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草原的智慧
在不兒罕山上，一個像劄兒赤兀歹這樣智慧的老者可能無所不知，但在繁茂草原上的草叢裏仍隱藏著不為人知的人類活動遺跡。這些人曾在此建立帝國，其幅員之遼闊遠超出鐵木真的想象。這些人把自己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以及對未來居民的忠告訴諸文字，刻在遍布草原的石頭上。鐵木真無法讀懂這些石刻題字，但他被它們迷住了，他意識到自己需要從前人那裏學習寶貴的經驗教訓。
過去幾個世紀曾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遊牧民和獵人有著各種各樣的名字，吉利吉斯人、韃靼人、乃蠻人、篾兒乞人、回鶻人、鮮卑人等，但最重要、最著名的當屬匈奴人，他們於公元前209年在領袖冒頓的領導下在蒙古創建了第一個草原帝國。[61]根據傳說，匈奴也有一個關於狼的神話。他們統治者的名號叫作單於，單於同時也是一位精神領袖，這個稱呼可能源於狼的代名詞。
遊牧民族需要草和水，因此匈奴人在逐水草而居、四處漫遊時，總是試圖與變幻莫測的當地神靈建立和諧的關係。按照漢文記載，匈奴人一年會舉行三次聚會，用來祭祀天、地和祖先。鐵木真的父親被謀殺後不久，他和他的家庭就被排除在這樣的部落祭祖儀式之外。[62]每年最大的聚會在秋天舉行，經過一個夏天的牧養，此時的牲畜最肥壯，也最健康。單於精心控製儀式的進行，因為這也是課稅的時候。[63]他會按照一個牧人所擁有的牲畜數量和前一年夏天的天氣來估算所課的稅額。
鐵木真在王罕汗廷看到的活動非常類似於一千多年前匈奴人舉行的儀式。在匈奴人的集會上，單於坐聽訴訟並作出裁決，解決紛爭，行使管理的實際職責。接收和分配物資是政治和宗教領袖最重要的工作內容，而這兩個角色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匈奴人在儀式上用牲畜獻祭，向眾神祈禱、焚香，準備大盆的水煮肉、烤肉和豐富的奶酪。大型儀式往往吸引數千人參加，使得圍繞稅收而進行的儀式具有強大的振奮精神和感官的戲劇效果，同時也使得政府管理能夠順利進行。
在匈奴帝國的早期，國家崇拜的跡象已經顯現。和冒頓同時代的西漢曆史學家司馬遷記錄了匈奴崇拜“天、地和鬼神”的情況，每一天，“單於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64]他們往往把太陽和弦月的畫像與死者同葬。匈奴帝國建立伊始，他們的宗教信仰便將榮耀歸於統治者。在一封給西漢宮廷的信中，單於聲稱，他和漢朝皇帝一樣，也是被上天選中的。
由於草原上幾十年風調雨順，飼草繁茂，因此匈奴人的牧群膘肥體壯，繁衍眾多，隨著牛奶和肉類的增產，人丁開始興旺，孩子們也更健壯。由於牧群擴大，牧場不敷所需，因此，當這些孩子長大以後，年紀較大的便帶著一些牲畜離家到遠方尋找新的牧場。成功的牧民不斷要求更多的土地，而這種需求形成了一股推動力，從杭愛山穀和草原不斷向外推進，直到他們離開蒙古高原進入中國和歐洲的農場和村莊。一路上，匈奴人偶爾突襲定居的村民，若有必要，他們便用他們寶貴的牲畜做交易。
匈奴人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前身，他們橫跨歐亞大陸，南抵印度，西至法國。從中國到羅馬的學者、士兵和官員開始記錄他們的行蹤，而他們總是用貶損的語言評論這些神秘而又暴烈的人們。隨著匈奴人朝著遙遠的歐亞地區逐步推進，他們分裂成了一個個各具特色的部落，逐漸與蒙古本土失去了聯係，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小的遊牧王國。
匈奴人沒有留下書麵文字記錄，因此我們如果要了解他們的曆史就隻能從他們敵人的記錄裏入手，並輔以現代考古學的相關發現。在記錄關於匈奴的信息時，要做到毫無偏見是不容易的，這可以通過公元前99年那位中國宮廷史官司馬遷的命運來說明。當時匈奴剛剛擊敗中國軍隊，但這位史官懇求憤怒的中國皇帝——漢武帝劉徹饒恕打了敗仗的將軍。[65]這項建議使得漢武帝怒不可遏，他把這位史官判了宮刑。有這樣的前車之鑒，學者在描寫有關野蠻人部落時往往要非常小心。
到了5世紀，在最臭名昭著的匈奴王阿提拉的時代，這個部落已擴張到歐亞草原的西部邊緣，他們在那裏建立了自己的王國，國名叫匈牙利。由此出發，匈奴控製了大部分東歐國家並侵襲了整個歐洲，從巴爾幹到萊茵河。他們在平原上建立的新基地靠近歐洲文明的中心，從這裏出發，匈奴人恃強淩弱，四處擄掠財富，在5世紀，連腐朽的羅馬帝國也彌漫著這種難以抗拒的腥膻之氣。
4世紀的羅馬戰士(同時也是位曆史學家)阿米亞努斯是這樣描述匈奴的，他們來自“冰封的海洋……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野蠻種族”。草原部落艾倫是現代奧塞梯人的祖先，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匈奴人相似，也以遊牧為生，而且屬於同一政治派別。他在描述這個部落時驚訝地說：“在他們的國家見不到任何寺廟或神社，他們甚至不用任何稻草覆蓋屋頂。”[66]
雖然阿提拉並不是最重要或最成功的匈奴領袖，但沒有哪個領袖會比他更著名，他對羅馬以及整個歐洲城市的侵襲使得曆史學家感到既驚恐又迷惑，因此他往往被看成野蠻人突襲的典型。到那個時候，西匈奴已經遠離蒙古本土幾個世代之遙，在他們的征服過程中，他們吸收了許多被征服地人民的宗教和文化傳統。他們從斯基泰人那裏學會了崇拜寶劍，也吸收了基督教元素並使之融入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此同時也強化了他們的核心信念。
希臘觀察家和中國特使都報道過匈奴人采用占卜術的事，他們通過閱讀羊肩胛骨的裂紋預測未來，這個習慣到了鐵木真的時代仍然保留著。匈奴人會谘詢像劄兒赤兀歹這樣能觀兆預測未來的預言家，他們也請教薩滿，在希臘語中，薩滿被稱作教士。[67]匈奴語言保留下來的很少，因此沒人知道這些巫師當時究竟是怎麽稱呼的，但是在突厥語中出現了一個詞“kam”，意思是薩滿，它總是出現在人名中，表明這個詞的起源與此有關。在草原民族曆史上有“Khan”和“kam”兩個詞語，前者意思是國王，後者意思是薩滿，二者的相似性和可互換性反映了當時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密不可分。強大的軍隊領袖被認為在靈性上有天賦，因而是強大的。隻有精神上強大的人才能在戰鬥中取勝。這種強悍的領袖通常是男子，但在草原上女人往往也具有同樣的精神，也擁有軍事和政治權力。[7]
拉丁曆史學家把阿提拉描述為上帝的神鞭，用來懲罰和禍害人類。這個描寫後來應用於許多草原征服者，包括成吉思汗和跛子帖木兒。
草原遊牧民族並不認為自己是土地的征服者，因為在他們的世界裏，土地看起來近乎無邊無際。他們征服水，因為水屬於比較稀缺的資源。他們試圖控製河流和湖泊，通常用他們居所附近的水名互相稱呼對方。阿提拉要占領的不僅是多瑙河，而是地球上所有的水，他是第一位有此野心的匈奴統治者。他認為自己是四海之內所有一切的統治者。他的名字阿提拉，意思大概是“大海之父”，和突厥語的“塔萊”或蒙古語中的“達賴”源自同一詞根。[68]羅馬曆史學家把他的名字譯成拉丁文的“Rex
Omnium Regum”，意思是萬王之王[69]，並形容他“是匈奴人的主，也是幾乎所有塞西亞部落的主……他是世界上唯一的統治者”。阿提拉給他的兒子同時也是他的繼承人起名騰吉斯，在突厥語和蒙古語中是“海洋”之意。[70]
雖然匈奴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鮮明的烙印，但他們同他們的故土蒙古高原卻很少保持直接的聯係。在成功的擴張完成之後，他們未能維持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而在此後的一千年中，一係列的草原聯盟接連出現，並不斷地交相更替。阿提拉於公元453年去世後，匈奴帝國在歐洲迅速瓦解。這時候他們所控製的蒙古領土已經分裂成相互敵對的許多國家，匈奴逐漸消失了，融入了許多不同的部落、國家和帝國中。匈奴在草原上開始了第一帝國時期，在他們消失後，有關他們的神話和記憶還保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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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世紀之前的某個時候，突厥汗的後裔開始以杭愛山脈為中心，統一周圍的部落。這裏是匈奴民族的原始中心地帶。他們在鄂爾渾河附近建造了第一座草原城市，即他們的首都牙帳城(城名含“黑城”之意)。[71]突厥汗采用了一種自稱為烏德犍(Otukan)的意識形態，把自己完全孤立在自己的家園之內，這幾乎是對匈奴遊牧生活方式的一個反叛。
突厥人成為第一個非常詳細地記錄自己曆史和思想的草原民族。當鐵木真離開他在不兒罕山的避難處時，發現草原上到處都是突厥人的題字。草原遊牧民族不會拖著沉重的書籍、卷軸或木板從一個營地遷移到另一個營地，相反，他們把他們的信息刻在石頭上，數以千計的石刻今天依然遍布在草原上，峭壁上、巨石上、山巔上也隨處可見。[72]
許多個世紀以來，沒有文字的獵人和牧民費力地把圖像雕刻在石頭上，從而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我們可以看到的圖像包括：長著精致鹿角的鹿優雅地向著天空彈跳，巫師敲著鼓在恍惚中舞蹈，駱駝和馬在拉車，等等。草原上還有來自更早世紀的與真人形狀大小相近的雕像，裝點著神聖的草原風光，雖然曆經風雨，但在將近四個世紀之後仍受到蒙古人的敬畏。
後來，大約在6世紀的時候，原有的圖像被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所取代，其中有漢字、粟特文、梵文和突厥的神秘符號。在鐵木真出生五百多年前，這些早期的遊牧民族已開始記錄他們的思想。草原滋養了一個古老而強悍的文明，這個文明用多種語言響亮地告訴後人他們所取得的成就。
這類銘文很多都是非正式的，要麽是炫耀某次大有斬獲的狩獵，要麽隻有短短一句話，或讚美一匹漂亮的馬，或歌頌心愛的人，或者隻是感歎“哦，我的家”“啊，我的土地”。有的石刻用來記載這個地區的生活和曆史，較長的文字則用來紀念某位重要的領袖。草原居民通過在岩石和山崖上雕刻銘文與上天交流。銘文所在之處必須是光線充足、麵向天空的開闊地帶，而不是隱藏在建築物內或埋在書頁裏，好像要隱藏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一樣。
最古老的由國家所立的官方紀念碑出現於6世紀，其中有用印度的神聖語言梵文和粟特語寫成的。粟特語是一種與波斯語有關但用閃語字母書寫的貿易語言。這塊雙語石碑底座安裝在象征著國家權力的中國龜龍上。石碑從其原始位置移到了一個叫車車爾勒格的小山城上，如今仍然安詳莊嚴地矗立在一個寶石般的寺院裏。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曾毀掉了許多宗教建築，但這座寺院僥幸逃過一劫。這塊石頭之所以得以幸存，是因為它被收藏在一座博物館裏，成了曆史文物，因此保留了一條一千四百年前的信息。漢語、印度語、波斯語、突厥語、猶太語元素交匯在一起，說明遠在鐵木真出生五百年前，草原上的文化蓬勃發展，就已經呈現出複雜和多元化的態勢。
這些初期的題字被稱為“律法石”(nom sang)，詞源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來自希臘字的nomos，意思是法律，一個是來自波斯語的sang，意思是石頭。蒙古人最終吸收了這個詞，意思是“圖書館”，在現代蒙古語中仍保留著這個意思。[73]銘文宣稱大汗具有神聖權威，他支持石刻銘文，證明了曆史對他的祝福以及神靈世界對他統治的認可。如果沒有這種支持，天、地、風、雨可能早就把這個紀念碑掀翻在地，打破它，並把它掩埋。石刻銘文不僅僅代表了國家的統治，它們更是“律法大石”。[74]
這些石頭大部分出現於從公元552年到742年的兩個世紀之間。當時一係列的突厥帝國控製了周邊大片領土，氏族之間相互爭奪，各自建立了短命的王朝，權力更迭十分頻繁。在此之前的一千年裏，有關草原遊牧民族的信息都來自於他們敵人的記載。從突厥人開始，草原遊牧民族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話語記錄自己的曆史。
雖然突厥汗最早豎立的石頭是用粟特語書寫的，但是突厥人很快便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記錄信息，表達豐富多樣的突厥生活、文化和思想。他們所用的突厥符文有三十八個簡單字母，很適合雕刻在石頭或木頭上，這種在中亞大草原上使用的書寫符文比維京人使用的符文早了幾個世紀。突厥字母很有特色，每個字母看上去都很像馬的形狀，類似於那些直到現代仍在蒙古使用的字母。他們自稱天突厥，但字符的書寫方法和閃語風格相似，都是從右向左。
鐵木真在暾欲穀碑附近發現了他的鞭子。銘文中第一次在書麵語中用突厥這個名字稱呼草原部落。暾欲穀是一位將軍，在銘文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後記錄，並對後代的遊牧民族及其領袖提出忠告，他在石刻中用充滿權威的口氣直截了當地說：“我，暾欲穀。”題詞以驕傲的權威語氣開始，並清楚地確定了銘文的閱讀對象，“你們，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孩子，我的姐妹以及所有親戚的孩子們”或者“你們，我的突厥同胞”。
我們對刻在石頭上的銘文也要像對所有曆史書寫一樣持懷疑態度。因為其作者總是想把對某些事件的特定觀點強加給人們，為當代人和後代人所襲用。這些銘文，不論是出於政治性、宗教性或個人的目的，都有一種宣傳性質。其創作往往先把競爭對手刻在石頭或木頭上的信息毀掉。銘文旨在限製真相，隻讓人們了解那些經過精心修飾的部分真實。這些銘文常常是土地契約，或是索賠財產，或是榮耀的記錄，或是要求獲得某種別人不認可的權利，或向上天和人類誇耀幫助者的功德。
然而，盡管這些銘文記錄的真實性值得懷疑，但它們顯示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他們所珍視的東西。這些銘文要麽誇大某項軍事行動，要麽是宣揚所做的善行，要麽是愛情或性征服的宣言，從而揭示了統治者最看重的是什麽。省略的內容往往和記錄的內容一樣重要。曆史的謊言仍然是文化的真理。它們告訴我們，這些人希望我們相信什麽，他們擔心什麽，他們所尊重的、所鄙視的或者所渴望的都是什麽。石刻銘文清楚地顯露了那個時代的理想。
暾欲穀強調了部落統一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如果他的人民要戰勝周圍的敵人，當務之急是部落的統一。他寫道：“纖弱者易折，嬌嫩者易裂。然若纖弱者變厚重，則非大力者不能折也，若嬌嫩者變粗糲，則非大力者不能裂也。”隻要各個部落團結起來，就可以變得強大，更難“將之分開”。
突厥石碑散落在蒙古各地，其中兩個最大的坐落在鄂爾渾河附近，靠近哈剌和林，蒙古人最終把帝國的首都建在那裏。一塊石頭是在公元731年，即第二突厥帝國或汗國統治期間樹立的，是為了紀念闕特勤將軍的生平；另一個建於公元734年，是為了紀念他哥哥毗伽可汗。他們曾一起在公元721年打敗了唐玄宗李隆基，取得了草原部落戰勝亞洲最大軍事強國的驚人成就。
這些紀念碑並不隻是曆史標誌，它們由超過十二英尺[8]高的大石碑構成，四邊都有銘文，彼此相距大約有半英裏[9]遠。突厥可汗毗伽命令道：“吾弟，吾兒，吾至親，悉聽我言，細聽我言。”“無地良於烏德犍山也。”[75]它是世界的中心，誰控製了它，誰就能控製一切。“可控製諸部落之地乃烏德犍山也。”這一點被反複地強調，“若汝居於烏德犍山，由此差遣商旅，汝將無往而不利也。”
上天從整個人類中選擇了突厥人居住在這個理想的地方，在那裏，美麗的河流澆灌著大地，繁茂的草原滋養著動物。銘文解釋，第一突厥帝國違抗它的宿命，當時的部落選擇定居在唐朝的城市附近，那裏的甜食和語言**了他們，從而使得整個民族都變得十分嬌弱。上天懲罰他們，摧毀了他們的帝國。現在突厥人建立了第二突厥帝國，使他們再一次獲得在這個世界中心發展壯大的機會。銘文肯定了法律將超越任何一個部落的風俗習慣或個別可汗的命令。不管由誰來統治，某些道德原則必須堅持。刻在石頭上的突厥法律和宗教思想很簡單，也很直截了當。
這些石頭表明突厥人相信強大的神聖律法將取代任何個人的法令。毗伽汗宣布，自從人被創造以後，“超越人類的最高法律就被創造”。[76]這種法律被稱為托羅(Toro/T怈r怈)。突厥人自稱是法律的百姓。蒙古人采取了相同的概念並使用同一個詞：tor/t怈re(禮法)。盡管在習俗和語言方麵存在地區差異，但他們都承認一套指導生活的終極原則。要成為文明人，就必須遵循這些道德原則，這些是自然法，是神聖的法律，不是人為製定的。“托羅”在蒙古語中和“出生”這個詞很接近，這表明，這些原則在宇宙之母創造生命那一刻就存在，在每個人出生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它們是每個嬰兒出生之時就具有的內在之光的一部分，這可以從嬰兒的眼睛中閃耀的光芒看出來。
術外尼曾和居住在這些突厥石附近的蒙古人一起生活了一年，他親自考察並證明了這些石刻對蒙古人的重要性。據他描述，有一次，當一塊新的石頭被發現時，“在大汗(指窩闊台汗)統治時期，這些石頭被移開，然後人們發現了一口井，在井裏的一塊大石碑上有銘文刻在上麵。大家都收到命令要來解讀這些字的含義”。[77]在那塊特別的石頭上刻的是漢語，除非從宋朝請人來，否則無人能夠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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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些草原部落吸收了基督教、佛教和瑣羅亞斯德教的某些元素，但天突厥堅決拒絕外來宗教以及其他的外部影響。[78]相反，突厥人發展了源於他們古老的萬物有靈論的國家宗教，但沒有祭司，也沒有經文。他們依靠薩滿和占卜者與祖先溝通，以控製天氣、預測未來，並與上天交流。與其他宗教的祭司不同的是，巫師並沒有經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薩滿就是一種不同的宗教，他們用極為特殊的方式把故事、儀式、服裝和聖物混雜在一起，他們的表演越奇特，越與眾不同，就越能引起敬畏之情。他們所共有的儀式動作是敲鼓、跳舞、唱頌、進入恍惚狀態。他們的宗教是一種行為的宗教，而不僅僅是為宗教而宗教或為信仰而信仰。
官刻突厥石上的信息多為政治性的，而非靈性的，它們鼓勵牧民“逐水草而居”，免受定居民族風俗習慣的影響。[79]突厥石刻清楚地把草原描繪成世界的中心，太陽東升西落，北部是大森林，南部是大唐帝國。這些石刻透露了有關其他民族的重要信息，不隻包括其他突厥人和漢人，也包括藏人、阿瓦爾人、吉利吉斯人、粟特人以及他們稱作朗姆(Rum)的遙遠的拜占庭人。
石刻銘文的撰寫者明白外來物品和外來宗教思想的**有多麽大，他們宣稱這些東西對草原民族有致命的危險。這些信息一再警告他們不要離開草原，偏離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牧民應該留在草原上，服從他們的可汗，並崇拜天空和大地。
毗伽汗除了稱頌他的阿史那氏族，吹噓自己的權力之外，也發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和道德信息。他看到了在他之前的突厥王朝被中土的定居文明所**，和前往歐洲的匈奴人一樣，一去不複返，因此警告他的同胞，一定要避開定居文明。[80]他清楚地警告說，他的突厥先人前往中土定居，結果自取滅亡。“你的血像河水一樣流淌，你的骨頭堆積如山，你的兒子本應成為主人卻成了奴隸，你的女兒本應成為貴婦卻成了仆人。”另一個突厥人後來也表達了同樣的情感，警告突厥人不要與其他文明接觸，“劍生了鏽戰士就要受苦，突厥人接受了波斯的道德就開始腐敗。”[81]
盡管石刻文字對外來的一切都表示強烈譴責，但這些記載清楚地表明，突厥人已經吸收了許多外來觀念，尤其是漢人和粟特人的觀念。早期的突厥石刻顯示了複雜的宇宙觀。天父騰格裏統治著上天，地母烏馬伊統治著大地，大汗則統治著百姓。突厥人的主要精神力量是長生天。騰格裏並不是蘊藏著巨大精神能量的最高神，並不能把權力和財富賜給人們，或者把權力和財富從他們那裏奪走。天空是一片光的海洋，像宇宙的偉大精神那樣發揮著作用，給予人類生命，恩賜他們靈魂，決定他們的命運。長生天賜給每個生靈(包括動物)各自的命運，他也以同樣的方式賜給部落、部族和國家各自不同的命運。
有人認為，騰格裏是一個比較寬泛的神聖概念，並不隻限於天空。伊斯蘭教學者穆罕默德·阿爾·喀什噶爾(Mahmud
al-Koshgari)曾於1075年寫了一本關於突厥人(他稱之為異教徒)信仰的書，提出了這一觀點：“這些異教徒——願神毀滅他們——稱天空為騰格裏；他們也把看到的任何宏大的事物稱作騰格裏，比如一座大山或一棵大樹，他們敬拜這樣的東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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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的騰格裏和鐵木真敬拜的騰格裏是同一個長生天。騰格裏在某種程度上是宇宙中超然的神聖存在，很少幹預人類的日常事務。[83]他指定一個人在地上管理人類的世俗事務，這個人就是汗。百姓能通過他們統治者的行為辨別神的思想和言語。隻有在有必要加強他所欽定的汗的權力時，騰格裏才會對人說話。為了解釋為什麽突厥人在早年受了那麽多苦，暾欲穀紀念碑上的銘文寫道，長生天肯定說過：“我把汗賜給了你們，但你們卻拋棄了你們的汗。”[84]碑文清楚地說明，並沒有任何人實際上聽到這些話，暾欲穀是根據百姓遭到的懲罰推導出這個意思的。這是上天的意誌，並不是神的聲音。
遍布草原的石刻碑文表達出當時人們對宿命論的強烈認同，他們覺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無論發生了什麽，都沒有必要用超自然的原因來解釋。人死後，血肉之軀必將腐爛，而靈魂的不朽部分將飛離或升上天空。人們可能會以為靈魂離開身體，去了天堂，但去向何處其實並未說明。即使當時的突厥人相信來世或輪回轉世的說法，但他們並沒有在書寫的文字中透露這層意思。
生則生矣，死則死矣。當闕特勤於公元731年去世後，他的哥哥毗伽可汗記下了自己的悲傷：“哀哉!吾目嚐能視，今若盲矣；吾思嚐清醒，今若昏矣。”他傳達了一個簡單的信息，這個信息在未來的幾個世紀一直是草原精神哲學的一個永恒主題：“天神主宰壽命，人類全都為死而生。”麵對這種痛苦，突厥人不得不依賴自己飽經磨煉的心靈尋求指引，“淚水從眼中淌出，我勉強忍住；哀情從心底流露，我盡力抑製。”[85]盡管毗伽可汗感受到了明顯的痛苦，但是並不意味著上天應該或能夠幹預個體的生活，即使是對可汗的兄弟這樣地位崇高的人物也不會例外。正是同樣的宿命論滲透到鐵木真的為人處世當中，行動總是比哀悼或抱怨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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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證明，世上的國家在覆滅之前，總是窮奢極欲，忙於為自己建造最雄偉的紀念碑。令人印象深刻的突厥紀念碑不是記載草原上的突厥人至高無上的權力，而是記載他們偉大帝國的覆滅，因為他們的統治者不是通過自己的成就而是通過話語來宣告他們的偉大。刻在石頭上的大話留下來了，但阿史那王朝的帝國統治卻滅亡了。他們昔日的臣民回鶻人推翻了他們，並在公元742年宣布一個新帝國的誕生。[10]為證明自身行為的正當性，他們宣稱，神聖的土地烏德犍已撤回了對舊王朝的祝福，廢掉了原來的大汗所擁有的感召力，並把它們賦予了回鶻人。在未來幾個世紀裏，這些早期突厥部落的後代將在印度和現代土耳其建立起更大的帝國，但它們在蒙古高原的全盛時期已經終結。
鐵木真看不懂突厥石碑上的文字，但有時他會召來能讀懂的隨從為他解釋。突厥統治者的重要經驗教訓已經進入口述曆史和草原傳說。鐵木真能夠從中吸取許多寶貴經驗，同樣重要的是，從他們的失敗中學習教訓。這些早期突厥統治者在創建帝國和處理對外關係方麵比他所知道的可汗都更加成功，所以他非常留意他們的信息，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一定要服從他們的指令的意思。
雖然這些石刻文字中的建議很有意義，也很重要，但在他看來，它們並不屬於上天的永恒法則的一部分。它們隻是針對某些特定的問題提供了臨時解決方法而已。鐵木真決定，他可以作出選擇，他可以接受某個建議，也可以忽視另一個建議。他認同石刻文字中關於大地與上天的靈性教導，以及對部落統一的強調，對城市腐化所帶來的惡劣影響的警告，但他拒絕了它們的孤立主義和排外情緒。有時他覺得，如果沒有從遙遠的地方運來的貨品，草原部落就不可能過上好生活。他的帝國建立在軍事實力和豐碩戰果的基礎之上，但為了帝國的安全和擴張，他決定鼓勵並促進貿易。
草原上的石刻文字以及早期匈奴人和突厥人的經驗向他顯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完全分散在歐亞大陸的匈奴人的道路，另一條是執著但不切實際地堅持隔離主義的早期突厥人的道路。鐵木真要在二者之間尋找一條新途徑。他想在征服世界的同時保持蒙古的傳統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