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和送奶工的第三次相遇並非送奶工事件的終結。之後還有更多的碰麵，包括真實發生的和集體編造的。真實發生的那幾次，跟我們在十分鍾區域裏的那次十分相像，送奶工沒有裝出任何一點碰巧撞見我的意思。沒有假裝驚訝，沒有“在這裏見到你真是太神奇了”。他隻是說：“啊，是你。”加上其他一些熟悉的表達，所有的話都說得很隨意，就好像我們事先約好在這裏見麵似的。見麵發生在各種地方。我去當地商店，他在那裏。我到鎮上，他在那裏。我下班，他在那裏。我去圖書館，他在那裏。甚至我去一些地方，就算出來時他不在那裏，也感覺好像他在那裏。有時我還會認出周圍有個當地的探子，心想是他派了那個孩子來監視我。當然，可能他並沒有。更可能這個小孩正在日常偵察政府警察和軍事叛亂，也可能他今天休息，不用偵察。問題是我對幾乎每個人和每件事的疑心都越來越重，這證明送奶工對我施加了深刻的影響。他悄悄滲入我的靈魂。現在看來，最初那三次我騙自己是碰巧的見麵顯然從來都不是碰巧。此刻他出現在我麵前，攔住我，站在我的去路上，和我並排走，跟普通的約會一模一樣。有一種不公平的感覺。在我記憶失靈的那些時刻裏，我會期待和男孩之間有平凡的交往，幻想著如果準男友和我能夠在一天工作結束後以一種普通的方式見麵，就是我見過的那些正經情侶在一天工作結束後的見麵方式，那該有多好。這個正經男友會做完工作，然後在市政廳附近一邊閑逛，一邊等待他的正經女友。她也一樣會做完工作，以同樣受之無愧的普通方式，趕去市政廳和他見麵。相當多的情侶都是這樣的。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見他們這樣，我知道這是構成正經的情侶關係的一部分。他們以隨意舒適的日常方式見麵，做一些隨意舒適的日常事情。他們也許會去魚和薯條餐廳吃晚餐，邊吃邊聊天，交流他們一天中遇到的新鮮事。雖然看上去是簡單的事情，但我知道它其實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證明了在正經的情侶關係中沒有什麽東西是“準”的。我們不這樣。我的時刻表和準男友的時刻表不允許存在這種親密關係。但實際上，是我們的“準”關係不允許存在這種親密關係。然而現在，隨著這些我並不期待的遇見不斷增加，這個送奶工就跟上次提起希臘和羅馬課一樣，又用讀心的方式了解我秘密的渴望和夢想。但他是個錯誤的人。沒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想理所當然地得到我。盡管如此，他依然連續出現，無法回避；有時候，我和準男友在鎮中心的酒吧或俱樂部裏時，我也會看見他，或認為自己看見了他。由於政治問題，這些酒吧，這些俱樂部，它們被看成捉摸不定的地點、危險的地點，數量上也很少。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去那裏，也就是說那是一些魚龍混雜的地方，歡迎所有信仰的加入。除了正在交戰的兩種信仰，那裏也有少數持有其他信仰的人，但是比起正在交戰的那兩種信仰，其他那些隨便什麽信仰都無足輕重。政府暗中指派的行動隊也是這些位於鎮中心的社交場裏的常客。他們從事間諜活動，悄悄滲透其中，隱藏武器，拍上幾輪照片。這也就意味著這些酒吧、這些俱樂部是你可以去喝上一杯或兩杯的地方，但你不會希望自己最後醉倒在那裏。這就是為什麽大部分和政治毫無關係的普通當地人——比如我和準男友——隻會在一開始順路進來喝上一兩杯，對觀光客的愚蠢行為驚訝一番，然後就離開去一些隻準特定人士進入的可靠地方，那裏有為社會所認可的更安全的飲酒場地。我和準男友去的一直都是他那裏隻準特定人士進入的地方，而不是我這裏隻準特定人士進入的地方，這是因為在我這裏有可能會碰到我媽，她會向準男友提問，會對他進行評估，還有她為我安排的結婚計劃。然而，最近每次和準男友在鎮中心的酒吧或俱樂部，我總會環顧四周，擔心送奶工也在。我想他可能在觀察我們，監視我們，也許還偷拍了我們的照片，我特別擔心他會在我跟準男友約會的時候亮出他的身份地位。雖然我仍然在和準男友約會，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已經不再擔心那個炸彈威脅。

我們吵了一架，準男友和我，因為送奶工對我持續施壓。他通過含蓄的威脅，不斷強調倒計時已經開始，基本上是為了向我表明：別跟這個年輕小夥或者其他任何人約會。他又一次跟我強調這一點，提起準男友，然後是汽車，然後是大姐，以及她當時已經被政府捍衛者的炸彈殺害的丈夫——是指那個沒能跟她結婚的她心愛的人，不是那個有性癮的、喜歡說三道四的家夥，她是出於悲傷、喪失和絕望才嫁給了他。“汽車炸彈，不是嗎？”他又說了一遍。他提起準男友，然後是汽車，然後是姐姐，然後是她死掉的愛人，然後是汽車炸彈，接著又回到準男友，直到最後，他的話讓我想起了某某·某某之子，以及他一意孤行的跟蹤搭訕。最終他又回到準男友和汽車炸彈和死掉的男人身上，那人曾經是姐姐的愛人，所有這些都用一句話講完，所以根本不可能不明白他明確暗示的是什麽。我確實明白了。我推斷影射，找出根據，然後和準男友吵了那一架。當時，根據我內心所想，這次吵架完全就是準男友的錯。這次也不是我沉默寡言造成談不下去，因為我一直在說話。但不幸的是，由於我們之間的關係若即若離；由於他住在鎮的另一邊，還沒有聽到謠言說我現在是送奶工新的追求對象；由於我深感困惑，越來越虛弱，被送奶工的花招整垮；還由於我十八歲，沒有證據表明我能夠恰當地表達自己的思想、需求和情感，我的解釋前後斷裂，我努力做的所有事情結果似乎沒有一件是對的。但我還是認為，這個送奶工根本不可能真的殺害準男友。不過我也知道，意識形態上的偉大事業的追尋者並非總在偉大事業的名義下行動。會產生個人的意願，個別不符合常規的做法，主觀的闡釋。瘋狂的人們。並不是說我認為送奶工不會操縱汽車爆炸，因為我非常確定他會的。我隻是依然很難相信他那個級別的男人會因為渴望得到我而做出那種事情。他讓我作好準備，給我帶來困惑，逼我進入危險的邊緣，在那裏我會被他打敗，向他投降，心甘情願地以他的女人的身份鑽進他的汽車。自從他開始扮演那樣的角色，我再也分不清什麽是似是而非，什麽是誇張，什麽是現實、幻想和被迫害妄想症。我也沒有想到，不斷增長的無助感和變本加厲的精神剝奪，也可能完全就是這個男人驚險世界的組成部分。但它們確實發生了。汽車爆炸確實發生了。姐姐就是個證明。她沒有參加她死去的男人的葬禮，因為她現在嫁給了另外一個人，她不應該還愛著他。她隻是在她所愛的男人的葬禮這一天，坐在我們的房子裏，是我們母親的房子，不是她自己的房子，麵如死灰，睜大雙眼，不可置信地用手捂住嘴。她盯著鍾，就這樣盯著，不想我們靠近；她沒有哭，但每當我們中的任何一個——甚至包括媽——靠近她，她都會用糟透了的聲音說：“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所以我為準男友擔驚受怕，他卻站在那裏，完全不當一回事。我問他是否不得不開車，他看著我說：“我是個汽車修理工，但就算我不是，準女友，也不是我不得不開車，而是我想要開車。”“要是有……”我開始解釋，“那些東西。”“東西？”準男友問，“什麽東西？”“東西……”我說，“你知道……被綁在……被綁在……”“被綁在哪裏？”“……汽車底部。”“準女友，你啥意思啊？”他仍在等我回答。“要是有……”我又開始解釋，“……炸彈？”

準男友現在明白了，或者說他以為自己明白了。他說有時候是的，是會發生那種事情的，當然會發生，但我要知道，那種事情不會經常發生，那些汽車爆炸，與人口數量相比，少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裏的大部分人不會被汽車炸彈炸飛，”他說，“這裏的大部分人不會被炸飛。再說了，準女友，不能因為某人可能會在某天殺了你，你就不過日子了。”他說得輕鬆，證明他還沒了解這件事的全部細節。我也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才能了解，因為除了送奶工正在對我施加的這種侵蝕，社區也在對我施加其他的侵蝕。我與送奶工的醜聞像蘑菇一樣迅速生長，到了不可理喻、肆無忌憚的地步，很快就成了暢銷品。因為這一點，因為我所有被累加起來的違法亂紀，我發現我自己越來越被局限在一個語無倫次、虛弱不堪的狀態裏。準男友接著說，再說有誰會想殺害他呢？他不在由政府捍衛者管轄的地方工作。他甚至不在混合了各種勢力的地方工作。“聽著，親愛的，”他說，“你會這樣想，隻是因為你可憐的姐姐的前男友遭遇了這種事情，但並不意味著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每個人的男朋友身上——可能更不會發生在，”他開玩笑說，“準男友身上。”他依然說得輕鬆，就好像這種事情、這種結果，跟他所理解的世界差得很遠。說完，他想要撫摸我，但我躲開了，而且立刻從他身邊走開了。在送奶工出現前，準男友的撫摸，他的手指，他的雙手，代表了最好的、完美的、純粹的愛。然而現在，自從送奶工出現後，準男友的任何一部分靠近我，都會讓我感到陣陣惡心，感到自己隨時可能生病。他令我厭惡，我的準男友令我自己感覺厭惡，盡管我不想感覺厭惡，我竭盡全力不去注意這種厭惡的感覺，我發現自己在責怪他讓我產生這種感覺，責怪他沒有能力說服我擺脫這種感覺。我甩開他的手，甩開他的手指，推開他，繃緊肌肉，我的胃開始疼痛。我也知道這些都是送奶工造成的，但我想不通送奶工是怎麽造成的。從他第一次把目光落到我身上並開始摧毀我到現在，隻過了一小段時間。除了第一次開著車碰見我，之後他都沒怎麽看過我，也從沒對我說過任何下流或譏諷或直接刺激我的話。最奇怪的是，他甚至沒有碰過我。一個手指也沒有。一次也沒有。

至於社區，以及社區裏關於我和送奶工有私情的傳言，我現在已經適應了，因為無論我怎麽想，反正就是這麽一回事。傳言說我和他定期碰麵、約會，在各種“點點點”的地方，有那些“點點點”的親昵行為。特別是我們會定期去兩個最愛的浪漫地點，一個是水庫公園，另一個是十分鍾區域。據說我們喜歡待在一起，就我們兩個人——和可能正在監視我們的所有人一起——待在老地方裏的一個老區域，那裏高高的草叢瘋長，蓋過了古老的墓碑。我每次坐上他的豪車，總是如此自信，總是如此傲慢，據說是這樣的，因為很多人看見過。“接她去幽會，”他們說，“他們的秘密約會，他們的情人約會，他們會去這些地方。”“他們要是不在那裏，”還有人說，“就會在鎮中心那些危險的酒吧或俱樂部裏，搞些見不得人的卿卿我我。”“要知道，他已經結婚了，”人們輕聲說道。“他已經包養她了。”另一些人輕聲回答道。“好吧，他是他，我們不管，”他們說，“至於她，她不是更傾向於準關係嗎？不是不喜歡信念堅定、剛正不阿的情侶關係的嗎？”——這些話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過不了多久，他就會讓我從家裏搬出來，搬進某個公寓，過上那種司空見慣的金屋藏嬌的生活，當然，這公寓肯定坐落在紅燈街上。“等著瞧。”人們說。在我們紛繁纏繞、謹小慎微、說三道四、清教徒式卻又下流齷齪的極權主義地區的背景下，所有這些說法都合情合理。但如果跳出這個背景，遠離所有那些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傳小紙條，離開這個地方——這裏的人們對性抱有畸形的興趣，每當你厭倦了政治八卦，性的肮髒就成了嚼舌根最好的材料——就很難理解所有這些當地人怎麽可能了解我和他交往中最小的細節。他們富有創造力的想象傳到我的耳朵裏，一條誹謗接一條誹謗，像有重力一樣。在另一些場合下，他們試圖跟我有更直接的交流，比如會抓住我用問題折磨我，這種時候會近得幾乎麵對麵。

長期以來，早在關於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語出現之前，我就對別人的提問抱有懷疑。每當被問問題，我就會想這個人是誰？那個問題背後有什麽含義？他們為什麽要拐彎抹角，以為拐彎抹角就能迷惑我？他們為什麽要用他們自以為瞞得住的方式，“假裝”給我暗示或者直率的評判，而我其實知道他們想以此試探我的思想、觀點和傾向，引導我給出一個他們早先就有所傾向的回答，狡猾地在我的話裏抓我的把柄？我注意到——肯定在小學畢業時就已經注意到——每當某人企圖提及某事，即使他們認為自己掩飾了這種企圖，也還是經常會被察覺。他們的內心或語言並不是唯一會出賣他們的東西。他們所營造的汙穢別扭的氣氛也會揭露他們的真實天性。在他們走向我的途中，這個能量場會一直伴隨他們。一看見他們，我就會起雞皮疙瘩，脖子後麵的汗毛也會豎起來。那種東西——也就是所有那些強有力但看不見的指標——和鄰居們希望能呈現給我的、據說是無冒犯之意的順便問問的方式形成對比。正是這種對比，最能向我揭露：無論出於何種理由，他們並沒有說真話。當然，我也許不知道人們為什麽要遮遮掩掩。可能是有些人不想取笑我，引發我內心的極端情緒，或用語言誘騙我，以此對我造成傷害。可能是某種個人的擔憂，對此他們從人道的角度出發，敏感地認為需要保持沉默，但又需要從別人那裏得到澄清或信息。而流言蜚語和謠言販子——當然也包括我們這裏的流言蜚語和我們這裏的超級謠言販子——總免不了監督審視、巧取豪奪、伺機誇大，這裏的公眾意見總被托付給臆測，不隻是在外界之外，在家鄉的活動圈也是如此。

於是，他們開始發動大規模進攻，帶著問題向我靠近，但不是一些直截了當的問題，比如“這是為什麽？”或者“那怎麽樣？”而是“某某說”和“有人說”，以及“我們從我們叔叔的表親的哥哥的女兒的朋友那裏聽說，那個人現在已經不住在這裏了”。還有一些人會提起“謠言”這個真實的字眼，比如說“有謠言說”，然後把謠言說得跟人似的，就好像挑起或不斷散布謠言的不是他們自己。憑借他們看似無冒犯之意的問題，也經常憑借懸而未決的斷言，他們帶著煽動我的欲望，張開他們的嘴——他們擔驚受怕，帶著防禦的姿態——想讓我也張開嘴，提供一些易於傳播的私密回答。不過，往往在他們還沒能說出一個“某某說”之前，我就已經看穿了他們的掩飾，但我不會表現出來。我所知道的跟他們打交道的唯一方式是掩飾我自己。為此，我盡可能地作出迅速而又不會引起懷疑的反應。我假裝對他們的企圖一無所知，對他們提出的每個追根究底的問題都不停地回答“不知道”。在我的全套語言防禦的本領中，我將“不知道”作為最主要的選手派上場。我已經準備著繼續這麽說下去，因為小學畢業時我學到的另一件事是最好不要為了說明真相而開口，除非是對一小部分可以信賴的人，這一小部分可以信賴的人在小學裏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越來越小的一部分。後來我上了中學，那段時間裏——從十一歲到十六歲——越來越小的那一部分可以信賴的人又進一步減少。等到我十八歲——這時有了我和送奶工，還有了關於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語——全世界我還願意信賴的人已經減少到了最少，隻剩下一個。我懷疑，如果我繼續讓它這樣減少，繼續這種麻木不仁，繼續所有的不信任，讓自己有計劃地一步步脫離社會，等到二十歲，我完全有可能變得再也不在任何地方對任何人開口說話。

所以，“不知道”是我在回答那些問題時用三個字構築起的防禦，我因此成功避免了被喚醒、被激發談話欲、被嚇得說漏嘴。盡量減少、克製、弱化思考，放棄所有必要之外的互動，他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開的內容、任何具有象征意義的內容、任何一套完整的說法、任何血性、任何片刻的熱情、任何情節的反轉、任何悲傷的色彩、任何憤怒的色彩、任何痛苦的色彩、任何事情的任何定位。隻剩下我，輕描淡寫。隻剩下我，什麽都沒有。隻剩下我，沒被同流合汙。也就是說，他們拐彎抹角地刺激我，語言裏充滿暗示又在尋求信息，但最後依然沒能從我這裏得到任何東西。我覺得讓他們顆粒無收是正當的，因為在我看來，很顯然生活中有些人不配得到真相。他們不是配得上真相的好人。不是有資格獲知真相的值得尊敬的人。所以，撒謊或略過也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是這麽想的。接著就出了問題。他們顯然認為我不懂他們的暗號、眼神裏的含義和誹謗我的企圖，而我發現自己不敢在說“不知道”的同時表現出並非如此。我也知道，我在給出那個三字的回答時，必須通過最不抵抗的方式，同時把我們之間始終維持著的至關重要但又不被承認的距離隱藏起來。要不然，向他們發出挑戰——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等同於自暴自棄地想要成為暴民，或者其他強大的邪惡力量，我感覺自己沒有強大到可以去觸碰這種東西及其帶來的後果。所以，這是一個不斷持續、如履薄冰的過程，不能讓他們知道我了解他們的手段，或者我所說的“不知道”背後的真實意思是“滾回你的老窩!回家!走!走!”這也就意味著我不得不調用我的備用技能。這是我全套非語言防禦的本領中的一個，我確實會調用它，這個技能即刻就能起效。但它做的不隻有這些。它一開始非常有效，證明自己給我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協助。接著，它會出乎意料地開始掌控進程，連起碼的警告也沒有。它首先主動推翻我的“不知道”，並實施替換戰略，我後知後覺地了解到，它雖然確實抵抗了我那些愛說三道四的鄰居，但更抵抗了我自己。我在攻擊我自己，它就是我的臉，我臉上的表情——我本來想讓它是暫時的，是臨時的，我真心實意地相信它隻會是臨時的。我以為我的臉看上去怎樣、我讓它看上去怎樣、我如何對外呈現它，都由我選擇，都在我的控製下，議事廳裏完全由“我”說了算。我以為這個真正的我在那裏，掌握著控製權，躲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暗中指揮。我還以為我是挑選了一個下屬協助我，而不是一個叛徒掀翻桌子淩駕於我。但就是發生了那種事情，首先是臉出了問題。

不可自拔。我專心扮演著“不知道”，加上一張不可救藥的臉——裏麵什麽也沒有，背後什麽也沒有，一個外表光鮮的什麽也沒有——我以為會把那些說三道四的人搞糊塗，讓他們驚訝，讓他們的期望落空。最終，他們會疲憊沮喪地中止迫害，所有人都會放棄，各自回家。我希望我的純粹空白會指引他們懷疑對我的造謠和定罪，甚至懷疑一個反政府派——尤其是那個男人中的男人、鬥士中的鬥士、我們的大名人、當地社區的英雄——到底有沒有可能不斷引誘一個像我這樣懶惰乏味的人。我甚至不認為他們會把我想得很蠢，或者僅僅是把我想得很蠢，我認為他們會進一步得出結論：我聽不懂以某種當下盛行的、基礎的、社會編碼式的語言。我不明白別人問我的是什麽，我身上必然缺失了情緒和心理的溝通能力。他們感覺我就像一本教科書，或某個對數表——內容正確，卻不合時宜。這就是我希望他們認為的，那樣我的掩飾和對臉部的運用就有了回報，我會得到自由和安全——就算不是在送奶工那裏，也至少在他們那裏。然而，無論是送奶工，還是對我和送奶工說三道四的人，最後都很快適應了我這套把戲。我完全沒有布局。再說也沒有時間布局，反正我的頭腦最擅長的也不是布局、規劃、勾勒、推測。我隻會依賴直覺，依賴即興的避讓，依賴被調高的敏感度，根據外麵有什麽來決定我的反應，而不是根據某種頭腦冷靜、事先規劃的軍隊般的精細來決定我的反應。但我後知後覺地意識到，我跟這裏的告密者很像。一開始，他們落入了馴化他們的警察設下的圈套，後來他們說“我不是告密者，別把我看成告密者，因為我不是告密者”，這種虛假的立場又給反政府派提供了可乘之機——我也一樣，我開始喪失推理能力，看不出其中顯而易見的關聯，理解不了甚至是最基本的關於如何在這個地方存活下去的道理。當然，我現在依然明白，無論我做過什麽或者原本還能做什麽，這些說三道四的人都不會停下來，他們永遠不會閉嘴和走開，永遠不會，直到這個男人在得到我、拋棄我之後自己走開。不過在當時，我說出的三字答複和展現出的自我喪失感確實成功地迷惑了他們。結果，他們在催促我表現得合乎情理的過程中，開始馬馬虎虎不講究方法，毫無耐心，直截了當，前所未有地展現出他們真正的天性。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敏銳和騙人的本事可能勝於他們自己的敏銳和騙人的本事。一個人一旦下定決心，就可以特別敷衍了事。說到這一點，雖然我沒有表現出自己在情感上和智力上感受到壓力，但那並不意味著我認為自己確實沒有壓力。當然，我相信我是有知覺的。當然，我知道我生氣。當然，我知道我害怕，我毫不懷疑我的身體裏充滿了對我自己的自然反應。起先，我能感覺到這種反應，它確認了我還活著，我還在那裏，在我的身體裏，經曆著這些表麵之下的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沒等我明白發生了什麽，我對生活看似沒精打采的態度就已經變得不怎麽像假裝的，它變得越來越真實。首先開始出現了一種情感上的麻木。接著是我的腦袋。一開始我的腦袋安慰我說：“好極了。幹得好。我成功地耍了他們，他們不知道我其實是怎樣的人、我在想什麽、我有什麽感覺。”但現在它自己開始懷疑我甚至是否還在那裏。“稍等一下，”它說，“我們的反應在哪兒？我們過去有一種私下表達的反應，但現在沒有了。它去哪兒了？”我的感覺停止了表達，接著便不複存在。現在，隨著這種憑空捏造的麻木不斷發展，和這裏所有發現我不可接近的人一樣，我也開始發現自己是不可接近的了。我的內心世界，似乎，已經離開了我。

生理上也令人疲倦，所有那些懷疑、欲擒故縱，狙擊手開槍，對方狙擊手回擊，避讓和扭曲，我和我的社區，我們看上去都像是任由車輪滑行，進入某種終極交鋒。為了對付送奶工，我每天晚上回到家，都會檢查床下、門後、衣櫥等地方，確認他是否在那裏麵，在那下麵，在那後麵；我還會檢查窗簾，是否拉得嚴絲合縫，他是否借著窗簾的掩護，躲在玻璃窗這邊，或者玻璃窗那邊。我意識到我對付社區甚至也已經到了同樣的地步，我會去確認社區是否也躲在那些隱蔽的地方。我在這些人身上用去了多得超乎尋常的精力——為了努力避開他們——當然，這也就意味著我在吸引他們，但我當時還不明白執念是如何產生能量的。所有那些昏天黑地和互動遊戲都讓人痛苦，我的所有掩飾原本是為了以不參與的方式保持獨立，結果卻成了與他們齊心協力達到目標。我太晚才意識到，在我墮落的過程中，我自己一直都是個積極的玩家、貢獻的主力、關鍵的環節。

至於這些說三道四的人，以及他們對我的回答的回答，我知道我正在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因為我一直想要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盡管我並不想同時把自己也搞得暈頭轉向。但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不在乎是否暈頭轉向，他們抱怨我的外表風度不得體，說這是在抵抗常規治療，這是在反對公共福祉，說我極其空白、幾乎沒有生命、幾乎不育、幾乎對抗直覺，他們說這對於地球上的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正常的。至於他們使用“幾乎”這個詞——幾乎極其空白、幾乎沒有生命，等等——在我身上，當然是有意為之。雖然我說過，我亟須讓自己表現得空白和空**，但我的意思其實是幾乎空白和幾乎空**。這是因為精確簡潔的方法在紙麵上或許能完美運作，給予某種迂腐的滿足，但在現實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愚弄不了任何人，哪怕一秒。這種計劃嚴謹帶有未雨綢繆的味道，但未雨綢繆在這個社區裏——尤其當你試圖耍花招時——並非好事。除非你在跟極其愚蠢的東西打交道，而我並沒有，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搗亂、添亂，留下茶漬，印一個小小的但帶點泥巴的腳印，不要在問題的正中心，而要在邊緣一點的地方，最好能暗中指向問題，偶然與問題發生關聯。於是那部分發揮了作用。但他們說我的臉部表情表現出我不友善，強調“表情”是單數，就是說，我好像隻有一種表情。接近麵無表情，這就是他們的說法。接近幹巴巴的、接近孤零零的、接近放棄被灌輸信念的。他們沒說我難以捉摸，這又讓我從中找到一點希望。在這裏，難以捉摸就跟明顯的未雨綢繆，就跟表層的想法一樣行不通。一開始，他們說不確定我是否在展現一個刁鑽的瑪麗·安托瓦內特，趾高氣揚，認為自己淩駕於他們之上。後來他們認定不是，這也許是我性格裏的某種古怪，很可能出自所有那些我到處邊走邊看的古老書籍。他們說，我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基本上證明了他們的信息資源貧乏，但不管怎樣，這不會阻止他們繼續揣測我。他們認定我有點神秘詭異，又有點令人毛骨悚然，還說他們到現在才發現，我是一個“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人，從這個角度來看，與十分鍾區域很像。那裏好像什麽也沒有，卻實際上有點什麽；那裏好像有點什麽，卻實際上什麽也沒有。我是一個反麵例子，他們說，橫著來的，不愛交際，但他們也確實用了“也許那隻是她的一方麵”來淡化這一點。不過，因為他們不相信還有任何其他方麵，這又把他們帶回原點，帶回到我僅有這一麵的想法上。

社區對我的掌握幾近貧乏，我對社區的掌握也幾近貧乏——再加上他們對我的幹預令我不安，我的臉令他們不安，我的麻木讓我們所有人都氣得發瘋——謝天謝地，我不必經常對他們說“不知道”，或展現我幾乎接近空**的臉，或暴露我的封閉狀態。這是因為大部分關於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語都是背著我說的。但情況真有那麽糟糕嗎？那些日子裏，就真的沒有人，沒有一個或許可以傾聽、可以提供安慰、指導和支持的人，讓我願意去傾吐？我是否真的像所有批評我的人所說的那麽固執專橫、跟十分鍾區域那麽相像？現在回想起來，除去我和那最後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之間從小學起結下的友誼，我自己也認為是的，我是這樣的。我非凡的不信任感導致我沒意識到也許存在這樣一些人，他們也許原本能幫助我，能支持和安慰我——我也許原本能結交到的一些朋友，我也許原本能加入的一個互助圈——隻是我失去了機會，因為我不信任他們，不信任或沒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然而，當時在一個所有人都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努力保持冷靜和振作精神的地方，我想要跟他們一樣保持冷靜，振作精神，所以對我而言，去理解、去懂得關於幫助和安慰的任何概念在當時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過，確實有些人一直在接近我，他們一部分人可能是值得信賴的，可能是想要幫我解決問題的。但就算並非出於我通常的害怕和固執，我也一直在拒絕。關於有什麽要說的，我依然沒有把握。

這就是事情運作的方式。難以定義這種跟蹤、這種捕獵，因為它零敲碎打地往前推進。一點這裏，一點那裏，可能是，可能不是，或許，不知道。是持續不斷的暗示、象征、描繪、隱喻。他所指的可能就是我認為他所指的，但也可能他什麽都沒指。把它們單獨看待，分開描述每一次遭遇，一旦對另一個人說起，尤其在說到一半時，就會發現似乎根本不完全是那麽一回事。如果我說：“我走在交界路上，正在讀《艾凡赫》的時候，他問要不要載我一程。”就會有人問：“你為什麽要走那條危險的交界路，為什麽你在讀《艾凡赫》？”如果我說：“我在水庫公園跑步，而他好像也在水庫公園跑步。”就會有人問：“你幹嗎在這麽一個危險可疑的地方跑步？你幹嗎要跑步？”如果我說：“他把他的白色小貨車停在大學對麵的通道裏，當時我正和我法語班的同學一起看日落時的天空。”就會有人問：“你拋棄我們這個小地方帶給你的安全感，跑去鎮中心，去一個魚龍混雜的地方學習外語，把生活看成一種花裏胡哨的表達？”如果我說：“我姐夫被謀殺，他對我姐姐痛失愛人表示吊唁，但同時把幾乎可以算是我的準男友的那個人和持續發生的汽車爆炸聯係起來。”他們會說：“你怎麽還沒結婚？你為什麽一開始要和準男友出去？”除了那些流言蜚語——就算沒有那些流言蜚語——我從頭到尾始終相信確實沒有人會聽我說話，或相信我。如果我去當權者那裏，把他跟蹤我、威脅我、準備迎接我的事情正式報備，然後從當權者那裏尋求解決措施，比如問他們打算怎麽做，我們的反政府派會回答——好吧，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回答，因為他也是反政府派的一員，我怎麽可能去他們那裏？從實際操作的角度上來想也有問題，我該怎麽去他們那裏？雖然我住在一個由準軍事組織管轄並派遣警察的地方，但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接觸到這些家夥。我不得不向社區谘詢正確的投訴流程，但這個社區本身也在跟蹤我，這也是我要一並投訴的事情。至於真正的警察，這個地區的國家警察，不用考慮去找他們，因為第一，他們是敵人；第二，在一個由反政府派管轄、禁止外人踏入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會嚷嚷成你是告密者並將你處死，其中最危險的，毫無疑問，就是去找被認為有高度偏向性的警察，投訴一個你們這裏的反政府派。在警察看來，我們的社區當然是一個流氓社區。我們就是敵人，我們就是恐怖分子，平民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同謀，或者隻是被懷疑但還沒有被發現是恐怖分子的一群人。情況就是這樣，雙方都很清楚情況就是這樣，在我們這裏，如果你叫警察來，那肯定是要射殺他們，他們自然知道這一點，所以根本不會來。

一切都在阻止我犯錯，比如我不相信我對罪行的判斷，比如我的感覺所告訴我的那些。他真的做了什麽嗎？真的發生了什麽嗎？如果我不知道，我該怎麽跟別人解釋，又怎麽讓別人相信呢？我感到這種疑慮——對我自己、對這種局麵的懷疑——會被別人注意到，會引起人們對我的信用進行一番評頭論足。即使這裏的人聽到我的想法，他們也不習慣麵對一些像是“追求”和“跟蹤”之類的詞匯，我是指性方麵的追求和性方麵的跟蹤。這就跟那些美國電影裏說的“路邊慢駛招妓”一樣，太過遙遠，完全不是當地會發生的那類事。即使有這種事情發生，我們的社會也幾乎不會認真對待。這跟亂穿馬路差不多，也許還比亂穿馬路輕一些，因為這是女人的事情，也因為發生在這樣一個被政治問題塞得滿滿的年代。在這種年代，就算一個弱不禁風的患有嚴重精神病的人——比如我們這裏最成功的超級投毒者——每周一次自由地走來走去給人們下毒也沒人管，連匆匆一次登上關注度排行榜的機會也不會有。所以，對比當地人談論的主要話題，性捕獵這種好萊塢現象會黯然失色，就像這裏的每件事情在那種對比下都會黯然失色。

但他們還是一直來。大姐一直來，反複說那幾句話：“如果你繼續和那個人聯係”或者“這樣對你自己沒好處”。但她遇見的隻有我冷酷的決心，決不為自己辯護，也決不允諾她、安撫她。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深厚的敵意，我們不能也不會聽對方把話說完。這事情的背後有她丈夫，這頭地平線上的狼，它的鼻孔和耳朵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尖，毛茸茸的下肢、後腿、前腿、突出的口鼻和牙齒都開始往外冒，爪子又長又黑，像是在抓什麽。他用舌頭慫恿她，拚了命地想讓她與我糾纏不休，不停地來探望我，堅持要我說出秘密。但是誰都看得出來，大姐一心撲在她自己死去的前男友身上，幾乎無法振作精神。此外，我聽說大姐夫已經被他自己新一輪的不可自拔的性欲攫住，很快就給他自己帶來了不止一點點的流言蜚語和麻煩。還有媽也是，依然不斷地當麵質問我為什麽不結婚，為什麽要加入準軍事組織的骨肉皮圈子，以此帶來恥辱，為什麽把黑暗和難以控製的力量惹上身，給小妹妹們樹立壞榜樣，還把光明、黑暗、撒旦的邪惡和地獄之類的東西帶給上帝。“像是被催眠了，”她說，“你以為恐怖電影裏那些被吸血鬼抓住的人還能有什麽別的感受？他們看不見恐怖，女兒。隻有旁觀者才能看見恐怖。他們隻是被控製了，欣喜若狂，眼裏隻有吸引他們的東西。”我跟工作的關係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我在工作台前變得漫不經心、昏昏欲睡，因為晚上我會在**驚醒，再也無法入睡，一部分是因為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我應該起床，把我的房間再搜一遍。我睡覺前已經搜過一遍，我要確定他或社區沒有在那之後進來；另一部分是因為噩夢，我夢見自己變成了病懨懨的、孤獨厭世的城鎮長官，從“總引”到《坎特伯雷故事集》。這房子也蠢蠢欲動。公然指責，吵吵嚷嚷，運動轉移，氣氛挑唆，目標錯置。這是撞擊、反詰和挑起爭執——一切都在痛斥我，警告我，要我注意我早已發現圍繞在我身邊的威脅。這種事情總是半夜三更發生在我的臥室裏。床頭櫃上猛的一聲撞擊會把我吵醒。各種東西發出尖厲刺耳的撞擊聲，比如牆上的畫，正下方的地板上還會突然爆發出一陣敲打聲。臥室門也開始搖晃。有一次，家裏的幽靈猛地扯掉我的鴨絨被，把我的腳連同小腿拋到床的另一頭，力氣大得我的整個軀幹都幾乎要翻過來摔到床下。媽在她的房間大叫：“仁慈的上帝啊，我最小的女兒們，我想在睡覺前看會兒書。那些砰砰的聲音是從哪兒來的？”小妹妹們在她們的房間大叫：“不是我們，媽咪!我們在睡覺!是中間姐姐!”“不是我!”我大叫，“是這個房子。是房子裏的幽靈。我也在睡覺。”雖然我猜想這房子是想讓我去做點什麽，做點和送奶工有關的事情，但我不知道它期待我做的是什麽。它已經動手把我弄醒，我一直沒能合眼，夜晚的缺眠少覺導致白天我在工作台前被困乏和呆滯所壓倒，我的領導已經兩次叫我去她的辦公室談話。我的法語課現在也已經失去了光彩，或者說我已經失去了對那種光彩的渴望。它已經不那麽令人興奮，讓我越來越覺得“這有什麽意義？沒什麽意義”，我疲憊不堪，每周去鎮中心上課讓我感覺更像是勞作。後來我的腿受了傷，我又漸漸地不再和三姐夫一起跑步了。起先偶爾跑一跑，後來隨著疼痛的持續，越來越多次取消跑步，我突然變得不想配合。我再也無法放鬆，再也感覺不到欲望，無法正常呼吸，而在那之前，跑步運動讓呼吸貫穿我的身體，讓我時刻活躍，讓我感覺自己是個完整的人。一些我原本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已經發生了變化，於是我不跑了。甚至不走了。我的平衡變得怪異。它已經開始傾斜，以一種坡腳的站姿出現，並壓垮了我。那時，我努力告訴自己：是我自己放棄了跑步，是我自己不想走那麽多路，沒有人逼我。後來有一天，原本該去跟準男友待在一起的，但我沒有去，偶爾會這樣，我告訴自己：這是我自己的決定，沒有人讓我這麽做，星期四不重要。這一天是我對我們的準關係最不確信的一天，我還提醒自己畢竟這隻是一段準關係。即便如此，去掉了星期四，送奶工依然沒有鬆動汽車炸彈的威脅。他還開始編織一種複雜的新危險，威脅準男友可能會因為背叛和告密而被殺害，可能是被他那裏的反政府派，也可能是被他那裏的其他任何人。“當然，這很可笑。”他說。他又說，但死於可笑事情的當地人也不是沒有。送奶工憑借這番話，讓自己看起來就像救贖者、像解藥。他一個人，他暗示說，就有本事讓準男友麵臨的那些危險全部消失。還有就是那些搭車，他主動提供並且不斷提供的搭車。還不隻有他。現在這裏的其他人，他的手下、朋黨，那些堅信必須聽他吩咐的隨從，也會開車到我身邊停下來，主動提出送我進入或離開鎮上。他們不會有隻字半語提到自己是送奶工派來的，但他們的過分殷勤讓人看出他們顯然是在執行命令。他們懇求我，隻要我同意上車，就幫了他們大忙。

與此同時，我與準男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在不斷升級。除了我說“你能不能別再開車了”，他說“當然不能，你對我的要求很不合理，你越來越不講道理了”，我們也為別的事情吵架。就算他沒有被汽車炸彈炸飛，也會因為部件上的旗幟，被反政府派當作告密者抓走。就算不是那樣，他那裏那些不是反政府派但同樣迷戀偉大事業的極端分子也會蜂擁而來，依然用想象中的旗幟事件汙蔑他。據準男友說，由於那些有關超級增壓機的謠言，有關無論上麵有沒有旗幟準男友都是有多麽不愛國才會收下它的謠言，如今政府不斷地用精密專業的手段偷拍他。我偷聽到他對廚子提起，說這樣的拍攝讓他確信自己已經引起了別人的注意，甚至包括他所居住的地區以外的人。“看樣子，”他開玩笑說，“憑借旗幟、徽章、叛國和超級增壓機，我有被政府策反為告密者的大好前途。”對比之下，他又說，如果不是地區政府在拍照，而是當地準軍事組織反政府派在拍照，那就沒什麽難對付的了。“可能是在監視我，”他又開玩笑說，“想看看我是不是已經變成了告密者。”接著他又提到了我們這個混亂年代裏所有的業餘攝影師、外行的文獻檔案管理者以及遵循日曆重大事件的編年史家。他說那些男孩關注機遇，關注將來追名逐利的可能性。他們到處神出鬼沒，帶著攝像機和錄音機冒險跑出來，說是為了捕捉和保衛曆史、政治和社會的證據，以留給子孫後代。“你永遠不知道，”他們說，“在未來幾年裏，哪些令人悲傷的素材會最受追捧。”雖然準男友不知道，但我知道，當然知道，他不僅僅會被政府當作有希望成為告密者的人，當街拍下照片；被反政府派當作有告密嫌疑的人，當街拍下照片；被那些幕後行事的投機者當作某天可能會以告密者的身份遭到殺害並由此變得家喻戶曉的人，當街拍下照片。他還可能因為被視作高居暗殺名單前列者的同夥的同夥，而被政府兩次當街拍下照片。關於貼著旗幟的超級增壓機的謠言還在迅速發酵，準男友的鄰居和熟人仍在繼續一點點地推動它所造成的影響。盡管他們喜歡那個超級增壓機，在那一小段快樂時光裏已經將自己托付給了對超級增壓機的熱情，但還有其他的東西，比如“士兵情人”“海軍少尉情人”“‘海對岸’國家的情人”“街道審判”，所有這些都比那個東西給他們在情感上帶來更大的衝擊。人生短暫，有時候不可思議地短暫，為什麽要讓自己因為勾結，因為做了幫凶，因為卷入當地人不該做的事情而遭到控訴？這就是為什麽人們認為最好切斷和準男友哪怕是最低程度上的聯係，盡管，當然了，他最重要的幾個朋友還留在他身邊。還有一個朋友，那個人據說是準男友在工作上結識的，住在“馬路對麵”，也就是持有對立信仰的準男友的同事。據說這個人——艾弗——已經表示願意出麵擔保那個貼著旗幟的部件並不是準男友的，因為他才是那個貼著旗幟的部件的所有者。為了主動幫助他的同事，艾弗又寄去一張他的寶麗來照片，照片裏的他在政府捍衛者管轄的地區，拿著這個貼著旗幟的部件。如此一來，如果準男友在他那裏，最後以叛徒罪被送上由反政府派主持的袋鼠法庭，他就能為自己辯護。艾弗說雖然反政府派可能他媽的反對他所代表的一切，但據說他還是很樂意為他的工友發聲，提供帶照片的證詞，幫助準男友走出目前的困境。當我聽到傳言說存在艾弗這樣一個人時，我意識到為保護準男友免遭送奶工的傷害而即興編造了這個人是我犯下的另一個愚蠢錯誤。我震驚於一個胡思亂想，甚至是沒有說出來的想法，都可以如此輕易地被人們從表層意識裏摘取，並成功地傳播出去。現在這個想法——在外麵——有了它自己的生命。雖然艾弗此刻已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他是不幸地被添加進去的，但我隻能期待，最終這個謠言會化為塵土，會被遺忘，消失在雷達裏，就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與此同時，艾弗——無論他看上去是多麽好心辦壞事，雖然他可能發誓要發送一百張寶麗來照片和兩百張手寫的證詞來力挺準男友——準男友那裏的人也不會相信他，因為他不是他們中的一員。人們對他在他自己的社區裏滿懷熱情地高舉著的旗幟充滿反感，他也不可能願意安撫人們的這種反感，就算忽視這種不可能性，就算他以真實目擊者的身份存在，他的證詞也會比毫無作用更不起作用。在這個事件裏，人們觀察到的是，艾弗沒有寄照片，或者照片底片，手寫證詞也一個字都沒有。盡管他發過誓，但他什麽也沒做。這進一步堅定了社區的觀點：那個貼著旗幟的部件根本就是叛徒準男友的。

如我所說，事情很複雜。整件事讓我們、我和準男友眼前的局勢急轉直下——關於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語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影響著我，關於準男友和他的旗幟的流言蜚語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影響著他。這些流言蜚語及其對我們造成的影響也一並讓我們的準關係急轉直下。受壓力所迫，我們開始爭吵。我們過去就不喜歡彼此交流，現在的交流比過去正常情況下的更少。在我看來很明顯，如同我沒有跟他講起送奶工、沒有講起我們社區裏所流傳的關於我和送奶工之間的故事，準男友也有他自己沉默的防線，基於他的固執己見，針對我，針對其他所有人，作為他自己抵擋侵犯和確保安全的方式。

此後，我們開始不斷地為瑣事鬥嘴和爭吵。兩人之間的關係一天比一天緊張。除了問他“你是否不得不開車”，除了越來越相信最後可能會發展到不得不服從送奶工並甩掉準男友，我根本想不出其他任何解決辦法。與此同時，住在那邊的準男友也開始生氣，但出乎意料的是，旗幟的問題倒沒怎麽惹他生氣，他不擔心自己因為旗幟的問題而被當成告密者判處死刑。實際上，更讓他生氣的是反政府派來他家門口找他，請求分成。這件事還是跟超級增壓機有關。關於超級增壓機的流言蜚語已經散布了很長一段時間，最新的說法是他留下旗幟，賣掉了超級增壓機，得到一大筆錢。於是他們，也就是他那邊的反政府派，上門來找他，請求分成。當然，我所說的“請求”，他們“請求”，他們想知道有沒有可能拿走一部分錢，其實是指他們要求。如果你曾經生活在一個由反政府派管轄的地區，你會經常聽到：“為了發展我們的偉大事業和保衛我們的地盤，我們需要征用你的這個這個這個。”一切都被包括在內——你的房子、你的汽車。根據他們的願望，以任何折扣換走你的任何東西——賓果遊戲贏來的錢、聖誕獎金，甚至包括買麵包店裏打折的巴黎小圓蛋糕省下的錢，或者在街角商店買的一管聰明豆的折扣。你有義務上繳所有份額或一定比例的份額，當然都是為了發展偉大事業和保衛我們的地盤。這些當地男孩，也就是這裏的反政府派，想要分成，呼籲分成，每時每刻不間斷地上私人住宅要求分成，一直持續到這一次。所以準男友害怕他們上門，害怕他們認為他賣了什麽東西並拿走一部分收入，那是他當然永遠不會賣的東西——因為他是他，而那是賓利風馳的超級增壓機。但是，如果他考慮賣掉那個超級增壓機，他們說——他們說這些的時候，四個人戴著萬聖節麵具，三個人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所有人都拿著槍，晚上七點在他家的門階上——或者如果他已經賣了，他們說，別忘了他們以及繼續保衛地盤和進一步發展偉大事業的需要。他們還說，如果在他那幢災難般的房子裏的某個地方，有一輛真正完整的賓利風馳跑車，他們也一定會征用。說到這裏，他們停了下來，從麵具後麵瞪著準男友，就在這時，他明白了，他說，他們會改變主意，隻是個早晚的問題，既然他們可以拿走全部，幹嗎還要求分成？然後他們走了，他說，但在走之前，有個家夥在交涉到一半時出現，他不是反政府派，他沒有槍，沒有麵具，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是個外地人。後來人們發現，他前一天從反政府派那裏得到了進入這個地區的許可。於是他出現了，但又立即為自己的闖入道歉。他站在那些當地男孩的中間，當地男孩們戴著麵具拿著槍，和準男友一起站在門階上。他自稱是來自鎮中心藝術委員會的公共關係專員，問能不能在準男友家的外牆上掛一塊紀念標識牌。他給大家看了這塊標識牌，上麵用金色花體字寫著：國際夫妻曾於一九幾幾年至一九幾幾年居住於此，在他們成為最令人歎為觀止、蜚聲國際的舞蹈明星之前。“這會讓這裏略顯正常些，”他解釋說，“掛上這樣一塊標識牌，表明在我們這一部分小小的世界裏不隻有沮喪、慘淡和戰爭，我們關心的永遠不隻是槍殺和爆炸，我們還關心藝術、名人和氣質魅力。”至於他認為誰會進入這個特定的準軍事組織要地，歎服於這塊標識牌，談論藝術和名人，他沒有繼續提供任何細節，因為根本沒有人會進入。實際上，會來這裏看它的隻有這個地區政府的警察和來自“海對岸”的軍隊裏實施密切巡邏和防禦的部隊，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突然衝進來，翻箱倒櫃地搜查反政府派，這種精神狀態下的人幾乎不可能欣賞這塊標識牌並理解那種類型的文化。或者會被當地人看見，但他們不會驚歎，因為他們早就知道這對國際夫妻曾經住在這裏。準男友說他不想掛上這塊標識牌，反政府派則告訴這個來自藝術委員會的人說，雖然他已經為自己的闖入道了歉，但並不代表接下來就不算闖入了。他們又說，某個自稱來自藝術委員會的人——無論他的進入有沒有得到批準，畢竟他也算個政府公務員——很可能是政府間諜。這時，這個人說：“行吧，我們也不是非要掛上去不可。”說完這句話，他依然興高采烈地再次把標識牌夾在手臂下，在嚐試著把名片塞給準男友但遭到拒絕後便離開了——但是他們會為了它再回來的，準男友說，他馬上又回過頭來說他相信反政府派已經決心要奪走他漂亮奪目的賓利風馳超級增壓機，這個他公平公正地贏來的心愛之物。這又讓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惡化，因為我不禁感到驚訝，他喪失了最基本的智慧，反政府派前來索要超級增壓機或者要求在超級增壓機上分成，應該是他最不需要擔心的事情。他已經被指控為叛徒，因此想象中更可能發生的事情應該是他們此時上他家——戴著麵罩，拿著槍，大概還有一套各式各樣的挖埋鏟子——不是來拿下超級增壓機，而是來拿下他。畢竟，許多人被奪走性命也隻是因為一些不怎麽明顯的背叛，沒有讓不屬於這裏的旗幟飛揚起來這種事情那麽明顯，雖然實際上你並沒有讓它們飛揚起來。於是我說：“讓他們拿去吧，準男友，因為不管怎樣你必須知道，因為你不能不知道，隻要他們想要，就絕對會拿走。”這番話惹惱了他。但在我看來很明顯，此刻發生了一件危及他性命的大事，就算在他看來似乎並非如此。他沒顧及自己的性命似乎都是因為他的固執、他對汽車的癡迷，以及他在感知上無法重視並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有時候你不得不認輸，不得不放手，或許你還不得不丟麵子，以及有些事情和其他事情相比並不值得捍衛。但他不那樣理解，這變成了我們之間的一種分歧，於是有一天我們在他家的客廳為了超級增壓機吵了一架。他已經養成一種習慣：每隔大約十五分鍾到半小時，就會偷偷摸摸地、跟強迫症似的，把房子裏的東西移動一遍。如此多的汽車部件攤得到處都是，如此多的囤積物一層疊著一層，他期待反政府派會因此感到困惑，然後是疲憊，然後是像嬰兒一樣的無助，最後對於搜查，他們會選擇放棄而並非堅持。這又讓我感到驚訝。這似乎進一步證明了他的思考力已經退化到了怎樣的程度，他優秀的感知能力已經溜到了多遠的地方。他看不出來，他們不會親自展開搜查，而會用槍指著他，命令他立刻把藏起來的超級增壓機拿出來交給他們。這話我也說了，但是更讓他惱怒。於是，這個超級增壓機被永不停歇地搬來搬去，一直在逃亡。眼下正在把它從門廳後麵的木地板條下麵取出來，那是他前不久剛為它挖的一個藏匿之所；就在前一晚，直到今天早上吃早餐時，它還被放在廚房裏的一麵假牆後麵，那是他幾個晚上前剛為它安裝的。他想在他正在改裝的樓上那些房間裏選一個，在裏麵設置一個由雙層護牆板構成的具有欺騙性的隱匿空間，那個空間還不夠完美之前，它被放在一個中空的汽車部件裏，在他眼裏，這個部件說明了他隻是有一點正常範圍內的強迫症般的汽車囤積癖，但我發現，在把超級增壓機藏進樓上由雙層護牆板構成的隱匿空間之前，他就已經開始思考在那裏藏上一小段時間後接下來又應該把它藏在哪兒。此時，這個像水桶一樣的巨大奇特的裝置坐落在屋裏，和其他一些雜七雜八的汽車零件混在一起，頂部頗具藝術性地，是指漫不經心的那種，攤著一條浴巾、洗碗布和一些他自己的衣服。整個部件就放在我倆之間的一張矮桌上，我倆之間除了這張矮桌，還有剛形成的持續不斷的緊張關係。就在那時，我又開始指責他開車。我剛開口，他就打斷了我。他頭一次這樣指責我，說我認為跟他在一起是一件丟臉的事，因為我不讓他上我家找我，隻願意在那些偏僻的交界路上跟他碰麵。我立即回擊，指責他喜歡烹飪，指責他和廚子一起買食材，指責他真心喜歡烹飪。接著，他又提供了更多的證據，為了證明我認為跟他在一起很丟臉。他詳細描述最近幾次我故意躲開他，還說星期四晚上我不再和他一起過夜，在我們共處的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直到星期六，以及我們共處的星期六一整天直到星期天的這些時段裏，我也都變得不願跟他親近，這當然是我對他不斷增長的厭惡感所引起的，但我知道這種厭惡感實際上針對的是送奶工。一開始我無言以對，他趁機又提出了更多的控訴，說他觀察到一種令人反感的麻木狀態正在慢慢地爬上我的身體，感覺它快要侵入並控製我。他說就好像我不再是活人，而是一個帶關節的木偶，被藝術家用來——說到這裏，我不得不讓他住口。他說我臉上的麻木狀態在不斷加強，我無法聽他把話說完。這變成了焦慮和重壓，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不可原諒。每當我們坐在他的車裏，還會產生其他一些焦慮。我又一次將矛頭對準了他為什麽不得不開車，他說他要送我回家，他打算開車送我直到我家門口。我心想，他正在慢慢變成送奶工，對我頤指氣使，以為自己可以控製我。我又心想，他是在說他已經受夠了我，他要送我回家，因為他想擺脫我。“停車!”我正式宣布，“立刻把車停在沒人的交界路上!”但他不想停車。他說他不想讓我下車，但我說我要走路，他說啊別走路。這又泄露了他的心思，他想弄瘸我，讓我摔倒，把我變成瘸子，就跟送奶工一樣。於是我們說了不少“你怎麽回事？”“你在搞事情”“你也在搞事情”“你怎麽回事？”。接著又說了“我載你一程”“我不要你載我”“我載你一程”“我不要你載我”。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詭計，他不再想擺脫我，而是要努力克服他的遺忘症，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準關係，但不是發展成一種滿懷愛意的親密的正經關係，而是一種涉及跟蹤的、充滿占有欲和控製欲的關係。為了達成目的，他恐嚇我傷害我，這絕不是一個尋求值得尊重的伴侶關係的人應該使用的手段。而與此同時，他說我強頭倔腦地要在半路上、在一個危險的荒無人煙的地方下車才是一種詭計，一種惡毒的操縱，折磨他，在感情上勒索他，用一種不相稱的黑暗手段，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準關係。“陰險。”他強調；他還強調起碼到目前為止，他認為這種低劣的行徑配不上我。這時，我迫不得已稱他為“將近一年的準男友”，而不是“準男友”這種更親密的稱呼。我感覺自己完全有理由疏遠他，不過他肯定也有差不多的感覺，因為他甚至更正式地稱我為“交往了將近一年的準女友”。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下去，很快我們就會用最正式的、最沒有個人情感的專業術語對話，也就是我們在相識前適合說的那些話。事態開始往這樣的方向發展，隨著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增強，他在他那裏氣急敗壞，我在我這裏遭受折磨。我不斷地把各種事情混淆在一起，本末倒置，用一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就算值得一提，那也是他沒做過的事情，來責怪他。反過來，從他在這種心理狀態下對我施加的言行來看，我認為他肯定也在經曆和我類似的狀況。與此同時，在這件事背後的某個地方，送奶工正嚴絲合縫地嵌在我倆之間；準男友也可能被這個嵌在我倆之間的送奶工殺害。在這一切的背後是我姐姐的形象，我的第一個、年紀最大的、永遠沉浸在悲傷中的姐姐，她坐在我們家裏，在那種可怕的沉默中，臉上帶著她在前男友葬禮那天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