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所以，我還沒有為那個作好準備，承認自己可能正站在某個門檻上，意識到自己再次——就跟這裏的政治問題以及我和準男友的準關係一樣——遭遇生命中的矛盾糾結。這些女人繼續講下去——講他們的行為舉止，他們好色的肉欲，以及他們的性欲被喚起時的痛苦，於是他們訓練自己不去抵抗，於是他們始終到處尋歡作樂，於是痛苦總伴隨著享樂；講他們被關在牢籠中，處在催眠狀態裏，無法按自己的意誌行動；怦怦直跳的心髒，她們說，皮膚上的細紋，永久的**狀態——說到這裏，我的主控係統再也無法應付，就好像跟三姐夫在一起時，每當他過多地談論鍛煉，我就會關閉身上所有的通道，將話題抵擋在外。最終，她們放棄了這個迷人的話題，開始說“你有一頭漂亮的頭發”。這把我嚇一跳，這不是真的，因為我並沒有。絕對沒有。但她們又說了一遍，這次還說我的頭發像弗吉尼亞·梅奧，甚至像金·諾瓦克。她們並沒有止步於這**裸的虛偽。現在說的是“你長得像那部電影《窗裏的女人》裏的瓊·貝內特”，不，同樣地，我長得不像她。但她們繼續說我，讚美我，把我當作她們的一員，試著巴結我。這讓我知道，在她們眼裏，我肯定已經是他的人了。就算還不是他的人，她們的內部消息、她們的晴雨表，甚至是她們對於這種事情的感知能力，肯定已經向她們表示，不久之後我就會成為他的人。她們圍繞著我，指導我，不是作為對手，而是作為閨蜜、心腹。她們想知道自己和我會處於怎樣的社會地位關係。因此，她們推測我喜歡哪個黑色電影明星，然後反反複複地確認，把我的每一寸都吹噓成跟她長得一樣。

現在講我的顴骨。它們很像艾達·盧皮諾。我和格洛麗亞·格雷厄姆有點像。維羅妮卡·萊克和我。簡·格裏爾和我。莉莎貝·斯科特和我。安·托德和我和吉恩·蒂爾尼和簡·西蒙斯和阿莉達·瓦莉。她們都跟小姑娘似的，穿得光鮮亮麗，好像電影明星，好像蛇蠍美人，她們邀請我跟她們一起玩。“我們應該坐在一起，”她們說，“你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隨便什麽時候，隻要你想，就可以離開你那些喝酒的朋友，來和我們坐在一起。”然後她們就離開了，但在走之前又說：“拿著——進門後再吃。”是一粒藥丸。閃亮的黑色藥丸。飽滿，小巧，正中央有一個更小的白點。她們把它遞給我，我攤開手，好像滿懷期待似的收下。那一刻，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我就好像變成了某個人，大家都認為我應該是的那個人。

那晚在地區最熱鬧酒吧的廁所裏，我結交了一群骨肉皮，明白了是哪個有權有勢的反政府派成員在對我進行跟蹤監視。在那之前，某某·某某之子——我的一個業餘跟蹤狂——肯定已經聽說了我渴望成為準軍事組織的骨肉皮，於是想碰碰運氣，試試他新的求愛計劃。這個新計劃是他在第一次被我拒絕後企圖第二次逼近我的手段之一。這一次他用盡全力向我求愛，他希望在他向我展示真實的自己時——既然我野心勃勃地想要和至高無上、傑出非凡的反政府派，而不是和哪個老反政府派墜入愛河——我會想，基督啊!他就是那些小夥中的一個!是的，求你把他給我吧，我想要他。目前，這裏所有人都知道某某·某某之子是一個反政府派的狂熱支持者，而且他確實來自一個信仰堅定的反政府派家庭。然而，在做了一段時間政治偏執型的人之後，他變成了堅信自己是反政府派成員的那種人，也就是說，當他第二次對我采取行動時，他暗示我第一次拒絕他是個錯誤。他說雖然當時在那種場合下，他說了很多跟蹤搭訕的話，回應我對他的拒絕，但是像“等著瞧，你個賤貓，你快沒命了”之類的話都不是他故意想說的。他說他希望我不要用錯誤的方式對待他所說的話，他隻是在表達一種自然的渴望，渴望我能夠陪伴他，他希望我能從這個角度真正地理解他的話、真正地接受他的話。現在，他說，在經過一番思考後，他決定是時候相信我、把他生命中最隱秘的事情告訴我了。就在這時，他說他是一名反政府派，一個真正的愛國者，諸多英雄中的一個，願意為了運動，為了偉大事業，為了國家，謙卑地付出生命，奉獻一切。我看得出來，他相信此時此刻這番話能在我身上起到與上次截然相反的效果——能討我歡心，能帶來優勢——特別因為我自己就有兩個兄弟在反政府派組織裏。然而，與小道消息相反，與所有那些不能被提起的傳言相反——那些傳言是指據說人們知道這裏誰是反政府派而誰又不是反政府派——我並不知道我有兩個兄弟是反政府派，直到在他們其中一人的葬禮上。當時棺材上覆蓋著“來自邊界那邊”的旗幟，送葬隊伍沒有前往埋葬普通人的老地方，而是去了埋葬反政府派的老地方。在那裏，有三個人穿著製服，不知從哪裏突然冒了出來，在他的墓地上一齊連放了幾槍。整個事件完全出乎意料，我是指對我而言，當我接下來跟別人打聽我兄弟在這方麵的事情時，又有了更多的出乎意料。我發現我母親和我所有兄弟姐妹，包括小妹妹們在內，都知道二哥和四哥是反政府派，但他們對我的不知情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情或包容；毫不意外，他們說，都怪我到處走路看書，故意讓自己糊塗。至於某某·某某之子冷不防地把他的秘密告訴我，我很尷尬。再明白不過的是，他並不是反政府派，他陷在發瘋的狂熱裏，他騙不了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但他還在往下說。這一分鍾，他是一個真正的準軍事組織成員。下一分鍾，他又成了最高級別的顧問，準軍事組織的最高領導人對他洗耳恭聽。他重點想表達的是，他性感的英雄姿態必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應該趁還來得及，趕緊跳入他的懷抱。他說，更像是誇耀地說，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在思想上跟他高度保持一致，他發現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當你外出執行任務時，無論發生什麽，都要保持鎮定，堅持信仰。“我們會放一天假，”他說，“那一天指的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遇到這種事情，我們也總能挺過去。要是普通男人，你知道，就連普通的反政府派，”他聳聳肩說，“也是做不到的。我們變得有點虛弱，有點緊張，”說到這裏，他叫了我的姓名，我的名，姓前麵的名，“因為在事情發生前，”他繼續說，“我們就已經感覺到自己正活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裏，有三種可能——我們會活著，我們會死，我們會受傷，我們會失敗，政府會抓住我們。”——他說了五種可能。我決定不去打斷他、糾正他，因為那會鼓勵他繼續說下去。“當我們遊戲人生，”他說，“我們不會把任何東西視作理所當然，”說到這裏，他又叫了我的名，我的姓前麵的名，“在這三四個小時裏，”他說，“我們強烈地意識到，在一切結束之前，我們都將處在崩潰的邊緣。如果，到最後，當一切都已經結束，當我們完成了任務，到那時候，”他說，“就在那時，我們會意識到生活是多麽美好。”這一次溫和的吹噓還有些別的內容，他順著“心理動機”“鋼鐵般的神經”“超人的忍耐力”“對正常家庭生活的特殊犧牲”一直往下講。雖然他的話缺失了重要的上下文，但實際上，即使有上下文，這也隻是又一場喋喋不休的指責，就跟我不久前在這個地方和各種各樣的人一起經曆的一樣。“在我們看來，如你所知，”他說，依然用第一人稱複數指他自己，“對於我們的家庭而言——我們認為你的家庭也一樣——軍隊生活就跟吃飯、呼吸、睡覺一樣重要。但你不能問我們問題。”——說到這裏，他舉起手，實實在在地阻止我問他問題。整個過程中，他都直直地盯著我，強調把我們維係在一起的那根紐帶，就好像我們確實在同一條船上，就好像他通過告訴我他站在準軍事組織反政府派世界裏的哪個位置，就能讓我喜歡上他。然而並沒有。他沒有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沒有讓自己討我喜歡，而且也沒有成為反政府派。即使他是反政府派，即使他所說的一切都多情浪漫得讓我為之傾倒，但他還是那個一如既往地說著詹姆斯·邦德式謊言的某某·某某之子。

不過，他有反政府派親戚這一點倒是真的。他父親、他大姐和他大哥——一直到死——都是反政府派成員。但如果你不能憑借自己的本事在偉大事業上有所發展，你也不應該靠著你爸做的事情、你大姐做的事情、你大哥做的事情，在堅決反政府的準軍事組織的據點裏要求獲得獎賞，至少不能永遠這樣。也許你能憑借你的血親，在一段時間裏獲得一點自由、一點關注和一些滲透下來的尊重。尤其是到這裏來的訪問者、曆史追尋者，你也許能給那類人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讓他們欣賞你、尊重你，因為他們能知道多少？但是，當地人確實知道不少，這些結果自認為是準軍事組織成員而實際上並不是的狂熱愚蠢的支持者所麵臨的問題是，這種自我推進式的炫耀會讓他們離所有人越來越遠。那就是某某之子的真實處境。由於巴拉克拉瓦頭套隨處都買得到，所以他從沒想過自己已經多麽徹底地被識破。他一直在到處宣揚超級英雄為自由而戰，他無足輕重卻太過喧囂，以至於反政府派本身也開始考慮要不要出來說句話了。他又來找我，無視我之前粗暴的拒絕，開始用這種新的方式跟我搭訕。他說，由於我擁有反政府派的血統，所以他知道像我這種人有資格明白，從今往後任何一天，他都有可能——像我四哥那樣——開始逃亡。這些話很煩人。起先，我依然表現得彬彬有禮，好奇在他說出那句“我得走了”之前還要等多久。這些人，他們有一種想法，他們認為你愚蠢，而且認為你察覺不出他們認為你愚蠢。此外，他們還不把你當人看，而是把你當成某種無足輕重、一文不值、什麽都算不上的東西，你唯一的意義在於讓他們在你身上照出他們自己的榮耀。他們的讚美和渴望也令人毛骨悚然。他們格格不入、扭扭捏捏、精心算計、自私貪婪，特別因為你知道在不久之後——或者按我的情況是在不久之前——他們將會對你進行侮辱、暴力威脅、死亡威脅，以及各種各樣的跟蹤搭訕。這是因為他們缺乏智慧。他們以為是他們看見你過來，而實際上是你看見他們過來，於是問題就變成了你是要和和氣氣地對待他們，還是惡狠狠地一巴掌把他們從你麵前扇開。我對某某之子彬彬有禮是因為他家裏接連又死了幾個人，最近的兩起死亡事件就發生在幾個月前。這兩起我們這裏有史以來最暴力的死亡事件，讓那個家庭幾乎成了頭等現場，因為那裏發生了。還有我從小學結交到現在的最久的朋友所在的家庭，她家裏的所有人都死於政治問題，除了她自己。然而，可憐的某某之子，顯然親人的去世對他造成了影響，令他精神失常，為他如此嚴重的精神失控必須承擔至少一部分的責任。首先是他的父親，接著是他的大姐，再接著是他的大哥，他們都在過去十年裏、在各種反政府派行動中被殺害。接著是那個家裏最討人喜歡的孩子，二兒子，他死在過馬路的途中。最討人喜歡的孩子死後過了兩個月，有一天，依然沉溺在核武器裏的四兒子也死了。藥丸、酒、頭上套著的塑料袋，還留下一張震驚所有人的字條：“我這麽做是因為俄羅斯，因為美國。”自那以後，原本由一對父母和十二個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隻剩下某某·某某之子、他精神極其脆弱的母親、他的六個姐妹和一個三歲的男孩。但這不是我的錯。我感覺不到他的魅力，這也不是我的錯。你不能因為可憐某些人、因為他們家裏接連不斷地有人死掉，就跟他們約會；如果你從一開始、從目光落到他們身上的那一刻起，甚至在和他們發生任何互動之前，他們身上的某種東西就已經讓你惡心，那麽你尤其不能這麽做。起初，我為這種惡心感到愧疚。但是後來，在我第一次拒絕他而他對我發出死亡威脅之後，我就不再感到愧疚。接著，在我第二次拒絕他後，我越發不再感到愧疚。當時他談到了“我們的反政府派屬性”所帶來的“我們之間的相似性”，他提起了“我們的關係”，然而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任何關係。這時我意識到他把那兩次粗暴的拒絕當成了接納，好像那就是我們最初的約會。基於他所有的跟蹤搭訕、對我們關係的肯定，以及對我們將來結為夫妻的憧憬，我從來不曾想象世界上這類凶狠、盲目、癡迷、精神失常的人會轉眼間就擺脫了凶狠、盲目、癡迷、精神失常，然後像不管有沒有明天似的，退縮成一個阿諛奉承的平庸之人。他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是因為在那之前，他得到消息，說有人打算進一步追求我，那個人是送奶工，是一個連某某之子這樣的人也能意識到遠比他更凶狠、更具有跟蹤能力的人。

如今，某某之子不再對我抱有求愛的敵意，而我站在這個送奶工身邊，心中的想法輕易變成了害怕，抓在手裏的死貓腦袋也幫不上忙。在我們的整個對話過程中，我沒有提起這個腦袋，沒有看它。他也一樣，似乎也沒有看它。但我知道，他已經很清楚地意識到那是什麽。就連我拿起它、走開又走回來的種種細節，先前的所有那些猶豫不決，他大概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肯定也看見了我將它撥進手帕，拿起它，或許還看穿了我要把它帶去老地方的心思。但因為我什麽都沒說，所以他也什麽都沒說。夏日夜晚九點三刻，前所未有地站在一個拿著被斬下來的貓頭的十幾歲少女身邊，並且跟她聊她可能在交往的男朋友的生活，這在他看來就好像沒什麽大不了的。他的出現和他的話無疑影響了我，有那麽一小會兒，我甚至忘記了那顆腦袋的存在。但隻有一小會兒，接著我就又想起來了。送奶工又開口說那些我知道會讓我緊張的話，我緊緊捧著手帕的雙手開始煩躁地撫弄織物。我的一個手指突然碰到一顆長長的牙齒，我困惑地把穿透織物碰到我手指的牙齒轉過來對著我。就在那時，我的脊椎又開始震顫。我熟悉這種不太自然的震顫，和早先在教室裏感覺到的一模一樣。接著我的雙腿也開始打戰，沿著膕繩肌流動，觸及神經的恐懼和無孔不入的滲透在我大腿和屁股上彌漫開來。我無拘無束的心又聯想到了蛆——聯想到了遍布於貓的鼻子、耳朵和一隻眼睛上的一簇簇蛆。這時候他又開始說話。這次他不再談論謀殺準男友的話題，反正不管怎麽樣，該提示的他都已經提示了。這個男人比我年長許多，比我瀟灑許多，一副懶洋洋的漫不經心，卻不費什麽力氣的樣子。他又主動提出開車送我一程。

又一次，就跟我們在水庫公園第二次見麵時一樣，他說他不高興，說他擔心，在這個地方走來走去——在鎮中心，在本地以外的任何地方——永遠不會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對我來說太不安全。他又說希望我記住，開車送我對他而言是舉手之勞——他親自開車，忙得走不開時就讓別人幫忙。他會跟那些人說一聲，他說，讓他們在他沒空的時候送我。說到這裏，他又開始談論我的工作。不用擔心，他說。他會把我安全送達。等一天結束了，還會有人來接我。我再也不用擔心公共汽車被劫持，不用擔心一旦發生動亂和縱火，那些公共交通工具就會遭殃。我再也不必為每天的公共交通生氣。這依然隻是建議，以他那種友好熱心的方式，通過拿掉我的走路、拿掉我的跑步、拿掉我的準男友，為我提供幫助，讓我走出困境。沒有可能在違背道德的明顯跡象，所以，也許我又誤會了，他並沒有違背道德。他一直講個不停，但無論我有多困惑，我都知道我絕對不能坐進他的車，這是一條至關重要的底線。那最後一道門檻似乎被置於顯微鏡下，別的一切都看不到了。去這樣做、跨出這一步、坐進一輛車，似乎就標誌著“某種結束”和“某種開始”。整個過程中，我繼續站在那裏，在這個裝模作樣和含糊其詞的地帶裏，也繼續待在這個人們不應該隻是急急忙忙地穿過而應該從一開始就明確自己永遠不會進來的地方。然而，我在這裏，在裏麵。他在那裏，在裏麵。此時，我焦躁不安，情緒即將爆發，這很容易導致精神崩潰——我可能會突然冒出一句“不”或者“滾”。我可能會尖叫或丟掉貓腦袋，甚至天曉得會不會朝著他砸過去。然而實際上發生的隻不過是又出現了幾個男人。

確切地說，他們並不是出現，因為後來發現他們其實早就等在這裏了。我對此感到驚訝。這個地方憑借暗黑藝術、魔法故事、巫術故事、鬼怪傳說、活人獻祭的傳說、逆十字架的恐怖故事而聲名遠揚；雖然也有可能執行秘密軍事行動和欺騙大眾的政府軍隊——至少在目前的政治問題環境下——才是背後的真實原因，但不管怎樣，都意味著大部分人都隻有在不得不從A趕到B時才會匆匆穿過十分鍾區域，除此之外，他們更願意與那裏保持遠離。我自己在這個區域裏，與一個邪惡的男人對話，同時手裏拿著一隻被納粹炸死的貓的腦袋——這個事實狀況，如果能證明什麽的話，那一定是證明了十分鍾區域不是為正常事物準備的。可他們在那裏，而且有四個人。他們好像剛才一直躲著，或者至少是半躲著。第一個人從一家商店的凹處裏走出來，這家店已經關門了，因為現在是晚上，而不是因為它神秘詭異，永遠不應該開門營業。他從暗影中走出來，朝我們瞥了一眼，隻有短短的一瞬間，接著又看往別處。他站在那裏，不再理會我們，但問題依然是，他為什麽要站在那裏？接著，離我們不遠處，又有兩個人分別從兩座荒廢的教堂前破敗的路麵上冒了出來，朝我們的方向瞥了一眼。他們分散地站著——三個人都站著，左顧右盼，等待著。他們彼此之間距離相等，送奶工和我在另一頭。一開始，我有一種恐怖的想法，這些人是便衣警察，準備伏擊並射殺送奶工，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很可能會把我當作送奶工的同夥一並射殺。但我接著感覺到，隨著某種形成三角定位的腦波在那三個人之間傳送，他們向我們傳達了一種更緊密的聯結。他們是一夥兒的，那三個人和送奶工。在那一刻，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人，從我身邊走過。我嚇了一大跳，因為我既沒有看見也沒有聽見他走過來。他走到離我隻有幾寸遠的地方，對我和送奶工看都沒看上一眼，當我們不存在。就在這時，我又嚇了一跳，因為當我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又回過頭看送奶工時，我發現送奶工也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從我身邊走開，我不知道我為什麽會對此感到震驚，既然這個男人的出現沒有從任何角度給我帶來絲毫安慰。他每次都在一瞬間突然出現，我總是毫無防備地被他逮住。我自然而然地又往身後，也就是朝著鎮上的方向，也就是第四個人正在走的方向看了看，心想或許能瞥見送奶工和他在一起。他不可能走另一條路，因為他如果朝著那幾個人走去，我應該已經看見了。那一刻，那幾個人也決定從我身邊走過。雖然他們各走各的，但是我依然能感覺到他們正在相互配合，執行一項合作計劃。他們是一夥兒的。所有四個人。所有五個人——我確信是五個人——過不了多久又會在某個地方會合。

你是個瘋子。

送奶工離開後，我又這樣自言自語。他和其他人假裝不是一夥兒的，各自朝著鎮中心方向離開。我現在隻身一人，開始往反方向走出這個十分鍾區域，心裏想著送奶工沒有明說的“不準跑步”的威脅、沒有明說的“不準走路”的威脅，特別是他沒有明說的“汽車炸彈謀殺”的威脅，還有我拿在手裏的那隻貓腦袋。時間剛過十點，白天的光線隻剩下最後一點點。眼下，我不可能把它帶去老地方了。天黑後，事情會發生變化。即使最後一點光線也足夠讓人看見我在那裏，在那些古老的石頭和雜草裏從背後一槍將我擊斃；就算光線足夠讓我按照原計劃為這個腦袋找到一個安息之地，我感覺盡管那個送奶工剛才已經見過我，把他最新的命令和願望傳達給了我，他依然有可能又從某個德古拉[10]之墓後麵冒出來，繼續實施他的下一步計劃。我現在知道了，關於我，他已經製訂了計劃，有了某種切實可行的安排。因此，我不能去墓地。可我依然想把腦袋帶去某個地方。鬱鬱蔥蔥之地會比較理想。某一片綠茵，當然，這種地方水庫公園裏是有的。但是，像十分鍾區域、水庫公園這種地方，尤其到了晚上，是特別不能踏入的。而且，無論如何，為什麽要把一個腦袋，從一個黑暗的地方，僅僅是運送到另一個黑暗的地方？就算我想辦法進入了水庫公園，把它埋在某個灌木叢裏，或者把它藏在一片下層植被底下，那些潛伏在灌木叢或下層植被裏的政府間諜——尤其因為他們目前堅信我是送奶工的同夥——會立即把它挖出來看看到底是什麽。所以那片綠茵不行。但還有其他綠茵。剩下的兩座教堂周圍遍布的雜草堆也算是綠茵，但它們仍舊令人感到壓抑。再說，還是沒走出十分鍾區域的範圍。或者花園，我是指其他人的，因為我們家沒有花園。我在回家的路上選一個雜草叢生的花園，偷偷溜進去，然後把它留在那裏，怎麽樣？目前這個計劃已經變得過分複雜，令人苦惱。於是我想放棄，這根本不是我的姿態。但是我的姿態，甚至在送奶工出現之前，就已經開始一點一點地消散了。從我在鎮上離開老師和同學、走出鎮中心、朝北走向我的住所的那一刻起，我已經感覺到了那種約束限製，那種蠢蠢欲動的想法——“沒什麽意義。有什麽用？有什麽意義？”——壓倒了我，或者說在我內心建立起來。就在那種猶豫不決和缺乏勇氣的狀態下，就在自責“你是個瘋女孩，這一刻，你用你的瘋狂，把這種禍害惹上身”的同時，甚至在我想把腦袋放下，就這樣放下，放在任何地方，放在旁邊的水泥地上，丟下它不管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出了十分鍾區域，來到了老地方。我正站在古老的鏽跡斑斑的墓地大門口。就在這時，我聽到身後傳來汽車的聲音。一瞬間，我又感到一股震顫襲來。哦，不，是他!往前走，繼續走。別回頭看，別管他。

我穿過墓地入口時，汽車在我身邊停下。一個聲音在喊：“你好!你好，說你呢!你沒事吧？”我停下腳步，因為這聲音聽起來不是送奶工。是別的什麽人。是真送奶工。我們這裏住著一個真正的送奶工，他確實接受送奶訂單，確實有一輛正經的送奶車，確實在這個地區送牛奶。他就是那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我們這裏官方認定的出格者之一。他住得離我們不遠。有一天，他從“海對岸”那個國家回來，剛看望了他在那裏奄奄一息的兄弟。回來後，他意識到自己的房子出了問題。他獨自居住，那天去屋後挖一鏟子煤，發現有人在那裏挖過地。他想知道為什麽，於是也開始挖。過了一會兒，他滿身汙穢地從門裏出來，抱著滿滿一堆來複槍。這些來複槍用塑料布包裹著，他把它們抱到大街中央，扔在路上。他一邊這麽做，一邊叫喊道：“埋到你們自己的後院裏去!不敢是吧？”他回到屋裏，出來時又拿了更多。就這樣一直持續下去，來複槍後麵還有手槍、拆卸掉的槍、一堆堆彈藥，以及用布料和更多的塑料布包裹的備用物資。所有東西都被他扔了出來，他在一旁氣急敗壞，大吼大叫，直到看到一群孩子，他們剛才正在後來被他用來堆槍械的地方玩耍，一直玩到他破壞了他們的樂土。這些孩子先是跳到一邊，在那裏觀看事態的發展。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一看見他們，就停止了吼叫，但接著他又開始吼叫，這次是朝著他們。“走開，”他大吼道，“我說走開!”他氣得差點就要動手，這些孩子——現在是他吼叫的對象——確實聽話走開了，可還有四五個孩子依然待在原地不動，接著就哭了起來。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又對他的鄰居們大吼大叫，這些鄰居從屋裏出來，想看看發生了什麽騷亂。他讓他們過來帶走這些孩子，還要求他們告訴他，是否有哪個善良的鄰居注意到，在他離開的那段時間裏，反政府派有沒有進過他家。於是，他跟每個人都吵了一架，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這個真送奶工。他甚至和孩子們吵架。但要分清楚的是：他成為人人皆知的出格者，是因為他把武器扔了出來——誰都知道，如果你在家裏發現此前有人進入你家埋下的武器，你應該勉強接納它們，忍受它們的存在；而他成為人人皆知的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是因為他曾經毫不愧疚地把孩子們弄哭了，甚至連一句抱歉也沒有。

於是，反政府派不喜歡他，因為他挖了他們的武器庫；不喜歡他，因為他明言抗議當地的法令法規；不喜歡他，還因為他反對他們開設裁決侵害的民事法庭，反對一旦我們居民不遵守他們製定的法令法規，他們就可以隨意實施懲罰；每次有疑似告密者人間蒸發，他都很當一回事，這又會招來反政府派的反感。關於他還有一點，是他從沒得到過他應得的來自這裏居民的感激，這包括他好幾次幫助別人，他經常這麽做，盡管他無情的名聲讓人們以為他不會這麽做。社區居民無法承認他的善良，是因為他對所有人都不怎麽友好的名聲在當地人的意識中是如此根深蒂固。想要推翻這種偏見、發現真相，需要在意識上爆發出極大的努力。這裏的人幾乎沒有什麽意願去調整哪怕是最輕微的誤解，因此短期內永遠不會見到有誰代表社區居民站在送奶工的立場上努力地思考和覺醒。但他幫助別人是事實。他幫助核彈男孩的媽，也就是那個反政府派的狂熱擁護者某某·某某之子的母親。那天晚上核彈男孩自殺後，真送奶工在外麵找她，這裏的其他人也在外麵找她。她聽說自己家裏剛又死掉一個人之後就失蹤了。有傳言說，就跟她兒子一樣，她也自殺了。但真送奶工還是找到了她。她在另一個地區的大街上遊**，衣冠不整，披頭散發，精神渙散，不認識任何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雖然他把她送回了家，雖然他還讓那些虔誠女人繼續照顧她——虔誠女人也充當我們這裏的醫生——但真送奶工的名聲依然沒有改變，他依然是你所能認識的最討厭的人。我自己並不認為他脾氣臭、性情暴躁，甚至非常出格，我是說相比我們這裏的其他出格者，包括藥丸女孩，和她陽光般燦爛得令人不安的妹妹，還有可憐的核彈男孩，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再有就是那些頭腦遲鈍、愛說教的議題女人。所有這些人似乎都遠比這個男人更岌岌可危。我有這種看法大概是因為真送奶工和我母親自從學生時代起就一直是朋友，所以他會定期來我們家看望她，了解她的近況。他幫助她，給她免費的牛奶和特濃奶製品、糕點和罐裝食品。他還幫助我們自己動手修整房屋。他鋪水管，刷油漆，做木工，甚至堅持從小妹妹們手裏接過電工的活兒。所以，無論他有著怎樣厭世的作風，以及這種作風給他帶來了怎樣的名聲，他確實堅定地認為應該關心別人。那天晚上，這個人，真送奶工，不愛任何人的出格者，在墓地裏現身，向我伸出了援手。

起先，我感到一股震顫。不過，一旦我意識到這不是送奶工而是另一個人，它們就立即消失了。他坐在他的送奶車裏，這是一輛正經的送奶車，也是我見他唯一坐過的車。我轉過身去麵對著他，這時他拉上手刹，打開車門，跳下車，朝我走來。他在我身邊站住，雖然這不是他第一次跟我說話，卻是他第一次跟我說超出以往範圍的話，他以往跟我隻有過寥寥幾句符合當地風俗習慣的寒暄，通常包括“你好”“再見”，以及“轉告你母親我想問一下”。要不是媽，真送奶工和我的活動圈子絕對不會有任何交集。當時就連我媽，我跟她雖然住在同一幢房子裏，我們的活動圈子也完全沒有交集。但因為他倆是朋友，我才會時不時地在周圍碰見他。有時在大街上，有時在我家門外，有時在我家客廳裏，在那裏，媽會製作特別的大麥麵包，或者她常做的那些甜麵包裏的一種，和他一邊喝茶，一邊分吃麵包。有時我也會看見她坐在他的送奶車裏。她剛去過小教堂，或者剛玩了賓果遊戲，或者剛做完按摩，他從那些地方把她接回到家門口。她從送奶車裏跳出來，笑得跟十六歲似的。這就是他和我會相遇的一些場合，我們相互打招呼，泛泛地點頭致意，或者說上一句“你好”。此時他又問了我一遍你沒事吧。他問我發生了什麽事、他可不可以為我做點什麽。我點點頭，但我不知道我點頭是在回答他的哪個問題。實際上，我說不清自己現在到底是什麽感覺，甚至不知道該如何社交性地回答任何問題。感覺上我剛才遇到了四個反政府派——因為那些隱藏著的人有可能是反政府派——他們正要出發去幹某個極有可能稍後將登上新聞頭條的大買賣。接著我遇到了送奶工——他大概不是個沃爾特·米蒂式的人物，而是——就像人們所說的——又一個反政府派。此時真送奶工在這裏，他是我母親的朋友，公認的行為怪異的出格者之一。我們站在送奶車旁邊的路沿上，路沿的另一邊就是墓地。我注意到他看著我手上一團用手帕包起來的東西，但接著就不看了，他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我的臉上。

我脫口而出：“我要去找個地方，把這個東西扔了或埋了。這是一隻貓腦袋。”“沒錯。”他說，就好像我說的是“這是一隻蘋果”。我因此喜歡他。我沒有解釋我是如何得到這個腦袋的，以及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或十分鍾區域的關係。他說：“我來幫你處理它。能讓我來幫你處理它嗎？”我把貓腦袋遞給他，相當輕鬆，毫不遲疑，就那樣。給他後我說：“但別把它扔了。你不會隻是拿走它接著就把它扔了吧？別等我走後就把它狠狠地扔進垃圾桶，或者把它扔在哪裏的地麵上。如果你不想處理，不想好好照料它，我想說的是，那就讓我來處理，但請你別假裝。”我脫口而出這一大堆話，也是真心話，我沒有為自己找借口，也沒有向他申請許可或批準。隨後我感到驚訝，我居然對著一個男人、一個長輩，也是一個在大家眼裏最毋庸置疑的性情暴躁的人，如此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由於我和送奶工之間發生的事情，也由於我拿了太久的腦袋，我的情緒已經到達了臨界點。這個男人待人接物的方式中有某種東西似乎讓談話變得輕鬆。他繼續用同樣的方式說道：“我不會假裝，我不會把它扔掉。”他說。“我想給它一點綠茵，”我說，“我要把它帶去合適的地方。”“我知道，”他說，“告訴你，我有綠茵。我家房子後麵有片綠茵。我把它放在那裏，挖個洞埋了它，怎麽樣？合你心意嗎？”我點點頭，然後說了聲“謝謝”。他走向送奶車，把手伸進車裏，從底部拉出一個綠色的布包，裏麵放著台球。他把這些球全部倒在座椅中間深深的擋位凹槽裏。腦袋依然裹在手帕裏，他把它丟進包裏，拉上頂部的拉鏈。他回到我身邊，說：“別擔心，交給我吧。現在上車，時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家。”我喜歡這樣的交流，跟準男友和老師在一起時也是這樣的交流模式，我會想：“我們是怎麽做到的？”而不會跟平常一樣地想：“這有什麽意義？沒什麽用。不會帶來任何變化，不是嗎？”這讓我驚訝。真送奶工古板嚴肅，卻在這裏為我花費時間，給我帶來希望，聽我說話，把我當回事。他已經明白了一切，他知道我是什麽意思，所以沒有那些磨人的問題。是的，一個驚喜。他是一個驚喜，我驚喜地發現自己能夠把這個負擔轉交出去，無憂無慮地坐進他的送奶車，知道他值得信賴，會誠實地完成任務。他把那顆腦袋放進送奶車，就在這時，照相機發出哢嚓一聲——是他們的其中一台照相機，聲音是從馬路對麵一個估計是空置樓房的一樓傳來的。我依然什麽都沒說，就跟那次和送奶工在水庫公園裏一樣。但真送奶工說了一句：“實在太過分——”他克製自己，“沒別的出息了，就會幹這種事，”他又說道，“隨便吧，反正他們想怎麽理解就怎麽理解。”這種態度又讓我驚訝，也出乎意料地鼓舞了我。對於那些不能提起的事情，如果他能夠承認其中任何一件的存在，如果他能夠承認自己對其做不了任何改變，那或許意味著對於任何人而言——對我而言——即使無能為力，也有可能獲得一種承認的態度、一種接受和超然的態度。

我們一路開車。位於我倆之間的寬敞的凹槽裏堆著台球，台球上麵放著包，包裏裝著手帕，手帕裏裹著腦袋。就在這段時間裏，我聽說了那天發生在我們這裏最新的一起死亡事件。又發生在某某·某某之子的家裏。他們家最小的孩子，小寶寶，從樓上背麵臥室的窗戶裏跌落了。真送奶工說，起初都說他是跳下來的，坊間是這樣猜想的，剛學會走路的小孩跳樓摔死了，但他並不是故意的。他以為自己是超人，鄰居說。或者蝙蝠俠。或者蜘蛛俠。或者那些超級英雄中的一個。他總在背後釘著那件紅色枕套，一邊跑來跑去，一邊大叫“拳!”“掌!”“砰!”“嘭!”“熄燈!”“啊嘔!”雖然還沒有被證實，真送奶工說，但大家都說他就是這麽死的。會出現這樣的傳言，他說，是因為這裏的人就一直在編造這樣的東西，因為在這裏，你不能僅僅是死了，這裏不可能有普普通通的死亡，再也不可能有這種死亡，不可能有出於自然原因的死亡，不可能有事故引發的死亡，比如從窗口摔落下來，尤其在當下，在這裏發生了所有那些暴力死亡之後。必須出於政治原因，他說。必須關乎邊界，這意味著可以被理解。如果不是這種，死亡就必須是不正常的，充滿戲劇性，令人大吃一驚，比如想象自己是個超級英雄，不小心跳下去死掉。如今人們期望那樣，他說。於是，一個可憐的三歲小孩，不明白什麽是地心引力，或者隻是一個被獨自留在樓上背麵房間的小男孩犯了致命的錯誤——他媽媽當時也在樓上，就在前麵房間裏，但自從她黯然退縮到那裏，躺在**胡思亂想之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可這個錯誤還不足以構成一個人如今死在這裏的理由。這裏的人們，真送奶工說，隻能以極端的方式生或死。第二天傍午時分，這個孩子被他的一個姐姐發現在後院裏。他的背後沒有釘著任何枕套。那天是規定枕套被取下來清洗的日子。

我聽著真送奶工跟我講的這些話，他還告訴我媽不在家，他剛才把她留在了某某·某某之子的家，另一些鄰居——那些虔誠女人，帶著她們的茶壺、急救箱以及用頂級秘方調配的混合物——也去了某某之子的家，都想要安慰那個死了孩子的可憐媽媽。真送奶工自己也剛從停屍房回來，他說他現在也正要趕回某某之子的家。關於這次悲劇，他又講了幾句。他還泛泛地談論起悲劇，它的濫用糟蹋，缺乏預見，缺乏防範，以及根本上由貧困和頑固擴張的政治問題所導致的所有這些複雜難料的後果。他繼續往下講，提到忽視、缺陷、厭惡和錯失良機。有那麽一會兒，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考裏。當他回過神來，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任何關聯，他把話題轉到了小妹妹們，以及我，還有媽的身上。

“你的妹妹們，”他說，“一群多麽活潑的小姑娘，有著多麽美妙的好奇心、意誌力、熱情和勇氣。她們對應有的權利有一種天生的理解力。這一點，你也知道，在這裏是很罕見的。更多情況下，敏銳和積極在這裏會被扼殺，會轉變成垂頭喪氣，還會被扭曲成更陰暗的情感宣泄。不過，她們還未成年，是多少有些野蠻和桀驁不馴的小女孩。有時候，她們還有些病態的趣味，”他繼續說，“而且我還能肯定，在你們的母親看來，她們還相當難以管教。”他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以及對知識和思維探險的渴望不斷增強，她們可能會變本加厲。他又想了想，說：“實際上，我相信她可能還不明白，我是指你們親愛的母親，她也許沒有注意到她們的特別之處，那些或許可以稱之為天賦的東西。我也不知道為什麽，她們的老師也沒有注意到。她們的老師有沒有注意到？他們有沒有跟你們的母親談過這事？”我想了一會兒，說：“不知道。”他又問她們的學習成績怎麽樣。我說：“不知道。”實際上他接下來問我的所有關於小妹妹們的問題，我都說“不知道”。我確實不知道，就這些小妹妹的事情，怎麽能指望我知道？她們上學。她們看書。她們討論問題，出席論壇，參與匯編，參加專題研討會，比較、對照和交流想法，還有她們稱之為課外活動的東西，她們計劃中的所有事情我並非都知道。我模模糊糊地記得她們的老師也曾經評價過這種聰慧、天賦和早熟。他們寄信和成績單給媽。我自己從沒看過這些往來信件，還是同樣的原因，我為什麽要參與討論小妹妹們的在校表現？我十八歲，是她們的姐姐，不是她們的母親，不是她們的父親，不是她們的保鏢，所以參與那種事情就跟談論日落、氣溫、假牙、疼痛和“你晚飯吃什麽？”以及所有那些老年人才想要談論的事情差不多。我為什麽要這樣？但我記得確實有幾個老師來跟媽談過話。她們還會把她叫去學校，我印象中是去參加一些特別會議。他們邀請她是為了討論如何進一步發展小妹妹們的這個或那個。“教育界術語”這個詞我記得曾經提起過，或是“教育學界術語”，反正是差不多的詞。他們也會來家訪，那些老師，還有其他一些會用教育學界術語的那類人。他們進行了更多的討論，我不確定這些專家對媽說的話，媽是否都聽得懂，但我確實知道，她一直有意讓小妹妹們把那個天才兒童學院隨後寄來的信解釋給她聽，但她還沒找到機會把信拿給她們看。至於定期發放的學校成績單，我不確定媽是否會看、是否會談論，甚至小妹妹們自己是否會談論。學校成績單和證書，在這裏沒有太大意義。“我並不想批評你母親，”真送奶工說，“因為她是個好女人，依然是個好女人，可愛的女人。我知道她經曆了一段艱難時期，當時你父親奄奄一息，你二哥奄奄一息，還有你二姐——不說了，你知道你姐姐遭遇了什麽。接著是你另一個哥哥，第四個，他——你也知道他遭遇了什麽。關於這件事，我想我或許可以問問她，因為其中潛伏著巨大的風險，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引導，以及嚴格地監督，趁另一場災難、另一種糟蹋、另一個悲劇還沒發生前。要避免精力誤用和方向錯誤的冒險。她們需要指導，需要被關注、被看護。否則會誤入歧途。”我回答說：“沒錯。”我這麽說是因為我想讓自己給人感覺還挺會聊天的，但接著我就意識到他所說的“誤入歧途”可能是什麽意思。他之前提到了潛伏的風險、被扭曲的單純、因為缺乏經驗而落入錯誤的結局或危險的結局，我把這些都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根本上由政治問題所導致的下場——否則還能是別的什麽意思？雖然小妹妹們對政治問題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不同尋常的興趣——我的意思是還沒有超出她們對其他一些東西的興趣，包括語音學的音調部位、早期的古埃及王國、技術型演唱的細節要點、宇宙在退化到有序之前的狀態、赫拉克勒斯的封神，以及她們其他諸多指標、實例、旁注和書封底上的小筆記之中的任何一個，還有其他所有相關的東西——不久前，曾經有一次，我和幾個姐姐進門發現小妹妹們正在讀來自“那邊”的報紙。那是一種刊載著嚴肅內容的大報紙，此外，她們還有一些來自“那邊”的通俗小報。我們想不出這些報紙她們是從哪裏弄來的，但是她們確實弄來了。她們把報紙大麵積地攤在地板上，好讓視野寬闊。在那之前，小妹妹們還從來沒有看過這些報紙，也沒有在電視上看過政治新聞，至少沒有全神貫注地看過。她們還在經曆聖女貞德[11]階段。在這個階段，她們公開宣稱自己不喜歡“海對岸”的那個國家，但不是因為通常的曆史遺留問題，也不是因為已經被建立、傳頌、重塑和闡述的關於那個國家和這個國家之間發生了什麽的曆史記載所包含的力量——而是因為她們很自然地支持法國人。但是，由於法國人對貞德的背叛，她們暫時又開始反對法國人。而法國皇太子從來都不是最愛，小妹妹們很不喜歡他，如果我們這裏的任何人想要為他說句話，別讓這些女孩子聽見才是明智的做法。連法國人也變得非常討厭，所以她們對“海對岸”的國家和這個國家之間世世代代的惡劣關係更是無暇顧及了。然而，我和姐姐們那天進屋，發現她們的迷戀對象不再是聖女貞德，而變成了那些報紙。“小妹妹們!”我們大叫起來，“這些報紙你們是從哪裏弄來的？到底發生了什麽？”“噓!姐姐們，”她們說，“我們忙著呢。我們正在努力理解他們的觀點。”她們說完，回過頭去，繼續鑽研大報紙和通俗小報。與此同時，我們，也就是她們的姐姐，目瞪口呆地在一旁看著。我們麵麵相覷——我、三姐、二姐和大姐。努力理解他們的觀點!小妹妹們接著還會說怎樣令人費解的話來？她們的評論，可以瞬間玷汙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須密切關注的告密者”在那三個人看來毫無意義？我們想要憑借自己的智慧，努力指出這一點。我們說，她們碰了不允許碰的東西，讓自己麵臨被指控為叛徒的危險。但她們沒有聽從我們的勸告，幾乎沒留意到我們，已經忘記我們，深深地沉浸在來自“那邊”的報紙裏。如果這時有哪個過路的鄰居碰巧往我們家的窗戶裏看了一眼，他完全有理由告發這件事情，但在我們看來，在這些比她們年長的人看來，她們顯然不在乎這一點。三姐飛奔到窗邊，拉上窗簾。這個舉動惹惱了小妹妹們，於是她們中的一個跳起來，把頭頂的燈打開。另一個，哢嗒一聲，打開了媽最喜歡的兩個老式玻璃台燈。第三個拿出她們的三個小手電筒。但她們是從哪裏弄來那些報紙的？她們搞來那些報紙有沒有被我們這裏的人看見？那天，我們幾個姐姐猜想：在準軍事組織的眼裏，六歲、七歲和八歲可能算不上太年輕，她們無法因此逃避告密者通常遭受的懲罰；也有可能小妹妹們隻是被教訓一頓，反政府派命令她們留下那些報紙，然後跟任何地方所有年幼的孩子一樣回家去看《小豬班博》。所以，這就是真送奶工談起天真、誤入歧途的敏銳、敗壞的冒險精神時所指的意思？我不敢問。他又開始沉默了，於是我主動談了一點老師對她們的關心，老師還討論過她們超凡的學習能力。說出這些話，我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他幫我處理貓，而我現在也能說些讓他安心的事情了。但他並沒有感到安心。他再次對小妹妹們、對我媽必須獨自對付她們而表示擔憂。就在這時，我意識到有一件事他沒有反複念叨，卻留下線索供我思考。他不是說教導和指引小妹妹們的責任，除了他們的媽媽，還應該落在我，也就是她們的姐姐身上嗎？我是否必須和媽一起參與進來，承擔責任，插手她們的態度信仰和成長？這讓我既驚愕又失望。如果我必須幫忙管教小妹妹們，那我就肯定不能搬去和準男友住。同時令我驚訝的是，甚至是現在，甚至在他問我而我回答了“不”之後，我的腦海中仍在想象搬去和準男友住在一起會是怎樣的一番場景。我無意識地享受著的希望正在遭受威脅，因為我必須跟著我母親，成為一個實習母親。這時，真送奶工已經轉向了新的話題。關於送奶工和我的話題。他沒直截了當地問我：“你跟那個老得差不多有兩百歲的男人有私情嗎？”而是拐彎抹角地說他注意到準軍事組織裏好像有個人正企圖一點點侵蝕我，一個在當地有權有勢的人。他問我，如果真是這樣，我敢不敢大膽地站出來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他說這話的時候，我感到一陣緊張。剛才和他待在一起，已經讓我慢慢地放鬆了下來，至少沒有太焦慮。當時震顫已經消失，不自然的動作也已經停止。但現在又都回來了，還有我的困惑也回來了。與此同時，我發現他也感到困惑，他開始為他魯莽地幹涉與他無關的事情而道歉。接著，他又提起了我們這裏的議題女人，說她們看上去確實對性別發展史和性別政治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遺憾的是，”他說，“我自己對這些未來可能會成為主流的女性話題了解得並不算很多很多。但是，既然她們在這方麵有特別的知識經驗，而且這件事又和她們所從事的領域高度吻合，如果在當地說出這種事情會讓你沒有安全感，不妨去找她們稍微談一下，你覺得呢？”

去找她們稍微談一下？他難道又瘋又瞎又聾又蠢，不知道那些女人在當地被說成了什麽樣？她們中的任何一個，甚至在大街上看我一眼，就能讓我往後在社會上再也無法立足。所以，不用了，謝謝。我跟她們一句話也不想說，現在不想，永遠不想。這些女人在當地組成了剛開始萌芽的女權主義小組。就因為組成了這個小組，她們被死死地歸入了那一類非常、非常出格的人。“女權主義”這個詞是出格的。“女人”這個詞勉強不算出格。把兩個詞放在一起，或者嚐試加入另一個詞、一個大眾的詞、一個偽裝起來的詞，例如“議題”，來進行緩和，卻沒有成功，基本上你還是會陷入麻煩。關於這些議題女人，我們這裏的人說了很多難聽的話，不隻是在她們背後，當著她們的麵也一樣。

整件事情始於一位家庭主婦貼在她家窗戶上的一張告示。這位家庭主婦曾經看起來精神正常、恪守傳統，直到她貼了這張告示。她有丈夫和孩子，據說家裏也沒有什麽人遭到暴力殺害，沒什麽可以解釋她後來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舉動。但她就是貼了告示。上麵寫的絕對不是當時我們這裏某幢房子的窗戶上常見的那種聲明。常見的聲明會寫“私人領地，擅入者斬，僅此聲明”，署名“地區反政府派”，以此警告包括孩子在內的每一個自私任性的居民，別總想著闖進某個身心脆弱者的居所，在那裏嬉笑打鬧，像青少年一樣地喝個爛醉，到處翻翻戳戳，甚至偷偷在那裏住下，完全不考慮通常那裏已經住了一個潦倒不堪的酒鬼，以及這到底是誰的房子。他們，也就是我們的反政府派，說得很清楚：如果我們堅持用有失公平、不為他人著想、殘忍無情的行為對待這裏更脆弱的一些人，那麽隨之而來的後果一定會讓我們後悔。與此不同，那個家庭主婦的告示上說的是：“當地所有女人，請注意：大好消息!!!”接著是關於某個最新成立的國際婦女組織的信息。這個組織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姐妹支部，沒有哪一個地方被排除在外，包括任何一個城市、城鎮、鄉村、村落、區域、肮髒簡陋的房子和與世隔絕的住所。同樣，也沒有哪一個女人被排除在外，包括任何膚色、信仰、性取向、殘疾、精神疾病，甚至任何遭到集體厭惡的與眾不同的特質。令人驚訝的是，就在我們的鎮中心，也突然冒出了這個國際婦女組織的一個姐妹支部。在召開第一次月度會議之前和之後，都能看到媒體觸目驚心的報道，這些報道的基本論調是召開這種會議首先就是膽大妄為。批評使用了惡劣的言辭，非常惡劣，就跟當年紅燈街剛出現時差不多，像是“墮落、頹廢、灰心喪氣、散播悲觀情緒、對道德規範的挑釁”之類的。一些婦女從別的地方散著步來到鎮中心，想看看這個國際婦女議題組織的姐妹支部到底在做些什麽。媒體的強烈抵製連這些人也阻止不了。這些女性參與者不隻是分屬於這裏正在打仗的兩個宗教信仰，有些還來自更少人知道、更少人關注、實際上是完全被忽略的、信眾人數極少的其他宗教信仰。我們這裏的一個女人也去參加了，而且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她沒有尋求允許，沒有尋求批準，沒有征詢任何人的意見，也沒有要求任何人跟她一起去，為她提供道德上的支持和保護。她隻是披上她的披肩，拿上她的手包、鑰匙，就這樣走出家門。這個女人其實就是後來貼告示的那個家庭主婦。“她貼了告示，”鄰居們說，“就在她參加了鎮中心的那個會議回來後。”與此同時，在鎮中心的姐妹支部的協助下——這個支部本身也在全球總部所有國際婦女運動的協助下——這個女人正在想辦法在我們這裏建立一個女性社團的下級支部，就跟其他地區的其他一些女人一樣，她們也正在想辦法建立自己的社團。這就是她做的事情。在窗戶上的告示裏，她以一種大膽現代的方式，建議這裏的所有女人和平常一樣放她們的孩子去夜間探險，然後無牽無掛地在星期三晚上去她家交流談心。告示上承諾說，她們會驚訝於女性地位在鎮中心的支部會議上竟得到如此大幅度提升；而且，如果她們想要公開發表任何可以被歸為廣義女性議題的觀點，那麽她們將在下一次鎮中心月度會議上得到反饋，接著還會在下一次國際季度全體會議上得到反饋。令人困惑的是，這張告示完全沒有提到我們的邊界問題以及我們這裏的政治問題。這裏的男男女女都感到詫異。“她能搞些什麽？她把這種東西貼在窗上能說明什麽？”他們對她和她的告示說三道四；要他們放過她，隻有等到他們又回過頭來談起那些正常話題，比如誰可能是告密者、最近誰又通奸了、等到下次電視轉播時哪個國家可能贏得世界小姐。這張告示差點被唾沫星子淹死，但之後就沒有人在乎它了。這裏的大部分人認為，結局不會是別的，隻會以憐憫這個女人而告終，或者——如果她繼續堅持——她會驚訝地發現自己成了下一個出格者的候選人。最糟糕的結局，是反政府派把她抓走，作為我們這裏最新出現的形跡可疑者，這或多或少是有可能的。不過，在出現這張告示的第一周裏，還是有兩位當地婦女出現在了這個家庭主婦的家門口。即將在周三召開的第一次婦女議題會議的參加者由此變成了三個人。接下來的一周裏又另外增加了四個。之後沒有更多的婦女加入，但她們現在總共也有七個人了。她們每周三晚上碰麵，每隔兩周，鎮中心機構會派一個博學廣識的聯絡員參加她們的會議。這個聯絡員會發表動員講話，談論機構的擴張，介紹關於婦女議題的曆史和當代的評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地的婦女，她說，帶領她們走出黑暗，奔向組織。這個小組還會每月一次去鎮中心參加支部會議。在“海的這邊”和“邊界這邊”的各區域成功運轉起來的分支小組，都會來參加這個會議。常見的被迫害妄想症事件也就由此自然而然地在我們地區上演了。

圍繞著下級支部小組幾個女人展開的第一個事件，是由她們的會議地點所引發的。最初的三次周三會議召開過後，第一個家庭主婦的丈夫不希望她們以這種女權主義的方式在這個他和他的老婆實際居住的房子裏繼續活動。他是善良的人，也是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好說話的人，但他也需要留意自己在外界的名聲，因此他很抱歉。他的反對沒能讓這些女人放棄，她們開始修繕第一個婦女家後院裏的棚屋，把它弄成一個既漂亮又溫暖舒適的會議地點。在此之前，她們曾經去過小教堂，去看看那裏空地上的鐵皮臨時營房是否可以為她們所用。臨時營房歸小教堂所有，經常允許各種各樣的人——主要是反政府派——在裏麵辦事，比如召開地區反政府派大會、偉大事業拓展會議、袋鼠法庭審判。可他們拒絕讓這些女人借用一間或花錢租一間，因為那時候，人們對這些女人的看法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她們著手在當地尋找一個正經的會議地點，因此不再被認為是無傷大雅的、孩子氣的，不再被當作嘲笑的對象，不再被以為隻是鬧著玩似的討論成人議題。關於她們到底為什麽要這麽做，突然冒出了一種新的觀點。“如果她們得到一個臨時營房，”這裏的人們說，“她們就可以在裏麵想幹嗎就幹嗎。她們可以在裏麵謀劃顛覆政權的行動。她們可以在裏麵搞同性戀。她們可以在裏麵實施和接受人工流產。”結果，小教堂當然是說不。小教堂表示，依照什麽什麽，盡管什麽什麽，根據什麽什麽，滿足這些女人的要求會引發醜聞，並違背小教堂的原則，這些女人正在做的事情本來就已經造成了這種影響。於是，出於不光彩和難以啟齒的原因，小教堂不同意她們使用臨時營房，但這並沒能阻止這些女人，她們轉身就開始油漆和裝飾棚屋。她們搭起架子，掛上窗簾，拿來煤油燈、燃氣爐子、五彩繽紛的茶杯、茶葉罐、餅幹聽、暖乎乎毛茸茸的地毯，還有畫和靠墊。在四周的牆上，她們張貼著全球模範議題女人的海報，這些海報是她們從鎮中心的姐妹支部那裏得到的，而姐妹支部又是從國際婦女總部那裏得到的。不過，在那之前，我們的七個女人先讓第一個婦女的丈夫去棚屋為她們清掃蜘蛛和昆蟲，但他有個條件：她們誰都不準把這件事情說出來。隻有這樣，他才同意深更半夜去幫這個忙。

關於這群實施人工流產的同性戀叛亂分子，被到處散布的第二個事件是那第八個女人，也就是那個來自鎮中心姐妹支部的聰明博學的推動者——她每兩周來訪一次，給她們打氣，用信仰的**鼓舞她們，每次還帶給她們一大堆討論大量女性問題的小冊子——她信仰的是另一邊的宗教，來自“那邊”的國家。一般情況下，這也是可以的，完全沒問題的，因為首先，她是女性，這意味著她對地區準軍事組織活動造成的潛在威脅比不上那些前來拜訪的男性。其次，她是被七個當地婦女邀請來這裏的。本來在正常情況下，這已經為她提供了充分的擔保。然而，由於這幾個特殊的婦女本身也很難說是正常人，因此她們發出的邀請和其他任何人相比絕不可能具有同等的分量。這就意味著第八個女人可能再也無法進入這裏了，至少在他們對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審查完畢之前，她是進不來了。畢竟，坊間有傳聞警告說，她有沒有可能實際上並不是一個議題女人，也不是一個女權擁護者，而是政府派來的某個狡猾的煽動分子？在一點誇大其詞和謠言常見的愈演愈烈的作用下，不出意料，她被說成了間諜。在社區居民的眼裏，尤其在準軍事組織的眼裏，這第八個女人是敵人派來的，她想要誘騙我們七個天真幼稚、瘋瘋癲癲的女人向她告密。於是，在一個周三的晚上，反政府派突然衝進棚屋，想要抓走她。他們橫衝直撞地進來，頭上戴著萬聖節麵具或巴拉克拉瓦頭套，拿著槍，其中幾個因為高大威猛、身強體壯而有足夠安全感的人故意不用任何麵部遮擋。但他們闖進去後看見的隻是我們當地的七個女人披著披肩，穿著拖鞋，一邊喝茶、吃小甜餅，一邊像在談論印花棉布似的一本正經地討論著十九世紀彼得盧戰役中義勇騎兵隊屠殺婦女兒童所帶來的出乎意料的後果。讓反政府派感到不快並瞬間懵怔的是，棚屋周圍的牆上赫然貼著尺寸比真人還大的巨幅明星海報，上麵是一些鼓舞人心的、無論在過去或當下都具有代表性的傑出女性，包括潘克赫斯特家的女人們、米莉森·福塞特、艾米麗·戴維森、艾達·貝爾·威爾斯、弗羅倫斯·南丁格爾、埃莉諾·羅斯福、哈麗雅特·塔布曼、瑪莉亞娜·比內達、瑪麗·居裏、露西·斯通、多莉·帕頓[12]——這一類的女性——但沒有第八個女人。那是因為另外七個女人始終密切留意當地的小道消息，早已提醒她們的姐妹即將有危險發生，鄭重其事地指點她千萬別來。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偉大女性出乎意料地和這七個女人一起出現在反政府派麵前，那一刻給反政府派帶來一種幻覺，令他們目瞪口呆。然而，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後的反政府派為了找出第八個女人，還是在頃刻間就把小棚屋翻了個亂七八糟。他們警告議題女人別去支持她，她會因犯下間諜罪而被處決，她們自己也會因協助政府而遭到嚴厲的懲罰。然而，由於包括自信和應有的權利在內的觀點越發強勢，議題女人突然怒火中燒，出乎意料地宣布她們才不管。她們的意思是不會讓自己任人擺布。反政府派毀掉了一切，她有可能因此再也不會回來了，但是如果她選擇這麽做，她們不但不會反對她，還會堅定地站在她身後。至於反政府派，他們自己愛怎樣就怎樣，她們管不著。後來，雙方都開始爭論這件事情，反政府派發出進一步的威脅，議題女人慷慨激昂地斥責了父權製度和教學法的弊端。最終，“除非我們死了。”這七個女人說。她們用了某種聽天由命、“自掘墳墓”的方式，當然，這正中反政府派的下懷。我們這裏的傳統婦女，有時會本能地聯合起來進行抗爭，終結某個已經陷入瘋狂局麵的政治或區域問題。這七個女人勇敢無畏，正在靈感的支配下與反政府派進行抗爭，但跟傳統婦女有所不同，她們不會也無法成立像那樣堅固而又重要的群眾組織。所以她們說：“除非我們死了。”而反政府派回答：“好，那就讓你們死。”要不是傳統婦女，包括媽在內，聽說並幹預了這件事，這個國際婦女運動在我們這裏的這個姐妹支部，肯定會因為其成員突然被暴力殺害而立刻消亡。當地的正常女人聽說了這件事，她們又一次聯合起來，開展行動。盡管她們保守，但還是這麽做了，這不隻是因為她們必須對付這個從累計的殺人數量來看算得上是堅韌不拔的反政府派殺人機器，還因為到處傳播的關於這些愛折騰的議題女人的第三個事件，反過來也給傳統婦女帶來了令她們氣憤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