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邊站的學問：親貴見用賢才棄

清末官場有句話流傳頗廣，叫“貪贓枉法慶親王，裏勾外連袁世凱”，這說的就是慶、袁集團。袁世凱雖然被趕回老家了，但袁派勢力一時卻無法根除，這其中就因為有袁世凱的堅定同盟者、慶親王奕劻在其中牽絆。

奕劻係乾隆帝十七子永璘之孫、輔國公綿性之子，其生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原本是遠支宗室，初襲爵位不過是末流的輔國將軍。由於其父曾為了襲爵而行賄，因行賄而遭遣戍，所以奕劻一向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奕劻的性格外圓內斂，其做事勤勉，善於揣摩聖意，同時又多思寡言，言辭謹慎。由此，其上升之路也頗為順利：鹹豐二年（1852年）封貝子，十年封貝勒，同治十一年（1873年）加郡王銜，光緒十年（1884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封慶郡王，二十年封親王。

恭親王奕訢、李鴻章等人在任時，奕劻還談不上什麽大名望，隻不過在總理衙門中長期任職而已。但在奕訢、李鴻章等人死後，特別在庚子年後，宗室中無人可用，智識平平的奕劻因多年積累的資曆而一躍成為外務部大臣（六部之首）。1903年後，奕劻升為首席軍機，一時間權勢煊赫，無出右者。

據說，奕劻年輕時因為家庭遭受變故，生活頗為窘迫，其身上官服都經常拿到當鋪去典當換錢，以解燃眉之急。但等他官越做越大後，其對錢財的貪欲也就越來越強，如《十葉野聞》中所說：“慶王弈劻之貪婪庸惡，世皆知之，其賣官鬻爵之夥，至於不可勝數。人以其門如市也，戲稱之曰‘老慶記公司’。上海各新聞紙之牘尾，無不以此為滑稽好題目。蓋前此之親王、貝勒入軍機當國者，未嚐有贓汙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慶王以辛醜和議成，大受慈眷，然實李文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為之助成，慶王可謂貪天之功矣。顧榮祿未死以前，慶王實絕無議政權；及榮祿死，太後環顧滿人中，資格無出慶右者，遂命領袖軍機，實則太後亦稔知慶之昏庸，遠不及榮祿也。”

奕劻在官場中一向以貪劣不法而著稱。1904年，禦史蔣式曾彈劾奕劻，稱其將私產120萬送往東交民巷英商匯豐銀行收存，“自簡任軍機大臣以來，細大不捐，門庭如市，是以其父子起居飲食、車馬衣服異常揮霍，尚能儲蓄巨款”。彈章既出，清廷不得不裝模做樣地派大學士鹿傳霖前往查辦，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慈禧太後精明一世，她對奕劻的貪欲當然不會毫無所知。《國乘備聞》中說：“庚子之亂，儀鸞殿毀於火。太後歸自西安，念及舊時居處，淒然不樂。從李蓮英言，出宮帑五百萬金付奕劻重建，奕劻與蓮英朋侵其半。太後嚐語人曰：‘奕劻藉朝廷勢，網取金錢，是誠負我。今我奪奕劻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

鎮國公載澤與奕劻的矛盾很大，其常對載灃說：“你要不聽大哥的話，老慶（奕劻）就要把大清江山斷送了！”但話雖如此，奕劻在官場上混了這麽多年，早已是百煉成精，他也不是那麽容易對付的。載灃之所以沒有聽載澤的建議去扳倒奕劻，主要是擔心北洋派難以控製，而奕劻主管外務部，他又怕外國人幹涉。以奕劻的老資格，很多事情要是他不出麵就辦不成。正如當時流傳的一句笑話：“老慶隻要稱老辭職躲在家裏不出來，攝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腳……”

更重要的是，奕劻有隆裕太後護著，載灃奈何不了他。隆裕太後護著奕劻，據說是這麽回事：慈禧太後立嗣時，奕劻請在詔書中加兼祧（光緒）皇帝一語。慈禧開始不答應，她隻想讓溥儀給自己的兒子同治嗣位。在奕劻的再三跪請之下，慈禧這才勉強應承。由此，隆裕才保住了自己的太後位置。否則的話，她就要落得像同治皇後阿魯特氏一樣的悲慘命運了。事後，隆裕太後深感奕劻的大恩大德，當然不會讓載灃去扳倒奕劻。（也有說兼祧之議是張之洞提出的。）

1905年，鎮國公載澤曾作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載澤其人頗具才幹，但為人剛愎自用，為同僚、各省督撫所不容。載灃上台後，載澤力持“殺袁去慶”之策，可惜載灃不聽而意頗怏怏。後來，載澤做上炙手可熱的度支部大臣，掌管朝廷財政大權，“每論政，獨斷即行”，屢因侵奪地方利權而招至物議。據說，盛宣懷在清末的複起就是走了載澤的門路，靠行賄60萬兩才被啟用為郵傳部尚書。而載澤取曆年積蓄合為百萬，盛暗地為載澤留出漢冶萍公司的股票，取暗號曰“如春”（謂“帝澤如春”也）。辛亥革命後，載澤亦不敢去要，最後付諸落花流水。

在親貴中別樹一幟的還有肅親王善耆。善耆是世襲罔替的“八大鐵帽子王”之一、清初肅武親王豪格的後代，曆任鑲紅旗漢軍都統、步軍統領等職。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後，善耆被授為民政部尚書，掌管京師警務，也是一位實權在握的顯貴。據《梅楞章京筆記》所記，善耆是個新派人物，能力也很強。他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崇文門監督（收取商業稅），而在其上任之前，崇文門每年稅收不過17萬兩，但他掌管後很快增為64萬兩，而原定的稅率並沒有變化。

1907年，時任安徽巡警學堂總辦的革命黨人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據《皖變始末記》中稱：“軍機處會議後曰：‘宜處徐黨以嚴刑，夷其九族，以戒後之為逆者’。肅邸聞之，獨不謂然，曰：‘夷滅九族，非文明之法製，而酷刑尤傷寬仁之德。……何若將該逆正法外，其親眷戚屬，均勿連累。’軍機不允，肅邸即告醇邸，並詢貝子以此意，得其讚成。三人聯袂赴軍機處，再言夷滅九族之非計，慶邸、麟中堂等聞言，始允其議，乃電飭江督從寬懲辦。”

或許因為收集情報的緣故，肅親王善耆與各種反對派團體都保持了秘密的聯係，其中既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在外的維新派，也包括四處搞暗殺及起義活動的革命黨人。據說革命黨人程家檉就是他的私人代表。不過，善耆並不讚同同盟會的主張，他認為三民主義太狹隘。在審判汪精衛一案時，善耆就建議革命黨人把三民主義的主張改成“五族大同”，而這也是當時的旗人報刊《大同報》的主張。

對知名革命黨人汪精衛的審判可謂是清末最戲劇性的一幕。汪精衛企圖刺殺攝政王載灃，這在當時可謂“天朝第一號大案”，因為這幾乎就等同於向皇帝行刺。但是，犯下“彌天大罪”的汪精衛既未遭淩遲大辟，也未株連九族，而隻是判處終身監禁，苟全於人世。這實在是清末暗殺事件中最皆大歡喜的一例，也稱得上是兩千多年專製史上破天荒的頭一遭。據說，孫中山鑒於善耆的“賢名”也一度寫信給他，稱：“賢王於宗室中稱為巨人長德，故與方域之見殊矣。革命之業，賢王亦何不可預。”

善耆在清末有“賢王”之名，相比其他親貴，他的政治態度要開明得多，而且支持立憲。據說，1909年各省谘議局代表前來北京請願要求提前實行立憲時，因載灃的反對，京中各大員都不與請願代表接觸。唯獨善耆在民政部大堂盛情接待了各省代表，談話至緊要處時，善耆“忽然擲冠於地，喝了一聲‘先帝爺白帝城龍歸天境’而結束了他的回答”。善耆這句戲詞中的“先帝”，指的是臨終仍以立憲為念的光緒皇帝，大意是光緒要仍在世的話，立憲早就實現了；可惜他死了，載灃卻不願實現立憲。為此，革命元老章炳麟曾給善耆寫信，並勸說他加入同盟會，以效仿俄國的克魯泡特金親王領導即將到來的革命。章炳麟甚至聲稱，隻要滿人還政於漢人，他們就可以返回滿洲，到那裏維持一個獨立而純為滿人的帝國（當然，他們必須依附於中央政權）。

親貴中也有受冷落打擊的，譬如溥倫、溥偉。在同治皇帝突然暴崩時，溥倫原本是最有希望繼位的，因為他是道光皇帝長子奕緯的長孫，也是“溥”字輩中年紀最大的。可惜的是，慈禧太後打破宗法製度的常規，用同治的堂兄弟光緒（都是“載”字輩）繼承了皇位。大概因為這個原因，載灃對溥倫頗有猜忌，溥倫的官途也就不鹹不淡，最後不過獲得資政院總裁一職。隨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逐次鋪開，資政院具備了國會的部分功能，溥倫也借助議員們的勢力自成一黨，不過這一黨並無實權，僅對各衙門及大臣起監督製約作用而已。一直到1911年，溥倫才混到農工商部的尚書，可也沒幾天官可做了。

另一位備受打擊的是恭親王溥偉。溥偉是恭親王奕訢次子載瀅的長子，其生於光緒六年（1880年），雖然比載灃要小一輩，但年齡上卻要大上3歲。溥偉原本是沒有機會承繼王位的，隻是因為恭親王的長子載澄天性頑劣，後於28歲去世且無子嗣，於是溥偉過繼為載澄嗣子，由此承襲了恭親王的王爵。

溥偉其人風度翩翩，擅長辭令。論性格，論才質，溥偉均較載灃為勝。論血緣，溥偉與溥儀同為道光皇帝之嫡孫，也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溥偉對帝位頗有覬覦之心。據傳，在慈禧太後“夜半定策”的那個晚上，溥偉利用宮廷行走一職的便利在宮中苦等了一個晚上，希望能聽到一些對他利好的消息。《異辭錄》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樞臣每人至，輒問曰：‘誰歟？’對曰：‘某。’乃開一罅內之入，旋閉之。又一人至，亦如之。畢入，恭邸尾於後。衛士曰：‘未召王’，將之拒之於外。”

正當溥偉感到極度失落之時，他後來又聽說慈禧太後在宣布載灃為攝政王時，載灃叩頭力辭，慈禧太後憤然道：“如覺力不勝任，溥偉最親，可引以為助。”溥偉得知後再度興奮起來，但在張之洞擬定的懿旨公布後，隻有載灃任攝政王而沒有任何提到他的片言隻語。憤然之下，溥偉對張之洞怒目相譏，責問他為何在詔旨中沒有皇太後要溥偉助政之語。見張之洞不予理會，其又遍罵各軍機大臣，要求重新擬旨。沉浮宦海數十年的張之洞豈是吃素的，他年紀雖然大了點，但腦子很清楚。待溥偉話音剛落，張之洞隻是淡淡地說：“攝政王以下，吾等臣子均為朝廷助政之人，又安可盡寫入懿旨？”就這麽一句話，就把溥偉頂到了牆角裏。

心有不甘的溥偉，後來又在喪日之內大鬧內務府，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溥偉就是再不甘心也難以掀起大的波瀾。沒過兩天，載灃和奕劻便聯合采取強硬措施，並以宣統名義頒布上諭警告：“欽奉大行太皇太後懿旨，軍國政事，均由監國攝政王裁定，……嗣後王公百官，倘有觀望玩違暨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各情事，定治以國法，斷不能優容姑息！”這種有針對的申斥，已經明顯露出殺機，自知無望的溥偉也隻得知趣地退出這場權力的角逐。

溥儀繼位後，溥偉為此憤憤不已，日久生疾，隻好不時地求醫問藥。某宗室顯貴聽說後，私下嘲笑他：“這是患的心病啊，恐非石膏一斤、知母八兩不可。”另一位則補充道：“哪裏哪裏，隻須‘皇帝一個，江山一座’足矣！”在場者聽後無不捧腹大笑。在皇族內，溥偉的不滿盡人皆知。所以宣統一朝，他受到載灃一係的疑忌，再有能力，也隻能在禁煙大臣這樣的閑差上打發時間。

載灃兄弟的主政，非但排斥部分親貴，一些有能力的清末重臣也大多斥革。譬如當時號稱“南岑北袁”、與袁世凱齊名的原兩廣總督岑春煊，其在1907年“丁未政潮”中被趕下台後，載灃也未能加以擢用。

岑春煊係原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子，曾中舉人，其年輕時**不羈，號為“京城四少”之一。庚子年中，岑春煊保駕有功，深得慈禧太後的寵幸，因而在清末飛黃騰達，連連升遷。不過，岑春煊在清末官場上名聲尚佳。《國聞備乘》中就說：“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貪官，則是人民之福，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性情剛烈，不畏權貴，其在任內劾罷不法汙吏及瀆職者上千人。手下的大小官員們談“岑”色變，一時有“官屠”、“猛虎”之稱。

岑春煊出身豪門，對錢財這些身外之物少有貪戀之心，這點與慶親王奕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岑春煊上任兩廣總督時，廣州的米商們給新任總督送上例行的“公禮”（在稟帖中夾帶了一張大額銀票）。岑春煊收到後，嚴加拒絕。米商們非常驚恐，以為新任總督將要對他們不利。但出人意料的是，沒有收禮的新總督較那些盡情收受錢財的官員更加愛護商民。以至其離任時，商民們都含淚相送，連稱：“知不收禮而肯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可惜的是，岑春煊雖然有膽有識，但又失之過粗，這也是他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原因之一。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與岑春煊同時下台的軍機大臣林紹年等人，也都未再度啟用，而後者均以為官清廉剛正而著稱。載灃之失人，可見一斑。

在袁世凱被趕回老家後，原本可以替代其位置的直隸總督端方也遭到厄運。端方，字午橋﹐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為鄭親王、九門提督烏爾棍布。“辛酉政變”中被慈禧太後鎮壓的端華、肅順亦為其家族中人。盡管出生於這樣一個顯貴家庭，但端方本人是科舉正途出身。他在21歲那年中舉，這在滿人中算是聰敏好學的。

戊戌變法中，端方一度被任命為農工商總局督辦。對當時“誌大心切”的端方來說，這既是一個重大機遇，同時也是一個厄運的開始。變法期間，端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籌辦的部門當中。他曾一天連上三折，其工作熱情與效率，人人歎服。但是，戊戌變法很快被慈禧太後推翻，除京師大學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農工商總局一律撤銷，端方本人也被革職。

失官後的端方處境險惡，時人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紀》中說，端方靠向大學士剛毅行賄，並訴稱自己參與新政是為了探聽康有為等亂黨的消息（無間道），這才獲得慈禧太後的寬免。在蒙獲召見時，慈禧太後問端方：“外麵情況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後訓政以來，人心大定！”慈禧太後聽後麵有喜色，其掉頭斥責光緒：“你聽聽！看人家怎麽說的！”端方見慈禧太後高興，便急忙將早繕寫好的《勸善歌》獻上。慈禧看後大悅，命各地張貼，廣為宣傳。後來，端方的這個《勸善歌》也就被人笑為《升官保命歌》。

端方官運的真正轉機在庚子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慈禧等人逃到西安，而端方當時正好護理陝西巡撫，護駕有功，由此仕途大進。1901年，端方升任湖北巡撫，隨即辦起了六十餘所新式學堂並派出大批的留學生（其子也赴美國留學）；3年後，端方調任江蘇巡撫，辦起了江蘇師範學堂、江蘇高等學堂、實業學堂等學校；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撫，半年內便建有小學堂八十多所。據說，端方在調任江蘇巡撫時，上任伊始便革除了各州縣例送紅包給新任巡撫大人的陋習，並將紅包的錢選派兩名學生出國留學，一時傳為美談。

清廷宣布實行“預備立憲”後，曾作為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之一的端方也官升一級，出任兩江總督（地位僅次於直隸總督）。袁世凱被逐後，加之原直隸總督楊士驤突然暴卒，端方不久即接任為直隸總督，一舉登上了個人仕途的最高峰。以袁世凱的才幹，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難以替代的，但如果載灃打算讓端方來取代袁世凱地位的話，倒也不失為次優的選擇。可惜的是，載灃並非識才善用的主政者，其罷黜袁世凱不到一年，當時聲望僅次於袁的端方也被趕下台。而其下台原因，比袁世凱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辦過皇室婚喪慶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籌辦慈禧太後梓宮移陵及相關事宜。按說，這種事情對端方來說本該是駕輕就熟，但這次移陵過程中，卻出現了一個“小意外”，而這個“小意外”卻是致命的。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端方安排了兩名攝影師對慈禧太後的下葬過程進行拍攝，以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寶貴的影像資料。但葬禮一結束，此事便被某禦史參劾，稱“梓宮奉安之時，為臣子者搶地呼天，攀號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唯不敬，實係全無心肝”；另外，陵區內肆意架設電線，破壞風水，實為“有悖人臣之道”，雲雲。

令人咋舌的是，該“大義凜然”、“義正詞嚴”的禦史不是別人，竟然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平心而論，即便是李鴻章在世，恐怕也未必會如此不開明。而作為攝影愛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後生前頗喜歡照相，所謂“褻瀆”之罪，實屬有人借機生事。至於陵區內架設電線（電話線），主要是為了通訊方便考慮，扣上“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點。

當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此，因為這次彈劾的目的，本質上是守舊派對改革派的一次政治鬥爭。而李國傑的出馬，很大程度上又是挾夾私怨，因為他曾向兩江總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願。如果僅僅是李國傑等人興風作浪的話，問題恐怕還不至於那般嚴重。但攝政王載灃對此“很以為然”，結果正值年富力強的端方便從直隸總督的位置上滾了下去。

載灃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會頑固守舊到這種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攝政王的待見，恐怕是因為他剛上任直隸總督便屢屢上折，為中樞出謀劃策，而這種“過分的積極”在某些人的眼中卻成了“指手畫腳”、“擺老資格”。因此，罷黜了袁世凱之後，再罷免一個端方，殺猴給雞看，恐怕也不是什麽不可以的事。這不過是載灃所出的昏招之一罷了。

《異辭錄》中說：“帝自西狩（指庚子之變）以來，漸與太後母子情意如故。太後懲國家多難，宗社安危唯帝是賴，途中調護備極恩勤，帝亦眼事唯謹，欣欣然有祥和之氣象。回鑾之後，長白榮文忠公輔政，未幾卒，慶邸代之。項城、西林，南北重鎮，協力維新，天下稱治，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此話固然是溢美之詞，但隨著新政的逐次展開，盡管其中有各種問題與不足，但總體來說，清末最後10年的發展與進步還是足以稱道的。

1909年載灃執政後，政局、政風再次為之一變。如《國聞備乘》中說：“孝欽訓政時，權盡萃於奕劻，凡內外希圖恩澤者，非夤緣奕劻之門不得入。奕劻雖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進。至宣統初年，奕劻權力稍殺，而局勢稍稍變矣。其時親貴盡出專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謀生事，內外聲氣大通。”在袁世凱及端方等能臣先後去職後，繼任的直隸總督陳夔龍與總理大臣奕劻等人都是一些善做官而不善做事的巧宦。至於那些年少親貴，就更不足論了。

朝廷末世，政局紛亂，正如何剛德在《春明夢錄》序言中所說：“京師為首善之區，鍾鼎所在，觀聽肅焉。時值承平，紀綱未弛，大臣老成持重，盡有正色立朝之風；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協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義相規；文酒過從，依然風流儒雅。人言朋友之樂無如京師，蓋於飲食酬酢外獨得真趣也。餘於丁醜觀政銓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長安為不易居也”，但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之後，“世事已大異昔時矣，回首春明，重溫舊夢，不禁百端交集矣”！

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死在沙灘上。載灃這些後浪親貴，他們對權力的欲望明顯超過了他們的能力。然而，權力來得輕鬆，失去也必將容易。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嚴峻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