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那是另一件事。兄弟們。我的兄弟們。我有四個兄弟，實際上是三個，其中一個，排行第二的那個，已經死了。我依然把死掉的二哥算進去，因為他依然是我的哥哥。我把第四個也算進去了，那個人不是我的兄弟，但他是二哥結交最久的朋友，兩人上幼兒園就認識了。他一直和我們一起生活，這第四個兄弟，盡管他也有他自己的家——一對父母，兩個兄弟，七個姐妹——他們依然住在四條街之外。十四歲那年，他離開學校，搬來我們家住，但那時他已經加入了反政府派。二哥也加入了反政府派。即使到了現在，二哥死了以後，第四個兄弟理論上依然和我們住在一起，作為我們家的一員，但目前他不在我們家的房子裏，因為他正在逃亡。他們說他騎著摩托車衝向邊界，在那之前，他朝著那個巡邏隊開槍，故意殺掉了四個政府人員，無意殺掉了三個平民——包括一個成人和兩個六歲的孩子，當時正站在他們的鄉下汽車站等候公共汽車。我們再也沒見過他，但據說他住在“邊界那邊”的那個國家裏的某個郡縣裏。至於大哥，年紀最大的哥哥，好吧，按照傳統，如果期待一戶人家裏有人去參加運動，那就應該是大兒子去參加運動。人們堅信這一點，以至於當媽的二兒子，也就是我的二哥，參加了運動，並在一場與政府軍隊的交火中被殺害後，來找媽去辨認屍體身份的警察不停地搞錯，總把他稱作她的大兒子。而媽實際上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大哥，並沒有加入反政府派。某天晚上他在鎮上喝醉酒跌倒了，摔斷了自己的一條手臂。他自己去了醫院，說這都怪一塊鬆動的人行道石板，他要求賠償，那些可以決定要不要相信他的人相信了他的話，賠了他幾千塊錢。他拿出一大部分給媽，然後談到這個國家和它的政治問題，他說：“去他媽的，我要離開這裏。”他去了中東，為了能獲得一點安寧、平靜和陽光。在走之前，他提出帶著兄弟們一起走，但二哥和第四個兄弟有著深深的反政府派情結，說他們不想走。三哥也不想走，因為他正在和藥丸女孩的妹妹戀愛。於是大哥一個人走了，從此杳無音訊。所以說，這個哥哥，在外漂泊的大哥，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二哥，我死掉的哥哥，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第四個兄弟目前也正在做他想做的事。至於三哥，拋棄了適合他的伴侶，娶了錯誤的那個，然後到目前為止什麽也沒做。這勾勒了——至少到目前為止——關於他所能講的一切。

讓-保羅·高緹耶[2]式接吻過後，三哥依然沒有察覺到我們這些觀眾，他讓他真正的老婆激動不已，撲倒在他的懷裏。他說了一個詞：“醫院!”他從澄清他的愛、罵自己是笨蛋，轉變成了“亟須醫護和照看”。他轉身把他的愛人送進他的車裏。“不能帶她去醫院，”人群喃喃自語，他們此刻搖著頭，“醫院是錯的，完全是錯的。沒有什麽比醫院更錯的了。會有一些表格要填。會問是誰給她下的毒。然後黨衛隊會派人來，他們兩個會被逼著告密。”他們接著轉向我，“他們會認出你哥哥，沒錯吧，他們會明白他是誰，他是你死去的二哥的弟弟，是你正在逃亡的第四個兄弟的兄弟。就算他自己不是反政府派也沒用。身為反政府派的同夥，”他們說，“反政府派的家人，也會被視作跟反政府派有關聯的證明。”說完這些，他們等我回答。至於我，我隻希望他們別再拘泥於醫院。現在這裏有很多人違背趨勢，打破對醫院的禁令，主動定期上醫院。醫院裏擠滿了我們這裏被認為不該來的人。用不了多久，上醫院就會變成一日遊，你的假期會在醫院裏度過。一個新時代正在崛起，至少在醫院方麵是這樣的。這些鄰居越早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能越早調整和前進。他們欲言又止的是，警察會認出三哥還是一個和準軍事組織的主要成員有性關係的女孩的哥哥，這個人前不久剛作為幕後主使，殺害了那些法官和法官太太，也殺害了我們當地所見過的最嚴重的投毒者。但是他們不敢說，這一點我當然知道，這些鄰居故意避而不談整個謀殺案，不談我是導致它成為一起“普通謀殺”的主要原因。他們反複說警察會把三哥和她的女朋友變成告密者。與此同時，這位哥哥，對這些英明的見解和反對以及自己正麵臨成為告密者的風險完全裝聾作啞。他把他生命中的愛人送到汽車的副駕駛座上，自己越過引擎蓋，直接坐進駕駛座，隨即發動引擎。汽車在大街上轟鳴，嘯叫著拐過街角，來到通往醫院的交叉路口。此後，我曾經憂心忡忡但現在幸福快樂的三哥的形象和聲音，連同他再次幸福快樂起來但曾經病懨懨的前女友，便一起消失了。

事情就是這樣。所有行動都結束了。太多的行動，對我而言，對一天而言，遠遠超出了所需。我不喜歡行動，因為幾乎從來不曾有過好的行動，幾乎從來不曾跟善良的事物有關。所以我現在回家，調整晚上剩下時間裏的計劃，小妹妹們可以改吃蛋糕。吃完蛋糕，她們出去冒險，我自己待在家裏，洗個泡泡浴，也吃點蛋糕，邊洗邊吃，在洗澡中和洗澡後都要架起雙腳，把《波斯人信劄》的最後一部分讀完，它可能會因為濕氣而在水蒸氣和水珠中逐漸爛掉，但也沒關係，因為反正裏麵有幾頁已經讓我跟它鬧掰了。之後，如果到了小妹妹們睡覺的時間媽還沒回來，我會給她們念一點哈代，因為她們早就進入了讀哈代的階段。哈代階段之前是卡夫卡階段，接著是康拉德階段，這很荒謬，因為她們都還不滿十歲。我念給她們聽，盡管我們正處在哈代所說的可怕的世紀，是哈代無法接受的世紀，但我還是會念的，為了給夜晚畫上圓滿的句號，這樣我就可以爬上自己的床，開始讀我那本十八世紀的書《關於羅馬興衰原因的幾點思考》，它出版於1734年，我幾乎認為所有的書都應該像它那個樣子。這是一個簡單有序的計劃，不複雜，便於實施。然而我一進門，小妹妹們就從後麵的客廳跑出來，拿著女式陽傘，身上纏繞著從藏在衣櫥頂部的聖誕節儲物盒裏拿出來的金絲線，她們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有個叫‘準男友’的人剛才打電話來找你。”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從不知道準男友有我的電話號碼。他從沒打過電話來我家，我也從沒打過電話去他家，我沒有他的電話號碼，甚至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小妹妹們這時繼續說道：“我們告訴這個人，你去薯條店給我們買薯條了，中間姐姐。”——她們尋找薯條，但我手裏什麽也沒有——“後來我們問他要電話號碼，好讓你回電話，但他說：‘如果她隻是去買薯條了，如果她去隻是為了那個。’接著他說他半小時後再打來。過了三十七分鍾他又打來了，但你還是不在。你花了很長時間去給我們買薯條，中間姐姐——”她們又開始尋找薯條，微微皺起眉頭——“於是我們又一次建議他留下電話號碼，這個人又說‘不必了’，你的準男友說。接著他問我們是不是你的妹妹，我們說是的，但是，中間姐姐，薯條在哪裏？”她們直奔主題，我隻好解釋說為什麽沒有薯條，我的解釋裏沒有一句話是真的。我含糊其詞地說薯條店裏的薯條賣完了，盡管我知道她們從不接受含糊其詞。為了趕緊蒙混過關，也為了防止她們因為我撒謊而批評我的道德思想，我不失時機地說她們可以吃任何她們能夠在廚房食品櫃裏找到的任何東西——但願食品櫃裏能有特別好吃的東西——接著我又借著宣布藥丸女孩的妹妹和三哥有點類似於重歸於好了，把薯條這件事翻篇了。

這是正確的伎倆，是轉移話題的聰明辦法。小妹妹們喜歡藥丸女孩的妹妹。她們非常愛她，總是朝著她跑過去，跳起來，撲向她，吊在她的手臂上、脖子上，擁抱她，大笑，被她擁抱，她做三哥女朋友的那些日子裏每次都這樣。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麽三哥拋棄她時，她們的心也碎了，心碎到把三哥從她們的聖誕禮物名單上劃掉長達一年的時間。十一個月零三周，一直注銷到平安夜結束前半天，此後她們才大發慈悲，又把他放回名單。被除名的這段期間，他周二帶著她們，還有媽，一起去那些短途遊覽、那些旋轉木馬、那些開心的娛樂活動，他似乎並不知道自己不可饒恕到什麽程度，不知道在她們眼裏他犯下了怎樣的罪行，也不知道他差一點點就會在特別的聖誕節期間拿不到小妹妹們送出的馴鹿卡片、男襪、鞋帶和掛繩肥皂。兩人複合的消息幫助我實現了詭計。這是最好的消息，因為小妹妹們愛藥丸女孩的妹妹，藥丸女孩的妹妹也反過來愛小妹妹們。我從沒見過誰會如此善待這三個鄭重其事地講解百科全書的發明、丹屬法羅群島上的龍卷風、自然音階、中國省市、非定域性宇宙、材料科學的理論和事實以及威尼斯黃金宮庭院文物受損的人。藥丸女孩的妹妹確實縱容她們。小妹妹們帶給她歡樂，她傾聽她們，鼓勵她們，認真對待她們，讀她們的大部頭筆記，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這讓她們高興。所以現在，她們為這對情侶的複合而興高采烈，提問不再盯著薯條，而圍繞著藥丸女孩的妹妹和三哥。然而，就像三哥和我最初不了解中毒所能造成的嚴重傷害一樣，小妹妹們也不了解中毒的後果，沒有意識到她們所愛的這個女孩正處在危險境遇裏。對此我也沒有說具體的，沒有說她如何站在死神的門前，直到現在還和三哥在醫院裏，檢查中毒情況。我隻說過不了多久，她們大概就可以見她，可以跟她重聚了。此外，我還說隻要是廚房裏有的東西，她們都可以拿來當晚餐，吃完可以出去玩，一直玩到很晚，很晚，之後我還會給她們念二十世紀的哈代作為額外的獎勵。這聽上去挺讓人滿意的，於是就變成了現在這樣——小妹妹們選了聰明豆、亨氏磨牙餅幹、白煮蛋和一種叫作“方便倒出來的薄荷糖”的東西，加上其他各種早茶下午茶會吃的零食——這時準男友又打來電話，那晚第三次，總共第四次。

“那麽現在就去拿吧。”我大喊，我是指她們的食物，因為電話鈴響我接起電話時，小妹妹們正要離開去廚房。準男友問：“是你嗎？”這時我捂住話筒，繼續大喊：“把門關掉，別聽我電話!”這是我第一次跟準男友——跟任何準男友——打電話，我有點拘謹，所以我不想讓我們的對話被別人監聽，我指的是被小妹妹們偷聽，當然會有警察用電子設備監聽，但是對於他們，如果他們目前在聽的話——因為也可能沒人在聽——除了不跟準男友說話，我也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我對著小妹妹們大喊，叫她們去後院吃她們的零食，然後從後院出去。接著我坐在樓梯上，移開捂在話筒上的手，把聽筒放回耳邊，說：“準男友。”我很高興是他打來的，非常高興，盡管在電話上交談很奇怪。這種事情我隻做過八次，七次，也許六次。準男友說：“準女友，你花了很長時間去買那些薯條。”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有他自己的特色，是指可愛，是指有陽剛氣，是指親切。他拿薯條的事情打趣，一開始我以為那是在打趣。所以這次通話開頭還不錯，但到了最後——當我們談到我媽稱他為恐怖分子，談到他越來越走投無路，現在不隻是因為關於超級增壓機和旗幟的流言蜚語，還因為他那裏又生出一些關於他的其他謠言，而他似乎認為遠在這裏的我要為此負責——我感到頭暈目眩，又想了想他剛才對我的評價裏所提到的“花了很長時間”，才發現這其實不是某種滿懷愛意的打趣的開場白。很快我就認定了，這根本就是對我的一次攻擊。

他問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我們在周二、周五晚上一直到周六、周六整天一直到周日的碰麵我沒來？因為除了已經被我取消的周四晚上偶爾會有的碰麵，我們在保持“準約會”將近一年的日子裏，從沒漏掉過任何一天的約會。我告訴他發生了一些事情，我不得不待在家裏，照看房子和小妹妹們。我沒告訴他真送奶工中槍，以及因為真送奶工中槍，媽變回了真正的自己，以及我被下毒，以及藥丸女孩被謀殺，以及送奶工開始加強對我的捕獵——其實我連有送奶工這個人也沒告訴他。我沒告訴他社區及其編造的謊言，還有那場汽車爆炸的真相細節，這依然是我們之間尚未解決的爭論，雖然他依然堅持不當一回事。還有在薯條店的遭遇，以及他們的態度——“來!拿走薯條，但別以為你能逃脫懲罰，**!”，這些我都沒告訴他，但我沒告訴他不是因為我固執。盡管如此，我還是隱約感到，也許我可以說出來，也許我的事情能變成——如果準男友想讓它變成——他的事情。但我依然有所保留，心想，如果我早就說了又能怎樣？如果我現在說了又能怎樣？如果我努力說出來了，比如汽車炸彈這種事情，但他毫不理會，滿不在乎，該怎麽辦？在我生命中的這一刻——由於送奶工和社區讓我茫然自閉；由於我和準男友之間保持著不經承諾的狀態；由於長久以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完全不知道自己錯失良機；由於這一切，我認為他聽說後卻滿不在乎會比不告訴他給我帶來更大的傷害。所以我輕描淡寫，到了這一刻，我心裏依然認為我隻能采取這種方式，但準男友卻問：“準女友，發生了什麽？遇到什麽事？”我大吃一驚，不自覺地開口說了起來，盡管長期以來我一直秉持著充分的理由什麽也不說，但此刻一句句話自發地從我嘴裏跑出來。我聽見自己說媽的朋友中槍了，說她現在經常去醫院——說到這裏，準男友打斷我說他要過來，問我是否希望他過來？我多麽希望這種自發性可以再延續一會兒，這樣我就能說我想說的話了，我想說“是的”。他可以過來。他可以待在這裏。而且過來時不會有媽發表長篇大論，不會問關於結婚、生孩子的問題，不會指責他是送奶工。就算媽在家裏，她現在被她自己的事情攪得心神不寧，可能都意識不到準男友在房間裏。所以，不是因為想到了媽才讓我無法答應，讓我猶豫不決，並把準男友從我手裏奪走，而是——好吧，如果他真的來了，還聽我說了，又能怎樣？我感覺自己又回到了為大姐被謀殺的前男友舉行葬禮的那一天，我和大姐一起默默無聲地坐在媽家的前客廳裏。我任由自己被迫變成流言蜚語說我已經變成的那種人，我知道這難以置信，但根據當地最新的說法，我跟送奶工的關係實際上已經維持了兩個月。這就意味著需要我欺騙他，他們說，所以我在欺騙他，背著他和對麵鎮上的某個不知輕重的年輕汽車修理工調情。這個新冒出來的謠言讓我猶豫要不要在回答前先理一理思路。我已經說出了一部分——那些簡單的部分，與我無關隻是與媽和真送奶工有關的部分——現在是時候，我決定，對準男友說出剩下的全部了。但我還沒來得及這麽做，準男友就已經誤解了我的遲疑，他冷不防地說我不想讓他過來，說我從來不想讓他過來——來接我，送我回家，跟我一起待在我所居住的地區。起先，他說他以為我是因為圍繞著他和超級增壓機的流言蜚語，才羞於讓別人看到和他在一起；我可能僅憑他遭遇的那些說三道四，就也已經開始相信他是告密者。那時另一個流言蜚語甚至還沒有出現，他說，就算他住在對麵鎮上，他也還是聽說了另一個流言蜚語——關於他膽敢跟一個反政府派搶女朋友。“而那個反政府派，”他說，“是一個名叫送奶工的反政府派。準女友，對此你有什麽要說的？”

我們之間又立即回到了劍拔弩張的狀態，這種全靠我倆各自居住的地方所散布的流言蜚語而建立起來的關係。目前看來，這些流言蜚語似乎越來越相互說得通，他的看法從“我不想讓他打電話來是因為我為他感到羞恥”變成了“我不想讓他打電話來是因為我和送奶工有私情”，我的看法從“我不想讓他打電話來是因為媽要求我結婚生子”變成了“我不想讓他打電話來是因為萬一送奶工要了他的性命”。至於說出真相，我認定說出來不會有好結果，因為你看，我剛要開口，他不就跟我吵起來了嗎？我不會回答——他跟別人一樣，張口就是控訴，這種時候我憑什麽要回答他？——我又一次把想說的話收回來，緘口不言，被觸怒，就在這時，那種強烈的厭惡感再次攫住了我。哦別，我心想，別是那種厭惡感，別是針對準男友。但是沒錯，幾秒鍾內準男友又開始發生變化。他突然間變得不那麽有魅力了，不那麽像他自己了，而是越來越像送奶工。我開始戰栗，這是我第一次因為準男友而戰栗。接著我想，等一下，他是怎麽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為了搞到我的電話號碼，他做了哪些鬼鬼祟祟、暗中監視、悄悄尾隨的事情？“你是怎麽搞到我的電話號碼的？”就在我用這個問題攻擊他的那一刻，厭惡感漸漸消退，我又想起了他是誰。你真傻，我對自己說，他怎麽搞到的又有什麽關係？我甚至不是不想讓他有我的電話號碼，權衡之下，我反而想讓他有。不是為了能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而是如果他有我的電話號碼，他想要它，我就能在心中感知一種親近的確認、一種信任的增長。但他把我的問題隻從表麵上理解為一種攻擊，不幸的是，在我問出口的那一刻它確實是攻擊。“從電話簿上，準女友。”他凶巴巴地說，過去很少見到準男友這樣凶巴巴地說話。“哪本電話簿？”我問。“天哪，準女友!二十世紀的電話簿也被你禁了嗎？”這是他第一次侮辱我的閱讀品位。於是我想，他也一樣。他也一樣。我自己的準男友也同樣背信棄義。我也同樣被他插刀。“我打了幾個你們那裏跟你一樣姓氏的號碼，”他繼續說，“因為你知道，你從來沒告訴過我地址，準女友。”說到這裏有一種苦澀，明顯的苦澀，“在打錯幾次之後，”這種苦澀說道，“最終我又撥了一個號碼，而接電話的女人是你媽。”

他現在的口氣變得冷若冰霜，可以說是微含怨恨，感到不滿，冷若冰霜。他再也不說自己要過來，而是停留在送奶工的話題上。“準女友，”他說，“關於我和這個反政府派，你對你媽說過些什麽？”“什麽也沒說。”我說，“那是我媽自己的想法。她自己編造出來的。”“她說我有炸彈，”他說，“說我已經結婚，玷汙了別人，然後就掛了電話，不肯讓我跟你說話。所以你告訴我，你對她說了什麽？”“我告訴你，”我說，“我什麽也沒說。是她自己，跟我沒關係。是她自己的事情。”“你肯定說了點什麽。”他說。“為什麽我肯定說了？”我說。說到這裏又變成了讓我檢點自己的行為，我又不得不反駁、解釋，並為別人的錯誤想法負責。他繼續聲明，說他聽說這個中年男人年屆中年。他還強調說，這個中年男人，這個老夥計，可能年屆中年，但在這場運動中肯定不是無足輕重。你知道這個堅韌獨裁的領養老金的家夥是個什麽人嗎在這場——“別說了，”我說，“我沒在跟他約會。我跟他沒有關係。”“準女友，他知不知道，”準男友堅持說下去，“我的事情？”我無法相信。看來他現在一刻不停地追問，他已經成了我所居住的地區和他所居住的地區裏最活躍的長舌婦。“我知道我們以前從沒談過這件事，”他說，“關於我們作為準男友和準女友在一段‘將近一年的準關係裏’，這大概意味著我們要是和別人約會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個反政府派，準女友——我是指，就那個反政府派？你確定要走上那條路？”我感到傷心，我們的準關係已經維持了差不多一年，他卻無所謂我們可以和別人約會。而我自己，在我和他剛認識的時候，曾經試著和其他幾個男孩交往，我想是為了讓他們中的某個人成為我的準男友，但是後來我放棄了，因為準男友成了準男友，我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越來越多，相比之下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時間開始變少。他們問了太多問題，用來測試和驗證，顯然還有一張列表——逐條進行評估和確認，以判斷我是否夠優秀——沒有哪個問題是因為想了解真實的我才問的。於是我也反過來評估這些小夥子，最後得出結論他們對我而言還不夠優秀，也就是說我們之間或有的一段準關係在還沒開始前就已經結束了。而準男友的說法——關於雙重約會，關於三重約會——是否意味著他自己正在和好幾個人約會？在我們維持準關係的整個期間，他有沒有和別的女孩或女孩們約會？他有沒有在和我睡覺的同時也和她們睡，因為我就是那麽平淡無奇？他是否依然和她們保持關係，和所有這些人數眾多、數也數不清的女性保持關係，甚至在他問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搬去紅燈街住之後？

“——接著她指責我炸彈的事情，然後就掛了電話。”

他不斷地講我媽，把我從關於他和其他女人的痛苦思緒中拉了出來。“但在掛電話之前她已經讓我知道，”他說，“我不是她在她的立場上所認可的那種了不起的男人。”“她把你當成了另一個人。”我說。“我知道。”他說，“這就是我一直在告訴你的。”他的話聽起來帶有嘲弄和自以為是，於是我說：“你最好別得寸進尺，準男友。我媽編了整整六卷的故事，他們所有人都編了整整六卷的故事，但這並不是我的錯。沒什麽送奶工——好吧，是有個送奶工的，但沒有我——”“別費心解釋了，”他說，“我已經知道了。”正是這句懶洋洋的、不上心的、哦活著沒意思透了的“別費心解釋了”出了問題。他怎麽敢說“別費心解釋了”，說得好像我一直在煩他，我企圖向他解釋而這快要把他徹底逼瘋了，說得好像他在那頭所做的整個聲明不是為了從我的喉嚨裏一點一點地拽出解釋。他說了這種話，因此我開始發動我自己的報複。“別把你那超級增壓機上的屠夫圍裙，”我說，“怪到我頭上。”這句話很卑鄙，非常卑鄙，手段卑劣，叫人惡心，不光彩的卑鄙，我從沒對任何人說過這種話——甚至對我討厭的人，這個人可能正巧有一個堪稱完美典範的來自“海對岸”的賓利風馳超級增壓機，藏在他們告密者的房子裏，那上麵不止有一麵引發爭議的來自“海對岸”國家的旗幟，還有大量來自那個國家的引起爭論的旗幟，這樣的東西，我知道，準男友是沒有的。那天不是我特別敏感的日子，但我已經被他的態度、被他指責我和準軍事組織成員約會所惹惱。於是我說了殘忍刻薄的話，但我說完後悔了；不算立即後悔，但沒有再說。我在這句幾乎立即讓我後悔的評論後麵，又說了我的另一個報複性的觀察，說完也幾乎立即就後悔了。“你烹飪，”我說，“你有咖啡壺，你看日出，在甚至連女人都沒有咖啡壺、都不看日出的年代裏。你用汽車代替人。你擁有一幢寬敞的房子，裏麵有多得讓人暈頭轉向的房間，你還談論立陶宛電影。”於是他說：“你走路看書。”“又來了。”我說。“我還沒說完。”他說，“虧得你喜歡走路看書。那是一種你喜歡做的安靜無聲而又不協調的事情，你還以為那沒什麽古怪的，也沒什麽人會注意到。但其實這很古怪，準女友。這不正常。不是自我保護，而是頑固不屈，是令人困惑，在我們這種環境裏，讓你顯得像是個固執任性的人物。我不想說這種話，但是你先說了剛才那些話，我才跟著說的。你看上去就好像不再活著了。我看著你的臉，感覺就好像你的五官正在消失，或者說似乎已經消失了，所以沒人能跟你溝通。你總是難以捉摸，但你現在變得不可捉摸。也許我們現在應該掛掉電話，在情況變得甚至更糟之前。”

於是我們大聲譴責對方的不足，開始翻舊賬——又一次爭吵——但我確實同意他所說的，是的，我們應該掛掉電話。在這次電話爭吵的全過程中，我一直擔心有人在偷聽，這也許沒什麽大不了的，因為在過去兩個月裏，我始終都感覺有人在聽，有人在監視，有人在追蹤，有人在記錄每件事情，無論我在哪裏，在做什麽，和誰在一起。我正在瘋狂的邊緣，越來越相信有些人所做的一切，有些人的人生使命，就是去偷聽，不過這也許是我過度緊張的想象，根本沒有人偷聽，沒有人擅自闖入。我們以一種生硬莊重的方式結束了通話，我說我會盡快去他那兒，他聽起來好像無所謂，好像他不相信我，好像他不想見我。之後雙方各說了一句孤零零的再見，就掛了電話。我掛了電話，繼續坐在樓梯上，我的自發性盡管有所延遲，但還是自行萌動了起來。它讓我徹底拋開自憐自艾，去準男友那裏找他，它提醒我說我喜歡準男友，準男友是第一個和我一起看日落的人，他是唯一跟我一起睡過覺的人，我曾經一周至少有三個晚上和他在一起，直到送奶工威脅要殺了他，才減少到了兩個晚上，我做了這種事情，這種過夜的事情，在準男友之前我從沒和任何人在一起過夜。盡管我們之間是準關係，而不是正經的情侶關係；也盡管每次無論我們哪一方想要進一步討論這種準關係，我們都會進入失憶狀態，但我還是要去他那裏，現在就去，我的自發性說，去當麵向他解釋我們之間所有這些誤會，去好好溝通，清理混亂。等我做到這一點——如果準男友允許我這麽做，沒有再跳起來防衛——他到時候也許會解釋——關於那台超級增壓機的事情和告密者的事情，現在還要加上最近出現的關於反政府派女友的閑言碎語——所有這些都會發生在我和他**的時候。然後看情況，他也許會開車送我回家，因為我必須回來照顧小妹妹們。不過，不管媽怎麽看，不管送奶工怎麽看，這次他開車送我，不會隻送到我們常去的這個區域周邊的分界點，而會一直進入區域裏麵，直接到我家門口。他還會進門，待上一會兒，過夜——隻要他不在乎送奶工此後會設法殺了他。他是一個成年人，一個已經長大的男人。我可以讓他自己決定。所以，我的自發性說，準男友是我的準男友；送奶工不是我的情人。在肯定這個信念的同時，真相的死而複生令人神誌清明、歡欣鼓舞。然而，我在狂熱的興奮裏有某種程度的疏忽，我可能並非神誌清明、歡欣鼓舞，而隻是從一個沮喪無力的極端**到了另一個突如其來、沒有連貫性的快樂的極端。在這種狀態下，我寫了一張字條給小妹妹們。上麵說：“換上睡衣。等我回來後，我會遵守承諾，給你們念哈代。”寫完字條，我披上夾克，匆忙趕往街上的公共汽車站。

這次我沒有走路，出於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的發條上得太緊，正處於假亢奮狀態，我把這種狀態誤當成決心和快樂的信念。因此我渴望去準男友那裏，越快越好。第二個理由是即便到了現在，即便我身上、我腿上充滿著跳躍和興奮，即便是走路——不是跑步，隻是走路——也無法恢複到最好的狀態。第三個理由是，我決定和準男友解釋清楚，但在這個決定背後，我依然害怕走出門遇上送奶工。當時看起來——但我沒有問——我不想讓我剛拾得的重生由於他的再次出現而被試探，甚至可能被打敗。

我在準男友所居住的那個地方下了車，抄近道來到他家門前的大街上。他家的大門被砸壞了。依然掩著，但已經被砸壞了。這意味著什麽？我小心翼翼地推開門，溜進狹窄的走廊。我從那裏進入客廳，客廳裏沒有人，但汽車部件堆得到處都是，散落一地，這裏那裏嘩啦倒塌，說明相比平時的堆疊，準男友的囤積已經具備了某種雜亂無章、吵吵嚷嚷、甚至暴力相向的特質，或者說他的日常囤積已經發生了某種騷亂。我剛要叫他的名字，卻聽見廚房傳來廚子的聲音。他跟平常一樣，正在指導他幻想中的徒弟如何烹飪。“這裏，這樣試試看。不。別管那個。這樣，這樣。那裏，那樣好多了。等我好了你就把餐巾蓋上去，然後我用水衝一下——”我往廚房走去，想打斷廚子問問他大門是怎麽回事，還要問問他準男友去了哪裏，但我停下了腳步，因為那一刻廚子幻想中的夥伴正在喃喃地回答他。這是什麽什麽，我聽不清楚，但我認出了那聲音，是準男友的聲音。我正要往裏衝，但他聲音裏的某種東西刺痛我的肌膚，讓我停下腳步。我發現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退縮，站在廚房門外的客廳裏，無法前進。準男友又說了什麽什麽“該死，操，蠢貨!大蠢貨!傻屌!沒發現有那麽蠢，不知道我在想什麽，廚子，我做的那些……笨死了……要是我意識到他們……”廚子喃喃地說了些什麽，讓準男友閉嘴，把頭轉向左邊。輕輕地，我把這開著一點點的門又推開一點點，透過鉸鏈往裏看。我偷偷看見準男友坐在廚房餐桌旁的廚房餐椅上。他幾乎背對著我，有點不太對勁，因為他正拿著一塊濕答答的餐巾捂住眼睛。他用這塊餐巾把兩隻眼睛都捂住，廚子站在旁邊，拿著一遝紗布，手臂下還夾著另一些布，同時把一瓶手術液倒進桌子上盛著水的攪拌碗裏。桌子上還有廚子的一把長長的廚刀，刀尖朝下插入桌麵，完全直立在桌子上。刀上有血。我的直覺再次攔住了我。我一秒鍾也不會相信那並非人血，而是一些剛剛做好的“烤甜菜根和羅馬番茄”，或者“波爾圖紅酒紫甘藍”，或者“隨後上的一盤可食用紅色配進一步的紅色和幾攤更紅的顏色配額外驚人的紅跡斑斑”所留下的汙跡。不，這是血。還有更多的血——大量的血——在廚子的襯衫上，地板上有紅色的血痕，桌子上有棕色偏紅的血漬。接著，我注意到有小血滴從準男友的身上滴下來。奇怪的是，我依然原地不動，就好像有一股強大的力量用它一隻看不見的手按住我的手臂，緊緊地攔住我，命令我，指揮我，警告我。作為準女友在片刻前還隻想著要重新振作起來，立即改善局麵，她要衝進準男友的房子，下定決心要見他，和他坦誠相待，向他解釋她在限製中新發現的自由，然而這種想法現在已經**然無存。沒有倒吸一口氣，沒有尖叫，沒有充滿擔憂地衝進去，一把拉住準男友哭喊道：“發生了什麽？我的上帝!發生了什麽？”我隻是原地不動，無論廚子還是準男友都沒發現我已經是半個身體在廚房裏，半個身體在廚房外了。

準男友又開口說一些“……該死。偷偷摸摸的小雜種。簡直是雜種中的雜種!該死的雜種!”之類的話。我現在慢慢開始明白——因為準男友過去用過這些詞，當時在和他那位“沒有惡意隻是”的鄰居吵架，那個人編造了關於超級增壓機上旗幟的謠言，這又引發了關於告密者的謠言。“我們要上醫院，最久的朋友。”廚子說，而準男友回答：“絕對不行。倒賣旗幟的事情已經給我帶來夠多麻煩了，據說我現在還因為自信過頭，要擠進來分一點那個反政府派在情人方麵所占的便宜。”——“在情人方麵所占的便宜”指的是我——這讓人震驚，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自內心地說過這種話——他曾經刻薄地說過——曾經嘲弄地說過。我們之間是否已經酸腐到這種程度了？此時此刻在我麵前的是我的準男友的真麵目？但是等等，我心想，他剛被刺了一刀，或是被打了一頓，他的眼睛受了傷，但我又轉念一想，前陣子我自己也中了毒，後來就在差不多一個小時前，我還在薯條店被眾人指控為殺人犯的幫凶，再後來是他又親自在電話上指控我為情婦，甚至到了現在，他還在背著我指控我為情婦，你卻從不會看到我和從小學結交到現在最久的朋友一起坐在角落裏批評他，譴責他。然而我又想起他已經受傷了。然而我又想起他從沒發自內心地這麽說。我認為這當場給了我一個完美的教訓，告訴我為什麽不該隔門偷聽。“不行，廚子，”準男友又重複了一遍，因為廚子又提起了醫院，“如果他們發現我去過醫院，肯定會把我當成告密者。”他說他的眼睛會沒事的，讓廚子別再大驚小怪，很快就會變得跟從前一樣清晰了。“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麽，”廚子說，“我們不知道他們朝你扔了什麽、他朝你扔了什麽，你說不疼，卻睜不開眼睛，所以我們要去醫院。誰知道呢，”他又補充了一句，“說不定我們還會在那裏撞見那個‘沒有惡意隻是’的人。”“我想他們沒料到會打架。”準男友說，沒有留心廚子的最後一句話，而是完全順著他自己的思緒。至於我，從聽見的對話來推斷，顯然他們又打了一架，和平常一樣，是因為廚子的娘娘腔。但是準男友的下一句話讓我意識到並非如此。“我的意思是，以為我隻有一個人，像是——”他說，“寡不敵眾，於是他扔了那東西，我看不見了，就算我聽見你跑過來，廚子，但我們還是寡不敵眾。所以你又能怎麽辦？你又能怎麽辦——一個娘炮，一個漂亮妞兒，從來不被認真對待——僅憑你一個人，怎麽把他們那麽多人嚇跑？”廚子聳聳肩——但準男友沒看見——他叫了一聲“啊”，這是一聲難以捉摸的“啊”，或者是一聲不屑一顧的“啊”，表示這是一個沉悶乏味的聊天話題。不過廚子凝視的目光——準男友依然看不見——已經慢慢移到了他的廚刀上。廚刀依然沾著血，依然直立著，依然插在桌麵上。但接著廚子悄悄地把它從桌子上拿起來，又悄悄地把它放進水槽裏。他走了過去，想把濕餐巾從準男友的眼睛上拿開，但準男友不讓。他拖動椅子，地上發出刺耳的聲音，同時用手肘把廚子推開。“滾開，廚子，”他說，“別管了，沒事的。眼睛不疼。”但廚子堅持要親眼看一看。我也想看一看，因為我想知道他需要上醫院嗎？還是不需要去醫院？他是我的準男友嗎？還是他不是我的準男友？但有種看不見的存在，到了現在依然把我攔在原地。

到目前為止，在他們的交流過程中，我的注意力幾乎一直都在準男友身上，憑什麽不在準男友身上呢？可是當我瞄了一眼廚子，立即嚇了一跳。他臉上的表情毫不掩飾地——因為他以為沒人在觀察自己，沒有理由掩飾——充滿著濃濃的愛意。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朋友”臉上該有的愛的表情，也不是一個冷靜客觀的“關心每個人”的愛的表情。這個表情裏也沒有“準”的範疇。我過去從沒看見廚子臉上——肯定從沒看見他臉上為了我的準男友——做出過這種表情。但是話說回來，我本來就不會經常看廚子，不會看他的臉，確實不會。他隻不過是廚子，那個彎了的小夥子，那個人畜無害的小夥子，那個被其他男孩保護的小夥子；也是那個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別人取笑的小夥子，尤其當他又突然為食物感到極度焦慮時。我打心底裏認為人們會為廚子感到難過，但依然不是正經的難過，而是“他肯定很不好受所以我很高興我不是他”的那種。不會真的被當成、被視作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然而現在，在我看來，就像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人。我現在明白了為什麽我的直覺把我攔在原地，不讓我宣告自己在場。我身上甚至有種大難臨頭的戰栗，這是我第二次在與送奶工無關的場合下感受到這種戰栗。此刻，廚子正在掀開餐巾，與此同時，臉上的表情越來越強烈，這更加令我震驚。他把手放在準男友的臉上——準男友沒有阻止他。這不是粗糙男性笨手笨腳的“讓我看一看”。他的手甚至沒放在準男友受傷的眼睛上。他把手放在他的臉頰上。他輕撫他的臉頰，一遍，把手放下，接著又輕輕地、慢慢地移到另一邊臉頰。準男友依然沒有阻止他，而是讓自己的雙眼，始終，都閉著。我先前看見的那些血，那些血滴，不是來自準男友的眼睛，而是出自他的鼻子。他不顧廚子的手，想要擦去血滴。接著他推開廚子的手，又推了一次，這是我原本應該期待他一開始就做的事情。這一刻，沒有言語，隻有那手輕輕地移開，那手又安靜地放回來，一雙眼睛閉起，另一雙睜開，準男友在椅子上，廚子在他旁邊，站著，讓他仰起臉。

接著準男友叫了起來：“停，停，廚子。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為了證明自己的話，他舉起手，再次把廚子的手推開。他推開，但他又放回來，接著準男友又推開，沒有用很大的力氣。然後他不再推了。沒有咒罵，沒有“滾開，廚子。你在幹嗎？我不喜歡那樣”。他們之間也不存在驚訝，最後事實證明隻有我一個人對廚房裏兩個男人之間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驚訝和意外。準男友在把廚子推開後停了下來，然後抓住這個同樣是男性的人的雙臂。他依然閉著眼睛，抓著雙臂靠向它們，依偎在廚子的腹部，廚子彎下腰，直到把臉埋進準男友的頭發裏。他倆中的一個開始呻吟，接著聽到：“放手吧，結束了，廚子，放手吧。”但是當廚子鬆開手要走，也許真要放手時，準男友揚起臉，又一次把他拉向自己。

就在這時，我退回到客廳，因為，不!——我心想。我知道即將發生什麽，這不是我的眼睛該看、我的耳朵該聽的。等等，我接著又想，你說不是你的眼睛該看和你的耳朵該聽的是什麽意思？這是你的準男友，也是那個說近來“你令我詫異，準女友，總是難以捉摸，無法溝通”的準男友。話說回來，這有多久了？有多久了他倆……？我似乎陷入了迷茫狀態，同時又能充分理解。現在他們已經不再呢喃，我猜這意味著——盡管我不敢去看——今晚的第二次高緹耶式接吻正在進行。過後，又傳來了呢喃聲。“錯誤的人。”準男友說——又是指我——廚子說：“……為了你，都是為了你，這麽做是為了你，因為……”“害怕，危險，太危險……真是個蠢貨!……多麽可怕的蠢貨!……如果他們已經殺了你!如果那群人……你可能已經死了，而我永遠無法——”最後一句話可能是廚子也可能是準男友說的。我不知道我的雙腿還能否支撐我走到大門口。這時我依然站著，沉沉地靠在準男友的客廳牆上，牆的另一邊就是廚房。客廳裏的大門已經被砸壞。它是怎麽被砸壞的？他的強迫症般的囤積是怎麽被打斷的？我後來沒能知道，也不在乎。至於電話上的爭吵，我們最近的一次爭吵——考慮到他和廚子……他和他……他們……——那次電話爭吵到底是為了什麽？我多傻，一直以為準男友不會裝模作樣、工於心計，從不欺騙或掩飾自己的內心感受，而實際上他在這裏跟廚子、跟我明確表示，他也是個“居高臨下的挑選者”，選擇了某個能夠確保安全的錯誤的人，而不是那個正確的人。我真是個蠢貨，我心想，我是指我認為我保護了我自己，相信自己通過待在“準”的範疇裏，安全地避開了錯誤伴侶的範疇，結果卻發現一個人在“準”的範疇裏也可以被同樣的問題折磨至死。我恍然大悟：不再麻木，有所覺察，得知真相，維護真相，在場，做個成年人，這一切其實是多麽可怕。就在準男友繼續宣稱自己是個蠢貨以及我痛斥我自己也是個蠢貨的同時，廚子又一次提出上醫院，這讓我們三個人又回到了當下。

他的語氣變了。尖銳、嚴厲、頤指氣使。準男友說：“差不多恢複了，差不多正常了。看，我眼睛又好了。我已經可以看見一點了。”即便如此，廚子依然說：“我們要去醫院。但等我一下，我再去套一件襯衫。”我緊張起來，因為廚子要走進客廳上樓——他放了一些襯衫在這裏？對呀，他當然放了襯衫在這裏!——他會發現我，而我會害怕，因為廚子現在確實讓我害怕，他已經不是我在此之前所以為的那個人了。但是之前我以為他是什麽人？我從沒思考過他這個人。從沒發現他特別友好，但我現在也不在乎了，因為在整個重要性等級體係裏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但也不是無害。這個人，我現在明白了，也不是無害。想到他對食物有怎樣的控製欲，他對人的權利到底有怎樣的看法？我想到了刀，他的刀，血淋淋的，在水槽裏，依然血淋淋的。想到我也許會暈倒，雖然我這一生中從沒暈倒過。但我感覺腦袋輕飄飄的，熱乎乎的，潮潮的。有一群嗡嗡作響的昆蟲類的東西圍繞在我周圍，或者在我體內。目前，當然，那種最近熟悉起來的感覺，那種戰栗，緊貼著在我的尾椎和雙腿上上下下。又傳來了一些聲音，親昵的聲音，從廚房裏傳來，呻吟至少說明了高緹耶式的行為正在進一步發展。他們中的一個說：“老公。”接著又聽到一句，“我們拋下這一切吧。我們幹嗎待在這裏？我們去南美!我們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古巴!我們去古巴!我喜歡古巴。你也會喜歡古巴。”我心想：老公!古巴!我們!——相比之下，我和他之間連準關係都無法超越，連搬去紅燈街都做不到。

於是沒有吵架，沒有又翻舊賬、斥責失職、相互指控。沒有大喊大叫，沒有生悶氣。但我知道我不會再跟前準男友約會了，也不會再踏進他的房子了，再也不會了。我在夜裏一路走著，好像是在前往出租車等候區，這時，就跟我之前離開薯條店時一樣，我的雙腿失去了知覺。我看得見我的雙腿，看得見地麵，但我無法和它們連接。我伸出手放在大腿上，刻意撫摸它們，按壓它們，同時盡量不引人注目，但我還是平時的我，依然有那種被監視的感覺。

但是沒有憤怒。我感覺不到憤怒。但我知道，在那裏，在那種麻木之下，肯定存在著憤怒。對前準男友。對廚子。對大姐夫，因為他編造故事，散播故事，其中包括我最近如何愚蠢地在光天化日之下背著送奶工和鎮對麵和我同齡的那個男孩來往。我也對那些愛說閑言碎語的人感到憤怒，因為他們給大姐夫的故事添油加醋，編織自己的故事。對既恨我又拍我馬屁的人感到憤怒，以及薯條店老板，和所有那些會緊張兮兮地把任何他們認為我會想要的商品及時地呈獻給我的普通商店的老板。消失了，不見了，這種憤怒，跟我看得到但感覺不到的雙腿一樣，跟我知道就在腳底但感覺自己像是在上方飄浮的地麵一樣，就好像我沒有權利感到憤怒，因為如果我成功地采用了不同的處理方法，現在就不會是我的錯了。如果我是這麽這麽做的而不是這麽這麽做的，去了那裏而不是那裏，說了那個而不是那個，或者我看起來是另一副模樣，或者那天，或者那晚，或者那周，或者過去兩個月裏的任何時刻，當我讓他看見我，讓他想要我的時候，我沒有拿著《艾凡赫》出門，那該多好。我跌跌撞撞，就在這時，那輛白色貨車在我身邊停下。副駕駛座車門打開，那種“並不是現在才進入那個恐怖之地”的感覺又再次向我襲來。

送奶工一如既往地看著前方，說：“到此為止了，關照過了。”他的聲音平靜溫和，從容不迫，沒有喜悅。他的下一句話聽起來帶著感激，甚至驚喜。“那是個意外。他們沒想到那個男人帶著刀。但事情到此為止。他們不管了，會放過他。至於另一個，有幾輛車的那個——過去的附屬品——他會沒事的。旗幟和告密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後果。你看不起他，不是嗎？一個準男友，是嗎？別擔心，公主。我們再也不用為那裏操心了。”

他開車送我回家，沒有說別的話，依然沒有看我，直到把我送到我媽家的大門口。一路上不說話是聰明的做法，送奶工一直很聰明。這是一種完美的前期準備，創造最佳氛圍，讓我在這種氛圍下聽清楚並理解他最後講的話。我們把車駛出前準男友的居住地，駛入鎮中心，然後又穿過鎮中心，沿著正確的地理路線，路過我所有的地標。接著又駛過更多的交界路，進入我所居住的地方，在那裏，作為一對正經成熟的伴侶，我們把車停在我媽家的大門外。我知道我應該感到震驚，應該感到反感，至少應該感到詫異，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毫不訝異於我正坐在這輛聲名狼藉的汽車裏，坐在離這個聲名狼藉的男人幾英尺遠的地方。但我別無選擇。沒有更多的選項。我之前一直沒能理解其他所有旁觀者能夠輕易理解的一點：我一直都是送奶工的囊中之物。

[1]　古印度所稱的人體“七個脈輪”中的兩個，“脈輪”一詞出自古印度中的梵文，意為能量點，代表了天體的秩序和平衡。

[2]　讓-保羅·高緹耶(1952—)，法國高級時裝設計大師，1976年創立同名品牌，前文提到的法國香水廣告就出自該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