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法國革命戰爭，1792—1802

法國於1792年4月輕快地對奧宣戰是因為，內部勢力(國王、法耶特派、吉倫特派)相信，此乃獲取政治權力的方式。雖然他們各懷鬼胎，在關鍵一點上他們的意見卻是共同的：其決策嚴重失誤了。路易十六在衝突後9個月被送上了斷頭台；拉法耶特投了敵；盡管吉倫特派的確在1792年8月從立憲君主國的廢墟上接管了權力，但隨後它還要與自己打開的潘多拉魔盒苦鬥。隨著法國陷入恐怖時期，吉倫特派於1793年6月被其心如鐵石的敵人雅各賓派(羅伯斯庇爾領導的更加激進的共和派，他們務實地與巴黎群眾聯合，並主張以更嚴厲的手段處理危機)清洗，其領袖在10月被送上了斷頭台。[1]戰爭沒有以法國輕鬆速勝告終；到18世紀90年代後期，它發展成了席卷全歐的衝突。因為它並非理想意義上法國大革命與歐洲舊秩序間的鬥爭，而是長期以來國際矛盾的產物。並不是說法國大革命與之無關，因為經曆這場政治考驗後，法國崛起成為了對歐洲安全最大、最重要的挑戰(不過同時代政治家們並不總這樣看)。

戰爭還令大革命的未來滑向不可預知的進程：最終，百轉千回，它將法蘭西共和國置於拿破侖·波拿巴的獨裁之下。然而，從各種意義上看，拿破侖戰爭均非法國革命戰爭的延續。雖然法蘭西共和國曾經也是具有侵略性和支持擴張主義的，但拿破侖的野心從地理上而言甚至更大，其目標較少基於法國的戰略安全而是源自拿破侖自己對政治權力的渴望。不過，若沒有法國大革命與戰爭，拿破侖永遠無法在1799年攫取權力，也永遠無法繼承他最重要的武器：生機勃勃的法國，其軍力和擴張能力都令人生畏。1792—1815年曠日持久、生靈塗炭的法國戰爭，主要應歸咎於法蘭西共和國與拿破侖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但它並非唯一的緣由：當法國軍隊橫掃歐洲時，其他國家也在積極、投機地謀求自身領土和戰略利益。究竟是什麽讓18世紀廣泛的國際競爭演變為一台絞肉機？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2]對一戰的解釋，恐怕同樣適用於法國戰爭：“各國……滑進了這口沸騰的戰爭大鍋。”

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1792—1797

1792—1802年間的法國革命戰爭通常被定義為以法國為一方，第一次、第二次反法聯盟為另一方的爭鬥。1792年，第一次反法聯盟最初包含奧地利、普魯士和神聖羅馬帝國的部分參與，不過到了1793年春，不列顛、荷蘭、西班牙、皮埃蒙特-撒丁(Piedmont-Sardinia)王國、那不勒斯王國、葡萄牙相繼加入。聯盟於1797年10月分崩離析——一個又一個盟友要麽被法國擊敗，要麽與之媾和以謀求最優條款，僅餘英國獨自作戰。然而歐洲大陸並未獲得喘息，1798年夏，戰事重燃。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成員體現了其地理上的廣度，包括：奧斯曼帝國、俄國、英國、奧地利、葡萄牙、那不勒斯。在最初獲勝後，聯盟也消解了。雙方都筋疲力盡，1802年甚至英法兩國也在亞眠(Amiens)握手言和，該和約結束了法國革命戰爭。

1792年最初的戰役中，奧地利人的評估——法軍為一群烏合之眾，似乎獲得了證實：首度麵對奧軍訓練有素的火力，訓練不足的誌願兵們四散奔逃。當普魯士於5月21日加入戰爭後，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副官約翰·馮·比朔夫沃德(Johann von Bischoffwerder)向一些軍官保證：“這出喜劇不會持續太久。‘律師軍隊’很快將被擊敗，我們秋天就能回家。”這年夏天，普奧聯軍緩慢而無情地向法國推進，造成了戰爭引起的法國大革命首個重大的政治危機。巴黎受歡迎的好戰分子“無套褲漢”(sans-culottes)[3]異軍突起，在國民衛隊(1789年成立的民兵部隊)的支持下，於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路易十六；1792年9月22日，共和國宣布誕生；1793年1月21日，國王被送上了斷頭台。“他們和國王們一道恐嚇你們!”偉大的革命演說家喬治-雅克·丹東(Georges-Jacques Danton)怒吼道，“你們已向他們扔出了手套，而這次的手套正是國王的頭顱。[4]”然而，撇開雙方華麗的辭藻，直到法國1792年9月20日在瓦爾密(Valmy)取勝後，驅動這場戰爭的更傳統的力量方才顯山露水。

法軍在距離巴黎100英裏的道路兩旁建立了抵抗陣地。由於戰鬥在泥濘地帶(有時泥土甚至過膝)打響，瓦爾密戰役主要是炮兵間的決鬥——共發射了約20,000發炮彈。衣衫襤褸的法國誌願軍鼓足了勇氣，其反抗迫使備受痢疾困擾的普魯士人撤退了。那天晚間，偉大的德意誌作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聊勝於無地安慰某些普魯士軍官道：“從此日此地起，世界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而你們都能聲稱自己見證了其誕生。”最初，歌德的話似乎成真了：11月6日，法國在熱馬普(Jemappes)對奧地利人的第二次勝利令比利時門戶大開。受此事的鼓舞，巴黎新的共和議會——國民公會(National Convention)在11月9日發布了《博愛法令》(Edict of Fraternity)。它宣稱國民公會的意圖是對外輸出法國革命，承諾“關愛、幫助所有希望重獲自由的人民”，這也意味著對既有秩序的顛覆。

然而，隨著法軍湧入低地國家和萊茵蘭，並在南方橫掃薩伏伊(皮埃蒙特-撒丁統治下的公國，它選擇了不幸的時機，於瓦爾密戰役後一天對法宣戰)後，革命者很快將其準則拋諸腦後。被占領國作為法軍資金和補給的來源太過誘人，以至於法國無法讓其自決。12月1日，國民公會廢除了上述領土的舊政權；但作為回報，居民被告知須為自由支付軍費。於是，法國以征服的戰利品供養法國戰爭，從一開始便確定下來了——然而，如此殘酷的政策不可能永續，也無法解決人民的政治前途。革命者很快確定了目標：建立(尤其在北方)一條可防禦的邊界。1793年1月，丹東再次舌綻蓮花：“法國的邊界是天然的，我們會在地平線四方實現它們：萊茵河、大海與阿爾卑斯山。”在那些激進的、流亡到巴黎的荷蘭人的建議下，超出上述“自然邊界”的領土將被轉為“姊妹共和國”——法國可利用的衛星國。

不過，這些征服導致了戰爭螺旋式的升級。“自然邊界”意味著吞並薩伏伊、萊茵蘭和比利時以及荷蘭南部的一片領土。後者的邏輯代表著與聯省共和國開戰，但法國入侵低地國家也令它與英國的關係緊繃至臨界點。兩國關係原本因路易十六垮台及《博愛法令》已經很緊張，因為英國政治家擔心“禍水北移”，故而強烈反對。法國重啟了斯海爾德河[5](River Scheldt)航運——這本被1648年和約禁止——對不列顛島造成了直接的戰略威脅。倘若法國占據聯省共和國，擁有其漫長的北海海岸線及自稱的“歐洲第四大艦隊”，那麽英國皇家海軍保家衛國的壓力將會驟增。2月1日，法國對英國與聯省共和國宣戰。火上澆油的是，它們還在3月7日公開了對西班牙的敵意，這正式宣告了兩國關係的破裂——裂痕其實早就已經存在了：西班牙在1792年8月動員了軍隊(不過明智地在瓦爾密戰役後偃旗息鼓)，路易十六被處決後它對其予以了強烈譴責(西班牙國王查理四世亦屬波旁家族)。法國在歐洲獲勝的直接後果是：它將法國與德意誌政權間的危機與另一長期問題(西歐各國的海上競爭)捆綁在一起——這注定將使戰爭對全世界產生影響。

上述後果中影響最重要的體現在加勒比海，尤其是海地(Haiti)。這個法國最富裕的殖民地在1791年8月因非洲奴隸起義而點燃了戰火，這充分說明了法蘭西帝國的政府權威和種族等級製度因大革命而被嚴重削弱。如今隨著歐洲大陸外的地區被卷入歐洲衝突，海地革命成了全球爭奪的一部分：鄰近的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西班牙官員立刻開始支持叛亂者；而英國選擇支持白人種植園主，種植園主承諾：一旦英國恢複奴隸製度並鎮壓叛亂，就服從英國的統治。法國的反應至關重要：共和國在海地的長官承認海地人已經獲得了自由，宣布廢除奴隸製(整個法蘭西帝國於1794年2月4日在巴黎經國民公會通過了這一法令)。海地革命者緩慢而又謹慎地倒向了法國一方，其中包括他們最富魅力的領導人之一——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1793年9月入侵海地的西班牙和英國軍隊被擊退，後者在1798年撤離。

回到歐洲，至1793年初春，法國大革命在盟國的重壓下近乎崩潰。法國在北、東、南各條邊界均遭到入侵。國民公會采取了關鍵的步驟——強製征兵，這在3月激起了法國西部公開的反革命叛亂。最聲名狼藉的是旺代省(Vendée)，在那裏的殘酷內戰(持續至1800年)中，共和派與保皇派雙方的死亡人數可能達到了驚人的40萬。除了戰爭、反革命叛亂，還有饑饉、通貨膨脹以及迫在眉睫的巴黎暴動威脅。1793年6月2日，吉倫特派被其對手雅各賓派發動的政變推翻。法國內戰爆發，雅各賓政府血腥地鎮壓了叛亂——但在此之前，1793年8月，土倫的法國地中海艦隊將該港**與了英國。12月，年輕的拿破侖·波拿巴指揮炮兵將他們驅逐。雅各賓派隻能以恐怖手段應對危機，包括逮捕“嫌疑犯”，審訊、處決被控叛變的人民，將公開反叛共和國的人民就地正法，以重罰來推行嚴格的經濟管製——最重要的是，允許政府將戰爭推向極端。8月23日的《全民動員令》(levée en masse)征召了所有成年男性[6]及國家資源，是首度發動“總體戰”的現代嚐試：到了1794年底，已有將近一百萬法國人武裝了起來，其中可能四分之三具備戰鬥力。

1794年6月26日，這場戰爭變幻莫測的鍾擺最終指向了另一方——法國在弗勒呂斯(Fleurus)獲取了對奧地利決定性的勝利。英國海軍對法國艦隊的大勝盡管以“輝煌的6月1日”而被銘記，它卻無力阻擋法國在大陸恢複活力。隨著戰爭風向的轉變，雅各賓派的獨裁於1794年7月27日被推翻(熱月政變)，恐怖統治畫上了句號。下一年中，國民公會起草了一部新憲法，催生了“督政府”(the Directory)，它將自1795年10月起成為法國的政府：炮兵軍官拿破侖以其“葡萄彈雨”鎮壓了該月巴黎的保皇黨叛亂，從而令督政府免於夭折。四年後，他將摧毀這一政體。

與此同時，法軍在各條戰線突進，他們湧入比利時、萊茵蘭和西班牙北部。在1794—1795年的寒冬裏，由於水路天塹結冰，“藍衣軍團”[7]甚至掃**了荷蘭。冰層如此之厚，以至於法國騎兵在1月跨過凍結的海麵，俘獲了荷蘭停泊於泰瑟爾島(Texel)的艦隊——提姆·布蘭寧(Tim Blanning)[8]寫道：“可以有把握地說，這是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騎兵贏得了一場‘海戰’的勝利。”實力對比開始向法國傾斜。1795年4月，普魯士在巴塞爾簽署了和約；5月，聯省共和國轉變為法國的首個“姊妹共和國”[9]；比利時於10月被法國正式吞並。1795年7月，西班牙也在巴塞爾與法國簽署和約——此後，這個虔誠的天主教君主國竟然在1796年8月和無神主義的法國結盟。始終處於英法競爭“夾板”間的西班牙，將法國視為了自己廣袤海外帝國的安全保障。法國如今能讓自己的艦隊與荷蘭、西班牙聯合；而法國對從弗裏西亞群島(Frisian Islands)至加利西亞(Galicia)的整個海岸線的控製，令英國皇家海軍不堪重負。英國迅速采取行動，化解其中最大的威脅：荷蘭的好望角殖民地被英國奪取，由於它地處印度-歐洲航線的中樞，英軍指揮官解釋說：“(好望角)在荷蘭手中有如鴻毛，但在英國手中好似利劍。”

然而，法國正在接近其戰勝英國所獲成功的頂點。1796年12月，一場對愛爾蘭的未遂入侵，因法國艦隊遭遇風暴而陣形被打亂。1797年2月，危險依舊如此嚴重，以至於英格蘭銀行發生了擠兌。同月，這種恐慌因海軍元帥約翰·傑維斯(John Jervis)[10]爵士攔截並摧毀了一支從聖文森角(Cape St. Vincent)[11]出發、數量占優的西班牙艦隊而得到平複——後者原本試圖與法國布雷斯特(Brest)[12]的大西洋艦隊會師。危機並沒有過去：3月，法國設法將一群由逃兵、雇傭兵組成的魚龍混雜的軍隊送上了彭布羅克(Pembrokeshire)[13]海岸。即便如此，法國對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入侵很快被肅清了。3月和6月，斯皮特黑德(Spithead)和諾爾(Nore)的皇家海軍發生了主要因對軍餉、配給和生活條件不滿而引發的兵變。兵變被恩威並施的手段鎮壓了，但它顯示出大不列顛的形勢有多麽危急。法國及其盟友試圖在1797年10月再度聯合。但當荷蘭艦隊出海時，他們在坎珀當(Camperdown)外遭遇了海軍元帥亞當·鄧肯(Adam Duncan)艦隊的襲擊：戰列中9條軍艦被奪取後，荷蘭的頑強抵抗瓦解了。在海權爭奪牽涉到與美國未宣戰的海上衝突後，法國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了。

歐戰導致了法美關係的緊張。理論上，美國自1778年後便與法國(舊政權介入了美國獨立戰爭)結盟。然而，美國於1793年宣布中立：其軍力薄弱，並且大不列顛是年輕共和國的最重要貿易夥伴。此外，喬治·華盛頓總統對過於狂熱的法國大使埃德蒙·熱內(Edmond Genêt)感到震怒——後者武裝了私掠船從美國港口出發、攻擊英國海運，並竭力煽動美國對法國的公眾支持。[14]不過，美國對英國也心懷不滿：由於試圖封鎖法國商業貿易，他們襲擾了美國航運，並大肆抓捕皇家海軍的逃兵嫌疑犯。兩國幾乎兵戎相見。但在1794年11月“懸崖勒馬”——他們通過了《傑伊條約》[15](Jay Treaty，因參與的美國外交官而得名)，這事實上終結了法美聯盟。憤怒的法國立即發動了針對美國商船的私掠行動：至1797年6月，他們劫掠了大約316艘船。盡管兩個共和國從未正式宣戰，但他們在公海上的確多次憤怒地交火。1798年4月，油滑的法國外交部長夏爾·莫裏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Talleyrand)[16]通過三位代理人(因XYZ代號聞名)向美國使團索賄一事敗露後，美國的談判努力破產了。“非正式戰爭”打響了。

如果說法國海上受挫的話，他們在陸上則凱旋了。1796年，法國對德意誌的進攻陷入了泥潭，但這得到了拿破侖將軍閃電入侵意大利的彌補。皮埃蒙特軍隊被智取，於月末前求和。拿破侖轉而對抗奧地利人，5月10日於洛迪(Lodi)將其擊敗，五天後進入米蘭(奧地利在意大利的統治中心)。法國人進軍如此迅速，以至於他們輕鬆超越了其他經德意誌攻擊奧地利的法軍，於是在等待北上期間，拿破侖突襲了意大利中部，迫使帕爾馬(Parma)、摩德納(Modena)、托斯卡納(Tuscany)交出硬通貨。教皇亦不能幸免：法國入侵了教皇國位於中意大利的領土，並在1797年2月的《托倫蒂諾條約》(Treaty of Tolentino)中逼迫教宗將部分領地讓給法國新建立的意大利姊妹共和國“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Cisalpine)；此外還有部分他最珍愛的藝術品被運至法國，收藏於盧浮宮。在擊退了至少三次奧地利的北部反攻後，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攻入奧地利本土，促成了1797年4月的萊奧本(Leoben)停戰協議。最終，和約於10月在坎波福爾米奧(Campo Formio)簽署。奧地利接受法國對萊茵河左岸(來之不易的“自然邊界”)的吞並，承認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作為回報，拿破侖顯現出一種看似不經意的舊式“權力平衡”的回歸——同意奧地利吞並威尼斯。第一次反法同盟戰爭結束了。

這並非和平，隻是僵局而已。英法1797年夏季的談判無果而終；10月，巴黎爆發的政變(葡月政變)清洗了議會、溫和共和派的督政府以及或真或假的“保皇黨”。這是一場軍事政變，開啟了危險的政治先例——不僅僅因為拿破侖提供了軍隊。督政府如今由激進共和派領導，他們決定全力繼續戰爭以便贏得將領們的衷心支持。在1798年最初幾個月中，法國北部港口集結了一支拿破侖領導的“英國遠征軍”。然而，法國無法足夠長久地控製海峽：他們最多隻能派遣1000人登陸愛爾蘭，以支持當地5月爆發的反抗英國統治的起義，可是為時已晚。

此時，戰爭向東蔓延，並牽涉到了另一長期挑戰——俄國的擴張。1792年5月，俄國占領了波蘭；1793年的第二次瓜分，自然激發了波蘭愛國主義。在徒勞地希望獲得法國支持未果後，1794年3月，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ciuszko)[17]在克拉科夫宣布起義。取得初期一些勝利後，起義最終為俄國人數上的巨大優勢所壓倒。當俄國人逼近華沙時，普魯士人從對法國革命的戰爭(這並非他們預期的“閑庭信步”)中抽身而退，轉而試圖在波蘭分一杯羹。甚至比普魯士對西部戰爭更加堅決的奧地利也決心參與瓜分：他們從比利時撤回了20,000人的軍隊。6月，兩個德意誌國家均入侵了波蘭。在一場令法國式恐怖也小巫見大巫的屠殺(11月4日一天便有20,000波蘭人被害)後，俄國人占領了華沙。俄國、奧地利、普魯士的第三次瓜分，讓波蘭從來年的政治地圖上消失了。

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1798—1802

東西方的戰爭因此而互聯，不過它們還將進一步融為一體。戰爭陰雲密布，1798年，它將俄國與奧斯曼帝國卷入了第二次反法聯盟——導火索為拿破侖對埃及的入侵。這一魯莽計劃主要基於兩點考慮。首先，不列顛顯然無法被一場入侵或在海上擊敗，因此法國不得不尋覓其他方式挑戰英國：埃及將會賜予它們紅海基地，從那裏可對印度發起攻擊。其次，一個中東帝國可以補償法蘭西帝國在美洲的損失。1798年7月，法國在埃及登陸，攻克了亞曆山大港，擊敗了以土耳其蘇丹名義統治埃及的馬穆魯克(即7月21日的金字塔戰役)，並於三天後占領開羅。然而，拿破侖的勝利僅是曇花一現：8月1日，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指揮下的一支英國艦隊，在阿布基爾海灣(Aboukir Bay)全殲法國艦隊。這場勝利，促使奧斯曼帝國加入作戰；但更富有戲劇性的是，拿破侖的開局一招，將俄國卷入了戰爭。

由於俄國海運經由黑海而入地中海，法國革命軍在意大利的南進已經威脅到了俄國的戰略利益。《坎波福爾米奧和約》(Treaty of Campo Formio)給了法國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令情勢更加緊張。該群島扼守亞得裏亞海門戶，並可能成為進擊東地中海(俄國將其視為自家勢力範圍)的基地。最後一根稻草則是拿破侖在前往埃及途中征服了馬耳他島，推翻了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自16世紀以來對此地的統治，激怒了沙皇保羅一世(他已宣布自己為騎士團的保護人)。[18]英國在阿布基爾的凱旋，給了他們最終所需的全部鼓勵。

奧地利人也在利誘之下重新拿起了劍與火槍。盡管屢戰屢敗，但奧地利人始終將法國勢大看作對己方戰略安全難以容忍的威脅。縱使維也納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意見：對進一步與革命強權衝突的代價憂心忡忡，但1798年法國於地中海的侵略更不容忽視。納爾遜在阿布基爾的勝利及普魯士中立的保證，令弗朗茨二世[19](Francis II)值得冒險進一步打擊法國。與俄國的結盟在9月達成。

然而，在奧地利人與俄國人得以實施其軍事計劃(通過意大利及法國占據的瑞士攻入法國)前，11月，隨著受阿布基爾鼓舞的那不勒斯人北上攻打法國的羅馬“姊妹共和國”(同年早些時候創立)，第一槍在意大利打響了。這次提前的進攻是一場災難：法國橫掃那不勒斯人，於1799年1月占領那不勒斯，並成立了另一個共和國。

4月，第二次反法同盟以自身的反擊作出回應。俄國將領亞曆山大·蘇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20]率領奧地利-俄國聯軍在兩周內趕赴米蘭，在酷熱中於南下的一係列戰役中痛擊法國。法國人在意大利搖搖欲墜，其挫敗引發了廣泛的叛亂。在南方，“基督的軍隊”由法布裏齊奧·魯福(Fabrizio Ruffo)主教領導，他們穿越西西裏，以教會和國王的名義推翻了那不勒斯共和國。在托斯卡納，群眾呼喚著瑪利亞的名字驅逐了親法政府。上述反革命起義亦有著陰暗麵——暴徒在錫耶納對猶太人大肆屠殺。6月，聯軍攻入瑞士，並擺出了入侵法國本土的姿態(參見圖3)。8月，英國、俄國在荷蘭發動了兩棲登陸，兵鋒直指阿姆斯特丹。

這場災難導致了法國國內危機，並最終成就了拿破侖。反革命暴動在圖盧茲爆發，旺代也重燃戰火。麵臨反革命和聯軍入侵的雙重威脅，為了避免重蹈恐怖政策的覆轍，情急之下，一些溫和派共和分子決定建立一個強力政府。他們為政變尋求軍事支持時，拿破侖出現了。他放棄了埃及軍隊，於10月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陸，隨即抵達巴黎。11月9日至10日，他領導了“霧月政變”(Brumaire coup)，推翻了督政府；令起用他的政客懊惱的是，拿破侖以“第一執政”(First Consul)之名攫取了權力。

由於形勢正再度轉而對法國有利，這可謂絕佳的時機。圖盧茲附近的反革命遭到鎮壓，拿破侖在新年與旺代叛亂分子簽署了和約。1799年9月，法國還將俄國人逐出了蘇黎世；而英俄遠征軍在荷蘭如字麵所說的那樣陷入了“泥潭”，被迫於10月撤兵。第二次反法同盟分裂了：英國希望迫使法國退回原有邊界，俄國意圖徹底摧毀法蘭西共和國，而奧地利主要試圖摘取征服意大利的果實，以彌補在比利時與萊茵河左岸的損失。當英國從飽受壞血病之苦的法國駐軍手中奪取馬耳他時，這激怒了保羅沙皇，隨即顯示出它們都在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打著算盤。

圖3　這幅英雄畫作捕捉到了蘇沃洛夫和他的部下在1799年向革命的法國發起進攻時的決心

保羅嚴詞譴責盟友的背叛，並於1800年撤出了全部俄軍，讓奧地利人單獨麵對法國反擊。與此同時，保羅也在設法困擾英國。他打造了一個由丹麥、瑞典、普魯士組成的武裝中立聯盟(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意在破壞英國的波羅的海貿易(尤其是它的海軍補給)。這得到了拿破侖的支持，他還希望讓美國加入協定。1800年底，保羅在中亞召集了22,000名哥薩克，並派遣他們南下、攻打英屬印度。盡管雷聲大雨點小，但這場遠征亦可視為19世紀英俄亞洲“大博弈”(Great Game)[21]的先聲。英國首次意識到了俄國對其次大陸地位的威脅。最初是因為麵臨拿破侖從埃及對印度發起陸上攻勢的威脅，其次又考慮到俄國人南下的壓力，英國首度向波斯和信德(Sind，位於今巴基斯坦境內)派出了外交使團。1801年3月，由於保羅被俄國宮廷貴族刺殺(如今看來，很明顯是受英國特務組織的支持)，其計劃無果而終。他的兒子亞曆山大一世繼位，但無力拯救丹麥人(位於武裝中立聯盟前線)免於英國的報複。4月，在納爾遜和帕克[22]的指揮下，英國遠征軍在哥本哈根擊潰了丹麥艦隊，之後駛入波羅的海，迫使其他聯盟成員接受其條件。

俄國撤出歐洲戰事對法國意味著機會。1800年6月，拿破侖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入意大利，在馬倫戈(Marengo)擊敗了奧地利人。1801年3月，那不勒斯人戰敗；而葡萄牙遭到法國的西班牙盟友入侵後，於5月簽署和約。1801年2月的《呂內維爾條約》[23](Treaty of Lunéville)中，奧地利默認了法國自1792年以來的所有征服；英國精疲力竭，備受孤立，經曆了政府更迭後，開啟了和談——1802年3月《亞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宣告了法國革命戰爭的結束。

[1]　1793年10月31日，共有22名吉倫特派在審判後被處決，逃亡外省的多數吉倫特派也遭到捕殺或被迫自盡。

[2]　大衛·勞合·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黨著名政治家，曾於1916—1922年擔任英國首相，領導英國贏得了一戰。

[3]　18世紀法國貴族及富裕階級男子身穿裙褲，而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下層人民穿著緊身長褲或直筒長褲，故而得名“無套褲漢”。“無套褲漢”通常用於指代法國大革命中的激進分子，他們在1789—1794年間發揮了很大的政治作用。

[4]　原文為gauntlet，本指的是中世紀至文藝複興時期騎士鎧甲中的金屬手套(護手)，後來，歐洲貴族騎士們在決鬥前，通過向對方扔出手套表示發起挑戰，故有此說。

[5]　斯海爾德河發源於法國埃納省，流經比利時，最終在荷蘭入海，全長約435公裏。

[6]　實際上，雅各賓政府主要征召的是所有18至25歲的健康法國男性，而非法國全部成年男性。

[7]　大革命時期法國正規步兵穿藍色外套，故有此說。

[8]　提姆·布蘭寧(Timothy Charles William Blanning， 1942— )，英國曆史學家，1992—2009年擔任劍橋大學現代歐洲史教授，著有《法國革命戰爭起源》《法國革命戰爭1787—1802》等書。

[9]　即“巴達維亞共和國”(1795—1806)。

[10]　約翰·傑維斯，英國海軍名將，參與了從七年戰爭至拿破侖戰爭的多次海戰，因聖文森角的軍功而被冊封為第一代聖文森角伯爵。聖文森角海戰時，英國海軍另一傳奇將領霍雷肖·納爾遜也在其陣中。

[11]　位於今葡萄牙西南部。

[12]　位於法國布列塔尼半島西端，至今仍是其重要港口和海軍基地。

[13]　位於英國威爾士西南部。

[14]　因埃德蒙·熱內的過火行為，華盛頓要求法國方麵召回大使。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政府不僅撤換了大使，還下令逮捕埃德蒙·熱內。熱內申請政治避難，獲得了華盛頓首肯，最後終老美國。

[15]　全稱《大不列顛國王與美利堅合眾國間的友好、商業和航海條約》，美方談判代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傑伊(John Jay， 1745—1829)。《傑伊條約》保證了英美之間十年的和睦。但由於法國此前全力支持美國獨立戰爭，而英法當時處於戰爭狀態，美國簽署此條約有忘恩負義之嫌，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巨大爭議。

[16]　塔列朗的政治生涯曆經路易十六、法國大革命、拿破侖帝國、波旁複辟和奧爾良王朝時期，可謂五朝元老。他精明能幹，對法國外交貢獻很大；但同時狡詐圓滑，慣於見風使舵，被政敵斥為叛徒。“XYZ”事件中，塔列朗要求美國使團向其支付5萬英鎊巨額賄賂，導致最終談判破裂。美國政府公布的外交檔案中，將塔列朗的三位中間人真名隱去，代之以“XYZ”，事件故而得名。直到1800年拿破侖上台後，法美之間的海上衝突方才結束。

[17]　塔德烏什·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蘭民族英雄，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獲美國準將軍銜。他領導的柯斯丘什科起義失敗後，波蘭最終亡國。

[18]　此後保羅一世被部分流亡的聖約翰騎士團(醫院騎士團)成員推舉為新一任大團長，這在騎士團曆史上極為罕見(保羅一世為東正教徒，而騎士團隸屬天主教會)。參見：馬千，《醫院騎士團全史》，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401—402頁。

[19]　弗朗茨二世為神聖羅馬帝國末代皇帝(1792—1806)，此後他成為第一任奧地利皇帝(1804—1835)，即弗朗茨一世。

[20]　亞曆山大·蘇沃洛夫(1729—1800)， 18世紀俄國傳奇名將，擁有帝國最高的“大元帥”(Generalissimo)軍銜，被公認為俄國的國家英雄。

[21]　“大博弈”指的是英國與俄國從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為了中亞主導權而展開的激烈競爭，爭奪的焦點是阿富汗及我國的新疆、西藏。

[22]　海德·帕克爵士(Hyde Parker， 1739—1807)，英國海軍上將，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戰中，他為英國艦隊司令，納爾遜為副司令。

[23]　《呂內維爾條約》由拿破侖本人與奧地利外交大臣路德維希·馮·科本茨爾簽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