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大姐和二姐帶著三哥和我回家，那時候我倆是家裏最小的。我們離開那個通道，而哥哥們和其他一些男人還留在那裏。一路上，我們兩個人不停地回頭看、回頭想，很長時間裏不停地往後瞥，心裏想的全是萊西。這些是我們的狗，它們是街上的狗。每天你把你的狗放到外麵街上去冒險，就跟你把你的孩子放到外麵去冒險一樣。到了夜晚時分，狗和孩子都會回來，除了那天晚上，孩子們回來了，狗卻沒有。三哥和我被帶回了家，離開了那個通道。一路上，兩個姐姐摟著我們。但我們依然不停地回頭瞥，直到來到家附近，這時心中又升起了新的希望。雖然其他狗死得隻剩下一隻，雖然萊西整晚都待在外麵，就跟那些死掉的狗一樣整晚都待在外麵，但也有可能萊西已經回來了，甚至現在就在房子裏。於是我們加快腳步，衝進大門，結果萊西真的就在那兒。她躺在壁爐前的地板上，抬起腦袋，憤怒地朝著我們低吼——也許是開門影響了她？讓穿堂風吹進來打擾了她？萊西沒什麽家族血統可言，這裏的狗都沒什麽家族血統可言。她沒有資質，沒有證書，不怎麽活潑可愛，沒什麽技能，不是那種會為遇險者求援或者救起溺水小孩的狗。萊西無暇顧及小孩，包括這個家裏年幼的孩子，但是那天見到她、聽到她、知道她的喉嚨依然能發出低吼以及她依然會跟我們使性子的時候，我們感覺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當然，我們沒有撲倒在她身上，因為萊西不喜歡那樣。那是一個極其糟糕的上午，直到萊西再次出現。那之後的事情，我忘記了。我忘記了那些狗、它們的死亡、當地的哀悼和震驚，以及毫無疑問的士兵們的凱旋。那天晚上吃過晚餐後，當時依然隻有九歲的我出發去完成我最新的一次冒險，穿過那個通道，現在那裏和平時一樣堆放著為下一場地區騷亂而準備的汽油炸彈。那裏沒有死狗的跡象，但我確實聞到一股清潔劑的刺鼻氣味，是傑伊斯牌消毒液。我會記著這一點，是因為直到那一刻之前，這種消毒液還一直是我在家裏最喜歡的特殊氣味。

所以，士兵殺害狗，當地人殺害貓，現在納粹空軍也來殺害貓。我瞄了一眼躺在碎石堆裏的小腦袋，感到震驚，我不記得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震驚。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什麽在這一刻會有這般強烈的反應。我不去看它，堅定地繼續往前走，但它依然在我心裏。它一直跟著我，直到我發現自己停下腳步，轉過身去。我沿原路返回，又站到腦袋邊上。這一次我湊近看它，發現它濕乎乎的，還有點發黑，是血液的黑，脖子那裏或者說原先是脖子的那個地方更是濕得有些發爛。我蹲下身子，拿一小塊碎石沿著腦袋邊緣輕輕地把它翻了過來。它的臉現在完全朝上，依然能辨認出它是隻貓，它的眼睛比較大，或者說眼眶比較大，因為有一隻眼睛不見了。那個沒有眼睛的空眼眶很大，腦袋裏麵有動靜。我想是有蟲子在裏麵活動，結果我真的看見了一團團、一簇簇的蟲子——在鼻子上、耳朵上、嘴上，在僅剩下的那隻眼睛上也有一團。還有一些肉眼可見的懶洋洋的蛆，不過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些甜絲絲的類似酵母菌的味道，還沒有散發出其他更多的氣味。至於屍體的其他部分，我瞥了瞥周圍，但沒看見。雖然隻是孤零零的一個腦袋，但暫時也夠麻煩了。不，是太麻煩了。我站起身來，再次走開，因為那個法語班挺好的。我一如既往地喜歡在那裏上課，喜歡老師的特立獨行，以及她所說的“依然聲音很小”“活在當下”“為了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放棄你們認為應該發生的事情”。還有她所說的“做一個改變，同學們，隻要一個改變，我向你們保證，其他一切也都會跟著改變”——對我們、對不隻是不喜歡隱喻甚至連顯而易見的事物也不願承認的人們說出這種話。但我感到這有價值。我感到她有價值，我不想失去這種感覺。但是這個被埋在塵土裏的腦袋，加上在這之前出現的小貨車、十分鍾區域、戰爭時期的炸彈以及由此聯想到的死去的爸和他的抑鬱症，還有媽對他的抑鬱症的攻擊，所有這些讓“這有什麽意義？有意義又有什麽用？”那套想法再次浮現。“嚐試並反複嚐試，”老師說，“那就是做事的方式。”但是，如果她關於嚐試並反複嚐試、關於走向新章節的看法是錯的，那該怎麽辦？如果下一個章節和這一個章節是一樣的，跟上一個章節也是一樣的，那該怎麽辦？如果所有的章節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甚至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糟，那該怎麽辦？我一邊思考，一邊又讓自己回到那隻貓所在的地方，沿原路返回，就好像在這件事情上我別無選擇。別傻了，我說。你打算怎麽辦——永遠站在這裏，就盯著它看？我要把它撿起來，我回答。我要把它帶到某片綠茵。我感到驚訝。我感到震驚。接著我想到了樹籬、灌木和樹根，我再次感到震驚。我可以把它埋掉，不讓它暴露在這個可怕的公共場所。但是為什麽呢？我爭辯道。不出一分鍾，你就能離開這裏。你會到達墓地，你的第二個地標。接下來是警察亭，接下來是從那個配備烘焙間的房子裏飄散出來的令人心曠神怡的肉桂香，再接下來——當然!我打斷說，會是老地方!

我已經拿出了幾塊小手帕。這些是真正的手帕，針織的，不是紙做的。以前我隻有男士手帕，那種大尺寸的白色亞麻手帕，因為女士手帕太過漂亮，不怎麽適合用來給你擤鼻涕。不過，自從某個聖誕節期間小妹妹們送了一個禮盒裝給我，我就開始越來越喜歡它們。自那以後，我會為了文化和審美的需要，帶上一塊女士手帕，但同時又為了實際使用的需要，再帶上一塊男士手帕。那天晚上，我打算讓兩塊手帕在實際使用和象征意義上都發揮作用。我先打開小巧、精致、典雅的女士手帕，把它鋪在地上，接著又拿出樸素的男士大手帕，把腦袋輕輕地撥上去。在此過程中，我能感覺到貓的前牙穿透織物，腦袋上的皮膚正在剝離。一些毛發開始脫落，這時我感到害怕，以為頭骨要從頭皮裏滑落出來了。就在那刻，任務完成，腦袋落到了女士手帕的正中央。我用這塊漂亮的刺繡棉布把它包裹起來。然後，我把包著腦袋的女士手帕放在已經攤開的男士手帕上，又給它包上一層。瘋狂的證明，我繼續想，你心裏十分清楚，無論這地方看起來有多麽荒涼，也至少有一個人正在某處監視你，你真的打算拿著腦袋走在路上？這意味著會出現更多流言蜚語、更多胡編亂造、更多關於你人格墮落的詳細描述。但在那時，我不在乎。而且我是不由自主。我心想隻需要一小會兒，因為我很快就會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一個私密僻靜的地方，也許直到遠方的牆邊，在古老的土地上，那裏雜草叢生，守墓人對它們連屁股都懶得挪一挪。此刻，我已經把大手帕的對角紮在一起。我站起身來，正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結果卻是幾乎撞到送奶工。他如此不聲不響，我又如此全神貫注，因此完全沒有察覺到他的存在。此刻，他離我、我離他，僅僅幾英寸的距離。隻有那些手帕連同包裹在裏麵的黑暗的死物，在我們之間扮演著緩衝。

我首先感覺到的又是那種脊柱的震顫。那種胡**索，那種倉促奔逃，我身上雌性動物所特有的那種戰栗，從我的尾椎骨延伸到我的雙腿。我體內的一切都本能地停止了。就這樣停止了。我所有的身體機能。我一動不動，他也一動不動。我們站在那裏，誰都沒有動，也不說話。過了一會兒，他先開口了，他說：“你在上希臘羅馬課，是嗎？”在送奶工所掌握的關於我的全部信息裏，從頭到尾隻有這一點他弄錯了。不是說我從沒考慮過希臘羅馬課，我曾經想選擇的是希臘羅馬古典研究的夜校班，而不是法語。我一直為那些古人著迷——他們無拘無束的情感，他們沒有道德原則的個性，他們的神話故事、宗教儀式，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刁鑽古怪、偏執多疑的圖謀和淨化。還有他們喜怒無常的神以及普通人向那些神祈求得到的詛咒，用來加害他們所有的敵人，結果這些敵人正是住在隔壁的那些人。這整個都像極了愛麗絲夢遊仙境，比如傲慢的愷撒和蘋果樹結婚，從馬群裏挑選領主。那時候的一些事情很有趣，一些事情和心理學有關，一些事情不太正常——一個行為古怪但仍在可接受範圍內的正常人才能夠理解。這就是為什麽我甚至讀了招生簡章，以確認我能否報名這個夜校班。但希臘羅馬課在周二晚上，我的周二晚上安排了準男友，所以周三的法語課取而代之成了我的選擇。看來送奶工搞錯了，但我沒有糾正他，因為這給了我希望：在他的無所不知之中，他又不是無所不知的。但我回家後對此進行了解構，又意識到這也算不上真正的希望。他讀出我關於夜校班的想法，是的，這些一直都是表層的想法，來自頭層土壤，也就是說不重要，不是秘密，沒有脆弱到被加密。那些湯姆、迪克和哈裏中的任何一個人，隻要他們想，就能很容易、非常容易地走進來。不過，他甚至沒有在我思考的時候靠近我，就已經能讀出我的心思，這一點讓我感覺陰森恐怖，說明有一個男人對我執行了一次徹底的搜查，不放過任何一點一滴的信息，耐心地搜集、整理和歸檔，盡管這一次他最終還是弄錯了。

跟我們的上兩次見麵，也就是他周密策劃的那兩次一樣，這次也幾乎都是他在提問，而且看起來並不急於得到回答。這是因為他問的都不是真正的問題。他不是為了獲取信息或確認自己的猜測而真正的提問。這些問題其實都是陳述主張、具有修辭力量的評論、暗示和警告，是為了讓我知道他已經專門了解過我，而那些添加在最後的“是不是？”“有沒有？”“對不對？”“不是那樣？”是他偽裝成提問用的。他開始評論希臘羅馬，與此同時，我想起了那輛小貨車，那輛白色小貨車，想到通道裏的那輛車肯定就是他的。那時候他是不是就已經在跟蹤我？我上法語課的時候，他是不是一直坐在那輛小貨車裏，看著我，看著其他人，注意到我們在觀看日落時的焦慮？他跟我說話時又好像認識我似的，又好像我們曾經以某種恰當的方式彼此介紹過似的。跟上次在水庫公園一樣，這次他的目光依然偏向別處，沒有直視我；更像是在凝視我身體的一側。接著他又問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關於準男友，他之前一直沒有提起這個人，直到此刻。

他要在適當的時候提起他，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是不是應該略微談談這個所謂的有點像是男朋友的人了？他說：“你有時候去見的那個小夥，年輕小夥。”他說“年輕小夥”，就好像準男友太年輕，就好像他並沒有大我兩歲。“你去你的居住地之外、他的居住地之內的酒吧，和那個年輕小夥跳舞，是不是？還去少數幾家鎮上的酒吧，以及大學附近的其他一些酒吧？你和那個年輕小夥一起去喝酒，沒錯吧？”說到這裏，他開始列舉那些特定的酒吧和確切的時間地點，接著他說他注意到我現在不常在工作日搭乘公共汽車去鎮上了。他指的不是上次他提起過的我以前經常搭乘的那輛早班公共汽車，而是我最近為了避開他，特意繞道去搭乘的那輛新的公共汽車。那是因為，他說，如果我前一晚在年輕小夥家過夜，第二天早晨就會從年輕小夥家出門，搭別人的順風車去上班。因此，他認得準男友家，知道他所在的地區，還有他的名字、他有些什麽朋友、他在哪裏工作，甚至知道他曾經在一家汽車廠上班，而那家廠後來因為整體勞力過剩而不得不關門。他還知道我和準男友睡在一起。說到這裏，我被惹惱了。他的那些話裏可能暗示著的——我知道實際上正在暗示著的——含義，讓我感覺自己像是被逮住了。“但他還不算個約會對象，對嗎？”他問，“不是什麽正經的約會，不穩定，也不成熟。你和他的關係一直在原地踏步，不是嗎？”他的話讓我措手不及。如果要我猜想在這次，也就是我們的第三次碰麵中，送奶工會對我做些什麽，那也應該是批評我繼續跑步，依照他的說法，我不僅不應該把跑跑走走作為我的運動節奏，還不應該繼續走路，因為——他上次有沒有說？——我走了太多的路。他批評的兩件事情我都依然在做，他因此感到失望。不僅如此，我還和三姐夫一起在水庫公園裏跑步。但他沒有提起三姐夫，也沒有提起我繼續動腿，更沒有提起水庫公園。因此，這新一輪的談話讓我徹底不知所措。

他說——僅僅稍微提了一下——年輕小夥依然在幹汽車這一行，對嗎？接著，他說了準男友目前確切的工作地點，談論了賓利風馳，還有那個超級增壓機。再接著，是那麵來自“海對岸”的旗幟。就在這時，我的雙腿後部有一股快速流動的感覺，有節奏地將我控製住，讓我很不舒服。他了解準男友的日常路線和他所有的活動，就跟他了解我的日常路線和我的活動一樣。接著，他說年輕小夥喜歡日落。其他任何人——尤其是任何男性——就算注意到日落，也不會花時間開車去觀看，他說起這一點，就好像這是一種格格不入，就好像在他搜查、盯梢、指使謀殺的所有那些年裏，從沒碰到過如此古怪的人——確實夠古怪的。這也正是我對準男友和日落這件事的看法，但不包括搜查、盯梢和指使謀殺那部分。然後他又說：“各有所好。”他說得很平靜，更像是自言自語，給他自己提供一種輕鬆幽默的消遣。他又回過頭來談論超級增壓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準男友那裏流傳著的關於他和超級增壓機的謠言，以及人們假想他具有的傾向——成為叛徒的傾向——針對他家裏放著一件如此典型的“海對岸”的物品，上麵有那個紅白藍的東西。

我回答他時發現自己正在做一件完全不符合我個性的事情。“他沒有拿那個貼有旗幟的部件。”我說，“不存在什麽貼有旗幟的部件。那是他那裏的人四處散播的謠言。”接著我又推翻了我自己，說：“某個來自‘馬路對麵’的小夥在我男朋友幹活的地方給部件加上了旗幟。”——我的話裏有三件事以前從沒發生過。第一，我在撒謊，無中生有地捏造了某個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在準男友幹活的地方給部件加上了旗幟。實際上，我根本不知道準男友幹活的修車鋪裏是否有人信仰對立的宗教。第二，我把“準男友”變成了“我男朋友”，我是第一次這麽做。這是為了防範，不讓送奶工察覺出這個“準”意味著我和準男友的關係裏存在縫隙，並不失時機地利用這個縫隙插進我們之間。第三，我突然講出來的這些話，這些急促含糊、毫無節製的話——正如我所說，是謊言，是為了替準男友辯解，為了保護準男友，不讓他被這個無所不知的、邪惡的送奶工傷害——但這與我幾乎從不開口替自己辯解、保護自己形成了鮮明對比。我不明白正在發生什麽、我在做什麽，但我能感覺出我此時的表現和那次我朝著窗外衝著大姐大喊大叫之間的相似性，那次她特意來我家，嚴厲地汙蔑我，因為她丈夫派她來嚴厲地汙蔑我。我當時感覺自己跌跌撞撞，就跟現在一樣。我摔跟頭了，我多嘴了，而我通常的做法是遠離流言蜚語，遠離大嘴巴，不用去喂飽那五千人[7]。那個令人厭惡的集體心理所形成的勢頭，足以對人產生影響，把人騙進來。我幾乎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麽、為什麽要說、為什麽要替準男友解釋和開脫，這完全就是我和送奶工最早見麵以來——當時我在讀《艾凡赫》，他把車停在我身邊——我第一次想要對這個男人說點什麽。但我還是繼續說，用我似是而非的故事，反複提起那個來自“馬路對麵”的小夥，為了聽起來像真的一樣，我說得相當輕鬆隨意。後來我突然想到，我或許不應該捏造這個來自“馬路對麵”的小夥，而應該堅持真相，告訴他並不存在什麽貼著旗幟的部件。但是在當時，來自“馬路這邊”“馬路的我們這邊”和“信仰我們的宗教”的所有人都知道，對於任何來自“海對岸”的東西，哪怕隻是疑似帶有愛國主義情感，收下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以的——正如準男友那些眼紅他的鄰居所提出的那樣——無論有沒有旗幟，準男友都應該本能地退出抽簽，根本不應該贏取那種汽車的任何一部分。於是就有了那一連串事件：一次抽簽，贏得某物，突然繼承了一大筆財富，被繼承者慷慨大方，而且財富還在不斷增長，不僅有口袋裏的錢，還有物質財產，無法用常規的語言來形容。通常發生這種事情時，會有流言蜚語說那和告密有關。“就跟他們說你繼承了一筆財產。”政府官員對來告密的人這樣說，“對當地男孩，也就是那些反政府派，就說這筆錢——我們用來跟你換取情報的這點隨便多少微不足道的錢——是你贏來的，或者說是你抽簽或者賭博贏來的，我們一定會讓這筆錢看起來確實像你抽簽或者賭博贏來的。”於是，告密者會匪夷所思地真照那樣說了。“抽簽贏來的。”他們會說，一邊說還一邊誇張地聳聳肩，做作地表示他們當然不是告密者，而且沒人會認為他們是告密者。這就是說，盡管當地通道裏堆積著大量告密者的屍體，他們仍沒有吸取教訓，也沒意識到不該愚弄任何人，尤其是反政府派。“抽簽贏來的，”他們依然會這麽說，“還上了報紙呢!”他們繼續說，意思是全國發行的印刷品確鑿地證明了他們不是告密者。但是又出了問題，他們用了“錯誤的”報紙，來自“那邊”的報紙。在這種公開刊物上刊登這種聲明，在我的社區裏和準男友的社區裏更可能獲得的不是開脫和命運的救贖，而是譴責和注定悲慘的境遇。然而，盡管那些報紙被懷疑與政府串通勾結，告密者還是堅持政府為他們事先安排的那套說法。當然，準男友的東西確實是抽簽贏來的，通過在他的修車鋪裏偶然開展的一場心血**的遊戲。再怎麽說，哪種眼光狹隘的告密者會用關於我們當地反政府派的那些沒有太多價值的信息，去索要——並且還得到了——一輛賓利風馳上的超級增壓機？然而，局麵複雜。非常複雜。在這次見麵中，我已經兩次感受到掉入陷阱是多麽容易。人們撒謊，圓謊，被謊言束縛，無法擺脫謊言，這就是為什麽我還要繼續撒謊。我從一個謊言開始，說我的準男友贏得了一個中立的部件，來自一輛中立的車，而實際上它可能不帶任何一點中立的成分。此時此刻，我讓自己與一個敏銳冷酷的情報機構對著幹，在我想象中那是送奶工所掌控的機構，我已經無法回到最初，重新講一個更簡單的故事——那個真實的故事——因為如果我這麽做，那隻會把準男友的事情越搞越複雜，還等於向送奶工承認我一直在撒謊。

這是瘋了，你瘋了，我對自己說。你接下來打算怎麽說？如果這個旗幟事件最後被送上了袋鼠法庭，那該怎麽辦？你願不願意提起那個來自“馬路對麵”的小夥——讓我們假設他叫艾弗？這個人肯定。他不願意在任何與他為敵的反政府派的地盤現身，不是因為他是個虛構人物，而是因為他的信仰問題。不過，他還是願意在他工友的支持下寫一張小字條。艾弗會在這張小字條裏保證，他是那個貼有旗幟的部件的所有者，或許還要在部件旁附上一張他自己的寶麗來快照，並在字裏行間暗示他來自“馬路對麵”的身份——或許可以放上更多的旗幟？詭計應該能得逞。我身上喜歡聯想和譏諷的這部分性格又讓我想起了準男友的輕率魯莽，想起他對汽車的極度狂熱，以及強迫症般地囤積東西、一直堆到房梁上的癖好，他違背了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和宗教上最重要的規定。男孩的處境與女孩不一樣。對他們而言，關於“允許什麽”和“不允許什麽”的規定更加死板、更加艱難。大部分男性那邊的規定我不是很在意。我不了解啤酒、拉格啤酒，甚至某些烈酒；運動，我也一樣不了解，因為我討厭運動，我討厭啤酒，我討厭高濃度的烈酒，拉格啤酒也一樣，我從沒注意到土生土長的男性在這些東西的選擇上堅持帶有政治或信仰的色彩。汽車我也確實不了解，哪些來自“海對岸”的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絕對不可接受的。至於賓利風馳，盡管我已經意識到這輛車必定會讓人聯想到某種代表國家的徽章——但有沒有可能，我想知道——跟準男友溫文爾雅、善於交際的鄰居先前想知道的一樣——把它變成那些可以接受的、跨越界線的赦免對象之一？最近準男友那裏到處散播著的凶猛的謠言似乎表明了沒有這種可能。因此，沒有什麽部件是中立的。因此，所有部件都是叛國的。還有，如果艾弗性格偏執，拒絕寫字條，又該怎麽辦？

“有個汽車炸彈爆炸了。”

是送奶工在說話，我趕緊聽他在說什麽。他說：“那是‘一個裝置’，對嗎？他們詭異地稱之為‘一個裝置’的東西，被貼在汽車排氣管裏麵，然後在例行保養的時候爆炸了？我不得不說，我驚訝於你姐姐的前男友，作為一個汽車修理工，竟然沒有發現這種顯然很容易被他這種職業的人找出來的東西。”聽到這裏，我心想，不對，錯了，他搞錯了。姐姐死掉的前男友、欺騙她的那個人，後來死在他的汽車裏是因為當時信仰對立宗教的一個宗派心很強的工友在工廠的停車場裏往他的汽車底盤放了一個炸彈。但那個前任是個水管工，不是汽車修理工。準男友才是汽車修理工。我接著又想，可他為什麽要談論姐姐和她的前任？在我看來，送奶工雖然搞錯了希臘羅馬，但他不可能這麽無知，連一些根本算不上秘密的事情也不知道。當然，他並不無知，並沒有把水管工和汽車修理工搞混。是我本身的推理能力不夠，沒能當即領悟到他話裏有話。他還是繼續往下說，不斷地暗示我，給我時間，給我一個慷慨仁慈的機會。他天衣無縫地來回穿插，從姐姐死去的前男友和殺害他的政府捍衛者放置的炸彈，一直講到“他現在正在家裏修一輛破爛不堪的車，對嗎？”他是指準男友。接著又回到死去的丈夫，他沒能成為丈夫，卻是他悲傷地守著寡的前女友心中真正的丈夫。他接著搖了搖頭，為他們感到難過，為姐姐和她死去的愛人。“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宗教信仰。”他說。他還說他希望大姐能夠從中恢複，不會永遠為失去那個汽車修理工而感到悲傷。“好女人，依然是個好女人。臉蛋兒很漂亮。”——從頭到尾都沒有提起過她嫁的那個男人，她真正的丈夫，也就是大姐夫。我開始感到困惑。難道是姐姐？我在想。我是不是搞錯了？他追求的人會不會從頭到尾都是大姐，而不是我？但是為什麽要提起她的前男友？為什麽要提起害死他的那個炸彈？為什麽要提起準男友？就在我為這些問題感到大惑不解的同時，那些令人難受的波浪，一波生理的漣漪接著一波情感的漣漪，又在不斷地攻擊著我的雙腿和背脊。

由於送奶工的迂回暗示，我發現自己的恐懼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麵，我不再為準男友那裏的那些人期盼他受到傷害而感到怒不可遏。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忽視他的曆史，因為他遺忘他的社區，因為他把一些引起眾怒的、他那裏的人不希望看到的徽章帶回家，並在他堆滿東西的房子裏、堆滿東西的食品櫃裏，和他的汽車零件一起高高地堆到了天上。另一方麵，我也不再害怕那些嫉妒他的無論信仰哪種宗教的工友對他進行一場更私人化的報複，想讓他有最壞的遭遇，因為他贏得了一個世界聞名的珍貴的汽車零件，而那也正是他們自己想要贏得的。聽了送奶工的話，我眼下開始擔心準男友正處在一種更迫在眉睫的危險中。他確實修理汽車，修理過很多汽車。他對汽車大概已經到了習以為常的地步，跳進車內，隨隨便便地轉動鑰匙，發動引擎。至於工作場所人員的信仰構成，我從沒問過準男友。有可能他在一個混合信仰的環境裏工作，如果是這樣，有可能是個標準體麵的混合信仰環境，但更可能是那些充滿仇恨、劍拔弩張、暗藏殺機的混合信仰環境中的一個。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從沒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確實和一些信仰對立宗教的女孩一起工作，但我從沒覺得有必要去弄明白她們是否信仰對立的宗教，除非答案自己浮現。有時候是慢慢得知的，隨著時間流逝，人們自然而然地了解彼此；但更多時候是突然間得知的，比如一旦聽說了彼此的父親、祖父、叔叔、兄弟的名字。我和準男友從沒主動聊過那種話題，但我們都很自然地不喜歡另一個國家的軍隊，不喜歡這裏的警察，不喜歡這裏當權的政府，不喜歡“那邊”當權的政府，不喜歡“馬路對麵”的政府捍衛者準軍事組織，不喜歡絞盡腦汁想弄清楚別人是什麽信仰的人，無論他自己是哪種人、信仰哪種宗教。當然，生活在這裏，人們會不由自主地抱有觀點。不可能生活在這裏——在那些歲月裏，那些烏合之眾的極端歲月裏，在那些大街，也就是戰場——大街就是戰場——卻沒有任何觀點。我自己把大部分時間都撲在了十九世紀，甚至十八世紀，有時候是十七和十六世紀，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可避免地抱有觀點。三姐夫也一樣，由於他癡迷於運動，我們這裏的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說他不會抱有任何觀點，結果卻發現他有著尖銳的觀點。我們無法逃離觀點。當然，問題在於這些地區之間、兩邊之間的觀點，還不隻是有所不同而已。事實上，每個人都無法忍受他人，以至於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脾氣火暴、日益激烈的爭執；這也就是為什麽如果你不想介入那種爆炸性的混亂局麵，即使你不可避免地抱有觀點，你也隻能想方設法把自己訓練得彬彬有禮，才能克服暴力、仇恨和責怪，或者無論如何也要讓它們相平衡——否則怎麽生活下去呢？這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生活。這是在創傷和黑暗之下努力實現正常狀態。因此，發現善良美好，而不是厭惡反感，是共存的關鍵。我們的法語班就是一個例子，一個混合信仰的班級，你可以在班上嚴厲抨擊法國，或者更有針對性地說，法國隱喻文學作家。但是，如果你要求別人發表他們自己的觀點、談論他們的觀點或者你的觀點，從社會禮儀規範的角度來看，就根本不行，一秒鍾也不行。至於反政府派——比如準男友和我對反政府派的看法——我們也從不談論。在我看來，這是因為當時有兩樣東西占據了我的內心。第一樣是準男友，第二樣是我們“若有似無”的關係。現在又多了這個送奶工——所以是三樣東西，不再是兩樣。此外，如果反政府派的複雜動機在於想找到切入點、強迫我對他們做出一個全麵綜合的看法，也就是帶有各種相互矛盾含義的看法，那就意味著變成四樣東西了。接下來是政治問題，因為我不能腦子裏總想著反政府派，卻又不知道他們存在的理由——於是就有了五樣東西。五樣東西。這就是內心矛盾的大門打開時的狀況。懷著所有這些不可調和的想法，不再可能陳述自己的觀點，不隻是政治正確的問題，甚至都不符合理性。因此有了二分法、封閉麻木、猶昧感、刻意回避、走路看書——為了尋求古代卷軸和莎草紙文獻所帶來的安全感，我甚至考慮將目前的手抄本全部忍痛放棄。否則，如果我突然意識到割裂的力量和感情，我會不知所措。鑒於所有這些被合法化的、被捍衛的失衡，我能理解他們，也就是反政府派，怎麽會出現、怎麽會看起來非出現不可的必然性。還有缺乏傾聽、頑固不妥協，以及暗示著動**時代本身的根深蒂固的真相。所以，斷層線的開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反政府派的出現也是無可奈何的。至於殺戮，這是常見的，意味著不會被過多地提起，不是因為不值一提，而是因為這是個龐大的問題，案件數也數不清，沒過多久就不夠時間留給它了。然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件極其出格的事情發生，以至於“馬路這邊”“馬路那邊”“海對岸”和“分界線那邊”的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隻能被中斷。反政府派的暴行會讓你大驚失色：“上帝啊，上帝啊上帝，我的觀點怎麽會助長了這種行動？”一直是這樣的情形，直到你忘記；等到敵人又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你就會忘記。又一次的天旋地轉、大驚失色。複仇和反複仇。參加和平運動，表達自己對跨社區討論、包羅萬象的遊行、真實完善的公民權利的支持——直到某一刻，人們開始懷疑這些和平運動、善良的意誌和真實完善的公民權利正在被這個派係或那個派係悄悄滲透。於是你退出運動，放下希望，拋棄潛在的解決方案，被迫回到原來的觀點裏，那個觀點始終是你所熟悉的、可以依賴的、無法避免的。在那些日子裏，你不可能不封閉，因為到處都是封閉：我們社區裏的各種關門，他們社區裏的各種關門，這裏的政府關門，“那邊”的政府關門，報紙、廣播和電視關門，因為接下來不會有任何消息，不會有哪怕一個政黨察覺到真相被歪曲。到了這種地步，雖然人們談論常態，但不會真的有什麽常態，因為溫和理性本身已經失控。無所謂當時提出了怎樣的異議——關於方法和道德準則，關於剛剛開始運轉或者從一開始就在運轉的各種團體；也無所謂對於我們而言，在我們的社區裏，在“馬路的我們這邊”，政府是敵人，警察是敵人，“那邊”的政府是敵人，來自“那邊”的士兵是敵人，來自“馬路對麵”的政府捍衛者準軍事組織是敵人，再擴展開來說——多虧了疑心病、過往曆史和被迫害妄想症——醫院、供電局、燃氣公司、自來水廠、教育局、電話局的工作人員，以及任何穿著製服或者容易被誤認為穿的是製服的人也是敵人。反過來在我們的敵人眼裏，我們也被視作敵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那些極端的日子裏，如果沒有在地下秘密活動的反政府派，在整個世界上，還有誰能作為我們和這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聯合敵人陣營之間的緩衝？

當然，你不會這麽說。這就是為什麽十八歲的我沒有談論反政府派，不願意反思他們，拉下百葉窗，把跟他們有關的話題擋在外麵。我想在我的心中繼續保持理智，我當時認為自己是理智的。這也就是為什麽準男友，至少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沒有談論反政府派。這也可能就是為什麽他潛心於汽車，就跟一些人癡迷於音樂一樣。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隻是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成為狂熱的擁護者。因此，有一種敬重——至少是對老派反政府派的敬重，那些人出於道德原則進行抵抗和鬥爭，最後死掉或成為政治犯——就像媽所指出的那樣，把大量的“流氓、俗人、事業狂和私心”都吸引了進來。所以，是的，讓蓋子一直蓋著，買老書，看老書，認真思考那些卷軸和泥版文書。這就是當時十八歲的我。準男友也一樣。我們不討論這個，也不反複思考這個，但是當然，我們和其他人一起，一天天、一滴滴地吸收它帶來的日常影響。如今，在這個送奶工一直以來的幫助下，變成了這種情形：我自身的可怕幻想和大難臨頭的感覺預言了準男友即將死於暴力。當然，這不算真正的預言，因為這個送奶工已經用他那套措辭作了詳細的描繪：死於汽車炸彈，但汽車炸彈可能並不是實際上采用的方式，隻是舉個例子，用來展示畫麵和效果。也不會是他來自“另一邊”的工作上的同事(如果有的話)出於宗派主義的觀點想要殺死準男友。不是。就好比送奶工並不是為了在水庫公園裏跑步而在水庫公園裏跑步，他是為了接近我，而準男友可能因為任何一種政治問題被殺害，但送奶工要殺害他實際上是出於被掩飾的、對他跟我之間的兩性關係的嫉妒。這似乎就是送奶工在我們的談話中重點強調的言下之意。所以，在這些想法一閃而過之際——這是一些充滿困惑和焦慮的想法，不是我通常所觸及的十九世紀文學裏的讓我感到安穩的想法——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知道如何不去回答，回答就等於對抗、提問、催促澄清。那樣做絕對不會管用。我知道他知道最終我會理解他對我說的到底是什麽，以及我出於社會性的習慣假裝他沒有對我說的是什麽——這不隻是社會性的習慣，還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我身處大眾的、草根的階層，甚至無權知道這個男人是不是反政府派，不管怎樣，這就是事實，因為我確實不知道。我相信他是反政府派，僅僅是因為這裏所有不能被提起、結果卻又被提起、同時依然裹著一層不能被提起的外衣的那些事件中，廣泛存在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這個事件——也就是送奶工是不是反政府派——不能被提及，於是坊間會被說成“別傻了，他當然是的”。我應該相信這一點，就跟應該相信這裏的其他某些人也是反政府派一樣。然而，對比最近發生的其他一些不能被提起的事件——比如我跟送奶工有私情，但我自己很清楚事實並非如此，而其他人都不清楚——有沒有可能類似地，這個男人也根本不是準軍事組織成員？他可能是某個投機分子、某個幻想主義者、那種沃爾特·米蒂[8]式的人物，完全不是真實的自己，試圖甚至成功地在自己的周圍建立起神秘的威望——在送奶工的例子中，他假扮的是某個最高反政府派情報機構的情報收集人員——一切都建立在別人對他的誤解的基礎上。有沒有可能送奶工從一開始就是個“扶手椅上的支持者[9]”，對反政府派抱有**和幻想的那種人，有時候會變得瘋瘋癲癲，他們自己先開始相信，接著會暗示別人，再往下甚至吹噓自己也是個反政府派？確實會發生這種情況。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某某·某某之子的身上就發生了這種事情，那個男孩在送奶工死後想要威脅我，他把我逼到這個地區最受歡迎酒吧的廁所角落，當時他肯定正在著迷地幻想自己是某個最高級別的反政府派成員。

某某·某某之子大概不會同意對他的這種評價，但我認為既公平又準確。在我們都是十七歲那年，他第一次靠近我，想對我有所行動，當時我拒絕了他，因為他對我沒有吸引力。我突然想到，某某之子是會耿耿於懷、悄悄跟蹤的那種人。“我們會跟著你的。”他說。他遲鈍地意識到被我拒絕了、沒有像他事先設想的那樣被我接納。雖然我在拒絕的時候盡力表示我對他的尊重，但沒有用，因為他又立即說道：“我們會緊跟著你，永遠緊跟著你，這是你自找的。是你讓我們盯上你的。你讓我們認為……你暗示了……你不知道我們能幹出些什麽，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在你認為我們不在場的時候，在你認為我們已經走了的時候。你會為了……付出代價，哦，付出代價，你會……你會……”看見沒？典型的跟蹤狂行為。現在他用第一人稱複數來指他自己，但就在不久前，他還跟所有人一樣，用的是正常的第一人稱單數。某某之子還是一個愛說謊的人。我不是指他說一些神經兮兮、脆弱焦慮的謊言，比如我最近臨場編造的、跟送奶工亂講一通的那種關於準男友、艾弗、超級增壓機以及來自“海對岸”的旗幟的那種謊言。我指的是某某·某某之子身陷在偽裝裏不能自拔，這讓他認為自己說的每句話都是真的。這些謊言有一個詹姆斯·邦德式的開端，但是，當然，在這裏，在“馬路的我們這邊”，在“海的這邊”，沒有人承認詹姆斯·邦德的存在。他是又一個絕對不可接受的東西，但是沒有觀看他們操控下的轉播台——轉播關於我們的政治問題的電視新聞——那麽不可接受，也沒有閱讀錯誤類型的報紙——又是來自“海對岸”的報紙——那麽不可接受，也肯定沒有在深夜裏觀看電視上播放那首國歌那麽不可接受。詹姆斯·邦德也不被允許是因為，就跟超級增壓機一樣，他是又一個典型的、能代表國家的、表現“海對岸”愛國主義的東西。如果你來自“海的我們這邊”，同時又來自“馬路的我們這邊”，而且你確實看過詹姆斯·邦德，你不會刻意告訴別人這件事，你還會讓電視機音量始終保持很輕很輕。如果你一邊看一邊當場被人逮住，你會立即氣急敗壞地說：“垃圾!哼!一派胡言!搞得像真的似的!”你的意思是穿著全套晚禮服的詹姆斯·邦德剛才還在火葬場的棺材裏，假裝自己已經死掉，接著卻又衝出棺材，為了他的國家消滅壞人，參加所有的派對，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上床，這有多麽不合情理!“不可能，”你說，“他們以為自己是美國人，但他們不是美國人!哼!哼!”你用這種方式為自己開脫，防止別人以為你是個叛徒，沒有為持續了八百年的鬥爭提供支持，還讓自己和奧利弗·克倫威爾、伊麗莎白一世、1172年的侵略以及亨利八世在政治上並肩。所以，那就是大眾意識裏、日複一日被禁的曆史性和政治性意識裏的詹姆斯·邦德。但是，撒一個詹姆斯·邦德式的謊言的角度與此略有不同。它跟利用那種愛國偉人的形象有關，好小夥，英雄人物，不敗的、性感的、獨行其是的男性征服者，打敗所有壞人，為了祖國的榮耀。隻是這種情況下，在我們的文化裏，在“馬路的我們這邊”，誰是誰、什麽是什麽，都必須互換一下。

在我們這裏，反政府派被認為是好人、英雄、值得尊敬的人、英勇的傳奇鬥士，以少勝多，冒著生命危險，為我們的權益挺身而出，作為遊擊隊員，與一切邪惡力量作鬥爭。人們這樣看待他們，就算不是這裏的所有人，也是大部分人，至少在一開始，在隨著越來越保守的新勢力抬頭、向流氓團夥型反政府派轉變、導致理想主義者以死亡告終之前。這種巨大的個人轉變，給“馬路的我們這邊”的非反政府派和對政治不怎麽感興趣的人帶來了道德困境。這個困境依然由內心的矛盾、道德的模糊以及徹底麵對真相的艱難所構成。這裏有世界上的一些約翰和瑪麗，想要心安理得地過上平民生活，就好像這裏的政治問題允許這樣似的。但他們逐漸變得不安，不再確定我們的榮譽守護者為偉大事業而鬥爭的方式是否符合道德要求。這不隻是因為死亡和逐步增加的死亡，還因為受傷、被遺忘的破壞、所有以成功的反政府派行動為根源的那些個人暗自遭受的痛苦。反政府派的力量和對力量的假想不斷增加，那些約翰和瑪麗的不安也隨之增加，盡管另一邊——“那邊”——“馬路對麵”——“海對岸”——也致力於此，實施他們自己版本的破壞。還有那些日常行為，包括在公開場合談論不可告人的私事，地區反政府派頒布法律規定，一旦察覺到任何違法亂紀便下發命令和處罰。毆打、示眾、塗柏油粘羽毛、人間蒸發，鼻青眼腫、傷痕累累的人隨處可見，他們缺失了就在前一天還肯定在的那些手指、腳趾。還有建立在地區臨時營房裏的即興法庭，或在其他特別歡迎反政府派的廢棄大樓和房屋裏。我們的反政府派有無數種方法為他們的偉大事業強征資金。尤其是機構裏的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他們測試，審訊，幾乎總在利索地執行對告密者或疑似告密者的處決。然而，在這種對立情緒所帶來的不適感將那些約翰和瑪麗緊緊抓住之前，反政府派就已經在幾乎整個社區的眼裏，成了偶像級別的崇高戰士。對於這些準軍事組織的骨肉皮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某些女孩和女人在內心或在情感上無法理解什麽是道德衝突——反政府派組織裏的男人不隻代表著具有完美無缺的韌性、性感和男子氣概的偉大物種，通過和他們建立關係，這些女性還能促進自身社會地位的提高和職業生涯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麽總有女性群體圍繞在反政府派的身邊：逗留在反政府派出沒的場所，生活在反政府派的圈子，躋身反政府派的巢穴。無論在這裏或別處，如果你看見有女人搭在一個不知名的男性身上，你可以把你的外婆和奶奶都賭上了說，這個備受傾慕的男人肯定是個反政府派。對這些骨肉皮而言，這些男人成為偉大事業的戰士並沒有他們作為身份特別的個人在這裏擁有極大的權力和影響力來得重要。他們不必是準軍事組織成員，甚至不必是非法存在，他們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時期裏，在每一塊極權主義運作的飛地上，都是一些男性準軍事組織比起其他任何人更有權力控製這些地方，並掌握最終的話語權，事情往往是這樣。當然，準軍事組織沒有像那些跨越界線的搖滾明星、電影明星、體育明星，以及現在那兩個交誼舞冠軍那樣為不同的社區所接受，但在他們各自的地盤上，相當於當地名流，等同於那些為不同陣營所接受的更為家喻戶曉的人。對於骨肉皮們而言，這些人就是詹姆斯·邦德，但不是那個為國家服役的邦德。這個邦德有著令人難以抗拒、難以超越的、超人般逆潮流而上的氣質風度，尤其是指每一個在反政府派的等級階梯上身居高位、隨時準備為他們的偉大事業而犧牲的人。至於這個偉大事業——包括“馬路的我們這邊”“海的我們這邊”“他們的旗幟不是我們的旗幟”等所有這些——其實也同樣地，站在個人的角度來看，從根本上來說，就動力和動機而言，這些骨肉皮都無所謂。也並非從一開始就隻為了生活中精巧可愛的東西。並非從一開始就隻為了這些代表輝煌時代、美好人生和幸福生活方式的漂亮衣服、精美珠寶、開心購物、豐盛晚餐、歡樂派對和放在秘密保險箱裏的大遝現金。至少在舊時代，在獨裁殘忍、難以降伏的老反政府派所處的舊時代，往往沒有閑錢給個人揮霍造勢，因為所有以非法、極度非法、非法得令人大跌眼鏡的手段強征而來的東西，確實都不得不花在這個偉大事業上。因此，要說當時個人在物質上的收獲，那是完全沒有的，而且老反政府派似乎對此也不感興趣。在骨肉皮看來，能真正體現她的成就的，是成為這個男人的這個女人所帶來的尊貴地位。他必須是領袖，是老大，反過來也讓她成為附屬品中的老大。如果附屬品老大的地位碰巧已經被別人占據了——可能是某個先於她加入組織的千嬌百媚的骨肉皮——那麽她就成為附屬品老大的繼位者——就算關係不夠硬，還可以成為前途光明的侍女——總之不會退出跑道。如果他碰巧已經結婚，這個男人中的男人，勇士中的勇士，隻要能證明他的妻子沒什麽影響力——比如說，不是反政府派組織的某位女性成員，準備殺掉任何想對她丈夫采取行動的女人——那麽也不會有什麽問題。所以，骨肉皮們喜歡成為男人的另一個女人，成為情婦，因為那樣能確保她們的地位，帶給她們穩固的名譽和榮耀。正如我媽前來指責我成為準軍事組織的骨肉皮時所再次指出的那樣，那些“身手敏捷、令人窒息、叫人神魂顛倒的反叛者”是真正的男人，這些野心勃勃的女人希望能通過他們實現自己的偉大事業。

這就是為什麽她依然來看我。我是指我媽。來指責我。來規勸我。來命令我別再繼續做那種女人，盡管我從來沒有。流言已經四處傳開——在我和送奶工僅有的兩次相遇之後——說我正在慢慢地往那裏挪動，已經站在了成為骨肉皮的邊緣，我正在敲門，想讓人把我放進去，進入強勢組織的核心，已經被蠱惑得據說連眼珠子裏都充滿著野心、欲望和美夢。媽繼續警告我，反複讓我清醒一點，要明白這些男人不是電影明星，別自欺欺人。我愚蠢地在那些我到處走路時看過的老式故事書裏追尋一種巨大的熱情，但這並不是這種熱情的樣板，隻是我用充滿想象力的原料製作出來的幼稚病態的作品、用未經馴化的男子氣概塑造愛人形象的一個例證而已。“但是，女兒，這些書沒有告訴你的是，”她說，“你跟他約會並不是因為他是怎樣的人，而是因為你想要一個怎樣的人並把他想象成那個人。”她又說她的思想並不老套，她不是一無所知，也沒有徹底忘記自己的青春歲月。麵對令人眼花繚亂、頭暈目眩的不尋常的**，她肯定也一樣會搔首弄姿。但是實際上，我不僅試圖用一種很不淑女、猥褻及跟蹤的方式抓住愛情，她說，竟然還險些進入那種絕非無關輕重的女性世界，成為謀殺犯的附屬品。“說到這一點，”她說，“那些黑暗的冒險者——先鋒者、救贖者、違法者、作惡者——隨便人們給他們貼上怎樣的標簽——都是反社會分子，甚至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即使他們不是，”她又說道，“他們固執死板、崇尚冒險激進的個人主義的這一事實，也會賦予他們完美的資格，去犯下他們在運動中所犯下的一切，這種心智模式和個人主義讓他們幾乎無法為了別的任何東西而歸屬於這個世界。”沒有朝九晚五的工作，她說。沒有私人的人際交往。不成家，也不履行家庭義務。甚至活不到人均壽命。“所以，別跟他們混在一起，女兒。無論如何，一個正經女孩，一個正常女孩，一個有完整的道德感、對值得尊敬的文明開化之物有著理解力和欣賞力的女孩，會趕緊該死的離開那裏，甚至連去都不會去。”她接著又說我進入那種圈子的方式甚至都不夠正經。這意味著我們又回到了婚配問題上，又回到了婚姻承諾上。甚至在這種時候，在試圖勸我離開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危險的革命分子的時候，她都似乎無法控製自己不去考慮婚姻方麵的問題。她是指我進入得不夠體麵，沒有作為妻子，如果我非要愛上一個反政府派，有沒有可能讓自己正式嫁給他，以那種方式被接納？“但是天知道啊，”她說，“做那種人的妻子本身就不容易。所有那些探監、掃墓，被敵方警察、士兵、同為反政府派妻子的女人和丈夫的反政府派戰友監視。實際上，會被整個社區監視，”她說，“以確保她的忠貞，確保她沒有獲得自由，確保她舉止得體、沒有做出任何有辱她丈夫顏麵的行為。所以還是不要了吧，”她說，“這種人生不容易，肯定是一種充滿著壓榨和傷害的非常孤獨的人生。但是，女兒，她在那個圈子裏至少結婚了、登記了，擁有完整的聲望。如果他最後死了或被關押了，她和她的孩子會得到照顧。”在媽看來，她想把我培養成一個將來某天會有某個男人想迎娶的值得尊敬的女性，相比之下，我卻走上了依附男人的道路，摧毀了她對我的培養。我自甘墮落，她說，抱著任何一點殘存的可能性，想成為“靠別人養活的東西”，甚至墮入骨肉皮的等級體係。“你達到了目的。你毀了自己和你所有的運氣、所有的機會——這是為了什麽？”她搖搖頭，警告我說，“女兒，他們不會承認那種女人的合法地位的。”

她用平常慣用的那套結束了這次說教：“記下我說的話，你以為你既可以吃了蛋糕又可以留下蛋糕，你相信這就是給你帶來生命力的東西。普通生活太無聊，我們其他人都太無聊，但事實會橫亙在你的生活裏，小姑娘，無論你想不想這樣。做一個普通人，和一個普通男人結婚，履行生活中的普通職責，這些都沒什麽錯。但我發現你被花裏胡哨的東西催了眠，被裝飾品、金錢、亞文化、保護傘、你自己的青春和你的不成熟遮蔽了雙眼。這會以悲劇告終，”她說，“你會成為空殼，由他塑造，受他控製，你所有的力量和你生機勃勃的靈魂都會被掏空和過濾掉。你會迷失，迷失你自己，會滑入邪惡的深淵。至於他曾經做過的以及他正在做的所有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所有那些——又是什麽呢？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他的準軍事組織生活方式所涉及的所有那些模糊不清的事情是什麽呢？——你不會記得。你還會故意記錯。很奇怪，我直到現在才看出這一點。我越是把你當作成年人來對待，你就似乎越像你的父親。他沉溺於他的情緒、心理和對一切的懷疑，而你也一樣，女兒，你沉溺於你對陰暗的迷戀。”

事情就是這樣。這就是她對我說的全部的話。我現在不再是一個可惡的拒絕結婚的老處女，我絕對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法溝通、遊離於社會、自由散漫的女人。但是她這些充滿著傷害與輕蔑的話，並非出自她女兒用充滿想象力的原料製作出來的病態作品，而是她自己用充滿想象力的原料製作出來的病態作品；她把關於我和送奶工最新的流言蜚語傳達給我，同時又成功地將它繼續傳播下去。如同送奶工——如同他們所有人——這個人，她也知道答案，所以不問問題，對於我的回答也沒有興趣。並不是說我會回答，或者說我急著要跟她解釋我還沒變成送奶工的女人。她上次那句“騙子!”所帶給我的侮辱依然刺痛著我，毫無疑問，我上次的沉默也依然令她耿耿於懷。她隻是輕易地丟出那些話，而我拒絕承認那些話造成的影響。但確實造成了影響，正如我剛開始意識到的這裏的人們對我的態度也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僅僅指那些喜歡搬弄是非、編造謠言、不斷散播和翻新那些謠言的人，而是指當地準軍事組織的骨肉皮，她們也注意到了我。下一批決定來找我的人正是她們。

事情發生在一天晚上，當時在地區最受歡迎酒吧的廁所裏，有六個人朝我圍攏過來，在鏡子裏看著我的臉。其中一個問我想不想要一片她的口香糖。另一個主動讓我試一試她的口紅。還有一個遞來她的雅詩蘭黛。她們都很友好，或者說假裝很友好，而我接受這種友好，或者說這種假裝友好的姿態，不為別的，就為拖延時間，因為當時我很害怕。

我還沒來得及組織起一個答案，還不知道如何才能組織起一個答案，這時她們又回到了風險問題上，開始聲辯為什麽一切都是值得的。“那種陶醉，”她們說，“畢恭畢敬，如影隨形。整個躊躇滿誌、如夢似幻、簡潔有力的男性存在。這是一種自然的力量。他們獲得控製權，維持控製權，把每個人都玩弄於股掌間。”聽了這些女人的話，我明白了不隻是普通男人無法加入反政府派，顯然普通女人也無法升級為反政府派的女人。“會無法忍受，”她們說，“渴望那種生活，但又太過壓抑——太太太過害怕。一般的女人，”她們說，“善良、普通、無趣——是不可能過上那種生活的。”“沒精打采地愛著，”她們繼續說，“不肯下注，害怕風險，用保守的任務和庸俗的男人填滿生活，而非那種高智商的男人，他們如履薄冰，掌握著各種騷亂動**和意料之外。這些女人住在一個穩固安全的泡泡裏，一個朝九晚五、正派體麵的泡泡裏。但是，如果你可以擁有權力帶來的痛快、控製，甚至殘忍引發的刺激，誰還想要寧靜得令人昏昏欲睡的泡泡？所有這些步步為營、詭計多端、難以察覺的向上攀爬。你喜歡的不就是，”她們問，“這種突如其來的性欲的警鍾嗎？”

她們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名而非姓，由此跨越了界限，避免了交鋒。我在她們中間，是她們的一員，盡管到目前為止我一個字也沒說。當然，在任何一個走進廁所遇見我們的人看來並非如此。女孩們走進來遇見我們——先瞥我們一眼，接著又趕緊瞥往別處。這就是我過去常做的事情，這就是我過去的身份。每次我遇到這些骨肉皮，或者其他任何骨肉皮，在這個酒吧，或者別的酒吧，在這些一模一樣的廁所裏，或者這裏的其他任何地方，我會先看她們一眼，再看往別的地方，然後掉頭走開。因為她們這一類人，在我眼裏相當瘋狂。我認為她們是怪胎，是另一個星球上的生物，那裏以一種我們完全無法理解的思維運作。她們不僅不是我，我還認定她們遠遠不如我。這不隻是我一個人的觀點。她們要不是我們偉大英勇的準軍事組織在性需求上的附屬品，早就跟這裏的出格者一樣被流放了。危險的征兆。有著古怪的**，尤其是在性事上有著嗑了藥似的**。我毫不懷疑她們的生活方式在我看來隻有惡心。但是，在十八歲的年紀，我從來沒想過要承認在性方麵還有大量的東西我不理解。這些女人——她們的外貌、她們的話語、她們挪動身體時的姿態——她們也喜歡讓別人觀看自己挪動身體、舉手投足——威脅著要將“性”作為某種沒有條理的東西、某種無法控製的東西展示給我。理解了性的大量隱含意味所造成的困惑以及性的矛盾之處，受此影響並為之動搖——還未滿十八歲的我能做到嗎？我和準男友迄今為止的性經驗幹淨有限，因此我對性幾乎一無所知，但是盡管如此，我能否別停留在“在那裏，做了那件事情，和準男友做的，所以我知道人們關於它所能知道的一切”的程度上？十八歲的年紀允許我思考的肯定比我實際思考的更多一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