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海戰

1798年納爾遜在阿布基爾徹底摧毀法國艦隊後，拿破侖寫道：“似乎冥冥中注定，如果我們將支配大陸，那麽我們的對手將統治海洋。”這種事實，部分緣於：皇家海軍儼然是18世紀規模最大的海上力量。1795年，英國艦隊擁有123艘風帆戰列艦(ships of the line)，而法國作為第二大海軍能夠召集56艘風帆戰列艦(開戰前夕擁有73艘風帆戰列艦)。然而，僅僅是規模無法解釋英國海軍捍衛製海權上的成功——法國與其他海上強權結盟，例如西班牙(76艘戰列艦)、荷蘭(28艘戰列艦)。由於皇家海軍的使命包括保衛領海，監視歐洲海域敵方艦隊，護衛航線以及兩棲登陸艦，他們有可能讓皇家海軍不堪重負。

因此，實力因素也不容忽視，尤其是英國海員——海軍任務的繁重，更確保了即便最稚嫩的新兵也能在海上獲得錘煉。從1793年起，皇家海軍便封鎖了法國海岸，這令英國船員獲得了在各種天氣、海域操船航行的豐富經驗。英國艦隻，與體形更加具有流線型的法國、西班牙對手相比，可能略顯笨拙；但水手們於最困難情形下操船的技巧，彌補了航速上的劣勢。戰鬥中，英國水手能夠駕駛船隻抵近對手以發揮其卓越的炮術(因為他們在海上射擊方麵也具備更多經驗)。皇家海軍與陸軍協同作戰的作用常常被忽略。七年戰爭期間，海軍部批準了一種平底登陸艦的設計，它此後一直是登陸的基本艦隻。拿破侖戰爭期間最具戲劇性的事件當數1809年1月英國將領約翰·摩爾(John Moore)[1]爵士的部隊撤離西班牙港口拉科魯尼亞(La Coru?a)。海軍支援亦是盟軍在半島戰爭最終取勝的關鍵因素之一。威靈頓公爵麾下、龜縮於裏斯本附近托裏什韋德拉什防線後部隊(軍民共計420,000人)能得以幸存，依靠的是皇家海軍從北美運來的穀物，從北非運來的牲畜以及從孟加拉運來的硝石。1808—1813年，皇家海軍源源不斷地輸送著步槍、手槍、彈藥、火炮——不僅供給正規軍，還包括西班牙遊擊隊。威靈頓公爵認可海軍扮演的角色，他評論說：“我們擁有的海上優勢帶給了我軍持續補給的能力，而敵人卻做不到這點。”

英國麵臨的主要麻煩有兩重：皇家海軍持續的人手不足及長期海戰帶來的損耗。後一問題的浮現源於英國海軍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雖然看似平淡)——對法國海岸的頑強封鎖，而這會導致損耗出現。經過特拉法爾加海戰後，136艘戰列艦中僅有83艘適合繼續服役。“我渴求和平，”海軍部長威廉·馬斯登(William Marsden)在1805年1月哀歎道，“以便讓我們的船隻入塢。它們像大選中的驛馬一樣疲憊不堪。”政府的回應是密集的造艦計劃，不過也有一部分是來自戰利品——繳獲的船隻始終占到了海軍總數的至少四分之一。不到四年，英國海軍擁有了113艘適於出海的戰列艦，此外還有596艘巡洋艦(自1793年以來數量增加了三倍)——這得歸功於海軍拚盡了全力支撐戰爭：截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這是人類曆史上首度出現一個國家部署了世界過半戰艦的情形(美國海軍於1945年才超越這項成就)。

海軍人力短缺的原因在於人們對服役(自保以外)情有可原的排斥，對嚴格軍紀的天然厭惡以及商船、私掠船的更高薪酬。戰爭時期，由於艦船可能航海數月甚至數年，導致離家在外(甚至遠離任何陸地)必然曠日持久。此外，大約三分之二的水手為誌願兵，其中包括來自歐洲國家海軍的逃兵和脫離奴隸製的黑人[2]。俘虜敵艦後，誌願兵被承諾可獲獎金(雖然多數為軍官所得)。盡管新兵中沒有囚犯的位置，但對欠債人而言，加入海軍卻是躲過牢獄之災的一種方式——海軍部會償還其欠款，前提是不超過20英鎊。然而誌願兵一直供不應求，於是，1793年推出了“強製征兵”(Impress Service)——在英國港口“以各種手段說服”人們參軍。此法當然有違正義，但它的確保障了皇家海軍人力充足(如果說不是始終滿員的話)。來自戰列艦的海軍“團夥”會從停泊的商船抓捕水手；在岸上，一名軍官將設立自己的“總部”(通常位於客棧內)——一方麵為誌願兵提供住宿，一方麵用於關押可憐的強征兵。駐紮在港內的小型交通船(tender)將新兵運往樸次茅斯(Ports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諾爾(Nore)等海軍基地。與此同時，水手團夥被派去說服、利誘、強迫人們為國王服役(每招募一人均可“提成”)。強迫入伍之人一般具備航海技術——他們常常本來就是海員，因為海員的獎金高於“旱鴨子”。實際上，水手團夥很少使用暴力，但他們的到來還是讓港口雞犬不寧，地方法官對公共秩序憂心忡忡，竭盡所能地試圖挫敗征兵團夥——甚至達到了將軍官投入大獄的程度。1803年，“強製征兵”計劃的一名中尉威廉·亨利·狄龍(William Henry Dillon)如此評價他在赫爾令人良心自責的工作：

“在履行我那可惡職責的過程中，我很快體會到了暴民們的憎恨。一次，我遭到一場‘磚雨’的襲擊；另一次，當我伏案讀書時，一陣槍林彈雨射向了我的房間。”

這種敵視，似乎矛盾地與對戰爭本身的支持並存。但正因為這樣，方可理解人民不願離開家園、拋棄工作或失去社區重要成員而去作戰。有時，地方法官的確將強製征兵的到來視為解決貧民和輕微罪犯的良機，但難處在於說服“征兵團”接受他們。

確實有理由認定，在海上戰艦這樣封閉的世界裏，這群烏合之眾隻能被迫從事如此繁重的操船工作，戰鬥中也隻能依靠鞭笞方能保持堅定。然而，將18世紀海軍艦隻描繪為某種“漂浮集中營”無疑是誇大其詞了。實際上，英國海軍是英國社會的倒影：它仰仗一種等級製度進行管理，其手段混合了鎮壓、讓步、道德控製和對“下級服從上級”的默許。某些曆史學家認為，英國社會具備一種“無序的凝聚力”(學界也存在著不同看法)；而海軍曆史專家尼古拉斯·羅傑(Nicholas Rodger)[3]提出，該術語亦可貼切地用於形容海軍本身。按照現代艦隊的標準，英國海軍生活混亂不堪，但讓眾人聽命的原因不在於殘酷的軍紀，而在於上下齊心的強烈共同使命感及對前路凶險的清醒認識。在如此環境下，一名冷酷的軍官顯得虛弱而又低效，因為他隻能通過暴力來獲得服從。

無論如何，強推嚴刑峻法都是困難的：依據《戰爭條例》(Articles of War)，一名船長能夠判決的最高鞭刑為12鞭。更高刑罰則需曠日持久並且結果未定的軍事法庭裁決——而且上述法庭並不傾向於判罪。有20種罪行(包括開小差、攻擊長官)會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與岸上英國平民的待遇相比，已算溫和；因為有超過200種罪行能將後者送上絞架。海軍的軍事法庭傾向於隻將兩種罪行判處死刑——謀殺與**(可能觸及了宗教上的顧忌)，不過也可能選擇輕判(例如鞭笞數百下)。然而，一般來說，艦長更仰仗於部下的信念——服從是幸存的最佳保障，而非執著於蠻力。倘若船員們淪為了皮鞭下不會思考的野獸，那麽船隻也無法運作：海戰需要大量的個人主動性。在處罰手段方麵的模範指揮官，可能當數1801年的英國護衛艦“革命”號艦長特威斯登(Twisden)：

他的戰艦可謂秩序與紀律的典型，操船極為精湛，不論是為戰艦還是為船員，他都有充分理由自豪……特威斯登艦長並不像據我所知某些遠遜於他的軍官那樣頻頻重罰；但他的軍紀井然，從不會心血**，反複無常。

如果說法國陸軍軍官以其攻擊性、勇氣和主動性著稱，那麽在海上與之齊名的則是英軍。對本方艦船、人員的信心，孕育了皇家海軍指揮上的果斷和熱血，而這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指揮官個人的自主性。特拉法爾加海戰前夕，納爾遜發給麾下軍官的指令清晰地說明，在戰鬥的硝煙與混亂中，由於旗艦信號難免含糊，他依靠自己的艦長們去抓住戰機：“當一位艦長麵臨敵人時，他不會做出謬以千裏的選擇。”

法國與西班牙海軍

和皇家海軍如出一轍，法國、西班牙海軍也麵臨結構性問題，卻更加難以克服。前者飽受人力、補給匱乏之苦。法國欠缺彌補海上損失所需的物資；並且由於英國的封鎖，來自黑海與波羅的海的木料、索具、船帆供給宣告枯竭。王國儲存了巨額木料、繩索和其他補給；然而，1793年英國攻占土倫後焚毀了整個地中海艦隊的倉儲，摧毀了海軍軍械庫，並奪走了13艘風帆戰列艦。到了1795年，法國造船工人已沒有足夠木料用於建造大型艦隻。1805年，盡管英國自身也困難重重，但其海軍規模仍達到了法國、西班牙總和的兩倍。與此同時，盡管法國人口眾多，海員數量卻依舊稀少，這不僅因為它仍以農耕經濟為主，還因為海軍艦員的搖籃——遠洋漁業和貿易航運相對不足。至1789年，據估計，法國總共擁有不超過60,000名受訓水手。因此，舊政權與革命政府均長期遭受人員短缺的困擾。招募是按計劃進行的，但已不堪重負：法國擁有數十艘戰艦，卻沒有足夠人員去操控它們。沿海城鎮、村莊的全體男子都被歸類登記在冊。每隔三到五年，每批人都會強製海上服役一年。理論上，這能夠為海軍提供受過訓練的後備力量；然而實際上，這種招募方式導致民怨沸騰，收效甚微(人們竭力逃避服役)。革命政府保留了這一體係，因此也無力解決潛藏的弊端。在1793—1794年間的恐怖時期，全體水手及船工均有被征召的義務——但此類做法也就隻能為海軍提供熟練船員而已。英國對法國海上封鎖的效果如此顯著，以至於當前者能夠在深海訓練船員、乘風破浪之時，一支從布雷斯特(Brest)出擊的法國艦隊竟有三分之二的船員為首次出海。在此情形下，戰鬥中有經驗的人員的損失可謂災難(1794年“光榮6月1日海戰”和1798年阿布基爾海戰損失了10%)。

除了缺少技術與實踐以外，法國、西班牙船員還十分欠缺海上射擊的經驗，與英國對手在技術上也存在差異。英國人的火炮已經采用燧發機，而法國和西班牙海軍還在使用火繩。因此，適宜的開火時間難以預知，在波濤起伏的海上，大炮瞄準成為天方夜譚。最重要的是，法國炮手具有一個指揮官剛開始便認識到的壞習慣——他們不是瞄準敵方的船體，而是瞄準索具，希望借此癱瘓敵艦。這種本能可能源於法國海軍更富經驗的船員通常來自私掠船。法國私掠船在追逐敵船時，通常會炮擊對方桅杆、索具以便令其減速。一些法國艦長試圖糾正這種習慣(浪費數百發炮彈卻收效甚微)。有則廣為流傳的故事：當一發法國炮彈準確命中敵方艦體時，英國船員大為震驚，一名站在船側破口處的水手開玩笑說：“我的天，在這裏我可以高枕無憂了，因為他們絕無可能發射第二發炮彈命中同一個洞。”英國人始終瞄準船體，因為這樣能夠殺死對方炮手並打擊其士氣。他們放過桅杆與索具是為了當該艦被俘獲時，能夠作為戰利品迅速起航。此外，通過瞄準低處，英國火炮更容易命中，而非呼嘯著越過敵人的桅杆、索具。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法國大革命常常因破壞了軍紀並摧毀了繼承自波旁王朝的有經驗的軍官團而飽受指責。這所言非虛，法國大革命初期伴隨著大量兵變和叛亂，到了1791年，許多皇家海軍士氣消沉的軍官離開了。同年10月，法國大西洋艦隊基地布雷斯特47%的軍官擅離職守。到了戰爭爆發的1792年，170名艦長僅餘42人。適逢法蘭西共和國計劃與海上強權大不列顛一較高下，而法國軍官團的瓦解嚴重削弱了海軍。革命政府的應對是在1791年4月授予任何擁有五年航海經驗的船員軍官資格——即主要提拔來自商船船隊的軍官。海軍史專家後來聲稱，接納平民水手是對法國海軍專業素養的打擊。不過，長遠來看，不應過分誇大這種損害。高級職業軍官或許的確因開小差而大量減少，但舊海軍的530名上尉中，356人依然在崗，並且於特拉法爾加海戰前的十年間獲得了快速晉升。1805年戰役期間法國海軍的主角們——維爾納夫(Villeneuve)、洛斯利(Rosily)、德克雷(Decrés)、米西賽(Missiessy)， 1789年時均為海軍上尉。不過，進入軍官團隊的商船海員確實缺乏操控重型海軍艦隻的經驗；倘若予以訓練，他們原本是可以掌握的，但他們從未獲得這種機會。因為自1793年起，法國海岸便遭到英國皇家海軍封鎖。

1790年8月，國民議會為海軍引入了一套刑法，試圖在維持軍艦必要紀律的同時，減輕某些嚴刑峻法。懲處須正式依據過錯而裁定，取消了船長的某些專製權力。水手違反的部分軍紀，將由同袍組成的陪審團來審議；其他的則由軍事法庭論處。即便如此，一些最嚴酷的刑罰依舊保留下來了，包括鞭笞(陸軍已於1789年廢除)、“夾道之刑”以及“卡勒”(cale，受刑人被綁在桁端，頭朝下反複浸入水中)。輕微過失的懲罰甚至還包括捆綁於桅杆或上腳銬。一些法國水手顯然期望徹底改革海軍司法審判，他們的不滿化作了1790年9月布雷斯特的一場兵變。水兵們怨憤的對象是那些苛刻的刑罰，尤其是那些帶來恥辱的處分：例如，腳鏈腳銬的樣式與布雷斯特監獄船囚徒的如出一轍。議會對兵變的回應是修改了法典，剔除了某些嚴酷刑罰。盡管如此，地方當局和岸上政治社團的幹預繼續腐蝕著水兵們的服從性。

恐怖統治時期，眾人齊心協力重振軍紀。軍官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部隊中嚴重違反紀律的士兵都被處決了。例如，1794年1月，在集結的艦隊麵前，四名叛徒被送上了豎立於布雷斯特錨地浮橋的斷頭台。政府的海軍專家讓邦·聖安德烈(Jeanbon SaintAndré)推行了一部新刑法，對抗命不從保留了最嚴重的處罰，包括戴鐐銬、鞭笞、禁閉、斬首。革命政府還試圖以愛國熱情來激勵水手們。

紀律與動機固然重要，但還是離不開物質支持。海軍所需稀缺資源的供應，隻有在恐怖統治持續的前提下方能持續，因為經濟管控是與之密不可分的。18世紀90年代中期的法國經濟開始努力適配大陸戰爭的需要。1793—1794年間，若要法國捉襟見肘的經濟同時滿足陸海軍雙方的需求，則隻能依靠高壓統治(即恐嚇民眾)。然而，熱月黨人(Thermidorians， 1794年7月推翻雅各賓黨統治並結束恐怖時期的共和派)無意繼續推行革命專製的那些嚴酷做法。他們或許不經意間扼殺了共和國正在成形的革命海軍。

戰爭壓力引出了法國另一個主要困局——它可能是盡管法國坐擁大量資源卻無力與英國一較長短的主因。地理因素決定了法國與英國不同，它是一個大陸-海洋“雙棲”國家。政治上始終存在魚與熊掌兼得的野心，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大革命及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戰爭對人力、金錢、物資無底洞般的需求，可通過剝削西歐、南歐征服的土地而獲得；但它們對海軍的助益十分有限，因為上述征服領土並非海軍補給的上佳來源(它們來自波羅的海與黑海)。無論如何，上述擴張(尤其在拿破侖治下)令法國越來越深地卷入大陸戰爭，而歐洲強權在英國支持下則試圖讓法國威風掃地。

西班牙艦隊飽受類似的結構性問題困擾。舉例來說，它盡管擁有漫長海岸線，卻長期麵臨人力短缺。根據一項設立於1737年的製度，任何一名水手或船工，即便從事的是遠洋捕撈、貿易這樣的民間活動，也須登記在冊(matricula del mar)，以便戰時能夠響應征召；作為回報，他們被免除了陸軍的服役。到了法國戰爭時，登記人數似乎達到了上限——65,000人，而這不足以運作西班牙海軍(政府自身的估計是需要110,000人)。何況並非所有登記人員都可被招募，因為西班牙也需要漁夫、商船水手和船工。雪上加霜的是，戰爭爆發後登記數量下跌，名單上的人員大量開了小差：至1808年，注冊人數萎縮至41,000人。

缺口由訓練不足的人員(如果還有時間訓練的話)填補，其中一些人毫無航海經驗——來自卡斯蒂利亞(Castille)和埃斯特雷馬杜拉(Extremadura)的貧苦牧羊人與失地農夫。英國炮手裝填、發射、清洗、再裝填一門32磅炮，需要90秒；而他們的西班牙同行則需要5分鍾。“孔代·德·蕾格拉”(Conde de Regla)號[4]艦長抱怨說，500名船員中不超過60人具備遠洋航海經驗，其餘的則是近海漁夫及未經訓練或對船隻索具、日常事務一竅不通的水手——並且沒有時間去教導他們。局麵在特拉法爾加海戰前夕到了極度危殆的地步，因為黃熱病在西班牙港口肆虐，讓人員更加捉襟見肘。

此外，海軍的儲備也麵臨短缺：雖然阿斯圖裏亞斯(Asturias)的森林能夠提供船體所需的大多數橡木，西班牙在獲得樹脂、焦油、瀝青、繩索、鋼鐵方麵卻麵臨嚴重困難——上述物資不得不從俄國、瑞典進口。西班牙在1796—1808年間與法國結盟，這些補給遭到英國封鎖的阻隔，僅1802—1803年間存在短暫的和平。情況並非一直如此嚴峻：當帝國暢通時，西班牙人建造了優良的船隻。殖民地港口哈瓦那打造了世界上最強悍的一些戰列艦，采用耐久的熱帶木材(如桃花心木和柚木)而非歐洲橡木、山毛櫸。英國人在特拉法爾加俘獲的“桑蒂西瑪·特立尼達號”[5](Santisima Trinidad，稍後因風暴沉沒)是那個時代最大的戰艦。然而，雖然具備種種優點，西班牙艦隊規模既不夠龐大，又缺乏足夠人力操作以滿足它複雜的任務需求——包括保衛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的海外帝國，護衛貿易航線，並在歐洲水域作戰。

戰鬥

海戰將每個人的神經緊繃到了極限。危險近在咫尺：18世紀的三層甲板戰列艦一側舷炮齊發，可向敵艦投射半噸炮彈。(參見圖9)在海戰的“短兵相接”中，這極具毀滅性。狹小的火炮甲板層內，炮彈、木片、霰彈紛飛。在彈丸能量耗盡前，可能於甲板間形成跳彈：它無須直接命中方能奪走人命，近距離的衝擊足矣。加農炮的轟擊震耳欲聾：在某些近戰中，雖然在頭上包裹布片以保護耳朵，還是有人終身失聰——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幽暗的火炮甲板上，據一位英國作家所說，它就像“樓下所有租客都失控發了瘋”。從炮口經炮管(近戰時還有敵方船體)透過的光線十分微弱。內部充滿了開火後(有時還來自燃燒的木材和帆布)的毒煙。槍口瞬間冒出的閃光共同構築了這幅煉獄景象。船外，氣氛同樣詭異。“無數張‘鐵嘴’傾瀉著火力，接著是回旋的煙圈，慢慢膨脹成‘山丘’，鋒利的火舌此起彼伏，升騰的煙火形成一道可怕的美麗簾幕。”在殺戮偃旗息鼓前，死傷者橫亙於炮車殘骸間，被困於“斷壁殘垣”中；在甲板上，他們被倒下的桅杆砸中，或被破碎的索具船帆纏繞。醫務室成了痛苦的屠宰場——肢體被截斷，血流甲板。“在加農炮的轟鳴中，傷員的哭號混合著不斷循環的低吼‘呼啦呼啦’!如瀑布般的合唱掃過冷酷大海微笑的漣漪。硫黃與火焰，痛苦、死亡與恐怖，在它的胸口狂歡著。”

圖9　這幅19世紀的石版畫捕捉到了這艘戰艦令人敬畏的力量

[1]　約翰·摩爾(1761—1809)中將在拉科魯尼亞戰役中成功挫敗了法國元帥蘇爾特殲滅英軍的企圖，但本人在戰鬥中陣亡。

[2]　1807年3月25日，英國國會通過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Slave Trade Act)，將販奴在大英帝國境內定為非法。

[3]　尼古拉斯·羅傑(1949— )，出身於英國海軍軍官家庭，為著名皇家海軍史專家和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研究員。

[4]　1786年建造於哈瓦那的大型戰列艦，排水量達2100噸，擁有112門大炮。

[5]　艦名可意譯為“三位一體”，西班牙一級戰列艦，排水量達4950噸，擁有140門火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