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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條街、那塊地方——一塊不怎麽大的地方，在我從來不說的本地語言裏其實連個固定的地名也沒有，而在我確實會說的被翻譯過來的語言中，它被叫作“脖子上的凹槽”，或者“脖子上的窩陷”，或者“脖子上的柔軟”——就在這條馬路的南端。我從來沒有去過那裏，準男友卻提議我和他一起在那裏住下。我說不行，不但因為我媽和小妹妹們，還因為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會在紅燈街的住所裏繼續囤積，就跟他在這幢房子裏一樣輕而易舉。還有別的原因，包括保守，以及我們之間目前這種程度的親密和脆弱或許已經達到了任何一方所能承受的極限。事情就是這樣。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提議我們再親密些，好讓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但結果總是適得其反，然後我就忘了自己曾經這樣提議，於是他不得不在我又一次這樣提議時提醒我。後來我們角色互換，他犯了神經元失靈的毛病，主動提議我們再親密些。我們的記憶經常斷片，一些發生過的片段總有種猶昧感[4]。我們不記得自己曾經記得的事情，不得不相互提醒彼此的健忘，以及再親密些對我們根本沒用，因為我們的準關係是脆弱的。現在輪到他忘了過去，跟我說他認為我應該考慮跟他住在一起，因為我們的“準”身份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年，通過同居進一步發展為正經的情侶關係也是可行的。他說我們好像從沒討論過再親密些或搬到一起住——等他說完，我不得不提醒他我們其實都已經討論過。在他讓我跟他同居的這個重要時刻裏，他還建議下個周二開車出去看日落。於是我想，在所有我認識的人裏——尤其是男孩，也包括女孩、女人、男人，當然還有我自己——從沒有人想過去看日落，他是怎麽想到的？這是一件新鮮事，但話又說回來，準男友總會做些很新鮮的、我在別人身上從沒見過的事，不隻是在男孩身上從沒見過。跟廚子一樣，他也喜歡烹飪，這不是男孩通常會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他喜歡烹飪。還是跟廚子一樣，他不喜歡足球，也可能他是喜歡足球的，但不想以男孩被要求的方式繼續喜歡它，因此在別人的眼中，他成了他那裏不是娘娘腔卻又不喜歡足球的男性之一。我暗地裏擔心準男友也許不是個正經的男人。這種念頭產生在更為黑暗的時刻，在我糾結難解、不由自主的時刻。來得快，去得也快。我不想承認自己曾經有過這樣的念頭，尤其對我自己。如果我承認了，我感覺會有更多反對的念頭開始覺醒，因為我已經感覺到它們正在聚集——與我對抗，推翻我的信念。我處理這些內心掙紮的方式跟所有人一樣，每當它們出現在地平線上，我就掉過頭去背對著它們。但我注意到是準男友把它們帶上地平線的。尤其當我跟他在那種“差不多、不知道、大概算是”約會的狀態中待得越久，越是如此。我喜歡他做的食物，雖然我認為自己不該喜歡，不該用這種喜歡來鼓勵他。我喜歡跟他躺在**，因為跟準男友睡覺感覺就好像我從來都和他一起睡覺。我喜歡跟他去任何地方，所以我說好的，周二我會和他一起出去，就是接下來那個周二——我和三姐夫在水庫公園裏跑步之後的那個晚上——去看日落。當然，我不會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因為我不相信日落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個允許談論的話題。但話又說回來，我本來就幾乎不對任何人提起任何事。閉口不提是我用來保障安全的方式。
但媽還是聽到了風聲。她聽到的並不是關於日落或準男友的風聲，因為他不是我們這裏的人，我也不會把他帶到我們這裏，也就是說，我和他在一起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他們那裏，或者在鎮中心少數幾家跨社區的酒吧和俱樂部裏。一個正在流傳的關於我的謠言令她憂心忡忡，於是在我和三姐夫一起跑步的前一天晚上，也是我和準男友一起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她上樓來看我。我聽見她來了，哦，上帝，我心想，現在該怎麽辦？
自從兩年前我過了十六歲生日，媽就開始為我沒有結婚而折磨我和她自己。我的兩個姐姐都結婚了。我的三個哥哥，包括一個死掉的和一個在逃的，也都結婚了。大概連我徹底消失在地球表麵的邪惡的大哥也已經結婚了，雖然她拿不出證據。我的另一個姐姐——不能提起的二姐——也是已婚。所以，為什麽我不結婚？她說不婚者是自私的，擾亂上帝安排的秩序，還會搞得小妹妹們心神不寧。“看看她們!”她接著說，她們站在媽的身後，目光炯炯，神采奕奕，還咧著嘴大笑。她們從表情上來看沒有一個因為我而心神不寧。“作了壞榜樣，”媽說，“如果你不結婚，她們會認為自己不結婚也沒事。”這幾個妹妹——分別是七歲、八歲和九歲——跟適婚年齡絲毫不沾邊。“而且，”媽繼續說，她每次跟我在這種一邊倒的談話裏總會這樣不停地說，“等你失去姿色，還有誰會要你？”我會不耐煩地回答：“媽，我不會回答你的，永遠不會回答你的。讓我一個人待著，媽。”我透露的越少，她能幹預的也就越少。她為此不勝其煩，而我也是。不過，她還是以堅持不懈的努力找到了備用方案。在這裏，有些母親為了讓她們的女兒結婚，會用盡一切最該死的手段。她們的焦慮是真實存在的、發自肺腑的；在她們看來，這肯定不是陳詞濫調，不是喜劇表演，不能被摒棄，也不算罕見。如果一個母親從一字排開的隊列中往前跨出一步，不支持那種事情，那才罕見。因此，這是一場媽和我之間意誌的較量，就看我們誰能先把對方的意誌消磨殆盡。每次她嗅到一絲我可能正在約會的跡象(從來不是從我身上)，我就會進不了家門。她會問：“他有正確的信仰嗎？”接著是，“他不會已經結婚了吧？”沒有結婚這一點至關重要，僅次於正確的信仰。我始終什麽都不肯說，這就成了證據，證明了他沒有正確的信仰，還已經結了婚，並且很有可能不隻是準軍事組織的成員，還是我們的敵人，即政府捍衛者準軍事組織的成員。她自己編造可怕的故事，填補我拒絕提供信息所留下的空白。也就是說她親自編寫了整個劇本。她開始信受奉行，拜訪聖人。據我那些幸災樂禍的妹妹所說，她這麽做的目的是想讓我別再一個接一個地與那些目無上帝、犯下重婚罪的恐怖分子墜入愛河，改為開展一段合適的戀情。我隨她去，尤其在我和準男友好上後，我就隨她去了。我不可能，永遠不可能，把他介紹給她。她會搞出一套程序，要他通過測試，用一個接一個的問題進行評估——抓緊辦這，抓緊辦那，爭取把事情辦完，把事情辦完，結束事情(指約會)，開始事情(指結婚)，按章辦事(指生孩子)，讓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像其他人一樣行動起來。
她繼續信受奉行、拜訪聖人，後來還拜訪過聖女。她三點的禱告、六點的禱告、九點的禱告和十二點的禱告也在繼續。還有每天下午五點半的特別請願，為了那些身處煉獄再也無法為自己祈禱的靈魂。所有這些整點的禱告都不會影響她最基本的早禱和晚禱，這是她專門為我進行的高級禱告，她確信我在鎮周圍的那些“點點點”的地方和一些捍衛政府的異端分子幽會，她祈求上帝讓我離開他們。媽總把那些她認為見不得人或者她確信自己會認為見不得人的地方稱為“點點點”。這讓我和我的姐姐們時常猜測她年輕時曾經去那裏偷偷幹過些什麽。她越來越強調、越來越像連珠炮似的在她的禱告裏提到她所祈求的、她所認定的，直到有一天因輕率而發生了反轉。必然如此。她的祈禱基於虛構的前提——讓我離開那些隻存在於她的腦子裏的男人——但現在看起來反倒像是她揭示了我倆都不希望發生的那件事。
我在水庫公園第二次遇見送奶工之後，愛管閑事的大姐夫——他當然已經嗅出來了——讓他老婆，也就是我的大姐，把我們的母親叫來，還要跟我談話。由於上次大姐跟我聊天沒能按計劃進行，這次談話就顯得特別有必要。她來看媽。她是那個不愛她丈夫的姐姐，因為她還在為她的前男友而感到悲痛。但她悲痛的不再是他瞞著她又找了別的女人。她現在悲痛的是他死了。他死於上班時的汽車爆炸，因為他在錯誤的地方抱有錯誤的信仰，那又是另一樁事情了。他死了。而姐姐呢？我姐姐。他活著的時候，她都無法忘記他；我不知道她現在又如何能做到，他都已經——
然而，即使在悲痛中，大姐還是聽從了吩咐，把送奶工的情況告訴了我們的母親，而媽又主動去跟街區裏的虔誠女人確認，如今她們也都已經聽說了這件事。跟媽一樣，這些女人也念咒語，誠心誠意地祈禱，依照規定甚至死摳條文地請願。她們多麽擅長向開明的政府提出得體的要求，她們的觀點和示威與普通生活多麽水乳交融，因此經常可以聽見這個女子聯誼會的成員們半張嘴撥珠念經，另半張嘴又同時在聊著家常。後來這些女人和媽，還有大姐和大姐夫，以及當地所有喜歡說三道四的人，一起來幹涉我和送奶工的事情。有一天，小妹妹們告訴我，這些鄰居蜂擁著來我們家看望媽。我的情人好像是個送奶工，他們說——但也有人說他是個汽車修理工。他四十歲出頭，他們說——但也有人說他二十歲左右。他已經結婚了，他們說——但也有人說他沒結婚。他肯定“有關係”——但同時也有人說他“沒關係”。有人說他是一位情報機構的官員。“啊，鄰居，你也知道，”鄰居們說，“就是個在背後的人，幹著跟蹤、監視和所有那些尾隨、盯梢、寫檔案的勾當，搜集跟蹤對象的信息，交給那些扣動扳機的人，那種人——”“上帝啊!”媽大喊道，“你們是說我家姑娘跟這種人扯上了關係!”小妹妹們說她緊抓著椅子扶手，產生了另一個想法，“不會是那個送奶工吧？——那個人開著貨車，那輛白色小貨車，毫無特色，會變換形狀——”“抱歉，鄰居，”鄰居們說，“但我們認為最好還是讓你知道。”他們說我的情人至少是個反政府派，而不是個政府捍衛者，這已經謝天謝地了。這句話，當然，是在影射我的二姐，她嫁到外地，嫁給某個政府軍隊裏的人，住在海對岸的某個國家，也許甚至就是那片海對岸的那個國家，這給我們的家庭和社區帶來了恥辱，我們這個地區的反政府派警告她永遠別再回來，甚至在這個政府軍隊裏的人死後——我們的這位二姐夫，除了二姐，我們誰也沒見過他。他並沒有被反政府派殺害，隻是死於某種跟政治無關的疾病——他們依然不允許二姐回來，但我想反正她也不想回來。“至少這個女兒不會被指控為叛徒。”鄰居們安慰她說。“但你也知道，鄰居，”他們又補充說，“有些人說送奶工不是個小人物，跟你家姑娘談戀愛的是個心狠手辣的角色。”“仁慈的上帝啊。”媽說。直到這時，她的語氣才輕柔下來。小妹妹們說她的說話聲聽起來很平淡，就好像她已經沒有了生命，連一絲至少還能讓她看上去有點活力的震驚也沒有。她隻是往周圍看了看，她很難過，她們說，就跟當年導致二姐被流放的那件事情發生時一樣。“當然，”鄰居們繼續說，“那些也可能不全是真的，可能你女兒並沒有和那個反政府派扯上關係，她可能隻是在和某個二十幾歲、每天朝九晚五、一周上班五天半、有正確的信仰、做汽車生意的小男孩談戀愛。”媽依然不信。做汽車生意這方麵給人感覺是假的，像是虛構的，似乎是她的好友傑森和其他善良的鄰居在出乎意料的不幸來臨時，為了讓她打起精神，嚐試捏造出來的軟弱無力的謊言。而她選擇做一名持盾的士兵，靜候時機，堅持不懈，頑強抵抗，直到完成任務。再說，這些鄰居對送奶工的描述特別符合——除了信仰不對——她在心中描繪的、始終祈禱不要出現的形象。於是媽事先得出結論：我和一個危險致命的情人搞上了。如此根深蒂固的執念，導致她從來沒有想過，甚至一次也沒有想過，那個人有可能包含了兩個人。
她找到我，以調解的口氣開始她的任務。這是一種勸誘。“為什麽你不離開這個男人？不管怎麽說，對你而言他年紀太大了，他現在可能給你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將來總有一天你會明白他隻是又一個想要‘吃掉蛋糕同時又留下蛋糕’的自私自利的家夥。為什麽不跟這裏的某個善良小男孩談戀愛？跟你的信仰、婚姻狀況和年齡相匹配、更一致。”媽理解中的善良小男孩是指有正確的信仰，還要虔誠、單身，最好別是準軍事組織成員，比起那些——根據她所形容的——“身手敏捷、令人窒息、叫人神魂顛倒，但是同樣，女兒，死得也早的反政府派”，他們總體上更穩定，也更經久耐用。“沒什麽能阻止他們，”她說，“直到死亡讓他們罷手。你會後悔的，女兒，發現自己被騙入所有那些誘人的、讓人產生精神幻覺的、難以駕馭的準軍事組織夜生活的陰暗麵裏。這不完全是表麵上那樣。這是逃亡。是戰爭。是殺害人民。是被殺害。是被賦予責任。是挨揍。是飽受折磨。這是絕食抗議。是把你自己交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看看你的兄弟們。我告訴你，結局會很慘。你會砰的一聲突然倒地，前提是他還沒來得及拉著你先死掉。什麽是你作為女性的命運？日常家務，普通任務，生幾個孩子，孩子們擁有的是一位父親，而不是你每周一次帶他們去墓園探望的某塊墓地，不是嗎？看看住在附近的那個女人。你可以說她愛她的每一任令人望而生畏的丈夫，但時至今日，他們在哪兒？那些女人的丈夫鬱鬱寡歡、一意孤行、殘酷無情，他們大部分人現在又在哪兒？他們都一樣，在老地方六英尺之下自由鬥士的一小塊墳墓裏。”講到這裏，她轉移到了結婚的義務上，開始講女性肩負著真實生活的正經目標卻莫名其妙地渴望浪漫愛情的愚蠢念頭。婚姻不是指滿床的玫瑰。它是天賜的判決、集體的任務，以及職責。它是指做符合你年紀的事情，生幾個有正確信仰的孩子，以及義務、界限、限製和阻礙。雖然曾經被求婚，但最後還是成了個又黃又枯、害羞卻心意已決的老處女，在某個早就被遺忘了的、布滿灰塵和蛛網的隔板上[5]奄奄一息，這種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她永遠不會改變她的立場，但是我越長大越懷疑，這些關於女人和她們的命運的想法，媽在她自己幽暗的內心深處難道真的相信？現在她又回到了解決方案上，回到了善良小男孩的話題上，回到了那些能幫我找到正經對象的事情上。她掐著手指，列舉這裏的合適人選，讓我體會一下她讚成的是哪種對象。聽到這些名字，我能跟她保證——如果媽肯敞開心扉聽我講——裏麵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方麵像她形容的那樣適合我、與我般配。其中一些人首先連善良也算不上。不夠虔誠的也多得可怕，還有不少人已經結婚。小部分人和他們的女友未婚同居，住在被社區稱為“紅燈街”、被碰巧聽到的媽叫作“點點點”街的地方。其他一些是反政府派或被當作反政府派，要麽一心想通過政治事件來推進自己的個人發展，要麽確實已經投身於與政治問題相關的事業。所以，媽挑選了他們卻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但我選擇不告訴她，因為我還處在自我防禦、自我保護、“什麽都不說”的模式裏。我故意有所保留，因為對她敞開心扉從來不在我的職責範圍內，因為聽我說話並相信我說的話也從來不在她的職責範圍內。她建議把“那個善良小男孩，他叫什麽來著？——他有個口頭禪，提到他自己時用第一人稱複數——啊，想起來了，叫某某·某某之子”當作我的結婚候選人，然後又開始提起“你的姐姐說，她丈夫聽見大家都說你——”就在這時，我開始火冒三丈。我又發作了。“媽，他是個大蛤蟆，”我說，“頭等雜種。別去聽他的!”
媽突然扭曲著臉：“我希望你別說那種話，那種下流的髒話。我很奇怪，你倆是怎麽學會那種語言的？你的其他姐妹從來不說。”她指的是我和三姐。沒錯，我倆確實會說這種語言，而且三姐比我更喜歡裏麵的髒話。“媽，哇噻。”我說。我不假思索，沒注意到一個事實——一直存在的事實——我母親令我氣惱、鄙視、厭煩，我為她生活在另一個星球而沮喪，我堅持認為她蒙昧無知，這我和她一起生活的基礎；我認為她是一個刻板形象，一幅滑稽漫畫，我認為我自己當然永遠不會變成這副模樣。於是我說“哇噻”，這很粗魯，心不在焉的粗魯。但就算我在開口前考慮過，大概也隻會認為她不會注意到，不會感覺出其中的蔑視，我對她的不屑一顧隻會在她的大腦中一閃而過。然而媽注意到了，感覺出來了。她出人意料地丟棄了那個喜劇角色，那個“為婚禮鍾聲而焦慮不安的媽媽”角色——陳詞濫調不見了、消失了——她真實的自己站出來了。此時此刻，她渾身充滿著傲骨、血氣、肌肉、力量，帶著突如其來的自我定義，包含怒氣，滿腔的怒氣，湊過來抓住我的上臂。
“別對我說你那些傲慢的話，你居高臨下的作風，你的屈尊附就，你瞧不起人的調侃。女兒，你是不是以為我從來沒有活過？你是不是以為我什麽都不懂，待在這裏的所有這些年裏什麽都沒學到？告訴你，我學到些東西，我明白些事情，我就來跟你講講其中的一件。說話粗魯是一回事，自以為是和嘲笑別人是另一回事，而且後者更糟糕。我寧願你下半輩子都在說肮髒別扭的語言，也不願你成為那種軟弱無能，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但又不肯閉嘴，隻會捂著嘴嘟噥，靠偷偷摸摸、竊竊私語來反抗的人。女兒，那種人並沒有他們自己所想象的以及憑借他們誇張的自戀所自以為的那麽聰明、那麽值得尊敬。注意你的用詞和語氣。我很失望。我原以為我養育出來的你不會那麽沒禮貌。”她說完，就甩下我的手臂走開了。我們之間從沒發生過這種事情，真是驚人!通常我才是那個感到受夠了的人，義憤填膺地說完最後一個詞，然後惱怒地轉身離開她。但這次卻是我跟在她身後，伸手想留住她。“媽。”我叫她，雖然我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麽。
我不懂什麽是羞恥。我是指作為一個詞，因為作為一個詞，它還沒有進入集體詞匯。但我肯定知道羞恥的感覺，我知道周圍所有人也都知道那種感覺。它絕不是一種微弱的感覺，因為它似乎比憤怒更有力，比仇恨更有力，甚至比最會偽裝的情感——恐懼——更強大。當時絕不可能跟它搏鬥或超越它。它通常還是一種公開的情感，需要一群人去增強它的效果，不管你是羞辱別人，目睹別人被羞辱，還是自取其辱。由於它是一種錯綜複雜、層層交織、糾纏難解的情感，這裏的大部分人用盡一切手段來擺脫它：殺人，惡言相向，精神傷害，以及——不是最輕的，也不是不常發生的——將這些都施加在自己身上。
我母親的變化讓我清醒過來。她讓我不再堅信她是某種用硬紙板剪出來的人。不再誤認為她強迫症般的禱告是因為她有滿腦子愚蠢的想法，而不是因為她有滿腦子的憂慮。不再因為她五十五歲生過十個孩子，人生——就算有任何新的活法——肯定也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不把她放在眼裏。那一刻，我為自己說了“哇噻”這個詞而感到難受。我把我母親視作垃圾，雖然她也大聲嗬斥了我，給我造成了持久的精神打擊，但我仍然為此感到羞恥。我覺得自己快要哭了，可是我從來不哭，我想以破口大罵抑製淚水。接著我意識到我可以試著彌補自己的過失。現在也許正是可以說“對不起”的時候——當然，不是親口說出“對不起”，因為就跟“羞恥”一樣，這裏的人也不知道怎麽說“對不起”。我們或許會感到愧疚，就跟會感到羞恥一樣，但我們不知道該怎麽掙紮著把它表達出來。於是我決定把媽一直在尋求的答案提供給她，也就是告訴她我和送奶工之間所發生的一切。我這樣做了。我告訴她我和他沒有私情，我也從來不希望和他發生私情。相反一直是他，隻有他，追著不放，再三糾纏，似乎是想和我發生私情。我說他曾經兩次接近我，隻有兩次，我描述了每次相遇時周遭的環境。我還說他了解我的情況——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晚上下班後做什麽，我周末做什麽。但是他的手指，我說，一次也沒有碰過我；他甚至，除了第一次見麵，後來都沒正眼看過我。我還補充說我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車，即便人們說我整天上那些車。我最後承認說關於這件事情我從來不想透露半個字，不隻是對她，而是對所有人。我說這是因為在這個地方，語言總被曲解，語言總被捏造，語言總被誇大。如果我試圖解釋，試圖壓倒所有那些關於我的閑言碎語，我會失去力量，我僅有的這點力量。所以我保持沉默，我說。我不問任何問題，也不回答任何問題，不肯定，也不否認。通過那種方式，我說，我希望能孤立自己、保護自己。
我說話的時候，媽一直看著我，沒有打斷我。但是一等我說完，她就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個騙子，說這個謊言隻是對她進一步的嘲笑。除了我承認的這兩次，她又提起另外幾次我和送奶工之間的碰麵。社區裏的人一有消息就會告訴她，她說，也就是說她知道我跟他之間不道德的定期幽會，她還知道我們在一些連被叫作“點點點”都不配的下流地方幹了些什麽。“你是某種暴徒般的女人，”她說，“做了那些為社會所不容的事情，喪失了判斷是非的本能。小姑娘，你讓人很難去愛你。你可憐的父親要是還活著，肯定有話要講。”我對此表示懷疑。爸活著的時候，幾乎不和我們說話，他奄奄一息地躺著時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可能也是他生前的最後一句話——令人驚恐。他說了關於他自己的一件事。“我小時候被強奸了很多次，”他說，“我有沒有告訴過你們？”當時，我隻想到回答說“沒有”。“我說過，”他說，“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他幹了我——我，一個男孩，和他，穿著西裝，戴著帽子，解開他的扣子，把我的背拉到他跟前，在那個屋後的棚裏，那個黑乎乎的棚裏，一次又一次，從後麵給我他的陰莖。”爸閉上眼睛，不住地顫抖，和我一起在醫院裏的小妹妹們繞著病床跑過來，拽著我的手臂。“什麽是強奸？”她們小聲地問，“什麽是克朗比？”她們這麽問是因為依然閉著雙眼的爸正在喃喃自語“克龍比”。“很多次，多到可怕。”他說著，又一次睜開眼睛。他好像聽得見小妹妹們，但我相信他看不見。不過他看見了我，雖然不太確定我是哪個女兒。當然，他那樣子可能不是奄奄一息，因為他活著的時候也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把太多的時間用來讀報紙，看新聞，聽廣播，出門上街，聽與他誌趣相投的鄰居講最新的政治衝突，還會發表一點他自己的見解。他是那種人，那種除了政治問題，其他什麽都聽不進去的人。就算不是政治問題，那也是關於一切戰爭、一切地方、一切剝削者、一切受害人。他時常和這些鄰居待在一起，他們和他一樣，迷戀政治，性格反常，對身邊的事情置若罔聞。至於我們這些子女的名字，他從來記不住，除非他在腦子裏按出生的時間順序全部回憶一遍。每次就算要查找的是一個女兒的名字，他也會把所有兒子的名字一起想一遍。反過來也一樣。這樣全部回憶一遍，或早或晚，最終總能碰上那個正確的名字。即使那樣，他還是覺得太麻煩，沒過多久就丟棄了腦子裏的名單，選擇更簡單的方式，隻把我們叫作“兒子”或“女兒”。他是對的。這樣更簡單。就這樣，後來我們自己也用“兄弟”和“姐妹”來代替對彼此的稱呼了。
“屁股。”他接著說，小妹妹們咯咯地笑。“我的腿，”他說，“我的大腿，但主要是我的屁股。總是很可怕，那些感覺，我無力擺脫，那些恐懼，那些顫抖，那些持續擴散的小小的漣漪。就這樣不斷來臨，持續反複，永遠很可怕，貫穿了我整個人生。但有種不計後果的莽撞，老婆，”他接著說，“有種自暴自棄，自我拒絕，從幾年前開始出現——反正我快死了，反正不會活很久，任何一天我都有可能死掉，任何時候，被暴力殺害——所以他不如幹脆現在就抓住我，因為他知道他終將抓住我，無法阻止他抓住我。一切都結束了。一了百了。我並不是現在才進入那個恐怖之地，這就是為什麽，老婆，你我之間總感覺不對勁。”小妹妹們又咯咯笑了起來，這次笑的是“老婆”這個詞，但笑裏帶有一絲膽怯。爸接著又說，這次是生氣地說：“那個克龍比，那些西裝，那個克龍比。沒有人穿克龍比，兄弟。”小妹妹們又一次拽了拽我。“他有沒有，”爸接著問，他直愣愣地看著我，似乎一瞬間完全看穿了我，“他有沒有……也……強奸過你，兄弟？”“你是在問中間姐姐？”小妹妹們輕聲問道，“為什麽爸爸要說——”但是她們沒有把話說完，而是忍不住一點點地躲到我身後。那天晚上，爸病逝了。在那之前，小妹妹們和我已經離開，換成媽和其他幾個兒女來醫院坐在他身邊。他留給我的是他的圍巾和平頂工作帽，還有對“克龍比”這個詞貫穿一生的厭惡。一開始我也以為是“克朗比”，直到那天晚上我一回到家就在詞典裏找出了這個詞。
此時媽很憤怒，用死去的爸來威脅我。她說這是因為我說了謊，而我根本沒有。她說這是因為我用我的謊話和硬心腸貶低了我們倆，而實際上這隻是因為我們彼此不信任。“你不尊重我的教導。”她說。而我說：“你不尊重我。”我要證明她是對的，我再次以緘默作為回答，徹底放棄尋找我們之間可以用來撬動的任何支點，這正是青春期的樂趣所在。我轉而想到，這就是我的生活，我愛你，或許我不愛你，但這就是我，這就是我所代表的，這些是防線，母親。我不說，因為不通過鬥爭我是不會說的，我們始終都在鬥爭，始終在攻擊對方。我隻會緘默，心裏想著，哇噻，哇噻，哇噻，哇噻。我也不在乎了，從那一刻起，隨便她怪不怪我。從現在起，她從我這裏什麽都得不到。但不是向來如此嗎？我，在她看來，鐵石心腸？而她自己，在我看來，最後隻會亂箭傷了她自己？
第二天，我和三姐夫去水庫公園跑步。他依然在喃喃自語，而我努力把我的念頭都放在——不是媽所認為的以及他們所有人所認為的送奶工，而是那天晚上將要和我見麵一起去看日落的準男友身上。至於送奶工，目前還沒發現他的影子，但這並不代表“啊哈!擺脫他了!太棒了!”因為他可能正在附近暗中徘徊。同時還有躲藏著的政府警察、躲藏著的軍隊情報機構、假裝不是便衣警察的便衣警察，再加上所有那些通常是“剛瞥見一眼，隨即消失，接著又出現”的當地暗娼組織，水庫公園絕對就是那種供人暗中徘徊的地方。不過沒有。沒有他的任何跡象，這是一種鼓舞，意思是我可以放鬆，可以在身邊三姐夫的幫助和教唆下，安心地享受我難以抑製的鍛煉嗜好，三姐夫也在享受他自己的嗜好。一般情況下，我們跑步時不會談話或閑聊或鼓勵彼此交流，我們隻會說一些功能性的話，比如“妹妹，我們要不要開始加快速度？”“姐夫，我們要不要最後再增加一英裏？”以及其他一些諸如此類的鍛煉時會講的話。但是這次，親切可靠的姐夫連他以前慣有的那種親切可靠也沒有表現出來。
“我可以打擾你一會兒私底下講兩句嗎？”他問。我感到惶惶不安，因為姐夫過去從來沒有為這種私底下的事情打擾過我。我立即想到，一定是送奶工。他要開始講送奶工的事情了，因為他肯定也聽說了那些流言蜚語，盡管難以相信三姐夫——他是最後的堡壘——會允許自己動搖信念，被這裏的流言蜚語牽著鼻子走。結果證明他過去沒有這樣做，現在也沒有。他隻是針對另一件事情開始發表他深思熟慮的看法，我猜這件事情他已經想了一段時間。是關於我走路看書。書和走路。我。和走路。和看書。又是那件事。“你在對我說嗎？”我問，“你能有什麽想談的呢？你這輩子從沒主動跟我談過什麽。”“是因為我認為，”三姐夫說，“你不該那麽做。那不安全，不自然，對自己不負責任。那樣做是讓自己放鬆警惕，是在自暴自棄。你等於讓自己去獅子老虎群裏散步，你這是在讓自己徹底落入冷酷、狡猾、無法無天的黑暗勢力的手中，還等於把手插在口袋裏走路——”“不可能一邊拿著書一邊又——” “這不好笑，”他說，“這會讓任何人都能悄悄靠近你。他們可以跑過來，”他強調說，“開車過來。老天爺啊，妹妹!你會惹惱他們，因為你卸下防備，放鬆警惕，不再盡力偵察和評估環境，如果你還大聲念出來——”“啊!不會大聲念出來的!看在上帝的分上!”事情開始變得可笑起來。“但如果你願意接受走路看書這種不安全的方式，切斷意識，放棄觀察，忽略周圍環境……”這是一個對眼下已經發生了十一年的政治問題毫無知覺的人提供的無價之寶。這是我用來對付送奶工的另一個威懾物。除了女性問題，姐夫的另一個異於常人之處在於，這裏的人們都在傳言他因為太過專注於安排他的鍛煉和鬥毆，沒意識到已經持續了十年的政治問題。那說明了一些問題，憑借這種怪異，我敢肯定，也能讓送奶工離我遠點。
我自己也很少關注這些問題，但我至少在最低程度上關心一些我耳濡目染、無法回避的事情。但姐夫對這些耳濡目染的事情、對這些在他生活的這個時代和這個地方明擺著的社會和政治的動**，都毫不關心。他隻是目光狹隘，自說自話，毫無知覺。這很古怪，非常古怪。我也覺得古怪，送奶工是人們夢想中的意識形態上的先知、為人們描繪願景的人，他把生活奉獻給了一項偉大的事業，而附近的某個人卻令人憤怒地沉迷於安排他無與倫比的個人鬥毆和鍛煉，並不知道這項事業的存在。送奶工肯定會認為這種失職令人不安，甚至會推測三姐夫已經喪失理智。這引發了關於精神異常的討論，因為在我們這裏有兩種精神異常：一種是輕微的、為集體所接受的，另一種是沒那麽輕微的、出格的。前一種人還算能夠適應社會，絕大多數人都屬於這一種，包括這裏酗酒、鬥毆和製造騷亂的各種各樣的人。酗酒、鬥毆和製造騷亂是習以為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幾乎不能被判定為精神異常。同樣也幾乎不能被判定為精神異常的還包括傳播流言蜚語、保守機密和集體執行警務，以及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的關於什麽允許做以及什麽不允許做的規定，所有這一套。對於輕微的精神異常，傳統做法是和諧相處，睜隻眼閉隻眼，因為生命始終受到威脅，你隻能抓大放小；因此不可能給予百分百的關注。你不能給予百分之五十，不能給予百分之十五，你隻能給予百分之五，或許隻有百分之二。而那些被認為是出格的精神異常者，根本不可能給予任何一個百分點。這些出格者總有一些叫人看不懂的小動作，在當地會被勉強承認隻是有點太過叫人看不懂。這群不再合格的人，在人類神秘難懂的心靈中不再被完全接納。那時候還沒出現意識覺醒小組、自我改善討論會和激勵項目，摩登時代也基本上還沒來臨。等到摩登時代來臨後，你可以站起來，為承認自己的腦子有點問題而接受人們的鼓掌。但在那之前，你應該做的還是盡可能地保持低調，而不是承認你那與眾不同的習慣已經掉到了社會規範的基準線以下。如果你不這樣做，你會發現自己被貼上心理怪胎的標簽，和其他怪胎一起被置於社會的邊緣。那時候，我們這裏沒幾個邊緣人物，有一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有一些提出議題的女人。有核彈男孩和藥丸女孩，以及藥丸女孩的妹妹。還有我自己，是的，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自己也在那個名單上。姐夫不在名單上，但這並不代表他不應該在上麵。他公開承認對女性的愛慕，他偶像崇拜的使命，他的歌功頌德、奉若神明，他認為從根本上講，女人身上承載著萬物的生命，萬物的寬度，周期循環，必不可少的天性，更高等的一麵，至善至美，最典型、最神秘的一切——還要始終記得，這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正常的情況下，他絕不可能被列在我們這裏的出格者名單上。他沒上那個名單是因為他廣受歡迎。至於他對於我們的政治局麵一無所知這一點，我突然很感興趣，想咬住不放，尤其想到他剛才對我的批評。
“打斷一下，姐夫，”我說，“我想說說政治問題，你聽說過政治問題嗎？”“什麽政治問題？”他問，“你指的是痛苦、喪失、麻煩、悲哀？”“什麽痛苦和悲哀？”我問，“什麽麻煩？什麽喪失？抱歉，你說的讓人聽不懂。”此時我明白了兩點。第一點是那個長久以來的傳言，說三姐夫一直沉浸在與政治問題隔絕的幻想世界裏，那是不對的，因為他跟政治事件還是有所接觸的。第二點是社區，也許兩個社區都包括，甚至還包括“海對岸”和“邊界那邊”的土地，把所有關於痛苦、喪失，還有他剛才提到的其他各種事情，都轉移到了政治的論調上。“比起你，”他說，“我對政治局勢的了解似乎還要多一些。”“這也沒什麽奇怪的。”他繼續說，“因為就像我說的，你不怎麽警惕，你走路看書尤其證明了這一點。我上周三晚上親眼看見你做了一件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不理智的事情，你走進一個區域，徹底無視底層的軍事力量和影響，這很危險——你埋頭前進，極其微弱的閱讀手電筒燈光照在你的書頁上。沒人會那樣做。那無異於——”“你了解政治問題？”我問。“當然了解，”他說，“你是不是以為我是核彈男孩，過分沉迷於美俄原子彈的升級競爭，連我自己的親哥哥沒了腦袋的屍體躺在我身邊也不知道？”這是我們這裏的一例出格行為。核彈男孩碰巧是某某·某某之子的弟弟——某某·某某之子是我媽眼中我可以結婚的對象之一，也是送奶工被暗殺後在這個地區最有人氣的酒吧的廁所裏用槍逼我就範的男孩——而他的哥哥，核彈男孩，是一個嚴重迷戀武器的十五歲青少年。他極度迷戀美俄之間的武器競賽，一旦講起這個，沒人能讓他閉嘴。他總是憂心忡忡，如果他是為政治紛爭導致自己國家儲備大量武器而感到憂心忡忡，那麽在大家看來也講得通，還不成問題。然而不是。他所說的大量的武器儲備發生在遙遠的別處。他是指美國。他是指俄羅斯。他感到不安，不停地跟所有人嘮叨，難以自製地將金錢揮霍在一場他認為迫在眉睫的災難上。他會說，正是兩個自私幼稚的國家危害了我們所有其他國家，才引發了這場災難。他永遠隻會談論美國和俄羅斯，從來注意不到他自己臉上的變化。當他最愛的兄弟在那一周的中間一天、在那天下午的中間時分、在街道的中央、就在他麵前被炸死，他也沒有為此感到擔憂，從來沒有。當時，這個他最愛的兄弟，他的二哥，十六歲，家中最冷靜、最討人喜愛的一個，正穿過馬路朝著他焦慮不安的兄弟走去，要和他認真談談，再次試著撫慰他那顆專注於核彈的心。然而下一秒，這個少年就倒在了地上，整個頭都不見了。再也沒找到，甚至在爆炸引起的騷亂平息後也沒找到。人們在尋找。那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另一個出格者——還有其他人，許多人，甚至包括我爸，也在日日夜夜地仔細尋找。爆炸發生時，核彈男孩先是愣了一會兒，然後從爆炸的衝擊中回過神來，弄明白自己所處的狀況，回想起關於美國和俄羅斯他剛才講到了哪兒，然後又從被打斷的地方繼續講下去。在尖叫聲中，他又回到擔憂裏，直接回到擔憂裏。不隻有他應該擔憂，他說。不隻有他。我們大家都應該擔憂。瘋狂的俄羅斯和瘋狂的美國正在製造威脅，沒有人能夠承受忽略這個風險所要付出的代價，我們除了他以外的其他人卻以為我們能夠承受。所以，核彈男孩也是個邊緣人物，是個出格者，用他對冷戰怪異的沉迷把自己送去了那裏。這也意味著你一旦看見他過來，就會像閃電一樣迅速地低著頭往另一條路走。三姐夫在這裏宣稱自己不是核彈男孩，他留心政治和社會問題，他觀察研究周圍環境，因此他與核彈男孩剛好相反。而且，他說，我認為就算你發現了什麽也並不意味著你要在跟別人閑聊時到處宣揚。“至於那些閑聊，”他補充道，“我必須告訴你，妹妹，我不認為關於你的流言蜚語會一直傳下去。在一個像那樣範圍廣泛但又扭曲的媒介裏傳播，你不用當回事。”說完這些，我們默不作聲地跑了一會兒。姐夫正在思考他正在思考的隨便什麽東西，而我在思考我是怎麽會變成流言蜚語的對象的，以及他確實了解政治問題，以及他雖然批評我，但自己在社區裏實際上也是個聲名狼藉的出格者，隻因為當地嬌慣他，給予他特殊的豁免。過了一會兒，姐夫又開始煩我，又開始一反常態地提起那個看書的事情。“是的，那些書，”他說，“和那些走路。”他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這次的角度是如果我不注意，我將如何被流放到黑暗的最深處。作為當地的出格者，我將如何被排斥、如何得不到任何同情。人們議論我是一個喜歡“走路看書”的人，這一點他已經提醒過我了。一派胡言，我心想。失去自我控製的人是他，他此刻正在瘋狂地誇張和想象。“好吧，”我說，“也就是說，如果我不再走路看書，不再把手放在口袋裏，不再拿著夜用小手電筒，而是左看右看，再左看右看，警惕邪惡的危險力量，就意味著我能有一個幸福的結局？”“這和幸福無關。”他說。直到今天，這依然是我聽過的最悲傷的評論。
但沒提起送奶工。一個字也沒有。姐夫——願上帝保佑他的靈魂——沒有聽別人說三道四。我尊敬他不偏聽謠言，這一點看來沒錯。當然，我也不會提起送奶工，因為那時候我雖然意識到自己身處困境卻不知道該如何提起，就好像我不知道該如何提起我和準男友，以及我的各種厭倦——厭倦了猜測，厭倦了解釋，因為隻會招致誤解與敷衍。我從不對任何人提起任何事情——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習慣把什麽事情都告訴別人，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該怎麽說和說什麽，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依然不清楚什麽是準確到可以說出來的。他到底幹了什麽？我確實感覺到這個送奶工對我做過什麽，他即將要對我做些什麽，以及他正在策劃某種行動。我也認為這裏的其他人肯定和我有一樣的想法——否則整個流言蜚語是怎麽來的？但問題是，他對我沒有肢體上的觸碰。上次他甚至連看都沒看我一眼。所以，我怎麽對別人說他強行介入我的生活呢？而這裏一貫如此。每件事情都必須涉及肢體，都必須邏輯上說得通，才能被理解。我不能告訴姐夫送奶工的事情，並不是因為他會衝過來保護我，把送奶工痛打一頓，結果他自己被擊斃，社區從此開始抵製送奶工，接著輪到這裏的反政府派準軍事組織扼住社區的喉嚨，社區又反過來扼住反政府派的喉嚨，不再為他們提供庇護、提供住處、提供食物、運輸武器，也不再為他們把守望風或實施條件簡陋的外科手術。整個事件導致分裂，那種以消滅政府為目標、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的團結最終瓦解。不，完全不是這樣。隻因為三姐夫無法相信兩個人之間真的會發生任何不涉及肢體接觸的事情。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樣——一個人怎麽可能做一件他沒做的事情呢？——我的意思是我怎麽可能開口說句話就對現狀的大規模瓦解造成威脅呢？這在政治問題的背景下尤其不可能，重大事件、跟肢體有關的鬧劇，必定在每天、每小時，隨著每一次電視新聞的滾動播放而繼續發生下去。至於我和送奶工的流言蜚語，為什麽驅散它、駁斥它的責任要落到我頭上？那些散播謠言的人，顯然也不歡迎別人否認他們的謠言。至於夠不夠謹慎，有沒有放鬆警惕，我的觀點是，我走路看書，我兩者兼顧。為什麽不可以這麽做？我知道，走路看書會讓我喪失一種關鍵的感覺，即與集體時刻保持一致，這樣做確實有風險。了解狀況，跟上步伐，尤其在如此急劇惡化的現狀下，顯得至關重要。另一方麵，了如指掌、小心翼翼、明察秋毫——包括謠言，包括真相——並不能阻止事情的發生，或為幹預作好準備，或讓已經發生的事情還原。了解並不保證力量、安全和寬慰，還經常給一些人帶來力量、安全和寬慰的反麵——一開始就沒有為全麵了解現狀所帶來的強刺激留下發泄的出口。因此故意不去了解，正是我走路看書的真正目的。我是謹慎地選擇了不謹慎，重新開始和姐夫一起鍛煉也是我謹慎的選擇之一。我隻要繼續忽略他對我走路看書史無前例的攻擊，忽略他鍛煉時太多的罵罵咧咧——在我看來，他以此為自己構建了一層保護——我就可以和姐夫一起跑，而不必獨自待在水庫公園裏。跟個男人待在一起會很管用，因為我感覺送奶工最擅長對付形單影隻。因此，和姐夫一起跑步能讓我繼續正常的生活，感覺就好像這個送奶工以及我們之前的兩次相遇根本不值一提，甚至從來沒有發生過。
所以始終是書，隻是書，那個“走路和書”的問題。我決定原諒姐夫對我違背他個性的指責，我這樣做了，接著當我們經過上遊水庫時，有人在旁邊一棵樹上拍下一張我們的照片。這台隱藏的照相機發出一聲“哢嚓”，隻有一聲，來自政府警察的哢嚓聲，跟一周前同一個水庫旁的灌木叢裏傳出的哢嚓聲如出一轍。哦，天哪，我心想。這個我沒考慮到。我的意思是我沒想到政府現在會把所有和我有聯係的人都和送奶工聯係在一起，因為他們現在把我和送奶工聯係在一起。第一個哢嚓聲響起後的一周內，我已經被哢嚓了四次。一次在鎮上，一次在我正要走到鎮上的時候，還有兩次在鎮外。他們從車裏、從看似被廢棄的大樓裏、也從別處幾片綠化帶裏拍我的照片；或許還有其他我沒有注意到的哢嚓聲。每當我清晰地聽到一聲“哢嚓”，照相機在我路過的同時還會閃一下，是的，就好像我落入了某個網絡，也許是中央網絡，被視為疾病、反政府派傳染病患者中的一分子。如今，陪在我身邊的其他人——比如可憐無知的姐夫——也被認為是同夥的同夥了，姐夫卻和送奶工一樣，完全不在意那聲“哢嚓”。“你為什麽不在意那聲‘哢嚓’？”我問。“我一直不在意，”他說，“你期望我怎麽做？暴跳如雷？寫信？記日記？投訴？讓我的私人秘書聯係聯合國國際人權赦免監察員組織裏的和平抗議人員？告訴我，妹妹，我要聯係誰、說什麽。如果我們決定要出手，你自己又打算怎麽處理那聲‘哢嚓’？”好吧，我當然選擇遺忘。實際上，我已經開始遺忘。“我不知道你什麽意思。”我說。“我已經忘了。”他的直截了當立即把我送入了“猶昧感”狀態。那就是我的答案——不去熟悉某些需要被熟悉的東西——雖然照相這件事情裏也有振奮人心的部分。姐夫從未表達出對哢嚓聲的驚奇或對哢嚓聲的不在意。他承認自己聽到了，不隻是那個哢嚓聲，還有其他應該與我和送奶工無關的針對他發出的哢嚓聲。“他們一直這麽幹，”他說，“人們被拍照、被存檔。”他的意思是我不用擔憂，不用為把政府的懷疑帶到姐夫頭上而感到愧疚。於是我就真的不再擔憂。隨便它去，我們繼續跑步。姐夫大步向前，不隻是跑步上的大步向前，還有言語上的，他又開始新一輪的高談闊論，關於我為什麽不該繼續走路看書。我沒有聽。我不可能走路不看書。但我始終什麽都沒說。一旦對方心意已決，在這種情況下，你何必對著他大吵大鬧呢？
我們繼續跑步，他最終放棄了走路看書的話題，又回過頭來談論他的鍛煉嗜好裏所包含的日常細節。這次是關於應該做分組肌肉鍛煉還是全身大肌肉群的鍛煉；如果做分組肌肉鍛煉，那應該分兩組還是三組。我隨便怎樣都可以，因為我把我的力場都用來過濾他依然在慢慢釋放的堅持。這並不是說我沒把姐夫放在眼裏，和這裏的所有女人一樣，我也非常非常喜歡他。我也很感激他，不隻是因為擺脫送奶工的計劃看來是成功的，我又可以開始跑步了，還因為和他在一起讓我有安全感，通過我對他的了解和熟悉、他帶給我的輕鬆感，以及能有人陪伴，而這個人——至少通常情況下——不會對我大聲嗬斥或強加幹涉。他沒有隱瞞計劃；我才是那個隱瞞計劃的人。我也已經忘了自己曾經多麽享受和他一起跑步的那段時光——我們對跑步有著相似的理解，遵守跑步的共同規範。最終，他漸漸不再談論那一套身體鍛煉方麵的問題，我們又回到了默默跑步的常態。隻有一次，他說了句：“妹妹，我們跑快點吧？我們不想最後變成了走，不是嗎？”至於送奶工以及我想通過重新和三姐夫一起跑步來擺脫他的想法，已經完全按照預期達到了目的。
[3] 即上一分句的B-29超級空中堡壘恐怖喬西號，小妞是轟炸機標識裏的形象。
[4] jamais vu，心理學用語，指意識到某種事物或現象過去曾經出現過，但又感覺非常陌生，好像從未見過似的。
[5] “在隔板上”(on the shelf)意指女性年齡大得嫁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