵將不可避免地破壞平民生活。不過，嚴格來說，其原因在於參軍不受歡迎——英國社會中，工匠們期望能夠自由勞動，倘若他們技術精湛，便能回報頗豐。1787年，副官長(Adjutant-General)[2]曾抱怨說：“士兵低下的地位導致任何一個符合條件、頭腦清醒的男子都不可能願意參軍。”

征兵對任何公民來說都是不愉快的體驗，在俄國尤其如此，那裏的2000萬農奴是從軍主力。挑選征召兵的職責最終落到了村莊長老身上。他們雖然也是農奴，卻無疑會選擇那些他們心目中的“麻煩製造者”與“怪人”。俄國征召兵必須連續服役25年，實質上相當於終身服役：由於疾病和戰鬥帶來的損耗，僅有10%的人能夠存活如此之久。在一個不到5%人口識字的社會，士兵不會寫家書。即便有機會，他也很少與家人重逢，因為那些返鄉之人，傷痕累累，甚至身有殘疾，已被淡忘，被視作“外人”。對俄國家庭而言，征召兵意味著已經死去：他被剃光發須，不再被當作村民。出征前夕，其家人徹夜不眠。當那一刻到來時，親友會陪伴征召兵走到村莊邊界，一路唱著葬歌。他們隨後抽身而去，仿佛他已不在人世。倘若一名征召兵留下了無人撫養的孩子，他們會被送入軍方孤兒院，並在那兒被培養為軍士：由於條件惡劣，其中三分之一活不到成年。

平民們竭力逃避兵役，也就不足為奇了。最常見的方法是開小差。有些潛在的法國新兵試圖通過避免注冊登記的方式回避；但對那些已經被征召之人，最佳逃亡機會在前往兵站的途中，畢竟他們對當地很熟悉。拿破侖的繼子、意大利王國攝政歐仁·德·博阿爾內估計，三分之一的逃兵剛被征召便開了小差。歐洲各地的逃兵率因多種因素而不盡相同：在山區、林區和邊境地帶開小差相對容易。在沙皇俄國，由於長路漫漫並且逃兵的目標過於明顯，這是一項高風險的“事業”；然而一旦俄國人打到了歐洲，其士兵逃亡的機會便非常多。當俄軍接到回國命令時，逃兵的數目確實有所上升——因為征召兵們明白，一旦返回故土，機會便從指間溜走了。

語言也很重要：拿破侖一方，非法語軍隊比法語軍隊更容易開小差。每年的逃兵率都有所變化：在法蘭西帝國，它們因政權鎮壓能力的高低而起伏。在法國本土，當政府虛弱，逃兵率則升高，尤其是在18世紀90年代末督政府深陷危機之時，1813年後拿破侖統治搖搖欲墜以及對法國人征兵率再次高漲時。然而，其他時間中，逃兵率在某些地方甚至僅有2%。法國逃兵有時會拉幫結派地洗劫孤立的農莊和旅人——這可能隻是單純的土匪，但有時也會為保皇黨操控並反抗政府官員與革命秩序的支持者。在歐洲的每個地方，逃兵在獲得自家父老鄉親支持(幫助他們躲過警察，給予他們食物及藏身之處)時，都能擁有更高的逃脫率與生存率。

整個社區還存在通過叛亂反抗征兵的情況。1793年在愛爾蘭建立民兵組織的行為，激起了當地農民起義；而1796、1797年的特別征兵，分別在英格蘭、蘇格蘭導致了民變。如果說上述征兵僅僅為了保家衛國便造成了暴力抗爭，那麽對線列步兵的征召誘發了全方位叛亂便不足為奇了。在法國統治地區，暴動通常是由於其他原因——例如，戰區困苦的生活，入侵導致的社會解體，革命者對教會的攻擊等，但征兵往往是最後的導火索。1793年，征兵激起了旺代、諾曼底、布列塔尼的反革命叛亂，上述地區原本就對大革命心懷敵意。1798年9月，法國政府在比利時強推《茹爾當法》後，該國已經因其他改革而民怨沸騰，旋即便爆發了“農民戰爭”；到了年末，這場農村起義才被殘酷鎮壓下去。反抗尤其因地區而異，例如比利時便不習慣於征兵。蒂羅爾作為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時，被排除在征兵以外；被拿破侖盟友巴伐利亞吞並後，後者引入了征兵。1809年，安德烈亞斯·霍弗(Andreas Hofer，一位旅館老板和馬販)領導了叛亂，並成功奪取了首府因斯布魯克(Innsbrück)。霍弗發動了一場遊擊戰，但後來巴伐利亞在法軍支持下反攻，撲滅了起義。霍弗被俘後遭到了槍決。

上述歐洲的公開叛亂表明，民眾已經對政治秩序深惡痛絕。但對多數歐洲人而言，尚有更加巧妙的逃兵役方法。那些受歡迎或擁有一技之長的社區成員得到了本地人的集體聲援。在英國，人們為那些自己不願失去的、不願服兵役的親友捐款，以便雇用替代役者。在法國，地方當局通過寬鬆解釋“不適合兵役”來庇護自己人。不過拿破侖政權很快看穿了這一切並讓地方官和軍官的“征兵委員會”對此負責。結婚是另一種脫身的方法：在拿破侖治下的意大利王國，由於法國製度中已婚男子被列入征兵的最後一級人選，小夥子們迎娶了祖母級的女人。更激進的方法是自殘——男人們砍掉自己的食指(如此便無法扣動扳機)，抑或拔光牙齒——這樣一來就不能咬開射擊所需的彈藥。

剩下的符合法國兵役條件且無力逃避之人則顯露出種種負麵情緒：與家庭、故土切斷聯係所致的孤獨感，邁向異國他鄉的困惑，對軍營的厭倦，以及可能麵臨死亡的焦慮。同袍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同甘共苦，在營火或煮鍋旁彼此陪伴，交換故事，吟唱歌曲，分享笑話——這並非理想狀態的軍旅生活，但借助上述方式，士兵們麵臨未知而危險的未來時，好歹能夠互相扶持。同樣，征召兵的訓練也並非僅僅為了作戰，它也提供了一種日常生活，讓士兵們忙於操典、射擊訓練和站崗放哨。指揮官們明白，軍旅中最腐蝕士氣的因素之一便是百無聊賴。通過上述方法，不論自覺或不自覺，軍中每一分子都養成了團隊精神(esprit de corps)。紀律至關重要，不僅因為它能確保戰鬥效率，還緣於它能在士兵初入伍的震撼後賦予他們生活秩序和方向。這可能是野蠻的。俄國士兵經常被體罰，因為多數軍官相信服從是獲勝的關鍵。任何一名躲避炮彈的士兵都會遭到鞭笞——因為據說躲避炮彈隻會鼓舞敵軍。怯懦畏戰的士兵會立即被槍決。普魯士人最嚴厲的懲罰之一為“夾道之刑”(running the gauntlet，強迫士兵從兩排揮舞鞭子的戰士之間穿過)。法國人雖然在1789年取消了鞭笞(不符合公民士兵的價值觀)，但在其他各方麵都保留了嚴酷的軍法。軍事審判可謂雷厲風行：“布萊”(boulet)指的是戴上鐵球腳鏈禁閉；許多過失都會在軍事法庭上招來死刑——從輕微的劫掠到戰場上畏敵。在英國軍隊裏，懲罰包括短期禁閉、鞭笞、“夾道之刑”“騎木馬”(跨坐於三角形盒子的尖端)以及槍決或絞刑。

不過，各主要交戰國內，都存在著督促整改軍紀的聲音——它應當首要地仰仗榮譽感、團隊精神、愛國主義、領導能力以及軍官士兵的彼此尊重。在法國軍隊中，20年革命征戰已令上述價值觀深入人心。作為公民軍人，法國征召兵的地位不同於“賤民”：共和國內，他們被作為“祖國衛士”而得到稱頌。拿破侖以“軍團榮譽勳章”(Légion d’Honneur)[3]表彰英勇優秀之人，而不論其出身。1814年曾發生這樣的事：有位法軍上尉用軍刀刀麵擊打某個部下；但這名憤怒的騎兵製止了軍官，向他出示了軍團榮譽勳章，並令上級不得不羞愧地賠禮道歉。兩人握手言和，後來還共同分享口糧與一瓶白蘭地。俄國戰爭大臣巴克萊·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4]告誡軍官們以更人道的方式對待士兵：“俄國戰士擁有全部至高軍事美德：勇敢、熱情、服從、奉獻，從不剛愎自用；因此，必然存在不以粗魯方式訓練他們並維持軍紀的手段。”在英軍中，麵對某些罪過，短期禁閉和小額罰款開始取代鞭笞。即便在鐵血的普魯士軍隊，奧古斯特·馮·格奈森瑙(August von Gneisenau)[5]也宣稱“後背的自由”——即減少鞭笞的運用。

戰役打響時，團隊精神和紀律無疑能夠共同增強軍隊凝聚力和效率。然而，即便最訓練有素的軍隊，也不得不和某些因素苦苦鬥爭。極端條件下的長途行軍，可能會令軍紀敗壞。1805年對奧地利的閃電戰中，“大軍”13天內挺進了300英裏——但在此之前，大部分軍隊(他們原本是準備入侵英國的)已借由急行軍方式穿越了法國。步兵讓-羅克·誇涅(Jean-Roch Coignet，後來成為上尉)記述說，行軍夜以繼日，每天睡眠不足一小時，以至於精疲力竭的士兵們不得不捆住武器以防止掉落。誇涅最終也疲憊得跌入了溝渠。但在行軍之後，法國人依舊可發動一係列雷霆般的攻擊，可謂驚人的成就。但七年後的結果便大不相同了：在漫長的俄國行軍中，路途如此遙遠，夏日酷暑難耐而尋覓糧草又如此困難，士兵們崩潰地開了小差。拿破侖遠征軍中的巴伐利亞軍團指揮官報告說：“行軍的苦難造成了普遍的士氣低落、沮喪、不滿、違抗軍令和以下犯上，沒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軍隊士兵成群地逃亡：部隊抵達維捷布斯克(Vitebsk)時，已損失了大約三分之一兵力，而這還不到前往莫斯科征途的一半。

另一個敵人是疾病：法國戰爭中，死於疾病之人，多過軍事行動中死去的人。半島戰爭時期，英國人因病損失了24,930人；相形之下，死於法軍火力的為8889人。在歐洲任何一個軍隊密集紮營的地方，這一情形屢見不鮮。2001年對維爾紐斯(Vilnius)“萬人塚”的考古發掘表明，1812年從莫斯科撤退的法軍中，近三分之一染上了虱子傳播的斑疹傷寒[6]。性病也很恐怖：歐洲軍人暴力粗野的名聲，這意味著盡管軍人與當地婦女墜入情網時有發生，但多數人為了疏解虎狼之欲還是會向娼妓求歡。結果便如某位法國騎兵所說，醫院裏花柳病人人滿為患。

何時、何人生俘了對方士兵，決定了其不同的命運。在法國革命戰爭最初的歲月裏，法國人手中的聯盟戰俘被“關押”在城鎮中，根據軍銜享受對應待遇，在每天定期報到並以榮譽發誓不會逃跑的情況下，還被允許在城鎮周邊自由活動。戰俘與當地婦女的通婚並不罕見，許多人甚至重操舊業做起了買賣。恐怖時期條件有所惡化(包括了監禁)，但隨後再度放寬——這部分是出於務實的理由，因為許多法國市鎮缺乏妥善關押囚徒的資源。英國人將戰俘扣留於鄉間城堡中(包括著名的愛丁堡城堡)。戰俘的監禁條件可能會很惡劣。1799年一位被奧地利人俘虜了9個月的法國征召兵回憶：40人被關押在一個房間，缺乏新鮮空氣，食物粗劣，一堆爛草為床，俘虜們因寄生蟲而疾病纏身、虛弱不堪。他們在獲準觀看一場宗教遊行時遭到了當地農民吐唾沫、毆打的“款待”。這個士兵因俘虜互換而獲釋。這類交換常因政治理由進行：其商談往往被用作試探對方和談意願的手段。

戰爭的可怖在戰場上一覽無餘。盡管法國戰爭期間的軍隊於武器方麵的革新並不多(英國人試驗了火箭，但算不上大獲成功)，其“撒手鐧”的破壞力依然足夠。雙方在奧斯特裏茨的傷亡達24,000人，耶拿-奧爾施泰特60,000人，埃勞56,000人，滑鐵盧46,000人。最血腥的是在博羅季諾，共有80,000人死亡(僅法軍一方便有35,000人負傷，其中13,000人傷重不治)。上述均為單日戰役，其屠殺規模堪比一戰：英軍在索姆河的第一天共傷亡58,000人。

法國戰爭期間，雖然一支滑膛槍裝填至開火的步驟不少於12個，一名訓練有素的士兵依然可每三分鍾發射四次。根據法國醫療隊列出的清單，疾風暴雨般的齊射給人體造成了全方位的傷害(從頭蓋骨到腳趾尖)。沉重的馬刀能夠透過軍帽將人頭劈成兩半。火炮的威力是如此恐怖，以至於經過戰火曆練的外科醫生目睹之後也肝膽俱裂：一名炮手被炮彈擊碎胸腔、瞬間殞命；一位軍官遭炮擊斬首，而他無頭的軀體依舊端坐馬上。

士兵回憶錄中也留下了描述戰役之慘烈的文字：1809年在阿斯珀恩-埃斯靈，誇涅被橫掃其附近隊列的一枚炮彈砸斷了腿。“我感覺不到自己的右手。低頭看去，隻見流血的傷口上掛著屍塊，仿佛我的手已粉碎。實際上，這是我可憐戰友的殘骸之一。”每個戰場都充斥著這樣的死亡光景，結果它便深深印刻在了親曆者的腦海中。埃勞戰役後，一位法國士兵如此描繪這片寒冷的戰場：“鮮血染紅了白雪，將蹣跚的人與馬染成黃色。騎兵衝鋒、刺刀相接之處以及炮兵陣地堆滿了人馬屍骸。滿目皆是屍體抑或搖搖欲墜的傷兵，耳中僅能聽聞哀號。”麵對數量驚人的傷兵，軍醫們竭盡全力予以救治；但最嚴重的傷患則隻能截肢。一名嫻熟的軍醫能在數分鍾內鋸下肢體：據說法國醫生多米尼克·拉雷(Dominique Larrey)[7]在駭人聽聞的博羅季諾進行了200次截肢手術。拉雷事實上也是個傑出的改革者：他創立了“急速救護隊”(flying ambulances)——以特殊設計的馬車幫助行動不便的傷員從戰場後撤至急救站。後來，他設計出了第一套檢傷分類(triage)係統[8]，根據傷員傷勢的嚴重程度、量身製訂治療方案。1796年，他告知部下首先治療重傷員，而不論其軍銜和國籍。他的聲譽如此崇高，以至於威靈頓公爵在滑鐵盧認出拉雷工作中的救護車時，他一邊脫帽一邊對一位軍官說：“我在向不屬於我們時代的勇氣與奉獻致敬。”

平民的戰爭

戰爭以多種多樣的方式影響著平民。很少有人會像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主人公皮埃爾·別祖霍夫(Pierre Bezukhov)那般瘋狂：他誤闖了博羅季諾戰爭屠宰場。不過，當戰事發生於城鎮附近，人們更可能是陷入了交叉火力而進退不得。當反法聯軍1813年於萊比錫包圍了法軍時，他們炮轟了周邊村莊。一位薩克森牧師回憶了蟄伏地窖民眾的恐慌。有些人在教堂避難，然而炮彈就在門窗外爆炸，塔樓也著了火。不過，有些平民加入了軍隊：東正教教士以站在俄軍火線鼓舞士氣聞名。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平民在後方以不同方式援軍——其中多為婦女。在法軍中，她們是跟隨丈夫或情人出征並為軍人售賣食物補給的“從軍女”(cantiniéres或vivandiéres)。她們常常身著破舊製服，行軍時與士兵同甘共苦，在軍中頗受愛戴。法國軍士布戈涅(Bourgogne)回憶從莫斯科撤退時“我們的從軍女迪布瓦(Dubois)夫人”(她嫁給了團軍醫)有多麽堅忍。她在零下氣溫的樹林中生產。第二天，團長給了她自己的坐騎，於是她用羊皮包裹著新生兒一同行軍。英軍亦有自己的“團女”(士兵之妻)。一名蘇格蘭戰士談到自己配偶時說：“無論何時何地，她都與我相濡以沫，對所受苦難無怨無悔。”這對特別的夫妻在戰場上成婚，新婚之夜的帳篷裏還住著其他11名士兵。[9]

偶爾，婦女也會參戰：泰蕾茲·菲格爾(Thérése Figueur)[10]從1793年起作為一名龍騎兵為法軍效力，直至1812年在西班牙布爾戈斯(Burgos)被遊擊隊領袖梅裏諾(Merino)俘獲。餘下的戰爭歲月裏，她被關押在不列顛。據估計，類似這樣的法國女戰士有30至80人。法國軍艦上也有婦女身影(通常作為廚娘)：特拉法爾加戰役時，皇家海軍複仇號[11]船員曾救起一名25歲的法國姑娘，她是從燃燒爆炸的阿喀琉斯號跳海逃生的。但更常見的是，平民淪為戰爭的犧牲品。婦女常常遭到性侵——由於這種罪行太普遍，以至於拿破侖在1798年登陸埃及時特意告誡部下：“**醜惡，放之四海皆然。”但並非所有戰士均心有戚戚。侵略軍“就地取材”，四處打劫，一個被占領區的家庭麵臨的不僅是窮困，還有暴力。1795年在萊茵蘭，一位法國軍官坦承：“這裏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謀殺、強奸、劫掠。我目睹了一名安特恩海姆(Anternheim)教師在家中被殺(他有六個年幼的子女)，此外還有阿爾比希(Albig)的牧師及其他不幸的死難者。他們唯一的‘過失’是不夠迅速地交出手上那一點點錢財。”最可怕的是被武力攻取的城市市民的遭遇。士兵們被迫在火炮砸開的城防豁口決一死戰(參見圖8)。一旦攻克城市，軍官們便失去了對部下的掌控力：1812年，英軍在蒙受巨大傷亡後奪取了西班牙城市巴達霍斯(Badajoz)。之後，士兵們失控了，一位震驚的中尉報告說：“士兵們侵犯那些已受重傷的婦女，扯下她們脖子、指頭、耳朵上的飾品，最終還會扒光她們的衣物。許多人因此受到鞭笞之刑，但無人被絞死——本該有數百人被絞死的。”入侵軍的逼近導致難民潮便更是不足為奇了。1813年，一位居住於德意誌萊比錫的記者記述道：“哭泣的母親們帶著被褥，背著嬰兒，拖著三三兩兩近乎**的孩子；父親們四處尋找著妻子兒女；小孩在人群中與父母失散。馬群衝開了載著病患的推車，到處皆是哀號聲。”

圖8　險峻的攀登、不斷墜落的屍體和近距離的戰鬥說明了圍攻戰的恐怖和艱難

[1]　戈雅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偉大的西班牙浪漫主義畫家，曾擔任西班牙波旁王室宮廷畫師；半島戰爭期間在馬德裏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與瘋狂，創作了《戰爭的災難》係列版畫(共82幅)。戈雅的藝術手法承前啟後，對後世影響很大。

[2]　副官長是英國陸軍自17世紀後期開始設置的高級參謀職位，通常在陸軍總司令麾下負責行政管理和人事工作。1787年時英國的陸軍副官長為威廉·福西特爵士(William Fawcett， 1727—1804)。

[3]　1802年由拿破侖設立，共分六等，至今仍為法國政府頒授的最高榮譽勳位勳章。

[4]　全名為米哈伊爾·博格達諾維奇·巴克萊·德·托利(1761—1818)，波羅的海德意誌後裔，俄國陸軍元帥，曾任芬蘭總督、戰爭大臣和第六次、第七次反法同盟俄皇家陸軍總司令。

[5]　全名為奧古斯特·奈哈特·馮·格奈森瑙(1760—1831)，普魯士陸軍元帥，軍事改革家，普魯士總參謀部奠基人之一。

[6]　斑疹傷寒可分為多種，本書提及的應為流行性斑疹傷寒，由體虱傳播的立克次氏體引發，多流行於冬季或寒冷地區，死亡率在10%～40%。

[7]　全名為多米尼克·讓·拉雷(Domimique Jean Larrey，1766—1842)，法國著名外科醫生，戰地醫療的重要改革家，他被譽為第一名現代意義上的軍事外科醫生。

[8]　這套係統通常把傷病員分為三類：無處置即難存活者、無處置亦可存活者、處置得當即可存活者，並對應相應的治療方案和優先度。

[9]　這裏提到的“從軍女”絕非軍妓。她們承擔了軍中大量不可或缺的後勤工作，有的甚至還接受了一些軍事訓練，頗受將士們敬重。

[10]　全名為瑪麗-泰蕾茲·菲格爾(Marie-Thérése Figueur，1774—1861)，她堪稱法國版花木蘭，1793—1815年在法蘭西共和國、拿破侖帝國服役長達22年，作為龍騎兵參加過烏爾姆、耶拿、奧斯特利茨等重大戰役，戰功赫赫。1814年被放歸法國，1815年退伍後曾開辦餐館謀生。拿破侖三世上台後，為表彰其功績曾賜予特別年金。與花木蘭不同，菲格爾一開始便明確以女性身份參軍。

[11]　1805年服役的一艘英國三級戰列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