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我一生中有三次想扇別人巴掌，我一生中有一次想拿槍砸別人臉。我確實拿槍砸過別人臉，但我從沒扇過巴掌。我想扇巴掌的三個人裏麵，一個是大姐，那天她匆匆跑來告訴我政府警察已經開槍打死了送奶工。她看上去幸災樂禍，還很亢奮，因為她以為死掉的男人是我的情人，是對我很重要的男人。她肆無忌憚地掃視著我的臉，想看看我如何接受這個事實，就算我再強頭倔腦——這種性格反倒把我推向了送奶工，引發了我和送奶工之間的謠言，把我推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淵與危險之地——也還是能看出她此刻是多麽恬不知恥。我想，她認為這對我來說是個教訓。不是因為政治背景，不是因為他所象征的。不是因為他的殺戮所象征的。那些都無關緊要。一切隻因為她不想讓我擁有她很多年前就已經不再允許她自己擁有的東西。跟她一樣，我也必須怨恨，必須湊合，不能和她以為我所渴望的那個男人在一起，不能和那個我所愛的但又失去了的男人在一起，如同她不能和她所愛的但又失去了的男人在一起，而要和某個我不想要的替代品在一起，送奶工死後，那個人也許正在趕來。她依然看上去很激動，不再是過去那些年裏她四下走動時的悲哀神情。雖然她並不想以我為代價獲得這種激動。別開心了!這不是讓你開心的事情!——啪一巴掌!——這就是當時我心裏想的，但我在現實中的反應，甚至在她等著我反擊她的時候，也隻是讓自己的臉看起來接近漠不關心、幾乎無法觸及——這已經成為我的常態。然後帶著一點點佯裝的情緒，剛夠我在片刻間、很短的片刻間用來指出她某種有點逗人發笑的愛打探的心思，我說：“你看起來好像在經曆**。”

她的幸災樂禍——這種令人作嘔的幸災樂禍，原本並沒有過分到理應被扇巴掌的地步，隻是這個幸災樂禍的人平時就是個死人，但在整個悲慘遭遇中，卻有那麽一瞬間感到自己還活著——好了，那種幸災樂禍現在消失了，我知道它會消失，因為我已經在我想惹惱她的方麵、我打算惹惱她的方麵惹惱了她，正中她的靶心。要是她或者其他任何人對我說那種話，我也會被惹惱。她扇了我一巴掌，一種退縮反應，因為我已經進入了我無權進入的地方，盡管那一刻我認為自己完全有權利回她一巴掌，但我沒有，也不能。一開始我很滿意自己讓她震驚，讓她為她的勝利而感到羞恥，但我接著就開始後悔說出這樣的話。所以，夠了。我想讓她馬上走，帶著她自己和她湊合著的丈夫，以及他成為萬惡之源的肮髒的口頭誹謗，現在就走。沒有客客氣氣，那時候，從來沒有。

她走了，再度充滿悲傷，再度站在十字架之下[1]，至於幸災樂禍，我再也沒感覺到。他死了我並不開心，不會高興——也可能我是高興的，我幹嗎不高興？我確實感覺到一股安慰感以我生命中從未體會過的強度流遍全身。我的身體在宣告：“哈利路亞!他死了。感謝該死的哈利路亞!”盡管那並不是我心裏反複出現的真實想法。我心裏反複在想的是，也許我現在能冷靜下來了，也許我現在會有所改善了，也許所有那些“別是送奶工，哦，求你了，別是送奶工”的想法都將結束，不用再盯著我的身後，不用再擔心一轉過街角他就會突然出現在我身邊、跟我並排前行，不會再被跟蹤、被監視、被拍照、被誤解、被圍繞、被先發製人。不會再被命令。不會再有像前一天晚上那樣的屈服，當時我在沉重的打擊之下，對自己破罐子破摔，才坐上了他的貨車。最重要的是，不用再擔憂前準男友被汽車炸彈殺害。所以，當我站在廚房裏細細體會這部分影響時，我才明白那個男人已經將我封閉到了何種程度、已經將我挫敗到了何種程度，讓我進入一個仔細構建起來的虛無之中。同他一起的還有社區，以及與精神關係密切的氛圍、那些具有侵犯性的日常瑣事。至於他的死，他們在上午時分伏擊他，當時他那輛白色貨車正停在水庫公園門外，這意味著在一開始連續六次殺錯人後，他們最後終於逮到了想要的男人。在送奶工之前，他們開槍打了一個垃圾清運工、兩個公共汽車司機、一個掃大街的，還有一個真送奶工，他是我們的送奶工，以及另一個跟藍領工或服務產業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他們都被誤當成了送奶工。然後他們開槍打死了送奶工。他們故意淡化那幾次錯誤的槍擊，有意強調那次按計劃完成的槍擊，就好像他們槍擊的從來都是送奶工，也隻有送奶工。

然而，一些媒體部門、批評政府的部門，可沒打算放過他們。《送奶工被誤當成送奶工慘遭槍擊》以及《屠夫、麵包師、蠟燭工——要小心了》之類的新聞標題已經開始出現。接下來是新聞短片和持續加印的報刊，提醒政府又犯下的愚蠢錯誤，它的顛倒是非，它的秘密部隊，它的飛車射殺，它私自給予特別引人注目的出格者前後不連貫的法律地位。最終，政府作出了回應，它承認說是的，它在追蹤特定目標的過程中，確實精確地瞄準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人，錯誤已經犯下，是需要道歉，但我們也應該把過去拋在腦後，徘徊不前毫無意義。最重要的是，盡管弄錯了目標，還有無法預料的人為因素，但它可以向所有思想正確的人們保證，他們可以鬆口氣了，因為一個反政府派恐怖分子的領袖人物已經被永久鏟除。“我們不想搪塞敷衍、搞修辭上的噱頭、詭辯，或是野蠻地幸災樂禍，”他們的發言人說，“但我們認為這次任務確實完成得很好。”因此不用顯示出揚揚得意、居高臨下、必勝主義，因為必勝主義並非公開表現的可用工具。不僅僅是公開表現。一聽到那條新聞，就算在私底下我內心的潛台詞裏——在那裏除了我自己沒有人可以目睹真正的我，也不必害怕被當地人評判為冷心腸的叛徒——我也努力不讓自己高興起來。但我總在想從下一個晚上他為我準備的隨便什麽節目裏逃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感到高興——我也為那一刻媒體冷嘲熱諷、暴露事實的聚光燈沒有直射到我身上而感到高興。

他的死登上了頭條，但登上頭條的不隻有這個。在他們槍擊了他以及替他擋槍的六個不幸者之後，有消息披露了他的年齡、住所、是“誰的丈夫”和“誰的父親”，同時披露的還有送奶工真的姓“送奶工”。一片嘩然。“不可能有這種姓，”人們大叫，“送奶工，牽強，奇怪，甚至愚蠢。”但你仔細想一想，又有什麽奇怪的？屠夫是個姓。教堂司事是個姓。因此織布工、獵人、編繩子的人、切割者、運動員、泥瓦匠、蓋屋頂的人、雕刻師、車輪匠、園丁、設陷阱捕獵的人、出納員、懶人、教皇和修女都可以是姓。幾年後，我遇到一個郵遞員先生，他姓圖書管理員，所以它們到處都是，那些姓。至於“送奶工”，以及對“送奶工”的接受與否，奈傑爾和傑森，我們的名字管理員，會作何感想？不隻是我們的奈傑爾和傑森。在其他反政府派地區跟他倆一樣管理著禁用人名的男職員和女職員又會作何感想？甚至是馬路對麵由政府捍衛者管轄的區域裏對禁用人名加以抵製的羅賓們和瑪麗們也會有所想法吧？與此同時，聳人聽聞者圍繞著送奶工姓氏起源的問題，繼續辯論不休。是我們的嗎？是他們的嗎？來自馬路對麵的嗎？海對岸？邊界那邊？應該允許？禁止？丟棄？嘲笑？貶低？什麽是共識？“一個不尋常的姓。”大家都在反複思考後，小心翼翼地說道。這打破了可信度的邊界，新聞上說，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打破了可信度的邊界。我開始明白，打破可信度，似乎就是生活的本質。盡管如此，關於送奶工姓氏的報道還是讓人們驚慌；它欺騙了他們，嚇唬了他們，讓他們隻剩下尷尬。曾經被認為是個假名，某種代號，“送奶工”具有一種神秘莫測、激發好奇心、展現戲劇效果的可能性。然而，一旦失去了符號意義，一旦變成了稀鬆平常，變得平庸乏味，變成了老湯姆、迪克和哈裏，它作為準軍事組織活動分子高級管理人員的別名所獲得的一切敬仰就會立即被削弱，立即脫落。人們查閱電話簿、百科全書、姓名參考書，想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有沒有任何人姓送奶工。許多人一無所獲，無法理解，什麽也沒得到，隻不過助長了新聞媒體和各地區對於這個姓“送奶工”的人到底是誰的猜測。他是不是當地人過去一直以為的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邪惡的準軍事組織成員？還是說那個可憐的送奶工先生根本什麽都不是，隻是另一個無辜的政府犧牲品？

無論他是誰，無論他叫什麽，他已經死了，所以我做了對於死亡我通常會做的事情，即忘掉它。各種混亂再次攫住了我——這裏的“混亂”，指的是它在古時候的意思，是指屠宰場，血屋，肉市，日常生意。我決定不去上法語夜校了。我塗脂抹粉，準備去俱樂部。我要去我們這個小地方上的十一家喝酒俱樂部裏最明亮、最熱鬧、最受歡迎的一家，至於為什麽要去：當你既狂躁又壓抑又需要酒精的時候，喝酒俱樂部正是你會去的地方，去那裏正是你會做的事情。

我剛到沒多久，就離開一起喝酒的朋友，上廁所去了。我沒跟這些朋友提到那起槍殺，他們也什麽都沒跟我說。這很正常。有些朋友是用來一起喝酒的，有些朋友是用來吐露心事的。我有一個朋友可以用來吐露心事，純粹的一輪輪喝酒也不是從小學結交到現在最久的朋友感興趣的事情。我剛推開廁所門，那個實際上是男孩的男人，某某·某某之子，就跟在後麵也擠了進來。前陣子，在我們毫無關係的關係裏，他已經放棄了他業餘水平的跟蹤，和這裏其他相信我是情婦的阿諛奉承者一樣，走過來朝我鞠躬，同時一腳往後擦地，假裝出喜歡我的樣子。但是媽依然對他有所誤解。“多麽可愛的小男孩，”她說，“結實，可靠，有正確的信仰——還有那些可愛的情書，是他放在我們家的信箱寄給你的，你不跟他約會嗎？你沒考慮過跟他結婚嗎？”我的母親渴望我們在二十歲高齡之前隨便找個什麽人結婚。她什麽也不懂，依然和她那個年代的人生活在她的那個年代裏，沒有意識到現在已經到了我的時代，周圍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了。這個可愛的小男孩，某某·某某之子，擠進廁所，把我頂在水槽邊。他拿著一把手槍，抵著我的胸口，於是我明白了——因為我之前就已經懷疑——送奶工的死亡，對我而言，並不意味著送奶工的完結。因為他們編造的故事；因為他們認為送奶工已經占有了我；因為我的傲慢；因為我的保護人現在已經死了；因為現在到處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說我背著他勾搭一個汽車修理工，還想逃避由此帶來的懲罰；因為每當有關乎集體而非個人的重要人物死亡，總會允許額外多一點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因為所有這些因為，也許現在正是時候在更極端的程度上把這裏的流言蜚語徹底散播出去，讓一直密謀殺害送奶工的人變成我，而非政府暗殺行動隊。人們甚至會在荒謬和矛盾的外延邊界上編造一切。他們會相信這一切，並在此基礎上繼續搭建。確實，遇到天時地利，我也許會是個很可怕的人，到處走來走去，嚇唬鄰居說“伊萬·伊萬諾維奇跟伊萬·尼基福羅維奇如何吵架”，但不隻有我是這樣。這裏還有非常多的其他人，也用他們自己獨特的方式，表現得非常駭人。

現在，某某之子又重拾他之前的跟蹤癖好，似乎是在利用送奶工死掉的局麵，急急忙忙地跑回來，做回他自己。令我驚訝的是，他現在又往他的跟蹤搭訕裏混入了一點點反跟蹤搭訕——也許是為了挽回一些尊嚴和控製權，之前他曾兩次被我無視，每次在我作為送奶工的私人財產路過他身邊時，他都會以“女王陛下，小人在此；女王陛下，敬請笑納”的方式不由自主地朝我跪拜。現在，把我看成一個**不羈的人、打定主意是我在跟蹤他，也許會讓他感覺舒服一點。“別煩我們!”他大叫，“一直以來我們隻想要你別煩我們。別再跟著我們。別再陷害我們。你打算對我們做什麽？放開我們。你為什麽就不明白？我們不想要你，不會接受你的勾引，謝謝但我們不需要!你對我們而言毫無意義，我們甚至想不起你，還有，你不能逃避懲罰，不能就這樣繼續下去，好像沒事一樣，好像不是你造成的一樣，好像你沒有挑事一樣。你是隻貓——沒錯，你聽我們說話，一隻貓——一隻雙麵貓!我們認為你連隻貓都配不上。別再逼我們了，因為這是構成重罪的騷擾。”他說得對。這是構成重罪的騷擾。送奶工還沒出現之前，他寄過一封信——就是媽不明就裏地提起過他放在我家信箱裏的那些情書中的一封。在那封信裏，他威脅要在我家的前花園裏自殺，隻是我家沒有前花園，於是在第二封信裏被修改成了“在你家大門口”。此刻我們在廁所裏相遇，他當時寫下的自殺威脅看樣子已經變成了我寫下的自殺威脅。據說在我親手遞給他的一封長長的信裏，我警告他我要在他家門口了結自己的生命，讓他為自己不要我而感到愧疚。這讓我懷疑他是否在暗示他計劃即刻在這廁所的水槽邊殺掉我。很明顯，他依然不能自拔。同樣很明顯的是，他為此瘋狂。如果在某某之子做過的所有可能遭到控訴的事情裏有那麽一件事情永遠不會遭到控訴，那就是他頭腦簡單。整個過程裏，我茫然無措，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

“這裏不是那種地方，你這隻冒牌貓。”他開口說道，但接著他就沒話講了，我想是因為他怒火中燒，無法說出他一開始想要傳達給我的話。但也不必講，因為很容易看出他的潛台詞。他的意思是這個喝酒俱樂部、這個地區，不是那種你沒有介紹信、沒有批準章就可以隨便進來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傾向於和諧融洽的地方——**人們變成動物、變得粗獷原始，每次發生血腥衝突，這種**總是壓倒一切，讓人性中更混賬的一麵占據上風。他說這裏什麽都會發生，我應該知道這裏什麽都會發生，因為我就來自這裏。他說話的時候，我的心在狂跳。我心想，這個男孩是愚蠢，但他是危險的愚蠢，他想操我，他想揍我，從目前的情形來看，他甚至想要朝我開槍。但那時他已經下定決心。我知道他想要複仇，很久以來，他一直懷有複仇的念頭——甚至在送奶工出現之前。他已經作了決定，因為我應該做個好姑娘，更進一步說，是做他的好姑娘，但出了點差錯，令他大惑不解，深受其辱，送奶工盯著這裏，才被迫撤退，抑製怨恨。他當時無法呼喚正義。但現在他能呼喚正義了。實際上是他能執行正義了。送奶工不再是障礙，其他人也習以為常，還有什麽，還有誰，會來阻止他？

“你覺得這裏有任何人會他媽的在乎嗎？如果我教訓一下你——”

不確定、不知道他接下來會說什麽，因為他永遠無法說出來了。我從他手裏一把奪過槍，抓住槍管，槍口，一端，隨便那部分叫什麽。我動手之前，他沒料到會這樣，我自己也沒料到。我又一次想起了那個很久以前的說法——一次莽撞，一次放縱，一次我對我自己的摒棄。反正我要死了，反正我不會活太久，現在看來任何一天我都可能死掉，任何時候，被暴力殺害——而我現在明白了，這給定了一個確切的邊界，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一個釋放恐懼的選項。那也說明了為什麽我不是現在才進入那個恐怖之地，可他卻以為是他拿著槍剛剛把我推進去的。於是我奪過槍，用它砸他的臉，我是指砸他的巴拉克拉瓦頭套，用槍的把手，後部，隨便那部分叫什麽。隻可惜這種金屬砸在骨頭上、讓別人的腦袋開花的碎裂聲算不上動聽，直到那一刻我才發現自己竟然如此嗜血。這一擊笨拙無力，我還沒來得及重整旗鼓再給一擊，他就揍了我一拳，從我手上奪走了槍。接著，他用槍砸我的臉。我沒有戴巴拉克拉瓦頭套。然後他把我拖到牆上，和剛才一樣拿槍抵住我的胸口。

他能做的到此為止，因為發生了另一件他沒有仔細考慮過、沒有據此調整他的計劃的事情，那就是女人的出現，專指出現在廁所裏的女人，這些女人，在這間廁所裏。這些女人突然開始動手打他，這就是她們大部分人當時正在做的事情。那把槍在推搡中掉落，接著又落下了第二把槍。似乎沒有人在意這些槍，我看了它們一眼，也不在意。它們既像是累贅又派不上用場，也可能隻是派不上用場。眼下需要的是赤手空拳、細高跟鞋、穿著靴子的腳，身體壓著身體，骨頭頂著骨頭，聽見開裂，造成開裂，釋放所有那些被壓抑的憤怒。因此槍被忽略了，沒人想要，在某某之子被踢的過程中，它也被踢東踢西。與此同時，我依然站在他剛才頂住我的水槽邊，看著眼前事態最新的發展。我隻能這樣。一堆女人，把他團團圍在中央，當時堵住了唯一的門。

她們揍了他一頓。由於他的所作所為，她們揍了他一頓，但不是為持槍的冒犯，不是為戴了巴拉克拉瓦頭套，反正大家都認得出他是誰；也不是為他威脅我，一個女人，她們的靈魂姐妹之一。不是。是為一個男人不打聲招呼就走進女廁所。他不尊重女性，蔑視女性的脆弱、纖細和敏感，沒有表現得彬彬有禮，沒有顯露出紳士風度，沒有英勇無畏，沒有高尚的節操。是為他幾乎不講禮貌。如果他選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點走進來，碰巧撞見她們正在塗口紅，整理發型，分享秘密，交換衛生帶，那就沒有別的辦法了，隻能是這種後果。此時此刻，遭遇的正是這種後果。接著這眼前的後果，等到她們把這件事告訴她們的男人——這正是她們在接下來的一分鍾裏要做的，還會有進一步的後果。政府特遣隊殺掉送奶工並不是為了幫我，同樣，這次營救也沒有這般事先計劃。但幫就是幫了，無所謂來自哪一方。這意味著又一次，一天之內兩次，我收到了別人遞來的一筆賞錢、一種特權、某種殘留的但非常珍貴的副作用；而且很幸運地在恰當的時間裏及時遞給了我。

所以他被她們折騰得死去活來。接著又被她們的男朋友折騰得死去活來。後來我聽說——我沒有問，因為我從來不問，因為我隻管我自己，可那些事情還是會主動來找我——他被送上了袋鼠法庭。開庭。他們真這麽做了。一開始不知道該以什麽罪名指控他。後來有個人突然提議指控他犯了四分之一強奸罪。

那就是他們的做法。他們之間嚴密地設計了一套精細的、百科全書式的、相當令人欽佩但又像強迫症般的分級製度，我們的反政府派把所有可能出現的犯罪和有失檢點，以及我們這些當地的出格者、不法之徒、無恥渾蛋可能會有的反社會行為都進行了分類、再分類，直到最後手上剩下一份隻能被描述為“物主兼用戶指南”的東西。他們通過這種矯揉造作、過分精細的分類，把自己搞得像是當地的學校教員或吹毛求疵者——論及女性議題時除外。女性議題是難解之謎，要求苛刻，極其令人惱火，尤其是任何人隻要有一點點神性就能看出，提出議題的女人，已經徹底精神錯亂——我們的樣本組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她們依然每周在那個後院棚屋裏碰麵。然而，那段日子裏，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八十年代的來臨，女人變成了需要哄騙、需要討好的對象。由於女性化、女性聯合，以及女性這個和女性那個，還有眼下關於性別平等的討論——貌似如果你沒有走出門、對她們那些輕率魯莽的瘋狂想法至少禮貌地表示一下，你就很容易引發一場國際性的意外事件。那就是為什麽我們的反政府派要自我折磨，鞠躬盡瘁，用盡該死的全力討好女性出格者，與她們展開對談。最後，他們認為自己完成了任務，通過創造性地將強奸分為不同檔次——也就是說，在我們這個地區，現在有完整強奸、四分之三強奸、半強奸和四分之一強奸之分——我們的反政府派說這比隻分成兩種——“強奸”和“沒強奸”——來得好，他們還說，這也是大部分封地和占領軍設立的滑稽的法庭上所采用的分類。“我們已經相當超前了。”他們堅持說，他們是指從現代性、衝突解決方案、性別關係進步的角度來看。“瞧瞧我們，”他們說，“我們嚴肅對待問題。”強奸，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字麵意思。我沒有編造。是他們在編造。好極了，他們說。這對她們來說就夠了，她們是指所有女人，也就是說，不僅對提出議題的女人，對沒有提出議題的女人也要給予正義，因為並不是所有女人都提出議題。於是，四分之一強奸就變成我們這裏默認的性指控。

某某·某某之子被指控這項罪名，原因是他在女廁所裏窺探，盡管沒有一個從廁所裏出來的女人提到強奸或者要求承認那是強奸。這很嚴重，反政府派宣布說，他們想知道某某之子有什麽想為自己辯護的。但這是在玩遊戲——更多玩具戰場上的玩具士兵，更多閣樓裏的玩具火車，青春期的硬漢，二十多歲的硬漢，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硬漢，跟玩具一樣的智力水平，盡管這些男人正在玩的根本不是玩具。他們沉浸在這種玩具般的世界觀裏，所有人都沉浸在日常的謠言裏，因此我不在乎他們指控了他什麽。我不在乎他們對他做了什麽、對彼此做了什麽。我什麽也不探求，什麽也不想要，什麽都沒問，甚至告訴我我也不想知道。最後我沒有被法庭傳喚作證，我覺得很好，因為反正我也不會作證，反正我也不會去，不會——至少不會自願地——去參與。最後我聽說，由於揍了他的那些女人裏沒有一個願意操心這件事，坐在審判席上的小集團便默默放棄了四分之一強奸的指控，反正這種指控也具有一種隨機的“哦，我們就說這個怎麽樣？”的特質。他們改為指控他從垃圾場撿非法槍支，用於達到與女孩約會的目的，而這並不是，他們警告說，使用槍支的正當目的。

我後來沒有聽說、也沒興趣了解袋鼠法庭對某某之子的審判結束後，他身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隻知道他也許會因此重新構建他對典型的女人和女人專用房間的理解。至於我，我又開始走路了。但沒有走路看書。我還開始跑步了。送奶工死後第二天，我下班後打算去找三姐夫。我先回家去換運動服，打開大門時，看見小妹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正站在樓梯上。她們穿著我的衣服、我的鞋子，戴著我的首飾、我的珠寶，塗了我的化妝品，外麵還套著用家裏樓下背麵房間的窗簾布做的臨時衣服。她們加上了花環、雛菊項鏈、業餘製作水平的荷葉邊，以及又是過早地從聖誕節儲物盒裏拿出來的金屬裝飾帶，所有這些，我猜想，都是她們自己即興拚湊出來的。我剛要發脾氣，因為我之前已經警告過她們別亂翻我的東西。但那時，她們三個穿著她們的華麗服飾——我的華麗服飾——正忙著打電話。她們一起坐在樓梯上，把聽筒放在三個人中間，異口同聲地講話。“是的，是的，是的。”她們回答。停頓了一下，她們說：“她現在回來了，我們會轉告她的。”然後是通常說的“再見”“再見”“別了”“別了”——還有電話親吻——直到煞費苦心地結束交談，大家都掛了電話。“是媽咪打來的，”她們說，“她說沒給我們做好晚飯之前，你不準出去閑逛。她回不來了，因為她正忙著照顧送奶工。”她們指的是真送奶工，她們沒有絲毫旁敲側擊的意思，但很明顯，在真送奶工家裏，那兩個人之間有某種非柏拉圖式的東西正在發生。在他自願出院之前——他又一次通過違背醫囑表現自己的特立獨行——媽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醫院裏，現在他出院了，她又一直在他家裏，給他帶蛋糕，喂他喝湯，照料他的傷口，照著鏡子確認自己的形象，還給他讀書念報，一整天——還有一整晚。

“再見。”最小的妹妹唱著說。我把她舉起來，說：“可以了，電話已經掛了。”“我知道，”她說，“我隻是再確認一下。”接著她把腿盤在我的腰上，摸著我眼睛周圍的瘀青，說：“你是因為跳華爾茲才弄成這樣的嗎？我們是因為跳華爾茲才弄成這樣的。”接著三個人伸出她們的腿，給我看擦傷和瘀青，一模一樣的擦傷和瘀青，在她們的身體上還經過了精確的校準，不是相當接近，而是幾乎就在同一個地方。“這些傷痕一直不退，”最大的小妹妹說，“在扮演那對國際夫妻的時候。”啊，我心想，這就是她們在街上歡騰跳躍的原因。有一個困惑始終在我的內心邊緣徘徊：為什麽所有小女孩都開始打扮得花枝招展，到處跳舞？不隻是在我們的街上，而是在我們這裏的每一條街上——甚至越過防禦區的交界路，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有一天我在一邊看書一邊走去鎮上的途中朝那裏偷看了一眼，發現了她們。原來這就是答案。所有這些小女孩——“我們這邊的”“他們那邊的”——都穿著長裙和高跟鞋，一邊扮演國際夫妻，一邊摔倒，這證明了這對夫妻——也就是前準男友的父母——對於這裏的意義不僅限於世界交誼舞冠軍。他們取得了非凡的地位，跨越了宗派的分界。這種豐功偉績，對沒有宗派紛爭的地方而言可能沒什麽意義，但是對存在宗派紛爭的地方而言，它是世界上最珍貴、最能帶來希望的事情。起初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我按照通常的理解，以為隻不過是小孩子們在做著小孩子才會做的事情，但是後來發展到了這種程度，那麽多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成雙成對，遍布四處，跳華爾茲，攔住每個人的去路，讓每個人都不安，摔倒，爬起，拍掉灰塵，繼續跳華爾茲——這種現象絕對能慢慢地侵入硬心腸中最硬的心腸。小妹妹們正在解釋扮演國際先生和太太所帶來的樂趣。“非常開心，”她們承認說，“但差一點就被毀掉了，都怪那些小男孩。”她們指的是這裏的小男孩們，為了成就美感，這裏的小女孩們努力了好多年，想要說服那些小男孩扮演前準男友在世界各地跳華爾茲的父親，同時由她們自己扮演舞蹈表演裏的明星，也就是他的母親，但努力始終毫無成果，因為小男孩們不想參演。他們隻想繼續在來自“海對岸”那個國家的外國士兵列隊出現在我們的街上時朝對方扔微型手榴彈。不顧小女孩們的責罵、哄騙和眼淚，小男孩們就是頑固地拒絕參加。這讓小女孩們別無選擇，隻能相互輪換著扮演兩個角色，一會兒是前準男友光彩照人、超級美麗的母親，一會兒是他沒那麽光彩照人、也沒那麽有趣——至少在小女孩們看來——穿著乏味服裝的名人父親，這種方式沒能一直維持下去，因為後來事實擺在眼前：根本沒有一個小女孩想成為他。每個人都想成為她，成為前準男友令人驚豔的冠軍母親，於是她們徹底摒棄了這個父親，要麽讓兩個身著華服的跳華爾茲的女性配對，要麽假裝有一個男性舞伴支撐著自己。“通過這種方式，”小妹妹們解釋說，“你就可以每次都打扮成她了。”這解釋了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顏色——因為顏色複雜得簡直要爆炸——以及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布料、首飾、妝容、羽毛、裝飾羽毛、頭冠、珠子、亮片、流蘇、蕾絲、蝴蝶結、荷葉邊、分層襯裙、口紅、眼睫毛，甚至皮草——我瞥見了皮草鑲邊——還有高跟鞋，屬於小女孩們的大姐姐，不合腳，這就是為什麽小女孩們會不時地摔倒，不斷地受傷。“但問題在於，”小妹妹們反複說道，“中間姐姐，你慢慢地不再為此欣喜若狂，因為你每次都能扮演她!”小妹妹們不斷強調這一點，不斷強調的同時沒有意識到，對我而言，忘卻前準男友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甚至在我還沒出門的時候，就似乎已經有東西在提醒我想起他了。走出門後，又有東西在進一步提醒我：他父母被貼在廣告欄裏，被每一條新聞提及，被雜誌讚美，被報紙表揚，被廣播台采訪，被全世界的小女孩模仿，尤其在牆上的繪畫裏、在每台電視機的每個頻道上都有他們曼妙的舞姿和美麗的造型。

這是為什麽她們不可能脫下我的衣服，小妹妹們說，她們要在扮演過這對國際夫妻後才肯脫下。我剛給了她們一點吃的東西，她們就要出去扮演了。好吧，我說，但是等我跑步回來，她們最好已經待在家裏，把所有我的東西都脫了下來。我目前還不允許她們穿我的高跟鞋。“把鞋給我，”我說，“會被你們弄斷的。”我把鞋從她們那裏拿回來，但我心裏十分清楚，一旦我走出這房子，她們就又會去拿。然後我說：“希望你們沒碰我的內衣抽屜。”“不是我們碰的，”小妹妹們抗議說，“是媽咪，媽咪現在經常去那裏，就在每天你出門上班後。”

沒錯。她是去了。我跟她吵翻過，我警告她別弄亂我的東西，尤其是我的內衣，還警告她不準踏進我的房間半步。自從她發生了變化，和真送奶工陷入愛河——或者是不再假裝自己並不是始終愛著真送奶工——她不停地照鏡子，不滿意自己看起來的樣子。她開始皺眉頭，屏住呼吸，收緊肚子，然後又放開肚子，她不得不這麽做，因為她需要呼吸。接著是唉聲歎氣，審視身體上的每一個細節。我心想，她已經五十歲了，太老了，不該有那種表現了。還有我的衣服。她翻我的衣服，雖然一開始，小妹妹們說，她翻她自己的衣服，把她所擁有的每件衣服，她們說，都翻了出來。她很悲傷，她們說，因為她的衣物，還有她的每一件首飾都很老土，不是流行的，這就是她為什麽，她們說，一直等到我去上班。掠奪就是這樣開始的。真送奶工出院後有一天，我親自將她逮了個正著。那天我提早下班回家，發現她正在我的房間裏，不停地試穿試戴。我的衣櫥門開著，我的抽屜開著，我的鞋盒開著，我的珠寶盒開著，我的化妝箱空了，所有東西不是被她塗在臉上，就是倒在我的**。此外，她還把我一半的東西都搬到了她的房間裏，不隻有我的東西，還有一些二姐的東西，她正在流亡，離開時被迫匆匆忙忙，沒有時間收拾行李，拿上她的衣物。還不隻有我和二姐。媽也去過大姐和三姐家——堂而皇之地選在一個她知道她倆都不在家的時間段裏。對於大姐，她借口想見她的外孫外孫女，而對於三姐，她則借口來催問為什麽還沒有給她添外孫外孫女。但實際上，她的真正的目的都是來掠奪她們的東西。丈夫們讓她進去，也沒多想。當她無視他們的存在，徑自上樓，過了一會兒又下來，捧著高高疊起的一大堆他們老婆的東西，蹣跚著走出他們家的時候，他們依然沒多想。她滿載而歸，小妹妹們說，因此我們所有姐妹都發現了這次的真送奶工戀情革命。至於她長期保持的有規律的祈禱，她的整點祈禱，所有那些殘酷嚴苛、道德高尚、競爭激烈的小教堂祈禱，根據小妹妹們的說法：“已經改成了在唱機上播放李歐·賽耶的《當我需要你》，還有《我無法停止愛你》和《你讓我想跳舞》。”所以我下班回家時，她正在那裏煩惱腰帶、手提包、圍巾，但最主要的還是在煩惱她自己的身體如何背叛了她。她沒有臉紅，甚至被當場抓住時也沒有知趣地表現出任何愧疚，她說：“我的女兒啊，你是不是從沒想過買跟低一點的高跟鞋？”我氣憤地想指出她違反了規定，亂翻不屬於她的東西。我想問她，如果我告訴她，每次她出門去小教堂祈禱或者繞去鄰居那裏講閑話，小妹妹們都會徑直上樓跑到她的房間，在她的**，穿她的睡衣，讀她的書，玩祈禱遊戲，玩講閑話遊戲，假裝在用草藥製魔藥，以及其他的混合試劑，相互輪換著扮演她，經常是這樣，她會怎麽想？然而，我因為看到她痛苦，看到她似乎已經進入某種脆弱、退化、奇怪的轉變期，便沒有這麽說，反而遞給了她一雙露跟女鞋，說：“試試這雙，媽。”

為了真送奶工，整個地區似乎都有所行動。甚至連我都注意到了最近關於一大群虔誠女人的討論——她們現在已經降級，變成了曾經的虔誠女人——注意到了她們之間曾經開展過的愛情競賽又一次被挑起。女人們先是祈求上帝給真送奶工留一條活路，在願望得到滿足後，又進一步懇求上帝讓真送奶工痊愈。此後，其中一些女人發現，就在她們在小教堂裏，閉上眼睛，雙手合十，用虔誠、祈禱和下跪，磨壞了教堂長椅的時候，其他一些人卻臨時利用她們這種虔誠持久的敬拜，最大程度上減免了她們自己的敬拜，搶先跑去醫院看望真送奶工。在發現了這一點之後，所有人都開始變得急急忙忙。祈禱，輪到祈禱的時候，總是措手不及。這些曾經的虔誠女人事先向上帝道歉，向他保證，說當然，這是臨時的，說這隻會是臨時的，她們很快就會回來做完完整整的、正常正式的祈禱，但與此同時，如果他同意，她們想縮減祈禱清單上的每一個項目——這次不是為了加入更多的祈禱，而是通過臨時刪除清單上的大部分內容，以達到縮短祈禱時間的目的。這不是因為她們已經徹底忘記了“偉大的存在”，而是因為她們也跟媽一樣地在烘焙餡餅，裝飾蛋糕，喂他喝湯，試穿女兒的衣服，試用女兒的化妝品，試戴女兒的珠寶，踩斷女兒的高跟鞋，馬不停蹄地進出醫院。後來，真送奶工出院後，她們依然跑來跑去，忙忙碌碌，這次是為了去他家看望他，了解他如何適應回家後的生活。

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媽憑借傑森向她透露的消息，占得了先機。多虧了傑森，她愛著奈傑爾，她自己的丈夫，所以在那方麵對真送奶工完全沒有興趣。媽一聽說槍擊，就第一個趕到醫院。警察當即逮住了她，把她帶去醫院裏的一個小茶水間問話。他們問她為什麽要去見這個男人、這個恐怖分子、剛剛被他們當作政府敵對分子開槍射殺的人？當然，看得出來，這些警察，正在努力嚐試，想看看有沒有可能把一個受傷的中年準軍事組織成員的中年女友改變成他們的線人。也許能讓她揭露藏匿的反政府派？藏匿的反政府派行動計劃？幫助他們將邪惡的敵人連根拔除？但問題是，就在媽趕到醫院之後，又有三個女人接踵而來，她們可能也同樣是這個受傷的準軍事組織成員的中年女友。然後又來了四個。警察為了偷偷安置這幾個有希望成為告密者的人，向醫院臨時借了幾個小茶水間，但現在都已經不夠用了。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把她們轉移到警察亭，但由於女朋友的人數不斷增加，再也無法像這些警察希望的那樣暗中進行。政府警察凶神惡煞地走在醫院的走廊上，接著又攔住了兩個中年女朋友，她們也被帶去問話。到了這一階段，警察肯定在撓頭。“他到底有幾個女朋友？他是哪種玩弄女性的家夥？我們這裏的這位瓦倫蒂諾[2]到底是在什麽時候、如何在兩次幽會之間，成功地穿插了他的恐怖主義活動？”他們還沒能嚐試著找到一個答案，同樣的事情卻在不斷地重複發生。據說出自我們這個禁止外人踏入的小地方的中年女性告密者的人數已經從十個增加到了十八個。老實說，難以應付，而且不隻是在警察看來難以應付，連我們這裏的反政府派也覺得難以應付，因為他們眼前有十八個曾經的虔誠女人，他們知道事後必須對她們實施心理評估，以明確她們中是否有任何人反轉成了告密者。不隻是難以應付——是荒唐可笑。不隻是荒唐可笑——是令人心煩意亂。不隻是從政治局勢的角度看來難以應付、荒唐可笑、令人心煩意亂，這些女人同時也是這裏傳統的妻子和母親，因此從更個人的立場上看來也是這樣。

“有什麽東西不見了。你不覺得有什麽東西不見了嗎？”聽說一個反政府派這樣問了另一個反政府派。這地方安靜得叫人害怕，浸透了安靜。幽靈般的、蒼白的安靜，就好像人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裏有多麽不安靜，直到如同暗流一般持續不斷的玫瑰念珠的撥動聲和祈禱的喃喃聲都停了下來。“是那些虔誠女人。”另一個反政府派說，“曾經的虔誠女人。她們不再發出那些可怕的喃喃聲，那些持續不斷、音量低微、有節奏的祈禱，那種使人萎靡、叫人‘煩得咬牙切齒’的整點祈禱，那些無緣無故突然唱起來的讚美詩，所有這些都停止了，都是因為開槍打了那個蠢貨，那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那個對著孩子們大吼大叫的人，那個在他的兄弟死後從‘海對岸’的國家回來、把我們的武器扔到大街上的人。”“我們不應該給他塗柏油粘羽毛，”另一個反政府派說，“我們應該偷偷把他帶到某個臨時準備的小墓地，然後一槍斃了他。”“沒錯。”另一個說。“話說回來，”另一個又說，“我們也別再苛責自己了。”這個反政府派讓其他人想起他們初出茅廬時的那段日子，也讓他們想起十二年前在他們的安全屋門口安營紮寨、影響了袋鼠法庭訴訟程序的也正是這些女人。當年她們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在那之前，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把反政府派的槍械扔得滿地都是，還對著孩子們大吼大叫，對著他的鄰居們大吼大叫，後來反政府派出現了，他們抓住他，帶著迅速收攏起來的槍械，徑直去了安全屋。他們原本打算殺了他，不隻是因為他破壞他們的財產，還因為他冷酷無情地把這些財產在光天化日之下扔得滿地都是。要不是那個青年探子迅速采取行動，跑進來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麽，任何一架老軍事直升機——隻要來這裏的上空盤旋，一如它經常前來盤旋——肯定會立即發現他們的武器。所以，他們要殺了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但是因為這些愛著他的女人的存在，他們做不到。通常情況下，這些女人支持反政府派的作為，也樂意為他們提供幫助。她們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敲著垃圾桶蓋子，吹著口哨，警告包括反政府派在內的每個人：敵人正在靠近；她們讚成為反政府派提供食宿，為他們通風報信，終止宵禁，運送武器，當然，還會提供駐家醫療點的專業知識技能。任何一個合格的反政府派都會同意，什麽都比不上被槍擊中卻還能有足夠的力氣穿過旁街後巷的狹窄通道，成功地進入其中一個女人的家裏——讓她們設法為你取出子彈，把你的傷口拉攏、縫合，如果沒有時間縫合，就用足夠的尿布別針固定住，讓你有時間逃離至今仍在進行中的軍隊抄家。所以，那是一種你無法創造的忠誠。但他把他們的槍械扔得滿地都是，他們因此把他帶到安全屋，實際上那不是個屋子，而是屬於小教堂的一座臨時營房，他們這麽做，實際上也不是在執行袋鼠法庭的某種額外程序，隻是想趕緊把他關進去，然後一槍崩了他的腦袋。他們剛把他推進門檻，那些女人就出現了，奇怪的是她們沒有半句明顯的不滿，隻是在街上支起帳篷，就在臨時營房的大門外。她們麵對著臨時營房，一聲不吭。她們看著臨時營房，人還不少——天哪，真希望不是這樣——她們甚至用手指著臨時營房。沒過多久，反政府派開始明白了那些女人為何而來。他們知道，他們也知道那些女人知道他們知道：當時隻要有一架直升機在空中盤旋一圈，看見這群女人坐在外麵，指著一座由反政府派管轄的小教堂所擁有的臨時營房，這個臨時營房馬上就會成為政府目標，被翻個底朝天。所以，這是一種脅迫，甚至可以和忠誠同時存在，因為這就是人性的反複無常。不可否認的是，在反政府派眼裏，這些女人意味著她們忠誠的垃圾桶蓋、她們忠誠的口哨，也是她們忠誠的動脈縫合。不過也在同樣程度上不可否認的是，如果這個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沒有被立即釋放，這些女人也意味著她們所威脅的對反政府派的背叛。她們什麽都沒說，除了女人們的發言人最後走到臨時營房門口，砰砰地敲打著門，衝著他們大喊大叫：不愛任何人的男人要被活著放出來。不能是屍體，她大叫，她們的這個朋友要毫發無損，仍在呼吸。但是在這一點上，反政府派沒能滿足她們全部的要求，因為反政府派為了挽回麵子，最後作了如下判決，說這個送奶工被證明是一個新出現的地區抵抗者，具有反社會傾向，不在服從的要求範圍內，也就是說他夠資格成為我們社區裏的又一個可憐的出格者。確切地講，是他頭腦不清——說到這裏，他們敲了敲自己的腦袋——這意味著出於對精神虛弱者的寬容憐憫，可以免除死刑。但是，不愛任何人的男人也不能完全逃脫懲罰。他將遭受一頓輕到中度的鞭打，接著是塗柏油粘羽毛，還會得到一個警告：下次如果他再對他們和他們的武器的安全造成威脅，無論有多少人愛他，他都不會像這次這樣被如此寬容地對待。“可惜我們太寬容了。”如今他們說道，在上次那起重大事件過去了十二年後。此刻，他們又再次麵對來自非常相似或者說幾乎是同一批婦女的最後通牒。“她們沒被告知不要去醫院嗎？”他們問。“她們被警告、被命令、被指揮，但是看啊，她們還是跟著他一起變成了政府的可靠線人，現在已經被帶走了。”“可她們看中了他什麽？”“就是這麽說嘛，而且她們都已經這個年紀了，其中一些人已經不年輕了。”“不隻是一些人。她們沒一個年輕的。誰誰的媽肯定不年輕了，偵察部隊已經通知我們，她也剛從醫院的一個茶水間裏被偷偷帶出來，現在正在警察亭。”“誰誰的媽也一樣。”“還有誰誰的媽。”“還有我媽。”一個反政府派承認說。“對不起，我之前不知道，我爸也不知道，直到今天她匆匆忙忙地跑出去，然後就被捕了。”一陣沉默過後，其他一些人也開始承認自己的媽媽跟不愛任何人的男人也有曖昧關係的糟糕局麵。

無論是警察讓曾經的虔誠女人反轉成告密者，還是反政府派追蹤曾經的虔誠女人以確認她們是否已經反轉成了告密者，兩者都沒有任何進展。女人的數量一直在增加。議題女人——“哦不，別是她們!”所有軍隊和準軍事組織的全體人員都在大叫——也開始出現，並匆匆趕往醫院，去聲援送奶工。他是這裏，她們說，唯一完全理解和尊重她們以及她們的事業的人。接著媒體來了，包括那個規模小但令人氣惱的敵對機構，它甚至已經無憑無據地發布了一篇以‘送奶工真的就是送奶工!’為標題的充滿冷嘲熱諷的午間新聞頭條，宣稱政府又一次搞錯了。政府在發現說得沒錯他們確實搞錯了之後，在下一次的電視新聞公告上宣布決定結束整件事情。反政府派曾經擔心自己將不得不坐在袋鼠法庭上，對潛在的告密者——極有可能是他們自己的母親——進行公正嚴苛的審判，現在看到政府在電視新聞公告上號召對這件事情做個了結，他們生平頭一次讚成敵人的看法，表示自己也很樂意讓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接著，政府警察釋放了媽和另外十七個女人，反政府派就更不用講了。她們立即匆忙跑回醫院，徑直跑到重症監護室。在那裏，她們被告知真送奶工目前情況“平穩”，但是暫時不允許她們任何一個人進去看他。“對不起，你們不是家屬。”醫院說。據說“配偶以外的配偶”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算。一些伴侶便回去了，去召集援軍，製訂計劃和緊急方案。就在這時，媽在黑暗中進了家門，吐露了關於她自己、關於佩吉、關於真送奶工、關於其他那些女人的一段過往；當然，還談另一個話題，錯誤伴侶的話題，這是一個在她和爸的整個婚姻生涯中從來不能被提起的話題。

此刻——在我被下毒近兩周後，那時我還沒去薯條店——她正在試穿我的露跟鞋，她稍事平靜，因為她看得出來鞋子適合她。但她的自卑感依然強烈，已經開始盯著另一樣東西看了。是她的“後部”，她是這麽叫的，比起上次她在鏡子裏完完整整地看過之後，這個後部又變得更大了。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至於多少年，她不想說。但她看了，她說，而且看見它越來越大，她知道這一點，她說，不隻是因為她的確在鏡子裏照過自己的正麵，眼看那部分越來越大，便想到背麵肯定也成比例地越來越大，還因為，她說，她不得不一點又一點地加大她裙子的尺寸。此外，她說，她還通過坐那把當時放在前廳裏的椅子知道了這一點。我看起來肯定是一臉茫然，因為她又補充說道：“我說的是後部，女兒，那把椅子我再也不坐了，沒錯，就因為我的屁股，我再也不坐了。你可能在想——”“我沒有，媽。”我說，“我沒有在想——哪把椅子？我從沒見過任何椅子。”“你當然見過，”她說，“前廳裏的那把有扶手的木頭椅子，曾經是你曾曾奶奶威尼弗雷德的椅子。沒錯，我過去會坐在裏麵。不時地坐在裏麵，織織毛衣，跟傑森或者其他女人聊聊天，坐在裏麵喝杯茶，獨自一人，或者和那個的確是個送奶工的男人。”她說到這裏看著我，但我跟平時一樣沒有反應。“有時候我隻是坐著，”她說，“想事情，或者聽無線電，這就夠了。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沒有複雜的心緒，甚至沒有任何意識，就那樣坐著。它隻是一把椅子；沒什麽了不起的，不應該造成心理折磨。我低身坐下，事情做完後，又起身離開。一切正常。但現在不是了，女兒。現在，每次我坐這把椅子，總有一種灼熱的精神痛苦，因為每當我低身坐下或者起身站起來，我的後部不是輕輕地掠過這一邊的扶手，就是類似地掠過另一邊的扶手。這些扶手不會說話，”她強調說，“它們緊緊地卡住身體，因為這是一體成型的椅子，當然這椅子本身不可能變小，這也就意味著是我的後部變大了，但它在變大的同時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以一種新方式適應家具，而隻是依照記憶中的方式行事——在過去的歲月裏，它曾經那麽小。”我張開嘴，不太確定是說些什麽呢，還是就這麽張著嘴。“但是你要明白，女兒，”媽繼續說，“我不是說這把椅子擠著了我的後部，我的後部已經坐不進這把椅子了。它依然坐得進去。隻是說它現在覆蓋了多餘的幾英寸或幾分之幾英寸，過去它不是這樣的，對此它一直沒適應。”

她現在講她的臉。它已經開始“衰退”，她說。接著是褶子、色斑和皺紋。“這裏這個。”她湊過來，為了讓我注意到一條特別的皺紋。我注意到了。這是一條皺紋，在其他皺紋中間。在她的臉頰上。在她的臉上。“是從這條皺紋開始的，”她說，“比較淺，若隱若現，我不得不很用力地撫平它，有一次差點弄傷我的眼睛，那天我在市政廳旁邊的鎮中心公共廁所裏依稀辨認出它，當時我三十出頭。我知道那意味著什麽，但在經曆了最初的一陣焦慮後，我就不再管它了，女兒啊，因為你看，我什麽也做不了，已經有好多年了。”接著講她的大腿。“它們已經死了，”她說，“感覺就像是死了。看起來就像是死了。我是說它們看上去很僵硬，不再有任何彈性。”接著講膝關節突出，膝蓋軟骨的嘎嘎響，日漸粗壯的腰圍，那個後部也越來越糟，慢慢累積起多餘的幾英寸或幾分之幾英寸。她的後腰線條，她接著說，由於身體各部位都在走下坡路，也不再有以前那種優美的曲線了。“過去我動起來就像一隻羚羊，跟你三姐一樣。我甚至能想象自己變成羚羊的模樣。還有這個。看見了嗎？這裏這個紅色印記？看見了嗎？它一直在那裏，但以前根本沒有。”小妹妹們輕聲說媽這樣已經好幾個小時了，她們擔心她，她們想讓我說出她犯了什麽毛病，想讓我去治療她，去做些什麽，所以有那麽幾次，我試著幹預她，但是徒勞。我想要安慰媽，因為我注意到——盡管她自己沒有——真送奶工中了槍，關鍵是沒死，這件事附帶的益處是媽變年輕了幾歲，但是她也似乎因此失去了自信，變得像個青少年，認為自己不可能跟那些曾經的虔誠女人相抗衡，她們看起來也年輕了幾歲，卻因此變得更加自信。但媽不讓自己得到安慰。無論我試圖用什麽來振奮她，她都會用一大堆的“沒錯但是”來打斷我。這些“沒錯但是”在我甚至還沒能說出第一句話的第一個詞就已經跑出來了。她現在講她的腋窩、手臂、手臂的顫抖和上臂後部的肌肉，像她這種年紀的女人不該這麽做，除非她們想折磨自己。接著講牙齒間的縫隙、胸部的下垂、關節的嘎噠作響、骨頭抽筋、消化係統發出的咕嚕聲、腸子的毛病，她的視力也開始模糊，開始患上了小老太太常患的那種小老太太眼[3]。她的頭發也即將花白，她說，身體上卻新長出了汗毛，尤其是——說到這裏她壓低嗓音——臉上長出了胡子。“我能一直這樣說下去。”她說。她也真這麽做了。她依然為那些東西感到自卑，而那些東西，我以前甚至以為到了她這個年紀根本不會考慮，更不用說在意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她好像是給人一種變年輕的感覺，盡管她不相信自己變年輕了。生活裏存在逆向發展的現象，所以我想，目前也許可以說，她的心理年齡又回到了十六歲，對衰老的恐懼又開始令她苦惱。就在這時，就好像為了讓我知道，如果我以為此刻眼前看到的就已經是徹底的潰敗和沮喪了，那麽接下來看到的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潰敗和沮喪。她又往鏡子裏瞄了一眼，這次由於她確定自己正在變矮，因為她的骨頭正在崩壞，她發出了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聲歎息。發出這聲歎息更像是對著她自己，而不是對著我和小妹妹們。她說：“我幹嗎要這樣？反正這不重要，目前看來這不重要，相比那個可憐的女人，死了四個兒子和一個可憐女兒的母親，死了丈夫的可憐寡婦。”就從這時起，她把話題轉向了核彈男孩的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