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全麵戰爭·革命戰爭
直至將我們的敵人從共和國的領土驅逐出去的那一刻前，所有的法國人都須時刻準備著為軍隊所用。年輕人奔赴前線；已婚男子鍛造武器和運輸補給；女人製作帳篷和衣物，並照顧傷患；兒童將舊亞麻布製成紗布；老人則前往公共廣場鼓舞軍人士氣，宣傳共和國的團結，鼓動對國王們的仇恨。
1793年8月23日國民公會發布的《全民動員令》乃是“全民皆兵”的終極體現。這一理念，正如1789年有革命者言簡意賅地所提出的那樣：“凡公民皆為軍人，而軍人皆為公民。”通常認為，《全民動員令》標誌著18世紀的有限戰爭向革命戰爭的轉變，覺醒的公民們投身法國大革命，迎難而上，擊敗了歐洲舊秩序的軍隊。“戰爭，”普魯士軍人、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寫道，“突然再度成為人民的事務，三千萬之眾，人人皆視自己為國家公民……此刻起，一切資源都不再有任何明確限製……也因此，敵方變得極為危險。”不過，法國直至1812年的成功秘訣裏，人民革命動員(諸如思想信念、戰場新技術以及革命政府發掘法國社會的能力)究竟扮演了多大角色，引發了此後曆史學家們的懷疑。
對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明確把握，在1789年前數十年便已現雛形，並於大革命期間最終成熟。法國革命的民族主義是建立在合法政府隻能從法蘭西民族中產生這一理念上的(這正是拿破侖加冕後自稱“法蘭西人的皇帝”而非“法蘭西皇帝”的原因)，一係列政權無一不在竭力鼓動公眾的愛國精神。在此進程中，他們的確激勵了許多民眾投入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尤其是在岌岌可危的1792—1794年間。當戰況愈演愈烈時，這樣的運動無疑具備某種道德上的影響；隨著戰況愈演愈烈，在法蘭西的對手之間亦會出現類似的“倒影”。女權主義革命家希羅瓦涅·德·梅裏古(Théroigne de Méricourt)[1]曾經腰間別著手槍出現在國民公會上，她強烈要求法蘭西女性獲得組建“亞馬孫軍團”(Legions of Amazons)並參戰的權利。由於女性沒有政治權利，自發地為祖國(patrie)而戰則成了獲取完整公民權的一種方式。男女公民籌集著“愛國捐款”，並將其呈予公會、以助戰事。有的女性特意仿效古羅馬貴婦於國家危難之際放棄華服的事跡，捐出了自己的珠寶首飾。
《全民動員令》不僅將男子編入軍隊，還明確征集全國物資，招募成千上萬的工匠以增產軍械火器。巴黎的盧森堡花園(Luxembourg Gardens)變為露天的槍炮工坊，鍛錘聲和風箱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貴族宅邸、修道院甚至停泊在塞納河畔的船隻，皆改為了工坊。憑著舉國上下艱苦卓絕的努力，5000名巴黎工匠一年製造出了145,000支滑膛槍，一間工廠一天裏就能製作出30,000磅火藥。通過大規模征兵、動員勞動力、毫無保留地開發資源，戰爭滲透進了法蘭西社會各個角落，這不僅是“全麵戰爭”，亦是一場人民的戰爭。
全民動員的努力也延伸到了軍隊中。當局決定以愛國主義推動征兵，並保證他們的犧牲將會為祖國所銘記。士兵們被告知他們是公民而非奴隸：革命政府堅持士兵們擁有投票權；開拔前夕，地方政府會出麵宴請他們並於席間公開講話，表達人民對士兵保家衛國的鼎力支持。士兵退伍(或傷殘)後，將得到退休金(撫恤金)；一旦陣亡，家屬也會(因失去養家之人)獲得贍養。
不過普通士兵們究竟多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熱忱的推動尚無定論，尤其是因為動機本就不可捉摸，難以量化。例如，有人想必會問，當地方政客們對緊張的年輕士兵們宣揚國家大義時，有多少人在仔細聆聽呢？(見圖5)然而，據法蘭西士兵們的私人往來信函看來，他們中有些人的確是出於強烈的公民意識和愛國情懷而戰——這些信件並非用於公開宣傳，因此理當是真摯可信的。一位過去是農夫的年輕士兵在寫給家人的信中稱，現在他的生命屬於國家：“你們的兒子要麽衣錦還鄉，要麽為了保衛祖國而犧牲了。”1793年冬，另一位士兵見到敵方逃兵跑到法蘭西一側來時，越發堅定了對大革命的自由信念：“他們橫跨結冰的河麵而來，因為他們再不願做奴隸，他們渴望自由。”他繼續補充道，勝利後士兵們會把桂冠“同我們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和情人”分享。
圖5 博伊利的畫描繪了征兵者及其親屬表現出來的矛盾情緒
但那是“恐怖時期”——法蘭西士兵和百姓被共和國宣傳“轟炸”，又被反複告誡失敗後反革命清算的可怕後果。這種恐怖也采取各種嚴苛方式來確保軍隊奮戰到底：中央政府及其代表團成員、從巴黎派來保證對軍隊進行控製的政治委員，毫不手軟地處決那些據信“玩忽職守”的司令官。一個似乎在普通士兵心頭留下了深刻烙印的例子是：1793—1794年間，84位將軍被斬首或槍決，還有352位被除職。因此，這些早期衝突隻是特例，雖然此時愛國主義無疑是舉足輕重的，但曆史學家們所能見到的大部分書信中充斥著恐懼、疲憊與絕望。1794年6月，當時在伊普爾(Ypres)一帶同英國人戰鬥的應征兵皮埃爾·德拉波特(Pierre Delaporte)寫道：
法律令我參軍保衛摯愛的祖國。為此我離開了我同樣摯愛的親友……為了和同袍們扛起責任，我不得不攻擊素未謀麵之人，他從未傷害過我，誰能相信……他們的初衷與我們無異……刀光劍影之下，雙方都常常忘記所有的人道。
當許多法蘭西士兵逐漸成長為經驗豐富的老兵並發展出專業精神後，革命的民族主義便退潮了。他們的忠誠轉向軍隊本身，尤其是那些引領他們的卓越領袖：拿破侖隻不過是其中一員。其部下或許依舊熱愛法蘭西，但忠誠首先表現為職業自豪感並獻給了自己的傑出將領。到了拿破侖戰爭時期，法國人在意識形態和道德上已和1793年公民士兵的共和狂熱相去甚遠了。
法蘭西軍事力量的源泉之一來自戰術、組織和後勤。雖然這些脫胎於大革命，卻不完全是“革命的”。它們是舊政權軍事理論家應對七年戰爭災難的產物。在1789年以前，王室軍隊幾乎在各個層麵(從戰略、組織到武器裝備)都進行了試驗。采納了皮埃爾-約瑟夫·布爾塞[2](Pierre-Joseph Bourcet，法國參謀，在山地戰中對獨立編組進行了試驗，並於1775年發表了成果)的理念，軍隊重新編製為獨立的師團，每個師都擁有自己的步兵、騎兵和炮兵。通常情況下，軍隊沿著一條更窄的補給線行軍。法軍各師團會彼此分散越野，但保持定期聯絡。每個師團的力量都足以抵擋人數占優的敵人，並堅持到其他師馳援。由於各自擁有不同路線，法軍能夠快速移動，依靠數量優勢，因地製宜，最終圍殲敵軍。革命黨繼承了這種觀念，而拿破侖將師擴大為軍(corps)，每個軍由一名元帥指揮，並配之以高效的參謀體係：1805年奧斯特利茨會戰期間，大軍橫掃德意誌，便是該戰術教科書般的範例。
一旦處於戰場，法蘭西革命軍還會將舊政權的其他構想付諸實踐。例如，法國人擅長發揮輕步兵(chasseurs)作用，他們作為散兵被用於偵察敵情，尋覓對手弱點，騷擾敵人，主力列陣時提供屏障，並以步槍射擊動搖敵軍(這在1806年的耶拿戰爭中尤為奏效)。這樣的部隊——在主力之外作戰，由下級軍官指揮，擁有很大自主權，令他們對將法國軍隊改組為平民軍隊的觀念感到親近。
法國人還靈活地運用炮兵：戰鬥前預先轟擊敵人陣線。此外，還采用了舊政權專家讓·巴蒂斯特·德·格裏博瓦爾(Jean Baptiste de Gribeauval)[3]引入的輕型火炮，在步兵發起突擊前集中火力攻擊敵弱點。雖然多數18世紀的步兵通常以最大化火力，使用線列戰術進攻；法蘭西革命軍突襲時卻為縱陣(column)：窄而深的隊形，一列又一列輪番攻擊，犧牲了火力但換來了衝擊力。線列步兵則以火槍保衛兩翼。因此法國戰術被稱為“混合陣形”(ordre mixte)——兼有線列和縱陣；這也是舊政權理論家雅克·德·吉貝爾(Jacques de Guibert)[4]1772年所提出的概念，1791年成為新軍事條例中軍隊部署的標準樣式。一旦縱陣突破敵軍，騎兵將湧入空隙、將其擊碎。
上述戰術的運用，給予敵方暴風驟雨般的痛擊，帶領法國在關鍵殲滅戰贏取勝利。這可謂“革命戰爭”與舊式戰爭策略上的重大區別：18世紀的職業軍隊開支浩大並且作戰頻繁，因此指揮官致力於巧勝——威脅摧毀敵軍交通線，促使和談，而非在一場血腥大戰中浪費人力與資源。同時代英國軍事專家亨利·勞埃德(Henry Lloyd)[5]將軍寫道，這樣的戰爭能夠以幾何般的精確施行，令軍隊“無須被迫交戰地開展戰事”。[6]法國革命者與拿破侖的表現卻大相徑庭。
他們咄咄逼人的戰術源於——機會來臨時，領導者不惜決一死戰的堅定意願。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改革便產生了如此的領導層。拿破侖曾說，“每個法國士兵背包裏都有一頂元帥帽”——真相雖較平淡卻同樣令人印象深刻：所有人都得以晉升(1789年前僅貴族享有資格)。法國大革命讓大批富有經驗的士兵成了軍官——1800—1814年間，隻有不到5%的上尉及以下軍官來自舊貴族階層。1792—1814年，2248名將軍中至少67%沒有貴族血統。1804年拿破侖冊封的18名元帥，僅5人聲稱具有貴族血脈。拉納(Lannes)出身於農民家庭，奧熱羅(Augereau)的父親是個仆人[7]，1808—1815年身為那不勒斯國王的穆拉，則是個旅店老板的兒子。至少在軍中，“任人唯賢”的革命原則不是天方夜譚。其他歐洲軍隊亦不乏類似晉升，但並不算普遍。在俄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衛隊(Preobrazhensky Guards)[8]中，6%的軍官為戰功卓著的士兵、勞動者或農民之子。英國軍隊從曾擔任過民兵的富人中提拔了數百名軍官，這給予了中產階級青年前所未有的晉升機會。5%的英國軍官從英勇或長期服役的士兵中提拔，但20%的委任是出資購買的；對軍官的晉升常常依賴於政治關係，偏向上等階層。
領導能力無疑是法國持續獲勝的重要因素，最高階的例子尤為明顯：拿破侖不是唯一具備感召力、進取心和被同時代理論家稱為“鷹目”(coup d’oeil，即深諳何時出擊的眼光)天賦的法國指揮官。他們年富力強，喜歡親臨前線。愛爾蘭共和派領袖西奧博爾德·沃爾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1796—1798年身處法國，上述品質令他動容：“倘若一個人想指揮法國軍隊，你必須十分英勇……法國將領不僅僅發出命令，而且身先士卒。他們是高貴的人，名不虛傳。”拿破侖尤其擅長兼用以身作則、宣傳、賞罰分明等手段來激勵士兵。1796—1797年，他在意大利前線領兵，與部下共浴槍林彈雨；他竭盡全力保障部隊糧餉充足，甚至不惜將意大利原野洗劫一空；他向因勇敢而引起自己注意的士兵頒發雕花軍刀。但他也會斥責未完成任務的士兵。“士兵們，我對你們很不滿意……85團、39團的士兵，”他向1797年這兩支潰逃的部隊咆哮道，“你們不再是法國軍人了!”這些犯錯的部隊於是懇求獲得挽回名譽的機會，在下一場戰鬥中，他們遭受了極其嚴重的傷亡。
最後，他善於借助宣傳手段將自己打造為富有魅力的軍事天才(無論是在軍中還是國內)。《意大利軍團信使》(Courier of the Army of Italy)在戰場士兵與國內平民中免費發放：拿破侖撰寫了其中許多文章。他曾大言不慚地描寫自己：“他許諾勝利，便帶來了勝利。他動如脫兔，快如閃電。唯有將士們的精準與審慎可與他行軍的速度媲美。他無處不在。他無所不知。他如同彗星劃過雲層，出現在兩條河流間的堤岸。”正如曆史學家戴維·貝爾(David Bell)提出的那樣，這不僅僅是宣傳，還是一場真假參半的“造神運動”。戰鬥前夕，他會巡視營地，問候士兵的健康，並為第二天的作戰打氣。一位奧斯特利茨會戰的老兵後來寫道：“皇帝的到來對軍隊產生了強烈的影響。每個人都堅定不移地信任他；按照過往經驗，我們明白他的計劃將帶來勝利，為此，我們士氣高漲。”
然而，某些曆史學家質疑，法軍與其他軍隊的差異是否猶如過去設想的那般涇渭分明。例如，即便不如法國人那般熱衷，舊政權軍隊也使用散兵和輕騎兵。在18世紀90年代，普魯士步兵曾受訓與法國散兵在其擅長的開闊地交戰，他們的紀律更多是仰仗其專業素養、自豪感而非懲罰。奧地利人擁有蒂羅爾狙擊手(不過其特權是僅在自己省份服役)和克羅地亞輕騎兵，而俄國人在1789年自誇麾下有著不少於30,000的受訓散兵(Jaeger)。到了1812年，上述兵力大大增加了，不過俄國軍官始終對給予農奴兵如此自主權心存疑慮。俄國人還可以征召哥薩克，他們作為輕騎兵發揮了與散兵相似的作用。法國的炮兵改良，無論是從火炮技術規格(提升機動性、標準化程度)還是從實戰部署上看，皆源自普魯士實踐：由於法國在七年戰爭中與奧地利軍結盟，格裏博瓦爾得以借鑒了這種威力巨大的操炮術。[9]
無論如何，大部分軍隊都為了因應這場長期戰爭而作出了改變：到了1812年，英國可能擁有了歐洲最佳單一輕步兵部隊(在西班牙服役的“輕步兵師”)，而俄國可能擁有最佳的騎乘炮兵(horse artillery)。反法同盟軍最終認識到，既然拿破侖的策略依賴通過一場會戰全殲對手，最佳的防禦手段便是不讓他如願以償：1810年在西班牙，英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展現了戰略撤退、堅壁清野對法國人能造成多麽大的損耗。1812、1813年盟軍便發動反攻了。俄國人饒有興趣地觀摩了西班牙戰爭，早在1810年3月就製定了倘若遭受法國侵略時的類似戰略。1811年8月，沙皇亞曆山大一世告知奧地利政府：“如若必要，唯有通過準備為期十年的戰爭方能耗盡拿破侖的軍隊及其資源。”但要做到這一點，該國須具備大縱深(或崎嶇地形)進行撤退：拿破侖在俄國、西班牙遭受了最慘痛的失敗，這並非巧合。最後，某些曆史學家指出一個關鍵因素——人數優勢。法國戰術涉及巨大的傷亡，可能是因為法國獲勝的訣竅主要源於他們向戰場投入在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的軍隊，而非戰術巧妙。當聯軍人數上可以匹敵時，法國人便戰敗了。因此，法國的勝利抑或拿破侖的最終失敗，取決於交戰雙方動員人力物力的效率。[10]
理論上，持續存在的反法同盟本應具備決定性的優勢。正如同時代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所說，法國戰前擁有將近3000萬人口，而單單俄國的人口(4000萬)便已明顯超過它。加上同時期法國其他主要對手——英國(1500萬)、哈布斯堡帝國(2200萬)、普魯士(1070萬)——純粹以人口統計而論，盟國占絕對優勢。然而，不論一個國家人口如何稠密，經濟如何繁榮，欲進行戰爭，政府需要動員蘊藏於社會之間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機製。盡管傑出的戰略戰術和英勇行為能夠決定個別戰鬥、戰役之勝負，但整場戰爭的輸贏卻在於數字的平衡及交戰國有效動員資源的能力。戰爭不僅僅是發生在戰場上的問題，還牽涉到如何確保持續作戰所需的人員、金錢與補給。
被占領的歐洲與拿破侖帝國
就法蘭西自身國力而言，它無法單獨承擔拿破侖戰爭那種驚人的生命代價。解決方法是“開發”可劃分為三部分的拿破侖帝國。首先，是巴黎直接統治的“法蘭西帝國”，它在1811年鼎盛時期包括法國與低地國家；德意誌的萊茵蘭、漢堡、不來梅(Bremen)、呂貝克(Lübeck)和奧爾登堡(Oldenburg)；意大利的皮埃蒙特、熱那亞、帕爾馬、托斯卡納、羅馬；以及伊利裏亞(Illyria，包括今天的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其次是衛星國，它們名義上獨立，但實為拿破侖、拿破侖親屬、元帥或其他代理人的傀儡政權，包括：德意誌的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與貝格(Berg)，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國、瑞士、華沙大公國。第三，則是法國的盟國，例如丹麥、巴登、巴伐利亞、符騰堡(Württemberg)，以及那些被迫加入拿破侖聯盟的國家，即1807年的普魯士和1809年的奧地利。
上述統治的主要作用是為戰爭活動提供彈藥、金錢與物資。法國革命戰爭期間，通過嚴酷征稅，從被占領土榨取了大量金屬貨幣：從1794年9月至1798年11月，萊茵蘭地區被征收了巨額裏弗(livre)[11]，包括1795年12月觸目驚心的5000萬裏弗。意大利也並無寬限：1796年，帕爾馬被搜刮了200萬裏弗，熱那亞200萬裏弗，米蘭則是喪心病狂的2000萬裏弗(相當於五年的財政歲入)。平民百姓苦難最深，因為除了官方征稅，還有額外的法軍補給征用。此外，征服的土地——不論是直接被法國吞並抑或轉為“姊妹共和國”，都必然需要養兵：要麽直接征入法軍，要麽按照法國利益部署其軍隊。
然而，在法國能夠推行上述製度的地方(尤其在拿破侖帝國內部——比利時、萊茵蘭、皮埃蒙特)，它們也留下了有益的遺產。封建主義與封地的廢除，公民平等原則以及1804年的《拿破侖法典》(Napoleonic Code)[12]被引入帝國及其衛星國內。曆經超過十年的法國革命衝突後，拿破侖憑借《1801年教務專約》(Concordat of 1801)[13]與天主教會實現了和解。它將宗教寬容傳遍了其歐洲帝國，並通常反對狂熱、痛苦的宗教正統主義。然而，歸根結底，法國統治的三個層麵是為開發人力、物力資源服務的。
然而，一切是從法蘭西自身開始的。當拿破侖於1799年攫取權力後，他繼承的法國已經曆十年革命。拿破侖接手的“遺產”包括法國高效的新式行政管理體係——其中央集權令波旁王朝望塵莫及。法國革命戰爭顯示了該體係在動員法國社會方麵多麽有效。1789年，臃腫重疊、管轄權混亂的王室官員、宮廷、行省機構被廢除，代之以83個左右的省份(département)，它們成為(至今仍然是)法國主要的行政單位。最初目的是為了將地方自主權交到選出的官員手中，而如今政令可通過行省從中央直達地方推行(包括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市鎮)。
雖然大革命時期便開始了中央集權化進程，但在拿破侖掌權時方才達到巔峰——他於1800年為每個省份設立了一名“省長”(prefect)。他們是中央政府的耳目、手足和傳聲筒，負責公共秩序及對來自巴黎法令的執行，並將行省的情勢匯報給中央。拿破侖的首任內政部長、禦弟呂西安·波拿巴(Lucien Bonaparte)告誡第一批省長，他們任務繁重，當務之急是：“立刻投入征兵工作……我認為稅收也應優先：及時繳稅如今是一項神聖的職責。”隨著“法蘭西帝國”的擴張，這一行政體係也相應膨脹：至1811年，從德意誌北部到羅馬，它內含了大約130個行省，每省均配有一名省長。
1793年的《全民動員令》盡管有些誇張，但拿破侖繼承了大革命的征兵體係，打造了1798年的《茹爾當法》(Jourdan Law)[14]；它一直普遍施行至1815年。每年9月22日(法國共和曆[15]的第一天，直到1806年拿破侖方才廢除了它)，所有20至25歲青年男子會被列入“征兵分類”中，並通過抽簽(必要時按年齡從低到高的順序)決定參軍人選。隨著“法蘭西帝國”的擴張，《茹爾當法》也在擴大：至1811年，從德意誌漢薩同盟港口到遙遠南方的羅馬，法國軍隊都直接從當地征兵。唯有伊利裏亞例外，因為該地區是與奧斯曼帝國的舊邊界，克羅地亞人具有一種傳統兵役製，而回報則是土地與人身自由。拿破侖的衛星國、盟國也被要求提供軍隊，這種“血貢”引發怨懟，人們常常逃避，有時甚至公然抵抗。而這也意味著拿破侖的軍隊是操多種語言的：其部下的三分之二來自法國以外，包括波蘭、立陶宛、克羅地亞、德意誌、瑞士、意大利、低地國家以及西班牙。在皇帝看來，這是一套他可依賴的穩固征兵體係：1800—1813年，僅在法國便征召了280萬人。目睹埃勞成千上萬凍僵的屍體，他曾說：“我每年能獲得100,000人，巴黎一夜之間便能彌補這些損失。”然而，1812年之後，由於帝國解體，越來越多的戰鬥落在了法國人(而非其盟友和衛星國)自己肩上，這套係統在法國最終變得窮凶極惡。1813年，拿破侖的一位省長直言不諱地抱怨說：“我正帶走每個人，到了1813—1814年將無人來維持生育及人口了。”此時，各階層中將近50%的人口被征召了。拿破侖統治下總共有7%的法國人從軍(占適宜人口的36%)。
大革命果斷地解決了盤根錯節的財政特權、官員腐敗以及包稅製(它尤其不得人心，1789年前便已開始改革)，這對法國軍力也至關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直接、統一的基於收入、土地的稅收體係，後來還加上了對使用家仆、馬車的間接征稅。革命者還通過國有化及出售教會土地獲得了大約20億裏弗。與此同時，革命者作為自由市場的擁躉，消除了國內關稅壁壘和通行費並廢除了行會。於是，拿破侖在法國繼承了因有效稅收係統而複蘇的經濟。隨後，他通過全麵的稅收調研及對消費品(例如煙酒、食鹽)征收間接稅進一步完善了它。1800年，在股東們與政府支持下，他還建立了第一所國家銀行“法蘭西銀行”(Bank of France)。不過，效仿英國以償債基金(Sinking fund)來管理國債的嚐試未能成功，因為投資人對購買其有息債券態度謹慎。
法國的公共財政體係被不同程度地引入了歐洲。然而，盡管籌集到了巨額資金，卻始終不能滿足螺旋上升的戰爭費用需求：意大利王國的年稅收從1805—1811年提高了50%，但與此同時它的債務也上漲了五倍。幾乎在每個地方，當局都試圖借助提高食鹽、煙草、進口貨物的間接稅來彌補資金短缺——但由於窮人感受更為強烈，這激起了民怨。
對歐洲的盤剝采用了一種十分精巧的形式——1806年11月通過《柏林法令》實施“大陸封鎖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該政策的目標有兩重：通過隔絕英國與歐洲的貿易來對它發動經濟戰，確保一個受掌控的法國工農產品市場。後一目標(被稱作“非共同市場”或“單向共同市場”[16])僅部分實現。當然，某些歐洲經濟體從中獲益：隨著英國進口放緩，薩克森的棉布廠商與西裏西亞的羊毛紡織業者得以向東歐出口——而某些曆史學家認為，比利時的首次工業起飛便是在封鎖的保護下實現的。但是，拿破侖本人頑固堅持的經濟口號卻是“法國優先”(la France avant tout)。
事實上，法國的某些部分受益但其他部分則受損了。拜位於萊茵河戰略位置所賜，阿爾薩斯成了法蘭西帝國與其德意誌衛星國之間貿易的中轉口岸；但海港及其內陸則因海外貿易的欠缺及進口原材料匱乏而窒息。1808年，美國駐波爾多領事寫道：“市內街道雜草叢生。除了兩艘馬布爾黑德(Marblehead)[17]的斯庫納縱帆漁船和三四艘在潮水中搖晃的空船，其美麗的港口已經荒廢。”1814年帝國的崩潰恐怕並不出人意料——阿爾薩斯依舊對拿破侖效忠，波爾多人卻將威靈頓公爵視作了解放者。
打擊英國製造業的目標陷入了窘境，因為大陸封鎖在阻止英國商品方麵並非鐵板一塊：它唯有在拿破侖能夠向其歐洲臣民提供英國進口貨替代物的情況下方能奏效——然而拿破侖做不到這一點。歐洲人所需的日用品，諸如食糖、咖啡、棉花等，隻能借助英國控製的全球貿易才能得到滿足。英國人欣喜地在直布羅陀、地中海諸島(例如科孚島、西西裏、馬耳他)以及北海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建立了走私中心：來自英國加勒比海種植園的白糖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18]上岸，用騾子偷偷運過群山，最終販賣到拿破侖帝國各處。1812年，拿破侖下令在阿姆斯特丹、漢堡、法蘭克福公開燒毀了價值數百萬法郎的收繳的英國走私貨物，令歐洲人震驚(參見圖6)。但法國人也明白英國是其葡萄酒、香檳、白蘭地、絲綢乃至小麥的重要市場，而拿破侖政府偶爾也會為上述貨品發放對英貿易的許可證。但最具破壞性的後果是政治上的：為了執行封鎖，拿破侖進行政治施壓；而在兩個特別重大的時刻，他訴諸了武力——第一次是他於1807年攻打葡萄牙，促成了痛苦的半島戰爭；第二次則是1812年同樣損失慘重的對俄入侵。
圖6 1812年發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起對英國違禁品的焚燒，旨在加強拿破侖對歐洲的封鎖，但同時也讓已經遭受“大陸體係”商業破壞的商業社區大受打擊
[1] 希羅瓦涅·德·梅裏古(1762—1817)，原為歌手，後成為法國大革命前期著名演說家和組織者，1794年精神失常，最終在醫院內度過了餘生。
[2] 皮埃爾-約瑟夫·布爾塞(1700—1780)，路易十五時代法國著名參謀長、地圖師、軍事教育家，曾於1764年創辦參謀學校，主要教授山地戰術。
[3] 讓·巴蒂斯特·德·格裏博瓦爾(1715—1789)，法國陸軍中將，火炮專家，他徹底改良了法國原有火炮，推行了新式的“格裏博瓦爾體係”。法國野戰炮被統一為12磅加農炮、8磅加農炮、4磅加農炮和6英寸榴彈炮四種類型。其中輕型的4磅炮重量僅289千克，有效射程達700米，每分鍾可發射3發。格裏博瓦爾的火炮改良對日後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戰爭中的法軍表現貢獻很大。
[4] 吉貝爾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 Comte de Guibert)，法國軍官，軍事理論家，1770年出版的《通用戰術文集》(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一書對法軍戰術影很大。
[5] 亨利·勞埃德(1718—1783)，出生於威爾士的18世紀著名將領、軍事理論家，生涯中曾先後為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國領兵作戰，其軍事理論對喬治·華盛頓、喬治·巴頓等後世名將影響很大。
[6] 這種觀點與我國《孫子兵法》“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論述頗為神似。
[7] 一說為水果攤攤主。
[8]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軍團為沙皇俄國最古老、最精銳的禁衛軍之一，17世紀末由彼得大帝親手創立。
[9] 奧地利人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發現，自己的火炮技術已遜於普魯士人，便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改良。七年戰爭期間，奧地利人裝備了更輕便的加農炮和更出色的榴彈炮。1756—1762年，格裏博瓦爾作為盟友在奧地利炮兵部隊服役，他對法國火炮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奧地利的成果。
[10] 雖然戰爭勝負的確很大程度依賴人力、物力的多寡，但原文認為法國人的勝利主要依靠“人海戰術”還是有失公允了。事實上，拿破侖一些經典戰役中，例如耶拿會戰和奧爾斯塔特會戰，法軍反而是人數居於劣勢的一方。
[11] 裏弗是法國從中世紀至近代常用的貨幣計量單位，1裏弗相當於1磅白銀。
[12] 即拿破侖主持下於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國民法典》(Napoleonic Code)，它基於個人主義和自由平等觀念，樹立了民法中民事主體平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基本原則，對大陸法係影響極大。
[13] 該條約中，拿破侖與教皇庇護七世達成諒解，在保障新教、猶太教平等地位的同時，給予天主教會適當優待。該條約一直實行至1905年方被廢除。
[14] 《茹爾當法》是對《全民動員令》的製度化、長期化安排。它規定，所有20至25歲單身及無子女的男子均應服兵役，神職人員、對戰爭有重大作用的工人、大學生、公職人員除外。
[15] 亦稱法國大革命曆法，於1793年10月24日開始推行。它規定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誕生之日為“共和國元年元月元日”(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每月分為3周，每周10天，廢除星期日，每年最後加5天，閏年加6天。每個月的名稱皆與傳統不同。例如前文所提到“熱月政變”中的熱月，即屬於共和曆的名稱，相當於7月19日至8月17日。
[16] 意即其他大陸國家對法國開放市場，而法國不開放自身市場。
[17] 美國馬薩諸塞州東北著名漁港。
[18] 希臘馬其頓地區著名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