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被坑：“圍園殺後”中的驚天密謀

1887年光緒親政後，隨著醇親王奕譞及其福晉的先後去世，慈禧太後與光緒的“母子失和”現象日益嚴重，戊戌變法那一年更是演化到極端。戊戌年變法的失敗，其深層原因固然是保守勢力作祟，但直接觸發點卻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策劃的“圍園之計”。

時人蘇繼武在《戊戌朝變紀聞》中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當年那場政變的場景：八月初六日，也就是光緒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次日，慈禧太後突然禦臨便殿，其設竹杖於座前，慶親王奕劻及軍機大臣、禦前大臣等人跪於案右，光緒皇帝則跪於案左。隨後，慈禧太後疾聲厲色地嗬斥光緒，稱“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其厲聲追問道：“你知道，還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謀？”威嚇之下，光緒嚇得魂飛齒震，不知所對，好半晌才擠出兩個字：“知道。”慈禧太後怒喝道：“既知道，還不將康有為正法，反要放走？”

而據費行簡在《慈禧傳信錄》一書中的記載，慈禧太後當時大罵光緒，說：“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統，自四歲入宮，調護教誨，耗盡心力，爾始得成婚親政。試問何負爾，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若矣！”

曾為清廷史官的惲毓鼎也在後來的《崇陵傳信錄》中稱，慈禧太後曾當麵怒罵光緒：“我養育你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栗半天，說：“我無此意。”慈禧太後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在將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處死之後，清廷曾發布了一道有關康黨罪狀的上諭，其中稱：“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陷害朕躬之事。”但由於清廷的倒行逆施，近代以來的曆史書寫多不采信或幹脆忽略處理。康、梁等維新黨人也從未承認有過“圍園”密謀。民國後參與修撰《清史稿》的金梁曾當麵問康有為，是否真有“兵劫頤和園事”，康有為怫然變色道：“烏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麵對，誰敢妄言？此皆榮、袁輩不學無術，藉危詞以邀權勢耳！”

康有為說的“榮、袁”，即榮祿與袁世凱。正因為後者的告密而引發了一場流血的政變，清廷上諭很可能以此為根據。不過，近代史家描寫戊戌變法多以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為底稿，其中對“圍園密謀”隻字不提而多稱頌變法誌士的非凡事跡。但入民國後，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卻又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不過，康有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編年譜》中卻隱約透出了一絲非同尋常的信息：戊戌年八月初三，在接到光緒帝“朕位幾不保”的密詔後，康有為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商議後決定由譚嗣同去遊說袁世凱勤王。盡管文中沒有提及“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的密謀，但其中有要袁世凱“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之語。

當天晚上，楊深秀、宋伯魯、王照等人前來探慰，康有為未向他們泄漏密詔事，“而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令諸公多覓人上折，令請調袁世凱入京勤王”。康有為的記載與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的描述有明顯不同，即康有為所記明確為在北京搞政變，而梁啟超卻稱要趁光緒皇帝九月份去天津閱兵之時發動政變。

之後，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又稱，在譚嗣同去遊說袁世凱的當晚，梁啟超在金頂廟容閎處等候消息，而他也於淩晨進城，與梁啟超一起等候消息。之後，因“知袁不能舉兵，扶上清君側，無如何，乃決行”。由此或可看出，梁啟超之說有故意轉移視線的嫌疑，如果真要等到九月份在天津發動政變，何以康、梁諸人等候消息的心情如此之急切？

譚嗣同被捕後，其在獄中牆上題寫絕命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譚詩中說的張儉與杜根，都是不畏權貴、敢於直諫的大丈夫。據《後漢書·黨錮列傳》，東漢末期張儉任山陽東部督郵時，曾嚴劾宦官侯覽及其為非作歹的家人，為民間所敬仰，其後因黨錮之禍而被迫逃亡。“望門投止”說的是張儉在逃亡時，人們敬重他的人品而冒著破家滅族的危險接待他，甚至“郡縣為之殘破”。杜根是東漢安帝時期的郎中，性格耿直。當時安帝年幼，由鄧太後攝政，外戚專權。安帝成年後，杜根上書要求太後歸政。鄧太後大怒之下，令人將他裝在麻袋裏摔死。執行的官員憐惜杜根是忠臣，於是有意手下留情，將他打暈之後扔出城外。事後，鄧太後還不放心，又派人去查看。杜根裝死三日，目中生蛆，這才僥幸逃脫。15年後，鄧太後死，杜根這才複出並官拜侍禦史。

譚嗣同的絕命詩用典準確，讀起來雄渾悲壯，豪邁激揚。但可惜的是，原文其實是這樣：“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兩個版本的前兩句大意相同，但後兩句透出一個明顯的細節差異是，原詩是“手擲歐刀仰天笑”，改作之後卻成了“我自橫刀向天笑”，一個主動，一個被動，性質完全兩樣。

據台灣曆史學者黃彰健的考證，這改詩的不是別人，正是譚嗣同的同誌兼好友梁啟超。所幸的是，譚嗣同的絕命詩為當時獄吏所錄，後來交給了參與此獄的刑部主事唐烜（戊戌六君子之一、禦史楊深秀的同年）之手，原詩才得以保存下來。不過，原詩的流傳範圍及其影響力當然遠遠比不上梁啟超所改之詩，否則也無須學者考證了。（晚清史學者孔祥吉則認為，梁啟超雖然對譚嗣同題壁詩有所潤色，但大體可信，僅修改數字而已。）

那麽，梁啟超篡改譚詩的目的，是否如同他所撰的《戊戌政變記》一樣，為了掩蓋一些見不得人的曆史真相呢？這個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在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先後離世後，康有為在《上攝政王書》中將“圍園殺後”傳聞指為守舊派及袁世凱等人對維新派的誣蔑，其在文中稱：“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淩，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大下。其時慈官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嚐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曆艱險以迄今日，實唯此之？故。”

更有意思的是，在遞送此書之前，梁啟超特地交代老師康有為，其中稱：“戊戌密謀，鄙意謂必當隱諱，蓋投鼠忌器，今兩宮皆殂，前事非複嗣統者所忍言，非傷德宗，傷孝欽，為監國計，實無從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寫信入都，皆力辯戊戌絕無陰謀，一切悉由賊虛構，專歸罪於彼一人，則可以開脫孝欽，而事易辦。師謂何如？望此後發論，跟此一線，以免異同，為叩！”梁啟超之舉，目的就是要與老師統一口徑，以避免當年的密謀外泄，於己方不利。

20世紀80年代，楊天石先生在日本發現一本寫於戊戌年後不久的《詭謀直紀》，作者為當年參與變法的維新黨人畢永年。之後，這本小冊子立刻在史學界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其中不乏湯學均、房德鄰、孔祥吉等名家的參與。在《詭謀直紀》中，作為譚嗣同的好友兼同鄉的畢永年自稱受命為“圍園”的執行人。事前，康有為曾告訴他，準備以袁世凱兵力為後盾，並讓他帶領百名壯士“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而後，又有人告訴他，康有為的真實用意是，“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

作為另一個輔證，當時的新政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其《留華四十五年記》中稱：“（慈禧）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借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製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才可以製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劃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後來，溥儀的洋帝師莊士敦也曾說，1901年斯坦利·史密斯出版的《中國內幕》中也曾提及“圍園殺後”一說，不過莊士敦本人對此卻將信將疑。

再說畢永年，其在得知譚嗣同遊說袁世凱失敗的消息後，知事機已泄，隨即遠遁避禍。在流亡日本期間，畢永年與康、梁等人發生矛盾，由此才有了這本揭露性的《詭謀直紀》。盡管各史家對這份史料所述內容的真實性有過相當激烈的爭論，但因為它與袁世凱所寫的《戊戌日記》有頗多印證之處，因而這本《詭謀直紀》雖然有不少失實之處，但也不能完全認定為“偽作”。

如果說清廷上諭是“欲加之罪”、袁世凱《戊戌日記》可以因人廢言的話，那麽，結合畢永年《詭謀直紀》、康有為《自編年譜》及諸多時人筆記似乎可以推定，康有為等人在戊戌年確實有利用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計劃。

近年，茅海建先生在《戊戌變法史事考》中認為，戊戌政變可分為兩個階段：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後，慈禧太後隻是限製了光緒的權力，過程相對和緩；但在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京城後，政變立刻走向流血化。這似乎也是目前近代史學界的共識。

如果“密謀說”與“階段說”成立的話，曆史學界外的兩種大眾觀點或有必要更正：一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戊戌變法失敗（政變非因告密引起，但告密導致了嚴重的流血後果），二是慈禧太後發動流血政變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保守，而是因為她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假如回到曆史的現場，在當時這樣一個號稱“以仁孝治天下”的時代（即康有為所稱的“我朝以孝治天下”），如果維新變法由“圍園殺後”密謀而遭受失敗，那康梁等人的急切與毛糙或許也有可罪之處。

康、梁等人逃亡海外後，事件中的另一個重要當事人——光緒皇帝陷入了極大的困境。在前文對政變過程的描述中，蘇繼武與惲毓鼎有不一致的地方，即：蘇繼武稱光緒知道康梁等人的“圍園之計”，而惲毓鼎稱光緒並無謀害慈禧太後之意。從記述人身份的角度看，時任起居注官的惲毓鼎所說似乎更可信一點（茅海建先生也認為光緒並不認可“圍園劫後”之說，甚至毫不知情）。

以光緒之性格，如果說他敢對慈禧太後下手，這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事實上，作為一個年幼即脫離親生父母而被強行抱入深宮的孩子，光緒雖然貴為皇帝，但其成長史卻頗多辛酸之處。據說，光緒初進宮時因身邊沒有親人而日夜啼哭，無奈之下，慈禧太後隻得賞與光緒的乳母四品官服並將之召進宮中（當時規定入宮須四品以上），小皇帝這才破涕為笑。但第二天早上，小皇帝又放聲大哭。慈禧太後不知所措，問光緒的乳母才知道，原來小皇帝在醇王府時常與府中某馬夫的兒子一塊嬉戲。慈禧太後聽後隻好再次破例，賞給馬夫的兒子四品官服，並立刻接到宮中，承擔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務。小馬夫來後，小皇帝這才嬉戲如常，慈禧太後也樂得輕鬆。

以上是野史，當不得真。不過話說回來，慈禧太後對光緒的態度也未必是外間人所傳的那樣惡毒與刻薄。事實上，光緒進宮時年僅四歲，當時既是姨媽又是伯母的監護人慈禧太後須親自過問小皇帝穿衣、吃飯、洗澡、睡覺等生活瑣事。在教育孩子這方麵，雖然慈禧太後有心想做好，但由於其性格及耐性方麵的缺陷，加上政務纏身，她的表現實在不能算合格，其親生兒子同治就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

應該說，慈禧太後最初對光緒還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她為小皇帝精心挑選了師傅，其中就包括書法及學問都聞名遐邇的翁同龢等人。但由於其至高無上的威權，慈禧太後對光緒的教育方法十分粗暴性急，小皇帝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譏諷、嗬斥甚至責打，這對光緒後來的性格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慈禧太後對光緒過分嚴厲的原因，或許是鑒於當年其對同治過於縱容的教訓。但她忽視了極為重要的一點：同治畢竟是她的親生骨肉，即使遭到嗬斥和懲罰，也不會感到過分害怕。但光緒就兩樣了，他在宮中非常的無助與孤獨。在慈禧太後的麵前，他感到的不是親情而更多的是恐懼。

當時宮中據說有個服役的太監名叫寇連材，其在《宮中日記》中說，慈禧對光緒一貫疾聲厲色。在光緒小時候，她每天總是嗬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光緒長跪。長此以往，光緒見了慈禧太後如同老鼠見了貓，戰戰兢兢，膽為之破。孤身入宮的光緒本就膽小，在慈禧的威嚴強壓之下，以至於長大之後都害怕聽鑼鼓吆喝之聲，聽到天上打雷也會嚇得腿直哆嗦。

寇連材還說，光緒每次吃飯時，雖然有幾十種菜肴饌品，羅列滿案，但離光緒坐的地方稍遠的菜大多已經臭腐，原因是菜幾天都沒有換過，而離得近的菜雖不臭腐，然大多久熟乾冷，一點都不可口。光緒每次都吃不飽，但又不敢說，有時想讓禦膳房換一饌品，禦膳房就必須奏明慈禧太後，而後者往往要光緒從小培養勤儉之德，光緒也就不敢再提。

寇連材不知是否真有其人，不過另一位太監信修明也在其回憶中說：“光緒在十歲左右時，由於經常吃不飽，他每至太監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監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經將饃饃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饑餓，實為祖法的約束，真令人無法。”

心理學理論認為，兒童在被父母譏笑或虐待時，往往會產生一種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權下，這種逆反心理又誘發一種內疚感，從而否定自己的行為。長此以往，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兒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猶豫不決，缺乏自信。光緒每次到慈禧那裏去請安，隻要慈禧不命他起來，光緒就隻能跪在那裏，動也不敢動。慈禧太後過分的責罰嚴重打擊了光緒的自信心，以至於其性格懦弱怕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格在青少年時往往又會出現強烈的逆反，正如其在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中的表現一樣。

光緒親政後逆反的表現，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後對光緒的不信任。在她眼裏，光緒始終是個懦弱自卑、猶豫不決、依賴性強、難以獨當大任的孩子，其在光緒親政後對朝政的不斷幹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於這種心態。但慈禧太後從不去想的是，光緒之所以成為一個人格心理存在嚴重缺陷的人，正是因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緒進宮後，小皇帝與醇王府的關係完全被切斷。即使是他的親生父母醇親王奕譞及其福晉，也不許有任何的聯係。由此，身處深宮、遠離父母的光緒從小就缺乏母愛，他成天生活在恐懼當中，這對其成長當然是極其不利的。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他第一次見到光緒時，發現小皇帝性情敏感，體弱多病，學習時經常哭鬧不止或靜坐不理，令他感到極為頭疼。不過，在翁同龢的諄諄教導下，從小缺乏母愛和父愛的光緒卻突然找到了久違的世間情感。他後來逐漸接受了這個對他關心備至的師傅，並漸漸愛上了學習。

對師傅翁同龢的依戀是光緒發奮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光緒的師傅，翁同龢不僅在學習上耐心教導，而且在生活上也給了小皇帝無微不至的照顧。時間久了，在從小就缺乏父愛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父親的角色。光緒7歲時，翁同龢因回籍辦事，小皇帝得知後整整一天都情緒低落，彷徨不已。在翁同龢離開的兩個月裏，光緒無心學習，後來連讀書聲也沒有了。等翁同龢回京後，小皇帝拉著師傅的手，高興得眼淚直流。這一天，小皇帝精神振奮，朗朗讀書聲連太監們都被吸引了過來。後來，書房裏的太監偷偷地告訴翁同龢：“自從師傅走後，皇上從來沒有這樣大聲讀過書！”翁同龢聽後老淚橫流——小皇帝在宮中真的是太孤單、太可憐了！

對於光緒的成長，太監寇連材在《宮中日記》中總結說：“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緒帝）。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複其人，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皇上五歲登基，登極基後無人敢親愛之，雖醇邸之福晉（即光緒生母），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皇上者，唯西後（慈禧）一人。然西後驕侈**佚，絕不以為念。故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輒涕泣雲。”

寇連材雖然是個太監，但人情的認識頗為深刻。與之相比，慈禧太後在這方麵的情商就未免太低了。光緒親政後不久，原本可在中間起到緩和作用的醇親王奕譞及福晉分別於1891年和1896年去世，這使得慈禧太後與光緒的關係進一步惡化。特別在甲午戰敗後，光緒急於複仇的急躁情緒更是讓慈禧太後有些放心不下。

戊戌年中，光緒的“忤逆不孝”令慈禧太後一度萌生廢黜皇帝的念頭，但最終因茲事體大及中外阻力而不得不自行放棄。但在次年（1899年），慈禧太後宣布“乙亥建儲”，即選中端親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儲並入繼穆宗同治為嗣，名號曰“大阿哥”。

這事細說起來頗有些吊詭。因為光緒時年不過28歲，為何不待他生下子嗣而急於為同治立嗣，其中必有隱情。從惡意的角度來說，慈禧太後是為了報複光緒而出此下策；但從善意的角度來說，也可有另種解釋。鹹豐年後，同治與光緒都是小皇帝出身，這對於朝政來說隱患頗多，因為慈禧太後再精明，她也隻是一個深宮中的女人，其學識和視野無法應對19世紀末的危機年代，而當時的朝廷上下，“國賴長君”（國家的昌盛需要有年長有經驗的君主進行管理）似乎也是一種共識。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光緒皇帝似乎沒有生育能力。從目前公布的醫案及光緒自述的“病原”來看，其自幼即體弱多病，而且患有長期的遺精病史。對於光緒的身體狀況，慈禧太後未必不是心知肚明，因為隆裕皇後並非他人而是她的親侄女。而且，光緒皇帝一生隻有一後兩妃，之後便再也沒有冊封過其他嬪妃，這在清朝皇帝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通常而言，清朝皇帝的後妃至少在10人以上（如康熙、乾隆都在三四十人）。即便19歲即駕崩的同治皇帝也有5名後妃。光緒一生隻有一後二妃，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最合理的解釋是，光緒皇帝很可能因為長期的腎炎等疾病而導致無生育能力（甚至性能力），因此沒有繼續冊封後妃的必要。如果這種推測符合事實的話，這不僅是光緒個人的殘酷命運，也可以說是清王朝的一種難言之隱，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在1856年同治出生之後，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皇宮中就再沒有新生兒的啼哭之聲。這對於大清皇朝的國運來說，意味著什麽？

宮荒五十年，天要亡大清！

慈禧太後的出發點或許是好的。因為皇帝不僅是一個人，同時也是一個至為高級而尖端的職位，任何有作為的繼任者在上位前都必須接受長期而專業的帝王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的小皇帝登基，無疑會引發越來越多的危機。眼看光緒確實生不出兒子，慈禧太後也隻能另想辦法，早做打算。她最終在皇親近支中選擇了端郡王載漪的次子溥儁為大阿哥人選，即所謂“皇儲”。

按慈禧太後的懿旨，溥儁係按當年吳可讀之議而入繼穆宗同治為嗣，名號為“大阿哥”。隨後，15歲的溥儁被接到皇宮內弘德殿讀書，由同治的嶽父、承恩公崇綺和原同治的帝師、大學士徐桐為師傅。由此，在溥儁生父、端郡王載漪周圍便聚集了一些保守頑固、盲目排外的親貴，如莊親王載勳、載漪的兄弟載濂和載瀾、軍機大臣剛毅、大學士徐桐等人。庚子年中，這些顢頇宵小之徒胡搞一氣，結果引發了更大的一場災難，這就是為人所熟知的“庚子國變”。在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後，慈禧太後攜光緒等逃到西安，一時間“國將不國”，清廷險些傾覆。

吃了這樣一場大苦頭後，慈禧太後與光緒的關係有所改善，而端郡王載漪被認為是“拳亂禍首”，由此連累“大阿哥”溥儁被廢出宮。皇宮雖然恢複了昔日的平靜，但帝、後之間的矛盾仍舊長期存在，直至兩人死亡的最終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