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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她稱他為送奶工，她給他一個大寫的首字母。對其他人而言，他是“送奶工”，這裏隻有非常年輕的人才會相信他是一個送奶工，雖然時間並不長。我現在認定，如果她叫他“送奶工”，那一定是因為他就叫“送奶工”。[1]在這方麵，她比任何沒有相關知識經驗的外部輿論者都更了解。因此，考慮到她所掌握的內幕信息，考慮到我們之間的友誼，我感覺把事情告訴她能給我帶來安慰，雖然我不知道能有多大程度上的安慰，直到我開口講述，一切都脫口而出。我知道她會相信我，因為她了解我，因為我了解她，或者至少我曾經了解她，所以我不必擔憂，也不必判斷她是否值得信賴。我也不必努力說服她。我隻需要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於是我照做了。我說他有幾次突然出現，平靜地向我正式宣布，他對我的行蹤了如指掌，知道我生活中可以知道的一切。我說他以躲躲閃閃地告訴我要怎麽做的方式告訴我要怎麽做。然後他突然離開，就跟他的突然出現一樣嚇人一跳，讓我不由自主地感覺自己掉入了陷阱。他在追蹤我，他在跟隨我，他知道我的日常活動、我的一舉一動，以及我碰見的每個人的日常活動。他有某種計劃，我說，但是他不著急，按他自己的節奏前進，但也明確了必定會在某天付諸實施。我還說起他沒有碰過我，可總感覺他一直在碰我，我脖子後麵的汗毛每時每刻都豎著——等待，預測，害怕得要命。接著我說起那些豪車以及那輛小貨車，但我知道最久的朋友應該已經知道了這些。我還告訴她，我的直覺警告我永遠不要退讓到坐上他的任何一輛車的地步。接著我還提到了政府警察，提到了他們因為監視他而對我也采取了監視。他們拍照，我說，不隻是拍我和他在一起的照片，還拍我單獨一人以及我和其他任何人——我偶爾碰到的或者我約好見麵的人——在一起的照片。這些隱藏的攝像機會發出哢嚓聲，我說，無關的人也會被牽扯進來，盡管什麽也沒有正在、已經或者將要發生。接著我提起了馬屁精、諂媚者的出現。那些人來到我麵前，假裝喜歡我，但實際上他們當然並不喜歡我。令我驚訝的是，我甚至提到了好色猥瑣的大姐夫。臨近尾聲，我還說起了媽和她的虔誠，以及她為我向之祈禱的聖人，還有難以描述的謠言散布者，他們聽說什麽就歪曲什麽，沒聽說什麽就捏造什麽。最後，我以可能發生在將來的某次汽車爆炸為結尾，這次爆炸可能會殺死和我保持準關係的男朋友。就這樣。我把一切都說了出來。我不再說話，喝了一大口飲料，往後一仰，深深地坐在鋪有天鵝絨靠墊的長沙發裏，感覺輕鬆了一些。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一個對的人。最久的朋友絕對是一個對的人。這個想法自然而然地冒出來——甚至不管在任何時候看上去都很可信——這在我看來恰恰證明了這個想法是對的。

有人聽我說話了。有人聽我說話，有人理解我，我沒有被那些固執己見、悟性差的人打斷，這感覺很好，像是得到了尊重。最久的朋友在最久的時間裏什麽也沒說，我不介意她什麽也沒說。實際上我希望這樣。這像是一個信號，說明她正在消化信息，讓信息不緊不慢地解釋問題，並在恰當的時刻確認哪些才是真實公正的回答。她保持沉默，保持靜止，望著前方。就在這時，我第一次突然意識到，我們每次見麵，她都經常凝視著前方不遠處，就跟送奶工一模一樣。隻有第一次碰麵的時候，他坐在車裏，靠過來看著車外的我，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轉向過我。難道這是他們在準軍事組織精修學校[2]裏學來的某種“展現側影的姿態”？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最久的朋友開始說話了。她毫不拐彎抹角地說：“我理解你不想說話。這很正常。都已經被當成社區裏的出格者了，不想說話又有什麽好奇怪的呢。”

我沒料到她會這樣說，我立即想到我可能聽錯了。“你說什麽？”我問，於是她又說了一遍，向我傳達了這條新聞——這是一條新聞——和這裏的投毒者、投毒者的妹妹、為美國和俄羅斯問題而自殺的男孩、那些議題女人、真送奶工(也叫不愛任何人的男人)一樣，我也成了那些放縱不羈、違法亂紀的出格者之一。我坐直身體，噌的一下，我想我肯定已經驚掉了下巴，張開了嘴。至少在那一刻，幾周以來那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時間裏，我驚訝得甚至把送奶工都給忘了。“不可能。”我說。但最久的朋友歎了口氣，她沒有轉向我：“這是你自找的，最久的朋友。我告訴過你，反複告訴過你。我是指從小學到現在如此漫長這一段時間裏，我一直在警告你要改掉你堅持的習慣。我懷疑你已經對一邊到處走動一邊公然看書上了癮。”“但是——”我說。“這不自然。”她說。“但是——”我說。“這是令人不安的行為。”她說。“但是——”我說。“但是——”我說，“我還以為你是指萬一有車流，萬一我走著走著走進了車流。”“不是車流的問題，”她說，“是比車流更叫人羞恥的東西。但是太晚了。現在社區已經正式宣告了對你的診斷。”

沒有哪個人，尤其是哪個青少年樂意自己被標記為怪胎。我!與我們的投毒者，也就是藥丸女孩，現在是同一條船上的人了!這駭人聽聞，根本不公平。而且似乎所有人，除了準男友，以及送奶工——雖然我討厭承認這一點——又都把矛頭指向我無害的走路看書。在過去的幾個月裏，自從送奶工出現以來，我學會了一個道理：就算我完全沒有意識到人們正在注意我，我也可以給人們帶來很大的影響。“這令人毛骨悚然，不通情理，頑固不化，”最久的朋友繼續說，“朋友，”她說，“人們走路時是會瞄一眼報紙，了解一下當日頭條。但你的做法不同於這一類，你看書，整本書，做筆記，查注腳，劃段落，就好像你坐在某個書桌之類的東西前，處在某個小小的私人書房之類的地方，拉上窗簾，打開台燈，旁邊放一杯茶，寫文章——你的論述研究，你的嚴肅文學。這令人不安。這不正常。這是光影的幻象。不是大眾精神。不是自我保護。這是引人注目，為什麽——在門口有敵人、社區被圍攻、我們都必須振作起來的情況下——還會有人想要讓自己引人注目？”“等等，”我說，“你是說他拿著塞姆汀炸藥到處轉悠沒有問題，但我在公共場合看《簡·愛》就不行？”“我沒有說在公共場合看書不行。隻是別在你到處走動的時候這麽做。他們不喜歡這樣。”她補充說道，她指的是社區。她接著又擺出那種望著前方的姿態，她說她沒準備搞得模棱兩可，弄得含糊其詞，使用那老一套的“海對岸”的話術，但如果我願意根據周圍情況想一想，就會發現塞姆汀塑膠炸藥要比“除了你沒人會認為它正常”的走路看書更正常些——這種說法在這裏肯定能被理解。“塞姆汀炸藥並非不同尋常，”她說，“並非無人料及。並非心智無法理解、無法懂得，即使這裏的大部分人不會攜帶它，從沒見過它，不知道它長什麽樣，也不想和它扯上任何關係。它適合這裏——比你危險的走路看書更適合。這是一個關於警不警覺的問題，而你的行為沒有表現出警覺。所以，從那些方麵、那些背景環境的方麵來考慮，沒錯，”她總結說，“他沒有問題，而你不行。”

我懂她的話，從中世紀的、哲學的、“相對與絕對”的角度來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相。然而，我不喜歡她暗示我已經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出格者。“就算走路看書的人屬於少數，”我說，“也不代表我就錯了。如果一個碰巧精神健全的人對抗一個失去理智的社會整體和種族心理，在大眾意識裏他可能會被認為是瘋子，那說明了什麽——說明那個人真就是瘋子嗎？”“是的，”朋友說，“如果他在一個與他唱反調的世界裏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管怎麽說，那跟你沒關係，”她繼續說，“因為還有另一件事。”我估計她又要說送奶工了——我怎麽可能不這麽想呢？——但朋友說她不想苛責我，說她不想為難我，也不想讓我難堪。“但是，最久的朋友，”她說，“你拿著一些貓腦袋到處走，你這是在幹什麽？又是在想什麽？”通過那次，大家都知道了我攜帶死掉的動物。也許是為了祭祀或者黑魔法？最久的朋友說社區居民都在臆測。也許是在陸陸續續地用妖獸啟動一場祭祀，用來對抗虔誠女人以及她們的鍾、鳥、預言和征兆？或者是我懷孕了？送奶工已經讓我懷孕了？“沒錯，肯定是那樣!”他們說，“送奶工讓她懷孕了，在荷爾蒙的作用下——”“不是一些貓腦袋!”我大叫，“是一個貓腦袋!隻有一個腦袋!隻有一次!”朋友咬了咬嘴唇。“所以你認為，”她說，“你在動亂和槍戰期間開著台燈到處走路看書，但隻要口袋裏裝著的是一個死掉的動物，而不是數不清的死掉的動物，就不會給你帶來麻煩了？問題在於，朋友，你為什麽要帶著一隻貓腦袋到處走？”我深吸一口氣，怎麽解釋呢？怎麽開口說我隻帶過一次、一小會兒？而且你看，就算在那個時候，也有人在監視我。我不知道該如何說下去，我意識到，即使在這裏，和最久的朋友、這個曾經是我的靈魂姐妹的人在一起，我還是不得不把生命力從我身上排盡。過去我總把我的秘密告訴她，她在我心裏始終真實可靠，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過去了四年——我發現我倆的交心已經不是雙向的了。但我現在不得不在這裏努力說服她，向她證明我說的都是真話；事到如今，信賴所剩無幾——不知道為什麽——難道是因為我倆之間心照不宣的約定？難道是為了我自己好？我想我可能會告訴她，在我看來，那肯定是十分鍾區域裏的那枚炸彈造成的；是塞姆汀塑膠炸藥，或者說不是老式炸彈，就是塞姆汀塑膠炸藥造成的；是隨便哪個留下炸彈或從轟炸機上投下炸彈的人造成的。我想讓貓離開被炸得一片狼藉的水泥地，我想帶它去墓園，給它一些綠茵。但我沒有這樣說，因為這隻會讓我看起來像個瘋女人。再說在我和最久的朋友之間自小學以來一直保持著的不裝腔作勢、不加彩排的坦率現在似乎已經走到了終點。我再也不想解釋什麽，因為這一刻，我能跟她看我和他們所有人看我一樣地看我自己。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麽我會帶著它。很突然地，我感到悲傷。不是我要先斷絕關係，離開最久的朋友，而是最久的朋友已經離開了我。信賴已經消失，即便喜愛依然存在，但喜愛也隻是那些“準”關係之一。所以，不談那個，避開那個——因為那個是人，那個是人際關係，始終被期待的東西——也不談那隻貓的事情，我說：“我們現在能回到重點上了嗎？”

最久的朋友麵露訝異之色——這是她不常有的表情。“這就是重點。”她說。我對此感到驚訝。“我以為送奶工才是重點。”我說。“不，”她說，“為什麽他是重點？他隻是一開始先要討論的問題。走路看書，以及這背後所包含的你叫人無法靠近的固執，加上內在的危險，才是我們今晚在這裏見麵的原因。但你知道——”說到這裏，她停頓了一下，像是突然想到了一條富有啟發、突破範式、深思熟慮的洞見，“送奶工對你的捕獵已經開始了，這或許算是，”她繼續說，“我是指補救，雖然用的是那種大家都不喜歡的‘烏雲、銀線、在痛苦中成長’[3]的方式。你不想參與，但因為送奶工而被逼著參與，這是生活給你的、讓你麵對現實的手段之一——成就你，提升你，讓你進入下一段旅程。依我看，朋友，一直以來，唯一為你做到這一點的，就是送奶工像現在這樣出現在你的生活裏。”這句話讓我覺得她就是個自鳴得意的渾蛋不是嗎？我這樣說她，她說不，說我們不必進行人身攻擊。可是如果她現在對我進行的不是人身攻擊，那又是什麽呢？她說我們要關注重點。重點在於：我走路看書如何讓社區吃驚；有種人如何不喜歡解釋，卻又無法阻止人們去解釋他們；人們如何不應該不用腦子地生活在政治環境裏；我如何被來自社會的疑問、定期的問詢，甚至是無害的信息收集，搞得發瘋似的提心吊膽，盡管我反對她的說法，我說我其實鼓勵別人提問，但是不——她搖搖頭——我隻鼓勵文學方麵的提問，而且就算這樣，我也隻鼓勵十九世紀或者更早的文學問題。重點還在於，她說，我不肯放棄臉上和身體上的麻木，盡管每個人都知道以麻木作為保護在這裏是行不通的。於是就出現了人們眼裏那個走路的女孩——“那個走路的女孩？”“是的，你就是那個走路的女孩。有時候你是那個看書的女孩，其他時候你是那個麵色蒼白、頑固不化的女孩，帶著固執難改的想法，到處走來走去。”接著，她說她要給我一些正式的指導，說得好像她從剛才到現在並不是給我指導。“不是說非要你提供你真實的人生傳記，”她說，“但你走路看書，你看起來幾乎是一片空白，你什麽信息都不給，這太少了，所以他們不肯放過你去盯下一個人。朋友，你這樣做隻會讓觀眾們使勁兒大笑鼓掌，”她說，“如果你不放下傲慢——他們認為你傲慢，你以為你能逃避懲罰，因為跟你上床的是——”“沒有上床!”“——人們認為你和送奶工上床，也因為在這場運動裏，那個男人並非無足輕重，所以他們當然不會——不會在他站你身後的那段日子裏——直接對你下手。但你必須知道，”她總結說，“你甚至不得不慶幸，在他們看來，你已經墜入一個艱難地帶。”她是指“告密者”地帶——不是說我是個告密者。那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地帶，在那裏，人們對待你就像對待告密者一樣，不會接受你、認可你和尊重你。這一邊的人不會，另一邊的人也不會，任何人都不會，甚至連你自己都不會。但從我的情況來看，我之所以墜入艱難地帶，不隻是因為我沒有把我的生活告訴別人，或者因為我麻木無知，因為我對別人的提問疑神疑鬼。拿來攻擊我的還有一點是，在別人眼裏，我不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女朋友，比如說除我之外他不是沒有別的附屬品。他有別的附屬品。其中之一是他老婆。所以，我是狂妄自大的新手、小情婦、攀龍附鳳的女人、**。另外一方麵也跟告密者一樣的是，當你不再被需要，當你已經被取代，當你完成了你的目標，或者當你還沒完成你的目標就已經被顛覆，別人——有時候他們也為自己的過分而感到痛苦——會忍不住想打擊報複你。那就是艱難地帶。充滿了複雜的數據，作為會議結束後的補充議題，甚至自相矛盾。為了方便，全部被簡化為一概而論。但是她錯了。我不是墜入了艱難地帶，我是被推下去的。

“好吧，那我不再這樣了。”我說，我是指走路看書。為了逃避固執帶來的麻煩，我又跳回到了走路看書的話題上。如果非要放棄什麽，我情願是那個。“就是那種勇氣，”朋友勸說道，“動動你的腦子，擺脫固執，改變你的性情，放棄你的優越感，偶爾表現出一些友善。隻要做些小事就能讓他們滿意，而不是用沉默煽動他們。接下來，如果你還能放棄叫人難以理解的走路看書，就能進一步改善情況。”我點點頭，但我說放棄走路看書不是我“還能”，而是“僅能”。我需要我的沉默、我的不通融，以防被騷擾，被各種問題猥褻。跟朋友的想法相反，我認為試圖用提供信息來安撫他們、贏得他們，不會帶來平息風波的好處，隻會鼓勵和引導他們變本加厲。再說我也不想這樣。我還是不想這樣。這是我在這個削弱一切的世界上僅剩的一點力量。“那你最好小心點。”朋友說。大家都這麽說。人們總說你最好小心點。可是當事情不受你控製，當事情從來沒有真正地受你控製，當事情累積起來對付你，一個人——一個住在這裏的渺小的地球人——怎麽才能小心點？所以我提起那些書和看書作為讓步，相比之下似乎比較容易辦到。甚至不會留有遺憾，因為我已經不再從中得到以前那種享受了。輕鬆愜意地投入書本，走出家門，從口袋裏抽出書，沉浸在一個個迎來送往的段落裏——這種過程已經發生了變化，自從跟蹤開始，也自從謠言四起，甚至連政府警察也起了疑心，他們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攔下我，從我手裏拿走《馬丁·瞿述偉》。接著有人就開始在我看書的時候監視我，匯報我看書的情況，而且不管我有沒有在看書，都至少有一個人給我拍照。一個人在麵對所有這些的同時，怎麽可能繼續集中精力閱讀一本小說並享受它所帶來的樂趣呢？

至於政府警察，朋友讓我別擔心那些照相機、哢嚓聲、數據存儲，她說反正在送奶工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認為有必要為我建立一個檔案了。“整個社區就是一個可疑的社區，”她說，“每個人在他們那裏都有檔案。每個人的住所，每個人的行為，每個人的人際往來，都被不斷地審查和監視。隻有你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監視，”她繼續說，“他們滲透，他們攔截，在崗哨上望風，描繪房間布局、家具位置、裝飾物擺放和牆紙，編製監視對象名單，分析犯罪空間情報，削減和增加情報，還有‘鵝媽媽[4]’和茶葉占卜，尤其是，”她說，“他們的直升機盤旋在一片古怪惡毒、憤世嫉俗、為存在而痛苦的土地上，毫無疑問每個人在他們那裏都有檔案。在一片由反政府派管轄的土地上，如果有誰在他們那裏沒有檔案，那麽關於那個人肯定在搞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們甚至會拍攝影子，”她說，“通過側影和影子就能破譯和察覺這裏的人。”“那種東西已經很適應了。”我不由自主地說。朋友接著又說，反正在送奶工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一份寫著我的名字的檔案，這是跟我來往的其他一些人造成的。我正要問她哪些人，她打斷我說：“上帝啊，不可思議!你這腦子!你這記性!所有那些精神上的隔絕和意識上的分裂。我是指我!你和我的來往!你的兄弟們!你的二哥!你的四哥!”她開始搖頭，“該注意的你卻沒注意，朋友。你的腦子和外部世界之間有一種割裂。這種精神上的打不著火——不是正常的。是不正常的——識別，未識別，記得，不記得，拒絕承認顯而易見的事情。但你鼓勵那樣，那些頭腦上的抽搐，那種記憶錯亂——還有最近警察的問題——全部是我在這裏所說的一切的完美例證。”她停了下來，轉過身，全神貫注地盯著我，我很傷心，卻也感到焦慮，就好像她隨時都可能把我狠狠地扔進一個我不想去的維度裏。“毫無疑問，”她說，“他們特地留意你、攔住你。”“不是特地的。”我表示反對，“他們以前從沒攔過我，現在留意我、攔住我是因為送奶——”“不，”她說，“他們攔住你是因為你自己引人注目，你做了出格者才會做的事情，你走路看——”“不，”我說，“如果真是那樣，為什麽他們以前沒有攔過我，在還沒有送奶——”“但他們過去攔住你!他們現在攔住你!他們攔住每個人!”說到這裏，她的音調變成了順從而不再是頤指氣使。“我感覺，”她說，“甚至在這種時候，我們又要進入你的‘猶昧感’狀態了。”“你說的‘猶昧感’是什麽意思？”我問。接著我又問：“你說的又要進入我的‘猶昧感’狀態是指什麽意思？你是說我有一種狀態叫作‘猶昧感’，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經曆一次？”就在這時我明白了，我每隔一段時間會向準男友提出確立正經的關係，但我把這份記憶攔截在外，假裝不知道，每次都以為這是第一次想要讓我們的關係更親密些。在這裏，我也用了類似的做法，我幻想自己過去從未被政府安全機構攔住過，但是顯然我是被他們攔住過的，她堅持說，我整天被攔住。最初隻是日常執勤，她說，他們隨機攔下一些人，做一些對每個進出反政府派管轄地區的人都會做的普通檢查。但是現在——並不是因為送奶工，而是因為我自己越來越出格的行為——我被特地攔下的次數遠遠超過了被隨機攔下的次數。她在這次談話的最後講到了嚴密監視，還有我時常會消失在另一些維度裏。她說就跟照相機一樣，我不必過分擔憂政府可能會為我的行為添加哪些虛假的表象。我現在是出格者，大家都知道我好像坐著似的走路看書；根據社區的說法，我喜歡從後往前讀，從最後一頁開始，讀到第一頁，為了事先避免敘事帶來的驚訝，因為我不喜歡驚訝；我不在書裏我真正剛讀到的地方夾書簽或者折頁，他們說，而是狡猾地選擇一個帶有誤導性的地方，以此欺瞞大眾，出於個人想要兜圈子、與被迫害妄想症有關的理由；有人報告說我會數數，我數汽車、路燈、可以勾掉的地標，同時還會假裝給看不見的人指路——整個過程裏都在走路看書；我不喜歡書上、唱片套上和掛在牆上的相框裏有人臉的照片，因為我會想象自己被他們監視；最後提到的是我口袋裏裝著死掉的動物。“和準軍事組織的一位重要成員有私情又算得了什麽？”她問，“在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的襯托下，說到底還有誰會他媽的在乎那種事情？”

說完這些，接下來是那天晚上比較輕鬆的一刻，是新聞節目最後播出的無傷大雅的內容。我們伸手拿起飲料，呷了一口，然後坐著往後一仰，朋友隨口告訴我，最早散布謠言的人正是我的大姐夫。“但別跟他過不去，”她說，“他已經惹上了麻煩，很快就會讓他認清現實。”讓大姐夫認清現實的，毫無意外，肯定是他最近的性癮。他將**問題偽裝成無害的藝術文化問題，跑去問修女，社區裏那些百分百聖潔的女人。“他提起那個雕塑，”朋友說，“你知道的吧？那個雕塑，修女的雕塑，聖特蕾莎，她有她自己一套神秘的神魂超拔的儀式。”我知道她所指的那個雕塑。十二歲那年，我在學校藝術室裏飛快地翻閱一本書。翻到某一頁時，看到了那個雕塑的照片，當我明白自己正在看著的是什麽，嚇得往後一跳，真的哭了起來。出乎意料。事發突然。當天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一種領悟正衝我而來。那些鼓起來的衣服，修女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她在衣服裏麵，她在衣服裏麵感覺呼吸困難，衣服裹在她外麵，是活的，好像要把她整個兒吞噬。那些褶皺，那些纏繞，那些卷曲、厚實以及活生生像是在流動的層層疊疊，是的，這當然嚇到了我。這張照片本身讓我厭惡——但它還是吸引住了我。當時我想的是——當我從厭惡中恢複過來，又回過頭看了第二眼，接著是第三眼、第四眼，再接著是第五眼，直到第五眼時我才發現天使拿著一根棍子模樣的東西——我想的是，如果她沒穿那些衣服，也許會好些，不會那麽可怕。但是，如果她沒穿衣服，卻又那樣扭曲著肢體——**雙臂，**雙腿，全身上下各部分都**著——那張臉，那種眼神——無助、放縱、享受——或者是享受的反麵——她**著祈禱——但看上去不像在祈禱，除非——哦上帝——難道那就是祈禱？十二歲的我又想了想，然後認定，那些令人不安和貪婪的衣服還是一直穿在她身上比較好。[5]

“所以，姐妹們，”大姐夫開口說道，他已經來到修道院，想把他自己的一本雜誌拿出來給修女看，那上麵正印著那個雕塑的照片，據說這位藝術愛好者已經帶著它到處走了一陣子，“一張喚起情感的照片，一個虔誠禮拜的雕塑。你如何理解這種狂喜？如何理解對這種充滿冥想、神秘、肉欲——在我看來像是甜蜜呻吟——但又過分冒犯他人、**得令人震驚的場景描繪？難道確實——”說到這裏，他臉上露出憂思與真誠，說這應該是藝術審美，絕對不是性變態，“這個女人，與上帝完美結合，這位修女——就跟你們一樣——也許是在如癡如醉中被喚起，通過神魂超拔的隱喻進行自我滿足？至於這個一直在插啊插的六翼天使，鑒於你們自己的經驗——”

他已經到了那種程度。

當然，他立即就被看穿了，朋友說，因為修女不是傻子，她們對藝術並不無知，對眾所周知的他喜歡講黃段子、患有性紊亂強迫症，更不是一無所知。她們一直在為他祈禱。實際上，在她們所列選的當地亟待被祈禱者長名單上，他已經位居前列，快要拔得頭籌。但是這次她們把他扔了出去。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文明開化，她們完全無法平靜地請他離開，完全沒有因為他是一個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靈魂，就像她們自己是走在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靈魂一樣，而對他彬彬有禮。沒有。她們把他扔了出去——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瑪麗·皮尤斯修女，大修女，她把他扔了出去——在其他修女已經扇了他一巴掌之後。事情發生後，修女領袖拜訪了神聖者——也就是我們這裏的虔誠女人，她們在這裏的聖女和國家反政府派之間充當調解人。當虔誠女人聽說了這件有礙風化的事情後，去找了反政府派。就在那次他們決定，朋友說，最好對大姐夫的行為進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調查。

“這個男人很難對付。”朋友說。“沒錯，是的，”我說，“我也正在想這一點。隻是現在看來不難了。他會怎麽樣？他們要對他做什麽？”我這麽問並非出於對他的關心，而是為了大姐，他的老婆，我的姐姐。當三姐聽說了這件事，她說看到他得到應有的報應，自己絕對是很開心，但從“願上帝保佑他的靈魂”這種同情的角度來看，也不算很開心。因為他沉迷於野蠻的精神折磨、感官上的掙紮、夜郎自大、無法得到滿足的癮，任何東西和任何人——隻要是個女的——他都必須接近，必須占有，他隻是無法自拔。這些女人裏也包括我們，他老婆的妹妹們，從我們十二歲開始，還有這裏的其他一些女人，現在發現還包括修女。隻有性的角鬥場；這個男人不知道如何加入其他任何角鬥場。這就是為什麽三姐和我嚐試著去告訴那些女孩。但小妹妹們說不需要我們提醒她們對大姐夫身上某種狂熱、被動和貪婪的東西提高警惕。她們說他有某種病態的神經官能強迫症，誰都能輕易看出來。“隻是，這對我們又能怎樣？”她們補充說道，“你們為什麽要來找我們，告訴我們這些，警告我們小心大姐夫？”“萬一他要幹點什麽。”三姐說。“幹點什麽？”她們問。“就算他看起來隻是在單純地跟你們談論某個話題，比如說，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哪方麵？”“任何方麵。”三姐說。“或者，”她繼續說，“如果他想要討論你們三個感興趣的那個被邊緣化的科學理論，關於水熱的多重波動——”“你描述錯了，三姐。”小妹妹們開始反對。“三姐的意思是，”我打斷她們，“如果他借口德摩斯梯尼對阿西比亞德的反駁悄悄接近你們，如果他突然出現並且想要闡述觀點，說威廉·莎士比亞實際上是弗蘭西斯·培根，這意味著——”“我們知道闡述觀點意為著什麽!”“中間姐姐說的是，”三姐說，“如果他開始總結性地講解蓋伊·福克斯在被嚴刑拷打前的日常簽名和蓋伊·福克斯在被嚴刑拷打後的供認書上的簽名，這意味著——”“我們知道總結性地講解意味著什麽!”“聽著，小妹妹們，重點在於，”我說，“如果他試圖引誘你們，以任何東西為托詞——包括科學、藝術、文學、語言學、社會人類學、數學、政治學、化學、腸道學、不常用的委婉語、複式記賬、精神的三大部分、希伯來語字母、俄羅斯虛無主義運動、亞洲牛、十二世紀的中國瓷器、日本部隊——”“我們不明白，”小妹妹們大喊，“談論那些有什麽錯？”“錯在不要被騙了。”三姐說，“那些都不是他的用意所在，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獲取的。”“那什麽才是他的用意所在？什麽才是他真正想要獲取的？你們兩個是什麽意思？”三姐和我明白了，我們完全不是在安慰和保護孩子們，而是警告和嚇唬了孩子們。於是三姐說：“會發生一些跟虐待、性侵有關的事情，一些暴力詭異的事情，始終是言語上的事情。但我又想一想，你們還是別擔心了。你們三個還太年輕，不需要了解那些。”

“他會遭到審判，”朋友說，她是指在其中一個袋鼠法庭上，他們為法庭而存在，“這是對他的第一次警告。”她說。“不應該直到現在才警告他，”我說，“他最初對我下手，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可能會跳過警告，直接給他一頓打，”她說，“因為他調戲聖女。”“那些議題女人，”我說，“她們不會喜歡這種做法。”聽到這句話，最久的朋友皺了皺眉頭，我首先想到這是因為她對女性等級製度的理解。將自己完全獻給上帝、在鼓起的衣服裏經曆幻覺的女人應該比其他女人有更高的地位，接下來是誰呢——老婆？母親？處女？但結果發現她皺眉並非因為議題女人堅持萬物平等，也就是說不該有父權製，而是因為我提起了她的工作，我們心照不宣地約定過我永遠不會這麽做。然而，最先提起她的事情的人是她自己。這整個在休息室裏的會麵從一開始就是她搞出來的。派來那個密使，那個探子男孩，在我們之間安排會麵，都是她幹的，都是她的事情。“是你先提起的。”我說。“我不得不這樣做，”她說，“因為你精神墮落，因為我料想你在聽了所有這些對你的缺點的嚴加指責後，也許會想要得到一些鼓勵——所以就提到了你的姐夫。但你說得對。我們放棄整個話題吧，從今往後隻談跟政治無關的話題。”

我們在休息室裏的會麵結束後，我又和從小學一直結交到現在的最久的朋友見過三次。第一次是四個月後在她在鄉下舉行的婚禮上，我是——除了主持儀式的神職人員以外——唯一沒有戴墨鏡的。甚至連新郎和穿著簡約禮服的最久的朋友也都各自戴著一副。婚禮過去一年後，我又見到她，這次是在她丈夫的葬禮上。之後過了三個月，我參加了她的葬禮，那天他們把她和她丈夫合葬在一起。那是在反政府派的墓園裏，就在十分鍾區域的北麵，也被稱作“無鎮公墓”“無年月公墓”“不得閑公墓”，或者隻是簡單地稱之為——老地方。

[1]　前文提到送奶工以及這裏講的其他人對他的稱呼，用的都是the milkman，其中的milkman是個普通名詞，代表職業；朋友稱她為Milkman，首字母大寫，表示姓或名。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後文會提到。

[2]　精修學校，原指西方社會專為上流階級的女性開設的學校，課程以傳授社交禮儀和上流藝術文化為主，興起於19世紀末期，20世紀60年代後逐漸消失。

[3]　指那句英語諺語“烏雲背後總有銀線(又譯作‘幸福線’)”(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意思是指烏雲遮住了太陽，但太陽會為烏雲鉤上一條銀邊，引申為當你遭遇困難，不要絕望，總會等到雲開霧散的一天。

[4]　指在英國家喻戶曉的《鵝媽媽童謠》，出版於18世紀末，陸續收錄了作者和作品創作時間不詳的幾百首古老童謠，其中不乏一些血腥殘酷、充滿現實主義的作品。

[5]　上文所描述的雕塑是指意大利雕塑家、畫家喬凡尼·洛倫佐·貝尼尼(1598—1680)的作品《聖特蕾莎的狂喜》，是他最具爭議的作品之一，現坐落於羅馬聖馬利亞·德拉·維多利亞教堂。聖特蕾莎(1515—1582)，也譯作亞維拉的德蘭、耶穌的聖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