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我在**康複的那段期間——當時我已經聽說藥丸女孩被殺害，但還沒發生薯條店裏的遭遇——有三個電話打到我家，其中兩個是打給我的，第一個來自三姐夫。他聽說了下毒的事情，但想從我母親——正好是她接的電話——那裏知道，為什麽我不去跑步了。他說昨天我沒來跑步，其他幾次該來的時候也沒來，而且我沒有主動打電話跟他解釋，也沒有跟他爭吵。他補充說，方方麵麵都墮落得太厲害，他為最近女人身上發生的變化感到大惑不解。媽說：“女婿，她不會去跑步了。她躺在**，中毒了。”姐夫說他知道中毒的事情：“但她還來跑步嗎？”媽說：“不跑了，在**，中毒了。”“我知道，但她還來跑步嗎？”“不——”“我知道，但——”小妹妹們說那一刻媽的眼珠子翻到了天上。她又努力了一下：“女婿，我們不能一直這樣沒完沒了。她在**。不會去跑步了。中毒了。不去跑步。在**，中毒了。”三姐夫——用鍛煉癖好壓倒一切的機械性思維——剛要問我還來跑步嗎，這次媽搶先說道：“女婿啊，上帝保佑你，但你這是怎麽回事？你明知道她中毒了，整個地區的人都知道了，我卻還要在這裏花掉二十個小時不斷地告訴你她的胃被搗鼓了一遍，或者隨便別的什麽叫法，我不得不陪她熬兩晚，就怕她胃裏沒弄幹淨。你卻不理解，表現得好像我根本沒有解釋。”在幾乎察覺不到的片刻猶豫後，姐夫說：“你是說她不來跑步了？”“正是!”媽說，“你剛才說犯錯？這跟犯錯有什麽關係？”“是墮落，”三姐夫糾正說，“方方麵麵的墮落，女性的墮落。”聽到這裏，媽用手捂住話筒，對小妹妹們輕聲說：“這男孩腦子不清。滑稽的小東西。但是話說回來，那整個家族都很滑稽。天知道你們的姐姐為什麽要嫁過去。”接著她把手從話筒上移開，因為姐夫正在總結陳詞：“好吧，一開始是她走路看書叫人無法理解。後來是她借口雙腿再也走不了了——也叫人無法理解。現在又說她不去跑步了。如果她堅持這種不可理喻，丈母娘，告訴她，等她恢複了理智，她知道上哪兒來找我。現在，我自己要出門跑步去了。”媽說：“好的，女婿，我同意你對走路看書的說法，不過實際上她依然在死亡的邊緣，所以我要求她待在**。”說完這句話，他倆互道再見，這又花去五分鍾，因為這裏善良的人們不習慣用電話，也不信任電話。他們不想說完再見就掛掉電話，因為擔心會顯得粗魯和傷人，萬一對方的道別仍然在傳輸中，被耽擱了一小會兒，正在通往他們這裏的電波上呢。因此，電話禮儀導致了許許多多的“再見”“再見”“回頭見，女婿”“回頭見，丈母娘”“回頭見”“回頭見”“再見”“再見”，雙方的耳朵依然貼著聽筒，同時他們彎下腰，聽筒隨著每一聲再見一寸寸地靠近主機。最後，聽筒被掛回到主機上，耳朵從上麵挪開。甚至在這個階段，也許還會說一些具有確保性的再見，控製不住地確認和肯定眼下的狀況，這並非說明了費盡心思從一場電話交談中脫離出來還沒有讓這個經曆了持久戰的人身體扭曲、心靈疲憊，而是意味著那場交談——在沒有任何令人焦慮的“我打斷他講話了嗎？他會傷心嗎？我掛電話是不是太快了，傷害了他的感情？”的前提下——最後終於以符合傳統的方式結束了。聽說這件事後，我很高興當時是媽接的電話——因為我還沒有強壯到能夠忍受並逼退姐夫相沿成習的思維模式。

媽後來又接了第二個讓我不高興的電話。是準男友打來的，過程不太順利。首先這是他第一次打電話給我，我都不知道他有我的號碼。他從沒打過電話到我家，我也從沒打過電話到他家。我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沒有電話。電話在我看來不太重要，我也不覺得電話在準男友看來會是重要的。我喜歡十九世紀文學的一個原因是，我不必去適應任何像這種現代、難搞、耗時費力的東西。我們在每次約會的最後，總要為下一次約會作好安排，我們一直堅持這樣做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電話不被信任——它是科技產品，是不正常的溝通工具。但不被信任的主要原因還是“肮髒的伎倆”，私接的合用線路、政府監視行動。這意味著普通人不會用電話談論私事，也就是脆弱敏感的情愛之事。當然，反政府派準軍事組織也不用電話，但我不打算在這裏談論他們。剛才說到電話不被信任；實際上，我們會有一部電話隻是因為我們搬進來的時候它就在那裏了，媽警惕地想到萬一來移除電話的人不是真正的電話公司的員工而是喬裝打扮、潛伏入內的政府間諜頭子可就麻煩了。鄰居們警告說，他們會拆掉電話，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又會安裝別的東西，用來揭露我們和反政府派關係密切，而實際上我們和反政府派關係並不密切。盡管我的兩個兄弟已經成了反政府派，但我們也隻是平均水平上的密切，正常分量上的密切，而且，後來的日子裏還不如一開始那麽密切。現在，雖然媽在原則上還是支持他們最初的目標，絕對沒打算向一個在她看來並不具有合法地位的政府公開告發他們，但是基於他們近期的所作所為以及媽目前對他們愛恨交織的程度，就算當麵譴責他們，媽也覺得心安理得——我認為，這或多或少證明了，我們跟他們的關係算不上密切。於是我們就讓電話掛在樓梯口的牆上，有時有人會用它，但問題是，每當你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想用一部電話，你必須先把它拆開，看看裏麵是否有竊聽器。我非常偶爾地要用電話時也會作這種確認，但我並不知道竊聽器長什麽樣，也不知道如果有竊聽器，它是在電話裏麵，還是在頭頂上方的線路上，又或是在電話轉接處，如果有轉接的話。實際上，我檢查竊聽器隻是在動作上走個形式而已，我懷疑這也正是其他定期拆開電話的人所做的事情。

所以，就算他有電話，我也沒有他的電話號碼。我想他也不會有我的電話號碼，因為有電話號碼會讓事情變得複雜。但沒有彼此的號碼，主要還是因為我們的關係屬於“準”的範疇。這種“準”決定了我不會告訴他藥丸女孩給我下毒，送奶工在追求我，以及當地關於我的流言蜚語。我沒想到要告訴他，因為和我保持準關係的準男友為什麽要知道這些呢？我們憑什麽擅自推定對方允許我們透露關於那方麵的想法、感覺和需求呢？再說了，如果我想說但他不要聽，該怎麽辦呢？如果他無法承受我自己也無法承受的那種分量，該怎麽辦呢？然而，他打來了電話，媽接了，他找我，媽說：“哦，不，你想也別想。我不在乎你有怎樣的妖術，你是一個多麽偉大的反政府派，你有多英勇，你在社區裏有怎樣的英雄形象。你糾纏年輕姑娘，是一個邪惡的冒牌送奶工，玷汙了那些真正的送奶工的名聲。你別想跟她說話。你別想傷害她。你離她遠點。帶上你的炸彈——你這個有老婆的人!——滾!”她講這些話時沒有顧慮，沒有斟酌，沒有萬一在第三方監聽下的絲毫掩飾。她說完就掛掉了電話，沒說再見，沒有為了他用無數個“再見”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盡。這時我正躺在**，但可以清清楚楚地聽見她所說的一切，我跟她一樣錯誤地認為電話線上是送奶工本人。他有一套嚴密的監視技術，當然比我和我“交往了將近一年的準男友”都更有可能知道我的電話號碼。現在他來了，馬不停蹄地跑到我家裏來獵捕。那一刻，我想到了準男友。中毒後我第一次期待、盼望他在這裏，在這棟房子裏，在這間臥室裏，在我身邊。他要是能聯係我該多好。但那些想法沒有停留很久，因為我接著就有了一個新的想法。這個想法關於媽，關於她如果有一天見到他，場麵會有多麽難以想象：“那麽，年輕人，什麽時候舉行婚禮？還有，年輕人，什麽時候要孩子？沒錯，年輕人，你不會沒有正確的信仰吧？你不會結過婚吧？”是的，糟透了。我把他趕出我的腦海，不是因為他不重要，而是因為他太重要。他多麽幸運啊，有一對很久以前就跑掉的父母。

第三個電話是打給媽的，是她那些虔誠夥伴之一，負責管理名字的傑森，急急忙忙地打來的。傑森說老地方外邊發生了點狀況。一支政府暗殺行動隊，她說，埋伏並擊中了真送奶工。他們把他送去醫院。告密者身份在這裏很不光彩，因此每個人都知道，如果你有小小的政治汙點，醫院正是你永遠也不該去的危險地方。“他在這件事情上沒有發言權，朋友，”她的朋友說，“沒有選擇，他們擊中他後就把他抓住了。打開你的收音機，聽一聽最新的消息，你會聽到他們說他是恐怖分子。你能想象嗎？真送奶工!——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是個恐怖分子!”那一刻，小妹妹們說，電話從媽的手中掉落。

她跑上樓，來到我的房間，說她必須去趟醫院，她必須找到真送奶工。她問我有沒有力氣起床，照顧小妹妹和看家。“他死了嗎？”我問，我感到驚訝，因為我從來不是一個會問出這種問題的人。她說她不知道，但又說那些來自地獄的惡鬼，那些遍布全球、上下左右無處不在的指控者和遊**者，在擊中他後已經把他送去了醫院，但不清楚傑森的意思到底是他死了所以被送去醫院，也就是醫院旁邊的停屍房，還是指他昏迷了，她說，可能是奄奄一息，因此沒法兒抗議說自己不想去醫院。也有可能他不介意去醫院，堅持要求送自己去醫院，因為大家都知道真送奶工喜歡唱反調，偏偏要做我們這裏的反政府派不允許我們這裏的人做的事。“不知道，”媽說，接著又說，“他們說他是恐怖分子。現在正在搜查他家，挖他的後院，想找出點恐怖分子埋在那裏的東西。”“這裏沒事的，媽，”我說著從**爬起來，“你去做你必須做的事情吧，我會照顧好我們自己的。”聽到這句話，她上前來親吻了我，然後又俯下身親吻了小妹妹們，她們已經跟著她來到了樓上。她們黏著媽，哭泣、哀求、懇請著說：“不，媽咪!不，媽咪!我們希望你別走!”她對她們說，她們都是乖女兒，但現在必須聽我的，也就是她們的中間姐姐的吩咐。她直起身子，掙脫她們的糾纏，從錢包裏拿出一些錢，扔進裙子口袋，以備不時之需。接著，她又把裝著剩下的錢的錢包交給我。那一刻，我完全明白了小妹妹們的心理狀態，明白了她們為什麽黏著媽，哭泣、哀求、懇請。媽的錢包過去隻交出過兩次。第一次是政府警察帶她去辨認屍體，是她的兒子，我們的二哥。那一次，她把錢包交給了大姐。她說，如果那些總賦予萬物人格的家夥奚落她說“你是自作自受，你孵出來的大兒子也是自作自受，膽敢在他小小的民兵組織裏跟我們打遊擊戰”，她不確定自己會做出些什麽，又會遭受些什麽。第二次交出錢包是因為我們這裏的反政府派來找二姐，要殺了她，或是懲罰她——她嫁給了敵人，但更讓當地人感到深受其辱的是她嫁給敵人後還回來探親——或是要求她害死她丈夫，讓他死於他們的伏擊，以此為自己的外嫁贖罪。當時，媽急忙把錢包塞給三姐，然後跑去臨時營房，他們正在那裏審判二姐。她去樓上拿來她死去的兒子的一把備用槍帶在身上，我不知道那上麵有槍，但我知道她完全不會用。反政府派從她身上拿走了槍，給了她一個警告。他們後來把二姐鞭打了一頓，並讓她永遠別再回來。這一次是我拿著錢包。“以防萬一。”她一邊說，一邊穿上外套，戴上圍巾。此時此刻，小妹妹們號啕大哭，我蹲下身子，抱著她們，試圖安慰。媽神情嚴肅，我忍不住意識到，就連她丈夫，也就是我們的父親，死在醫院的時候，她都完全沒有這樣。所以我不能責怪小妹妹們。我感覺到的不是焦慮，而是一種很容易一股腦兒地被歸為焦慮的心理狀態。我不願意細想，但是，如果小妹妹們是對的，她確實要去幹一架，結果被逮捕，最後被關進大牢，再也回不來了，那到底該怎麽辦？

她還是回來了，但一直等到天黑後，那時小妹妹們已經上床睡覺，用來哄她們睡覺的有脆米花、薯片、巴黎小圓蛋糕、煎麵包、橙子味魚油軟糖，每一樣都又添加了額外的糖。還有《誰害怕弗吉尼亞·伍爾夫？》，是她們選的，不是我選的。這是一本寫於二十世紀的書，但我發現小妹妹們感興趣的其實並非對白和故事，她們一遍又一遍想聽的是這個童話般的書名。於是每隔三個詞組我就把書名偷偷念一遍，好讓她們鎮定下來，現在她們已經睡著了。我打開一條門縫鑽出去，躡手躡腳來到樓下的客廳。在昏暗的寂靜中，我坐在扶手椅上。我想過打開收音機，聽聽他是不是已經死了，但我受不了廣播節目：那些播音聲；那些喃喃自語聲；那些每小時、每半小時就會在緊急消息的播報裏出現的聲音。所有這些我都不想聽到。我希望他沒死，但一直以來，這種情況下幾乎都會死。因此，我為什麽要提前麵對那些我暫時還可以避開的東西，讓自己心煩意亂？我還沒到那個點，那個關鍵的時點，等到了那個時點，不知道會比知道更讓人難以忍受。我還處在“先別管，還沒到時候”的階段。正想著，我聽見了媽把鑰匙插進鎖裏的聲音。

雖然房間已經徹底暗了下來，但她知道我在房間裏。因為一個人能通過或許是無形之力，或許是心靈建構，或許是心電感應得知這一點。她一樣沒有拉開窗簾，沒有開燈。她隻是在我對麵坐下，沒有脫外套，頭上裹著圍巾。她說他還活著，狀態平穩，但她不知道“平穩”是什麽意思，因為她不是他的家屬，雖然真送奶工已經沒有家屬——他唯一的兄弟幾年前死了——但他們也沒有向她或者其他任何一個在醫院露麵的鄰居透露除此以外的任何消息。她突然不再談論這個話題——沒什麽奇怪的——一顆心突然不由自主地感到困惑，開始思考一些可能有關但在聽者看來似乎是無關的事件。她開始談論某個人，某個她曾經認識的女孩。那是在很久以前，她說，當時她也還是個女孩，這個她曾經認識的人是她認識第二久的朋友，一個我從沒聽說過的人，一個媽從沒提起過的人。不過，她說她倆的友誼早已終止，她們分道揚鑣，因為這個朋友發誓成為一名聖女，加入位於馬路盡頭的一幢聖所裏的一群聖女的行列。媽歎了口氣：“我無法相信，”她說，“當時我們十九歲，佩吉放棄了人生——衣服、珠寶、跳舞、扮靚——那些東西所代表的一切——就為了成為一名聖女。”但據媽所說，這還不是這個名叫佩吉的人所舍棄的一切東西裏最叫人悲哀的。媽繼續說，但我開始感到困惑，我懷疑她在談論一個不存在的佩吉，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她從兒時起到現在、結交了很久的第一個真正的朋友——真送奶工——當天實際上已經被槍打死了。這也許是個替代品，某個故事，用來掩蓋“他死了，女兒。他死了。現在我該怎麽麵對？”。一顆心漸漸崩潰，但在漸漸崩潰的過程中決心不接受任何壞結局，用編造傳聞逸事推遲結局的來臨，拒絕麵對現實，甚至在傳達消息的時候——媽打斷我正在揣測她思緒的思緒，說：“女兒，問題在於，我也想要他。”她現在說的肯定是真送奶工，她說所有女孩都迷戀他，所有女孩無非就是指我們這裏的那些受人尊敬的女人，那些比真正的聖女低一個檔次的中年祈禱者，還包括一些再低幾個檔次的女人，要不是過去曾在男人、性和後代的問題上犯過些小錯誤，她們原本不會低幾個檔次。“我清清楚楚地記得，”媽說，“她們聽說佩吉決定加入聖女會時的反應。她們笑這荒誕，笑這純粹的運氣，笑這恰逢其時，畢竟佩吉已經讓路，現在還有誰能阻擋她們？”媽說這讓她憤怒，但她也對佩吉感到憤怒。佩吉整天沉思冥想，出於她的習慣、她神秘的狀態、她與上帝的結合，她不再認為真送奶工有別於其他男人，不再關心別人想什麽或說什麽。“我想不通，”媽說，“因為她愛過他，我知道她愛過他，可她背叛了他，也背叛了她對他身體上的欲望，沒錯，女兒，”說到這裏，媽壓低嗓音，“那時候，人們相互尊重，揭發、衝動和不檢點也比現在少得多，但我知道她和他睡了，這也是當年你永遠不會做的事情。”

上帝當然是偉大的，按照媽的說法，但是怎麽也想象不出可以為了他放棄真送奶工。這就是她所說的。媽確實說了這句話，這句具有啟發性的話直接從她的嘴裏傳進我的耳朵。我的母親，這裏的五大虔誠女人之一，說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上帝當然是偉大的但是”。這是醜聞，但也激動人心，甚至令人耳目一新——一個神聖的人表現出她並不是百分百的神聖，或者隻是如今神聖的含義需要調整，要把下半身也包括進去。所以我們說對了。我的姐妹們和我說對了。媽在年輕時和男人在那些“點點點”的地方幽會過——還想要他們，或者至少不排斥要他們。她在內心深處認可他們。死亡是真實的，“被埋伏擊中差點死掉”也是真實的。要不是那天送奶工被埋伏擊中差點死掉，我永遠不會知道媽和真送奶工和佩吉和這裏屬於上層階級的高等虔誠世俗女人之間存在這樣一樁內幕。她繼續往下說。她說，最久的朋友當了修女，這讓她們很高興，但是沒過多久，她們之間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她們對他競相爭奪，”她說，“女兒，我也爭奪他。”聽到這裏，我依然保持沉默，因為我想讓她說完，不想讓她恢複理智，想起她是誰，我是誰，以及那個男人，死掉的男人，跟她結婚的我父親。“但後來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說，“我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沒想到的事情。”那件可怕的事情，我後來聽說是真送奶工以他一貫特立獨行的叛逆，在他自己的婚姻問題上作了決定。如果他要不到佩吉，他決定了，他不會要任何人。至於他名字的由來——媽接著就講了起來。

跟同齡人一樣，我也以為他之所以被當地人稱作“不愛任何人的男人”是因為那次他很生氣，對著孩子們大吼大叫——冷漠、反社會、壞脾氣——在當地人的描述中他就是這樣的。還有他從不參加集體活動，不待見反政府派的努力。“是為了我們好，那些槍，”人們說，“當地男孩總得把它們藏在某個地方。”因此，他是個不配合的人——在這一點上大家也達成了共識。他還喜歡爭論，主要還是針對反政府派——他們對藥丸女孩發出死亡威脅、他們鞭打我家二姐、他們試圖殺害前來女權主義小棚屋就全球女性問題發表演講的客座發言者。他爭論的話題甚至還包括開槍擊穿膝蓋骨、暴揍、黑幫保護費、塗柏油粘羽毛——不隻是在別人身上塗柏油粘羽毛，還有他自己身上的。你看得出來，他正在製造進退兩難的困境，人們說。他無論走到哪裏，都沒有平和，沒有圓融，有的隻是嚴苛、謹慎、機警和不妥協。每次講起為什麽他被說成“不愛任何人”，我們這一代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在這些理由的基礎上進行理解。當然，他還有另一個名字，“真送奶工”，但這個名字是最近才出現的，為了將他和我謠傳中的戀人區分開。但聽媽說了我才知道，那個名字還有另一個更早的出處。“佩吉為了上帝傷透了他的心，”她說，“而他又不結婚、不肯忘記她，這傷透了所有女孩的心。”他依然英俊，隻是如今以傷痕累累、失去純真、嚴肅中沾染著幾分苦澀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一開始他被叫作“除了佩吉無法愛上任何人的男人”。後來他變成了“除了佩吉故意不愛任何人的男人”。再後來，在他與煙灰苦艾、麥角菌感染和硬心腸做伴的階段，他成了“確立堅定方針不再愛任何人尤其是佩吉的男人”。為了叫起來方便，這個名字就被簡化成了“不愛任何人的男人”，這原本會是他刻進石碑的名字，直到“真送奶工”的叫法出現了。那個名字一直沒有消失，媽說，盡管他做好事，他依然在做好事。他幫助某某·某某之子的媽，她也是可憐的死去的核彈男孩的媽，那之前她還死了丈夫，又死了女兒，接著是她的四個兒子也一個個地死掉。他也幫助媽，在爸死的時候，接著是二哥死的時候，還有二姐因為在婚姻伴侶的選擇上的反叛而在反政府派那裏惹上麻煩的時候。他也幫助我，在那天我在十分鍾區域遇到送奶工之後。所以說，他幫助其他人，很多人，包括斷然拒絕了他的藥丸女孩，但令人驚訝的是，她沒有給他下毒。他也幫助議題女人，八百年的政治問題尚未得到梳理，社區居民卻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嘲笑和懲罰她們。所有這些，他都幫了忙，他做這些是出於某種更寬闊的視野、某種更高等的意識狀態。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他的名字在我們的社區裏繼續存在。“是種浪費，”媽說，“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善良、理性、誠實的人。還有他的相貌，女兒——”說到這裏，她又改變話題，問我是否也認為他長得有點像男演員詹姆斯·斯圖爾特，還有男演員羅伯特·斯塔克、格裏高利·派克、約翰·加菲爾德、羅伯特·米徹姆、亞倫·賴德、泰隆·鮑華和克拉克·蓋博。我沒法兒說我同意，戀愛中的人，我知道，眼裏一天到晚都是些瘋狂的東西。“最後我們女人不得不退出。”她說。聽到這句話，我看著她。即使在黑暗中，她也感覺到我正在看著她。她急急忙忙想要糾正。“不是我，”她說，“我不是說我。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放棄他了。”不，她沒有放棄。哦不，她沒有放棄。接下來，就在那天晚上，我對某件事情豁然開朗。“我當然已經放棄他了，”她堅持道，她提高了嗓門，試圖阻止我通過對她的新洞察將她看透，“如果我還沒有放棄他，女兒——”她以為這算是證據，“我為什麽要跟你爸結婚？”

究竟是為什麽呢？我又一次回過頭去思考“跟錯誤的人結婚”這個問題。我指的不是婚姻雙方不斷成長，直到不再適合彼此——他們曾經在共同走過的人生路上相互奉獻和承諾，相互讚美，在到達自然的終點後分手，或有愛或無愛，或帶著祝福或不帶祝福，然後繼續投向別的人或物。我指的是跟自己不愛的、不想要的人結婚的問題。其他地方的人路過我們這裏，會搖著頭說，如果最後證明他們是對方錯誤的人，那就不應該在對方的生命裏占據如此親密的位置。但當地人通常會認為這樣做是有理由的。一個理由是這裏的政治形勢，你真正想要的伴侶可能沒有慘遭暴力，英年早逝，但話又說回來他或她也是有可能遇上這種事情的。你為什麽要把自己的心寄托在一個你愛的、想要的人的身上，讓他占據你的生命，而實際上這條路可能還沒走上多久，他們就已經轉投墳墓棄你而去？另一個理由是害怕落單，因為落單會被社會自動看成恥辱。所以隨便找個人結婚。他會這樣做。那哥們兒會這樣做。或者她會這樣做。挑個你家娘們兒。這是迫不得已，因為你必須遵守習俗，因為你不能讓人們失望——日期已經確定，蛋糕已經下單，你還沒有去預訂蜜月？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依賴，害怕自己的潛在，所以通過和不在那條道路上的某個人、對那條道路沒感覺的某個人、認不出它或者不會鼓勵你用心追隨它的某個人結婚，以避免走上那條道路。也不要愛上你想要的那個人，因為這麽做，你也許會在其他人的心中激起嫉妒和憤怒，你知道他們也想要這個人。還有其他一些理由讓人選擇了錯誤伴侶——比如害怕讓渴望之物進入你的表層想法造成失控，或者你想要某個人他卻不想要你，於是你跟他身邊親近的人，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同事、親戚，甚至住在隔壁的人結婚。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沒有和正確的人結婚的最重要的理由。如果你和那個人結婚，你愛的和渴望得到的那個人，那個人反過來也愛你和渴望得到你，你們的結合表現出最令人滿意的幸福所帶來的真實、美好和充實。那麽，如果這個完美的伴侶一直愛著你，而你對他也一樣，但這時你們中的一個因為政治問題被殺害了，那該怎麽辦？那些快樂都會永無止境？你確定，真的，真的確定你能對付將來的那種可能性？社區居民認為不能，不可能。偉大永恒的幸福是一種非分之想。那就是為什麽在懷疑中結婚，在罪惡感中結婚，在悔恨中結婚，在害怕中、絕望中、指責中，也在可怕的自我犧牲中結婚，幾乎成了當地人心照不宣的婚姻必需品。那也是為什麽我用不結婚來保護我自己；更進一步說，是通過堅持準關係的方式，盡管我也會間歇地渴望、徒勞地嚐試在我和準男友之間建立一種正經的關係。這就是所謂的一不小心跟錯誤的人結婚的全部理由——確實有著充足的選項。現在我知道了，爸就是一個錯誤伴侶，因為雖然她責怪他，一直在責怪他——責怪他抑鬱、他長期臥床、他住院、他垂死、他不愛她——但並不是因為爸本身有問題，而是因為她還在戀愛，她一直愛著真送奶工。至於爸，他知不知道自己是一個錯誤伴侶？他是否介意，是否心碎，不隻是因為他被放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也因為他允許自己被放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或者爸是否已經知道，在婚後的所有那些年裏，甚至在婚前，媽對他而言也始終是一個錯誤伴侶？

如今已經過去了將近兩周，媽依然會離開我們去醫院看望真送奶工，讓我在家照看女孩們。她們的焦慮已經減退，因為她們現在知道了她沒有永遠離開，沒有消失，沒有被消失，沒有被偷偷送到陰森可怕的地方，比如醫院或監獄，知道了她沒有死，屍體沒有被埋在某個偷偷挖下又匆匆填上的墳墓裏。她每隔一段時間露一下臉，到時候她們就能和她待在一起，她們接受了這種方式；此外，她們還可以淩駕於我之上，這就是她們當時的做法。“媽咪說我們可以吃這個。”“媽咪說我們可以去那裏。”“媽咪說我們可以在外麵一直待到淩晨四點。”我讓她們帶著這些“媽咪”走開，到了晚上，我念書給她們聽，因為小妹妹們喜歡聽別人念書。也就是在這期間，因為她們提了要求，因為我自己也想要，於是那天晚飯前我去了這裏的中心地帶，去買(說起來是這樣)那些該死的薯條。

我推開笨重的半截雙推門走進去，之後便有了那一段糟糕的經曆，被認為包庇了殺害藥丸女孩的凶手。當然，等我回到大街上，我認定這樁謀殺跟他沒有任何關係。是他們太過情緒主義，太過遮遮掩掩，說了太多的謊言，他們希望那些謊言是真的，才在他們的腦海裏，在他們的閑言碎語裏，讓它成真。不管怎樣，如果我是包庇犯，他們憑什麽談論我呢？因為他們所有人也都是包庇犯。我推開門走進去，沒過多久——在震驚中、羞恥中，拿著免費的薯條，心裏憤怒地想著“殺了他們，送奶工。殺了他們所有人。我恨他們。趕緊殺了他們”——我又出來了。我從薯條店出發，沿著街道，走到街角拐彎處，心裏想著：所以現在變成這樣了？我是指開始免費拿到東西。過去我曾經親眼目睹這裏的一小部分特殊人群免費拿到東西。他們走進商店，讓一言不發、偶爾凶巴巴，但大部分時候總是過分焦慮、過分殷勤的店主把免費的一包包東西遞給他們。所以，在送奶工的扶植下，我現在也變成這樣的角色了？我會被厭惡、害怕、輕蔑，但關鍵是也會被討好。如果局麵變成了這樣——把東西給我，把東西遞給我，越來越多的東西，無論我想不想要——我擔心，接下來我該怎麽做呢？我應該讓自己適應，收下這些免費的東西，把它們堆在角落裏，再也不看上一眼？還是應該下定決心，不受脅迫，不受欺負，把錢摔在櫃台上？還是應該帶著我完好無損的自尊心離開，不購買也不接受任何東西？如果是最後一種做法，我將掌握控製權，但我現在拿走了薯條，所以他們已經掌握了控製權。這意味著如果我要買東西，就隻能冒險去這裏以外的商店，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不隻是買一些小商品，還包括每周的整體采購。而且，關於如何反抗、如何解決，我沒有接受過訓練。如果他死了——如果送奶工死了——或者坐牢了，或者消失了——因為反政府派認為偶爾各自消失一下沒什麽大不了的——或者甚至到了某一天，他隻是不再渴望得到我了，我的地位一下子暴跌，而他們，這些店主，反過來會因為先前舔了我的屁股而想要報複我，還會要求拿回他們給我的所有一包包東西。我繼續往前走，垂頭喪氣地思考，對未來感到沮喪，我心想：這有什麽意義？有什麽用？一堆負麵想法不斷在我的心裏增長。也就在那時，身體內一種令人不快的飄浮感又向我襲來，我的雙腿不再有感覺，我的雙腳不再觸及地麵。我能看見它們在移動，但我感覺不到它們在移動。而且，我又有了那種屁股後麵**的感覺。發生了什麽？我討厭這樣，我心想，這時我停下腳步，抓住幾根金屬欄杆。就在這時，另一股令人顫抖的反**感如期而至，流遍我全身。一遍接著一遍的震驚，一次連著一次的難受，直到我似乎有所理解。但理解的又是什麽呢？是他們認定他，為了我，切開了她的喉嚨，這又怎麽會是我的錯呢？

這時我想起了薯條。我依然拿在手裏，它成了我的負擔，於是我隨手一扔。等它們掉到地上，我又毀掉這種崇高姿態，心想我為什麽要這樣做？我要把它們撿起來嗎？我猶豫著。它們沒弄髒，還在包裝袋裏。我可以再次拿起它們，在上麵畫個十字，然後帶回家給小妹妹們？但是來不及了，不知從哪裏冒出一群街狗，猛地衝向薯條，爭搶起來，獲勝者在頃刻間就把它們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群狗的暴力之下，馬路對麵傳來倒吸一口氣的聲音，我看了看，是藥丸女孩的妹妹。跟我一樣，她最近也差點被那個人毒死。跟我一樣，她抓著欄杆，看上去也嚇了一跳，而且，就像他們所說的，她看上去就好像仍在中毒煎熬的最初階段，而不像已經挨過了中毒煎熬的洗胃階段。她眯著眼睛看過來，先看看我，然後看看狗。我發現那是真的，自從她中毒後，他們說她再也沒有恢複往日的燦爛——還說她再也看不清東西了。他們說她沒有用拐杖，此刻她也確實沒有用，隻是憑借眼睛僅存的一點視力，加上圍牆、柵欄、燈柱、樹籬，就那樣摸索她的道路，一路上臉貼著物體，感知她的路。“她還不錯，出門到處走動”，這是社區對她的預後判斷，也是社區對她“有所恢複但無法複原”的委婉說法，本身也是對她“需要緊急的藥物治療和照看”的委婉說法。不幸的是，所有這些，這個需要幫助的人都不能去醫院獲取。至於她陽光般的燦爛，我現在可以親眼確認已經被摧毀了，滿目瘡痍，幾乎無法辨認。除了一些慌亂的眨眼和眼睛裏閃爍著的古怪而又鬱鬱寡歡的光芒，她與我們任何一個背負沉重麻木的人毫無二致。在這個時間點，街上幾乎沒人，因為大部分人都在家裏，喝茶看新聞，出現在街上的人也隻是直接從她身邊走過。一些人故意不看；另一些人會停一下，放慢腳步，站著不動，然後突然穿過馬路，走到群狗依然在打架的地方，選擇走一條最不會令人不安的路線。我猶豫的同時，有一兩個人也猶豫了一下，不是因為我們不想幫忙，而是因為藥丸女孩的妹妹在她消失的燦爛中，在她侵蝕的黑暗裏，也許會抵觸別人的幫助。而且，就算有人想幫忙也幫不上，因為她正緊貼著欄杆。那幾個猶豫不決的人從我身邊經過，然後一鼓作氣，也穿過了馬路，於是隻剩下了我和藥丸女孩的妹妹。當然，還有狗——一些在打架，一些在舔，甚至在吃薯條的包裝袋。接著，我突然看見兩個男人出現在我們眼前，他們也在打架，肢體上的打架。我之前沒看見他們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他們默默無聲地、安安靜靜地打架——揮拳，猛撲，一捅一拳，一捅二捅三勾拳，下勾拳，躲閃，四處跳動，抓住對方不放。看見這種場麵會覺得很奇特，但更奇特的是每一個男人，在他們進行肢體鍛煉的同時，嘴邊都叼著一根無精打采的長香煙。

我放開手裏的欄杆，朝著藥丸女孩的妹妹走去。我主動告訴她我是誰，因為我不太清楚她能不能辨認出我。我問她需不需要幫忙，但我不認為她會說好的，甚至不確定她是否會回答，原因之一是如果她跟薯條店裏的其他人一樣，也認定我在她姐姐遇害的事情上推了一把，她怎麽可能會認為我認為她眼下想要我幫忙？原因之二有關那個在懷疑中結婚，也就是錯誤伴侶的問題。確實有人說過，這新一輪黑暗的折磨之所以會降臨在藥丸女孩的妹妹身上，與其說是因為她姐姐給她下毒，還不如歸咎於一年前被她談了很久的男朋友甩了以後，她開始慢慢放棄了自己的靈魂。由於她是被一個人甩掉的，其實幾乎算是被拋棄的，又由於那個人跟我有血緣關係，我的心在那一刻就是不願意往那方麵想。但我確實主動向她提供幫助，她說：“你要幹什麽？我能看見動靜，現在有些狗，我過不去。”她已經轉過身，去對麵繞道走。這很可能意味著她要經過一根接著一根的欄杆，一片接著一片的樹籬，一個接著一個的壞掉的燈柱，才能七拐八彎地回到家裏。“我扔了薯條，”我跟她解釋，我說，“別走那條路，那裏有男人在打架。”她聽到這句話，停了下來，說她正在艱難地辨別眼前的狀況。尤其是街上的路牌，她說，她用手指了指，說上麵的字很淺。我往她指的方向看過去，但那裏沒有路牌。這個地區的大部分街道都是一模一樣的，反政府派為了迷惑敵人，讓他們放慢速度，已經把每一塊路牌都移走了，她應該知道這一點，我因此開始懷疑她的腦子是否也受到了毒藥的影響。“我在算我走過的路，”她說，依然使勁地看，手裏握著欄杆，“我不記得有沒有拐進——”她說了兩條街，沒有一條是她拐進的。不過她居住的街就在三條街之外。我解釋說我們現在在哪裏，剛想問她是否願意跟我一起走，我倆同時開口說話了。我們說出了至關重要的事實。我提前警告過自己不要說那些自私的話，但下一秒我就脫口而出，我說：“我沒有殺你姐姐。你被你的真愛拒絕也不是我造成的。”與此同時，她說的是：“幾天前，我們在我姐姐的房間裏發現一封信。”

這封信是藥丸女孩的妹妹在她的家人聯手開展的一次搜查中發現的。他們下定決心，一定要找出藥丸女孩藏匿毒水和毒藥以及所有那些作案工具的地方。她肯定有一個長期的貯藏點，她不可能，不可能把全部東西都帶在身上。肯定被藏起來了，他們認為，就藏在這幢房子的某個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掏地下煤倉、雜物櫃、馬桶水箱、閣樓等的底部，而藥丸女孩的妹妹去了一些不太可能的地方。充滿智慧和洞見、對環境及其構成有一種古老的親密感的美國印第安人，她說，會把東西藏在那種顯而易見的地方，卻不會被找到。那種地方，翻譯過來，顯然是指客廳。藥丸女孩，這個投毒者，連最基本的家庭聚會都故意回避，意味著她原本永遠不可能去那種地方冒險。所以藥丸女孩的妹妹直奔客廳，在所有最最不可能的房間裏最最不可能的地方四下查看，尋找她姐姐藏匿毒藥的最佳地點。紅色印第安人的答案再次凸顯。那天橫躺在長沙發上的——一直躺了五年而且年數還在不斷增加的——是家裏人自己做的曾經被摯愛的破布娃娃。這個娃娃被孩子們一個傳一個地玩下去，直到最後一個小孩長到十一歲後將它丟棄。雖然家裏的某個人肯定想過某一天，很快會到來的某一天，是的，某一天，等他或她解決了其他所有亟待完成的、非做不可的家務後，他們終會有時間把那個娃娃收起來或扔掉。但它是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東西，實際上已經成了房子裏的一個固定擺設，所以那一天一直沒有到來。家裏打掃衛生的人後來忘記了，所以娃娃繼續躺在那裏，明明白白地在長沙發上，直到變得就跟隱形了似的。於是，藥丸女孩的妹妹走過去拿起它。在這個娃娃的肚子上，在生殖輪和太陽輪[1]之間有一個大大的扣著尿布的通道。藥丸女孩的妹妹拉開按扣，把手伸進娃娃的肚子裏，在裏麵找到的不是藥丸女孩真正的毒藥，而是一封對折三次、縮小到八分之一的信。上麵是她姐姐的筆跡，似乎是一封私人長信，由藥丸女孩的一麵寫給她的另一麵。我最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信是這樣開頭的。看到這裏，藥丸女孩的妹妹停了下來。和家庭裏所有一絲不苟的成員一樣，她拒絕窺探另一個人的私物。一般情況下，她永遠不會這麽做，除非家庭背負巨大的義務，要找出並摧毀親人所持有的殺人武器。反政府派站在門階上，威脅要殺了這個親人，他們感覺自己別無選擇，唯有采取行動。其他人還在身後爬上爬下，卸掉地板，在牆上打洞，在房梁下尋找小藥水瓶和藥水。藥丸女孩的妹妹惴惴不安地坐在長沙發的邊緣，打開折疊著的信，這封信一共有十三頁，上麵是密密麻麻、整整齊齊的純黑色字跡。她深吸一口氣。我最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信是這樣開頭的。

我最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

我們義不容辭地為你列舉你的恐懼，以免你將其遺忘：物資短缺；過分依賴；古怪；不可見；可見；羞恥；被回避；被欺騙；被欺負；被拋棄；被打；被談論；被可憐；被嘲笑；被認為又是“孩子”又是“老女人”；憤怒；其他人；犯錯；憑直覺知道；悲哀；孤獨；失敗；失去；愛，死亡。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是活著——身體上的，它的需要，它的組成部分，勇敢的部分，多餘的部分。還有顫抖、漣漪，我們的雙腿變得癱軟，因為那些顫抖和漣漪。按照百分比來看，我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相信我們已經失去了力量，屈服於脆弱，對別人施以陰險狡詐。我們還相信變化無常。我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認為自己被監視，我們傳遞舊的傷痛，我們表情緊張、痛苦而又麻木。這就是我們的恐懼，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請把它們寫下來。請記住這幾點。蘇珊娜，哦，我們的蘇珊娜。我們害怕。

“我的天哪!”我說。

“沒錯，”藥丸女孩的妹妹說，“下麵還有。”

不用冗長的解釋或過多的說明，這最強烈的擔憂，我們抓著不放的擔憂，如果沒有它該多好，就算我們還保留著其他所有恐懼，我們依然會幸福得難以言表。它嚴厲譴責我們，把我們變壞，阻止我們克服微不足道的困難，比如剛才羅列的那些恐懼，那是心理上某種詭異的東西——你還記得嗎，我們的蘇珊娜，那個心理上某種詭異的東西？我們內心的光明與善良，在你的記憶中，依然在我們內心、支配著我們的東西？

“她是寫給我的，”藥丸女孩的妹妹說，“在她開始下毒之前，我是指真正的開始——我比較的是以前，那時姐姐隻給她那個古怪的過客下過毒——別忘了，她是我的大姐，我的姐姐，我必須尊重她，因為她的年紀——我找她談話，但因為我不了解的不隻是她的恐懼程度，還包括她的恐懼本身存在的原因，我去了她的房間，說錯了話，犯下了愚蠢的錯誤。我不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愚蠢的錯誤。我讓事情變得更糟。我沒看出有什麽東西正盯著我的臉。我沒有企圖做什麽，卻在她心中喚起了對我的懷疑。我想引她說出她下毒的理由，扶正她的曲解，恢複她的理智。她說這不可能，當存在壞東西、所有這些難以忘卻的壞東西時，她說，把注意力集中在好東西上是危險的。她說過去的黑暗事物，還有新出現的黑暗事物，都必須被記住，必須被承認，因為如果不這樣做，過去所經曆的一切都會白費。盡管我對她所說的‘白費’毫無頭緒，”藥丸女孩的妹妹繼續說，“我卻蒙昧無知地說它們可能沒有白費，沒有令人遺憾地白費，也許吧，但最重要的是現在可以放下它們了，她可以從它們身邊走開了？就在這時，她第一次給我下毒。”“第一次？”我問。“是的。她一共給我下過五次毒，但前三次我以為隻是月經來了。”這個妹妹接著說她和她姐姐又喝了一次茶，又聊了一會兒。這次又是藥丸女孩泡茶，妹妹又聽她講了決不能遺忘的壞東西。她意識到她姐姐仍然被困在壞東西的問題上。這次講的是它們如何不應該被放過，否則那將意味著原諒是可以用走後門的方式得到的。她無法原諒，藥丸女孩的妹妹說藥丸女孩如此說道，至少在有人跟她道歉之前。“我說，”藥丸女孩的妹妹說，“盡管我不知道是來自誰的道歉，也不知道道歉是為了原諒什麽，但我又這麽說了——我說我本能地感覺到，等待道歉是戰爭思維的一部分，我問她能否別再等待，因為繼續等下去隻會甚至更進一步地摧毀她。她說她無法前進，她必須獲得道歉，否則一切都不可能，而我說她不必，她真的，真的不必。就在這時，我感覺我又來了一次非常難受的月經。”她們第三次一起喝茶聊天時，藥丸女孩的妹妹說，她們似乎已經完全離開了關於“白費”和未曾給予的道歉以及是否要原諒的話題，而開始談論起了身份、遺留和傳統。“我告訴她，在我看來，”藥丸女孩的妹妹說，“她似乎極其介意、過分糾纏、超出需求地關注她的自我分離和自我孤立，而這正是她每次下毒時的心理狀態。能不能‘共存’呢？我問，她說一切都必須得到尊重，再說，如果她隻專注於陽光般燦爛的那幾麵，大家就會認為沒有其他麵了。他們會遺忘，她說。他們會以為一切都好，留下她成為唯一沒有遺忘的人。我不知道她說的這些是什麽。我說她的身份認同似乎來自一個極端邊緣，她不能讓自己起疑心，隻能不斷地強化這個邊緣，就在這時，我第三次經曆了突如其來、極其痛苦的月經。”到了第四次，藥丸女孩的妹妹說她意識到是她姐姐一直在給她下毒，那以後，她們不再一起喝茶聊天。“但我依然認為，”她說，“肯定還有別的辦法。”那時，這裏的反政府派已經開始威脅藥丸女孩，與此同時，她的家人也開始搜查她的殺人武器。“就在那時，我找到了這封長信，”她說，“以恐懼開頭，接著一頁又一頁，密密麻麻地寫了多達可怕的十三頁。”信的末尾署名：

我以愛你之心，

對你現在以及將來的安全，感到萬分焦慮和擔憂，

來自你真摯的，同時依然真真切切地感到恐懼的

確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隻在艱難的日子裏

確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隻在艱難的日子裏直言不諱。也沒有持續不斷的信件往來，藥丸女孩的妹妹說，意味著這是一股反對勢力，是內心反對黨對滿懷希望的一方發起的某種勇敢的閃電式襲擊，它試圖戰勝對方，並奪回恐怖的局麵。隻有一張來自光明與善良的活頁紙，即便如此，依然不斷受到確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不隻在艱難的日子裏的打斷，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這張獨行俠的紙上是這樣開頭的：

親愛的蘇珊娜·埃莉諾·麗薩貝塔·艾菲，

你不需要我告訴你——

這是可怕的!哦，太可怕了!

——你看見的每件東西都是映像，來自——

一切都太恐怖了!

——你內心的想象，你不必——

救命!救命!我們要死了!我們都要死了!

——相信這內心的——

我的胃!我的頭!哦，我的腸子!

——想象。相反，我們能夠——

記得拿上我們的急救裝備，蘇珊娜!我們的撫慰裝備!我們的活命自衛裝備!我們的捍衛立場手段裝備!我們的小藥水瓶和我們的藥水和我們閃亮的黑色藥丸!哦，快!複仇!我們要讓他們感受我們的痛苦以及……

所以，是他人之恐怖獲得了控製權，擾亂了秩序，並最終暗殺了光明與善良。光明與善良披著其他的偽裝前來：和諧、燦爛、姊妹。它以姊妹的形式出現。所以可想而知。姊妹已經進入她的體內。她需要姊妹離開她的體內。姊妹，因此必須離開。這就是藥丸女孩的妹妹為什麽會被第五次下毒，而且是致命的一次。接著是我被下毒。再接著是被誤認為希特勒的男人被下毒。之後，藥丸女孩自己被暴力殺害。他人之恐怖大概認為，有了她的腦袋，它，它自己，就能活下去。它要開派對慶祝，徹底放縱，繼續製造恐怖。它們，這些心理上的掠奪者和占有者，始終沒有意識到，在拋棄宿主，拋棄它們畢竟還賴以生存的那個人的過程中，它們也不可避免地拋棄了自己。我凝視著藥丸女孩的妹妹，她帶著病容，麵色蒼白，眉毛上沾著汗水，呼吸困難，可憐的雙眼殘疾，一雙小手依然緊握著欄杆。她像發燒似的不停地拽欄杆。可能她就是在發燒。她跟紙巾一樣薄，不隻是她的身體，而是她的各方麵。她神經緊張，情緒暗湧變成了情緒外溢，敏感性和預警係統，她所有的監視偵察被一切壓倒，又壓倒一切。我想幫助她，但我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她，我甚至感覺自己也被拉了進去。她叫我的名字，我的名，聽起來溫暖、友善，感到一種寬慰，完全不是我之前預料的“你殺了我們的姐妹!”。她接著說：“你明白她有多害怕嗎？她是我大姐，但我從來沒有因此了解過她所受到的夾擊，盡管她始終與人為敵。”我點點頭作為回答，但隨即意識到她也許看不見。於是我說：“沒錯。”我還在找別的話說，因為，就跟和真送奶工待在他的送奶車上一樣，我想再說點什麽，做點什麽。但我還沒想到說什麽，她的前男友就已經出現了。

他隻好從我身邊繞過去，因為我整個人都驚呆了，挪不開步子。雖然他剛才跟我說了話，但我看得出來此時他已經忘記了我的存在，視線越過我，直接移到那個他唯一愛過的女孩身上。一聽見他的聲音，藥丸女孩的妹妹又發出一聲哭喊，一隻手連忙捂住嘴，另一隻手伸出來，可能是想躲開他，也可能是想抓住他。她垂下雙手，想要往後退，但她做不到，因為她身後已經是欄杆。她隻好往旁邊走，這時我知道她已經徹底忘記了我的存在。這是我認為她可能會粗暴地拒絕我的幫助的第二個理由。由於我是她的前男友的妹妹，這個前男友拋棄了她，娶了某個大家都不認識的作為權宜之計的人，她可能不會想看見任何提醒她想起這段悲慘過往的東西吧？於是又回到了錯誤伴侶的問題上，在這個案例中，三哥的妻子是錯誤伴侶，而藥丸女孩的妹妹是正確伴侶。在我們看來就是這樣——在我的家人、她的家人、社區裏的每個人看來都一樣。可是他們沒有結婚，因為三哥走了，他做了那件平平常常、毋庸置疑、不知不覺、出於自我保護的事情。他愛的人也愛他，程度之深令他無法再麵對這種脆弱的相互依存的關係。他終結了這段感情，為了能在失去它、在命運或別的什麽人從他手裏把它奪走之前，先主動放棄它。那時沒有人對他說過任何理性的話，誰會當那個人呢？於是三哥企圖躲開對理論上他會失去他最想要的東西的恐懼，用一個替代品湊合。毫無意外，藥丸女孩的妹妹對此感到憤怒。

這讓他停下了腳步，我想他最近肯定聽說了藥丸女孩的妹妹，也就是他的前女友被下毒的事情，但沒預料到會是這種程度，周圍中毒的人並不多，也許附近的街區一個都沒有，所以他不知道中毒所損傷的不會永遠僅僅是消化道。但藥丸女孩的妹妹已經鎮定了下來。“你讓我心碎。”她哭了，“你讓我不幸。你讓你自己不幸，你看看，無論如何你都不可能讓她——無論她是誰——免於不幸。所以走吧，走吧。”她又一次伸出手。他也又一次伸出手。她試探了一下，他也試探了一下，她又試探了一下，然後停了下來。接著他又試探了一下，而她把他推開。基本上就是停下和推開，伸出手，伸出手臂，用手推開，不止一次口頭上的“走開”，卻沒有一次真的走開。接著，他又再次澄清他的愛，說了更多的笨蛋、該死的笨蛋和該死的蠢貨。“如果她已經殺了你!”他哭喊道，“如果你姐姐已經殺了你，那該怎麽辦？你可能已經死了，我永遠不能……”雖然他並沒有真的在顫抖，身體上沒有，但內心絕對有一片混亂在**。不是她看得見，而是她聽得出來他看上去的樣子，不可能搞錯。他確實已經讓步了，已經決定了，他受到摧殘，變得遲鈍，如果他再不跟隨自己的內心，不放任自己的內心，那麽也許不出一年，他就會變成被活埋、百分百、極度癡呆、活在棺材裏的那些人裏的一個。但是，在他澄清他的愛和他的內心顫動的過程中，他的語氣發生了變化。現在包含了緊急、尖銳、令人欽佩的無畏，甚至憤怒。他又問了一遍她姐姐對她幹了什麽，有沒有人帶她，他的愛人，去求助？於是談論到了醫生。有沒有人帶她去看醫生？有沒有人幫助她做過些什麽？但藥丸女孩的妹妹打斷了他，粗暴地拒絕了他對於她姐姐對她幹了什麽這種瑣碎事情的關心。“你為什麽關心她對我幹了什麽，卻不關心你自己對我幹了什麽!”她又講了更多的事情。這次兩個人都在講。然後她推了一把，又緊緊抓住他的襯衫，緊緊抓住他，她幾乎一頭撞上去——但是沒有!她隻是拒絕他的襯衫，拒絕他，接著又推了推，但又抓住襯衫，走近一點，再近一點，更近一點，繼續靠近。她湊過去，向前一靠，把她的腦袋靠在自己的前臂上，已經是他心髒所在的地方。她閉上眼睛，把他吸進身體，她的男友，前男友，她的男友，那一刻，三哥肯定認為自己已經獲得了批準。他抬起雙臂——太早了!——還沒有獲得批準。她大哭一聲，再次將他推開。

此刻，他們正在接吻，緊緊地抱在一起。他讓她往後仰，托著她的背、她的腰——而她伸出雙臂，鉤住他的脖子，任由他抱住她，任由他托住她，任由他讓她往後仰。很快他又親吻她後麵，讓她激動不已。這就跟那些法國聖誕香水廣告一樣，“你永遠不會被這樣親吻，直到你聞起來像這樣”。也就在這時，我注意到——雖然他們沒有注意到——其他人也在圍觀。圍觀者裏的大部分剛才還湊成一小堆，觀看兩個男人在街頭打架的奇特壯觀的場麵，接著就突然跑了過來。他們仍在繼續，那兩個打架的男人，還在默默無聲地繼續打架，嘴角叼著那些煙。也許這一架打得太安靜、太持久、太令人費解，一場倉皇失措的打架，難以衡量，也許基於聯想，是某種獨樹一幟的現代新藝術的碰撞。然而，傳統觀眾更習慣於遵照時間順序的傳統現實主義，大部分人開始懷疑那兩個男人到底是不是在打架。這就是為什麽他們喪失了興趣，衝到我們這裏，大部分鄰居此時正在點頭，洞察世事般地點頭。我身邊的一個女人洞察世事般地點頭，朝著在我另一邊的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通過她自己洞察世事般的點頭，認可她的洞察世事般的點頭。“我知道這是出於愧疚，”第一個女人說，現在是對著我說，“這解釋了你哥哥的行為，他鬼鬼祟祟，偷偷溜進這裏，又急匆匆地溜出去。愧疚。隻是出於愧疚。和政治問題，和反政府派，和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告密嫌疑都沒有關係。都是愧疚——還有懊悔——他良心發現自己對她做了什麽。但你們有沒有想過——”這時他們所有人轉向我——“他那個錯誤的老婆對此會怎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