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權在握：打虎還得親兄弟

戊戌變法期間，有維新派官員上書請求光緒皇帝出訪國外，以廣增見識，但奏章上去後被廷議批駁，險些丟了性命。老祖宗立下的規矩，皇族不能出國，不能去那些無君無父的“蠻夷之邦”，載灃雖然去了一趟德國，但那完全是出於無奈。

不過，載灃這次的“德國之行”，應該說收獲遠大於折辱。在德期間，德皇威廉二世命胞弟亨利親王親自招待載灃一行，並抓住適當的機會推廣德國經驗。在德方高規格的接待下，載灃一行人參觀訪問了德國陸軍、海軍、各級軍校及禁衛軍。亨利王子還特別對載灃麵授機宜：德國皇室製度，無論皇子皇弟，均須入讀軍事學校並投入軍伍，由士兵到將軍，逐級而上，以確保軍隊掌握在皇室手中。正因為皇室對軍隊的極大重視，德國軍隊才最大可能地吸引了國內的優秀人才，並將最優質的資源優先分配給軍事及軍工企業。一語道破之，這是一種典型的軍國主義，也是德國在統一後得以迅速崛起的奧妙所在。

不可否認，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到最後都是要失敗的，但在弱肉強食的19世紀，在這個尊奉叢林法則的時期，國家強大即為軍事強大，強大了就可以兼弱攻昧，譬如德國、日本、沙俄，無一不是靠軍國主義起家，而反觀19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在一個毫無遠見的婦人統治下，得過且過，斷無此等念想。

庚子年後，湖南才子楊度在日本留學時提出“金鐵主義”：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從定義上來看，楊度的“金鐵主義”較俾斯麥的“鐵血主義”更進一步，因為楊度不但要提倡軍國主義，還要搞“經濟霸權主義”。這種稱王稱霸的策略，放在當時內憂外困、積弱渙散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劑猛藥。

載灃比楊度更早接觸德式的“軍國主義”，這也是他在德國印象最深刻的。回國後，載灃向慈禧太後奏請設立貴胄學堂，但懾於慈禧太後的威勢，加上胞兄光緒皇帝被禁，載灃此時尚不敢對設立皇族武裝有過分的要求。直到1905年，德國亨利親王來華訪問，載灃才借機提議模仿德國軍製並設立皇家禁衛軍，但在慈禧太後歸西前，此事也未能加以實施。

載灃接班後，隨即下令建立禁衛軍。這支新軍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直接從北洋第一鎮（主要由旗人組成）中抽調，另一部分則從閑散旗人與宗室中的青壯年中選拔。與北洋第一鎮不同的是，禁衛軍直接由載灃掌管而不是隸屬於陸軍部，其目的主要用以保衛皇帝與皇宮。按載灃的計劃，禁衛軍原本是一支純旗人的隊伍，但後來出於平息滿漢之爭的考慮，其中第四標最終招募的是漢人士兵，而另設有一個蒙古騎兵營。1911年初，禁衛軍編練完成。據美國軍事專家的描述，這支軍隊的步兵、炮兵裝備精良，唯一不足的是騎兵。禁衛軍的訓練大臣最初是載濤、毓朗和鐵良，但整個編練過程中的主要負責人為載濤，而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良弼又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09年7月，載灃以宣統的名義下詔，任命自己在皇帝親政前擔任“大清帝國陸海軍大元帥”。載灃的“上任”一度引起了國內輿論的批評，如張之洞在去世前就曾上書批評其集中軍權的貿然之舉。而當時的《東方雜誌》編輯、後來的清史專家孟森也撰文譏諷載灃為明朝那位沉湎軍事玩樂的正德皇帝。

甲午戰爭後，北洋水師被清廷裁撤，中國海防已是名存實亡。載灃上台後，決心重建帝國海軍。他先下令將海軍處從陸軍部中分出並設為獨立的“籌辦海軍事務處”，由其二弟載洵和海軍元老薩鎮冰充當籌辦海軍大臣。1910年12月，海軍部成立，載洵被任命為海軍大臣。在此期間，載灃將現存的軍艦整編成了巡洋艦隊和長江艦隊。當時巡洋艦隊有4艘巡洋艦，即海圻、海容、海琛、海珠艦，其中海圻艦排水量為4?300噸，後三艦均為2?950噸。長江艦隊則多為內河航行的炮艦，不承擔海防任務。

十多年前，中國軍隊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慘敗，除武器、訓練、將帥、後勤等落於人後之外，缺乏專業的參謀部門也是原因之一。由此，載灃抓軍權的另一個舉措是將隸屬於陸軍部的軍谘處改為直接隸屬於皇帝的軍谘府，其三弟載濤被任命為軍谘大臣。所謂“軍谘府”，實質上是仿照德國、日本的“參謀本部”製度，行使軍隊建設與調度、軍事教育與軍官任免、戰略與情報分析等職責。如此一來，陸軍、海軍、參謀本部都被抓到了載灃三兄弟的手中。

看得出來，載灃抓軍權非常堅決，行動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起了地方督撫們的抵製，就連皇族內部的將軍、都統們背地裏也是怨氣衝天。道理很簡單，原來的地方總督、巡撫、將軍等都有一定的調兵權，現在無論做什麽都需要請示軍谘府，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覺得自己的權力受到損害。張之洞死前，曾提醒載灃注意他身邊的滿人派係問題，而在北京的外交界更是流傳一個“內軍機處”（主要成員為載灃、載濤、載洵、載澤等）的說法。

從載灃的這個布局來看，不能說他毫無見識。假以時日，這三兄弟掌握全國兵符也未為可知。或許因為如此，載灃對這些批評並未予以重視。在他看來，隻要抓住了軍隊，海陸軍的權力都抓在自己人手中，便是萬事大吉，皇位永固。但可惜的是，載灃的這個戰略在施展過程中“所用非人”，曆史也沒有給他足夠的時間，但這並不是最致命的。載灃的問題，不在於他對大局的認識，而在於其執行力的嚴重缺乏。一個好的戰略，不能得到堅決有效地執行，那結果仍等於零。

譬如，載灃奏請設立的貴胄學堂，這本是為皇族培養軍事人才的，但那些宗室子弟卻大多不成器。正如清末《竹枝詞》裏嘲諷的：“而今貴胄列專科，功課平均嫖賭多；最有驚人可傳事，也能唱得幾軍歌。”從名單上看，載灃三兄弟也都是貴胄學堂的學員，但除了在開學儀式上露個臉外，他們又何嚐真的會去學堂上課？載灃兄弟如此虛應故事，其他人可想而知。

《清宮遺聞》裏記錄了這樣一出滑稽戲，說貴胃學堂的學生多半為王公貝勒或宗室子弟，所以校內用餐都做得極其豐厚精美，每人一席，一天就要花掉七八兩銀子。要是稍微不順他們的口味，這些人就當席飛盆擲碗，大加嗬斥。就連學堂的總辦、教習，這些人也被視同奴役，任由阿哥學生呼往喝來，唯命是聽。更荒唐的是，學生每日到堂，還得由教習派人去請，有時竟然要請上四五次才勉強到場，而來時又正好挨到午飯時間，於是這些人便叫上飯，吃完後嘴巴一抹，揚長而去。也有偶然來一次講堂的，有時候興致來了，便在課堂裏高唱京調一曲。此等形狀，不勝枚舉。

一日，《北京日報》登出一條消息，說“貴胄學堂學員，享用豪侈，飲食奢華”。學員們看後很不滿，隨即去函改正，稱學堂“飲食隻期充饑，不求其腴膏”雲雲。事實上，這些公子哥兒在學堂的飲食確實比任何學校都要好。他們吃飯采用分餐製，每人一份，兩菜一湯，有魚有肉不說，不喜歡還可以另做。有一次，一位名叫毓逖的宗室嫌菜做得不好，非要廚司給他單炒一個雞蛋。廚司不允，他就罵了起來。末了還是庖丁認賠，給他炒一盤雞蛋。誰知這位爺接過菜來，頓時連盤帶菜摔在地上，甩手就走了。

載灃建立貴胄學堂的目的在於皇族抓兵權，光靠在學堂裏摔盤子當然不管用。正所謂“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載灃的夾袋裏並沒有太多人物。他能想到的，也就是身邊的年少親貴們。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人情社會，皇宮中也不能免俗，而人情的本質，在於血緣關係的親疏緊密，並由此帶來利益分配中的差別有序。由於世代久遠，有些親王的爵位雖尊，但未必能進入權力的中心，而與皇室血緣接近的極少數親貴，反而能一步登天，進入決策的最高層。最典型的，莫過於“載灃三兄弟”現象。這幾個百年前的“八零後”，執掌大權時不過二十來歲，他們能拿得起來嗎？

載灃的二弟、貝勒載洵，其生於1886年，宣統元年（1909年）受命籌辦海軍大臣，次年授海軍部大臣，時年不過24歲。有兄長為之撐腰，年輕誌盛的載洵上任後即宣布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海軍發展規劃，計劃在7年內添造頭等戰艦8艘、巡洋艦20艘、各種兵輪10艘，以編成北洋艦隊、南洋艦隊、閩省等各洋艦隊及魚雷艇三隊；在此之外，還預備成立各洋軍港及船塢，設立海軍大學等等。載洵誌向不可不謂之遠大，然李鴻章當年打造北洋水師曆時十數年，殫精竭慮而最終仍功虧一簣，試以清末財政之困窘，偌大的計劃——費用何出？

載洵受命籌建海軍後，載灃令度支部及各省分籌開辦費1?800萬兩。1909年9月，載洵與副大臣薩鎮冰等乘船赴歐洲考察海軍，先後訪問意大利、奧地利、德國、英國等國，並向意大利訂購炮艦1艘，向奧地利訂購驅逐艦1艘，向德國訂購驅逐艦3艘、江防炮艦2艘，向英國訂購巡洋艦2艘。1910年，載洵與薩鎮冰再度訪問美國與日本，並向美國訂購巡洋艦1艘，向日本訂購炮艦2艘。這些艦艇，後因辛亥革命爆發而隻有部分交貨。

從小即長於王府的載洵，臉寬體肥，二十來歲就大腹便便，實則才華空空。《睇向齋秘錄》中說，載洵訪問美國時，在某次參觀結束後，美方人員禮節性地詢問他：“貴大使有何意見發表否？”載洵隻說二字：“很好。”載洵的回答如此言短意駭，這下可苦了翻譯周自齊。他無從下嘴，隻好為之翻譯道：“貴國海軍精良，足資敝國模範，毋任欽佩！”旁邊的人聽後，都不免掩口而笑。

老醇親王奕譞在時，就曾看出載洵的沒出息。有一次，王府舉行堂會。演到《鍘美案》一出時，戲班為了突出演出效果，特意用秫秸稈做了個假人，然後用一泡豬血綁在假人上，待到包公下令開鍘，豬血就噴湧而出。正當大家為鍘了“陳世美”而拍手叫好時，隻聽一個小孩哇哇大哭了起來。奕譞循聲看去，正是自己的兒子載洵。原來他看到豬血亂噴，以為是殺真人，當時就給嚇著了。奕譞本來挺高興，但看到兒子這麽不爭氣，於是把他叫過去教訓了一頓：“想我21歲那年，單手持刀，一腳踢破肅順大門將之擒獲。汝如此膽量，將來怎堪大用！”

載濤比載洵小兩歲，不過看起來似乎相對成器一些。年輕時的載濤活潑好動，興趣廣泛。他嗜好騎馬，馬術也很高明。同時，他又喜歡京劇，在票友中頗有名氣，可算是半個行家。不過，載濤的荒唐事也沒少幹。據說，有一次載灃回家看望患病的老福晉，載濤聽說後，急忙跑來找老兄，說：“黃鶴樓缺一角色，二哥可為周公瑾乎？”老福晉聽後氣得大罵：“我病如此，爾尚酣歌恒舞以取樂耶？真全無心肝矣！”

載洵出國晃了一圈後，當上軍谘府大臣的載濤也依葫蘆畫瓢，以考察軍事的名義周遊了世界一圈。載濤這次出訪的表現倒還算體麵。他參觀過美國西點軍校，在德國還親自乘坐飛艇。各方對他的印象及評價都不錯，假以時日，也未必不能成才。但是，一個攝政王，兩個小貝勒，這三兄弟的年齡加起來也沒有超過80歲，既無閱曆，也無從政或練兵的經驗。軍國大事，輕於一擲，這其中的隱憂，當然不容小視。

如果僅僅是少不更事倒也罷了，要命的是“洵貝勒”與“濤貝勒”還有其他毛病。時任外務部官員的曹汝霖在回憶錄中說：“親貴貪汙，首推載洵，他在海軍大臣任內，賣官鬻缺，貪得無厭，後到英國定購戰艦，議價未成，先講回傭，聲名狼藉，貽笑中外。其弟載濤，尚知自愛，唯年少氣盛，傲慢性成，人皆以為薰蕕同器，其實以乃兄之汙名而弟同受其累，亦是事實。但以毫無軍事經驗之幼弟，付以陸軍之重任，其舉措亦屬荒謬。張南皮相國力爭不可，未蒙容納，遂自請休致，不久薨於京邸。老臣到此，亦隻付之一歎矣。”

清末以降，世風日下，滿朝親貴，賄賂公行。載濤或許沒有受賄，但並不代表沒人向他送禮。《春明夢錄》中即說：“光宣之際，公行賄賂，專重權貴，末秩閑曹愈難沾丐矣。炭敬即饋歲之意，函中不言數目，隻以梅花詩八韻十韻或數十韻代之，若四十則曰四十賢人，三百則曰毛詩一部，何等儒雅。親貴用事時，有人送濤貝勒千金者，信麵猶書‘千佛名經’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濤不知所謂，舉以示人，後拆開，始知是千兩銀票也。”如果此事屬實，或許從側麵說明載濤的官場經驗遠遠不足，他要是明白“千佛名經”乃“千兩銀票”的含義，也就不會鬧出這等笑話了。

驅逐袁世凱之後，載灃兄弟開始攘奪兵權，其在軍界中搞“大換血”，同時又往北洋係中“摻沙子”，其具體舉措包括：1909年上諭皇帝親任海陸軍大元帥（載灃代理）；將軍谘府從陸軍部獨立出來並提升其權力，以執行參謀本部的職能；用士官係替代北洋係將領，“士官三傑”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及蔡鍔等均被任命為高級將領；良弼提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陸軍部尚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等等。

一係列的組合拳後，天下兵權悉歸載灃兄弟所有，但這隻是表麵現象。要知道，北洋係自甲午後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其勢力經十幾年的精心培植，早已是盤根錯節，深入各個部門。載灃兄弟踢出幾個重要頭目，並不等於徹底拔除了袁世凱的勢力，而如果真要將袁派勢力趕盡殺絕，那整個大清帝國也就大廈將傾，岌岌可危了。

末代狀元、清末立憲派領袖張謇在日記中說：“假如袁世凱一旦死亡，北洋的新軍，據我所知，隻有鐵良尚能運用。鐵良在旗人中，是比較幹練而有計劃的人。他對於陸軍，亦曾埋頭研究。他在軍事上的知識，並不低於袁世凱。不料載灃聽先入之言，罷斥鐵良而不用，不啻自壞長城也。”

鐵良是滿洲鑲白旗人，原係載灃老丈人榮祿的老部下，早年做過兵部侍郎、練兵大臣和陸軍部尚書，本是清末僅次於袁世凱的軍事專家。他當時也隻有四十來歲，年富力強。但這樣一個老資格旗人卻在載灃的軍事結構調整中屢遭排擠，最後從陸軍部尚書的位置上被趕了下去，後來外放到南京去做江寧將軍了事。

鐵良的被棄用，與慶親王奕劻也有一定關係，因為載灃認為鐵良是奕劻的人。不過更重要的是，載灃要為弟弟載洵、載濤掌握軍權而掃清道路。隻要是對他們兄弟抓權有所妨礙，不管是滿人也好，親貴也罷，都要一腳踢開。而後來繼任陸軍大臣的蔭昌，也隻有唯載濤之命是聽了。

像鐵良這樣的例子，還有良弼。良弼家族世代忠良，其祖父伊裏布曾做過總督、巡撫之類的一二品大員，對大清可謂忠心耿耿。後來，由於家道中貧，良弼從小刻苦勤奮，做事果敢，後來又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是滿人中難得的軍事人才。但是，良弼也隻被載灃任命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似有大材小用之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清末親貴的圈子本就不大，但這個小圈子內部仍彼此傾軋不已。京官胡思敬在《國乘備聞》即有“政出多門，八黨之說”：

“洵貝勒總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統軍諮府，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等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勾通報館，據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同治初本有青宮之望，陰結議員為一黨；隆裕以母後之尊，寵任太監張德為一黨；澤公於隆裕為姻親，又曾經出洋，握財政全權，創設監理財政官、鹽務處為一黨；監國福晉雅有才能，頗通賄賂，聯絡母族為一黨。以上七黨皆專予奪之權，無恥之徒趨之若鶩，而慶邸別樹一幟，又在七黨之外。……當時朝士議論，皆言慶黨貪鄙，肅黨齷齪，兩貝勒黨浮薄。”

載灃的福晉是榮祿之女，自小就十分驕悍，也是個惹不起的厲害角色。據說，有一年載濤過生日，太福晉與諸王公都去他府中看戲祝壽。載灃的福晉以身上有孕為借口不去，但眾人走後卻微服上街看戲喝酒。有人看見報告了載灃，後者大怒之餘而回家厲聲斥責。但福晉也不甘示弱，其大吵大鬧，太福晉也管不了。次日，載灃怒氣未息，乘車擊窗，窗折；至海子，乘船擊幾，幾又折。是日臣僚章奏多被嚴斥，輒批雲“著不準行”。京師傳為笑柄，謂王猶是對福晉口吻也。

據說，載灃三兄弟小時候吃燒餅，載洵盡吃芝麻的，載濤好吃麻醬的，剩下的才歸載灃，可見其寬容。對於載灃消極軟弱的性格，《國乘備聞》也有一段生動的描述，說載灃性格極謙讓，與四軍機同席議事時不敢自專，躁進之徒向他獻策，也一概欣然受之。他“內畏隆裕，外畏福晉。福晉與老福晉爭權，坐視無可如何”。有一次載濤氣極，操刀向福晉尋仇，幾釀大變。載濤訪問國外回來後，主張借國債建設海陸軍，並主張剪辮，廷議大嘩。載濤仍呶呶不休。載灃被逼得沒辦法，最後“避居三所，兼旬不敢還家，其狼狽如此”。在召見東三省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瑞澂時，載灃隻說幾句家常，別無他話。“瑞澂欲有所陳，監國曰：‘汝痰病尚未愈乎？’蓋厭其煩聒也”。駐日公使汪大燮回國密陳日本陰謀，載灃聽後不發一言，待汪一說完，即指著大鍾說：“已十鍾矣”，意在逐客。

溥儀也在回憶錄中說了這樣一件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出使德國赴任前去攝政王載灃處請示機宜，載濤陪他進宮並托付他在載灃麵前說一件關於禁衛軍的事。李經邁去後，不大會功夫就回來了。載濤忙上去問他說了沒有，李經邁苦笑道：“王爺見了我一共說了三句話：‘你哪天來的？’我說了，他接著就問：‘你哪天走？’我剛答完，不等說下去，王爺就說：‘好好，好好地幹，下去吧！’”

何剛德在《春明夢錄》中說：“從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書房讀書。餘帶引見，進內時，天皆未明，即見小王公紛紛下學。儒者本有‘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語，三更燈火，今則甫經上課；至五更雞唱，則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與人同也，時間既短，師傅又不無客氣。大概有清以騎射得天下，本重武輕文。即如滿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雇一教讀，其雇價月不過數金，少則隻二金而已。無他，滿人出身容易，不必學優而始可仕也。是滿族人才缺乏，亦誤於‘何必讀書’四字耳。”

乾隆年間，學者趙翼曾這樣描述皇子們讀書的：“每至五鼓，百官尚未早朝，有先至者殘睡未醒，在黑暗中倚柱假寐時，即有白紗燈一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當時的皇子們在皇帝的嚴厲督導下，不分寒暑雨晴，幾乎天天都是如此。趙翼親眼見後，不免慨歎道：“我們這些靠讀書做官的，都不能天天早起，天子之家的金玉之體尚且能日日如是，真是三代以上，亦所不及。”正因為對皇子教育的重視，清朝前期如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嘉慶、道光年間，也就不再有前朝那樣屢出昏君的案例，但在百年之後，這些貴胄子弟早已把老祖宗留下的好傳統丟到爪哇國去了。

如此當國，怎不堪憂？