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浪漫主義”哲學

反諷

有一點也許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哲學的目的是找到關於世界的確定無疑的真理。但是，施萊格爾[1]（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和諾瓦利斯[2]（Novalis， 1772—1801），這兩位我們通常所說的“德國早期浪漫主義”最為傑出的代表，卻認為哲學的目的也許並沒有那麽明顯：“實際上，如果整個世界如你要求的那般，真的突然變得完全可以理解了，那你一定會很沮喪。”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誕生於18世紀末的耶拿[3]，它的一個關鍵方麵就是對哲學的主要任務提出了極為激進的疑問。如果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考慮哲學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就是找到抵達知識的道路。但是，針對懷疑論給出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是否真能改變大多數人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點仍然存疑。在黑格爾看來，對懷疑論的克服依賴懷疑論產生的原因：即真理總是不斷被否定這一事實。他不再關注我們的思想是否與“現實”保持聯係，因為“現實”正是由主客體互動產生的否定過程，這無法從一種超越現世的角度來進行描述。對於黑格爾而言，“本然的觀點”和康德的“物自身”都涉及了同樣的問題：它需要抽象化，即抽離我們所知道的有關客體的一切。

在1801年的講座中，施萊格爾就已經提出了一個指向黑格爾日後所謂的“決定性的否定”的觀點：“當對立的錯誤互相抵消時，真理便出現了。”施萊格爾所采用的方法是“反諷”：在他看來，對真理的肯定性判斷很有可能會被消解，就像反諷的陳述總是會消解其字麵意義一樣。黑格爾對此種反諷的回應是去尋找否定變為肯定的地方；而浪漫主義哲學則與此相反，認為反諷也許沒有最後的終點。這可能會導致一個問題，那就是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這一主張本身就是絕對的。但是，施萊格爾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所有真理都是相對的，那麽，所有真理都相對的這一命題也是相對的。”所以，人們又該如何維持一種絕對的感覺，避開這樣的悖論呢？

浪漫主義的觀點揭示了一個問題，要知道一個人已經達到了最終的真理，就必須首先熟悉這一真理，否則就不可能承認那是最終的真理。要熟悉它，就必然會牽涉到類似於費希特所說的理智的直覺的東西，而從18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浪漫主義者已經對此提出質疑。諾瓦利斯說：“我們到處尋找無條件者（das Unbedingte），而找到的卻隻是物（Dinge）。”對有限知識的不滿導致了對無限的感覺，而非對知識本質根本、積極認識的感覺。然而，這種不滿無法通過在哲學中找到進入無限的方法被消除。對諾瓦利斯來說，“給予我們的絕對隻能通過我們的行動和尋找被否定地認識，而沒有行動可以到達我們在尋找的東西”。哲學尋找的是一種絕對的“基礎”（Grund），這種基礎可以讓其自身完整。但是，“如果我們並未給予它，如果這一概念中包含著一種不可能性——那麽哲學化的動力就會是一個無止境的活動”。因此，哲學本身便呈現出了一種不同的狀態，它更接近於現代經驗中的藝術，沒有絕對的闡釋，隻有新的視角。

中介與“渴望”

就現代情境而言，黑格爾和早期浪漫主義者都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中，許多真理似乎本來就是轉瞬即逝的。但是，他們的不同之處也揭示了現代哲學中兩種典型的分歧：一種認為，主體在哲學中克服了現代現實的矛盾本質；另一種則懷疑，這樣做會讓主體隻能在世界中找到映射出自身的東西。這樣一來，德國唯心主義的自決概念的基礎，即讓思想對自身完全透明這一目標，便可能會成為一種幻想。雅科比和施萊爾馬赫已經就這一基礎反對過費希特。1799年，雅科比反駁費希特道：“理性（Vernunft）的根源在於傾聽（Vernehmen）。純粹的理性是一種隻傾聽自身的傾聽。”黑格爾聲稱他的體係是確定無疑的，理性通過反思它與世界的關係，變得對自身透明。在這裏，理性也麵臨著隻傾聽自身的危險。

正如近來的評論家所說，黑格爾主張的力量在於，如果要否認它們，就必然涉及對某種直接事物的訴求。尼采聲稱，思想真正的動機在於主體無意識的驅動，而非對真理純粹的追尋。不過這一主張必須被證明，而證明則需要中介。我們怎麽知道思想是基於無意識的？如果我們引用像“弗洛伊德式錯誤”這樣的證據，即認為一個人言語或行動的來源和他們以為的並不一樣，那我們便已經涉及中介了。通過解釋導致錯誤的壓抑機製，問題便被引到了所謂的“理由空間”上。黑格爾在此處的立場與他對感性確定性的討論有關。所謂直接證據的所有形式，都必須通過共同的認知規範而被質疑。任何試圖規避此種規範的企圖都需要一種合法性，而這種合法性又必然會訴諸其他規範，且這些規範本身也需要合法性。

黑格爾的方法似乎很有道理，雖然社會規範總是備受爭議這一事實揭示了一種顯而易見的困難。但是，這種困難並不意味著還有其他方法能證明某物。另一方麵，浪漫主義的方法關心的是哲學體係上的完整性，比如就像在費希特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種，也許會排除許多對於我們和世界的關係至關重要的東西。施萊格爾和諾瓦利斯並不否認對體係上連貫性的需求，但他們將其看作是“被帶入體係中的非體係性”。試想諾瓦利斯的這一評論：“所有時代、民族以及個人的迷信和錯誤，都建立在對象征和被象征的事物的混淆上—建立在使其完全相同的觀點上—建立在對真正的、完全的表征的信仰之上。”黑格爾關於懷疑論的立場極具吸引力，因為它避免了對心靈與世界是如何聯係的根本性探討的需要。然而，黑格爾的目標確實在於讓象征（體係）和被象征事物（存在，世界）完全相同。如果一個人同意，在認知問題上不能訴諸基礎證據，那麽黑格爾的立場便能為其提供一種極具說服力的選項。任何自稱為真的東西都必然會受中介支配，哪怕黑格爾本人也並未真正做到，但作為中介的動態結構進行係統性的哲學解釋似乎是可以達成的。

也許，浪漫主義哲學中出現的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在黑格爾建立其體係之前，為什麽這樣一種本應使我們與矛盾、苦難和解的對理性結構的解釋，也並未能克服現代意義上的“無家可歸”感。施萊格爾堅持認為：“如果發現了真理，那麽精神的事業便也完成了，精神將不得不停止存在，因為它隻能存在於活動之中。”鑒於施萊格爾並不相信這一點真能達成，人類經驗的核心便成了他稱之為“渴望”的東西，他用這個詞來形容我們自身和世界之間固有的不和諧。渴望既激發了求知的欲望，也喚醒了一種感覺，即知識並不總是能幫助人處理存在的分裂性本質。為此，我們也許需要就知識而言並不是完全可理解的表達形式。想一想，一種心理問題的本質和來源的知識也許不足以令人克服這一問題。克服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可以改變其本質的表達活動。這個時期的德國，音樂對於哲學而言顯得越發重要，這也表明了此處的問題：音樂所能做的不能簡化為我們對其所做的了解。

浪漫主義哲學與藝術

黑格爾在他的《美學》中，宣布了“藝術的終結”，指出藝術已不再是現代人類能夠表達的最高洞見的中介。顯然，現代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希臘悲劇在雅典社會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這方麵而言，黑格爾是對的。畢竟，決定現代世界的是規範了人類行為的政治和法律關係，以及科學和技術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黑格爾的主張是，哲學會代替宗教和藝術，發揮表達最高洞見的作用。科學隻能產生特定的真理，這種真理需要在一種哲學體係中實現彼此相連。但是，自黑格爾的時代以來，現代哲學在真正的科學工作中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因此，黑格爾對哲學的抬高其實更像是在指向“哲學的終結”。如果哲學不能扮演最後的裁決者的角色，那麽，那些真正決定了現代世界的本質的因素，則可能會讓哲學顯得十分多餘。海德格爾聲稱，自古希臘以來，科學一直在追隨著形而上學的腳步（見第八章），因為形而上學的目的正是提供一幅關於世界的真正的圖景。海德格爾為哲學尋找到了一個新的角色，而他也像浪漫主義者一樣，將其與藝術聯係在了一起。

然而，雖然藝術對於這些思想家而言十分重要，但今天的哲學對此仍然持有相同的觀點嗎？正如人們在麵對前衛藝術時常會產生“這不是藝術”的反應一樣，現代藝術不斷質疑自身的存在，這便更加突顯了此處的困難。要處理這些問題，其中一個方法是考慮浪漫主義哲學中有時會討論的形式問題。如果哲學的信息無法離開它的“中介”，那麽哲學也不能視作是和藝術完全不同的存在，因為形式總是內在於意義。雖然施萊格爾確實寫出了顛撲不破、相對係統的哲學文本，但他和諾瓦利斯一樣，以片段寫作聞名。片段之所以是片段，因為它不僅是沒有聯係的材料碎片，還因為它是一個整體斷續的部分。但是，這裏的整體是“渴望”中缺失的部分，而不是作為哲學目的的已知存在。活躍在1798—1800年的期刊《雅典娜神殿》刊登了這些片段，在片段116中，施萊格爾談到，浪漫主義藝術是對世界的反映，並且它“能像一排無盡的鏡子一樣，不斷地增強和增加這種反映”。浪漫主義藝術提醒我們，這個世界總是超乎我們的想象，存在總是超越意識：

文學的其他形式（具有創造性藝術意味的詩歌）已經完成了，現在可以對其進行完整的分析了。而浪漫主義的文學形式仍然處於形成的過程中；它能夠永遠都處於形成之中，永遠都不會完成，這就是它真正的本質。任何理論都無法將其窮盡。

科學的目標也許是找到關於實在的確定無疑的知識，但“文學”看到了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聯係，通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產生科學可能無法獲得的見解。

圖4　《晚景與兩個男人》， 1830—1835，卡斯帕·大衛·弗裏德裏希

這裏出現了一種極為緊張的衝突，一種觀點認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要更加有效地去控製世界，另一種觀點則擔心這樣的目標會讓世界變得越來越無意義。在後一種觀點中，哲學的任務是要利用任何可以找到的資源來創造更多的意義。施萊格爾斷言，“哲學必須根據其起源（沒有一種命題）以無限多的命題作為開端”，從原始實用主義的脈絡來看，“沒有一種基礎命題（Grundstze）可以被普遍地視作是真理的伴奏者和領導者”。施萊格爾和諾瓦利斯並不否認科學上的發現：諾瓦利斯自己就常常參與科學研究。他們想表達的其實是一種警告，即反對將科學看作是現代世界有效性的唯一來源，這一觀點現在看來很有先見之明。

早期浪漫主義作品抒發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德國知識分子生活中被壓抑的能量，為此，哲學和美學上的革新取代了政治上的革命。他們的作品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常常被忽略，包括黑格爾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他們缺乏哲學上的嚴肅性。不過有趣的是，他們對如何創造性地生活於不確定性和多樣性之中的關注，預示了當代對哲學的重新評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解構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想。麵對以現代性為特征的令人困惑的變化，浪漫主義哲學反思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人不再尋找確定無疑的解決方法，會發生怎樣的情況。這種立場既憂鬱也能促人解放，並且它必定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再次得到廣泛的承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教條的神學提供的那種確定的解決方法的渴望，其實從未真正離我們而去。

[1]　德國文學理論家、文學家、語言學家，德國早期浪漫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之一，曾與其兄合辦浪漫主義刊物《雅典娜神殿》，著有《片段》《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等。

[2]　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因其作品中的藍花意象又被稱為“藍花詩人”，受費希特哲學影響較深，其詩作常關注黑夜與死亡，著有詩歌《夜頌》、小說《海因裏希·馮·奧弗特丁根》等。

[3]　德國城市，此地有著名的耶拿大學，施萊格爾和諾瓦利斯都曾在這裏求學或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