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識課：拿破侖戰爭 前言

1792—1815年間的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是歐洲所經曆過最漫長、最激烈的衝突之一：就破壞性與野蠻而言，唯有回顧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或瞻望20世紀的世界大戰方可相比。單單是180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便令500萬條人命灰飛煙滅；若以歐洲總人口計，與一戰中被屠戮的800萬至1000萬人相當。1792—1802年的法國革命戰爭，則進一步奪走了200萬條生命。1490—1815年，歐洲共爆發了大約3372場戰役，其中五分之一發生於1792—1815年間，其慘烈程度可見一斑。兵火所至，全球塗炭：盡管通常並無“世界大戰”之名，但它們的確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與持續的印記。

不論在當時抑或之後，拿破侖·波拿巴都是一位令人又愛又恨的人物，對這一時期影響重大。他1769年出生於科西嘉一個小貴族家庭，倘若沒有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他是不可能平步青雲、成為歐洲最具權勢的統治者的。他在布列訥(Brienne)的軍校受訓，隨後進入巴黎的軍事學校(école Militaire)， 1785年獲得了炮兵軍職。由於科西嘉背景，拿破侖擁有一種家族情結，令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都很照顧家族利益——隻要他們為其政權效命。盡管指控拿破侖任人唯親並不過分，但他渴望的並非世襲王朝，而是致力於滿足權力欲。因此，當家族成員挑戰他或達不到他的預期時，他便會剝奪其職位。作為一個年輕人，他博覽名著，十分認同亞曆山大大帝及那個時代的啟蒙思想(包括18世紀愛國主義與政治改良的理念)。拿破侖還易怒、易沮喪，懷揣著一股近似於薩德主義的暴力衝動。他是個與法國社會缺乏紐帶的“局外人”，這一缺陷令他更加心如鐵石。其暴虐或許根植於專橫父母的冷酷撫育及同胞間痛苦的競爭。與個人相處時，他或許富有魅力；但他決不容忍別人挑戰自己欲望和野心——這一特質後來被他帶到了政治與外交中。拿破侖是個宣傳大師：作為法國革命軍隊中的一員將領，他嫻熟地為自己打造了軍事英雄與天才的形象。而他首先是一名機會主義者(參見圖1)。

圖1　大衛的這幅畫表明拿破侖的英雄神話早在1800年就已經形成了。事實上，這位第一執政官在戰時是騎著騾子翻山越嶺的

曆史學家們對拿破侖戰爭期間的政策存在爭論：他試圖通過整合社會、政治結構而一統歐洲嗎？抑或，拿破侖帝國僅僅是締造了一套為了剝削歐洲人力、資源而打造的征服體製？曆史學家保羅·施羅德[1](Paul Schroeder)認為，拿破侖對歐洲統治的核心存在著意識形態真空——它是一個為私利攫取權力的罪惡集團，唯有納粹可與之“媲美”：“希特勒為了難以置信的可怕理念做了這一切；拿破侖則完全缺乏根本性的盤算。”這種詮釋的中心問題在於拿破侖本人：無論其他歐洲政權如何竭力遷就，拿破侖都不會也不能接受它們對其權力的製約，這解釋了為何他始終無法穩定其歐洲帝國，及為何直到大廈傾覆戰爭還在持續。本書絕非為拿破侖開脫，但將試圖修正上述看法。

有人認為，拿破侖的雄心令拿破侖戰爭從其18世紀“前輩”中脫穎而出。正如查爾斯·埃斯代爾(Charles Esdaile)[2]所提出的那樣，即便是法國大革命領袖，亦對其擴張政策做出了戰略上的限製。他所言非虛，不過，由於拿破侖脫胎於法國大革命，故而1803—1815年的拿破侖戰爭同樣根植於1792—1802年的法國革命戰爭。這兩場戰爭間隔著10個月的和平期，它們在起因、結果上有許多共同之處，難怪曆史學家們會將它們視為一體，一場終極大火——“法國戰爭”。通常由連續的反法同盟(從1792年的第一次同盟至1815年摧毀拿破侖雄心的第七次同盟)計算出七次而非兩次戰爭，如此計算為該時期的戰事提供了清晰的延續性。總體而言，從愛爾蘭到俄國，從斯堪的納維亞到巴爾幹，戰事橫亙歐洲，不過，在帝國疆域內，衝突綿延到了整個世界——中東、印度、東南亞、非洲沿岸據點以及美洲。

本書承認，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間存在一些明顯不同；不過，它將“法國戰爭”視為一個整體——因為知其一方能知其二。盡管認可法蘭西咄咄逼人的擴張主義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屠殺發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本書認為這並非全部。一係列的衝突並非單一原因所造成，亦非某個統治者能夠掌控。此外，它還提出，自1792年以來，法國勢力席卷歐洲，令長期緊張的國際政治矛盾升溫到達了沸點。換言之，戰爭並不僅僅關乎法國擴張主義或拿破侖的雄心，而是一係列歐洲危機聚合形成的“完美風暴”。

戰爭如此漫長並且法國人如此難以擊敗的原因之一是：法國的對手們無法或不願在軍事上全力以赴地爭勝：它們要麽被其他危機所分心，要麽傾向於在亂世中牟取私利。由此可見，法國戰爭並非以法國革命和拿破侖為一方、歐洲舊政權為另一方的意識形態衝突，而是源於18世紀深層次、結構性的國際政治難題，交戰各方的主要目標是王朝的擴張和戰略安全。最初三章試圖論證這一切，第一章探討戰爭緣由，第二、三章則講述1792—1815年間的衝突進程。不過，否認意識形態為漫長衝突的主因並不意味著它在其他方麵無足輕重。交戰各國借助或實或虛的手段吸引人民效忠，通過對社會政治秩序的奉獻及宗教信仰來動員他們。因此，如果說法國戰爭從源頭上並非意識形態化的(盡管雙方煽動性的辭藻的確無助於平息事態)，但它們某種程度上在國家動員人民方麵卻變得意識形態化。第四章與第七章探尋了這些意識形態與改革的問題：法國革命政府的構造是如何為法國戰爭添磚加瓦的，其對手又是如何通過改革及尋求動員民眾之道來捍衛舊秩序的。夾在中間的第五、六兩章描述了士兵、水手與平民對這場“尖端”戰爭的體驗：這些來自前線及草根階層的看法，對最初三章是一種平衡——它們多從戰略及外交角度看待上述戰爭。本書通過探討這場戰爭的長期影響，最終論證，如今我們依舊生活在它的遺產當中。

[1]　美國曆史學家，伊利諾伊大學退休教授，以研究16世紀末至20世紀歐洲國際政治著稱。——譯者注(本書注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譯者注)

[2]　利物浦大學曆史教授，專長研究西班牙半島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