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起源
整個原野，早上煙霧彌漫，刺刀在晨曦中閃光，如此明媚；如今卻在潮濕陰霾籠罩下，散發著刺鼻怪異的硝石和血腥味。一兩朵烏雲聚攏來，細雨落在死者身上，落在傷員身上，落在驚惶、疲憊而又迷惘的人們身上。雨點仿佛在說：“行啦，行啦，好人們。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們都在做什麽呀？”[1]
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侖戰爭在19世紀的意識中充滿苦痛：列夫·托爾斯泰對博羅季諾戰役(1812年9月7日爆發於莫斯科以西、俄軍與拿破侖大軍間的慘烈戰役)的描繪，生動再現了一幅大自然控訴人類野蠻的地獄景象。其餘作家使用“大戰”(Great War)一詞來追憶1792—1815年間的衝突，直到它被用於指代奪取了成百上千萬生命的工業化屠殺——一戰。與那場浩劫相似，法國戰爭代表著既有國際秩序的崩潰。它們均為災難性的爭鬥：本章將解釋為何在18世紀末會興起這樣的一場衝突。
歐洲的國際體係
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侖戰爭，源於瓦解18世紀歐洲國際秩序的一係列慢性“**”。國際關係由五大強權(它們彼此存在互相衝突的戰略抱負)構建：大不列顛、法國、普魯士王國、奧地利(中歐與東歐的多民族大帝國)以及俄國。不列顛竭力從大陸的亂局中脫身，因為其“搖錢樹”已經轉移到了貿易、帝權和未來的全球治理活動。然而由於對其商業、帝權上的成功心懷嫉妒的可怕對手的存在，不列顛無法回避在歐洲保家衛國的需求。
主要對手當數法國：兩國經常在印度和北美爆發衝突，盡管英國人在七年戰爭(1756—1763)奏凱後占據了優勢，但法國人通過援助反叛不列顛的美洲殖民地而得以報仇雪恨；後者還與荷蘭[2]、西班牙結盟，最終通過美國獨立戰爭(1775—1783)贏得了自由。然而，法國始終無法對英帝國霸權形成致命一擊，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陷入了戰略窘境。18世紀法國波旁君主們向往海上的榮耀，但地理上的現實是：王國依舊是個大陸政權。其“阿喀琉斯之踵”位於北部邊境，法國在此麵臨著另外的勁敵——奧地利人。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著如今比利時的大部分(即奧屬尼德蘭)；奧國皇帝間接在德意誌行使著權威，遏製了法國向北、向東將國土擴張至一條易守難攻邊界的野心(其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標是萊茵河)。這種法國的壓力，連同對它的抵抗，將低地國家與萊茵蘭變成了戰場——所謂的歐洲“鬥雞場”(cock-pit of Europe)。
奧地利在德意誌的影響力基於以下這一點——除了過去極個別的例外，哈布斯堡皇帝亦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神聖羅馬帝國是個鬆散的中歐邦聯(主要由365個德意誌邦構成)——王國、公國、主教領地、城市、貴族領地——略大於現代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與捷克共和國。帝國中的某些統治者為“選帝侯”(Electors)，擁有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死後推舉其繼承人的權力。長期選擇奧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是合情合理的：作為該地區擁有最強軍力的統治者，他們能夠保護歐洲的“軟肋”免於外敵入侵。
然而在18世紀期間，奧地利在帝國中的地位受到了北方普魯士(Prussia)的挑戰。普魯士具備強悍的軍隊和銳意進取的專製君主，到了三十年戰爭[3]結束的1648年，它以鄰為壑，逐步崛起，對奧地利的德意誌霸權形成了巨大挑戰。至1792年，心懷讓其分散的國土聯結成一個偉大王國的抱負，普魯士已擁有整個帝國領土的19%；隨著1772年吞並波蘭領土，它在東部的擴張尤為驚人。奧地利試圖抵禦北方的普魯士，鞏固自身地位；然而，其君主還治理著一個帝國王朝(大體相當於神聖羅馬帝國)，它由中歐、東歐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人群組成：奧地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波蘭人以及烏克蘭人。盡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領地令奧地利成為半島獨樹一幟的強權，但奧地利帝國在東歐的擴張卻讓它常常卷入和奧斯曼帝國(或曰土耳其，其蘇丹統治著巴爾幹)的爭鬥，並且在18世紀進程中還麵臨著與日漸崛起的俄國的碰撞。奧地利的首要目標或許是從土耳其手中搶占巴爾幹，不過，它還不得不確保自己的安全：法國、普魯士和俄國都對它構成潛在威脅。
18世紀，俄國在沙皇統治下的崛起充滿了戲劇性。這一切始於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他將自己的國家從“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重塑為了“沙皇俄國”。其西部擴張是以往日波羅的海和東歐強權——瑞典、波蘭、奧斯曼帝國為代價進行的。不過，俄國也產生了新的戰略焦慮——換言之，麵臨奧地利、普魯士這樣真實或潛在的威脅，如何保障西部邊境安全。此外，俄國關注的不僅僅是歐洲，而是整個歐亞。它的擴張(尤其是在葉卡捷琳娜大帝[4]統治時期)向南進入黑海、高加索、中亞，向東進入西伯利亞、阿拉斯加。但這也讓俄國卷入了與土耳其、波斯以及亞洲邊陲遊牧民的衝突，間或還與中華帝國發生摩擦，並且令它可能和英國在南亞發生碰撞。至1800年，對某些俄國戰略家來說，大英帝國在南亞的勢力，對俄國向歐亞及太平洋擴張構成了長期的、最大的阻礙。作為回應，英國人也開始將俄國視為未來的戰略威脅。
為了竭力實現野心，上述強權打擊、壓榨，有時甚至摧毀了一係列“次等政權”，例如聯省共和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國與那不勒斯王國、瑞典、波蘭以及奧斯曼帝國。盡管這些國家要麽已從16世紀或17世紀的輝煌期中衰落，要麽曆來胸無大誌，但它們在軍事或商業上的成就依舊可圈可點：荷蘭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仍掌控著航海帝國及足可自保的海軍；而波蘭人、瑞典人、土耳其人、皮埃蒙特人、那不勒斯人的陸軍、海軍，能夠延緩強權的腳步(尤其是當它們結盟時)。上述每個國家都將與強權一道卷入1792年後肆虐歐洲的衝突。
所有國際體係均受緊張敵對之苦，所有國家都周期性地傾向於以武力實現目標。然而問題在於，為何歐洲18世紀末的國際政治如此像個火藥桶。部分答案在於國際關係，而它由外交家們口中所謂的“權力平衡”推動。它基於如下設想：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國家與統治者最終會實現國際秩序的穩定，並對各國達成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或者至少是對強國的保障。統治者出於“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行事是合情合理的，這意味著為了他的國家銳意進取，謀求權勢、財富、安全以及威望、榮譽和王朝等級。此外，國際關係被設定為王公及其領地之間的關係，而非統治者與特定民族的關係：歐洲君主們依然將自己統治的國家當作自家遺產，令諸如“民族自決”這樣的理念幾乎沒有立足之地。當一國明顯強於別國時，將會存在出現大陸霸權的風險，於是其他國家共同的利益便促使它們聯合起來遏製過於強大的對手，以重鑄權力平衡。
這一進程的一個必然結果便是對“補償”的堅持：倘若一國通過戰爭、條約或王室聯姻得到了領土或財富，那麽其對手便宣稱有權得到大致等價的補償。聯盟也很關鍵，它並非致力於維持長久、穩定的秩序，而更傾向於追求盟國各自的目標——這也是聯盟常常突然反轉的原因。於是，“權力平衡”造就了一套殘酷競爭的國際體係，其本質上的推動力是對各家王朝利益的追求。此外，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在經濟飛躍令各國國內財富持續增長之前，確保獲取軍力所需資源(尤其是人口與可征稅財富)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為開疆拓土，當然阻止對手這麽做也大有裨益。
在這樣的環境中，1700—1790年，歐洲兩個或多個大國間的戰爭爆發了至少16次。戰敗的後果，往最好說，是割地(如奧地利1740年將富庶的西裏西亞割讓給普魯士)；往最壞說，則是滅亡(經過1772、1793、1795年連續三次瓜分，波蘭作為一獨立國家消失了)。18世紀歐洲更開明的統治者有意於重建法律製度，刺激經濟成長，並削弱教會與貴族的權勢。不過，其改革歸根結底是出於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急切需求——隻有確保臣民富裕、忠誠以及征稅、征兵方麵的高效，方能增強國力軍力。四個長期發酵的問題最終導致了18世紀政治體係的崩塌(即1792—1815年的法國戰爭)，體現了歐洲各國外交關係棘手的特性。
上述問題包括：法國對大陸安全與全球勢力的雙重關注；俄國的崛起；德意誌內普魯士與奧地利的敵對；以及歐洲航海帝國間的齟齬，尤其是法國與英國。
這些因素共同創造了孕育出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侖戰爭的可怕環境。它們還使得1792—1815年間歐洲的衝突產生世界性的回響。
在18世紀多數時間中，波旁王朝統治下的法國都是歐洲大陸霸主：人口眾多[5]，經濟富庶。盡管法國尋求在歐洲大陸上的戰略安全，但它也在竭力實現它的其他野心：挑戰英國對全球貿易的統治權，帝國霸權，還有獲取支撐法蘭西名望與權勢的財富。這一“兩麵”(大陸與海上)策略，造成了國家財政與政策上嚴重的財力和精力消耗：苦澀、恥辱的“七年戰爭”及對美國獨立戰爭的幹預，雖然成功卻代價高昂，法國軍力油盡燈枯，王室財富危險地消耗殆盡。王國災難性的赤字，精英階層對嚐試改革的反對，民眾對“暴君”國王及其政府分不信任和敵意導致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專製君主政體的垮台。它還令愛國的法國公民產生了自尊心的挫敗感。甚至家喻戶曉的政治哲人、修道院長紀堯姆·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此人以其對奴隸製和帝國主義的大膽攻擊而聞名)也抱怨法國全球霸權的喪失：
法國海軍曾經一度令人生畏，現已不複存在。虛弱、混亂、腐敗令它從王國盛世的輝煌中再次跌落。它不再能夠保衛我們最遙遠的國土，不能保護我們的海岸免於入侵、劫掠。在全球的每一片海岸，我們的水手、商人無數次地遭受了冷遇和羞辱。
然而，僅僅數年間，法國大革命建立的“新法蘭西”便打開了桎梏法國的枷鎖，令它成為1792—1815年間大戰的主力之一。
法國政權危機的加劇還在於其對手實力的增強：海外，意味著不列顛；但在大陸，首要的是俄國。自從彼得大帝在歐洲北部擊敗瑞典後，俄國對歐洲政治的影響與日俱增。橫亙在這頭巨熊麵前的還有另外兩個國家：波蘭與奧斯曼帝國。既然波蘭和土耳其是法國傳統盟友，它們與俄國的持續衝突有助於削弱法國在東歐的影響力。1772年，波蘭領土被俄國、奧地利、普魯士三個強盜國家瓜分(18世紀三次瓜分中的第一次)。俄國深入歐洲的同時，也在南下對抗奧斯曼帝國。葉卡捷琳娜大帝咄咄逼人的擴張，震撼了其他歐洲政權。黑海與巴爾幹的權力平衡明顯倒向了俄國，並且它還取代了該地區中的奧地利成了土耳其死敵。1776年，《蘇格蘭雜誌》(The Scots Magazine)[6]評論說：“俄國富麗堂皇，享有權勢、影響力和榮耀……它看上去似乎打算稱雄歐亞。”俄國的擴張問題是拿破侖戰爭最重大的結果之一。
在1795年政治上滅亡前，波蘭是神聖羅馬帝國麵對俄國西進時的緩衝地帶；不過德意誌本身亦成了戰場，因為奧地利遭到了北方新貴普魯士的挑戰。“決鬥”是由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發起的，他繼位後很快便發動了對奧地利人的攻擊，並在“西裏西亞之劫”中奪走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最富庶的省份之一。這成為漫長痛苦的德意誌霸權爭奪戰的起始；直到俾斯麥1866年為普魯士贏得勝利，塵埃方才落定。腓特烈本人在1752年寫道：“如今奧地利再也不會忘記：它必須與我們在德意誌分享權力。”對歐洲而言，普奧競爭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國際局勢不穩定的又一因素。它在七年戰爭之始引發了出人意料的外交轉折：奧地利與法國竟於1756年化敵為友。前者希望利用法國的軍力收複西裏西亞；而法國希望奧地利忙於歐戰，從而自己得以襲擾英國的海外領地。
事與願違：普魯士在歐洲，英國在印度、加拿大均挫敗了法國。法國公眾的怒火並未指向普魯士(腓特烈作為開明君主受到崇敬)，反而湧向了奧地利人——因為人們普遍認為，與法國的犧牲相比，他們的回報少得可憐。路易十六未來的奧地利新娘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 1770年婚後成為這種反奧情緒的目標。1792年法國戰爭的起因之一是法國人對奧地利深入骨髓的厭惡，但輿論也為撻伐法國宿敵不列顛預留了空間。
英法之間的海上競爭，為法國革命戰爭及拿破侖戰爭賦予了全球維度：18世紀的歐戰不僅發生於大陸，也存在於海洋。按照那個時代重商主義的考量，帝權和貿易權對西歐航海國家(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至關重要。從邏輯上說，世界財富有限，因此，國家間的競爭便體現於竭力獲得盡可能多的財富，並阻止對手這麽做。歐洲帝國體係下的暗流是從自身殖民地商品貿易中剔除外國人，這些商品包括香料、茶葉、棉花、絲綢、金銀、咖啡、糖、靛藍——而後三種是以奴隸的血汗換來的。來自帝國商業的金錢(有時還包括直接從殖民地征集的稅收)為政府提供了資金；更重要的是，為它們在歐洲金融市場提供了信用擔保，以資助其可觀的軍費。它們的殖民者、商人、海軍互相刺探、衝撞，帝國競爭因此成了歐洲各國間最敏感的衝突來源。甚至，在歐洲本土宣戰前，戰鬥便已經在殖民地打響了——一旦發生此事，歐洲各帝國的美洲、亞洲部分便成為主戰場。
上述帝國競爭中最慘烈的發生於英法之間。這不僅由於二者地理上的鄰近，還因為它們均試圖利用海洋擴張先行者們(即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衰頹的契機。18世紀中，英法崛起為超級帝國。盡管英國始終領先一步，法國實力上的跨越依然可觀：法國海外貿易額在1716—1787年間上漲了超過三倍；其中，殖民地貿易(主要集中在加勒比群島)上漲了十倍，這一增長直到1793年與英國開戰方才終止。雖然商業富有活力，但軍事上法國一直未能成功挑戰英國，除非其海軍與其他航海國家共同作戰。法國、荷蘭、西班牙海軍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的聯盟解釋了為何在1781年的關鍵時刻，透支實力的不列顛失去了海上統治權，令法美聯軍得以在約克鎮發動決定性的攻擊。[7]在1792—1815年法國戰爭期間，法國與西班牙結盟(還包括其控製下的荷蘭)對抗英國的鬥爭受到抨擊。帝國主義還導致了產生真正全球影響的衝突。1790年，一份來自本地治裏(Pondichéry，法國少數幸存的印度殖民地之一)領導人物的備忘錄警告說：“英法之間持續的和平不啻於‘人性本善’構築出的美麗幻想。”
1787—1792，國際秩序的危機
以上所有長期挑戰，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中可怕地共同爆發了。這場衝突是1787—1792年間持續、複雜的危機的後果，法國大革命僅是其中的一部分。令歐洲墮入災難的三股力量分別是：又一次在東部掀起風浪的俄國勢力，法國革命，以及那個時代令人瞠目的外交反轉之一——普奧同盟。俄國一如既往地以波蘭和土耳其為代價進行擴張。1787年8月爆發的俄土戰爭[8]產生了十分複雜的國際影響；不過就眼下而言，其關鍵點在於，當俄土1792年1月媾和時，俄國在黑海的地位遠較過去穩固。另一犧牲品為波蘭。葉卡捷琳娜大帝的舊情人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Stanis?aw August Poniatowski)國王拒絕充當女沙皇的傀儡，並著手進行一係列旨在增強波蘭國力的改革。1791年5月3日，乘著俄國卷入土耳其戰爭之機，國王與國會(sejm)打造了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9]，這直接挑戰了俄國。一個重整旗鼓的波蘭，尤其是與奧斯曼帝國結盟的波蘭，可能會阻礙俄國擴張。麵對震怒的女沙皇(她公開宣稱波蘭受到了雅各賓主義的毒害)，斯坦尼斯瓦夫深知，唯有結盟方能自保。但波蘭的傳統盟友法國自顧不暇。1792年5月，正當西邊法國革命戰爭爆發時，俄國人入侵了。1793年的第二度瓜分中，俄國、普魯士從波蘭奪取了更多領土，但更糟的還在後麵。“波蘭問題”持續惡化並在之後歐洲衝突的臨界點爆發。
在西方，1789年的法國長期以來舉步維艱——這對許多歐洲人而言恐怕會感覺如釋重負。法國接近破產的財政在其1787年對軍力的削弱上暴露無遺。是年，普魯士在英國支持下鎮壓了荷蘭建立的親法共和政權，對此法國隻能隱忍不發。“我國虛弱的舉措和敵人所取得的勝利令我震驚，”法國外交官路易菲利普·德·塞居爾(Louis-Philippe de Ségur)寫道，“那一刻，我目睹深淵大開，深淵的一邊是無能的政府，一邊則是撕扯我的祖國和其國王的狂怒。”當專製君主政體在1789年崩潰時，革命者深知法國的衰弱，竭力避免法國和他國的對抗。1790年5月22日，在加拿大西海岸外的努特卡灣發生了一場海軍事變[10]，對英戰爭似乎迫在眉睫——然而法國國民議會卻聲明放棄一切征服戰爭：“法國永遠不會以她的力量侵犯任何人民的自由。”不過，一些事件卻造成了緊張的局勢。從一開始，保守派貴族、軍官、神職人員便逃離革命，聚集在德意誌某些公國內。這些流亡者(émigrés)開始在孔代親王(Prince de Condé)[11]麾下組成軍隊，孔代親王高聲要求奧地利幹涉，以重建法國舊秩序。奧地利皇帝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明白，他們隻是一群喧囂的、無用的麻煩製造者。然而，流亡者軍隊的出場，顯然能激起法國對入侵的恐懼。還有其他的齟齬，例如德意誌王公在阿爾薩斯擁有的地產被國民議會視為“封建主義”而在1789年8月被予以廢除，德意誌王公們便要求補償；1791年9月，法國吞並了教廷的阿維尼翁(Avignon)飛地以及維奈桑伯爵領地(Comtat Venaissin)[12]。上述問題還不至於引發戰爭：沒有任何歐洲大國卷入其中，但有兩個事件傳達了大革命發出的清晰信息——法國不會受到舊政權條約的束縛，而會遵循國家自決的原則。
將法國推向衝突的是革命政治的內在驅動。其中部分問題在於路易十六十分不願成為立憲君主。1791年6月，路易十六上演了“瓦雷訥出逃”(Flight to Varennes)[13]，他試圖攜帶妻小逃亡，這引發了巴黎的政治危機：當一國之君明顯表露出他不願參與立憲時，君主立憲政體該如何運作？當路易狼狽不堪地返回首都時，共和運動已經在發酵了，但尚有足夠多的溫和派繼續希望新憲法生效。共和主義者在7月遭到了暴力鎮壓，而國王於1791年9月接受了憲法。然而，新的立法議會選舉產生了一個強大的左翼集團，他們很快被稱作“吉倫特派”(Girondins)，因為其大部分雄辯家來自西南部的吉倫特地區。他們認為路易對憲法的接受並非真情實意，試圖揭露真相，並在此過程中接管權力。吉倫特派相信對神聖羅馬帝國那些庇護“流亡者”的王公作戰(這也意味著與奧地利交戰，因為利奧波德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4])將會促使國王在法國與其敵人、革命與反革命之間表明態度。
與此同時，右翼的“法耶特派”(Fayettists)預計一場衝突將迫使國王仰仗美國獨立戰爭英雄拉法耶特[15](Lafayette)以取得最終的勝利，打完勝仗後將軍便能拔劍對付巴黎暴躁的革命者，並鞏固王權。居中的是君主主義者組成的“斐揚俱樂部”(Feuillants)，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令憲法運作，故而反對開戰。他們在左翼有一位不太可靠的盟友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冉冉升起的雅各賓派(另一左翼團體，他們將很快令吉倫特派四分五裂)領袖。當吉倫特派領導人之一的雅克·皮埃爾·布裏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激動地聲稱戰爭將成為“為了世界自由的聖戰”時，羅伯斯庇爾駁斥說“沒人喜歡武裝傳教士”。不過，吉倫特派取得了部分成功，因為路易十六本人偷偷地把賭注押在了以下的信念上：奧地利人無疑會擊敗法軍，恢複革命帶來的混亂，並重鑄他的權威。1792年4月20日，國王請求立法議會向奧地利宣戰。宣戰僅有7票反對。從此直到1815年，歐洲幾無寧日(參見圖2)。
圖2 路易十六向奧地利宣戰，他發動戰爭的動機其實非常矛盾。國民議會眾議員歡呼雀躍，他們助力煽動了一場席卷歐洲二十多年的衝突
雖然西方戰爭的確因法國國內政治而起，但它也是一場戲劇性(即便是臨時的)外交重組的結果，它抑製了18世紀歐洲衝突的主要來源之一——普奧競爭。和解的過程是痛苦的，不過，1787—1792年的俄土戰爭在此刻顯露出了特殊的歐洲意義。奧地利自1781年起與俄國結盟，在1788年已被卷入了與土耳其的衝突中。由於其軍隊深陷巴爾幹，而其比利時、匈牙利和蒂羅爾臣民要麽正在起義，要麽處於起義邊緣。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看到了一勞永逸擊潰哈布斯堡帝國的良機。1789年底，腓特烈·威廉在西裏西亞集結了部隊，計劃來年春天攻打奧地利。對奧地利人而言幸運的是，千鈞一發之際，土耳其戰爭的風向轉變了。1790年，利奧波德皇帝得以從戰爭抽身，安撫或鎮壓了國內抵抗，並於7月在賴興巴赫(Reichenbach)與普魯士人簽署了和約。
腓特烈·威廉或許作出了讓步，但他遭受了挫敗：1787年對荷蘭的入侵及對奧地利的動員，並未給普魯士帶來實際好處。他在四麵楚歌的波蘭或虛弱的法國那裏看到了新的機遇。早在1790年秋，他便向奧地利人建議，共同對波蘭和法國采取行動可能會獲得豐厚回報。直到法國事件在1791年夏的“瓦雷訥出逃”後急轉直下，利奧波德才被說服。此後出現了一個可悲的錯誤：在8月27日的《皮爾尼茨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中，腓特烈·威廉和利奧波德聲稱，各國君主都關注路易十六的困境，並且須以聯合行動來恢複他的權威。盡管普魯士人傾向於領土征服，但即便到了此刻，利奧波德似乎依然僅僅希望武力恫嚇能迫使法國專注穩定國內局勢。不幸的是，他失算了，因為巴黎的革命者按照字麵去理解宣言。[16]從這時起，戰爭便不可避免了。由於巴黎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戰爭狂熱，利奧波德積極響應了普魯士結盟軍事打擊法國的提議：1792年2月7日盟約簽署。雖然真正宣戰的是法國(同年4月)，但戰線已經成形了。至1792年春，兩場重大危機已經展露無遺——一個在西部，另一個在東部，關於波蘭。這兩場衝突是為何、如何凝聚成一場席卷全歐的浩劫的，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1] 以上內容引用自列夫·托爾斯泰名著《戰爭與和平》第二部第39章。這段文字描述了博羅季諾戰役(Battle of Borodino)的慘烈景象。在一天的鏖戰中，法軍和俄軍共有約8萬人傷亡。
[2] 即“聯省共和國”。
[3] 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最初是一場由天主教、新教矛盾而誘發的神聖羅馬帝國內戰，後因法國、瑞典、丹麥、荷蘭、英國、波蘭-立陶宛等國加入而成為全歐的混戰。三十年戰爭給德意誌帶來了巨大破壞，也令普魯士乘機崛起。
[4] 即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 1729—1796)，她原本出身於普魯士貴族家庭，通過政變廢黜丈夫彼得三世後成為女沙皇。她在位期間，俄國疆域獲得極大擴充；同時她繼續推動改革，俄國經濟、文化均有長足進步。葉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時代，被譽為沙皇俄國的黃金時代。
[5] 18世紀法國人口位居歐洲第一。1792年時，它擁有約2800萬國民，位居世界第四(在中國、印度、日本之後)。
[6] 《蘇格蘭雜誌》於1739年2月創刊，主要關注蘇格蘭人利益與事務，它是至今仍在發行的最古老雜誌之一。
[7] 文中所指的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決定性的約克鎮圍城戰役。1781年9月至10月，法國遠征軍司令羅尚博伯爵與華盛頓共同將英國將領查爾斯·康沃利斯的部隊圍困在約克鎮，並最終迫使其投降。此前，法國海軍中將格拉斯伯爵在切薩皮克灣海戰中擊潰了英軍艦隊，為約克鎮的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
[8] 即第六次俄土戰爭。土耳其戰敗後，於1792年簽署《雅西和約》，承認俄國吞並克裏米亞，並割讓南布格河至德涅斯特河的大片領土。此戰後，俄國確定了自己在黑海的優勢地位。
[9] 即“五三憲法”，被公認為歐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憲法(僅次於1788年的美國憲法)。
[10] 即“努特卡危機”。這年夏天，西班牙努特卡灣殖民地長官抓捕了一批前來此地從事皮毛貿易並希望建立定居點的英國商船，導致英國與西班牙幾乎兵戎相見。然而由於西班牙盟友法國宣布不以武力解決問題，最終導致西班牙退縮並與英國展開和談。
[11] 此時的孔代親王為路易·約瑟夫(Louis Joseph， 1736—1818)，他也是最後一位孔代親王。
[12] 1309—1377年，阿維尼翁曾為教皇駐地，史稱“阿維尼翁教廷”。1348年，教皇克雷芒六世從那不勒斯女王喬安娜一世手中買下了該城，阿維尼翁成為教皇國直屬領地，直至1791年被法國並吞。而阿維尼翁附近的維奈桑伯爵領地則是在1271年被普瓦捷伯爵阿方斯贈送給教皇國的。
[13] “瓦雷訥出逃”是法國大革命中富有戲劇性和轉折性的事件，之前，路易十六曾表態支持議會和憲法，獲得了法國人民普遍擁戴，如果他拒絕出逃，法國曆史本有可能走向君主立憲。
[14] 路易十六為利奧波德的妹夫。
[15] 吉爾貝·迪·莫提耶·拉法耶特侯爵(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 1757—1834)，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元勳，被譽為“兩個世界的英雄”。
[16] 《皮爾尼茨宣言》中表示，奧地利將在當其他所有歐洲列強對法宣戰的情況下，才會對法國開戰。由於利奧波德估計至少英國不會主動進攻法國，因此，他真實的目的僅為威懾而非準備入侵法國。但巴黎革命者誤以為奧地利即將進犯，這反而促成了法國革命戰爭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