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

“哲學的終結”

在關於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著作形成背景的討論中，人們第一次提到了“哲學的終結”。這究竟是什麽意思呢？要想將哲學帶向終結，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解決它最本質的問題。黑格爾試圖通過克服主客體之間的分裂，給出一套係統的答案來達到這一目標。但是，如果黑格爾的解釋是確定無疑的，哲學又該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值得注意的是，黑格爾不僅被視作是終極的形而上學思想家，而且還在最近被解讀為是一位提供了走出傳統形而上學道路的哲學家。後一種看法產生的原因是，他提供了一種替代“上帝視角”的方法，即認為理性僅僅是社會關係的產物這一觀點。實際上，不管是正確地提供了終極版本的形而上學，還是展現了已有的形而上學是建立在對心靈—世界關係的本質的誤解之上的，這兩個版本的黑格爾都可以被看作是終結了哲學。

另一種終結哲學的方法，則是將“終結”視作目標，這一點也許可以通過實現“好生活”這一理念中包含的追求來達成。這麽做可以消除因神學信念弱化而對生命意義產生質疑的理由。在這裏，好生活的實現可以彌補人類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像馬克思和尼采那樣，認為形而上學其實是一種隱秘的神學，那麽對神學的攻擊就變成了對哲學的攻擊。這裏的目標其實是一種超越了人類視角的對世界的解釋。20世紀的分析哲學有一種與此相關的方法，它試圖證明很多哲學問題實際上都是由語言使用中的邏輯錯誤引起的“偽問題”。這裏終結哲學的方法是表明它由許多不可能回答的問題組成，這些問題在邏輯上都不成立。

然而自19世紀30年代對黑格爾哲學的攻擊以來，這裏提到的大多數版本的觀點為什麽會成為19世紀德國哲學的特征呢？部分原因是，哲學現在已經變得與政治密不可分了。康德、唯心主義者還有早期的浪漫主義者，並非毫不關心政治：他們至少都支持過法國大革命的某些方麵，並且也寫過與政治哲學相關的文章。但是，也許是因為德意誌各邦對激進的政治觀點的壓製，他們都沒有明確表示過政治活動必然會牽涉到哲學的核心。為什麽一種與政治的新型聯係會變成討論的中心，其中一個原因來自由赫爾德、施萊格爾和黑格爾共同倡導的一種認識，即哲學從前以不受重視的方式受製於曆史。這種由科學革命、工業化和城市化共同導致的顛覆性改變，意味著那種關於世界擁有穩定秩序的觀點受製於曆史世界的壓力。鑒於新生的資本主義總是伴隨著殘酷性，對形而上學的懷疑竟然和認為哲學也許導致了社會不公這樣的觀點聯係在了一起，也就不那麽令人驚訝了。

圖5　卡爾·馬克思與《資本論》

“青年黑格爾派”是一個受到左翼思想家主導的團體，其中的成員包括費爾巴哈[1]（Ludwig Feuerbach， 1804—1872）以及青年時代的馬克思。他們雖然批評黑格爾，但並不是完全排斥其觀點。他們最初的關注點集中在宗教上，但主要目標是進行社會變革。19世紀神學的一個決定性改變是曆史以新的方式介入到神學之中。這引起了對《福音書》的曆史基礎的質疑，而這樣的曆史基礎本來就是極不穩固的。因此，宗教更加寬泛的真理也變得越發令人懷疑，對此有一種回應，那就是宗教的價值也許並不在於《聖經》的字麵真理。宗教作為一種維持傳統等級製度的控製手段，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它的價值在於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形式。當改變無望時，宗教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忍受，所以它也讓被壓迫階級能夠仍然懷揣著希望。馬克思將宗教稱作是“人民的鴉片”，他的意思不僅是說宗教是某種讓人民昏昏欲睡的東西，也是說它使他們的痛苦變得可以忍受。但是，沒有了宗教，許多形式的權威便會失去它們的基礎，使得激進的社會變革成為可能。不過，這樣的變革在現實中卻需要提供一種過去隻能在想象中出現的希望。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啟蒙運動中對理性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信念與對人類生命必然短暫而痛苦的悲劇性體悟兩者間的張力越發明顯。在那個時代，如果沒有宗教，個體便沒有救贖的希望，那麽唯一的希望隻能是個體通過為人類的未來做出貢獻而投身人類種族的生活之中。然而，當個人處於痛苦的環境時，這樣一種未來的理念能否真正成為其慰藉，並不是肯定的。此外，在19世紀（及自那時以來），個人的自我超越目標往往以為國家的政治目的而自我犧牲的形式結束。

費爾巴哈的策略是，當“教條主義”信念變得不堪一擊時，就該挽救宗教的內容。他堅持認為，上帝這一理念的內容其實是一種“投射”，這一點在後來也得到弗洛伊德的應和。對這一點的認識，將會揭示人類是如何通過將自身的最佳屬性投射到一個外部來源上而“異化”的：“基督教上帝自身隻是人類之愛的一種抽象”，“神學的秘密就是人類學，神在即人在”。宗教批評“就是摧毀一種幻覺……這種幻覺對人類有一種徹底的毀滅性影響”。費爾巴哈在這裏使用了一種早期浪漫主義哲學提出的倒置方法，謝林在批判黑格爾時也曾用到同樣的方法。從此處唯心主義使心靈成了“主語”，而現實成了“謂語”。在唯心主義中，哲學抽象本應該是最主要的現實（雖然黑格爾呈現其哲學的方式也許會鼓勵這種闡釋，但這種闡釋本身對於黑格爾是否合理，仍然值得懷疑）。當假定的黑格爾式的觀念，類似於“國家”作為真正的主語，而個人則是謂語，被用來使一種不公正的封建現狀合法化時，上述觀點的重要性就變得越發明顯了。然而，費爾巴哈堅持認為有感知的人類存在是首要現實，抽象正是從這其中產生的，但這一觀點很容易落入黑格爾對直接性的批判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沒有脫離國家的集體形式的中介，個人權利無法存在。不過這是另一個例子了，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從哲學方麵來考慮這個問題，也許會掩蓋一種哲學概念的真正意義。而最早揭露這種危險的正是馬克思。

異化

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中，哲學以一種倒置的方式呈現世界這一觀點成了討論的中心。現代性的特點之一正是抽象體係的產生，這對現實世界既有理想效果，也有災難性的影響。因此，哲學對主語和謂語的倒置的關心，也是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的體現。正如某些可以被視作是“意識形態”的觀點，例如一些富人堅信窮人都很懶惰，哲學也可以被證明是從其自身概念中的某些並不明顯的部分中衍生出來的。哲學的自主性受到質疑的一個明顯領域是貨幣。貨幣由可以讓人們交換的具體物抽象而來，其方式類似於一個詞從物的特殊性中抽象出來，使之成為一種概念的實例。貨幣和物，以及語詞和物的關係，都取決於討論要素的係統性構成：一種事物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包含在一個各有區別的係統之中，而非因為其固有的任何東西。馬克思對此的潛在擔憂是，這樣的抽象也許會對真正的個體產生破壞性的後果，因為個體本質上是特殊的，但係統卻是一般的。當係統的需求淩駕於個體的需要之上時，個體和係統之間的矛盾便為意識形態創造了空間。

馬克思的核心思想是，個人行為的集合會引起意想不到的係統性後果。從以物易物到貨幣交換，社會的本質發生了變化，因為所有東西都有可能和其他東西進行交換。批判性思維必須理解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以便讓其能變得更好。在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的早期著作中，他是從“異化”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結果的。黑格爾已經用這個詞談論過現代性的本質，費爾巴哈也用它來描述人類屬性是如何投射到上帝身上的。自18世紀以來，“異化”常被用來討論現代時期從城市化到工業化的種種問題。它也被用來指代一種在這個世界上流離失所的感覺。這種異化的感覺依賴於和另一種時代的對比，在那樣的時代，人們本應感到自己在這世上是舒適自在的。但是在曆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中，人類的生命，用霍布斯的話來說，都是“汙穢、野蠻和短暫的”，既然如此，為什麽異化似乎會是一種現代獨有的現象呢？答案之一是，它與社會流動性的增加有關：隻有當人有可能成為另一種不同的存在時，才會感到無法實現真正的自我。另一種答案是，因為人類和自然的關係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其實是一把雙刃劍。自然漸漸不再是一種直接的威脅，它因可被控製而變得有利於人類，但在康德哲學中，這種支配所必需的客體化卻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令人擔憂的鴻溝。

那麽，分裂心與自然的決定性因素究竟是什麽呢？此處存在著一種預見性的緊張關係，一種是對存在的基本“異化”方式的“本體論”擔憂，這使得分裂成了人類生活固有的；另一種是曆史性擔憂，認為使分裂發生的正是人類活動，這也暗示著，在其他情況下，心靈與自然可以調和。前一種擔憂要求人們找到一種對最終無法克服的必然性妥協的方式，這往往會引導人們將藝術看作是對異化的象征性回應方向。後一種擔憂則需要一種世俗性的救贖，在這種救贖中，通過人類幹預，我們改變了與自然的關係。

馬克思在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闡述了他早期的異化理論，這一理論比費爾巴哈的人類學概念更加具體。馬克思將異化看作是現代工作過程固有的。有時他聲稱，所有工人的勞動力“外化”都包含著異化：“勞動產生的對象，即它的產品，似乎正作為一種異化的存在，一種獨立於創造者的力量，而與勞動對立。”這一概念是朝著“本體論”的方向發展的，而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都與此不同：難道每個為其他人創造了產品的人都一定被異化了嗎？

但是，馬克思早期的作品（其中有許多都是20世紀初才被人們熟知的）確實包含了對勞動的曆史形式所帶來的文化影響的深刻洞見。試想，一種以製造物質商品為主要財富來源的文化，和一種以信息為來源的文化之間的差異。他的早期著作也繼承了謝林的思想，這一點和他後期的著作有所不同。他描述了一種適合人類的社會，這個社會包含了“自然的真正複活，人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這一點表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認為自然世界不應該僅僅是服從於人類需求的觀點，二者之間的平衡有多重要。但在馬克思後期的作品中，自然似乎隻是被看作人類勞動的對象。而後一種觀點實在難以阻止20世紀某些國家，如蘇聯，完全無視自然世界的獨立完整性，往往以滿足十分武斷的人類需求為名製造生態災難，這種災難正是貪婪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之一。

意識形態與商品

馬克思成熟的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發表於1867年）試圖分析19世紀的資本主義機製，這種機製致使在一種為少數人創造更多的財富的經濟體中，大多數人還處於貧困狀態。這一分析涉及了一種對哲學的批判性立場。在馬克思看來，哲學最主要的形式都含有意識形態的功能。精神生產是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聯係在一起的，因此也和資本主義特有的階級劃分聯係在一起。正如他在1845年的《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的那樣，“統治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但是，這並不是說那些宣傳意識形態以證明其利益是正當的人，是在有意識地進行欺騙：意識形態可以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起作用。

如果馬克思認為他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是一種嚴格的哲學討論，那麽這種批判就有必要就權力關係和生產方式做出全麵的哲學解釋。偶爾，馬克思似乎也確實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這又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資本論》有時像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科學解釋，而馬克思則傾向於接受如下觀點，即了解關於資本主義的科學真理，是實現改變這一實際的政治目標的直接途徑。這差不多是在說，社會和曆史都受到自然法則的支配，因此也就是在試圖證明，為了達成一種更好的社會形式所采取的必要行動都具有自然必要性。毫無疑問，經濟因素確實製造了無法回避的必要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一旦出現了一種使得過去的方式顯得既—貴又低效的新型技術，它就一定會被廣泛地采用。這一曆史事實與技術影響社會的實際方式（具有倫理和政治層麵）之間的距離至關重要，但是馬克思有時卻忽略了這一點。他主要通過探討經濟“基礎”的模型來處理這些問題，而這一模型又會導致社會“上層建築”的改變。農業生產到工業生產的轉變所帶來的影響便展現了他的觀點，這種轉變加快了封建主義的終結。這一問題在哲學上的重要性，在他對“商品形式”的解釋中更加明顯。

馬克思試圖創造出一種客觀的價值衡量準則，從而使自己的理論能夠符合科學標準。但是，他的價值理論的關鍵部分實際上削弱了這種特性，並開啟了他哲學中對後世德國哲學影響最為深遠的概念之一。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斷言，“不是人的意識影響（bestimmt）人的存在，與之相反，是人的社會存在影響了人的意識”。在“bestimmt”這個詞中明顯存在著一種矛盾，這個詞可以指“決定”，其意義與“一種自然現象是由一種科學法則經因果關係而決定的”相同。但是，如果將“bestimmt”翻譯為“有重要影響”[2]，那它的意思就更接近於“影響”（influences）。也就是說，哪怕我們確實必然受到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影響，我們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馬克思將這方麵的語言稱為“實踐意識”：語言既可以影響我們的意識（也就是說語言可以作為意識形態發揮作用），同時也使得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自決。更進一步決定/影響了我們的意識的因素則是商品形式，和語言一樣，商品形式也將特殊簡化成了一般。

在資本主義製度中，某物的價值並不能用其內在的價值來衡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內在的價值即“使用價值”。比如，我正在使用的這台十分便攜的電腦，它的使用價值就在於能讓我在任何一個我可以工作的地方寫作這本書。而它的“交換價值”則表現在我買它時付了多少錢，或者在我要再次出售它時，它能值多少錢：“商品的使用價值具有不同的質；但交換價值則隻具有不同的量。”交換價值和其他商品有關，這一價值使得這台電腦的價值和其他所有等價的商品相同。馬克思在製造某物所需要的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尋找著價值真正的基礎。如果生產方式的所有者要生產某種可以獲利的東西，而工人為生產該物所耗費的時間，比所有者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所涵蓋的時間要更長，那麽所有者就獲得了無償的“剩餘價值”。但是，這一理論作為一種經濟學工具卻並未取得成功，並且還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對財富分配不均而產生的道德指責。

商品理論對後來的哲學家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這其中就包括匈牙利的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3]（Georg Lukacs）、海德格爾和阿多諾[4]（Adorno）。之所以會如此，正是因為這一理論在現代世界中與形而上學的命運的聯係。如果說形而上學的目的是形成一個可以把一切都納入其中的話語體係，那麽，商品市場就可以看作是這種係統的實現：任何對象都可以根據其交換價值來把握。這個係統通過促進商品的交換和流通，使得財富得以快速增長，技術得以快速創新，並且對文化產生了一種可疑的影響：就像王爾德筆下的憤世嫉俗者一樣，這一係統“知曉萬物的價碼，但對自身價值卻一無所知”。它體現了雅科比將斯賓諾莎視作是虛無主義者的原因，即在現代世界中，萬事萬物都隻是與它們的“條件”有關的東西。馬克思既看到了資本改造世界的巨大潛力——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生產發展的必經階段，而非某種被妖魔化的東西——同時他也意識到了超越商品形式的思考的必要。雅科比為超越“條件的條件”的世界尋找著一種價值上的神學基礎，馬克思則從政治和社會革命方麵思考超越世界的問題，在這樣的革命中，無產階級會廢除壓迫他們的係統。這是否會導致哲學的消亡，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哲學的目標。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會談一談尼采。尼采對哲學的闡釋與馬克思多有不同，這種區別暗藏著一種曆史性的張力，這一張力將會為20世紀的哲學奠定基礎。

[1]　德國哲學家，早期深受黑格爾思想影響，其著作又對馬克思哲學產生了極大影響。

[2]　此處英語原文為condition。《牛津英漢雙解詞典》中將此詞解釋為“對……具有重要影響”，此處翻譯取此義。作者引用的英文原文中，bestimmt這一德語詞也被翻譯為了condition，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中文譯本中，bestimmt一般翻譯為“決定”。

[3]　生活在1885年—1971年，匈牙利著名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其馬克思主義評論和哲學著作影響巨大，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盧卡奇的原名應為盧卡奇·格奧爾格，但此處按英語原文翻譯。和英語國家不同，匈牙利人名中姓在前，名在後。

[4]　西奧多·阿多諾（1903—1969），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