禦史屍諫：皇位世係不能說亂就亂

光緒五年（1879年）的早春三月，正當西北的漫漫風沙襲往京城之時，一位名叫吳可讀的六品主事突然在惠陵附近的荒僻小廟中服毒自盡。消息傳出後，州官馳報，京城哄動，眾人腦海裏湧現出一連串的疑問：吳可讀何許人也？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其中又包含了怎樣的玄機與隱情？

自古以來，官員自殺原本並不稀奇。官場上也難免製造一些失意者。這些人或畏罪自盡，或因虧空催逼而自尋絕路。極少部分人甚至因為升遷無望、有誌難申而輕率地了卻殘生。這官場上的死亡事件千奇百怪，自殺還真不能算個稀罕事。

但這一次，這位道光朝老進士的死亡卻顯得非同尋常。因為他選擇的自殺地點與時間似乎出於精心選擇，甚至是有意而為之：就在同治皇帝惠陵的毗鄰，而且正是同治皇帝與皇後梓宮（即靈柩）移陵大典結束的當晚。

非常時期的非常死亡，難免觸動人們敏感的神經。令人困惑的是，這位六品老官員按例並無參加移陵的義務，而據其官長事後的追述，吳可讀隨同吏部參加祭禮原屬主動要求，因其對先帝至忠至哀方獲允準。如果事實如此，讀者心裏或許會心存疑惑：既然吳老進士“至忠至哀”，那他為何要在此敏感時期，選擇在同治陵墓的附近做出此等不敬乃至於驚世駭俗的舉動呢？

七十老翁何所求。按官場慣例，已近七旬的吳可讀完全可以告老還鄉，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但他最終選擇了曝屍荒野，不得善終。可以肯定的是，吳可讀的自殉絕不是無由頭的自尋短見，其非常之舉事前即有計劃。這就是曆史上最慘烈的諫議方式：“屍諫”。

問題的答案，或許就在吳可讀留下的遺疏上。在這道生前即已擬就的折子裏，吳可讀公開指責慈禧太後不為同治皇帝立嗣，以至皇位承續的頭等大事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釀成“綱紀不振、禮法大壞”的巨患。有鑒於此，他決定“以死相諫”，以求慈禧太後明降諭旨，確保新皇帝光緒在將來生子後以同治之子的名義承繼大統，以防止因同治無後而紊亂皇位世係。

遺疏中，吳可讀稱自己“曾一時激憤，妄言聖主，罪當囚禁斬首，但大行皇帝（即同治）卻免我之罪。臣三次獲死罪而未受罰，毫無希望卻獲重生，罪臣這些年得以苟延殘喘，乃大行皇帝所賜”。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傳來，天崩地裂，上蒼動容。當日，兩宮太後聯合下諭：‘大行皇帝龍馭賓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親王之子載湉為文宗顯皇帝（即鹹豐）子嗣，承繼大統，待其以後生子，再行過繼於大行皇帝同治。’微臣跪拜，含淚誦讀諭旨，泣不成聲。思慮之後，臣以為太後為鹹豐皇帝立嗣，而未給大行皇帝立嗣實為不妥。如今新帝為鹹豐皇帝子嗣，繼續大統，並非大行皇帝遺願，而是受太後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沒有明言，將來皇位肯定由光緒後人繼承。無視既存法度是為錯，沒有法度更是大錯。要想改變一誤再誤的狀況，為今之計隻能請太後再下諭旨，明確規定將來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繼承，任何人不得更改。隻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順，此後不至於引起爭端。也唯有如此，大清皇位由父傳子的家法才能流傳”。

“轉眼間四年過去，朝中大臣卻無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將永埋山陵，臣恐人們會將以往之事漸漸淡忘。時間緊迫，罪臣不能再無所作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駕龍賓天，無限悵惘；近看山水依舊，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將先帝恩賜的餘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後之怒，謹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罪臣曾為禦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實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為安，萬民同悲之際，哀號痛哭，上言陳情，以明罪臣懇請朝廷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據野史傳說，慈禧太後接到吳可讀的遺疏後勃然大怒，其當場擲折於地，並拍桌大罵：“不要讓此獠走掉！”身旁大臣從容上奏，說此人早已將身後之事安排妥當，現已從容赴死。慈禧太後聽後大為震驚，其撿起折子拜讀再三後，最終被吳可讀的忠誠所感染，並勾起了對親生兒子同治早逝的傷心往事。

時間拉回到四年前。在1875年那個酷熱的夏天，紫禁城內哀聲四起，年僅19歲的同治皇帝在患天花之症一個多月後不治身亡。同治（即載淳）生於1856年，他既是慈禧太後的唯一所出，也是鹹豐皇帝的唯一繼承人。1861年，鹹豐皇帝駕崩於熱河後，年僅5歲的載淳被推上皇位，是為同治。

同治繼位不久，慈禧太後聯手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一舉推翻鹹豐死前所定的“八大臣”輔政製度，並在清朝曆史上首開“太後垂簾”之製。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的本意，或許是因為“八大臣”危及了皇權，而其垂簾聽政的最初設想，也隻是為了代兒子看管江山，日後仍要大政奉還。但令人失望的是，同治皇帝自幼天性頑劣，不好讀書，待到親政之時，讀折仍不能成句。這還不是最糟糕的。

最要命的是，同治生前並未留下任何子嗣，這給皇位繼承出了個大難題。同治駕崩當晚，慈安、慈禧兩宮太後在養心殿西暖閣召集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及諸位禦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等二十多人討論皇位繼承人的問題。會場上，喪子之餘的慈禧雖說悲痛卻也不乏冷靜——既然同治駕崩已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當下之計也隻能是盡快確定皇位大統。畢竟，對於傳統的專製社會而言，此事不決，勢必天下不安乃至天下大亂。

在前任皇帝沒有留下子嗣的情況下，皇位繼承變得極為棘手。首先是名分問題，中國自古講求“名正言順”，如果名分不對，難免引發極大的混亂。對此，與會的親貴、重臣們私下裏想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究竟誰才能名正言順地繼承同治留下的帝位呢？

按通常做法，如前任皇帝沒有子嗣，那就應該為他立嗣。這樣的話，皇位就可以繼續傳襲，帝王世係也不會紊亂。從輩分上說，同治當時是“載”字輩，他的下一輩是“溥”字輩，按理應該從“溥”字輩中挑選一個候選人，來充當同治嗣子並繼承其皇位。

但是，眾人將“溥”字輩人選在心中再三捋了幾遍後，卻發現沒有特別合適的人選。因為當時“溥”字輩的人隻有一人，即道光皇帝長子奕緯的孫子溥倫。但是，溥倫當時未及周歲，年齡偏小，能否養活尚是問題。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問題出在血緣上，因為溥倫的父親貝勒載治不是奕緯的親生兒子，而是由旁支過繼的養子。因此，從血緣上來說，溥倫不應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為如此，當有人提出由溥倫承繼帝位時，其很快遭到恭親王奕訢等人的反對，而慈禧對此也不同意。據揣測，慈禧反對溥倫繼位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溥倫承繼帝位的話，慈禧勢必成為太皇太後，無法繼續垂簾聽政；而垂簾聽政的將是同治皇後阿魯特氏，而這又是慈禧太後所厭惡的人。

據帝師翁同龢在日記中的記載，兩宮太後在同治駕崩一個時辰後即召諸臣入，問此後垂簾如何？樞臣中有人主張“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慈禧太後稱：“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聽。則即宣曰某。”

事實上，慈禧太後早有人選，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不敢有所主張，於是斬釘截鐵地宣布：“溥字輩既無可立，就不必勉強。醇親王奕譞的長子已四歲，又是至親，由他繼位最合適。”

聽了這話，醇親王奕譞大驚失色，當場倒地暈厥（真暈還是假暈無從得知）。對於慈禧的決定，與會諸人麵麵相覷，但要反駁又說不出所以然，同時也找不到更好的合適人選。於是，眾人隻好陷入了集體沉默。恭親王奕訢見奕譞暈倒，便命太監將之扶出。在主要的當事人以這樣一種戲劇性的方式離場後，其他人再無異議。於是，奕譞長子載湉就這樣被推上了皇位，即後來的光緒皇？帝。

奕譞的昏厥並沒有影響慈禧的下一步計劃，宮中隨後派出一隊人馬，抬著八抬大轎前往醇王府接人。據記載，當晚“狂風怒號，沙土飛揚，夜間極冷”，還不滿4歲的載湉尚在睡夢之中，就這樣被糊裏糊塗地接到了皇宮。

傳位既定，年號也隨後擬好，是謂“光緒”。“光緒”的含義是“纘道光之緒”，也就是說，載湉是繼承道光一係傳下來的皇位。對此安排，朝中重臣私下裏雖頗有微詞，但懾於慈禧太後的威勢，當時也無人敢公開表示反？對。

立載湉為新皇帝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載湉和載淳是同輩堂兄弟關係，這樣做等於由傳統的“父死子繼”變成了“兄終弟及”，這在繼位製度上與禮法不合，勢必引發皇帝世係的紊亂。從明朝曆史來看，因禮法問題而發生激烈衝突的案例屢有發生，其結局大多以悲劇而告終。所謂“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往大裏說，合乎禮法的皇位承續乃數百年立國之本；往小裏說，這也是朝政正常交接運轉的根本保證。

醇親王奕譞是鹹豐皇帝的七弟，但這並非慈禧太後選擇其子載湉為皇位繼承人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奕譞的好運氣主要來自於他的福晉，因為後者是慈禧太後的親妹妹。如果單純地從皇族血緣之親近來說的話，載湉當時未必不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問題的要害在於：宗法製度如何解決？

慈禧太後所提出的折中方案，其要點有兩條：一是宣布載湉承續的是鹹豐皇帝的皇位，她仍以皇太後的名義承擔將小皇帝撫養成人的責任；二是光緒將來生子之後，其子作為同治的子嗣繼位，以此將繼位名分及皇帝世係的問題加以糾正抹平。

就實用主義而言，慈禧太後的方法尚稱切實可行。不過，由於以往並無先例且有違祖製，因而言官們在背後不免議論紛紛。光緒繼位初年，內閣侍讀學士廣安上了一道折子，其在對光緒未來的皇子承繼同治的安排表示頌揚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頗為大膽的要求，即請求慈禧太後立下鐵券，昭告天下，以免此事在將來旁生枝節。

“鐵券”典故出於宋朝初年。據說，昭憲太後臨終前告誡宋太祖趙匡胤，宋之所以得天下，“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乎”。太後之意，趙匡胤的兒子太小，其“百歲之後”當傳位於其弟，以避後周覆亡之前鑒。趙匡胤表示遵從後，昭憲太後又命宰相趙普製立誓書，“藏之金匱”，以保證之後再傳位於太祖長子趙德昭。但是，這種“兄終弟及”之後再“還政歸本”的皇位繼承方式顯然是昭憲太後與趙匡胤的一廂情願，因為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即違背諾言，他將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趙恒（即宋真宗），嫡長子繼承製再次成為主流。

慈禧太後未必充分知曉前朝故事的利害關係，但她心裏也清楚，這次的皇位安排雖有不得已之苦衷，但畢竟經不起儒家宗法製度的嚴格推敲。倘若將此事公開討論的話，恐怕會讓問題更加複雜化，稍有不慎，即有無窮之後患。因此，慈禧太後的態度從一開始便十分堅決，她在下發的諭旨中將廣安疾言厲色地申斥了一頓，並稱其為“冒昧瀆陳，大膽妄為”，硬是將一場潛在的政治風波給強行打壓了下去。

4年後，正當慈禧太後以為人們已經遺忘此事時，“吳可讀屍諫”事件在同治移陵大葬的敏感時期發生了。中國士大夫飽受孔孟之道的浸染，對於不合祖製的安排往往會采取極端行為。譬如明朝嘉靖年間的“大禮獄”一案，一些大臣寧可被廷杖打死，也絕不讓皇帝違反儒家禮法。即便是吳可讀的“屍諫”之舉，道光年間也曾有過先例。

當時，軍機大臣王鼎彈劾朝中第一權臣穆彰阿“奸詐害國”後，其仿“史魚屍諫”之義自縊而亡，朝野為之震驚。由此，當時的清流黨們對吳可讀的義舉大為讚歎，並稱其為“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義之勇”。在這些人眼中，吳可讀是一個真正崇高而赤誠的殉道者，其非常之舉，絕非一般人所能比擬。

事已如此，慈禧太後隻得頒下諭旨再次申明，光緒生子後將作為同治的子嗣繼位，事無更改；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命廷議加恩按五品官例議恤。

天語褒獎後，清流們隨即在宣武門外的文昌館內為吳可讀設奠開吊。那天的場麵可謂規模空前，盛極一時。上至大學士各部堂官，下至各衙門一般司員，館外素車白馬，前來吊唁者人流如織。就連一向自視甚高、持名清貴耿介的翰林禦史們，也都自發地代喪家接待吊客，場麵極盡一時哀榮。

眾多的挽聯中，翰林院編修黃貽楫所撰最為傳誦一時：“天意憫孤忠，三月長安忽飛雪；臣心完夙願，五更蕭寺尚吟詩。”此聯頗有些說法。這年三月下旬的某日午後，京城忽然飄起“太陽雪”（白日飄雪），時間雖短，但親眼目睹、親手觸碰者大有人在。異事發生後，京中人議論紛紛，以為近日必有奇冤（如家喻戶曉的《竇娥冤》之故事）。直到“吳可讀屍諫”一事發生，士林遂將之比附為“奇節”而不是“奇冤”。

“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坯土已成黃帝鼎，前星猶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處，五更風雨薊門？東。”

吳可讀死後，其生前所做的這首殉道詩在光緒年間為士大夫們廣為傳誦。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吳可讀的死雖然換來了慈禧太後的政治承諾，但這個看似圓滿的安排在後來卻再次遭遇了變數。而這次的問題，出在光緒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