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送奶工第三次出現是在我的成人法語夜校下課後不久。課堂在鎮中心，常有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往往是一些和法語無關的事情，也往往比法語更和法語有關。在最近的一堂課上，一個星期三的晚上，老師給我們念了一本書上的內容。那是一本法語書，一本正經的法語書，母語是法語的人讀起來也不會覺得差勁。老師說她念給我們聽是為了讓我們感受一下滿滿幾頁真正的法語——在那本書裏等於一個文學段落——連著聽起來是怎樣的。但問題在於，她念的這個段落裏，天空不是藍色的。最終她被打斷了，因為教室裏的某個人——代表我們其他所有人的發言人——顯然無法忍受。有個地方寫錯了，看在萬事萬物的分上，他需要指出這個錯誤。
“我不明白，”他說，“那一段描寫的是天空嗎？如果是天空，為什麽作者不直接說呢？為什麽要用花裏胡哨的寫法把事情搞得很複雜呢？他隻需要說天空是藍色的就行了。”
“是的!是的!”我們大喊起來。就算有些人沒喊，比如我，我們的想法態度也肯定是一致的。“天空是藍色的!天空是藍色的![1]”其他好幾個人大叫，“這樣就能寫清楚，他為什麽不這樣寫？”
我們感到心煩意亂，不隻是一點點，老師卻大笑起來。她經常這樣，這是因為她的幽默感多得令人不安——這一點也攪得我們心煩。每次她大笑，我們都不確定應該跟著她一起笑，表現出好奇和專注，問她為什麽笑，還是麵露慍色，像是被冒犯了，嚴肅地表示抗議。和平常一樣，這一次我們還是選擇了抗議。
“簡直是浪費時間!無法理解!”一個女人抱怨道，“如果那個作家不是教法語的，就算他是法國人，他的作品也不應該在法語課上被細讀，就算他是法國人。這是一門‘學習外語’的課程，不該用來將外語拆分開來，繼續以這種語言進行分析，在其中找到詩意之類的東西，以此增加我們的負擔。如果我們想學習修辭的手法或華麗的辭藻，用一件事物呈現另一件原本就顯而易見的事物，我們應該去跟樓下大教室裏的那些怪物一起學英語文學。”“沒錯!”我們大喊，又繼續大喊，“是什麽就說什麽!”還有大家都認同的“天空是藍色的!”以及“這有什麽意義？沒什麽意義!”所有人都在點頭，拍桌子，喃喃自語，表示肯定。是時候了，我們心想，該給我們的發言人和我們自己一輪愉快的掌聲了。
“同學們，”老師在掌聲退去後說，“也就是說，你們認為天空隻能是藍色的？”
“天空就是藍色的。”我們說，“還能是什麽顏色？”
實際上，我們當然知道天空不隻有藍色，還有另外兩種顏色，但我們為什麽要承認？我自己就從來沒承認過。即使上周和準男友一起生平第一次看日落，我也沒承認。即使在那個時候，天空的顏色比人們承認的三種顏色，也就是藍色(日間的天空)、黑色(夜晚的天空)和白色(雲)，來得更多，我依然整晚都把嘴巴閉得緊緊的。此時在教室裏的其他人，都比我年長，有些已經三十歲了，他們也不會承認。不承認是我們的傳統，我們不接受細節，因為這種細節意味著選擇，選擇意味著責任，如果我們沒法兒負責，那該怎麽辦？如果看見的細節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經不住由此招致的審訊，那該怎麽辦？更糟的是，不管它是什麽，如果它很美好，我們喜歡它，適應它，為它雀躍，開始依賴它，結果卻不得不離開，或者被突然驅逐，再也回不來，又該怎麽辦？最好一開始就不要接觸它，這就是我們普遍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的天空就該是藍色的。但老師不依不饒。
“如此而已？”她問。她假裝驚訝，這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她的懷疑；簡言之，懷疑她不是別的，就是個出格者。沒錯，我是在鎮中心，也就是在我的居住地之外、在我的信仰所覆蓋的地區之外、在一個確實有人名叫奈傑爾和傑森的班級裏，但這並不意味著失序、爭議和出格者在這裏就沒有了。你會知道，比如說，在無關信仰的前提下，誰是在提出正常的爭議，而誰是在走極端。老師肯定屬於後者。顯而易見，每次隻要是她來教法語，法語就永遠說不了幾分鍾。今晚也和平時一樣說起了英語，也就是說，和平時一樣，法語去了窗外，消失得無影無蹤。她讓我們看窗外。她大步流星地走過去，像是一個端坐在威嚴華麗的馬背上的女人。她舉起鋼筆，指向窗外。
“好了，各位，”她說，“你們得看一看天空。你們得看，現在就得看，看一看那日落。壯麗輝煌!”說到這裏，她不再指向窗外，也不再敲打玻璃窗，而是把天空吸入體內。她吸完後(這真叫人尷尬)，伴隨著一聲響亮的“啊——”，她又把天空從身體裏呼了出來(這更叫人尷尬)。接著她又開始指向窗外，敲打著玻璃窗。“告訴我，同學們，”她問，“你們現在看見了幾種顏色？聽清楚沒有？我問的是幾種顏色，是複數。”
我們看了窗外，因為她讓我們看。雖然日落不是教學大綱上的內容，但我們還是看了。在我們看來，天空和往常一樣，正從淡藍色變成深藍色，也就是說，它就是藍色的。但是，自從前不久和準男友一起看了那場驚心動魄的日落，我知道法語課那晚的那片天空絕不是些深深淺淺的藍色。無論多麽叛逆和頑固的人，都很難在我們教室的一整片窗戶上找出任何一點藍色。我們很難找到。不過我們心意已決。
“藍色!”
“藍色!”
“好像還有一點——不，隻有藍色。”我們聲嘶力竭地回答。
“我可憐的班級被洗了腦!”老師大喊道。接著她又開始虛張聲勢，假裝為我們缺失的色彩、我們受限的地平線、我們封閉的精神世界而感到悲哀，但實際上她根本就是個過於自我、不會被任何事情困擾太久的人。她怎麽會這樣？她為什麽要製造這種敵對，呈現這種與我們的文化相對立的文化？她自己的文化背景與我們相同，我們所適用的色彩偏好意識規律也同樣適用於她，這跟隸屬於哪個教堂無關。可她又笑了起來。“整片窗戶裏沒有一點藍色，”她說，“請再看一看，請再想一想——然後，同學們，”說到這裏，她停頓了一下，突然變得嚴肅起來，“雖然其實什麽奇怪的顏色都不缺——其實沒什麽東西是奇怪的。但是，在這一刻，請注意——那片看似奇怪的天空可以是世上存在的任何顏色。”
“放屁!”一些女士和先生大喊起來，接著是一陣“興奮的哆嗦”在我們身上流淌。這個詞是今晚除了“天空是藍色的”和那家夥在書裏故作姿態地寫下的文字垃圾之外唯一的法語。我們內心的想法似乎是：不是這樣的，她說的話怎麽都不可能是真的。如果她說的是真的，天空——在外麵也好，不在外麵也好，隨便怎麽樣——可以是任何顏色，那就意味著任何東西可以是任何顏色，任何東西可以是任何東西，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在世上的任何角落、在任何人身上發生——也許已經是這樣，隻不過我們沒有注意到。所以，不是這樣的。一代人又一代人，父親繼承男性祖輩，母親繼承女性祖輩，成百上千年以來，都隻有被正式承認的一種顏色的說法和沒被正式承認的三種顏色的說法。像那樣一個五顏六色的天空是不被允許的。
“來吧，”她堅持道，“你們為什麽背過身去？”我們背過身不看，是出於本能和自我保護。但她讓我們轉過身，再次麵對天空。這一次，她透過不同的窗格，指著天空的幾塊區域，那些區域不是藍色，而是丁香色、紫色，一片片粉色——各種各樣的粉色——還有一塊綠色，順著它延伸出金黃色。可是綠色？那上麵怎麽會有綠色？透過窗戶看日落不算最清楚，於是她把我們趕出教室，穿過走廊，進入搞文學的教室。那天晚上，那個教室裏空無一人，學生們都去了劇院，帶著筆、手電筒和小筆記本，觀賞《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2]。老師讓我們在這裏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觀察天空。巨大的太陽閃耀著世上最輝煌的橙紅色，在一個玻璃窗格裏——也在一片沒有藍色的天空裏——慢慢地沉入一片建築群的後方。
至於這片天空，此時此刻是粉紅色和檸檬黃的混合，底層還透著點淡紫色。就在我們穿過走廊的那一小會兒，它已經變換了顏色，還在我們眼前不斷地變換顏色。淡紫色上浮現出的金色，開始轉化成些許銀色。角落裏的另一片淡紫色慢慢從旁邊飄過來，顏色越來越粉，變得更像是丁香色。緊貼著雲朵(並非白色)的一片綠鬆石色漸漸褪去了。不同層次交織混合，形態千變萬化，跟我在一周前的那次日落裏看到的一模一樣。“我們去看日落嗎？”準男友問我。我嚇了一跳。“為什麽？”我反問道。“因為太陽。”他說。“好的。”我說。就好像這種事並非前所未有，就好像在我的生活環境裏人們經常彼此提議去看日落。所以，我答應了。和三姐夫跑完步後，我回到家，洗了個澡，換了件衣服，化了妝，穿上高跟鞋。準男友去他平時接我的地方接我，那是在我所居住的地區的最南端，我們這邊沿著分界路的地方。這條孤獨而又悲傷的道路在兩種不同的宗教信仰中間穿過。我之所以跟他在那裏見麵，並非因為他信仰的宗教與我們的對立，他沒有那種信仰，而隻是因為這樣做不會像來我家敲門那麽麻煩。可是，就在第一次看過日落後不久，他開始抱怨我們的見麵安排既麻煩又危險，還說我不想讓他直接來找我，也不想讓我們在我所居住的地方做任何事情，是因為我羞於讓別人看到我們在一起。聽到這話，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說我們這裏沒有什麽地方可去——這不是真的，他也知道不是真的，因為眾所周知，我所居住的這個區域裏有依照我們的信仰經營的最好的十一家酒吧，還包括那家全城最受歡迎的、專為我們的信仰而設立的酒吧。所以，他說我在找借口，這是真的，但不是因為我羞於和他在一起才找了借口。我不想讓他來我家找我是因為我媽。我媽會問很多問題，接著是關於結婚的冗長說教，再接著是關於生孩子的冗長說教。就算不是這樣，她也會把他誤當成送奶工，狠狠地指責一通。她還有可能在任何時候突然開始做那些禱告，這意味著我將麵對巨大的困惑和尷尬。所以，並不是因為跟他見麵讓我感到羞恥，或者我想要刻意冷落他，才選在那個宗派主義鬥爭一觸即發的、陰暗苦澀的地方見麵，讓一切繼續處在複雜危險的狀態裏。這樣做隻是為了避免向她解釋的尷尬。
那次和準男友一起看日落是在他苦澀地提起見麵地點的問題之前，他像往常一樣來分界路上接我，他開了一輛他最近組裝的車。我們把車開到鎮外，來到一個靠海的地方。他在那裏買了飲料，我們站在車外，跟陌生人站在一起，就為了等待事件的發生，等待我並不理解的太陽落下。我不理解的不僅是落日。我也不理解星星、月亮、微風、露水、花朵、天氣，以及某些人的興致勃勃——那些老年人的——關於他們什麽時候上床、第二天什麽時候起床，戶外攝氏和華氏多少度、室內攝氏和華氏多少度，以及他們的腸胃狀況，他們的消化道，他們的雙腳，他們的牙齒，他們中的某個人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大聲說：“你知道嗎？我回家後，會在吃晚飯前吃一片美味的吐司。”他的同伴同樣大聲地回答：“我回家後也會吃一片美味的吐司，作為晚飯的前菜。”如果不是這句，那就會是“你昨天在家吃了美味的吐司嗎？”“吃了，那你自己吃了嗎？”“哦，我沒吃。我吃了炒蛋。我有個朋友叫帕姆——要是我已經跟你講過這件事了，你就直接打斷我——我們過去常常一起出門買水壺和熨板……”我不理解這些東西是完全正常的。日落也一樣，就算不理解，也不會被貼上出格的年輕人的標簽。而準男友他自己也很年輕——隻比我大兩歲——不應該理解和欣賞這種東西，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不會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我們沒有一個人會古怪到這種程度。麵對他的行為、眼前天空中的景色以及他的期待——他期待我能夠去觀察、見證、以某種方式參與並作出恰當的反應——我隻好站在他身邊，一邊看一邊點頭，雖然我並不知道自己在看什麽以及朝著什麽點頭。就在這時，我又開始想：準男友是否應該去看日落？他是否應該擁有咖啡壺？他是否應該喜歡足球？可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不喜歡足球，盡管我自己也不喜歡足球——除了《今日之賽》[3]裏的那首曲子——但我喜不喜歡足球根本不是重點。他確實會修理汽車。男孩修理車，想開車，如果買不起，就幻想自己開車，但不會愚蠢到偷一輛車來開，這些對男孩來說都很正常。然而，準男友以某種男性的方式拒絕融入環境，這讓我擔憂。再進一步想，這種擔憂是不是等於在說我確實為他感到羞恥？那些主流男孩，他們能融入環境，他們想要痛揍朱莉·寇文頓，因為她唱了一首歌名叫《隻有女人流血》，他們認為這首歌唱的是月經，而實際上它唱的並不是月經，雖然其他所有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這首歌唱的是月經；還有些男孩，他們如果對你感興趣，就會因為他們對你感興趣而責怪你——是不是等於在說我情願和他們這樣的人約會？我想不明白。每當我思考這些，就會感到不安。我不喜歡這樣，因為它又一次將我內心的矛盾、那些無法控製的非理性暴露在我眼前。我知道，比起我的任何一個前任準男友，我都更喜歡現在的準男友。一周裏我最喜歡的日子是和他一起度過的日子。他是迄今我唯一想在一起睡覺的男孩，也是迄今唯一跟我一起睡過覺的男孩。此外，自從他提議我們搬到一起住而被我拒絕之後，我發現自己會在白天幻想如果和準男友住在一起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和他住在同一幢房子裏，和他分享同一張床，每天早晨在他身邊醒來——我們能夠一起生活，如果是那樣，真有那麽糟糕嗎？
於是我朝著日落、朝著地平線點頭，但毫無意義，那一刻我完全被這些矛盾的思緒所占據。準男友在我身邊，還有所有那些古怪的人，也都圍繞在我身邊，凝視著落日。我心想：“這都是些該死的什麽人？”就在那一刻，某個東西，或者說我身體裏的某個東西，發生了變化。一切豁然開朗，此時此刻，不再隻有藍色、藍色、更多的藍色——官方認可的藍色，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藍色，都認為天空就應該是的這種顏色——因為真相觸碰了我的感官。有一點開始變得明朗，在我的凝視下，我確定那裏根本沒有藍色。我第一次看見了各種色彩，一周後的法語課上，我也同樣看見了各種色彩。兩次出現了同一番景象：顏色交織混合、漫延、暈染。接著又浮現新的顏色，所有顏色融合在一起，綿延不絕。隻有一種顏色不見了，那就是藍色。準男友輕易地理解了這一切，站在我們周圍的其他人也一樣。我什麽都沒說，一周後的法語課上我也同樣什麽都沒說。不過，一周內看了兩次日落，而在此之前一次也沒看過——這一定意味著什麽。問題在於，這是安全的還是危險的？我實際上正在回應的是什麽呢？
“別擔心!”老師後來說道，“親愛的同學們，你們麵對日落時的不安，甚至是暫時的倉皇失措，都是一種鼓勵。隻會意味著進步，隻會意味著啟發。請不要認為自己背叛或者毀滅了自己。”她接著又做了幾個深呼吸，希望能夠樹立榜樣，鼓勵我們的靈魂更勇敢堅韌、更具冒險精神。然而，在這間搞文學的教室裏不存在冒險的觀念，其他人所具有的這種觀念甚至比我認為我所具有的更少。我至少經曆過天空帶來的震驚、日落帶來的顛覆，雖然僅僅在一周前；相比之下，從他們臉上的表情來看，不論怎樣的年紀，這似乎都是他們生平第一次掙紮著麵對這番景象。當然，我也迫切地感到一陣驚恐。我能感覺到它在空中旋轉，也能意識到它泛起漣漪，接著是來自其他人的波濤洶湧。我心想，我上次看日落時也經曆過一模一樣的驚恐，但我發現隻要保持鎮定，不被它吞沒，它就會漸漸消退。所以，這次當它又來臨時，我坦然接受，通過微微的自我調整，從畢竟還算是一種桀驁不馴、陌生而又舒緩的意識中得到了暫時的喘息。我瞥了一眼下方的大街。就在這時，我看見一輛白色小貨車停在對麵狹窄的通道裏。我瞬間凝固，從片刻前還鎮定自若的心緒中驚醒了過來。
貨車的引擎蓋露在通道外，通道的一側是一排酒吧的背麵，另一側是一列商店的背麵。我努力緩過神來，讓自己從窗口走開，萬一他正在那裏——拿著雙筒望遠鏡？伸縮望遠鏡？攝像機？——往上看。當時我心想：真是個傻瓜——我是說我自己——我還以為自己成功了，我已經開始歡呼雀躍，慶祝自己破解了難題，以為憑借重新和三姐夫一起跑步，成功地趕走了那個送奶工。如此多的想當然。如此多的內心膨脹。隻過了一個星期，我對他的回避就被瓦解了。為什麽啊？為什麽我就沒能想到他隻是改變了伎倆，從在水庫公園裏跟蹤我變成了繼續在別的地方保持對我的興趣？
老師又接著講。這次講的是在薄暮天色(管它什麽意思)映襯下行道樹如同優曇缽花般(管它什麽意思)稍縱即逝的黑影。其他人——依然在他們自己的掙紮裏——抱怨說我們的鎮上沒有優曇缽花、薄暮天色和行道樹，沒有黑色或其他任何顏色，直到老師讓他們再看一眼，他們才肯承認說沒錯，我們也許是有行道樹，但肯定是半小時前剛種上的，因為當地人以前從沒見過。在這段時間裏，我告訴自己要思考、要鎮定。我目前在鎮中心，所以這可能是任何人的小貨車。有沒有可能他碰巧把車停在這個學校的正對麵，而我又碰巧在這裏上夜校呢？極不可能。這也太巧了。所以，這不可能是他的車。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又從窗口探出腦袋仔細觀察，但這時通道裏的貨車已經不見了。我趕緊回過神來，忘掉那輛車，重新加入課堂、天空、樹木，隨便他們在爭論的是什麽。與此同時，我還在刻意忽略身體裏的一種奇怪感覺，它在我的下半身流動，我的脊柱底部似乎要開始移位。它已經移位了。不是一種正常的移位，比如前俯後仰、左右彎曲和扭動，而是一種不自然的動作，一種帶有警告的前兆，產生於尾骨，伴隨震顫，引發波動——醜陋、敏捷、具有威脅性的波動——一直延伸到我的臀部，衝進我大腿後側的肌肉群，又在刹那間飛速鑽入我膝蓋後部的凹陷，然後就消失了。全程用了一秒，隻用了一秒。我接著就想到——出乎意料、未經審視地想到——這是一次性**的反麵，人們如何想象某種位於身體後部、令人毛骨悚然、有點措手不及的性**的幻影——一種反性**。但我不再去想那種震顫，那些電流，隨便它們是什麽。我回到窗邊，那裏正在上演極端保守主義的“父親和男性祖輩們!”“母親和女性祖輩們!”“這有什麽害處——藍色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班裏的大部分人依然壓抑著情感，同時又憂心忡忡，因為他們和我一樣明白，那片天空、那個夜晚已經成為一個發端。寂靜開始降臨在我們的頭頂，接著變成了徹底的沉默。老師歎了口氣。接著，我們也歎了口氣。她帶我們回到教室，她說：“親愛的同學們，讓你們的冷靜、清醒再多延續一會兒，讓剛才凝望的東西在記憶中再多停留一會兒。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我們的文學段落上，回到那些用另一種語言表達的比喻上。”那就是我們在那晚剩下的時間裏所做的事情。
我在學校的台階上跟西沃恩、維拉德、拉塞爾、奈傑爾、傑森、帕特裏克、基拉、魯珀特伯爵和其他幾個人道別。他們跟往常一樣前往酒吧，在那裏批判我們的老師，說她讓人難以容忍、挑起爭議、不配當老師，還說我們現在所掌握的法語甚至比九月剛入學時更少。這次我不想去，因為現在不是坐下來的時候，而應該思考。每當我走路的時候，我的思維總處在最有活力的最佳狀態。於是我出發了，我一次也沒想過要把《拉克倫特堡》[4]拿出來看。我滿腦子胡思亂想，沒法兒看書。我想著老師，想著她說每天都有日落時的樣子，想著我們不應該在還活著的時候就被裝進棺材、被埋葬，沒有什麽黑暗無邊無際到我們永遠無法征服。始終有新的篇章，我們必須拋棄陳腐，對象征主義、對闡釋中最不可預期的部分敞開胸懷，必須揭露我們一直藏起來的、以為已經遺失的東西。“做一個選擇，然後付諸行動。親愛的同學們，”她說，“走出那些地方。你們永遠不會知道，”她總結說，“關鍵點、支點、轉折點以及所有意義都得以顯示的瞬間何時會來臨。”真是古怪。但那是她的哲學，而作為哲學，不就意味著裏麵的某個地方必然會有上帝嗎？我不知道自己會如何看待那裏麵的上帝，因為在宗教敏感和政治問題上，我們班裏存在著脆弱的平衡，人人以禮相待，雖然她還沒有提起過上帝，但如果到時候她提到了，會發生什麽呢？至於這個觀看日落的新傳統，我在八天內已經參加了兩次，這意味著我隻需要再多參加一次就能完成我的家庭作業。老師讓我們描寫三次日落——“要是你們願意，可以用法語”——這揭露了——雖然我們早已經知道——她的首選並非那種語言。她的話引發了更多的抗議，但都是一些溫和的抗議，因為我們大部分人依然在為那晚接二連三發生的各種事情感到頭暈目眩，沒法兒像平時那樣憎恨和抱怨。
於是我們整理東西離開。他們前往酒吧，而我回家，回到我那個充滿暴力犯罪的地方。關於顏色，關於變革，關於心靈的激**，我一邊走一邊思考，然後又脫離這些思考，開始留意我的周圍。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已經走到了位於鎮中心邊緣的十分鍾區域。所謂十分鍾區域，並非官方指定的地名，隻是指穿越這個區域需要十分鍾。是在疾步快走的前提下，不能遊**，但其實也沒有哪個精神正常的人想在這裏遊**。不是因為這裏是政治上的重災區，也不是因為你不但會突然撞見一座年久失修的教堂，還會在那裏遭遇政治問題所引起的某些禍事。都不是。在你穿過這個區域的幾分鍾內，政治問題相比之下顯得幼稚笨拙，幾乎不會造成什麽後果。根本原因在於十分鍾區域是，而且一直都是，一小塊陰暗、神秘的“瑪麗·賽勒斯特[5]”之地。
那是一個圓形區域，被三個巨大的教堂所占據，它們距離很近，均勻地圍繞著區域中心。這些教堂已經很久沒有舉行任何活動了，荒廢、頹敗，幾乎隻是建築的空殼，盡管黑色的尖頂依然矗立在空中。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常常想象那幾座塔樓，試著觸碰塔尖，將它們連在一起，做成一頂女巫的帽子，每個人都被迫從中穿過。這是當年這一小塊區域裏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東西。除了這頂女巫帽，還有其他一些大樓，以及似乎也同樣被荒廢的建築——像是辦公樓的建築，以及一些居民樓——從沒見過有誰在裏麵居住或在裏麵工作。如果你碰巧遇見任何人，他們會跟你一樣埋著頭，從你身邊匆忙走過。這個圓形區域裏有四家商店，但都算不上真正的商店，盡管他們有“營業中”的標牌，有沒上鎖的店門，有幹淨的門麵，還給人一種感覺：生活——也許那時看不見——卻一直在背後繼續。從沒見過任何人進入那些商店，也從沒見過任何人從裏麵出來；甚至不清楚那些商店賣的是什麽。在其中一家商店門外有一個公共汽車站，是十分鍾區域裏唯一的公共汽車站。那裏也從來沒有任何人；沒人在那裏等待上車，也沒人在那裏下車。那裏還有一個郵筒。小妹妹們有一次往裏麵投了一點寄給她們自己的東西，這是她們的科學研究項目之一，想看看東西能否寄到，結果沒有。除了她們，沒人會幻想從那裏寄郵件。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強調十分鍾區域就是個幽靈般的地方，你要做的隻是埋頭穿過去。穿過去後，繼續趕往你的下一個地標。我一共有七個地標，我會在走路看書的同時，順便在我的腦海中把它們鉤掉。十分鍾區域是我跨出鎮中心邊界線後的第一個地標。下一個是墓地。所有人，包括媒體、準軍事組織、政府軍隊，甚至一些明信片，都把它稱作“老地方”。再往下是警察亭，然後是一幢總散發出烤麵包香味的房子。麵包房往下是聖母之家，經常聽見有人在那裏麵排練讚美詩，不止一次的《萬福馬利亞》。聖母之家往下是水庫公園。到了晚上的這個時間點，天色還沒有完全暗去。即便如此，我也從不偏離路線去公園抄近道。我會繞遠路，走到大街上，路過三姐和三姐夫的小房子。這是我的最後一個私人地標，再走過幾條兩旁有居民住宅的小路，就會到達我所居住的大街和我家的正門。我即將踏入十分鍾區域。最近區域中心發生了一場爆炸，區域為此備受困擾。這場爆炸也導致了三座教堂的其中一座從此不複存在。
起初，所有人都為這場爆炸感到大惑不解。這有什麽意義？沒什麽意義。為什麽放一個炸彈，所有黨派都在問，在一個死氣沉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暗之地？所有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死氣沉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灰暗之地，就算有一天它被炸飛到西天，也沒人會在乎。媒體報道說這也許是一場意外爆炸，提早發生的爆炸。可能是反政府派往附近警察亭運送炸彈的途中發生了爆炸；也可能是政府捍衛者持有的炸彈，原本的襲擊目標是警察亭附近一家由敵對宗教所經營的、實施宗派隔離的飲酒場所，結果卻炸偏了。
無論真相如何，反正沒有人死於爆炸，隻有一個搖搖欲墜的空教堂，反正也搖搖欲墜了幾十年，在這次爆炸的衝擊下便整個兒坍塌了。這一座教堂倒下了，但其他兩座還矗立著——依然搖搖欲墜，依然在坍塌的邊緣。那些幽靈商店也一樣，完好無損，店門開著，窗玻璃沒破，營業照常。公共汽車站也依然挺立著，依然空無一人。可以說，爆炸並沒有特意讓這個地方變得比以往更加死氣沉沉。經過官方調查、法醫驗證和專家研究，又經過雙方幾輪相互指責，最後發現這次爆炸既不是反政府派也不是政府捍衛者造成的，而是一個老炸彈，一個有點年頭的炸彈，一個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炸彈，一個大個頭、大得出奇的納粹炸彈。那就沒事了，大家心想。不是他們那邊。也不是我們這邊。所有的指控和相互指責都停止了。
“十分鍾區域是怎麽變得神秘可怕的？”有一次我問媽。“你問了一個特別的問題，女兒。”媽回答。“沒有小妹妹們的那些問題來得特別，”我說，“而你回答她們就好像她們在問普通問題似的。”我指的是她們上次吃早餐時提出的問題。“媽咪，”她們問，“有沒有可能你是一個女性，特別擅長運動，這導致你身體裏那個叫作月經的東西沒有了，因為你特別擅長運動。”小妹妹們最近剛在一本書裏發現了月經這樣東西，但還沒有親身經曆過，“然後你不再讓自己特別擅長運動，於是你的月經又回來了。那是不是意味著你會有額外的經期，用來彌補你沒來月經的那段空白期。那段時間你應該來月經，但是沒來，因為你的運動特長阻礙了促卵泡成熟激素的分泌，也阻礙了黃體酮指揮雌激素激發子宮內膜卵子受精的可能性，引起荷爾蒙和黃體酮的不足，導致無法排出卵子以供受精，或者——卵子被排出，但沒有受精——結果造成黃體酮退化，或子宮內膜脫落。或者，媽咪，當你在生理上到了應該停經的年紀，無論你有多少個月或年因為太擅長運動而沒來月經，你都會停經嗎？”媽承認說是的，她是這樣做的，把小妹妹們的問題當作普通問題，但小妹妹們是小妹妹們——連她們的老師也這麽說——是指她們提出的問題和對知識的探索就該是奇怪的，叫人難以應付。但是，她說，我和小妹妹們有著不同的思維，她希望我已經長大成熟，超越了她們那一套。接著，她說她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的問題，那個十分鍾區域一直是個奇怪陌生、神秘可怕的灰色地帶，甚至在她母親生活的年代，在她祖母生活的年代，在戰前歲月——如果有的話——它就已經是個神秘可怕的灰色地帶了。也許這個地方原本企圖超越某種黑暗邪惡的東西，卻沒能成功地超越它，反而屈服於它，投降於它，變得想要它，沉溺於它，甚至墮落到對它產生強烈的需求。說不定什麽時候，她說，還會把毗鄰的區域也拖下水，誰知道呢？——她聳了聳肩——也許最初並沒有任何邪惡的成分。“有些地方隻是被困住了，”媽說，“和被蒙蔽了。像某些人。像你爸。”——就在這時，我開始後悔開口問她問題。每次談起任何事情——隻要有一點黑暗，隻要有一點被陰影籠罩，隻要有一點與她稱之為“心理方麵”有關的事情——她總能回到同一個話題，或者說同一種詆毀，針對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爸。“想當年，”她說，是指舊時光，是指她的時代、他們的時代，“甚至在當年，”她說，“我也從來不理解你父親。女兒，當一切都說了做了，他還必須有什麽心理方麵的問題？”
她指的是抑鬱症，因為爸得了抑鬱症：大的，巨大的，一掠而過，奇大無比，烏雲，傳染，烏鴉，渡鴉，寒鴉，棺材一個堆著一個，地下墓穴一層疊著一層，骷髏壓著骷髏，在地麵上爬行，爬進墳墓的那種抑鬱症。媽自己沒得抑鬱症，也無法容忍抑鬱症。她和這裏很多沒得也無法容忍抑鬱症的人一樣，想要搖晃那些得抑鬱症的人，直到他們認清自己的錯誤。當然，那時候還不叫抑鬱症，而叫“鬧情緒”。人們會“鬧情緒”。他們是“情緒化的”。有些鬧情緒的人不肯起床，她說，拉長著臉，製造出一種強烈的氣場，彌漫著單調乏味、無限延伸的一成不變，彌漫著悲情和折磨。無論他們是否開口，他們的單調乏味、拉長的臉和繼續無限延伸的一成不變都能影響他人。你隻需要看他們一眼，她說。實際上，你隻需要走進門，就能感覺到從樓上、從他的房間或他們的房間裏強烈地散發出來的他的情緒化和無法自拔所形成的氣場。而且——如果這種情緒化的人努力從**爬了下來——她說，也幾乎無法阻止他們全麵散播這種氣場。帶著拉長的臉和固定不變的情緒，沒精打采地走在街上，拖著自己到處走來走去，在鎮上，用他們傳染病般陰森可怖的方式，影響到每個人，而且——由於他們已經從**爬了下來——影響的程度會變得更深，覆蓋麵會變得更廣。“這些情緒化並且心事重重的人應該明白，”媽說——她不止一次說起這一點，幾乎每次談話提到爸時她都會說起——“生活對每個人而言都是艱難的，不隻是對他們而言很艱難，所以憑什麽他們就該得到特殊待遇？我們嚐遍酸甜苦辣，在生活中繼續邁進，打起精神，獲得尊重。女兒，”她說，“比起那些放任自己痛苦的人，有些人比他們有多得多心理方麵的問題，有多得多痛苦的來源——但你不會看見他們對黑暗投降，對埋怨低頭。相反，他們會鼓起勇氣，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繼續前行。這些理性的人，他們拒絕投降。”
媽又開始一步步推進式地談論她的痛苦分級體係：那些可以痛苦的人；那些可以痛苦但因為痛苦超出所允許的範圍而遭遇嚴重崩潰的人；那些跟你爸一樣狂妄自大、違法亂紀、偷竊別人的痛苦權利的人。“你爸，”她說，“你爸，你知道嗎？連他妹妹都說他，周圍響起火警警報時他就一直躺在**，不肯和其他人一起出去避難。就連年輕人——十六歲，或許十七歲——換作我，就算我在十二歲的時候，也比他更明事理。瘋狂，希望那些炸彈落到他自己的頭上。瘋狂。”我第一次聽說這些的時候——這次不是第一次——我自己還沒得抑鬱症——當時我也認為這很瘋狂。接著，她又開始談論大戰，那場世界性的，第二次的，那場隨便問哪個青少年都會告訴你和當代人道主義、摩登社會生活沒有絲毫關係的戰爭；我這個年紀的人沒有一個會關注的那場戰爭。這沒什麽可奇怪的，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幾乎都不怎麽關心局勢，我們更關心當地的事情。“戰後，”媽說，“甚至從我們結婚直到他死去之間的那幾年，每當悲哀升起，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他埋頭於那些黑暗的東西。”她是指他的報紙，他的大部頭書，他的日誌，他的一切與政治問題有關的收藏和歸檔；他隻和趣味相投的朋友見麵，他們和他一樣陰鬱，一樣有強迫症，滿腦子都殘留著懸崖絕壁、渡鴉、烏鴉、骷髏。他們分享各自剪貼歸檔分類的消息，交流近期政治問題所引起的每一樁悲劇，甚至到了似乎這就是他們的本職工作而其實這並不是他們的本職工作的程度。當然，過了一陣子，爸就堅持不下去了。甚至連我們，也就是他的孩子們，都能看出來：所有那些全身心的投入，所有那些嚴密精準、過度思索，必然會在某一時刻崩塌。他隨之垮掉，從分欄、剪貼和他所有工工整整的剪報紙的活動中一頭栽下來，再次陷入深深的沮喪裏。到那時，他唯一能適應的就是他的床、醫院、連環畫、報紙的體育版，以及那些報道大災難的電視節目。自然災害節目也可以，比如大衛·愛登堡[6]談論一些昆蟲吃另一些昆蟲，或者凶殘的野生動物捕食溫和的野生動物。他永遠不會帶著悠然自得的神情觀看介紹石楠花和如何飼養蝴蝶的電視節目。那一類電視節目從來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從來提不起他的興趣，就像媽所指出的，他永遠不會“允許這樣的東西讓自己打起精神”。當然，我們全家都知道：大屠殺也好，世界大戰也好，一些動物吃另一些動物也好，所有這些麻醉劑，也包括我們的政治問題——等到他又可以回過頭談它們的時候——也都不能讓他打起精神。但是它們顯然滿足了某種願望，符合某種感覺——“看見了吧!看那個!這有什麽意義？沒什麽意義。”從而給絕望的他提供確認，甚至是安慰：正如事物擺出的樣子，正如事物一貫擺出的樣子，不存在勝利和征服，因為征服是幻想，勝利是白日夢，努力和再努力都是白白浪費時間。“每當你爸唱起歌，”媽說，“我就知道他狀態還不錯；每當他整個白天都躺在**，整個夜晚都不睡覺，不肯拉開窗簾，還要堵住所有縫隙，把夜裏的燈光和白天所有自然光都擋在外麵，我就知道他狀態不好。他的憂鬱氣質，女兒，不是自然形成的。如果是自然形成的，他會感覺不好？他會看上去那麽糟糕？但是為什麽，告訴我為什麽，他要讓自己始終待在那個黑暗陰鬱的地方？”
所以，爸和他那類人，不同於媽和她那類人。“因為有大屠殺，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或者“我的鼻子上有個膿腫，但大街上有個哥們兒連鼻子也沒有，所以我一定要打起精神，因為他沒了鼻子而我還有鼻子，而他也一定要打起精神，因為有大屠殺”——他並不是這種人。爸永遠不會認為自己“必須跪下來表達感激之情，因為世界上還有其他人正在遭受比我嚴重得多的苦難。”我也不明白他怎麽就不可能是正確的，誰都知道生活並不像那樣。如果生活像那樣，那麽我們所有人——除了世界上被公認為最慘的人——都應該感到高興，然而實際上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人都並不高興。在這個平淡無奇的世界裏，在這個微不足道的人世間，我們不會花時間計算上帝的恩寵，不會無視相對而追求永恒。那種相對、那種世俗的層麵——在那裏，存在各式各樣的感受；在那裏，即使集體的曆史完全一致，個人的曆史也不盡相同；在那裏，同一件事情對一個人而言是契機，換成另一個人卻可以忽略不計——顯然是一個上演著未經加工的生活並由此引發殘缺的精神反應的地方。就連媽和她那類人也無法做到悠然自得，盡管他們無法容忍抑鬱症，也無法容忍在麵對悲慘時特地跪下感謝上帝賜予他們的仁慈，饒過了他們，隻是選了幾個可憐的渾蛋遭受如此可怕的命運。至於少數那些人，看上去確實算是悠然自得的極少數的那些人，或者即使做不到悠然自得，也至少仍然不斷地表達善意、對人類和生活表示信任的那些人，我承認，無論媽和她那類人，還是爸和他那類人，幾乎是我認識的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難以接受那種人。
關於陽光般燦爛的人，我最初注意到關於他們的問題，是因為一部名叫《後窗》的電影。他們這類人數量稀少，神采奕奕，像謎一般。當年看這部電影時，我十二歲，對我一開始以為的電影主旨感到不安。一隻小狗被殺害了，它是被掐死的，脖子斷了，這不是電影傳達的信息。但在我看來，電影傳達了這個信息，因為它的主人——痛失小狗，萬分震驚——從窗戶探出身子，對著整幢居民樓號啕大哭：“你們誰幹的？……無法想象……太卑鄙了……殺害一隻可憐可愛的小狗……這整個街區裏隻有他對誰都喜歡。你們殺了他是因為他喜歡你們，就因為他喜歡你們？”就是那句“殺了他是因為他喜歡你們”讓一股震顫自上而下地遍布我整個脊椎。我立即意識到：哦，上帝!她說得沒錯!這就是為什麽他們殺了它!他們殺了它是因為它喜歡他們!結果證明這並不是小狗被殺害的原因，但在我發現真實原因之前，在我所處的世界裏，就是這樣一回事，在我看來這完全說得通。他們殺了它是因為它喜歡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麵對被喜歡，如何麵對天真、坦誠、開放，如何麵對毫無防備、柔情蜜意以及如此深情、如此純潔的純潔，以至於狗和它的這種品質必須被消滅。無法忍受它。必須殺死它。他們也許會視之為正當防衛。這就是陽光般燦爛的人帶來的麻煩。整整一群人暗淡無光，也許是一整個社區、一整個國家，或者隻是一個小小的獨立州，在生理和精神的層麵上長期浸**在黑暗的思想精神裏；在經曆了多年的個人和集體的折磨、個人和集體的曆史之後，他們習慣於背負過於沉重的壓力、悲哀、恐懼和憤怒。這些人無法——至少無法毫不猶豫地——對任何一個像那樣走進他們的生活環境、朝著他們散發燦爛光芒的家夥敞開心扉。至於環境本身，它也不喜歡那些家夥，它支持人們的悲觀主義，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現狀，這整個地方似乎永遠處於黑暗之中。就好像電燈關掉了，永遠關掉了。就算黃昏已經過去，應該把燈打開了，沒有人去開燈，也沒有人注意到燈沒開。這似乎已經成為常態，也就是說這種持續不斷、不被承認的想要去看的掙紮已經成了這裏的一部分常態。我甚至在小時候就知道——也許正因為我是個孩子——這實際上並不是客觀形成的；我知道被一團烏雲籠罩的感覺以及這燈光所具有的某種扭曲的特質必定和政治問題有關，和已經造成的傷害以及已經形成的麻煩有關，和希望的喪失和信任的缺席有關，和沒人願意或有能力揭露精神上的無能有關。正是這個客觀環境暗中推動或直接促使人性的黑暗在其中釋放，它本身就不鼓勵光亮，而是深深地沉浸在一個漫長的悲劇故事裏，直至真正陽光般燦爛的人，冒著熬不過去的風險，冒著讓自己的光芒被吞沒的風險，走進黑暗。有時候，如果一個人超乎尋常的活潑開朗和陽光燦爛在他人眼裏難以容忍，那個人甚至會落到必須失去他或她的肉體生命的地步。至於那些生活在黑暗裏、長期以來已經適應了黑暗所帶來的安全感的人，對他們而言，這也不是輕而易舉的。如果我們接受這些光點，接受它們的半透明感、它們的明亮照人，那會怎樣？如果我們讓自己享受它，不再害怕它，適應它，那會怎樣？如果我們轉而信仰它，期待它，對它念念不忘，那會怎樣？如果我們抱起希望，拋棄我們古老的傳統，受它影響，一路把它帶在身上，讓它散發光芒，那會怎樣？如果我們那樣做了，被教育成那樣做了，但是接著，就像那樣，燈光熄滅了或者被偷奪了，那會怎樣？這就是為什麽在壓倒性的恐懼和悲傷的環境中，我們不會遇見許多陽光般燦爛的人。在這個環境中，也就是我所處的環境中，這一類人是存在的，但隻有一小部分。包括來自鎮中心的法語老師。或許還包括準男友，如果不把他的囤積癖算在內。陽光般燦爛的人極少，而在我所住的街區裏，被公認為屬於那些人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我們這裏的投毒者藥丸女孩的妹妹。這個女孩和我同齡。並不是所有人都想討厭她。實際上，部分問題就在於我們並不討厭她。她不管去哪裏都鎮定自若，這是一種難以抵擋的威脅。她是半透明的，不為我們的黑暗所觸碰，在我們的黑暗中走在她自己的光亮裏。但奇怪的是，她自己沒覺得這有什麽了不起的。我們從不會因為她是怎樣的人、她有怎樣的表現而抱起希望——特別是她出生在當地，卻成功地超越了當地人的普遍天性和傳統思想；我們從不會想：為什麽會這樣？如果這個人能做到，這個人能隨著陽光走去外麵的世界，讓所有這些陽光圍繞著她嬉戲，又駐留在她心間，或許我們也可以……不會。更簡單的做法是留在我們日漸式微、不斷被同化的狀態裏，不受任何質疑；並且把藥丸女孩的妹妹認定為和她姐姐一樣的人，也就是一個受當地排斥的徹徹底底的出格者。
所以，陽光般燦爛是不好的，“太悲哀”是不好的，“太愉快”也是不好的，這就意味著你必須表現出一副什麽都不是的樣子；也不要思考，至少表麵上不要，這就是為什麽每個人都把他們私底下的想法安安穩穩地藏在看不見的底層。至於媽和爸，爸過多采用“拉長臉”的方式，而媽太過強硬地執行“一步步推進”的方式，結果造成爸周期性精神崩潰，不得不上醫院；而媽跟著就忘記了“一步步推進”，她對他生氣，因為他又一次把她和我們拋棄在這裏。曾經有好幾年，我和我們家裏那些更年幼的孩子都不知道爸要去醫院，也不知道那是一家精神病院。我們以為——因為有人這樣告訴我們——他每次失蹤，都是去了某個遙遠的城鎮或國家，一連幹上好幾個小時、好幾天，甚至長達幾周的活兒。如果不是為了這個，就是為了他的背痛，去遠方看某個專家醫生。但其實是精神病院，是精神崩潰，這意味著隱瞞，意味著羞恥，意味著對他而言甚至更加羞恥，因為他是個男人。男性和精神病院放在一起的情形要遠遠少於女性和精神病院放在一起。對男人而言，這就等於他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的一種性別上的墮落，尤其等於麵子上的失敗。我一開始也不明白，並不知道媽是在情緒壓力、輿論壓力、羞恥壓力之下，對鄰居們表達她對爸生病的態度，而鄰居們當然對此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在渺茫的地方，我們的屁股，幹著渺茫的活兒。”他們會這樣說，而媽都知道，這就是為什麽她會更多地責怪爸，甚至在他離世後。她經常看起來不是愛他，而是恨他。“悲劇!”她惱怒地走來走去，“能有什麽悲劇？真的沒什麽痛苦。真的都是他自己想象出來的。真的現實中什麽也沒有。”她會假裝對爸滿不在乎，但其實她做不到。我討厭媽這樣，討厭她說爸的壞話，尤其是對著我們，她不應該對著我們譴責我們的父親。但她會不停地說下去，因為一旦開始，他的咬住不放就會被她咬住不放，直到她子彈上膛、一觸即發、怒不可遏的程度。她必須走完全程，因為她停不下來。我過去常常為這種憤怒和她所有的指責、嗬斥、抱怨所能達到的程度而感到困惑。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這是因為她不原諒他的很多事情——也許是所有事情——不隻是因為他沒有打起精神。
這就是她的所作所為。她把這種不原諒帶到每一次脆弱曖昧的聯係裏，也帶到像十分鍾區域這類的話題裏。那裏跟爸一樣，據媽所說，也沒有絲毫明朗起來的希望。“過分死板，”她說，“過分拖遝，過分陰鬱。不按節奏，也沒有理由，女兒，它是被想象出來的——那就是它的出處，也就是說它沒有出處。”“我明白了。”我說。當然，關於十分鍾區域的神秘和標誌性特色，我並不明白。現在我站在這裏，將要穿越它。一開始我滿腦子想的全都是天空、我們的老師，以及她關於明暗的說法和我們不假思索的回答——“黑暗!請讓我們擁有黑暗!”至於納粹炸彈，大部分殘骸目前已經被清理掉了。地麵依然坑坑窪窪，還沒被填平。這裏被炸過的地方通常到最後都變成了停車場，但原先矗立教堂的地方大概不會以同樣的方式被改造成停車場。十分鍾區域具有曆史意義的、難以言說的荒涼，會扼殺任何人心中可能產生的任何來這裏停車的欲望。
貓不像狗那樣討人喜歡。它們不在乎。永遠無法依靠它們支撐人類的自我。它們走自己的路，我行我素，不會卑躬屈膝，永遠不道歉。從沒有人碰見過一隻貓道歉，如果哪隻貓道了歉，毫無疑問，顯然不是發自內心的。至於死貓——故意殺害貓，理所當然地殺害它們——我碰巧遇到過很多次。在童年裏，我會碰巧遇到這種事。那時候，貓是有害動物，起破壞作用，類似女巫，跟左手、倒黴運、女性氣質一樣——但從來沒有人站出來攻擊女性氣質，除了一些人在喝得酩酊大醉時會跟另一些同樣喝得酩酊大醉的人講起——如果後來某個倒黴的女性遇到了暴力——事後會歸罪於偉大事業。男人和男孩殺害貓，就算沒殺害，至少也會在路過的時候踢它們，或者用彈弓朝它們彈石頭。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所以當你碰巧遇到一隻死貓，你不會特意提起。至於我自己，我沒有殺過貓，也不想遇見貓被殺害。然而，那幾次遇見、那幾次我所體驗過的惡心反感，讓我形成了一種非常強烈的條件反射：比起看見一隻死的，我更怕遇到一隻活著的。我懼怕觸碰，就算摸一下也能讓我愚蠢地尖叫。當年，在很多年前，死了很多貓。另一方麵，狗的數量卻很充足，它們絕對沒問題。狗結實強壯、忠誠、封建，適合男人用來形容自己，具有奴性，需要服從於他人。因此，狗被接納，被引以為豪，被視作能保護人類的殘忍動物。每個人都有一隻狗，但那也救不了它們，因為有一天晚上，除了兩隻以外，其他的狗幾乎全部都被殺掉了。它們慘遭殺害，那些死狗，全軍覆沒。這場大屠狗，全然不同於輕鬆愜意、幾乎天天都在發生的屠貓。它在我的童年裏，以一種殘暴壯觀的方式展開。那天半夜，來自“海對岸”的軍隊切開了這裏所有狗的喉嚨。他們留下堆積如山的屍體，戰略性地堆在其中一條通道的盡頭。同樣是那些通道，平常堆放著一些牛奶塑料格箱，裏麵裝著裹好破布的汽油炸藥，用來對付會在同一天的某個時點爆發的又一場地區騷亂。誰都知道這是軍隊士兵幹的，這是他們的聲明，給我們這些本地人的一次教訓，宣告他們能對付我們的狗。就算我們的狗狂吠不止、齜牙低吼、在他們出現時跟反政府派通風報信，他們也都能擺平。但是我們的狗，從來都不隻那麽簡單。
基本上是沉默。或者說一開始是沉默。有一隻狗——起初以為它是這裏最後一隻活著的狗——和我們其他人一起旁觀，時不時地嗚咽幾聲，尾巴深深地夾在兩條腿中間。至於我自己，當時我九歲，在我看來，眼前的狗也太多了，已經超出了這裏的人們一向能控製的範圍，那些士兵肯定又用公共汽車運來了一部分。然而，一旦當地人開始辨別和認領，所有這些屍體，包括每一隻，都被他們認領了。在我一個孩子的眼裏，以及在我身邊的三哥的眼裏，這一大堆狗屍體上的腦袋似乎都不見了。我們以為是被砍掉了。“媽咪!那些腦袋!他們拿走了腦袋!腦袋在哪裏？”我們哭喊道。“萊西在哪裏，媽咪？爹地在哪裏？哥哥們找到萊西了嗎？爹地在哪裏？萊西在哪裏？”我們拽著她的外套。三哥開始大哭，我跟著他哭，接著其他孩子也都跟著我們哭了起來。這時最後一隻幸存的狗也開始發出長長的吼聲。那天我們有很多人，很多孩子，蜷縮著身體，緊緊地貼著家裏的大人。因此，一開始是沉默，接著是我們的哭聲。再接著，受到哭聲的影響，大人們拋開自己的震驚，鼓起勇氣，采取行動。他們開始收拾這場屠殺，男性——包括年輕的男人、年長的男人、反政府派、非反政府派——在這黏糊糊、毛茸茸的一大堆裏艱難地挪動。他們清理這些濕乎乎的沉重的屍體，把它們一具具地分開，然後一個人接一個人，把每一具屍體傳遞給前來認領的人，後者拿到屍體後，把它放在兒童摩托車上、嬰兒車上、獨輪推車上或者超市手推車上，更多人則是把它當作曾經活著的樣子抱在懷裏，然後帶回家。至於爸，我記得三哥和我迫不及待地請求他、懇求他也來到現場，加入這些男人的行列，做男人該做的事，就像幾年後他做到的那樣，和大家一起尋找某某·某某之子的弟弟的腦袋。但也許發生屠狗事件的那天是他的壞日子，是他待在**、待在醫院裏的日子，是他思考納粹大屠殺或者翻看已經泛黃的過期拳擊雜誌的日子。無論是哪個，總之他不在那裏。不過，我的兄弟們還是和其他人一起待在了那裏。他們在挖土，似乎要挖穿地球。他們正在地球的中心，已經來到地底下，但他們還在繼續挖。我又遞給他們幾把鏟子，想象著他們正在用這些鏟子挖土，地麵已經濕透了，泥土沒過了兄弟們和男人們的腰。他們挖進深深的土裏，把那些狗弄出來，血塊、泥團、礦層，越來越紅、越來越褐、越來越暗、越來越黏，最後變成黑色。我記得當時我看到了兄弟們、所有我們的狗，還有我們這些站在周圍的人，但我一點也不記得有任何死亡的氣味。某一刻，三哥哭了：“那些狗在動!媽咪!那些狗在動!”我看了看，它們在動，微微地上下起伏。我們的母親，我記得也是跟狗一個樣子——她就像塊石頭，我們拽她，我們說：“媽咪，萊西呢？新”“媽咪，爹地在哪裏？”“媽咪，那些狗在動!”可她沒什麽反應。最終，某個人，也就是二姐，給我們作了解釋。她說腦袋還在，隻是往後折了。她的意思，我後來才明白，是指喉嚨被深深地割斷了，割到骨頭裏，所以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腦袋不見了。這個解釋在我心裏似乎比較容易接受，我想在三哥的心裏也一樣。腦袋應該依然在那裏，而不應該不見了，不應該讓那些士兵拿去玩了，踢來踢去，繼續褻瀆；或者能得到解釋就已經算是一種安慰。但我們繼續哭，其他孩子也一樣，尤其當某隻特定的狗被挖出來，或者預期某隻特定的狗將被挖出來而導致痛苦愈演愈烈時，就哭得更厲害了。我們也抱過幾次希望：也許它們沒死，因為，是的，它們在動。“它們沒在動。”大人們說。最後，由於我們抱有太多絕望中的希望，大人們命令年長的兄弟姐妹把我們這些年幼的孩子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